朱允炆既然被儒家洗脑搞井田制，那为什么不彻底一点按照儒家搞分封制还要削藩

朱元璋 的儿子 朱标 ，也就是 朱允炆 的父亲，他是朱元璋的长子，而且是朱元璋的发妻马氏所生，所以朱元璋十分喜爱他，并且在朱元璋成为皇帝之后，直接立朱标为太子，丝毫没有给其他皇子机会，并且在朱标死后，朱元璋也没有立其他皇子，而是立了朱标的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

朱允炆出生于洪武十年，原本是朱标的第二个儿子，但是由于朱标的长子早夭，所以朱允炆就成为了长子，之后朱元璋一直视其为嫡长孙。

朱允炆从小就十分聪明，好学，并且十分孝顺仁善，在朱允炆十四岁的时候，朱标生病了，朱允炆看见自己的父亲生病十分伤心，于是便一直在朱标的身边寸步不离的照顾着，之后的两年中朱允炆一直如此，后来由于朱标久病但是却医治不好，所以病逝了，当时年幼的朱允炆十分伤心，在守孝期间由于过度的悲伤而导致身体变得消瘦，朱元璋一点一滴都看在眼里。

在这次事情中，朱元璋将朱允炆的表现看在眼中，朱元璋对这位心存善良和孝心的皇孙很是喜欢，并且朱元璋认为要树立在皇位继承上的一个原则，这样就可以避免将来在皇位的继承上出现纠纷，所以他决定要由嫡长子继承皇位， 因此朱允炆就成为了继承皇位的人，朱元璋死后，朱允炆登基为帝。

朱允炆登基之后，对自己的各位皇叔的势力感到恐慌和不安，并且十分害怕。

朱允炆和他的父亲一样，一直都是极为仁善敦厚的人，脾气温和，他一直接触的是儒家的教学，性格温顺，朱允炆虽然有着仁政的思想，但是他在处理政事上的经验是十分少的，并且他腼腆，不自信，因此在登基之初，他的统治完全是靠着几位大臣来辅助自己的，当时在朝中他极为信任大臣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这三位都是儒家的老师，朱允炆将他们三位看成自己的心腹。

这三位大臣和朱允炆他们虽然在才学上都很厉害，但是他们不懂真正的治理国家，他们更多的只是会纸上谈兵，只是会讲理论上的东西，而这些原因导致了之后的许多失败。当时大臣黄子澄和齐泰都在为皇帝出力，并且用儒家的教育来帮助朱允炆成长，而且他们两个一直在研究新的政策，其中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势和威信，但是他们都只是书呆子，缺乏处理政事和实践的机会和经验，因此他们出台的许多东西都是纸上谈兵，难以实现的。

朱允炆登基之初，他是十分担心害怕的，因为他忌惮极为皇叔的势力。朱允炆之后便一直在考虑着增强自己皇位的方式和怎样削弱诸王的权力，并且开始用一些或有或无的罪名加到他们身上，以此来治罪，当时有着六位诸王，分别是周王、代王、湘王、齐王、岷王和燕王朱棣， 在这些诸王中大臣们一致认为最厉害的便是燕王，于是朱允炆便听从了大臣们的意见从势力较弱的侯王开始打击，而朱允炆不知道，自己的这一做法引得朱棣的警惕和反叛的心。

朱棣是一个何等精明的人，看到朱允炆开始打击其他诸王，他自然知道朱允炆的目的就是希望打压诸王已达到削藩的目的，而看到诸王一个一个倒下，朱棣内心自然是害怕的，朱棣一直装病，希望自己能够被放过，但是朱允炆好像不愿意放过自己，并且一直在召唤朱棣回京，最终甚至以朱元璋的忌日来要求朱棣回京城，朱棣知道自己这次不能再拒绝了，于是便派了自己的三位儿子去往京城，而朱棣也开始修建兵队。

朱棣的三位儿子去到京城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朱允炆在大臣的建议下选择囚禁了他们，不让他们回到朱棣的身边，这个时候朱棣便从内心真正的开始想要谋反了，他一直装病、装疯，希望朱允炆能够放自己的三位儿子回来，但是僵持了很久，最终在1399年的时候，朱允炆听从了大臣的建议放他们三个回到了朱棣的身边，此时朱棣便下决心要与朝廷对抗了。

这场对抗的行动爆发在1399年，当时几个忠心于建文朝的军官抓到了燕国的官员，并且将他们送往南京，煽风点火希望处死他们，而这正好成为了朱棣的借口，他以此向临近的县发动战事，最终燕王朱棣和朱允炆之间开始了一场持续了三年的战争，最终朱棣获得了胜利。

可以说朱棣造反完全是因为朱允炆的削藩而造成的，朱棣可能原本无造反之心，但是由于朱允炆对朱棣的一步步逼迫，导致了朱棣不得不造反。

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中国后世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崇古情结，言必称三代，似乎那时的制度是完美的，那时的社会是理想的，今不如昔。其实，且不说井田制是否真正的执行过还有争论，即使有过井田制但在今天的情况下，复古这些制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建文集团过重的文人气息，成为他最后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锐意削藩。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保证大明国祚绵长，亲自设计、制定了多项重要政策，并以宝训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后代子孙严格遵守，大臣有敢轻议者严惩不贷。分封宗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朱元璋先后于洪武三年（1370）、洪武十一年（1378）、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次共封25人（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为藩王，分镇全国各地。朱元璋认为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藩王的权势很重，拥有自己的军队，少则三千，多则数万。特别是北方边防线的几名“塞王 ”，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如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连朵颜三卫都要听他调遣 。太祖朱元璋本意是要以藩王来确保朱家江山，却没有想到虽然为继任者去掉了骄兵悍将这根尖刺，却留下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宗藩这另一根尖刺。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宗藩为“三忧”之一（另两忧为边防和河患），多次上疏太祖。朱元璋不允许有人要改变这项政策，甚至加以杀戮。然而他没有想到，在他刚刚辞世不久，他亲立的皇太孙就因此而丢掉了皇位，真是莫大的讽刺。

他失败的主要原因 是他太仁慈了 没有帝王的那股恨劲

明朝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与世长辞，皇太孙朱允炆登基继位，改年号为「 ”建文”，开启了短暂的建文时代。 这位年轻的君主，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满怀抱负的想要开创一个不同于祖父的崭新时代。洪武朝恐怖、凝重的政治空气让他窒息，他想要的是一个祥和、繁荣的朝政。 没有太多犹豫，他一当上皇帝，马上就着手进行改革。 01 朱元璋以武力夺取天下，他重用武将，大肆分封武将功臣，使朝廷上下弥漫着尚武之风。他采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科举却几度中断，「 ”洪武三年，开科举……至六年，则 又 罢 科 举 …… 于 是 罢 科 举 者 十 年……”。 洪武年间，南京贡院军事衙门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作为朝廷文官之首的六部尚书却只是正二品。《大明律》还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鉴于此项规定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刘伯温仅封了个「 ”诚意伯”，武将功臣封王拜侯者却大有人在。 凡此种种，真实地反映了朱元璋的洪武时代「 ”尚武”、「 ”重武”的态度。 这样的高压政治环境下，文官们都十分谨小慎微，生怕以一言获罪。皇太孙朱允炆自幼生活在儒臣中间，对此感触良深。他一即位，就确立了与祖父迥异的年号「 ”建文”，开始着手进行改革。 改革初期，建文帝就下令提高文官的政治地位：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官员，太仆寺寺丞旧六品提升为五品官员，各布政司布政使从二品提升为正二品官员等等。他还重用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文人作为智囊团，为自己出谋划策、处理政事。 建文帝还下令兴办学校，大开科举考试，扩大儒学教育，加强国子监和翰林院各项职责和人员的合理编排。要求遵循古礼《周礼》行事，并下令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 文官地位的不断提升，间接打开了言路，有利于君主获取更多的意见和建议，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文官之治，从而削弱了将军们、皇子们的权势。 然而建文帝过于器重文官，又逐渐出现重文轻武的局面。众多文人只会纸上谈兵，并没有实战经验，建文帝过于重用文人，导致没有可堪重用的武将，在与各藩王交战时也就难免失败了。 02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至少在其初年，始终以严刑重典治国，他认为: 「 ”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所以这时的刑法十分残酷，条令十分严苛。 《明会典》卷一七三「 ”罪名一”条载: 「 ”洪武初年定真犯死罪条目达六十五条。”并不断以诰或榜文的形式增加条令法规，都是十分苛刻的规定。1397年在收录了大量诰和榜文，并综合之前的法典条令后，形成了一部极其严苛的法典———《大明律》。 建文帝还是皇太孙时，就曾向朱元璋请求更定过严的律例七十三条： 「 ”初，太祖命太子省决章奏，太子性仁厚，于刑狱多所减省。至是以命太孙，太孙亦复佐宽大。常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 建文帝即位后，更是力图改变这种严刑治国的局面。 他对刑官说: 「 ”《大明律》，皇祖所亲定，命朕细阅，较前代往往加重。盖刑乱国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 建文帝的仁政，使洪武年间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更正，一批无辜官吏重新获自由，大批流放的人员返回了家乡。 03 官员秩级和行政设置上，建文帝也作了许多变更。 官员秩级上，建文帝将六部尚书从正二品提升为正一品，以提高其事权，从而也提高了外廷官员的地位。另外，在尚书之下增设左、右侍中各一人，位在侍郎之上。以前，六部下属诸司的名号之前都有「 ”清吏”二字，建文帝命将这二字除掉。 洪武初置御史台，洪武十三年改为都察院，掌纠幼，与刑部和大理寺合称三法司。洪武时以严刑峻法打杀臣僚，都察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朱元璋加强专制皇权的得力工具。 建文帝将之改名为御史府，都御史改为御史大夫，除了名称的改变以外，也是建文帝宽刑省狱和注重教化的反映。建文时的御史府「 ”专纠贪残，举循良，匡政事、宣教化为职”。 方孝孺在《逊志斋集·御史府记》中说:「 ”囊者，法吏执刑刻深，犯者滋众……今上以德养人，群生喜悦，讼者衰止，复古官名以修善政……使黎民醇厚如古代时”。这表明，建文帝更改官署名、职官名，也寓有宽刑之意。 另外，建文帝「 ”用方孝孺等议”，许多官名，品级「 ”仿《周礼》更定”，将殿阁大学士去掉「 ”大”字，通政使司改为通政使寺，大理寺改为大理司，詹事府增置资德院，翰林院复设承旨，改侍读、侍讲学士为文学博士等等。 建文帝还合并了许多州县，裁减了大批冗官冗员。有人据《建文朝野汇编》诸书统计，在建文帝在位的短短四年间，撤销县39个、州9个，另撤销巡检司73个、河泊所49个、递运所41个。与此同时，一些州县的同知、吏目、推 官、知事、垂薄等官吏也被裁减，仅府、州、县学的训导即被裁减104个。 建文帝对职名、殿名也进行了诸多变更。例如，六科给事中都改名为左、右拾遗，显然带有复古的色彩。建文二年八月，因承天门发生火灾，建文帝诏求直言，按照方孝孺的建议，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午门为端门，端门为应门，承天门为皋门，前门为路门。 但从建文帝对官制的诸多变革来看，除了裁减冗官冗员有些实际意义以外，其他的大都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04 建文帝在经济方面也进行了诸多改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轻赋敛和行井田。 洪武年间，江浙一带的田赋较其他地区为重，尤以苏松为最。第一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自唐中期以后，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江浙一带逐渐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朱元璋为了扩大税源，有意加重这些富庶地区的税负。另外，江浙一带官田比较集中，而官田的税额重、租率高、租课合一，数额一般比民田高出数倍，有的甚至近十倍。 洪武年间，有户部官员向朱元璋建议，使官田和民田税则划一，在税收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均平赋税，遭到朱元璋的斥责，有人还因此掉了脑袋。为此，朱元璋明确规定:「 ”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任户部。”他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为了防止这些地方的官员出于地方观念而更改税则。 第二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江浙原来是张士诚的地盘，朱元璋夺取天下的时候，这里的人们极力支持张士诚，对朱元璋多有讥讽，朱元璋恼怒已久，所以有意加重赋税。明人祝允明写道，朱元璋「 ”愤其城(苏州)久不下，恶顽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因令取诸豪族田簿，付有司，惮如其数定税。故苏赋特重，惩一时之弊”。 朱元璋的做法，大大加重了耕种官田的一般民户的负担，阻碍了江南经济的正常发展。当地老百姓不堪重赋之苦，有的逃亡，没有逃的也多有通欠。 针对种种弊端，建文帝下诏:「 ”江浙赋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税，特惩一时之顽民，岂可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田赋既均，苏松人仍得任户部。’这大大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 不准苏松人官员进入户部的规定，这时也得到了纠正。建文帝还采取了一些调整赋税和减轻老百姓负担的措施，他即位当年年底就诏谕全国:「 ”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全国老百姓都能少交一半租赋，这是很得民心的惠政。 经济领域的改革中，建文帝受人议论较多的问题是推行井田制。这种制度带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西周时是否认真实行了这种制度，后人也多有争论。后世的封建王朝不时有人提出要推行这种制度，但都以失败告终。 建文帝是儒家思想的信徒，他把恢复井田制看成是儒家的崇高理想。在大儒方孝孺的建议下，他把恢复井田制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按照方孝孺的说法，实行井田制是推行儒家仁义的基础，「 ”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义”。 这种理想不可谓不美妙，不可谓不诱人，但就是脱离实际，在实践中行不通。 05 朱元璋时期分封的藩王有秦、晋、燕、周、楚、齐、湘、鲁、潭等，诸王皆手握重兵、骄逸不法，他们拥有军队「 ”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 ”岁禄万石，府置官属”，实力十分雄厚。 朱元璋统治时期，诸王不敢表露的觊觎皇位的心思，但在《明通鉴》所述的「 ”蓝玉案”中记载，蓝玉对懿文太子说: 「 ”燕王在国，阴有不臣心”，孟森评价道: 「 ”燕王之不能为少主臣，由来久矣”。 朱允炆即位之前也对藩王势力心存忧虑，朱元璋分封诸王后曾对朱允炆说: 「 ”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朱允炆却回答说: 「 ”虏不靖，诸王御之; 诸王不靖，孰御之?”朱元璋沉默良久。 洪武三十一年太祖薨，下遗诏曰:「 ”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师。”以保证皇太孙能够顺利的继承皇位。朱允炆即位后，在诸王府设立了宾辅，以加强对藩王的监察，但诸王势力雄厚，他不能不感到芒刺在背，削藩势在必行。 汉武帝实行「 ”推恩令”，不废一兵一卒，却削弱了藩王势力。但王莽篡权之时，却因为没有可以与之对抗的强大诸侯势力，导致皇城易主，所以削藩的利弊需要充足的考虑。 建文帝在黄子澄和齐泰的辅佐之下进行削藩，经过齐、黄的分析，决定先削周王。这时周王次子传其有意谋反，所以着手削周，连坐齐王、湘王、代王、岷王。这五王除了湘王自焚，其余的要么入狱，要么被废除藩王的称号。 燕王虽按兵不动，但是建文帝的所作所为尽在眼中，更加坚定了谋逆的决心，他加紧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为战争做准备。黄子澄和齐泰这时主张进军燕王，建文帝却十分犹豫: 「 ”朕即位未久，连黜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 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削燕不可避免，建文帝于是命令李景隆率军征燕，朱元璋遗留下来的基业尚在，燕王的军事实力其实无法与朝廷相比。然而燕王朱棣骁勇善战，富于战略战术，建文帝却重用文人，战场上缺乏可用的武将。 1399年，燕王以「 ”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靖难之役遂起。战争一触即发，建文帝居然还告诫将兵: 「 ”过去萧绎举兵入京，发令部下: ‘一门之内，自极兵威，不祥之极’，今你们将士与燕王对垒，务必体会我这意思，不要使朕背杀叔父之名。” 建文帝的旨意在那，将士们犹如自缚手脚在作战，燕王先后打败耿炳文和李景隆所率领的军队，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如果长期僵持打消耗战，燕王的很难耗过朝廷，但朱允炆性情仁厚，顾及叔侄之情，没有主动向燕王进攻，加上有宦官向燕王告密，1402年时朱棣立即转变战略战术，直接挥师进攻南京都城。 南京城破，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去向。朱棣即位后，对建文一朝的史料记载大量焚毁，大肆诛杀建文朝的官员，抹黑建文帝，建文帝的一切改革也就因此终止。 小结 中国历史上几个盛大的王朝，开国帝王死后大都会经历一个短暂的动荡期，经过二代、第三代的调整和改革，国力才趋于强盛。建文新政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给后世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建文帝一改明太祖时的重武轻文，重用文人方孝孺等人，激起了文人参政的热情。对洪武时期严苛的法律进行了修改，宽刑省狱，减少杀戮，意图以仁治天下。他还减少江浙地区的赋税，体恤、教化百姓，颇得民心。 但他锐意复古，实行井田制、改革地名官名，这些措施都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为改而改，各种各样的革新措施频频出台，很多重要措施并未得到认真落实。 削藩这件事也没有等待合适的时机、采取正确的策略，反而避重就轻、打草惊蛇。 燕王起兵反叛后，他惊慌失措，策略连连失误，再加上用人不当，最后终于丢了皇位。于是，他的那些颇有意义的革新也就付诸东流。 参考文献 1.论建文新政，晁中辰； 2.论建文改制，尚立娜； 3.试析建文帝改革措施，齐春宇。 欢迎关注@间进！ 1.您的点赞、分享、打赏，是作者判断读者是否喜欢的标准。作者会根据读者的反馈，倾向性的写内容。 2.如果看到喜欢的文章不反馈，作者就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以后可能再看不到同类型的文章哦。 3.读到喜欢的文章，一定要让作者知道，这样会有更多您喜欢的内容。 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点赞、分享、打赏支持作者~

汉景帝和朱允文的时代背景不一样，而且朱允文压根就没有削藩的必要。汉初时的诸侯王势力还是挺强的，而且还有地方军政和财政大权，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动摇汉朝的统治。而朱元璋设立的藩王压根就没有多少权利，唯一有点权利的燕王朱棣和宁王还有防备e族入侵的责任。朱允文明明不需要削藩，还偏要学汉景帝，他不失败谁失败

朱允炆没有任用像周亚夫这样的大将

朱棣和朱允炆的叔侄大战始于削藩而终于靖难，朱允炆削藩是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直接导火索。也就是说，朱允炆的悲剧追根究底是源于削藩失败。
纵观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史，但凡出现地方强权威胁中央，帝王为了摆脱藩王制衡，增强中央集权，大多都会选择削藩，其中最著名的除了明朝建文帝削藩，还有汉朝汉景帝削藩，以及清朝康熙帝削藩。
汉景帝削藩，虽然引发了七国之乱，但他仅用三个月便消灭了叛乱七国，确立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权威。康熙帝削藩，虽然导致了三藩之乱，但他也历时八年平定了三藩，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历史上既然有这么多成功案例，为什么朱允炆削藩偏偏会一败涂地呢？

朱允炆，明太祖朱元璋之孙，懿文太子朱标之子，明朝的第二位皇帝，朱允炆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皇位是由爷爷隔辈相传的，所以，他的二十几个叔叔们成了他的天然政敌。
更重要的是，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达成“上卫国家，下安生民”的目的，分三次分封了25个藩王，分别镇守全国各地。这些藩王，个个手握重兵，割据一方，父亲朱元璋在位时，他们唯命是从不敢造次，但到侄子朱允炆登基后，他们无疑成了王朝的最大威胁。
所以，为了皇位长久，也为了江山稳固，朱允炆决定削藩。以朱允炆当时面临的情况来看，削藩肯定是没错的，但他却错在了削藩的方法和顺序。朱允炆削藩过程中所犯的这些错误，早已注定了惨败的结局。

错误一：时机不当，操之过急
朱允炆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6月30日在南京即位，当年七月，在局势不明，根基未稳时，他就是开始大刀阔斧削藩，还曾在一个月内，连削三个藩王，实在是操之过急，计划不周。
错误二：方法不当，成本太高
对于削藩，朝臣是一致支持的，但对于削藩的方法，朝臣却有着不同的意见。当时，朱允炆最宠幸的齐泰和黄子澄主张“强力削藩”，而以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和户部侍郎卓敬为代表的一些大臣则主张“曲线削藩”。
所谓“曲线削藩”，就是效仿汉朝的《推恩令》，让朱允炆把藩王的权力分封给藩王的所有子孙而不再仅仅是嫡长子一个人，而且还要施行异地分封，如此一来，藩王的势力便会随着时间推移被逐渐打碎削弱，不再成为朝廷的威胁。卓敬还建议把燕王朱棣迁封到南昌，既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又维护了叔侄亲情，可谓是一举多得。
其实，相较于“强力削藩”，“曲线削藩”更稳妥，成本也更低，但朱允炆年轻气盛，急于求成，所以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这是他最终削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错误三：顺序不当，主次不分
齐泰和黄子澄都是主张“强力削藩”，但在具体顺序上，二人又是截然不同。
朱允炆登基时，朱元璋的前三个儿子都已经过世，皇四子朱棣是朱允炆年纪最长、实力也最强的一位叔叔。朱允炆削藩，其主要目标就是燕王朱棣，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齐泰认为，擒贼先擒王，应该直接对燕王朱棣下手，只要朱棣被铲除，其他诸王必将束手就擒。而黄子澄则认为，燕王朱棣的实力过于强大，应该从实力弱小的周王、齐王、代王等下手，先除掉燕王朱棣的羽翼，等待时机成熟再一举将其歼灭。
在削藩顺序上，朱允炆再次错误地选择了黄子澄的计谋，给了燕王朱棣喘息的时间，这是削藩失败以及靖难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错误四：放还质子，掩耳盗铃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朱允炆削周王朱橚，建文元年四月，朱允炆又削了齐、湘、代三位亲王。连续四位藩王被削，朱允炆的行动早已打草惊蛇，引起了朱棣的警觉。但是，建文元年五月，朱允炆竟然又听从黄子澄的建议将朱棣的三个儿子放回了北平。
藩王留“质子”在京是惯例，目的就是制衡藩王，以防谋反作乱。朱棣的三个儿子原本都在南京做人质，但朱允炆为了麻痹朱棣，却将三位“质子”全部放还。但实际上，朱棣早已明白自己才是朱允炆的最终目标，朱允炆放还燕藩三子的做法只不过是掩耳盗铃，非但没有起到麻痹朱棣的作用，反而让朱棣起兵反叛更加毫无顾忌。

错误五：重文轻武，无将可用
即便朱允炆以上四个错误全犯，如果手下确实兵多将广，也断然不至于惨败于藩王朱棣之手。朱元璋晚年为了防止功臣造反，也为了让朱允炆顺利登基，于是大开杀戮，其中最主要的屠杀对象就是武将。所以等到朱允炆登基，面临的就是无将可用的局面。
而且，朱允炆自幼接受完整的儒家教育，推崇文治天下，他即位后更加大力打压武将，重用文臣，这直接导致了人心涣散，让本来就屈指可数的武将集团更加丧失了战斗力。这也是朱允炆削藩失败的重中之重。
综上，汉景帝和康熙帝削藩都成功了，唯独建文帝削藩失败，追根究底，是他屡次犯错的必然结果。朱棣之所以能以区区燕地一方土地敌全国兵马，最终获胜登基为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造反成功的藩王，究其原因，当然离不开朱棣本人的雄才大略、筹谋得当，但也与朱允炆的接连犯错息息相关，是他将皇位拱手“让”给了朱棣。

为了皇位长久，也为了江山稳固，朱允炆决定削藩。以朱允炆当时面临的情况来看，削藩肯定是没错的，但他却错在了削藩的方法和顺序。朱允炆削藩过程中所犯的这些错误，早已注定了惨败的结局。
错误一：时机不当，操之过急
朱允炆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6月30日在南京即位，当年七月，在局势不明，根基未稳时，他就是开始大刀阔斧削藩，还曾在一个月内，连削三个藩王，实在是操之过急，计划不周。
错误二：方法不当，成本太高
对于削藩，朝臣是一致支持的，但对于削藩的方法，朝臣却有着不同的意见。当时，朱允炆最宠幸的齐泰和黄子澄主张“强力削藩”，而以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和户部侍郎卓敬为代表的一些大臣则主张“曲线削藩”。
所谓“曲线削藩”，就是效仿汉朝的《推恩令》，让朱允炆把藩王的权力分封给藩王的所有子孙而不再仅仅是嫡长子一个人，而且还要施行异地分封，如此一来，藩王的势力便会随着时间推移被逐渐打碎削弱，不再成为朝廷的威胁。卓敬还建议把燕王朱棣迁封到南昌，既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又维护了叔侄亲情，可谓是一举多得。
其实，相较于“强力削藩”，“曲线削藩”更稳妥，成本也更低，但朱允炆年轻气盛，急于求成，所以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这是他最终削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错误三：顺序不当，主次不分
齐泰和黄子澄都是主张“强力削藩”，但在具体顺序上，二人又是截然不同。
朱允炆登基时，朱元璋的前三个儿子都已经过世，皇四子朱棣是朱允炆年纪最长、实力也最强的一位叔叔。朱允炆削藩，其主要目标就是燕王朱棣，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齐泰认为，擒贼先擒王，应该直接对燕王朱棣下手，只要朱棣被铲除，其他诸王必将束手就擒。而黄子澄则认为，燕王朱棣的实力过于强大，应该从实力弱小的周王、齐王、代王等下手，先除掉燕王朱棣的羽翼，等待时机成熟再一举将其歼灭。
在削藩顺序上，朱允炆再次错误地选择了黄子澄的计谋，给了燕王朱棣喘息的时间，这是削藩失败以及靖难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错误四：放还质子，掩耳盗铃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朱允炆削周王朱橚，建文元年四月，朱允炆又削了齐、湘、代三位亲王。连续四位藩王被削，朱允炆的行动早已打草惊蛇，引起了朱棣的警觉。但是，建文元年五月，朱允炆竟然又听从黄子澄的建议将朱棣的三个儿子放回了北平。
藩王留“质子”在京是惯例，目的就是制衡藩王，以防谋反作乱。朱棣的三个儿子原本都在南京做人质，但朱允炆为了麻痹朱棣，却将三位“质子”全部放还。但实际上，朱棣早已明白自己才是朱允炆的最终目标，朱允炆放还燕藩三子的做法只不过是掩耳盗铃，非但没有起到麻痹朱棣的作用，反而让朱棣起兵反叛更加毫无顾忌。

错误五：重文轻武，无将可用
即便朱允炆以上四个错误全犯，如果手下确实兵多将广，也断然不至于惨败于藩王朱棣之手。朱元璋晚年为了防止功臣造反，也为了让朱允炆顺利登基，于是大开杀戮，其中最主要的屠杀对象就是武将。所以等到朱允炆登基，面临的就是无将可用的局面。
而且，朱允炆自幼接受完整的儒家教育，推崇文治天下，他即位后更加大力打压武将，重用文臣，这直接导致了人心涣散，让本来就屈指可数的武将集团更加丧失了战斗力。这也是朱允炆削藩失败的重中之重。
综上，汉景帝和康熙帝削藩都成功了，唯独建文帝削藩失败，追根究底，是他屡次犯错的必然结果。朱棣之所以能以区区燕地一方土地敌全国兵马，最终获胜登基为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造反成功的藩王，究其原因，当然离不开朱棣本人的雄才大略、筹谋得当，但也与朱允炆的接连犯错息息相关，是他将皇位拱手“让”给了朱棣。

            建文帝和金丝楠木的秘密 

  由于建文帝朱允炆听了一帮文官的建议，实行宽刑省狱，严惩宦官，改革弊政，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脑子一糊涂又实行削藩政策，推广井田制，那些亲王都是自己叔叔辈，人家虽然骄淫奢侈，道德败坏，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直接贬为庶民，也就算了。

    但遇到掌握兵权、久经沙场的燕王朱棣这个硬茬子，人家当然不干啦，直接起兵，美其名曰“清君侧，靖内难”，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朝中没有一个武将能彻底抵挡，战火即将烧到南京。   

  那天早朝结束，建文帝留下二十几个平时经常在一起议政的大臣，商讨该如何解决当前的难题，其中有个大臣翰林待诏郑洽出班启奏，太祖当年怕万岁不能震慑诸王，特在驾崩前给他留了一个遗诏，供奉在太庙，现已危难之际可去太庙请出。   

    建文帝马上率一众大臣前往太庙，简单祭拜过后，守护太庙大臣一看这阵仗已知来意，连忙捧出一只精美绝伦的金丝楠木的盒子，上有皇室专用黄纸封条，建文帝又再拜礼后，然后亲自启封，里面有一张纸，上写：汝若有难，可去西南暂避，途中如有不便，可乔装削发为僧。   

    盒中还有几十张钱庄的银票和金票，票额每张都是千两或万两不等。建文帝见此，顿悟！这是自己爷爷让他遇到不测三十六计，逃往西南诸省，待时机东山再起啊！   

    郑洽又启奏建文帝，当年太祖皇帝还告诉他，此盒还有一个天大的秘密，如建文帝能够凭自己智慧破解那就更好。   

    诸大臣听完以后，纷纷启奏愿追随建文帝出走，这个时候侍卫总管王平安站出来，提议如需跟随建文帝一起的大臣赶紧回去收拾细软，带着家眷分批悄悄出走，走朝阳门，在官道六十里处有个悦来大客栈，在那里汇合后再分批跟随，不然人多车多目标大，诸大臣拜别建文帝后各自回去准备。   

    王平安随后安排副总管谢福密调四名锦衣卫赶紧筹集两辆马车，十匹骏马在朝阳门等候，然后把一个年老的太监和宫女带到一处闲置的宫殿，动作利落的抹了他们脖子，然后又放了一把火。自己悄悄的带了四名贴身护卫保护着建文帝朱允炆、皇后、太子，帮他们换了便装趁乱经密道出来，然后在朝阳门会合后上了马车，头也不回绝尘而去。 

  建文帝随身只带了那只金丝楠木的盒子和自己的玉玺，毕竟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好歹里面有一大叠银票和金票可以帮助自己和那些大臣的生活起居，总不见得沿路要饭到西南诸省吧。   

    一路风尘仆仆，君臣终于在安徽合肥的明源客栈陆陆续续碰了头，真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副总管谢福奏请建文帝，能否请其中一位安徽籍年岁偏大的大臣留守合肥，给他五千两银子，让他在这里买一个客栈，以便随时了解朝廷状况，君臣将来有落脚点也可以把信息传递到这里，建文帝当即准奏，有钱好办事，客栈很快就落实了，君臣再次拜别，建文帝又踏上了逃亡之路！ 

    一路无话，建文帝在沿途每个重要城市都安排年老体衰的大臣设了一个联络点，以便将来可以互通消息，并且都以做客栈为掩护，这样南来北往的消息都在这里汇集，以后方便通过信息起事，他们年纪大了也经不起长途跋涉，不如就地隐居。   

    这天君臣赶路，到了湖北荆州，建文帝落脚承天寺，其余诸大臣在周围客栈入住，人多肯定会引起官府注意！   

    连日的旅途奔波，自己也有点力不从心了，决定在这里休整几天再继续赶路。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第二天早上日上三竿，建文帝才起床，连日舟车劳顿，把自己累坏了，何况那帮不怎么运动的文人。 

  吃过早饭，建文帝在承天寺漫无目的的闲逛，眼前景色如画，可他却无心欣赏，真是愁有千万，对自己的未来充满迷茫，本来想散散心，可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信步路过一间小院，抬头一看，是一间独立的青砖瓦房，小院收拾的很干净，有个六十多岁的僧人在神情专注的清扫落叶，听到后面的脚步声，回过身来双手合掌打了一个招呼，僧人的嗓音非常有磁性，又有穿透力。建文帝一下就被这个僧人吸引了，充满好感。   

  上下打量这位僧人，只见他穿着一袭半新半旧的僧衣，眼睛目光炯炯，看上去明亮睿智，精神矍铄，遂上去攀谈，发现他非常谦卑，谈吐文雅，言语又充满智慧，自己的心情慢慢放松了，眉头也稍微舒展开来。两人相谈甚欢，建文帝油然而生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僧人自称静慧，原来是这个寺院的方丈，静慧方丈把建文帝请进屋内，又谈了半个时辰，就依依不舍的告辞了。 

    晚上掌灯时分，听到外面更夫开始起更了，建文帝不由自主又独自陷入了沉思，随手打开包袱，把那只金丝楠木的盒子拿了出来，双手来回在盒子上摩挲着，这只金丝楠木做工精美，漂亮的虎皮纹在盒子上错落有致，在烛光中更加显得精致（阴沉金丝楠木，又称乌木金丝楠。因其特殊原因，埋入土中或者沉入水中，经过3000年以上而形成，可见其珍贵程度。它是软木中最为珍贵的品种之一，更是要有莫大的机缘才能寻得。所以只有帝王才能使用，贵族和官员擅自拥有要带来杀身之祸）。 

  建文帝对自己的爷爷神机妙算深感钦佩，明太祖朱元璋毕竟也是从战争中经历过来的，把这片江山打下来，什么阵仗没见过。打开盒子拿出玉玺细细把玩一番，思绪万千，心情充满惆怅，真是心有千千结！   

    不想了，叫上外屋侍卫总管王平安一起出去走走，顺便透透气，信马由缰不知不觉又走进那间小院，建文帝暗想，来都来了，不如进去和静慧方丈探讨一下，如果自己和那帮贴心大臣当局者迷，没准静慧能旁观者清呢。   

    王平安上去叫开了门，只见静慧方丈意味深长看着他俩，微笑着把两人迎进屋内。建文帝那颗浮躁的心不由自主的平静了下来。   

    建文帝和静慧方丈目光一对接，发现人家笑脸盈盈的在看着自己呢。人家已然深知对方已知来意（或许建文帝做贼心虚亦未可知），事已至此，夫复何言。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请王平安到外面望风守卫，自己对静慧方丈大大方方的亮明了身份，并且把自己目前的处境和对未来的迷茫一五一十的告知对方。 

    静慧方丈默默的看着建文帝，轻声细语的娓娓道来：你踏进我的小院，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虽然你精神不振，意志消沉，但你仍然气势带着威严，谈吐带着官味，从你的手眼身法步看出绝不是泛泛之辈，你的随从对你的态度毕恭毕敬，不敢有任何懈怠，再结合当前局势，你必是建文帝无疑。   

    静慧方丈又和建文帝分析了之前的败笔，首先是他过于优柔寡断，性格沉稳安静，可能从小接受了儒家思想，肯定比不过手段狠辣，手握兵权的朱棣。   

    二是锐意削藩，前面几个叔叔辈王爷虽然道德败坏，有很多不是，夺去人家的爵位贬为庶民也就罢了，但又听从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那帮文官，把燕王朱棣的三个人质儿子放回去，回头又去削人家的爵位，那燕王已经没有后顾之忧，手下又兵强马壮，兵权在手，你威胁到藩王的富贵，不是逼人家造反嘛？   

    三是盲目恢复井田制，在自己没有坐稳江山、兵权牢牢掌控的情况下，去动江南地主阶级的利益，那帮豪绅当然不干啦，何况那帮人在朝廷的关系网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四是明太祖大杀功臣，尤其是武将，最后连上战场带兵打仗的人选都没有，本来大将军耿炳文知道燕王厉害，守城守的好好的，最后临阵换将又找了一个不懂兵法、纸上谈兵的李景隆，最后节节败退，建文帝又没有徐达、常遇春那帮打仗勇猛的武将（早被朱元璋干掉了），不输才怪。 

    那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爷爷又给你安排到西南那里暂避灾祸，说明你既没有治国安邦平天下的能力，又没有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凶狠，说白了你还是不适合当一国之君。 

    建文帝听完如梦初醒，真是醍醐灌顶啊，又请教下一步该如何应对，静慧方丈微微一笑，拿出纸笔，写了一首诗：

事大如天休变休，

咱家无空可悲秋。

宅前杂草勤梳理，

身后行径慢悟由。

无聊莫做欺天事，

有酒还邀旧日友。

自做自收凭自乐，

布衣不与更多求！   

    随后告诉建文帝，皇位身不带来，死不带去，只是一个虚相，谁有能力谁干，自己找一个地方隐居起来，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有什么不好？   

    建文帝听完，若有所思，沉默不语，默然许久，长身而立，对静慧方丈一揖到底，开门，出屋！大步流星往自己的住的方向走去，淡淡的身影逐渐溶进夜色中！ 

    一夜无话，第二天起来用过早膳，建文帝神清气爽，和王平安有说有笑的交谈着，还把副总管和皇后、太子也一起叫来，君臣、家眷几人一起把承天寺细细的逛了个遍，一扫往日的忧愁，太子脸上的笑声又重现了，皇后看建文帝今天兴致很高，久违的微笑也表现在嘴角。   

    第三天早上，建文帝带着随从、皇后、太子、一群跟随的大臣来到幽静的方丈室，和静慧方丈告别，并且悄悄的和他耳语，说了四个字：我想通了！静慧方丈含笑看着被自己点化了的建文帝，给了他一张纸，上有两行字：你强任你强，清风拂山岗，你横任你横，明月照大江。   

    建文帝看后迅速放入自己怀里，把一个小包裹递给方丈，说了一句，留个念想吧！依依不舍告别方丈，君臣依次登上马车，每隔一盏茶时间出发，大队马车前行实在是太扎眼了。   

    静慧方丈待他们走后层层打开包裹，展现在眼前的原来是一方羊脂白玉的玉玺，玉玺上八个字：既寿永昌，受命于天。静慧方丈立即了然于胸，随后就找个地方悄悄的掩埋了，轻轻的说了一句，只不过是一枕黄粱而已。   

    车辚辚，马啸啸，建文帝和大臣们到了贵州后，在贵阳的一个郊外定居下来，那里比较偏僻，人迹罕至，总管王平安就是贵州贵阳人，他带着两个贴身护卫骑着马到集市上买了两辆装货的大车和挽马，由于语言相通，又熟知当地风土人情，在一个月内分批采集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君臣房屋的布局比较散落，人一安定下来，也就没有什么斗志了，目前要兵无兵，要将无将，光有鸿鹄之志，却无实力，也只能是空谈罢了。   

    朱棣毫不客气的登上皇帝的宝座后，立马杀了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那帮忠臣，甚至还诛了他们的族，也知道自己属于篡位，建文帝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肯定不是个事，所以下旨七次派了太监郑和带着宫里那帮太监去四处寻找（派宫里的太监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建文帝，派别人就算相见不认识也是白搭），终究是一无所获，人家在贵阳眯着呢。   

    建文帝在三个月之内花了一笔钱给自己正、副总管和八个护卫找了当地的女孩为妻，在自己儿子二十岁那年娶了逃往大臣中的一个女儿，如果娶别人家的女孩怕说不清自己的家世。   

    又过了多年，自己的皇后生病撒手人寰，建文帝孑然一身，带着总管王平安和四个贴身护卫和家眷悄悄的来到云南狮子山一座寺庙里，削发为僧，把副总管和四个护卫留给自己的太子，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安心定居在那里保护自己的儿子，留给儿子一段话：以后切切不可与王家和谢家结仇和结怨。   

    有一天茶余饭后，建文帝朱允炆随手又拿出来那只金丝楠木的盒子，细细端详着，猛然发现盒子里底边有一条很难察觉的缝隙，露出一个纸角，连忙拿一把小刀轻轻的、慢慢的撬开，露出了一张纸，上面的字迹经过多年虽然有些模糊，但还是能看出大概，看完以后大叫一声：原来金丝楠木盒子里的秘密是这个啊，害得我好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