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的“士”指地主还是官员

古代的“士农工商”中的“士”分为两个阶段，早期指军士，后期指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

1、管仲变法中提出的“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这里的“士”指军士，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2、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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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变法中四民分业，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

1、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

2、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

3、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思迁，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

4、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管仲变法

参考资料来源：经济参考——首页 >> 正文>>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古代的士农工商指的是古代四种民众的总称，古代所谓四民，经指做官的、从农的、百工、经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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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是一部记录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的书籍。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

管仲（公元前723年-约公元前645年） 汉族，名夷吾，字仲，又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

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 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参考资料：士农工商-百度百科

士农工商原本没有确切的代表，却被认为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与管仲最初的想法不符合）。

古代所谓的“士”就是读书人，把士放在第一位主要是鼓励读书，人读书多了就会知书达理，人人都知书达理了，国家就好管理了。在农耕社会，农民是社会财富的实际创造者，抬高他们的地位就是奖励农桑，只要人人衣食无忧，社会就安定了。手工业者则向社会提供生活用品，所以地位也不能太低。

商人被放最后，是因为古代认为商人是不从事生产的寄生虫，专干投机取巧，舞弊钻营的事，他们唯利是图，道德败坏（实际上商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犹太人就是例子），代表的是贪婪和欲望，所以必须打压，因此商人被放在最后，有钱也被人瞧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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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台湾学者赵冈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他甚至认为：“明清以前的产品商品率未必就比明清时期低。”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参考资料：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经济参考网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四民制度贯穿始终。所谓四民，指的是古代中国的四种公民，即士、农、工、商，除此以外，还存在许多“贱民”，他们比四民阶层更低，归为“贱籍”阶层。四民是古代中国政府对于平民职业的基本划分，同时它亦是国家百姓的总称，可以说，四民就是国家的基石。不过职业的种类极多，为何中国古代社会阶层专门将平民们划分为士农工商呢？

古代所谓四民，经指做官的、从农的、百工、经商的。“四民”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其文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於管子。

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把人民分为四等，分别为“士农工商”，封建社会中，商人的地位一直是处于最末端的。

士：指的就是读书人，士大夫。读书人是有机会当官，成为统治阶级的，因此，士被排在了第一位。

农：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大国，平民大多是农民，而统治阶级的财富大都来自于农民的赋税，所以统治者会鼓励平民务农，农民的地位自然会更高。

工：指的是百工，也就是干技术活的。这些人不直接参与粮食生产，但很多地方却离不开他们。比如制作衣物，陶瓷等等。

商：指的就是商人了。在古代士大夫眼里，商人就是投机者，并不能给社会带来实际价值，因此地位低下。

四者地位的排位究其原因，应该有三个：

一、经济原因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便到现在也是如此。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能够自给自足，商人却不能产生更多的社会价值，被人认为是投机取巧的人，不被人待见。

二、政治原因

封建社会是中央集权制，拥有极大财富的只能是统治阶级，而商人却利用特有的手段，聚集到更多的财富，与统治阶级同样享受，自然不被统治阶级认可。同时，商业发达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从事商品经济活动，会大大减少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使田地荒芜，因而会被统治阶级打压。

三、文化原因

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讲究血缘与宗法制度的民族，有着严苛的伦理文化秩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要求“均平”的伦理文化，而商业经济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时刻威胁着小农社会均平、宁静、停滞的生活伦理。只有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才能保持平静，这与统治阶级的要求和社会要求相符。

这四个字在不同时期，含义略有不同。

《 管子 》里所言,是指当时社会是由四个主要阶层组成.分别是士、农、工、商。又因为“兵”皆从“农”而来，故无士、农、工、商、兵的说法。

秦汉之前的士也可指氏，指的是贵族阶级或统治阶层；从汉开始的士，或是罢黜百家之后的士，专指读书人，既儒学子弟。

及宋，因商业兴盛，士农工商的含义也不能仅限于这四个阶层，可泛指百业人员，即所谓的三百六十行。

《 管子 》里的四民说把“商”排在最后，不是鄙视“商”，单纯就是读音通顺。不管是士、商、工、农，还是士、农、商、工，都没有士农工商读起来顺嘴。

不管是管仲还是编撰《管子》一书的人都知道，若“商人”当初没有从事商贾，也不可能取代夏，并建立延续六百年的商朝。这些人又怎么会贬低“商”呢？

商的地位，在朱程理学大行其道后越来越低的原因，是“士”的需求，而不是社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