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考成法如何能防止一些官员欺压百姓来提高自己的业绩呢

张居正的考成法对明朝官员肯定有影响。考成法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官员的积极性，大家都一改往日拖沓的作风，变得兢兢业业，为了每年考核的合格，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

张居正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考成法。考成法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官员的积极性，为明朝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内部动力。

考成法，相当于当前年终评估系统，也就是说，在年初制定各级官员今年要完成任务的各种指标，和一个接一个转录成一本书(类似于目前的目标责任声明),中央离开副本，当地存一本书，然后在年底根据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为了检验考成法的顺利实施，还制定了配套的奖惩制度，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奖善罚恶。例如，一个主政官员，在今年年初发布了一个税收任务，那么当地官员的关键就是围绕着一目标任务进行，在这个年底，如果全额或多完成，然后祝贺这个官员，至少保持官位，甚至可以晋升；如果目标任务没有完成，那么对不起，降职使用，如果下一年没有完成，然后降职，直到没有更多的降职，打包离开。

当然，我们的中国地大物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某些地方确实存在因为自然灾害等原因无法完成指标的现象，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完成的任务，只要完成一定数量也可以合格，但每个人都不高兴，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90%，如果你能完成90%，估计是没有必要抱怨的，所以还是诚实的工作！

就这样，考成法严格执行和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国库，国力蒸蒸日上，明朝焕发了活力，一改正德年间以来一直走下坡路的局势，重新走上了上坡路，这一切的创造者，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

一、政治上整顿吏治

张居正作为当时的内阁首辅，可谓是为大明朝操碎了心，他针对当时的官场情况，大力打击庸官，制定考成法，用于考核官员的业绩水平，淘汰了一大批不称职水平差的官员，同时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内阁的权力，使地方到中央都能有效的贯彻他颁布的命令，使大明朝的吏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官员为官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可以说官员的称职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提升。

二、经济上打击地主经济

张居正之前的大明朝土地兼并很严重，张居正针对大地主大量兼并土地的情况，他在全国范围内全面丈量土地，并且实行大名鼎鼎的“一条鞭法”，这是我国赋税制度上的又一大创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可以说促进了大明朝的税收水平，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助推明朝的商品经济发展，同时打击了地主豪绅抢占土地的势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同时也使大明朝的税收大大增加，有利的充实了国库，使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三、军事上防御为主

张居正时期他重用戚继光，安排他守长城，同时修建防御工事，有利于抵挡鞑靼人入侵，同时还在东南沿海打造战船，防止倭寇的骚扰，在张居正改革的这十年间，大明王朝基本上是国泰民安，而且基本上肃清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扰明王朝的“南倭北虏”的边患，这是值得我们去给他点赞的。他从政治经济军事这几个方面出发，挽救了大明朝，给大明朝续命。

综上：张居正改革是有贡献的，他的贡献不可泯灭，他的改革使大明朝国力强盛，万国来朝。

明朝中期以来，出现了内忧外患，明朝几乎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首辅张居正推行变法变法革新，力挽狂澜，将一个几乎濒临灭亡的明朝从悬崖边又拉了回来。张居正改革，也和商鞅变法、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并列，成为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改革事件之一。张居正的改革不能恢复了明朝的国力，延续了明朝的统治，还对中国的赋税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仁宣之治”后，明朝就走向了衰落，从宣德之后到万历之前的130多年，明朝政治不断腐败，经济不断恶化，边防日益严峻。明朝的持续衰落首先和明朝的政治制度有关。明朝废除了宰相制度，使得君主的政务空前繁多。因此，皇帝不得不依靠宦官来处理政务，这就是使得明朝的宦官专权空前严重。从明英宗时期开始，明朝经历了王振、汪直、刘瑾等著名的宦官专权事件。宦官专权的结果就是政治迅速腐败，朝野一片乌烟瘴气。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1547年考上了进士走上了政坛，在嘉靖和隆庆时期，张居正是通过内阁大臣、宦官之间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徐阶担任首辅时，对张居正十分器重。隆庆初期，张居正就成为了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后来李春芳取代了徐阶的内阁首辅地位，张居正又联合高拱夺李春芳的首辅之职，高拱为首辅。1572年，明穆宗去世，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继位。张居正就乘机联合东厂提督太监冯保驱逐了高拱，自己成为了首辅。张居正又穆宗陈皇后和神宗生母李贵妃极力巴结，终于受到信任，得以独揽朝政。连万历皇帝对张居正也十分的害怕，大臣更是“莫敢异同”。

张居正

在历史上，能够成功推行重大改革的，要么是皇帝亲自改革，要么是得到了皇帝的全力支持，不然起改革必然会因为面临巨大的主力而失败。如商鞅变法就是得到了秦孝公的全力支持，而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皇帝摇摆不定。而张居正独揽大权，权倾朝野，“上窃朝廷之权，下侵六曹之职”，这也就使得改革的推行了有了坚强的后盾。

同时，为了方面自己政令的推行，张居正将内阁变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张居正在1573年出台了考成法，以六部控制抚按，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如此，就将内阁从一个秘书机构转化为了中枢行政机构，使得自己的政令得以迅速推行。《明史・张居正传》说:“居正为政，以尊王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同时，张居正也出台了随事考成的制度，使得朝廷的事件能够到地方贯彻落实。全国上下的政务，除了一般例行公事之外，其他都要另立文册两本，一本用于推行，一本用于内阁查考。而且审查的频率较高，能够做到“月有考，岁有稽”。如此，朝廷发布的命令就能够得到了贯彻执行，提高了行政效率。

张居正故居

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张居正

同时，张居正裁撤了一批冗员，提拔和奖励了一批贤良官员，使得明朝长期以来的腐败现象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张居正自己位高权重，权倾朝野，因而起改革可以雷厉风行地进行了。当时远在云南的黔国公沐朝弼多次犯法，朝廷官员也奈何不了，而张居正则派遣人员将他逮捕。张居正的吏治改革为了其他的改革奠定了一个基础。

明朝在中后期，面临两大经济问题，一是土地兼并问题，二是财政问题。土地兼并是古代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法解决的死结。明朝建立以来，皇室、宦官和勋戚就凭借政治特权大肆掠夺土地，《明史·食货志》“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1393年，明朝拥有税田850万顷，到了1502年只剩了422万顷，下降了一半，这些土地基本被皇室、官僚等吞并。税田减少了一半，但是明朝的田赋却只减少了十分之一。1393年，全国田赋总额为2944万石，而到弘治年间为2679万石，总体相当。这说明，明朝对农民的剥削几乎加重了一倍。当然，除了田赋之外，明朝还通过明朝政府还采用征收折色银的办法加重对农民的赋税。农民起义就是一个朝代农民生活状况的晴雨表，明朝后期地方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不断动摇着这个朝代的根基。

和土地问题紧密联系的就是财政问题。从明朝初期到明朝后期，国家从农业方面获得的税收总体上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明朝的财政支出却空前加大了。明朝初期，国家推行了屯田制，使得明朝的军队可以自足，因而国家财政收入基本是够用的。但是明朝中期后，屯田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不得不推行了募兵制，使得军费开支日益庞大。另外，随着时间的发展，明朝的官员数量和宗室都突破了10万，这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养。加上贪污腐败等原因，明朝后期的财政已经枯竭。1567年，据户部统计，国家太仓仅存银130万两，而官兵的支出就达到135万，边防需要236万，补发年例银182万，三项通计总支出银需553万两，还不算其他的开支。

白银

张居正认为，“豪强兼并、赋役不均”。也就是土地兼并导致了赋税不均匀，使得富者越富，贫着越贫，加重了社会矛盾。因此张居正在经济上的改革也就是从土地问题入手。1578年，张居正下达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的命令。在丈量过程中，地方好强不断阻扰，张居正则坚决打击。到了万历九年，全国的土地丈量完成，得出全国的土地面积为713万顷，比弘治年间多了300万顷。土地丈量的完成，为张居正制定新的赋税制度打下了基础。

张居正视察漕运

同时，张居正又督缴正赋田税。过去，明朝的地方贵族、豪强等拖税漏税十分严重。地方官员不敢向他们督缴正赋田税，转而向农民强征。张居正规定“以钱谷为考成”，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收到严厉的处罚。也就打击了豪强地主，对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同时也增加了财政收入。

1581 年，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内容主要有几条：一，将过去的田赋、人丁税、徭役和杂税全部统一为一条；征税的依据按照田亩的多少；由实物税收改为货币税，缴纳白银。一条鞭法的改革，简化了税收的程序和项目，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和官员的舞弊和贪污，有利于减少百姓的负担。同时，一条鞭法减少了农民、商人、手工业着对国家的依附关系，而征收白银也适应了商业的发展趋势。一条鞭法上起两税法，下开摊丁入亩，是中国赋税变革的里程碑事件。

通过丈量土地和推行一条鞭法，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了迅速的增加。当时明朝的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在增加财源的同时，张居正也在力求节约。他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另一方面又减少皇室的开支。他要求万历皇帝“切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无功之赏，可罢者罢之。务使岁入之数，常多于所出”。这无疑对国家财政的节省是十分有利的。

明朝中期以来，周边的局势就十分严重。在蒙古方面，先是瓦剌强盛，出现了土木堡之变。又是鞑靼强盛，占据了河套地区，连年进攻明朝的“九边”长城地区，甚至出现了“庚戌之变”。在东北方面，女真族早已不受明朝的控制，不断侵扰辽东。在西北方面，关西七卫已经全部沦陷，明朝势力退到了嘉峪关以内。在东南沿海，倭寇十分猖獗，经过了戚继光和俞大猷等人的反击，最终才稳定了沿海的局势。

张居正进入内阁后，就开展军事建设。在此之前，明朝地方的将领往往受到了地方文臣的牵制，严重缺乏自主权。在边疆将领获得战功时，地方文官往往分功领赏，在将士边防不利时吗，文官又通过奏章推卸责任。如此，使得边疆将士的积极性严重受到了打击。张居正则严格论功行赏，防止文臣挣功，改变了边疆将士士气。1575，李成梁取得辽东大捷，兵部录叙张居正运筹之功，他固辞不受。

八达岭

针对明朝军队军击败坏，组织散漫，战斗力差的问题，张居正提出“兵不患少而忠弱”。他下令整顿全国的军队，加强训练。在他的严厉要求下，兵部把练兵好环列为考核将帅优劣的标准。张居正整顿军纪的重点在京兵，以此作为全国整顿军纪的楷模。1581年，在北京进行了一次“大阅礼”，以展示整顿军队的成果。此后，又重用谭纶和戚继光整军练兵，加强了京畿地区的防务，最终使得京畿地区的边防军队“植立不动，边军大装，自是始知军令”。张居正还命令边关修建防御工事，同时命令军队以防御为要，不能随意冒险出击。

戚继光

对蒙古方面，坚持对蒙古的“封贡”，使得北方总体保持稳定，“俺答款塞，久不为害。”不过，封贡就需要明朝向蒙古提供一笔“市赏”，不过这大大减轻了明朝的边防压力和经济负担，也为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安定提供了条件。万历五年(1577年)，山西、宣、大总督方逢时说:“八年以来，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并说:“计三镇岁费二十七万，较之乡时户部客饷七十余万,太仆马价十数万,十オニ三耳。”如此，明朝皆可以每年节省军费开支60万两。当时，蒙古的小王子部和女真族不断侵犯辽东，张居正就启用李成梁镇守辽东，边境晏然。

广宁城李成梁石牌坊

张居正加强军队整治，加强了边防，这为万历后期的朝鲜战争、平定宁夏之乱，平定播州之乱，抵抗缅甸的入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张居正时期，明朝始终没有和周边国家和民族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边境总体处于和平的局面。和保障和平的就是明朝军事力量的加强和有效的民族政策。

万历皇帝

1582年，张居正去世。张居正的改革也告一段落，明朝重新又陷入了快速的衰败之中。张居正的改革是明朝最后的回光返照。此后，万历皇帝24年不上朝，国家局势摇摇欲坠。经过了“万历三大征”和萨尔浒之战，中缅战争，明朝基本耗尽了自己的国力。不过这不能抹去张居正最后的辉煌，是他让明朝多延续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