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历史上的人物都可以知道后世对自己的评价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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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表现为
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表现为加速或延缓历史的发展。
历史人物，它指在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影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足迹，在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并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人物，评价历史人物对于研究人类历史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定义：
评价历史人物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考古学佐证。历史简单的概括：以前发生的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
历史人物是构成历史的重要要素，构成历史的要素有很多，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如果单讲事物，在事物里面，人便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中国历史的十大人物
1、秦始皇。都说三皇五帝开天地，伏羲、女娲、黄帝轩辕、炎帝神农等等，其实这些都不算真正的帝王，应该是华夏部落的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就是夏朝、商朝的天子们也是王、而不是帝的，
战国诸侯大多是周天子属下僭越称王的，真正的千古一帝、收复六国，实现民族大一统的开国皇帝就是秦国的嬴政，史称秦始皇；
2、孔 子。如果说秦始皇是武皇帝，那么倡导仁义礼智信、著有《论语》，思想荟萃成《四书五经》，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万世师表”的孔丘、仲尼先生，
这是传播治国理念、教化万代人民的大圣人了，历朝历代、文治武功的文治之首就是孔老先生，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曾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3、隋文帝。杨坚主要的功绩，在于重新统一了全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
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4、唐太宗。假如中国历史上没有李世民这样一位卓越的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华夏民族究竟会演变到怎样的境地？综数百年华夷乱离黑暗之局，成大一统的民族复兴与新局面的开创，其版图西至葱岭以东，南至中南半岛，东临大海，北被大漠。
而国计民生之康裕，学术艺事之发达，典章制度之昭明，思想文化之融汇与创导，至使倭人贩其余绪以立国，欧西各国向往而慕化。其气魄之大、业绩之伟，无可媲美。推崇功业，数典不忘，我们岂能忘掉李世民！
5、汉高祖。刘邦采取的宽松无为的政策，不仅安抚了人民、凝聚了中华，也促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到后期，经济已经明显好转，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
刘邦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的政治制度和对后世的安排使大汉延续了长达四百余年的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统一王朝。
他的一套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为后世统治者所沿用刘邦开创的大汉帝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令后世国人景仰与怀念，他本身也另后世众多的人所怀念歌颂。
6、李时珍。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16世纪中国有两大天然药物学著作，一是世纪初的《本草品汇精要》，一是世纪末的《本草纲目》，两者都非常伟大；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7、宋应星。宋应星一生致力于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收集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同时思想上的超前意识使他成为对封建主义和中世纪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
宋应星的著作和研究领域涉及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的不同学科，而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8、司马迁。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
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9、苏轼。北宋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
10、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缔造者；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伟大的变革者；中国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奠基者；中华民族命运由衰到盛的扭转者；中华民族繁荣富强伟大飞跃的推动和实现者。
后人对陶渊明的评价有哪些？
后人对陶渊明的评价有哪些？我相知道的越详细越好义熙四年，即归隐后第二年，他家乡遭焚，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但他安贫乐道；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官，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山，他守节不仕。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本文写作年代大约是宋永初二年（421年），其时陶渊明已经五十七岁了。他拒绝同刘裕的来政权合作，不满黑暗的政治现实，同时由于他和农民接近，理解他们追求理想社会的愿望，所以写了本文。本文是《桃花源诗并序》中的“序”，可独立成篇。
作者虚构这个故事是有寄托的。他生活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的环境里，长期隐居农村，对农村的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对人民的愿望更有了切身体会，于是构想出他心中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但是作者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理想社会是无法实现的。
(2)这一理想社会表现了作者对没有剥削、 没有战争，人人生活平等、幸福的向往和憧憬，
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寄托,所以无法实现。
如何评价陶渊明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其实这是对陶诗的一种曲解。 陶渊明作为一代诗宗，他在生前和死后一段时间内，曾不为人所重视，后来又长期为人所歪曲和误解。现在是到了应该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给以正确而全面的评价和欣赏的时候了。
沈德潜在《说诗 语》中说："晋人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托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365—427） 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 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 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 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 “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 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 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 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 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 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 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 《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 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 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 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 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 来独特的效果。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 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 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 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但是，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 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 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 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 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 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 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 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 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 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 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 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 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 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 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 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365—427） 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煊赫一时。 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亦曾出仕。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因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 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 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 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 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 “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 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 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 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 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时运》诗说： “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同样的思想， 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 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 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 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 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 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试看《劝农》诗中的一节： 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 美化的结果。《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 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 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 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营， 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 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 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 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反映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 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 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 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 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 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 《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 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 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 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 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 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 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 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 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 来独特的效果。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 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 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 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 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 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诗中最集中的就是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还有《移 居》、《和郭主簿》、《咏贫士》、《杂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但是， 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 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 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 《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 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 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 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 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 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 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 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 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 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 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 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 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 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 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 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 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 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留存下来的散文、辞赋总共只有十多篇，但几乎每一篇都很出色。其主要艺术特点，与诗歌一致，也有个别几篇，风格不尽相同。 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 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 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其中乡村景象的描绘，又 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可以说，它既是作者依据他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写桃花源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 相闻。”这种文笔，使语言、意境、主题达到高度的统一。 《五柳先生传》是作者自况，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贯通始 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好读书，不求甚解”。结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义还是一个“不”。大量使用这个否定词，意蕴在于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 活。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东西，可有可无。这就是 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用语浅而含蕴深，是这篇短文的显著特点。 辞赋以《归去来辞》最为著名。此篇作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 文中关于归途景象和还乡以后生活的描写，均出于想象。在古代各种文体中，辞赋的基本特点就是华美，而陶渊明这篇赋却写得相当朴素，语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浓厚， 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想象归途中 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 灵韵。正因为这些描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 别地美好动人。 上述几篇，情调都比较平和。而《感士不遇赋》着重抒发怀才不遇、政治理想无法 实现的苦闷，就显得比较激烈；《祭程氏妹文》悼念胞妹，则真情流泻，凄恻感人。比 较起来，《闲情赋》在陶集中尤为特殊。其题旨标榜为“闲情”即约束感情，实际内容 却同大多数类似作品一样，非常热烈地渲染男女之情。而且文辞流宕，色彩丰艳。其中 “愿在衣而为领”以下一大段，用各种各样的比喻表现欲亲近美人之情，穷形尽态，极尽铺排之能事，颇有民歌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思想情趣的另一方面，和文学才能的多样性。 陶渊明对后代有多方面的影响。在南朝，他还主要被当作一个品行高洁的隐士来看 待，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评价并不很高。而由于当时社会普遍推崇华丽的文风，陶渊明 诗文那种朴素平淡的风格，也难以为一般作者所接受。入唐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李白、 杜甫等人，由于审美趣味不同，他们特别表示尊敬的文学前辈中，并不包括陶渊明。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一派诗人，虽也不是经常提到陶渊明，他们的艺术风格， 却明显受了陶诗的影响。在唐诗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应该说，唐诗的主导风格， 是修辞之美与激情的结合，这和陶诗的精神显然不同。所以，陶诗影响所及，范围不是 很大。到了宋代，陶渊明开始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这是因为宋代的社会气氛比起唐代 有很大变化，诗歌的激情和浪漫精神开始减退，而转向对于理性意蕴的重视。北宋最著 名的文学家苏轼评陶渊明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 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特点抓得相当准，评价也格外的高。其他一些著 名诗人和批评家对陶渊明也同样备加称扬。至此完全确立了陶渊明作为诗史上第一流诗 人的地位。 应该指出，虽然，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 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 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 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 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 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 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 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陶渊明在宋代比在唐代更受到文人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唐、宋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两代文人精神状态的不同，至少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渊明高才俊逸人也，而复善知己，潜龙勿用。然读其诗，有俯而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
（陶渊明资料汇编》136页，转引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卷四十九）
……然多寓怀之作，故诵者有慨然尘外之思。
（陶渊明资料汇编》151页，转引王文禄《学海类编》卷二）
……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见也。
（陶渊明资料汇编》152页，转引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卷一）
千秋以陶诗为闲适，乃不知其用意深处，朱子亦仅谓《咏荆轲》一篇露本质，……抑文生于志，志幽故言远，……千秋之诗，谓陶与杜可也。
（陶渊明资料汇编》180页，转引陈祚明《采椒堂古诗选》卷二）
……然嗣同尤为妄解，以为陶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世人唯以冲澹目之，失远矣。
（陶渊明资料汇编》263页，转引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卷三）
据我统计，《陶渊明集》共载其诗122首，其中真正描写田园风光、歌咏恬淡生活的仅占39首。而其中描写作者内心痛苦及对时事感怀等非“田园诗”占76首。只有10多首我们无法确定。如果把像《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等组诗作为一首统计的话，陶诗共51首，其中有31首非田园诗。考查122首陶诗，其中“悲”字、“慨”字或类似意思的字共出现37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陶诗写的并非“田园”，表现的也并非是“闲情”、“自然”，而是那些寓怀感时、感世，充满寄托和慷慨悲凉的篇什占主要方面。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本文参考廖仲安、钟忧民等大家，将陶诗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咏史诗、赠答诗、行役诗、哲理诗。兹如下逐一论述；
一，田园诗：这类作品，突出表现出作者闲适、自然的心态，把农村风光、农耕景象及农村人际关系描写得自然可亲。表现出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热爱。像《劝农》、《饮酒》、《古田舍二首》、《丙辰岁八月中于巽田舍获》等就是表现以上方面的，它所表现的是“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是“良苗亦怀新”（《古田舍》其一）。但是，正像葛晓音先生指出的那样“陶渊明侧重在领悟人生顺应自然的真谛，对于人生意义的执着探索；使他较早地接续了魏晋古诗言志抒怀的抒情传统，他在田园诗中叹息人道的衰荣代谢、指斥世间的虚伪污浊，抒发有志难成的悲愤，最求永恒的令名高节，这些都是建安诗和阮籍咏怀诗的基本主题，这就使他的田园诗不以观赏田园之美为目的，而以表现领悟自然、适其天性的乐趣为宗旨，在艺术上，自然而然将魏晋诗歌咏怀兴寄的传统，东晋士人静照忘求的审美关照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以情体物、融兴寄于自然的审美方式。”（《论山水田园诗派的艺术特征》载《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120页）由此可见，自然的乐趣是陶渊明的追求，所以在那些充满兴寄的田园诗中，体现出作者的苦闷、慨叹的篇什也就特别多。陶渊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鸡鸣桑树”、“狗吠深巷”的田园范式，看似自然、闲适的田园实际上是作者一定意义上的空想，他提供的这个范式，更像一个精神田园，这是后人也是陶渊明所企求的。终其一生到底寻到没有，依我看，则有可与不可之说了。
二：赠答诗：这类诗在陶集中不多，原因清楚，陶渊明对于这种世俗的交际并不在意。“实欣心期，方从我游”，只有和他意气相投的人才有往来。这类作品突出作者感情的真挚、亲切。看似写法自然。实际上这只是浅层次的含义，透过这层意思，我们更能清晰的感受到作者内心的一些思想活动，“载言载眺，以写我忧”，这才是作者的真实用意，心中的苦闷，知己的难求，一再是作者在这类诗中所叹息的。如《赠长沙公》表现出作者对时世有所期待，想成就一番事业。此时他的心理是不平静的。“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时。”《和郭主簿》“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癸卯岁十二月作与从弟敬员》）像这样的诗句还有很多，从上述诗来看，陶渊明的形象大致已清晰，他并不是心中无欲、悠然自得的人，时光不再的感叹、功业未成的遗憾以及无人理解的孤独苦闷时时在他心头萦绕。虽然有古朴的老农、简单的农村生活怎能消除他心中的块垒呢？
三：咏史与咏怀：首先需要界定二者关系，两者看似为二，实可归一，咏史也是在用史实为媒介来咏怀的。其次，“诗言志”，几乎每篇都是作者的咏怀之作。这里只把一些明显揭示作者内心思想的诗篇界定为咏怀之作。陶渊明慷慨悲凉、重在兴寄的风格在这类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此类作品中，有描写作者的孤独与苦闷的，如《时运》，希望与挚友促膝畅谈不遂而苦闷，有慨叹时光流逝，“如何蓬莱士，空视时运倾” 《九日闲居》，此外还有像《荣木》、、《饮酒》前八首等。还有抒发对时事的感慨的，其代表作是《饮酒》后四首，《述酒》、《归鸟》、《拟古九首》等。《述酒》一篇，经逯钦立先生考证，确实为陶渊明对当时时事有感而发。《拟古九首》内容大多忧国忧时，追幕节义，讽刺最求荣华富贵之流，有很深的感慨和寄托。咏史诗像《咏荆轲》、《咏二疏》、《咏三良》等也都从侧面反映出作者内心的波澜。
四：行役诗：这类作品着重表写作者隐、仕不定的十三年时光，有人说，这些诗都作于陶渊明游宦时期，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有的作品明显是作者后来的回忆，因为很容易看出，所以这里不再举例。身在仕途，而心慕自由，作者就是处在这种矛盾中。像《始作镇军经曲阿》、《夜行涂口》等都是表现这种心情的。
五：哲理诗：陶渊明的诗明显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他的诗中很多都表现出对天道与人事的哲理思考，这里将其范围缩小。像《形影神》、《挽歌》等，我们将其归在哲理诗的范围内。以《形影神》举例，有人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认为陶渊明看青了生与死，岂知作者却认为“立善有遗爱”，都以作者以酒为友，但“酒方能消忧，方此讵不劣？”，酒与陶渊明是密不可分的，但从“酒方能消忧，方此讵不劣？”一句，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对那种认为酒可健身的态度是反对的，但他又说“酒能祛百虑”《九日闲居》，陶渊明既然知道饮酒过量对身体无益，为何一生与酒不分？“中觞纵情怀，忘彼千载忧”这句话便是作者嗜酒的原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何等的痛苦啊！
从以上五类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内心并不是平静的，看似豁达，实则慷慨，其中的无奈、与不自由通过作品透出悲凉之意。本不主张将其诗歌简单的分类，因为这样势必打破诗歌的整体性，这种人为的断分并不能充分挖掘甚至误解作者当时的创作意图，但是,为了便于问题的阐述,只好勉强从之。
最后，还要谈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自然”一词为何不可看成是陶渊明诗歌的总体特征，其原因是；首先，“诗言志”或“诗缘情”等都从一个侧面说明诗关于个人情感的外露，即使诗人对外界（诸如社会的、自身的）的感知或表达，或者是外界对创作的影响，都要通过情感这个桥梁，如果把诗歌和社会直接建立起联系，势必倒向庸俗社会学的一面，所以，研究、阐发诗歌的内质，首要的是研究诗人寓于作品中的情感，这是首位的。而“自然”一词不足以说明或者涵盖陶渊明一生的情感内容。其次，由上述的观点出发，所谓“自然”一词，更多的是关于陶诗中的一些艺术创作特质，如写法自然，平淡而不矫饰的语言，感情流露的“自然”，平淡的语句中蕴涵的深刻的用意；以及对“自然”的热爱和对那种几近“自由”的“自然”生活状态的摹写，使我们把“自然”一词与陶渊明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已经持续了一千多年，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自然界的自然还是精神世界的自然。都是陶渊明一生的追求。而陶诗正是阐述这种在追求过程出所得到的感悟。这种过程也正是形成陶诗重在兴寄和慷慨悲凉的原因。陈沆在《诗比兴笺》卷二（中华书局1959版）中说：“案读陶诗者有二弊：一则唯知《归园》、《闲居》及田间诗数十首，景物堪玩，意趣甚明，至若《饮酒》、《贫士》便以罕寻。《拟古》、《杂诗》意更难测，徒以陶公为田舍之翁，闲适之祖，此一弊也；……至于《述酒》、《述史》、《读山海经》本寄悲愤，翻为恒语，此二弊也。”此说甚得吾心，作为本文结尾。
概括而言，《新论》的主要观点是：揭发陶渊明身上“隐蔽着的世俗性”。具体而言，即：背信弃义(五次出仕的反复)、攀附权贵(向高官乞求)、渴望世俗声名、自我中心、极端利己主义(归隐与出仕的原因)、任性(无原则的处世方法)固执、虚伪、惶惑于富贵、永远的矛盾等。
人生几何是什么意思
看到这句话，不禁让人想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那么“人生几何”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说：人生的岁月有多少。
这句话出自于哪里呢？——两汉·曹操《短歌行》
完整的原文是这样的：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唯 一作：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明明 一作：皎皎)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讌，心念旧恩。(谈讌 一作：谈宴)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我给大家把翻译也放出来了，便于大家理解：
一边喝酒一边高歌，人生的岁月有多少。
好比晨露转瞬即逝，逝去的时光实在太多！
宴会上歌声慷慨激昂，心中的忧愁却难以遗忘。
靠什么来排解忧闷？唯有豪饮美酒。
有学识的才子们啊，你们令我朝夕思慕。
只是因为你们的缘故，让我沉痛吟诵至今。
阳光下鹿群呦呦欢鸣，在原野吃着艾蒿。
一旦四方贤才光临舍下，我将奏瑟吹笙宴请嘉宾。
当空悬挂的皓月哟，什么时候可以摘取呢；
心中深深的忧思，喷涌而出不能停止。
远方宾客穿越纵横交错的田路，屈驾前来探望我。
彼此久别重逢谈心宴饮，重温那往日的恩情。
月光明亮星光稀疏，一群寻巢喜鹊向南飞去。
绕树飞了几周却没敛翅，哪里才有它们栖身之所？
高山不辞土石才见巍峨，大海不弃涓流才见壮阔。
我愿如周公一般礼贤下士，愿天下的英杰真心归顺于我。
这里有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词汇，单独解释给大家看：
对酒当歌：一边喝着酒，一边唱着歌。当，是对着的意思。
几何：多少。
去日：过去的日子；苦：患，苦于。已经过去的日子太多了。用于感叹光阴易逝之语。
慨当以慷：指宴会上的歌声激昂慷慨。当以，这里无实际意义。全句意思是，应当用激昂慷慨（的方式来唱歌）。
杜康：相传是最早造酒的人，这里代指酒。
青青子衿（jīn），悠悠我心：这里用来比喻渴望得到有才学的人。子，对对方的尊称。衿，衣服的交领。青衿，是周代读书人的服装，这里指代有学识的人。悠悠，长久的样子，形容思虑连绵不断。
沉吟：沉思，深思，这里指对贤才的思念和倾慕。
呦（yōu）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shēng）：出自《诗经·小雅·鹿鸣》。
呦呦：鹿叫的声音。苹：艾蒿。
鼓：弹。
何时可掇（duō）：什么时候可以摘取呢？掇，拾取，摘取。另解：掇读chuò，为通假字，掇，通“辍” ，即停止的意思。
越陌度阡：穿过纵横交错的小路。陌，东西向田间小路。阡，南北向的小路。
枉用相存：屈驾来访。枉，这里是“枉驾”的意思；用，以。存，问候，思念。
讌（yàn）：通“宴”。
三匝（zā）：指三周，形容反复盘旋。匝，周，圈。
海不厌深：一本作“水不厌深”。意思是表示希望尽可能多地接纳人才。
吐哺：极言殷勤待士。
如果只看文章的话可能比较难以理解其中的意思，那么我们就得结合文章当时的创作背景来解读：
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学术界大致有五种说法。一是在苏轼《赤壁赋》中“横槊赋诗”言语的基础上，《三国演义》称曹操在赤壁大战前吟诵这首《对酒当歌》，时间定在建安十三年（208）末。二是求贤说，出自张可礼《三曹年谱》：“抒发延揽人才之激切愿望，盖与《求贤令》作于同时。”时间在建安十五年（210）。三是宾主唱和说，此主张发自万绳楠，他认为此诗作于汉建安元年（196），曹操迁汉献帝于许都之际，曹操与手下心腹如荀彧等人的唱和之作。四是及时行乐说，但没有考证具体时间。此说由沈德潜发之，《古诗源》卷五：“《短歌行》，言当及时为乐也。”五是王青的作于招待乌丸行单于普富卢的宴会上的说法，时间在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
既然说到这了，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评析一下这篇文章：
《短歌行》是汉乐府的旧题，属于《相和歌辞·平调曲》。这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乐曲的名称。最初的古辞已经失传。乐府里收集的同名有24首，最早的是曹操的这首。这种乐曲怎么唱法，现在当然是不知道了。但乐府《相和歌·平调曲》中除了《短歌行》还有《长歌行》，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引证古诗“长歌正激烈”，魏文帝曹丕《燕歌行》“短歌微吟不能长”和晋代傅玄《艳歌行》“咄来长歌续短歌”等句，认为“长歌”、“短歌”是指“歌声有长短”。现在也就只能根据这一点点材料来理解《短歌行》的音乐特点。《短歌行》这个乐曲，原来当然也有相应的歌辞，就是“乐府古辞”，但这古辞已经失传了。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短歌行》就是曹操所作的拟乐府《短歌行》。所谓“拟乐府”就是运用乐府旧曲来补作新词，曹操传世的《短歌行》共有两首，这里要介绍的是其中的第一首。
这首《短歌行》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作者求贤若渴，希望人才都来投靠自己。曹操在其政治活动中，为了扩大他在庶族地主中的统治基础，打击反动的世袭豪强势力，曾大力强调“唯才是举”，为此而先后发布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而《短歌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又正因为运用了诗歌的形式，含有丰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独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主张，配合了他所颁发的政令。
全诗分为四节，逐而一一分析。
第一节主要抒写了诗人对人生苦短的忧叹。第一节中有两处都提到了“酒”，酒在魏晋时期，多受到魏晋诗人的喜好。无论心情愉悦，或是悲伤，感慨时都不难找到酒的影子。本诗中，第一句话就用酒来作开头引出诗人对人生苦短的忧叹。第一节最后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其中“杜康”相传发明酿酒的人，这里也是指代酒的意思。其中我们如何去理解诗人这种人生苦短的忧叹呢？诗人生逢乱世，目睹百姓颠沛流离，肝肠寸断，渴望建功立业而不得，改变乱世局面，因而发出人生苦短的忧叹。
第二节情味更加缠绵深长了。“青青”二句原来是《诗经·郑风·子衿》中的话，原诗是写一个姑娘在思念她的爱人，其中第一章的四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你那青青的衣领啊，深深萦回在我的心灵。虽然我不能去找你，你为什么不主动给我音信？）曹操在这里引用这首诗，而且还说自己一直低低地吟诵它，这实在是太巧妙了。他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固然是直接比喻了对“贤才”的思念；但更重要的是他所省掉的两句话：“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曹操由于事实上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找那些“贤才”，所以他便用这种含蓄的方法来提醒他们：“就算我没有去找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来投奔我呢？”由这一层含而不露的意思可以看出，他那“求才”的用心实在是太周到了，的确具有感人的力量。而这感人力量正体现了文艺创作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他这种深细婉转的用心，在《求贤令》之类的文件中当然无法尽情表达；而《短歌行》作为一首诗，就能抒发政治文件所不能抒发的感情，起到政治文件所不能起的作用。紧接着他又引用《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四句，描写宾主欢宴的情景，意思是说只要你们到我这里来，我是一定会待以“嘉宾”之礼的，我们是能够欢快融洽地相处并合作的。这八句仍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求才”二字，因为曹操所写的是诗，所以用了典故来作比喻，这就是“婉而多讽”的表现方法。同时，“但为君故”这个“君”字，在曹操的诗中也具有典型意义。本来在《诗经》中，这“君”只是指一个具体的人；而在这里则具有了广泛的意义：在当时凡是读到曹操此诗的“贤士”，都可以自认为他就是曹操为之沈吟《子衿》一诗的思念对象。正因为这样，此诗流传开去，才会起到巨大的社会作用。
第三节是对以上十六句的强调和照应。以上十六句主要讲了两个意思，即为求贤而愁，又表示要待贤以礼。倘若借用音乐来作比，这可以说是全诗中的两个“主题旋律”，而“明明如月”八句就是这两个“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前四句又在讲忧愁，是照应第一个八句；后四句讲“贤才”到来，是照应第二个八句。表面看来，意思上是与前十六句重复的，但实际上由于“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因此使全诗更有抑扬低昂、反复咏叹之致，加强了抒情的浓度。再从表达诗的文学主题来看，这八句也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含有深意的。那就是说“贤才”已经来了不少，我们也合作得很融洽；然而我并不满足，我仍在为求贤而发愁，希望有更多的“贤才”到来。天上的明月常在运行，不会停止（“掇”通“辍”，“晋乐所奏”的《短歌行》正作“辍”，即停止的意思；高中课本中“掇”的解释为：拾取，采取。何时可掇：什么时候可以摘取呢）；同样，我的求贤之思也是不会断绝的。说这种话又是用心周到的表现，因为曹操不断在延揽人才，那么后来者会不会顾虑“人满为患”呢？所以曹操在这里进一步表示，他的求贤之心就象明月常行那样不会终止，人们也就不必要有什么顾虑，早来晚来都一样会受到优待。关于这一点作者在下文还要有更加明确的表示，这里不过是承上启下，起到过渡与衬垫的作用。
第四节求贤如渴的思想感情进一步加深。“月明”四句既是准确而形象的写景笔墨，也有比喻的深意。清人沈德潜《古诗源》中说：“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无所依托。”实际上是说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才，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一时无所适从。诗人以乌鸦绕树、“何枝可依”的情景来启发他们，不要三心二意，要善于择枝而栖，赶紧到我这边来。最后“周公”四句画龙点睛，明明白白披肝沥胆，希望人才都来归顺我曹操，点明了全诗的主旨。关于“周公吐哺”的典故，据说周公自言：“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这话似也表达诗人心情。
总起来说，《短歌行》正像曹操的其它诗作如《蒿里行》、《对酒》、《苦寒行》等一样，是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主要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服务的；然而它那政治内容和意义却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诗充分发挥了诗歌创作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来达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在曹操的时代，他就已经能够按照抒情诗的特殊规律来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这一创作经验显然是值得借鉴的。同时因为曹操在当时强调“唯才是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所以他对“求贤”这一主题所作的高度艺术化的表现，也应得到历史的肯定。
“人生几何”的意思——人生的岁月能有多少？
【作品出处】
“人生几何”出自《短歌行二首》，是东汉末年政治家、文学家曹操以乐府古题创作的两首诗。第一首诗通过宴会的歌唱，以沉稳顿挫的笔调抒写诗人求贤如渴的思想感情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第二首诗借礼赞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坚守臣节的史事，申明自己只有扶佐汉室之志，决无代汉自立之心。
【作品原文】
短歌行二首
其一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其二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修奉贡献，臣节不坠。崇侯谗之，是以拘系。
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专征，为仲尼所称。
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齐桓之功，为霸之道。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
正而不谲，其德传称。孔子所叹，并称夷吾。
民受其恩，赐与庙胙，命无下拜，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
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圭瓒，秬鬯彤弓。
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威服诸侯，师之所尊。
八方闻之，名亚齐桓。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
【作品译文】
其一
面对着美酒高声放歌，人生的岁月能有几何?好比是清晨的露水日出就干，可悲可叹失去的日月已经很多。
慷慨激昂地唱着歌，内心忧虑却不能遗忘，用什么来消除忧愁?只有那美酒杜康。
穿青色衣领的学子，寄托着我悠长思慕之心。就是因为渴慕贤才，焦虑吟沉直到如今，
鹿儿嗷嗷鸣叫呼唤朋友，共享原野上找到的艾蒿。我有了尊贵的贵宾，更会设宴鼓乐盛情款待。
清明如约的博学贤才，什么时候被我招来?我的忧虑发自内心，日日夜夜都不会断绝，
有劳您走过阡陌小路远道跋涉，枉驾而来致意问候。久别重逢欢宴畅谈，感念您还结记着旧日的恩情。
月儿明亮的夜晚星辰稀疏，乌鹊寻找依托向南而飞。绕着大树飞翔三圈，不知可以依些在那根树枝?
大山永远不会嫌高，大海也永远不会嫌深。像周公那样虚心对待贤才，一定会得到天下人的拥戴。
其二
姬昌受封为西伯，具有神智和美德。殷朝土地为三份，他有其中两分。
整治贡品来进奉，不失臣子的职责。只因为崇侯进谗言，而受冤拘禁。
后因为送礼而赦免，受赐斧钺征伐的权利。他被孔丘称赞，品德高尚地位显。
始终臣服殷朝帝王，美名后世流传遍。齐桓公拥周建立功业，存亡继绝为霸首。
聚合诸侯捍卫中原，匡正天下功业千秋。号令诸侯以匡周室，主要靠的不是武力。
行为磊落不欺诈，美德流传于身后。孔子赞美齐桓公，也称赞管仲。
百姓深受恩惠，天子赐肉与桓公，命其无拜来接受。桓公称小白不敢，天子威严就在咫尺前。
晋文公继承来称霸，亲身尊奉周天王。周天子赏赐丰厚，仪式隆重。
接受玉器和美酒，弓矢武士三百名。晋文公声望镇诸侯，从其风者受尊重。
威名八方全传遍，名声仅次于齐桓公。佯称周王巡狩，招其天子到河阳，因此大众议论纷纷。
【创作背景】
第一首诗的写作时期各说不一，归之有两种说法: 一是赤壁之战之前。《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有一段曹操横槊赋诗的描写。曹操平定北方后，率百万雄师，饮马长江，与孙权决战。是夜明月皎洁，他在大江之上置酒设乐，欢宴诸将。酒酣，操取槊(长矛)立于船头，慷慨而歌。二是赤壁之战之后。第一种说法以章回小说为据，不可靠。第二种说法也无史政。所以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尚无定论。
第二首诗当作于建安十七年(212年)至二十二年(217年)之间。自建安十六年(211年)春正月汉献帝命曹操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后，又封曹植等诸子侯，实为曹氏代替刘氏作盘石安排。人多以为曹操"为汉相，实为汉贼。"于是太原商曜，汉中张鲁，关中马超，安定阳秋等一时俱叛，曹操分命夏侯渊、徐晃、钟由等讨平。建安十七年(212年)汉献帝特命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建安十九年(214年)三月献帝七命魏公曹操位在诸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二十一年(216年)五月献帝又加封曹操为魏王;"建安二十二(217年)夏四月，献帝又命魏王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冬十月，天子命王(曹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本，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以上诸项都是曹魏代替刘汉的实际步骤和得力措施。距取代汉献帝的傀儡地位仅一步之遥。时东吴孙权遣使上书称臣，称说天命。但曹操机敏地警觉到这是孙权的一个阴谋，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曹操深知功高震主之危，故赋此诗表明心迹。
【作品赏析】
《短歌行》是汉乐府的旧题，属于《相和歌辞·平调曲》。这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乐曲的名称。最初的古辞已经失传。乐府里收集的同名有24首，最早的是曹操的这首。这种乐曲怎么唱法，现在当然是不知道了。但乐府《相和歌·平调曲》中除了《短歌行》还有《长歌行》，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引证古诗"长歌正激烈"，魏文帝曹丕《燕歌行》"短歌微吟不能长"和晋代傅玄《艳歌行》"咄来长歌续短歌"等句，认为"长歌"、"短歌"是指"歌声有长短"。现在也就只能根据这一点点材料来理解《短歌行》的音乐特点。《短歌行》这个乐曲，原来当然也有相应的歌辞，就是"乐府古辞"，但这古辞已经失传了。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短歌行》就是曹操所作的拟乐府《短歌行二首》。所谓"拟乐府"就是运用乐府旧曲来补作新词。
其一
《短歌行》("对酒当歌")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作者希望有大量人才来为自己所用。曹操在其政治活动中，为了扩大他在庶族地主中的统治基础，打击反动的世袭豪强势力，曾大力强调"唯才是举"，为此而先后发布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而《短歌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又正因为运用了诗歌的形式，含有丰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独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主张，配合了他所颁发的政令。
《短歌行》原来有"六解"(即六个乐段)，按照诗意分为四节来读。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在这八句中，作者强调他非常发愁，愁得不得了。那么愁的是什么呢?原来他是苦于得不到众多的"贤才"来同他合作，一道抓紧时间建功立业。试想连曹操这样位高权重的人居然在那里为"求贤"而发愁，那该有多大的宣传作用。假如庶族地主中真有"贤才"的话，看了这些话就不能不大受感动和鼓舞。他们正苦于找不到出路呢，没有想到曹操却在那里渴求人才，于是那真正有才或自以为有才的许许多多人，就很有可能跃跃欲试，向他"归心"了。 "对酒当歌"八句，猛一看很像是《古诗十九首》中的消极调子，而其实大不相同。这里讲"人生几何"，不是叫人"及时行乐"，而是要及时地建功立业。又从表面上看，曹操是在抒个人之情，发愁时间过得太快，恐怕来不及有所作为。实际上却是在巧妙地感染广大"贤才"，提醒他们人生就像"朝露"那样易于消失，岁月流逝已经很多，应该赶紧拿定主意，到我这里来施展抱负。所以一经分析便不难看出，诗中浓郁的抒情气氛包含了相当强烈的政治目的。这样积极的目的而故意要用低沉的调子来发端，这固然表明曹操真有他的愁思，所以才说得真切;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通过这样的调子更能打开处于下层、多历艰难、又急于寻找出路的人士的心扉。所以说用意和遣词既是真切的，也是巧妙的。在这八句诗中，主要的情感特征就是一个"愁"字，"愁"到需要用酒来消解("杜康"相传是最早造酒的人，这里就用他的名字来作酒的代称)。"愁"这种感情本身是无法评价的，能够评价的只是这种情感的客观内容，也就是为什么而"愁"。由于自私、颓废、甚至反动的缘故而愁，那么这愁就是一种消极的感情;反之，为着某种有进步意义的目的而愁，那就成为一种积极的情感。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看，曹操在这里所表达的愁绪就是属于后者，应该得到恰当的历史评价。清人陈沆在《诗比兴笺》中说:"此诗即汉高祖《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人生几何'发端，盖传所谓古之王者知寿命之不长，故并建圣哲，以贻后嗣。"这可以说基本上懂得了曹操发愁的含意;不过所谓"并建圣哲，以贻后嗣"还未免说得迂远。曹操当时考虑的是要在他自己这一生中结束战乱，统一全中国。与汉高祖唱《大风歌》是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的。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这八句情味更加缠绵深长了。"青青"二句原来是《诗经·郑风·子衿》中的话，原诗是写一个姑娘在思念她的爱人，其中第一章的四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你那青青的衣领啊，深深萦回在我的心灵。虽然我不能去找你，你为什么不主动给我音信?)曹操在这里引用这首诗，而且还说自己一直低低地吟诵它，这实在是太巧妙了。他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固然是直接比喻了对"贤才"的思念;但更重要的是他所省掉的两句话:"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曹操由于事实上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找那些"贤才"，所以他便用这种含蓄的方法来提醒他们:"就算我没有去找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来投奔我呢?"由这一层含而不露的意思可以看出，他那"求才"的用心实在是太周到了，的确具有感人的力量。而这感人力量正体现了文艺创作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他这种深细婉转的用心，在《求贤令》之类的文件中当然无法尽情表达;而《短歌行》作为一首诗，就能抒发政治文件所不能抒发的感情，起到政治文件所不能起的作用。紧接着他又引用《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四句，描写宾主欢宴的情景，意思是说只要你们到我这里来，我是一定会待以"嘉宾"之礼的，我们是能够欢快融洽地相处并合作的。这八句仍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求才"二字，因为曹操所写的是诗，所以用了典故来作比喻，这就是"婉而多讽"的表现方法。同时，"但为君故"这个"君"字，在曹操的诗中也具有典型意义。本来在《诗经》中，这"君"只是指一个具体的人;而在这里则具有了广泛的意义:在当时凡是读到曹操此诗的"贤士"，都可以自认为他就是曹操为之沉吟《子衿》一诗的思念对象。正因为这样，此诗流传开去，才会起到巨大的社会作用。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这八句是对以上十六句的强调和照应。以上十六句主要讲了两个意思，即为求贤而愁，又表示要待贤以礼。倘若借用音乐来作比，这可以说是全诗中的两个"主题旋律"，而"明明如月"八句就是这两个"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前四句又在讲忧愁，是照应第一个八句;后四句讲"贤才"到来，是照应第二个八句。表面看来，意思上是与前十六句重复的，但实际上由于"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因此使全诗更有抑扬低昂、反复咏叹之致，加强了抒情的浓度。再从表达诗的文学主题来看，这八句也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含有深意的。那就是说"贤才"已经来了不少，我们也合作得很融洽;然而我并不满足，我仍在为求贤而发愁，希望有更多的"贤才"到来。天上的明月常在运行，不会停止("掇"通"辍"，"晋乐所奏"的《短歌行》正作"辍"，即停止的意思;高中课本中"掇"的解释为:拾取，采取。何时可掇:什么时候可以摘取呢);同样，我的求贤之思也是不会断绝的。说这种话又是用心周到的表现，因为曹操不断在延揽人才，那么后来者会不会顾虑"人满为患"呢?所以曹操在这里进一步表示，他的求贤之心就象明月常行那样不会终止，人们也就不必要有什么顾虑，早来晚来都一样会受到优待。关于这一点作者在下文还要有更加明确的表示，这里不过是承上启下，起到过渡与衬垫的作用。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月明"四句既是准确而形象的写景笔墨，同时也有比喻的深意。清人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无所依托。"这说明他看出了这四句是比喻，但光说"客子"未免空泛;实际上这是指那些犹豫不定的人才，他们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一时无所适从。所以曹操以乌鹊绕树、"何枝可依"的情景来启发他们，不要三心二意，要善于择枝而栖，赶紧到自己这一边来。这四句诗生动刻画了那些犹豫彷徨者的处境与心情，然而作者不仅丝毫未加指责，反而在浓郁的诗意中透露着对这一些人的关心和同情。这恰恰说明曹操很会做思想工作，完全是以通情达理的姿态来吸引和争取人才。而像这样一种情味，也是充分发挥了诗歌所特有的感染作用。最后四句画龙点睛，明明白白地披肝沥胆，希望人才都来归我，确切地点明了此诗的主题。"周公吐哺"的典故出于《韩诗外传》，据说周公自言:"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周公为了接待天下之士，有时洗一次头，吃一顿饭，都曾中断数次，这种传说当然是太夸张了。不过这个典故用在这里却是突出地表现了作者求贤若渴的心情。"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二句也是通过比喻极有说服力地表现了人才越多越好，决不会有"人满之患"。借用了《管子·形解》中陈沆说:"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则南驰耳。分奔蜀吴，栖皇未定，若非吐哺折节，何以来之?山不厌土，故能成其高;海不厌水，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厌士，故天下归心。"(亦见《诗比兴笺》)这些话是很有助于说明此诗的背景、主题以及最后各句之意的。
总起来说，《短歌行》正像曹操的其它诗作如《蒿里行》、《对酒》、《苦寒行》等一样，是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主要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服务的;然而它那政治内容和意义却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诗充分发挥了诗歌创作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来达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在曹操的时代，他就已经能够按照抒情诗的特殊规律来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这一创作经验显然是值得借鉴的。同时因为曹操在当时强调"唯才是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所以他对"求贤"这一主题所作的高度艺术化的表现，也应得到历史的肯定。
其二
《短歌行》("周西伯昌")主要是曹操向内外臣僚及天下表明心迹，当他翦灭群凶之际，功高震主之时，正所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者，但东吴孙权却瞅准时机竟上表大说天命而称臣，意在促曹操代汉而使其失去"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号召，故曹操机敏地认识到"是儿欲据吾著炉上郁!"故曹操运筹谋略而赋此《短歌行·周西伯昌》。西伯姬昌在纣朝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好形势下，犹能奉事殷纣，故孔子盛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但纣王亲信崇侯虎仍不免在纣王前还要谗毁文王，并拘系于羑里。曹操举此史实，意在表明自己正在克心效法先圣西伯姬昌，并肯定他的所作所为，谨慎惕惧，向来无愧于献帝之所赏。并大谈西伯姬昌、齐桓公、晋文公皆曾受命"专使征伐"。而当今天下时势与当年的西伯、齐桓、晋文之际颇相类似，天子如命他"专使征伐"以讨不臣，乃英明之举。但他亦效西伯之德，重齐桓之功，戒晋文之诈。然故作谦恭之辞耳，又谁知岂无更讨封赏之意乎?不然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献帝下诏曰《册魏公九锡文》，其文曰"朕闻先王并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宠章，备其礼物，所以藩卫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静，惩难念功，乃使邵康公赐齐太公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世祚太师，以表东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职，又命晋文登为侯伯，锡以二辂、虎贲、斧钺、禾巨 鬯、弓矢，大启南阳，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坏，系二国是赖。"又"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巨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锡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又"加君九锡，其敬听朕命。"
观汉献帝下诏《册魏公九锡文》全篇，尽叙其功，以为其功高于伊、周，而其奖却低于齐、晋，故赐爵赐土，又加九锡，奖励空前。但曹操被奖愈高，心内愈忧。故曹操在曾早在五十六岁写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谓"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曹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能发挥。鉴于齐桓、晋文当初虽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但终未能如西伯姬昌终其身而不代商纣，只是为儿子武王姬发创造条件，一旦天地人三才俱备，那就瓜熟蒂落了，又何必操之过急而速招恶名呢!曹操在此诗中对齐桓、晋文之流贬重褒轻，实际暗讽他们未能深体西伯姬昌"三分天下有其二""犹奉事殷"之真谛，只学得皮毛，而未入堂奥，他暗欣自己深得文王精义，故亦终其身奉事汉帝而不称孤道寡，故对孙权伺机上表称臣之用心，便洞若观火，使其毒计无所逞其能矣。观曹操此《短歌行·周西伯昌》其诗，乃一重大的代汉方略无疑。也是对如孙权辈等外内政敌企图把曹操推向高处不胜寒极端阴谋的粉碎措施。但当自己的臣下如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亦诚意敦请曹操称帝时，曹操亦坚定地回答"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可见曹操谋略之高超，实非常人所能及。遵循既定方针，实为曹操施政运筹之要略。
【名家点评】
唐代吴兢:魏武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言当及时为乐。又旧说长歌短歌，大率言人寿命长短分定，不可妄求也。(《乐府古题要解》)
宋代刘克庄:孔融、杨修俱毙其手，操之高深安在?身为汉相，而时人目以汉贼，乃以周公自拟，谬矣。(《后村诗话》前集卷一)
明代钟惺:"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不用来日苦少，句觉尤妙。"但为君故，沈吟至今":英雄何尝不笃于交情，然亦不泛。"明明如月":如字幻极，乐府奇语。"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惨刻处惨刻，厚道处厚道，各不妨，各不相讳所以为英雄。又云:四言至此，出脱《三百篇》殆尽，此其心手不粘滞处。"青青子衿"二句，"呦呦鹿鸣"四句，全写《三百篇》，而毕竟一毫不似，其妙难言。谭元春:少小时读之，不觉其细;数年前读之，不觉其厚。至细，至厚，至奇!英雄骚雅，可以验后人心眼。(《古诗归》)
明代许学夷:徐昌谷云:"韦孟辈四言，窘缚不荡。曹公《短歌行》、子建《来日大难》，工堪为则矣。……。"愚按:……元瑞谓"曹公、子建二诗，虽精工华爽，而风雅典刑几尽"，斯并得之。……魏人乐府四言，如孟德《短歌行》、子桓《善哉行》、子建《飞龙篇》等，其源出于《采芝》、《鸿鹄》，轶荡自如，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诗源辩体》卷三、卷四)
清代沈德潜:言当及时为乐也。"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无所依托。"山不厌高"四句，言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成其大也。(《古诗源》)
清代陈沆:此诗即汉高(祖)《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人生几何"发端，盖传所谓古之王者知寿命之不长，故并建圣哲，以贻后嗣。次两引《青衿》、《鹿鸣》二诗，一则求之不得，而沈吟忧思;一则求之既得，而笙簧酒醴。虽然，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则南驰耳。分奔吴蜀，栖皇未定，若非吐哺折节，何以来之。山不厌土，故能成其高;海不厌水，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厌士，故天下归心。说者不察，乃谓孟德禅夺已萌，而沈吟未决，畏人讥嫌。感岁月之如流，恐进退之失据。试问篇中《子衿》、《鹿鸣》之诗，"契阔燕谈"之语，当作何解?且孟德吐握求贤之日，犹王莽谦恭下士之初，岂肯直吐鄙怀，公言篡逆者乎?其谬甚矣。(《诗比兴笺》卷一)
【作者简介】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政治军事方面，曹操消灭了众多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魏朝建立后，曹操被尊为"魏武帝"，庙号"太祖"。事迹见《三国志》卷一本纪。有集三十卷，已散佚。明人辑有《魏武帝集》，今又有《曹操集》。
“人生几何”的意思是：人生短促日月如梭。
这句话出自：汉·曹操《短歌行》。这句话表示人生的娱乐时间是短暂的，我们要以当前的挑战来充实自己。原文节选如下：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译文：面对着美酒高声放歌，人生短促日月如梭。好比晨露转瞬即逝，失去的时日实在太多！席上歌声激昂慷慨，忧郁长久填满心窝。靠什么来排解忧闷？唯有狂饮方可解脱。
赏析
这首《短歌行》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作者求贤若渴，希望人才都来投靠自己。曹操在其政治活动中，为了扩大他在庶族地主中的统治基础，打击反动的世袭豪强势力，曾大力强调“唯才是举”，为此而先后发布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
而《短歌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又正因为运用了诗歌的形式，含有丰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独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主张，配合了他所颁发的政令。
原句的意思是：人生短促日月如梭。
这首诗是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主要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服务的；然而它那政治内容和意义却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诗充分发挥了诗歌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来达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
历史上的张飞到底是怎样的人？后世对他的评价准确吗？
张飞生性刚烈耿直，疾恶如仇，行事鲁莽，是个有血性的英雄人物，评价他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张飞性格耿直，粗犷又莽撞。罗贯中对张飞的评价是：安得快人如翼德，尽诛世上负心人！
张飞本人快人快语，敢爱敢恨，半点容不得奸佞之人，对朋友兄弟更是肝胆相照。在徐州时曾夺了吕布的马匹，刘备怕他惹出事端，张飞全然不怕，直接怒怼吕布，是我夺了你的马，你夺了俺哥哥的徐州便不说了？张飞就是这么耿直！
第二，爱憎分明，毫不掩饰。
在张飞误以为关羽投降曹操时，对自己的结拜兄弟吼声如雷，挥矛便刺，得知真相后，大哭参拜，个性率真，令人钦佩又感到可爱，这是罗贯中描写的活生生的人物性格，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一样。
第三，勇猛无敌，粗中带细。
这是其最突出的特征，长坂坡上一人吓退曹军，吓死了夏侯杰，智斗张郃，义释严颜，大战马超，使蜀人看到了张飞的气度和胸襟，为刘备争取了民心。
张飞从起兵到被部下害死，经过大小数十次战争，曹操的谋士郭嘉曾称赞说张飞关羽者，万人之敌也！周瑜说：关羽张飞熊虎之将！然而这位熊虎大将，未能战死沙场，却被手下小人陷害，令人惋惜！
很多人都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来形容张飞，但是本人感觉，张飞三国前期确实是这样的人，敌人小用计谋就上当，很容易上钩，办事靠不住，他出的计谋很容易被敌人识破，但是在三国中后期，本人发现张飞很厉害，只要他用计谋，很容易成功，例如义释严颜，大破张郃等这几个事件，让本人对张飞印象很深。感觉张飞经历战争磨练，越来越聪明了。可能就是无招胜有招吧，大家总以为张飞谋略低下，殊不知最容易栽跟头的地方就是自己最自信的地方！
如何理解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在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否认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过分抬高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另一个是完全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两个观点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从以下分析来认识和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首先，透过历史的迷雾不难发现，任何历史人物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必然带有历史的特征和历史局限性。①早就有人说过，凡是有便于杰出人物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和地方，总会有杰出人物出现。即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假如拿破仑所在的那个时代不需要战争，而是和平年代，那拿破仑的优秀的军事才能也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也就不可能当上皇帝，不可能成为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亦或者，法国旧制再延续七十五年之久，那么拿破仑也许会想他在法国革命几年前所打算的那样到俄国军队中服务。如果他果真去了，他或许能在俄军发对土耳其的战斗或发对高加索山民的战斗中一显身手，那他也许终身也不过是个不大著名的波拿马将军或上校，②所以，若是旧制度仍存在，那现在谁也不会想到拿破仑，原来是个可能的军事天才。所以，他们只是由于这种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才出现的，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由可能进到现实的门槛。③再看一下希特勒，德国接受希特勒最主要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的政策失败。这个政策为纳粹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它使德国产生了失业现象，要负担着重大的赔款，割去相当多的领土，丧失了自由、平等和军事力量。当那些胜利国起草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遵守威尔逊十四点的理想，因此才使德国人民对各强国都丧失了信心。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在国外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外交成就；在国内也不能解决德国人民的困难，所以希特勒登高一呼，马上就赢得了不少的拥护者。若当时那些战胜国遵守了威尔逊十四点，又若德国没有割去太多的领土，没有失去自由、平等和军事力量，这些社会关系已经改变，那结果还会是这样的吗？这个就不能保证了。
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不能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杰出人物的出现具有必然性。杰出人物
会因其智慧、性格因素对社会进程发生影响，但这些作用仅仅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现象，只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个别原因。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虽然也能使具体历史事变的外貌或某些后果改变，但终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如果看不到历史人物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割裂必然与偶然的关系，就势必会夸大个人的作用，进而否定或歪曲历史发展的规律。④
就拿新中国的成立，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来说吧。新中国的成立和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的影响非常大，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是新中国成立的一种原因；红军长征的胜利，对决定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诸多原因中的一种原因。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它只会在各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出现，促进这些必然结果的产生。法国大革命时，拿破仑担起了挽回社会秩序的使命，这就排除了其余的将军担负这种使命的机会，虽然这些将军中间也许有些人能像他那样或差不多像他那样执行这种命令。社会要有一个坚毅的军事统治者这种需要一旦满足，社会组织的力量就成了阻碍其余的有这类有才能的人表现其才能的力量。所以，一般人就会过分夸大拿破仑个人的力量，提出和支持这种力量的全部社会力量通统归到他一个人份下去了，大家都觉得拿破仑的力量就是唯一无二的力量，所以当人们听说假如没有拿破仑情形就会不知怎样的时候，人们的想象就会混乱起来，竟以为如果没有拿破仑，就根本不会发生拿破仑个人力量和影响所凭借的那种社会运动，这个就过分地夸大了拿破仑的历史作用。就像文革时期，中国百姓对毛主席的绝对崇拜，认为毛主席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要执行照做。那时候人们也是没有考虑到社会力量的作用以及社会制约性，割裂了偶然与必然的关系，过分夸大了毛主席的历史作用。但是，毛主席的伟大和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历史人物的作用性质取决于他们的思想、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历史人物才能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
积极作用，否则，如果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或必然性，历史人物也会走向反面。⑤所
以，我们在评论和分析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应该从必然与偶然的辩证统一中理解个人的历史作用。
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把个别杰出人物夸大为主宰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英雄是同人民群众相对应的历史观范畴﹐通常指杰出人物。有的场合也泛指对历史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如帝﹑王﹑将﹑相和思想家中的一些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社会历史理论都无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
英雄史观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有其深刻的社会的﹑阶级的和认识的根源﹐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但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总是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的代表者──领袖人物的活动中﹐并在领袖人物的领导下从事历史的创造活动。当人们看不清隐藏在领袖人物行为的动机背后的﹑推动一个民族或阶级行动起来的物质动因时﹐他们就会把个人看作推动历史的决定力量。
在剥削制度下﹐少数统治者凭藉权势和所能支配的物质力量﹐可以在历史上打上自己的印记﹐而创造历史的劳动群众则处于受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创造历史的能力和作用的发挥﹐受到极大的压抑和限制﹐他们作出的贡献往往被湮没﹐有的成果则为统治阶级所窃取。
剥削阶级的思想家出于阶级的偏见﹐总是把历史说成是帝王将相创造的﹐极力贬低人民群众的作用﹐以此欺骗和蒙蔽人民群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英雄史观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有其深刻的社会的﹑阶级的和认识的根源﹐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但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总是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的代表者──领袖人物的活动中﹐并在领袖人物的领导下从事历史的创造活动。当人们看不清隐藏在领袖人物行为的动机背后的﹑推动一个民族或阶级行动起来的物质动因时﹐他们就会把个人看作推动历史的决定力量。
在剥削制度下﹐少数统治者凭藉权势和所能支配的物质力量﹐可以在历史上打上自己的印记﹐而创造历史的劳动群众则处于受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创造历史的能力和作用的发挥﹐受到极大的压抑和限制﹐他们作出的贡献往往被湮没﹐有的成果则为统治阶级所窃取。
剥削阶级的思想家出于阶级的偏见﹐总是把历史说成是帝王将相创造的﹐极力贬低人民群众的作用﹐以此欺骗和蒙蔽人民群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1．任何个人都对历史的发展起作用
任何个人对于历史的发展都起作用，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历史的形成。从质上说，有的人从正面影响历史的进程，有的人从反面影响历史的进程；从量上说，个人的作用有大小之分。
2．历史人物的含义
历史人物是指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们能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明显地留下自己意志的印记，能够影响历史事件外貌特征。历史人物可分为正面的历史人物（杰出人物）和反动的历史人物。
3．杰出人物和反动人物的含义
杰出人物是指能够反映时代要求、代表进步阶级利益、对社会发展起重大促进作用的历史人物。
反动人物是指逆历史潮流而动，代表腐朽没落阶级利益，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历史人物。
4．历史人物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
①历史人物是历史任务的发起者、组织者、领导者，能够影响历史事件的外貌特征。其中，正面的历史人物加速社会的发展，反面的历史人物延缓社会的发展。
②但是，历史人物不可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左右历史。
③历史人物的成功或失败，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的思想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5．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
①先进阶级的政治家能够反映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发展趋势，能够提出适应社会发展的先进思想和主张。这些思想和主张常常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②先进阶级的政治家能够根据他们的先进思想和主张，制定具体的纲领、路线、政策和策略，并动员和组织本阶级成员与广大人民群众同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③在历史上，某些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可能成为“开明政治家”，他们的一些主张和改革措施，也能对社会发展起某种促进作用。
④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艺术家的创造性活动，对于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
6.从必然与偶然的辩证统一中理解个人的历史作用
任何历史人物的出现，特别是杰出的政治人物的出现，都体现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时势造英雄，杰出人物的出现具有必然性。
历史人物的作用性质取决于他们的思想、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历史人物才能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否则，就会走向反面。
7．评价杰出人物的原则
①杰出人物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评价杰出人物的作用，要充分认识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要懂得“时势造英雄”的道理。同时，要看到特定历史条件对杰出人物的制约。
②在阶级社会中，杰出人物总要代表一定的阶级，因此，要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
③要用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统一的观点来分析杰出人物及其历史作用。
④要全面分析杰出人物，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
人生在世，接触的人无数。邻居、同窗、同事、同志、同路……，有的人接触过一次就懒得再见；有的人则是一见如故。他对你有种吸引力，使你师之、友之，见了之后还想再见。俄罗斯的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书，对我来说，就像一个睿智的老朋友；过一段日子，就想见一面，听听他的高见。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实际上只是一本小册子。我拥有的那本是三联书店1965年第二版、1973年9月第四次印刷的，大32开本。薄薄的，连注释、索引共52页，正文仅40页。满打满算，也不到3万字。和那些动辄数十万字（如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译成中文洋洋洒洒竟有150万字之多）的著作相比，篇幅是够短的了。但它观点鞭劈入里。称得上是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一篇杰作。古人云“一瓢水可知大海味”，《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本小册子就是洋溢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海域“海滋海味”的一瓢水。
个人往往会影响一个民族、国家、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进程。个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历来是人们饶有兴趣的话题，也是人类的良知一直在努力探索、竭力揭示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光明战胜黑暗的过程。“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方面的真理在何方？普列汉诺夫在他42岁时，经过认真地研究，以无产阶级理论家的锐气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简明扼要地向世人指出，这个真理蕴藏在社会需要中。意识不到社会需要，违背社会需要，再伟大、再杰出的人物也终究会被社会被历史所抛弃。拿破仑只有在他代表着变革旧的上层建筑的社会需要，努力砸碎封建专制制度的时候，他才是强有力的，他才能在欧洲大陆叱咤风云、席卷千军。而当他忽视了社会需要、一味穷兵黩武的时候，那么，只要几天的功夫（滑铁卢一役）就可使他的力量烟消云散，无可救药地被流放到数千里外的圣赫勒那岛上去了。因此普列汉诺夫在该书中指出，“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是“因为他的见识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
推动人类历史前进上的伟大人物，无不是在自己所处的客观环境里，意识到社会发展进程产生的社会需要；当仁不让地担负起满足这些社会需要的发起责任；并把满足这种社会需要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来加以解决。
与时俱进、持续不断地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健康的基本特征。我认为普列汉诺夫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书中“社会需要”这个概念，准确地说，应该理解为“社会发展的需要”。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社会需要的力量无比。有史以来，社会要前进、人类要发展。社会发展的需要，如长江之水向东流，浩浩荡荡，势不可当，顺之者昌，逆之者衰！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发展需要的“风云”能够也必然会造就英雄。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俯拾即是：19世纪中叶的林肯，意识到奴隶制阻碍着北美大陆社会的发展。废除奴隶制的“社会需要”把他，“一个从石匠上升到伊利诺斯州参议员的平民，一个缺乏智慧的光辉、缺乏特殊的性格力量、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的人、一个善良的常人送上美国总统的位置”。林肯主张维护联邦统一。1861年当选总统后，南方各州相继脱离联邦，南北战争爆发。林肯先是竭力设法与南方同盟妥协，遭拒绝后，采取革命措施，颁布《份地法》发表《解放宣言》，从社会基础上彻底瓦解了南方奴隶主的顽抗。
社会发展需要时，只要你具备条件，那怕你躲到床底下，社会也会把你找到拉出来。辛亥革命爆发时，黎元洪不就是如此？
个人能力都有局限，别说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就是把社会发展需要指明出来，也决非易事。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被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监禁迫害了27年。他当选南非总统后，面对国内黑人“把白人扔进大海”的舆论，他发出了“把枪支扔进大海”的呼吁！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向世人指出，当代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临终之前还一再告诫全党“发展才是硬道理”！
黑格尔的《法哲学》中有这样一句话“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是这样一种人，他能用言辞把他的时代的意志表达出来，他告诉他的时代什么是那时代的意志，而且能去完成它。他所做的是他的时代的精髓与核心，他使他的时代现实化了。”林肯这样做了，曼德拉这样做了，邓小平也做到了。
这不仅要有识，而且要有胆。弄得不好，轻则遭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的压制和阻挠；重则会遭到残酷的人身迫害，马寅初、彭德怀\张志新等人的遭遇已是世人皆知。
但是，历史尊敬的是指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促进社会发展的人，而不是违背社会发展需要、漠视社会发展需要的人。邓小平、林肯、曼德拉，还有著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普列汉诺夫，自然会名垂青史，经常被后人所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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