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皇朝如何彻底征服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人

谁是征服者？征服中原的游牧民族被汉族同化了。
公元200年到公元600年左右，是整个地球的一个寒冷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小冰期。北方各民族在寒冷气候的影响下全部南迁，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后面的民族一波一波地把前面的民族推向南方。气候温暖时，人口众多，北方新民族入侵南方，也可能向东西扩散。西欧历史上的蛮族入侵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从此，欧洲的人口彻底改变了。同样在中国北方，大量北方民族入侵南方，持续三四百年，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五朵野花。根据通史记载，五绝时期是中国最混乱的时期。事实上，这一波民族入侵不仅改变了中国原有的人口结构，中国北方原有人口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一波又一波地入侵南方，改变了南方的人口结构。
征服朝代是两种制度的混合。
三国时期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大帝国。五国前后建立了十六个小国，大部分不能算帝国；前秦最多可以算是一个，曾经统一了几乎整个中国北方。不过这些小国值得注意：他们的领导人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大汗，一个是大帝。前者是指胡人的领袖，后者是中国的皇帝。这种双轨制在中国历史上沿用已久。除了宋明之外，所谓的征服王朝，包括采取混合制的唐朝，都是双轨制。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的混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是信息的向下传递和向上反馈经过不同的渠道，会导致信息混乱的问题。
五代后期，北方局势逐渐明朗，鲜卑人拓跋族建立北魏。北魏疆域辽阔，不仅统一了中国北方，还统一了草原和沙漠地区。经过几代人的涵化，北魏逐渐成为中国的王朝，但北方边境地区却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胡人文化，甚至连中央政府派驻那里的士兵也变成了胡汉人。北齐的高，就是今天从河北北上的汉人，后来以胡人的身份出现。北魏、北齐、北周的统治者总是在汉化与汉化之间摇摆不定。北魏本身的汉化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到了孝文帝时代，完成了制度的本土化，先解散了北方部落的部落制度，再建立起汉社会的官僚制度。而沿边六镇始终不愿意地方化，最后六镇奋起反击，取代拓跋政权，建立北齐北周。北齐北周六镇集团是胡汉民族的军阀。
鲜卑人建立的三个王朝统治着大片领土，内部并不和谐。汉人只是表面上接受了胡人的政权。即使胡人已经汉化，汉人还是在各地建立了相当自治的社区，国家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统治。胡军阀正在以军事组织的名义回归部落组织。所以这些朝代几百年来一直在不断调整重组，从分裂中寻求整合。
文化冲突与重组
征服王朝所面临的这种文化冲突与重组，在中国历史上并不仅限于这一次。以后所有的征服王朝都要处理同样的问题。而且，因为他们处理的方式不同，所以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过去的历史教科书总是说胡人进入中原就汉化了，但是
在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方面，五滥活动的影响是深远的。到了汉代，席地而坐逐渐演变为坐在椅子上睡在床上，进门脱鞋成为穿鞋入门。房间的高度增加了，窗户的位置也抬高了；就衣服而言，宽袍大袖改为窄袖长衫。这些变化是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
在政治上，胡统治者对其他非汉族人更友好，即使他们不是自己的民族。因此，胡人的帝国与中原邻国之间的心理界限相当模糊，甚至影响到他们对信仰的选择。胡人认为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也是胡教的一种，而且是一种他们觉得更亲切的宗教，所以他们对佛教的保护往往比汉政权更积极。南北朝时期佛教的迅速扩张，是胡统治者接受和支持的结果。
这种信仰选择与族群认同的相关性，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到。蛮族入侵时欧洲接受了基督教，罗马军队中有很多蛮族士兵。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促使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另一个性质不同的例子：近代日本侵略韩国，很多韩国人选择信仰基督教来排斥日本佛教和神道教。这个例子的结果是相反的，但是深层的心理动机是一样的。
唐代的胡汉双轨制与军民分工
隋帝国，尤其是唐朝，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的正统王朝，但也有胡汉双轨制的背景。唐朝的兵制不是全面征兵制，北魏的军事集团是按家族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他们拥有土地和农奴，是由人民维持的军人家庭。他们基本上是胡人的后裔。唐代的府军制与均田制有相当大的关系，在今天的新疆地区可以找到，在广大的南方我们还没有找到同样的痕迹。
在唐代，北方和西方的胡人把唐太宗称为天可汗。因此，唐朝的政权由两部分组成。除了汉族，还有大量的胡人族群，从今天的东北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中亚。在他们的心目中，李皇帝就是天可汗，也就是说，李家实际上就是胡人，这样才能统治胡人的地区。唐朝的兵很多是外族，高仙芝是朝鲜人，安禄山是东北的杂胡。安史之乱后，叛军首领几乎都有胡人背景。政府自己的很多将领根本就是胡人，比如李光弼、蒲古槐恩，甚至郭子仪的北军中也有很多维吾尔人。他们的后勤供应依赖于维吾尔人。从安史之乱到唐末，今天的华北一直到东北，基本都是不听中央号令，不读孔孟之书的胡化地区。
另一方面，隋唐，原本立足北方，统一南方。他们统一中国为汉人，对南方文人以礼相待，尊重保存在南方的中华文化。所以唐代的文人官僚很大一部分是南方人，而且大部分是南方人。佛教南北统一，其实是以南方为基础的；同样的情况在南北道教的统一中也可以看到，南方的道教传统也已经盛行。这个广阔的南方包括今天的印度支那半岛和中国西南部。在音乐、工艺美术、医药方面，占据强势地位的是南方成分。
这种南北文化双轨制使得唐朝的治理呈现出文武分离的局面。唐朝的使臣基本上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对政府的约束不是很大。中央政府的官僚，无论是北方的汉人还是南方的人，向中央反馈的信息，反映了文志地区人民的生活，但往往不能反映胡华士兵地区的实际情况。直到渔阳传来震天动地的战鼓声，中央政府也不是很清楚北方发生了动乱。这个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杨的盲听。其实当时的学者也不是特别清楚北方已经和德国疏远了。大乱时期，几乎所有的战争都发生在中原，南方相对稳定。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把中国分成了两半。
唐朝的官僚制度和汉朝不同。汉代的司法审查是全国范围的，但是唐朝的士人都聚集在京城，然后中央选拔一些有才能的人。这群公务员往往集中在一些官僚派系的大家族，或者他们青睐的人才。他们并不代表全国，也不能带来全国各地的消息，全国各地也没有人替中央宣传和解释政府政策。初唐，形势一片大好。安史之乱后，地方有权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任命官员，甚至以中央政府官员的名义留在当地。比如杜甫被四川地方长官任命为中央工业部外交部长，但他在中央根本不担任职务，只是在四川听他的命令。事实上，这样的官僚集团是没有办法真正按照初唐设计的中央制度来执行政令的。相对来说，唐朝的地方政府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很多事情都是地方决定，不需要请示中央。他们还有权调动地方资源，做一些地方建设，不需要中央政府的许可。
唐代治理外族的策略
唐朝的双轨制使政府不得不关心许多外交事务。唐朝事件很多，尤其是伊斯兰教突然崛起。从西方向东方的扩张造成了中亚的混乱，对中国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唐朝时中亚羁縻有200多人，都是中亚当地的部落。唐朝只是表面上派个大都督监督。唐朝的高仙芝与黑衣大食在朱罗斯河上交战，唐军大败，中国从此失去了在中亚的霸主地位。很多战败的部落大批来到中国，中国要给他们一个位置。他们只能被安置在广阔的北方，这些中亚部落的后裔居住在从今天的甘肃、宁夏到山西、山东的地方。这是天可汗称号所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在胡人眼里，天可汗确实是东亚各种胡人的总首领。中国的血液，因此增加了许多中亚和中亚。后来北方的汉人，很多都有中亚胡人的基因。
传统的中华帝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应该只有距离，没有边界。天可汗的上述作用，其实是因为它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中唐以后，中国西部有很多强国，奴隶贩子在《火炬之光2》中孵化巢穴。唐初西藏吐蕃异军突起，青海大草原上的吐谷浑骤然强大。这两大部落的兴起，可能是因为自然气候的变化，使得青海西北地区盛产水生植物，也可能是因为隋唐以来丝绸之路的畅通，丝绸之路旁的部落获得了过路财神的好处。唐初平定吐谷浑费了很大力气，唐军也吃了不少苦头。杜甫的诗《你看不见青海头》、《压根儿把老白骨遗忘了》、《新鬼怨老鬼哭》、《风雨天黑最响》都是描写谭的
吐蕃平定后，吐蕃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开始迅速扩张，唐朝不得不与文成公主结婚以换取和平。唐盟碑表达了两个平等政权之间的协议，即吐蕃不是天可汗的下属。在今天的新疆，突厥的后裔散居在许多民族中，在中亚分分合合。它们是上述脚镣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面对维吾尔人和伊斯兰教徒的新兴军队，他们大量移居中国，所以西方至少有三个大国：吐蕃、维吾尔人和伊斯兰教徒。
中唐以后，中国已经不能再以中国的姿态处理西方事务了。面对这些势力，唐朝大臣李米的政策是交远友，近攻。在这三个西方大国之间，他们以二打一，以一打二。他们采用了完整的国际政治技巧，不再作为一个大帝国统治世界。
唐朝的对外贸易非常活跃。陆地上有很多说粟特语的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回贩卖。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定居，并通过。唐政府管理他们的方式是任命他们自己选出来的萨保来管理他们的内部事务，有点像今天的外族领事官，但只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这种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同样，通过海上通道进出中国的海商大多是阿拉伯人或犹太人，唐政府也要求他们的宗教领袖管理这些大量居住在中国的外籍家庭。这些制度再次表明，一国两制的管理形式与世界传统国家有很大不同。
贵族社会的终结
唐朝的灭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安史之乱开始，唐朝就没有稳定过，而唐朝真正的灭亡，应该是唐末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造成的。黄巢之乱前后，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不止一次，通常都是因为农民活不下去了。唐朝末年，气候不冷。按说不应该有活下去的局面，也只是因为赋税太重，政府上层不了解民情，百姓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才会铤而走险造反。我们谈到了汉代统治结构中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的对应关系。虽然唐朝已经有了科举制度，从民间吸收了大量的人才进入政府，但唐朝毕竟还是一个贵族统治的社会。《二十四史》只有唐史有所谓的《宰相世系表》，说明唐朝政府上层长期被一小撮贵族垄断。那些民间科举进士，很多也是贵族子弟。更何况，科举制出身的文人，要真正进入决策阶层，是非常困难的。另一方面，唐朝的地方官员在避籍制度下是外地人，不了解当地情况，经常换岗。因此，汉代地方官员所能承担的回馈信息的功能，在唐代是无法实现的。结果乱了就乱了，乱了就乱了，以至于一个庞大而辉煌的王朝在农民的锄头和镰刀下分裂成了许多小国。
唐朝的制度不是中央集权的，对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治理方式，甚至不同的包容方式。同时，唐初中国的南北方看似统一，但实质上南北分裂并没有完全消失。安史之乱后，虽然南北双方都在一个政府的合法统治下，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南北差异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中一直延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总是把唐朝和汉朝相比较。我个人曾经说过，汉朝厚重，唐朝宏大，厚重是充实的一块，宏大是懈怠的一块。汉唐发展毕竟不一样。

因为当时生产力发展了，西汉又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草原上的部落也开始走向统一。

游牧帝国因为是居无定所，所以就算要去攻打人家一般人也找不到，而且这些人经常在外面，身体素质就比常人强。

因为游牧帝国的人，从小就生活在马背上，个个能征善战，慢慢从草原上的小部落逐渐变成大部落。

答案是：历史的发展，让农耕和游牧文化圈在西汉时发生了碰撞，所以会出现草原帝国。

这是因为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没有能够种植的土地，比较荒凉，不适合中原人民在这里发展，所以不愿意花费时间去占领这里。

因为要统一北方的游牧民族的话，必须先开战征服他们，往往游牧民族的战斗力比中原的战斗力要强大。

因为北方游牧民族人口稀少 ，又不断迁移，需要统一的成本太高，无利可图。

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交通闭塞，还有就是他们对北方地区的地形不是非常的熟悉所导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