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觉得汉文帝是政治上最得刘邦真传的，而刘邦却没发现，觉得最像自己的人是赵王刘如意

历史上的汉文帝当然是明君，开创了文景之治。在刘邦死后，吕后专权，一众老臣和刘氏子孙是敢怒不敢言，等到吕后死了，都城就发生了政变，吕氏被灭。这时候功臣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拥护毫无背景的刘恒为皇帝。这时候刘恒处于弱势，功臣集团刘恒不敢动，自己的侄子刘襄和兄弟刘长更是惹不起。于是刘恒以静制动，顺着功臣集团的意，遇到实在不想做的事就装糊涂转移话题。最后将功臣集团大部分人熬死，当那些人威胁不大的时候，就开始收拾他们了。

是的，他是一个有战略思想的人，他在位期间兴修水利，然后也废除了肉刑，当时的老百姓安居乐业，非常富裕，他采用的是以德服人的方法，然后特别孝顺，他为人宽容平和，衣着朴素，导致唐朝出现了强盛安定的局面。

历史上的汉文帝非常的有才华，在他在位期间创设了许多新的措施和政治理念，让百姓的生活更加富足，国泰民安；汉文帝确实可以算得上是一代明君。

两千多年的帝制史诞生许许多多的皇帝，若是将这些皇帝放在一起做一个幸运排行榜，汉文帝刘恒大约榜上有名。
汉文帝之母薄姬不受其父汉高祖刘邦的宠爱，地位低下，刘恒非嫡非长，在继位问题上无任何优势。他能继位主要缘于功臣派与皇族派共同诛吕之后，需要立一个新皇帝。而在诛吕过程中毫无作为的刘恒，却在此时被功臣派拥立为帝。
可以说，万众瞩目的帝位，是刘恒平白捡来的。
刘恒既不像汉高祖刘邦南征北战数年，吃尽苦头才得到帝位。刘恒生来是皇子，不必这么苦尽甘来，也没有经历夺储争斗，帝制史上皇子们争夺帝位几乎是常态。刘恒之前就有赵王刘如意和太子刘盈的储君之争，其激烈程度甚至令彪悍的吕后都惊慌，跪地感谢支持刘盈的大臣。
而刘恒，他没有经历任何斗争，他一个庶出不得宠无作为的皇子，就这么轻而易举登上帝位，他是不是非常幸运呢?
那么，为何刘恒如此幸运?
我们还得从汉高祖刘邦的正妻吕后说起。吕后，原名吕雉，她本是吕公的女儿，因父亲见刘邦气度不凡，日后必定大富大贵，便被嫁给了刘邦，当时，吕雉刚刚二十岁，而刘邦则大他十五岁，且早已生下一子。
嫁给刘邦后，吕雉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而刘邦则依旧整日游手好闲。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刘邦也赶去起事，留下吕雉在家中照顾老人小孩。刘邦当上汉王后，很快便与项羽开战，吕雉一度被项羽抓住当作人质。汉朝建立后，刘邦先是立吕雉之子刘盈为太子，但不久又因宠爱新欢戚夫人而打算改立，不过始终没有成功。
刘邦去世后，吕后把持朝政，她对刘邦的其他妃子、儿子都展开了残忍的报复。为了报丈夫被夺走之仇，吕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将原本貌美的戚夫人做成了人彘，并将她与刘邦所生的儿子如意毒杀。
不只是戚夫人，据《史记》记载：高祖崩，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 而高祖後宫唯独无宠疏远者得无恙。也就是说，凡是得到刘邦宠爱的妃子，都被吕后幽禁在宫中，只有那些不得宠的女子才幸免于难。不必多说，刘邦后宫里这些被幽禁的妃子，最后要么被折磨致死，要么郁郁而终。
在这场浩劫中，汉文帝刘恒的母亲薄姬幸免于难，她本是秦末诸侯魏豹的姬妾，后来魏豹被刘邦击败俘虏，她便被送到宫中的织布工坊。一次，刘邦偶然瞧见薄姬，觉得她很有姿色，便将其召入后宫，不过皇帝毕竟日理万机，所以薄姬很少被临幸。汉高祖五年(前202)，薄姬为刘邦生下一子刘恒，后来，刘恒被封为代王，驻守在晋阳。
史书记载，吕后对宫中进行清理时，薄姬以希见故，得出，从子之代，为代王太后。很少被宠幸成为了此时薄姬的幸运，她得以前往儿子的封地，享受安宁的生活。
刘邦的儿子中，见于史册的一共有八位。其中，次子刘盈是刘邦与吕后所生，刘邦死后他便即位为帝，是为汉惠帝。三子刘如意是刘邦与戚夫人所生，被毒杀，五子刘恢自尽，六子刘友受王后诬陷说他想谋反，于是被吕后幽禁，断绝食物而死，八子刘建死后，被吕后绝后，废除封国。
早在吕后时期，刘恒就表现出他的睿智，吕后曾想封刘恒为赵王，而此前的刘如意，刘恢，刘友均为赵王，若是刘恒也当赵王，估计下场好不了多少，刘恒以为吕后守封地为由拒迁封地拒当赵王，逃过一劫，所以说，成功者也有其必然因素。
在朝中，吕后先是立其子刘盈为帝，自己则实际掌权，刘盈去世后，她又立自己的孙子刘恭为帝，原本，汉惠帝的皇后无子，吕后便将惠帝与宫人的孩子谎称是皇后所生，而将孩子的生母处死。刘恭得知此事后，声称长大后会作乱报复，于是吕雉将他废掉，另立其弟刘义为帝，并将他改名刘弘。
吕后的做法令朝臣们十分不满，于是她死后，刘邦的长孙，齐王刘襄连通陈平、周勃等大臣发起动乱，将吕家势力从朝中清除，并将刘弘废黜，准备改立新帝。经过一番考虑，大臣们选择刘恒作为新君，并拥立他为帝。
代王刘恒在功臣派与皇族派联手灭吕的时候没有一点表现，真正在灭诸吕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是齐王刘襄，那么，为什么功臣派拥立新君时却放弃立大功的皇子，转而支持丝毫没有表现的代王刘恒呢?原因在于，大臣们不喜欢有作为有能力的皇帝，若是皇帝无能，权臣便可把持朝政，像刘襄立了大功，已有威望，肯定不受控制，代王低调，无作为，估计容易操控，故而，功臣们选择无作为的代王。然而刘恒并不是一个受人摆布的傀儡，在他称帝以后打击权臣，巩固皇权。这大约也是周勃等大臣万万没想到的。

是，他是汉高祖的第4个儿子，他为人宽容，然后政治上特别低调，他在位期间特别朴素，特别低调，兴建了水利工程，导致汉朝处于强盛安定的局面，当时的老百姓都步入了小康社会，他对待匈奴入原这件事情采用的是以德服人。

我觉得是，别人为争皇帝之位争的头破血流，他却轻轻松松地当上了皇帝，他当上皇帝后，吕后就死了，没有人影响他。

是；感谢吕后的不杀之恩，其次感谢吕后替他杀了竞争者，排除妨碍，顺利登上皇位。

汉文帝是汉朝的第三位皇帝，其出身可以说相当低下。其母薄姬不过只是魏王豹的小妾，后来被刘邦纳为妾室。在母系方面，由于薄姬淡泊寡欲，父亲刘邦的心思又全在太子刘盈与赵王刘如意身上。所以汉文帝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得到任何提拔和培养。
混一个王爷做就算是不错了，加上母亲薄姬的低调，汉文帝当然没有其他的奢望。可汉文帝没有奢望，时代却把汉文帝推上了帝位。这让汉文帝着实是大吃一惊，甚至汉文帝还因为找不到自己被推举的原因，认为这是一个陷阱，所以不敢继承帝位。
而如果连汉文帝这个登上帝位的主人公，都找不到自己被推举的原因，那汉文帝究竟是如何登上帝位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也不算是难以理解，首先汉文帝在刘邦的儿子中排行很高，虽然排行老四，可在当时他的三位兄长齐王刘肥，汉惠帝刘盈，赵王刘如意都已经去世，他成了刘邦在世的长子。
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继承制度。汉文帝上位也是理所当然，其次汉文帝的母系羸弱，或许也是他可以上位的重要原因。毕竟汉朝刚刚经历了吕后专权的历史时期，不想迎来第二位强势的太后。薄姬这个淡泊寡欲的女人成为太后，对于汉朝大臣来说，也算一件好事。
当然如果只是薄姬本人如此，薄姬有很强大的亲属，那汉朝大臣或许也会犹豫，但她没有，没有的话汉朝大臣就可以放心了。这同时也引申出了汉文帝可以上位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汉文帝性格上的原因，他足够低调。低调到什么程度?低调到当了皇帝不像皇帝，这还不足够吗?
天子需要有天子的威仪，但汉文帝在这方面，与他的儿子孙子相比，真的是相差很多，他高高在上的感觉很少。所以后世才会有海瑞评价汉文帝有“亲民近民之美，慈恕恭俭之德”，这就可以看出汉文帝这个人的性格特点，节俭并且没有统治者的臭架子。
这对汉朝的大臣陈平周勃等人或许是最大的吸引力，其他刘姓王室继承人都没有汉文帝的低调，有着皇室的臭架子。这似乎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可这些刘姓宗族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当时中央的权力不在刘姓手中，而是在陈平周勃这些老臣手中。
他们才不会甩这些刘姓宗室的面子，你们谁最低调，对我们最尊重我们就选谁，能力血统都不是问题，他们在乎的是他们的权力，而不是汉朝的兴亡，这种想法在某些情况下会灭亡一个国家。好在幸运的是，汉文帝是个既低调又有能力的皇帝。
所以老臣们就算是出于自己的利益选择了汉文帝，也不算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最后也成就了汉朝的崛起。

我国历史上共400多位皇帝，只有极少数能广受肯定，他们要么是鼎盛王朝的开创者，如刘邦、刘秀;要么文治武功强盛，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但在历代众多大家眼中，西汉的第五位皇帝——汉文帝刘恒才是千古明君的标杆：
他是《史记》中评价最高的皇帝，司马迁称赞“霸陵如故，千年颂声”;钱时、邱濬、谢肇淛、曾国藩等人都认为他是“三代以来最贤君主”;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则认为：“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
当然，他也是西汉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其他三位是汉高祖刘邦、汉武帝、汉宣帝)。
汉文帝的明君名声并不是空穴来风。对于皇帝来说，并不是只有开国、打仗才是历史功绩。汉文帝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历史最需要的时候登上了舞台，其后又用最合适的方式，解决了众多阻碍西汉王朝发展的矛盾，为强汉的出现开启了可能。
孝文帝刘恒幸运登上帝位，是西汉统治阶层剧烈矛盾的产物
刘恒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头号“捡漏王”，他之所以能幸运登上帝位，“得益于”西汉统治集团矛盾的白热化。
当初刘邦死后，西汉朝廷的大权归于“与高祖共定天下”的吕后之手。为了巩固权力，她一手扶植、培育吕氏外戚的势力，一手打压、削弱刘氏宗室。高压的环境下，除了惨遭不幸的戚夫人、刘如意母子外，其他藩王也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而时任代王的刘恒和母亲薄姬，则因卑微的出身、低调的为人，得以安然无恙地待在远离权力漩涡中心的代地。
吕后在世期间，虽然有违背白马之盟、分封诸吕为王的过界行为，但一来她的威望、手段、身份不可撼动，二来她保证了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的利益，因此双方相安无事。但吕后并不明白“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的道理，在她死后，仍霸占西汉权力中枢的吕家“官二代”们已经成了功臣、宗室严重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180年，吕氏全族“被叛乱”，遭到了周勃、陈平以及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等人的联合诛杀。
就像吕后临终前指出的那样：“今吕氏王，大臣弗平”，这一事件其实是功臣、外戚两大集团间矛盾的总爆发，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陈平、周勃以及宗室主动发起的宫廷政变，但由于他们掌握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道德优势，才显得合情合法、理直气壮。
在这之后，围绕着“拥立谁为皇帝”的收尾工作，掌握了大权的功臣们很费了些脑筋。当时的四大人选如下：少帝刘弘、齐王刘襄、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但少帝是吕后所立，长大后定会对功臣大加报复，首先排除;淮南王年纪太小、舅舅家太凶悍，排除;而在诛吕中立下功劳的齐王理论上最适合，但一来他性格强势，二来舅氏名声不佳、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吕氏，随之也被淘汰。
经过详尽的分析斟酌后，原本最没有存在感的代王刘恒成为了首选，他为人低调、“仁孝宽厚”，而且母亲一族风评“谨良”，于是幸运地被周勃等人迎立为新一任皇帝。
虽然因矛盾而幸运捡漏，但这些矛盾也注定了刘恒的皇帝宝座并不好坐。
功臣们斟酌再三、殚精竭虑挑选皇帝，核心述求就是为了有效保证自身的利益，因此他们才倾向于挑选一个成年且口碑较佳的宗室子弟;
但这件天上掉馅饼般的好事，却让刘恒心生狐疑。在接到来自长安的邀请后，刘恒召集部属开会，不少人对周勃等人的小算盘极为怀疑：“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即这些功臣老将精通军事、 深谙权谋，出于地位、利益的需要才邀请刘恒为帝，野心勃勃、不好对付。
其后经过亲信宋昌的分析、找人占卜、派自己的舅舅去京城踩点后，刘恒才终于下定决心动身进京;而随后在长安附近的渭桥上，周勃与宋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双方经过一系列的较量、试探后，刘恒才安然登上了帝位。
这就意味着，接下来汉文帝的为政既不能毫无作为，否则即有可能沦为傀儡;又不能过于刚猛直接，要不然后世海昏侯被废的尴尬一幕极有可能提前上演。如何处理皇权与功臣集团之间的关系、维持双方的权利平衡、维持统治的稳定与发展，对汉文帝的政治智慧提出了极高要求。
汉文帝这样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软化硬、无为而有为
之前远在代地的汉文帝，其实是法家理论的拥护者，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法家的刑名之言，向来以刚猛、直接、不讲情面而闻名，秦朝的灭亡正是与此相关。
但汉文帝的强大之处在于，面对统治阶层内部的重重矛盾，他能够控制自己原本的理论倾向，改为运用谋略、智慧加以应对，巧妙地软硬结合、胡萝卜加大棒。
进宫后，他一方面让亲信宋昌、张武统领禁军、安抚皇宫，另一方面对诛吕事件定性：“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顺势对功臣、宗室大加褒奖。
正式即位后，陈平、周勃、灌婴等元老仍旧被委以要职，同时还与宗室诸王一同被重重赏赐，比如周勃被加封食邑一万户、黄金五千斤;陈平、灌婴每人加封三千户、黄金二千斤;其他参与诛吕的人员也雨露均沾、皆大欢喜。
但在局面稳定后，汉文帝就通过迂回、柔和的方式劝退功臣集团的骨干人员、收回皇权。
比如对于元老派的实际首领周勃，汉文帝起先让人对其进行暗示、游说，以“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的措辞，提醒长期处于权力核心的周勃应当急流勇退，以避免功高震主。
周勃自愿下野后的第二年，因为陈平去世，汉文帝又把周勃召回了相位，以此造成“相位仍在功臣集团内部交替”的印象，对元老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安抚、迷惑。
但到了下一年，由于多次发生日食，汉文帝利用古人的迷信心理、对古制的信奉，迫使周勃回到封地，实际上就是再次下野，丞相职位转移到了威望、能力更加逊色的灌婴手中，由此一步步淡化功臣集团的影响力。
对于反对者，汉文帝则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趁着匈奴入侵的机会起兵，汉文帝下诏只追究元凶，许诺对顺从朝廷的济北官吏、百姓甚至叛乱者都予以赦免，迅速瓦解了对方的斗志。
而对于自己的嫡系，汉文帝同样采用艺术、柔和的处理方式。当初在代地的亲信张武受贿，他没有简单的付诸司法部门，而是当众对其大加赏赐，等于告诉对方：你要是缺钱，可以找我要，干嘛干出受贿这种有辱斯文的事?张武无比羞愧，其他大臣也深有触动，担心背上道德包袱而自我约束。
公元前170年，自己的舅舅薄昭杀害朝廷使者，汉文帝于是命令一些大臣陪其喝酒、为其哭丧，迫使薄昭无奈自杀。
通过以上这类柔和、攻心而非流血的方式，汉文帝稳步收回了皇权、缓和了汉初统治阶层的激烈矛盾，使西汉王朝步上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上，为文景之治的创造提供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对于国家治理层面的矛盾，汉文帝开创了仁德模式
承接秦末及楚汉相争长久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局面，汉初刘邦、吕后在位时致力于发展生产、恢复秩序，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缺乏系统性、稳定性，到了汉文帝即位时，外有匈奴无穷尽的索取，内有日益严重的剥削、奢靡之风，导致朝廷国家财力不足、人民生活困顿。
同时，汉随秦制，秦朝时期的严刑峻法治理模式引发朝廷与百姓对立;西汉初年，出身秦朝官吏系统的萧何编订了《九章律》，虽然本着“约法省禁、蠲削烦苛”的原则，对一些定罪、刑罚有所减缓，还删除了一些不合时宜条款;但总体而言仍与秦律类似，法律原则、指导思想、定刑标准几乎一模一样。
因此，在治国层面，汉文帝即位时面对着两大矛盾：老百姓对于更好生活条件的渴求，对长期以来残酷刑法的排斥。
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文帝的思路是“毋烦民”。
这一政策的核心宗旨是致力于提高汉王朝百姓的生存环境、生活水平，注重社会满意度，从而实现社会稳定、统治有序。
在经济方面，采用天才政论家贾谊“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主张，以减田税、轻徭役等降低负担的办法，刺激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比如在公元前178和168年，他两次下令把土地税由1/15减到1/30，自此之后，这一税率就成了汉代定制。在公元前167年，鉴于国库丰盈，他甚至还下令免去当年全部田税。
此外，汉文帝还“偃武兴文”，把成年男子服役期由一年一次降为三年一次，极大缓解劳动力压力;开放原本归属国家的山川鱼泽、准许私人采矿，甚至允许民间铸币。
与此同时，为了减轻民间负担、避免滋生盘剥的土壤，汉文帝在位23年，从头至尾厉行节俭、生活标准从未提升，“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发现任何对百姓的不便之处，一律立即纠正;赏赐功臣毫不吝啬，但自己修建露台，听说需要花费百金就立即停止;虽然身为皇帝，但除了重大场合，他随时穿着粗丝衣服，后宫宠妃也不准身穿长衣;他为自己修建霸陵，内部全部使用瓦器，而非历代惯用的金、银、铜、锡等。所以朱熹称赞：“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
在汉文帝的一系列鼓励措施及统治阶层的以身作则下，西汉王朝的经济实现了极大恢复与发展：“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而在让百姓受困已久的刑法领域，汉文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即位当年，他就力排众议，废除了“收孥连坐法”，即废除以往一人犯罪、全家受牵连的制度，这是法制文明一大跨时代的进步，具有超前的法治精神。到了公元前169年，他又废除了肉刑，即对于犯人不再动辄砍手、跺脚，而是改为鞭、杖责打。这些举措，极大扭转了长期以来紧张的阶级矛盾。
汉文帝在位期间，多次下令对民间的孤独老人、贫苦百姓进行赈济，80岁以上的老人、9岁以下的孤儿经常获得朝廷配给的布、帛、米、肉等生活物资。每当发生灾害，他就降低朝廷生活标准、减少官员数额，同时打开粮仓、赈济灾民;此外还听取晁错的建议，采取“入粟拜爵制”，允许民间买卖爵位，改善农民处境、提高国库收入。
后来把中国大一统王朝推向第一个顶峰的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所谓的“霸道”，自然是因为汉随秦制;而“王道”，其实就是先秦思想家所主张的仁德治国，汉文帝正是这一模式的开创者。
秦朝凭借严刑峻法结束了数百年的混战，但也正由于过于信奉这一法宝而二世而亡。汉初的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无奈之举，无法形成一种有效凝聚大一统王朝的治理体系。
而“本好刑名之言”的汉文帝，结合对秦朝、汉初统治经验教训的总结，开创性地将仁德与法治结合起来。自春秋战国混战以来，虽然无数思想家呼号奔走，但直到这一时期，仁德的治国理念才得到首次尝试与践行，这是对商鞅变法以来法家治国理念一次有效矫正，也是大一统治国模式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开创。它给封建王朝的中央皇权披上了一层温和的面纱，极大加强了新秩序的稳定性，可谓是一伟大创举与改革。
综上咱们有这样一个感觉，汉文帝仿佛就是为了解决矛盾而出现的，虽然没有秦皇汉武那样的纵横捭阖、文治武功，但就治国成就而言，他无疑是我国封建时代最为成功的帝王之一。他开创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汉武帝刘彻之所以能成为一代雄主，如果没有爷爷汉文帝提供制度、思想、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基础，压根就无从谈起。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汉文帝，就没有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也不会产生“强汉”这一伟大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