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圈是如何论述物种起源的

根据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的定义为指标，汉字文化圈的形成要素包括以下5点：
册封体制 汉字 儒学思想 大乘佛教 律令制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更充满信心与优越感，认为落后的地区会被中国吸引，前来朝贡。中国文化可以不断的扩大，达到“世界一家”的理想境界。
越南 秦始皇设象郡，将越南北部首次纳入版图。 汉初，赵佗灭安阳王，设交趾、九真等郡，将疆域延伸到今越南中部。 朝鲜 高句丽、百济、新罗鼎足而立。 半岛北部：东北的高句丽南下占领了乐浪、带方两郡，将疆域拓展到朝鲜半岛，同时与分裂的北方中原诸政权维持敌对关系。 西元五世纪初，全盛时期的高句丽与东晋结盟，形成与中原王朝南、北两面外交关系。429年高句丽迁都平壤。 半岛南部：百济位于半岛西南部，临渤海湾，曾长期与高句丽为敌，与东晋、南朝较为密切。新罗位于半岛东南，临日本海，初期透过高句丽吸取中华文化，与北中国的关系较为密切。 六世纪以后新罗兴起，朝鲜半岛上形势产生变化。高句丽联合百济，以压制新罗，新罗转而与中原国家较为密切。 372年高句丽设太学、传入佛教、颁律令（初期以高句丽为最盛）。384年百济设太学、颁律令。
日本 与南朝建立朝贡关系。根据南朝史书的记载，倭五王的倭国继百济、高句丽之后，在五世纪中与南朝建立朝贡关系的第三个。 西元538年佛教由百济传入日本。同时期，中国的儒教、易学、历算、医学，亦先后由百济传入日本。 朝鲜半岛首次出现统一王国—新罗。西元583年，新罗始颁布律令及允许传布佛教。政治、经济制度仿唐制。文化上，新罗创出用汉字来标音的“吏读文”。科举考试指定书籍是儒家经典。大量派遣留学生至长安的太学，如崔致远高中唐科举进士，且娴熟汉文，归国后，备受国人推崇。
日本 西元七至九世纪，中国进入隋唐时代，日本逐渐进入主动、直接吸收中华文化的时期，是历史上吸收中华文化最多、最快的时期。 从西元607年初次派“遣隋使”至中国，往后二百五十年间，遣使不断。透过使节来华的留学生、学问僧，唐代文化大量传入日本。 天皇名称、“日本”国号的确立、中央体制、地方制度、考试制度、土地田赋制度等，日本多以唐制为蓝本。 奈良、京都受唐式文化影响深远，此两京的建筑系仿自唐代的长安城。 日本人借用汉字偏旁发明“片假名”、根据汉字草书发明“平假名”。 奈良时期，中国的成实、三论、法相、俱舍、华严及律宗传入日本。至京都时期，在传入天台与真言（秘宗）后，完成了大乘佛教的东传。 艺术、娱乐方面，唐朝各项艺术娱乐传入日本，如围棋、书法、音乐、舞蹈等经过消化改造，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越南 唐设安南都护府。 五代末越南吴朝独立。

儒学文化的地位·儒家文化圈·天下观念与东亚世界

儒家文化圈的形成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其间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伸缩，但其发展脉络却是历历可观。据司马迁《史记》载，五帝曾被“天下”诸侯推尊为“天子”，凡“日月所照、风雨所至”均为“天子”所辖的天下。天下也可以是巡狩或声教所及的四方或四海之内。其时的天下并无明确的地理上的分野。天下观念在《诗经· 北山》中有形象的表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此，“天下”的观念仍不明确，但其大意是明确的，即以天子为中心而形成的四方或四海的天下。

文化意义的天下观念

在周朝，天下观念进一步地明确起来。其天下秩序是以天子为中心，诸侯为外围，四夷为诸侯的外围的层层的防卫系统。这种防卫系统实质上反映了周人的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政治伦理思想。周人重“亲亲”，重“内外”。亲亲之义在于爱有差等、内外有别，由亲而疏，由内而外，层层向外推演开去。这就是所谓的“内其国而外诸侯，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诸夏以王室为中心，对夷狄而言是内，对王室而言又是外。

周人上述的天下观反映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但它不只是单纯的地理中心的天下观，而是一种文化意义的天下观。这就是后来儒家所谓的夷夏观。华夏文化优越于四夷，所以应以华夏的文化来改造四夷的文化，使四夷浸润德泽。天下就是由文化较高的华夏诸邦和文化落后的蛮夷所组成的。这种观念，在春秋之后不断得到更进一步的明确和发展，成为国人一种积淀很深的意识。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在隋文帝给高丽平原王汤的玺书中得到最好的落实。玺书云：“朕受天命，爱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扬朝化。……王既人臣，须同朕德，……诸藩顿颡，为我臣妾。……朕于苍生，悉如赤子，……普天之下，皆为朕臣。”(《隋书》卷八一《东夷高丽传》)在隋建国之后，高句丽屡次侵犯新罗、靺鞨、契丹，所以隋文帝才移书告诫高丽王。文帝以天子自居，视高丽王为臣下，要求其“守藩臣之节，奉朝正之典，自化尔藩，勿忤他国”。与此同时，文帝也自责曰：“当由朕训导不明。”可见，隋文帝与高丽王的关系就是君臣关系。又如突厥沙钵略可汗妻千金公主，本是后周宇文氏之妇，后周被隋取代之后，沙钵略曾致书文帝曰：“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同上，卷八四，《北狄突厥传》)隋文帝与沙钵略为翁婿关系。这是拟血缘制的最好例子。

东亚世界的关键纽带—儒学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在实际上的落实常常受到种种历史条件的束缚。如国力不振、地理阻隔。因此，中国的天下观念得到最有效的落实的地区便自然是在东亚的高丽、日本、越南诸国。这样，这一地区自成一个文化世界，即东亚世界。

东亚世界既成为一独特的世界，它就必然地具有与其它的地区或世界相区别的种种特性或者说构成东亚世界的种种要素是这一世界所独有的。那么，东亚世界的共同的文化要素是什么呢? 对于此一问题有很多的争论。有人说是儒学、科举、典制、技术、宗教等五项;有人说是政治上的支配与服从关系、军事上的支配与从属的关系。据唐法(即律令)而对诸国的支配、由唐代宗教(佛教)而产生的权威及秩序形成的经济的支配与依存关系;有人说是汉字、儒学、律令、佛教等四项。较普遍的看法是，组成东亚世界的共同要素为汉字、儒学、律令、中国的科技及中国化的佛教这五项。如汉字传入东亚地区远在诸国成立之前，传入朝鲜北部至迟当在公元前四至三世纪之时，传入朝鲜南部至迟当在公元前三世纪，传入越南北部至迟也当在公元前三世纪，传入日本，至迟当在公元前后。东亚诸国成立后，汉字是东亚各国内唯一的公用文字。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近代。汉字在东亚各国的流传，必然伴随着汉文化在东亚诸国的广泛传布。由于东亚世界通行的汉字、儒学等五项要素都源自中国，所以东亚世界的形成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化圈的形成。

中国文化圈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只有构成这一文化圈的五项要素全部出现，才可以说中国文化圈的最终形成。西汉自汉宣帝征服了匈奴之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威大增。这一历史状况使中国的天下观念得到了充分的落实。而当时的日本、朝鲜尚未完成建国工作。当时东亚地区虽有文化交流，但中国文化圈却不能说已经形成。文化圈的完成必须待东亚地区诸民族完成国家形态的建构，而当时的朝鲜半岛是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日本的倭国大和政权也大致刚开始统一诸小国。当东亚各国建国工作完成之时，中国却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五项要素中的律令制及中国化了的佛教，只是到了隋唐统一之后才得以形成。隋唐统一，也即七一八世纪之交，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圈的形成时期。至于越南，自汉迄唐，一直接受中国的统治，情况有些特殊。

在形成中国文化圈的五项要素之中，儒学是最为关键的一项，因为儒学是中国及东亚各国政治统治的思想基础。从此着眼，我们又可以把中国文化圈称之为儒家文化圈。据文献记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曾经设立“太学”，这是朝鲜设置中国式的官立学校的开始。儒家经典是其基本教材。可见，至迟在四世纪后半叶儒学已得到高句丽官方的大力支持，立为官学。日本方面，五世纪初百济博士王仁携《论语》、《千字文》抵日，可说是儒学传入日本的开始。其后陆续通过归化人(尤其是百济人)经由朝鲜半岛传入儒家经典。到七、八世纪之交，儒学经典已在日本社会广泛流传。七世纪后半叶，日本开始筹设中国式的公立学校。至八世纪初而完备。越南自汉以后一直受中国统治，七、八世纪之交，犹是中国的一部分。十世纪前半叶，越南开始走向独立。独立之后，越南在吸收中国文化方面反而较前更为积极。儒学传入东亚各国时间虽有先后，但儒学传入这些国家之后，却都在当地生根开花，成了东亚各国的统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