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史料真的被大规模销毁过吗

在三国学界，蜀汉内部矛盾论由来已久，大体指的是蜀汉荆州、益州、东州三个派系争斗严重，其中荆州派联合东州派一起打压本土益州派，以维持自身统治。这一观点近年来尤为流行，不少公号、期刊乃至学术论文都以此为准对蜀汉政治做过评判，得出的结论也大致相同——

蜀汉内斗严重，蜀汉是一个“窝里斗”政权。

这种观点确有部分道理，但同时也存在较大的误差。因为，就《三国志》及裴注史料所呈现的蜀汉局面看，其所谓的“内部矛盾”，显然被当代人严重夸大。

一、益州人不被重用？

这种夸大首先体现在益州人的地位上。

在不少人看来，由于“豫州入蜀，荆楚人贵”，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人占据了蜀汉政权的主导地位，而益州本土人则倍受打压、不被重用，官职不居显位。

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从《三国志》及各种史料的记载来看，不管是在刘备入川还是诸葛亮治蜀时期，

蜀汉政权实施的用人政策都是广纳贤才，大力招揽包括益州本土人在内的四方有志之士，完全不存在刻意打压本土势力的行为。

据不完全统计，蜀汉建国四十余年的时间里，青史留名的官员大概有400人，其中荆州人士不足百人，而益州籍的官员大概有150人，很明显在整个蜀汉集团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了大数据分析，具体到个人，则更能反映益州人士不仅没被轻视，反倒被刘备和诸葛亮两位创业不易的当家人极尽拉拢和团结。比如：刘巴，字子初，原为荆州零陵人，因出身名门而瞧不起兵革子刘备，出口侮辱刘备后，特意从荆州跑到益州为刘璋效力，期间还曾力劝刘璋不要邀请刘备入蜀，可见对刘备怨念之深。刘备攻破成都后，帐下人想替他出气想杀了刘巴，结果刘备慌忙下令：

有害巴者，诛其三族。

并拜刘巴为左将军，后来官至尚书令黄权，刘璋帐下蜀中大将，也曾竭力劝阻刘璋邀请刘备入蜀，但刘备入主成都后不仅没怪罪他，反倒被拜为偏将军，后来官至镇北将军，成了刘备军事上的一大帮手。

李邈，益州广汉人，为蜀中名士，对刘备强占益州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当面嘲讽刘备背信弃义，但刘备还是任命他为典农校尉，后来转任太子家令。

其他人，诸如犍为人杨洪为蜀郡太守，犍为人张翼为车骑将军，犍为人费诗为牂牁郡太守，梓潼人李福为巴西太守、尚书仆射，广汉人秦宓为大司农，成都人张裔为巴郡太守，巴郡人张嶷为荡寇将军，巴西人王平为镇北大将军、都督汉中、统领蜀汉最精锐部队无当飞军，巴西人马忠为镇南大将军、庲降都督，一度“平尚书事”……这些都是处于蜀汉权力中枢的益州人士，其比例和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大家眼中的特权集团“荆楚人士”。

所以，某些学者只凭一句“豫州入蜀，荆楚人贵”

而不做具体分析便得出益州人士在蜀汉政权中遭受打压的结论，其实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真正的情况是，益州人正是蜀汉政权的中坚力量，而且被刘备和诸葛亮等最高领导人重视和重用。

二、益州人敌视蜀汉政权？

在蜀汉建国初期，确实存在部分益州人敌视蜀汉政权的现象。

前面提到的广汉人李邈，他作为蜀中名士，曾当面嘲讽刘备强占益州：“（刘璋）振威以将军宗室肺腑，委以讨贼，元功未效，先寇而灭。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蜀郡人张裕在刘备得蜀后，凭借自身影响力，四处“刘氏祚尽”的消极消息。秦宓、费诗、来敏等人也都表达过不满。

但这都只是一时的愤慨。

从根本上看，他们的不满只是作为一名刘璋旧臣，出于道义对刘备背信弃义做法的谴责，而非发自内心地敌视整个蜀汉政权。事实上，当刘备听从诸葛亮对整个益州人士群体采取怀柔政策之后，除了个别特例（张裕）外，绝大多数益州人士都投入蜀汉政权的怀抱，并为后来蜀汉事业的进一步建立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与曹操在汉中会战的最艰难时刻，蜀汉军力不支，刘备发急信回成都请求支援。诸葛亮收到信后，询问杨洪如何回应，杨洪果断回答：“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支持诸葛亮尽发蜀地兵士为国征战。最终刘备成功夺下汉中。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为关羽败亡之事东征吴国，曾经尤为敌视刘备的蜀中大将黄权主动请战，希望为大军先锋试探敌军虚实。刘备没有答应，后来汉军战败，黄权被断归路而被迫北投魏国，但他却上演了一番真实版“身在曹营心在汉”。

有传闻说刘备不幸在夷陵之战中阵亡，魏国君臣弹冠相庆，而黄权面无喜色。又有谣传说黄权因为投敌导致家人被刘备杀害，黄权却说他与刘备君臣相知，刘备绝对会善待其家人，后来被验证果真如此。

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因夷陵大败溯江而走，蜀中大将程畿断后。吴军追杀而至，有人劝他弃大船乘轻舟而逃，他断然拒绝：“吾在军，未曾为敌走，况从天子而见危哉！”

与吴军搏斗，英勇战死。后来杨戏作《季汉辅臣赞》，称其“立节明君”。

除此几人外，最典型的当属益州大学士秦宓。他原本是对蜀汉政权怀有偏见的代表人物，但经过诸葛亮的真诚相待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改变，从敌视到发自内心的认同并拥护蜀汉政权。在后来那场三国史上最闻名的一场辩论赛上，秦宓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

那时正是汉、吴重修于好之时。东吴名士张温出使蜀汉，诸葛亮与百官设宴相待，而秦宓姗姗来迟。张温认为秦宓有失礼节，便有意刁难，因此发起了这场辩论：温问曰：“君学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

温复问曰：“天有头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

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

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诗》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

这些对话看似只是对于“天”的无害争论，但实际上却是

对东（吴国）和西（蜀汉）谁为正统政权的犀利交锋。张温自诩饱学之士企图发难秦宓，结果没讨到半点便宜。他随即提出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

温曰：“天有姓乎？”

宓曰：“有。”

温曰：“何姓？”

宓曰：“姓刘。”

温曰：“何以知之？”

秦宓朗声回答：“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

最终张温败下阵来。

由此可见，不管是杨洪、黄权、程畿还是秦宓，他们都代表了益州人士中高层人物对蜀汉政权的认同和拥护。而所谓益州本土人士始终排斥、敌视蜀汉政权的观点，只不过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反面教材，不足为实。

三、真正的内斗是什么？

蜀汉政权内部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荆、益两派内斗的史实，而东州人也只不过是刘焉时期有“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而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这些东州兵在后来蜀汉政权时期有过任何的成派行为

最可笑的是，出身于荆州南阳并且208年才入蜀的李严，居然被某些人当作“东州派”的领头人物，实在荒谬至极。

三个集团内斗的事实不存在，但蜀汉政权确实有过其他的内斗。

比如，托孤大臣诸葛亮与李严，魏延与杨仪以及后来姜维与诸葛瞻、黄皓等，这都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事实。然而，这种内斗并非是造成蜀汉最先灭亡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上的“内斗”——

兴复汉室的理想主义与偏安一隅的现实主义的冲突。

这一切可以从一名叫谯周的蜀汉老臣的转变说起。

在蜀汉政权建立之初，作为巴西人的谯周，同大多数益州本土人一样，都在刘备与诸葛亮的怀柔政策下对蜀汉事业怀有极高的热情。刘备称帝时，谯周与大批益州人士苦心孤诣地为刘备提供祥瑞和箴言等天命依据为其造势。

诸葛亮病逝于北伐前线时，也是谯周不顾一切地在禁丧令之前赶到五丈原奔丧：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

对诸葛亮的崇敬与真挚跃然纸上。

但到了蜀汉后期，谯周却一反前态，不仅作《仇国论》批驳蜀汉政权苟延残喘，最后还亲自劝说刘禅降魏，成了后人眼中敌视蜀汉政权的代表人物。

为何谯周从一个蜀汉政权的拥护者变成了后来彻底的敌视派，期间到底发生了，让他的态度有了如此大的转变？

其实发生改变的并非谯周，而是蜀汉政权自身。

我们知道，在刘备与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权的目标非常明确，那便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为此从刘备入蜀之始，发动汉中会战为继，包括诸葛亮五伐中原，都是奉行了“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和“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纲领。

这些富有激情的口号，使益州人士前仆后继地为之奋斗，因而才有黄权请作先锋、程畿舍命护天子、杨洪“男战女运”的慷慨和秦宓“天命在刘”的笃定，以及谯周本人带头为刘备称帝造势和不顾一切奔赴前线吊唁诸葛亮的真诚……

然而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政权很快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刘禅亲政后，在位上贪图享乐，宠信黄皓、陈袛等奸佞；蒋琬主政时，虽然实行了“偏军西入”的数次北伐，但规模已远远不足诸葛亮时期；费祎成为蜀汉大将军后，更是以

“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

的理由彻底放弃了对魏作战；姜维掌政后，尽管他继承了诸葛遗志重新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提上日程，但碍于水平有限，多次北伐均徒耗了国力而没能取得实质性战果……

可见，诸葛亮去世后的蜀汉，已经从尚可与中原魏国争锋的正统政权，逐渐沦为事实上偏安一隅的割据势力。换句话说，当初益州士人们对刘备、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权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彻底落空了。

而蜀汉政治理想信念与现实社会发生了严重脱节之后，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士人不由得对蜀汉政权是否为正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从《上谏后主疏》到《仇国论》，从试图劝谏天子重振先帝遗志未果，到对蜀汉政权彻底死心，谯周的心路历程在《三国志》中展现得极为清晰。

一个国家精神信念的崩塌，永远比任何派系斗争危害来得更为深刻。

到263年邓艾大军兵临成都之时，这位曾经如此爱戴蜀汉的老臣的劝降，便成了压倒蜀汉帝国的最后一颗稻草。

夷陵之战，又称彝陵之战、猇亭之战（猇亭，古地名，在今湖北省宜昌市宜都市北），是三国时期蜀汉昭烈帝刘备对东吴发动的大规模战役，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积极防御的成功战例，也是三国“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场。针对夷陵之战，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给出了非常夸大的描写，比如针对刘备一方的兵力，罗贯中给出了70多万的描述。当然，众所周知，《三国演义》不是正史，也即其中的数据，在可信度上自然低于《三国志》等正史中。既然70多万的大军是小说中的夸大之说，那么，问题来了，夷陵之战中，刘备到底投入了多少兵力？5万还是10万？

一

首先，关于夷陵之战中，刘备讨伐东吴时的总兵力，历来都是存在一定的争议，有人说是5万，也有人说是8万人，还有人说是10万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此，在笔者看来，和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汉末三国时期的战役一样，因为记载的角度、不同史料之间的冲突等原因，导致夷陵之战的兵力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一方面，有观点认为，在夷陵之战中，刘备的兵力为5万人左右。根据《三国志》等史料的记载，刘备为关羽报仇，以此讨伐东吴的时候，孙权自然是非常害怕，于是主动向魏文帝曹丕称臣，以此避免腹背受敌。

二

同时，孙权曾给曹丕上书，说刘备率领了4万大军，马二三千匹。对此，在不少历史学者看来，如果再加上沙摩柯等五奚蛮夷的兵力，大约一万人，也即4万加上1万之后，刘备投入的总兵力为五万多。也即《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记载：“（备）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在夷陵之战中，刘备以金锦爵赏诱沙摩柯助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助战的沙摩柯等人，也没有在夷陵之战中幸免。到了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东吴大都督陆逊以火攻破刘备大军，在此背景下，沙摩柯在大乱中匹马奔逃，被乱军杀死。

三

另一方面，《傅子》中记载：（孙）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馀人，备仅以身免。《傅子》是魏晋时期傅玄的著作，傅玄是魏晋之际儒者派文士的代表。因此，因为时间上的接近，所以，傅玄的著作《傅子》，也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傅子》中记载：孙权手下的大将陆逊（本名陆议）击败了刘备，更是歼灭了刘备8万大军。由此，如果按照这一说法的话，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应该投入了至少8万的兵力，甚至可以说是10万人左右。但是，在笔者看来，在《三国志》和《傅子》的记载出现冲突时，显然前者的可信度更高。

四

最后，在夷陵之战中，孙权在面临蜀汉大军的情况下，奋起应战。他任命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统率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部共五万人开赴前线，抵御蜀军。也即在夷陵之战中，东吴只派遣了5万大军。考虑到蜀汉大军气势正盛，毕竟是东吴偷袭荆州、斩杀关羽在前的，因此，如果刘备一方真的率领8万甚至10万大军的话，那么，以孙权的性格，完全不敢只派遣5万大军来迎敌。所以，综上，在笔者看来，在夷陵之战中，刘备投入的总兵力为5万人。

蜀汉的时候并没有设立史官这一个职位的原因是因为诸葛亮怕史官会事无巨细的记录自己的一言一行，对自己造成影响。蜀国是三国时期的一个政权，魏蜀吴三国共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历史局面。在以前的朝代中，都会设立史官这一个职位来记录现在发生的事情，这样才能够让后人有迹可循，很多史官所记录的史料都给现在的学者们研究当时的事情或者是社会面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史官基本上是每个朝代必不可少的一个职位，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史官，顾名思义就是一个记录历史的文官，几乎每个朝代都会设立史官来记录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对于史官来说，每天都记录大量的史料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同时也是一个特别神圣的事情。现在，很多的历史学家之所以能够还原出历史上某个朝代的人文风貌或者君主的长相，包括朝代是如何更迭的这样的一系列很细节的问题，最主要的参考依据就是历史上的史官们记录并且保存下来的史料。这些史料对于现在的学者们的研究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在蜀汉时期，诸葛亮并没有设立史官，主要是因为防止自己的不好言行被记录下来，对自己造成影响。诸葛亮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的军事，为蜀汉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诸葛亮是世人心中的神算子，也是刘备的精神支柱，他没有设立史官这一个职位，就是害怕自己某些不好的言行被记录下来，这样可能会对自己以后调兵遣将造成影响。不得不说，诸葛亮真的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

总而言之，蜀汉没有设立史官的职位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诸葛亮。我觉得诸葛亮没有设立史官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但是对后来的学者们研究蜀国的具体事宜造成了很大的阻碍。现在我们对于诸葛亮的印象就是神机妙算，而且非常的忠诚，为蜀国的大业付出了自己的一生，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

《三国志》作为《二十四史》当中的头四史，也是后人研究三国历史的最原始、最权威的资料。不过《三国志》有一个公认的缺点，就是过于简略。尤其是其中的《蜀书》。《魏书》当中有三十卷；《吴书》二十卷；《蜀书》仅有十五卷。偏偏陈寿就是蜀汉人，按理说也接触了很多蜀汉的史料。结果三国当中《蜀书》最简略，非常令人难以理解。有这样一种说法，蜀汉“国不置史”，所以就导致大量的史料缺失。不过蜀汉“国不置史”这件事却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下面小编就来说一说这件事。

蜀汉“国不置史”这句话本来就是陈寿说的。严格意义上来说，也算是陈寿的一家之言。这句话记录于《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当中，陈寿还小小地黑了诸葛亮一把，说诸葛亮虽然政治能力很强，但是不置史官《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

按照《蜀书》这样的简略的情况，似乎印证了陈寿的这种说法。另外在《三国志·蜀书·杨戏传》当中列举了一批可以列传而又无法列传的人物，原因就是因为史料的缺失。邓方（庲降都督）、费观（巴郡太守、江州都督）、赖恭（太常）、黄柱（光禄勋）、王谋（太常）、何宗（大鸿胪）、吴懿（汉中都督）、张存（故广汉太守）、习祯（广汉太守）。这些人当中有防区都督、重号将军、国戚、九卿、郡守。之所以没能列传的原因，基本上都是“失其行事，故不为传。”这说明蜀汉当中的史料确实很欠缺，也从侧面印证了陈寿所说的“国不置史，注记无官”的说法。

虽然陈寿明确说蜀汉“国不置史”，而且缺少灾异的记载。但从《三国志》当中可以看出，蜀汉具有史官，也记载了一些灾异的现象。首先说史官，《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当中是明确记载蜀汉有史官的。《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史官言景星见，於是大赦。”另外关于灾异方面，《三国志·蜀书》当中也有记载。《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黄气见自秭归十馀里中，广数十丈。”

其实上面提到的景星出现也算是“灾异”中的“异”（景星是一种瑞星）。除了《三国志》以外，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撰写的《汉晋春秋》当中也有异象的记载。《汉晋春秋》成书时间晚于陈寿著《三国志》，习凿齿能够搜集的史料，按理来说陈寿也能够搜集到（当然不排除陈寿之后有人编造这段史料，而被习凿齿引用的可能性）。《汉晋春秋》：“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数。”

从上面已经看到，蜀汉“国不置史”这个是存在争议的。后世学者分为两派，一种认为蜀汉置史，陈寿有误；一方面认为蜀汉史官制度有缺陷，缺少记注官。

一、陈寿诬陷诸葛亮

和蜀汉“国不置史”的说法一样，陈寿这个人也饱受争议。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陈寿是一个良史，还有一种观点，陈寿的人品有问题，在《三国志》当中使用了很多曲笔。因为陈寿与诸葛亮父子有矛盾（陈寿的父亲原先是马谡参军，“街亭之战”后被诸葛亮处罚；诸葛瞻与陈寿不合），所以在为诸葛亮以及诸葛瞻立传时进行了诋毁。说诸葛亮不善于军事，又说诸葛瞻名过其实。平心而论，古代修史有为传主避讳的传统，陈寿对诸葛瞻进行这样尖锐的批评，确实是很难以理解的事情。

《晋书·陈寿传》：“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议者以此少之。”而在阐述蜀汉“国不置史”的时候，陈寿又将矛头指向诸葛亮，认为这是诸葛亮的失误。为此唐朝学者刘知几认为这件事也是对诸葛亮的报复行为。《史通·内篇·曲笔》：“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史通·外篇·史官建置》：“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陈寿与诸葛亮的恩怨是刘知几认为陈寿假称“国不置史”的动机，而刘知几判断蜀汉有史官，除了《后主传》出现的史官以及《蜀书》的一些灾异记载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蜀汉置有东观、秘阁这样的机构和一批官员。

东观是藏书的地方，这些官员负责掌管、校订书籍，也属于一个政权的史官。陈寿自己就做过蜀汉的东观郎、秘书郎。刘知几认为这些机构和官员的存在意味着蜀汉是置有史官的。《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初应州命，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史通·外篇·史官建置》：“广求益部书籍。斯则典校无缺，属辞有所矣。”

二、蜀汉置太史令，不置记注官

蜀汉存在史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毕竟《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当中白纸黑字写着的。不过这与“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并不发生冲突。蜀汉的史官是负责天象的太史令，缺少的是负责记载言行举止的记注官。

《后汉书·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另外认为蜀汉“国不置史”的学者认为蜀汉确实有东观这样的置史的机构，但东观更主要的职责是负责藏书、校书，即便东观也有修史的职能，但在蜀汉未必要行使这个职能。另外的那些灾异的记载可能出自其他书籍，被陈寿收罗为资料，未必就是史官的手笔。《通典·职官八·诸卿中·秘书监》：“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

三、蜀汉大量史料被销毁

没有找到相关的史料或者学术论文。不过网络上确实存在这种说法。在消灭蜀汉后，司马氏销毁了蜀汉大量史料，削弱蜀汉政权在益州的影响和权威。陈寿在著《三国志》的时候，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采用曲笔避讳，谎称蜀汉“国不置史”。但考虑到东晋史学家孙盛曾经看到过姜维与刘禅的密信的实物的事情来看

《晋阳秋》：“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

小结

虽然这件事一直存在争议，也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可以达到一锤定音的效果。但小编更偏向于陈寿的说法。毕竟陈寿撰写《三国志》的时候，距离三国时期并不长，而《三国志》也受到当时人的称赞。如果陈寿真的用这样拙劣的、易于拆穿方式诋毁诸葛亮，想来不会得到较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