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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癌症病房里的谐星

时间: 2020-03-05 16:55:33 | 作者:全民故事计划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14次

住在癌症病房里的谐星

  “我们老哥俩也活不了多久了,喝一杯就少一杯啊。来这化疗不就是为了多活几天,多活几天不就是为了痛快痛快啊。—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61个故事 —

  

  老李是我参加工作接收的第一个病人,得的是肺腺癌晚期,确诊是在60岁,他退休的第一年。

  第一次见面,老李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倒是他老婆风风火火的。询问病史时,老李总是插不上话,都是他老婆在讲,讲也讲不到重点,絮絮叨叨没完没了。

  我问老李:“你抽烟吗?”老李说抽一点。话音刚落,老李的老婆几乎跳了起来,“抽一点?一天到晚烟就没离过手,天天乌烟瘴气的。”

  旁边病床的病人家属也开始说起自己老公抽烟的事儿,你一句我一句,我这个医生都插不进去嘴。

  肺癌的病因目前来讲,研究相对清楚,吸烟是一项重要的致病因素,也正是因为这个,肺癌患者与其它癌症患者比起来,总是承受一份额外的压力,仿佛别的癌是命不好,而肺癌是“罪有应得”。

  一阵剧烈的咳嗽,结束了两位家属的啰嗦,老李的爱人急忙拿出水杯递上水,老李边咳边摆手。

  我在病历上写下:李某,60岁,右肺腺癌,多发淋巴结转移、肝转移、骨转移。老李比较幸运,可以应用一种叫做易瑞沙的靶向药。我告诉老李把烟戒了,回家吃靶向药,每个月拍CT,定期复查。

  肺腺癌的病人如若存在基因突变,可以进行靶向治疗,这种治疗利用基因检测寻找肿瘤的“靶”,用靶向药作用精准射击的“箭”攻击癌细胞。

  半年后,老李自己来了。

  他走进办公室跟我打招呼,说老婆在家带孙子,家里人手不够。

  老李胖了些,他戒了半年烟,饭量大了很多。这在肿瘤科医生看来是件好事。还有就是他起了一身疹子,这也是一件好事,说明靶向药在起作用。

  复查的项目一项一项报出结果,我竟然有些紧张。老李毕竟是我的第一个病人。

  不幸的是,肿瘤不仅长大了,还转移到了另一侧的肺。晚上值班,九点多,我在办公室写病历,老李来问白天检查的结果。

  我问他家里人明天能不能来一趟,可能需要输液,身边不能没人。

  老李对于他需要占用家里一个人手很愧疚,反复说自己一个人也能行,再不行找个护工。

  “还是叫家里来人吧,病情得跟你们交待一下。”

  说到这儿,老李不倔了,也不问检查结果,给儿子打电话,说是大夫让来一趟,其他什么也没说。

  面对肿瘤病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沟通方式就是“你先回病房吧”,医生更多的是把坏消息告诉家属,由家属决定是否跟病人说。我的老师是这样,传到我这,自然也是这么说。

  第二天,老李的儿子从外地坐高铁赶到医院,我向他告知病情,他爸爸的病恶化了,靶向药耐药了。

  当下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直接上化疗,需要 3个礼拜住一次院来输化疗液体;另一个选择就是用更新一代的靶向药,国内没有,得去香港或者美国买,一个月5万,全自费,效果比化疗好一些,病人受罪小。

  他儿子犹豫了一会儿,说回去商量一下,并特意让我瞒着他爸。

  按我的经验,商量一下的结果都是用不起,用得起的一般不商量。

  第二天,他儿子告诉我,他们决定化疗,但是希望化疗的液体用进口的,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尽量让老人少受罪。

  

  化疗的前一天,老李有些得意地告诉我,他特意解了一次大便,给自己的水杯配了一根吸管,准备一整天都不下床,为化疗做准备。

  我有些哭笑不得,跟他说,如今的化疗不再是走着进去,躺着出来,会根据体重计算药物剂量,疗效和副反应把握得还算精确,基本不会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反应。老李脸上的得意还在,但明显神情紧张起来,干笑了好几声。

  查房时,为了缓解老李紧张的情绪,我笑着问他酒量怎么样。他说,上班的时候每天喝酒,每次一斤多,有时候带着任务,喝得更多,退休了少一点。

  “少一点是多少?”

  “半斤吧。”

  “半斤多少度的?”

  老李笑了,说自己喜欢喝高度的。我告诉他酒量大的人,化疗的时候不容易吐,好事儿。

  快下班了,老李来办公室找我,问第二天化疗能不能早点开始,这样儿子能早点回去。我告诉他,这期化疗已经结束了,再观察两天,就可以回家了。

  老李挺惊讶的,说还没什么感觉就结束了。我告诉他别急,会有感觉的。

  聊了几句,老李问我,他的肿瘤是不是长了。我说:“你别想这个,好好输液就行了。”

  “其实我都知道,隔壁床病友告诉我了,说只要是治疗药一改,就是瘤子长了,换几次方案人也就差不多了。他已经换三次,现在人都下不了床。CT报告上都写了,我是右肺癌,现在左肺上也有了。我儿子也不告诉我,你也别告诉他我知道,这样挺好。”

  这样你瞒我瞒的戏码,每天医院都在上演。我答应他,让他松了一口气。

  随着化疗一期一期地进行,老李的肿瘤暂时控制住了,转移一侧的肺部肿物通过CT已经找不到,但化疗的副作用也随着药物浓度的积累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是瘦,老李体重轻了50斤,他总是自嘲:每个季度都得买一身小一码的衣服,多花多少钱,幸亏自己活不了几个季度。

  还有就是食欲下降,平时吃饭用大碗,现在吃饭换小碗,老李说他跟他三岁的孙子比赛吃面条,经常是他孙子赢。

  化疗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骨髓的抑制,就是常说的白血球低、免疫力下降。老李久病成医,学会了看血常规的化验,一发烧或者浑身没劲,意味着白血球又低了,就赶紧去医院打针。

  后来,看别人化疗掉头发,老李也剃了个光头。

  我告诉他:“你用的药不掉头发。”老李反应过来,骂了句脏话,说:“剃了也还好,在家逗孙子好用,一摘帽子就是光头强”。

  就这样,老李每隔两三周来一次北京,持续了大概一年。治疗期间,肿瘤时大时小,化疗方案也更换了两次,效果却始终不好。

  长期的化疗毕竟是一笔极大的开销,老李的身体也日渐瘦弱。渐渐的,他从可以坐高铁来,到后来需要买卧铺了。

  

  与老李同期确诊的还有一位张大爷,两人化疗周期相同,被安排在同一个病房。他俩经常同时来住院,时间长了,便成了朋友。

  老张患的是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种,平均存活时间不足10个月。

  因为老张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获得过河北省某县级市书法比赛一等奖。老李经常揶揄叫他“书法大师”。老张则叫老李“局长”,其实老李可能科长都不到。两人插科打诨,老张也被老李带着笑呵呵的。

  一次查房,一进门我就看见老李在切土豆,我笑着问他:“不喝酒改吃土豆了?要在病房里做饭可不行啊。”

  老李指了指老张,“哪儿的话啊。你看大师那胳膊,肿成啥了,用土豆片敷敷就好。”

  我有些哭笑不得。由于化疗药物刺激血管加上大量输液导致的静脉回流受阻,老张右前臂出现严重的肿胀,但那是不可避免的,土豆片能有什么用。

  第二天,我去看老张,胳膊依然是肿的,仅仅是针眼的位置,淤血略有消散。看来老李的“土豆疗法”不太管用。

  我想了一下,还是对老张说:“恩恩,有好转,接着贴吧。”

  老李非常得意,“看看,土法子比他们这大医院也不差。”

  老张兴致也很高,“嘿,这招好用啊,一块钱就把病治了。”

  一期化疗结束,老张化疗反应比较重,躺床上一天没动弹。我对老张说:“您昨天抽血的结果出来了,白细胞下降得比较厉害,要靠打针把白细胞升上来,打完针可能会腰疼,发热,这都是正常反应,不要害怕,以后吃生白细胞的药就行了。”

  老李刚好在他的床边,满病房晃悠,说:“生白药不管用,你这么办,你买红皮花生,别吃花生仁,把花生皮留下泡水喝,保准管用。”

  老张看向我,意思是等待一个医生的认可。这又难住我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说:“管不管用问李老师吧,花生皮泡水饭前喝,饭后再吃两粒生白药,这样肯定效果更好,土洋结合嘛!”

  老张听完拿出一个小本子,认真做起了笔记。老李指着本子又说:“还有,炖鸽子汤,小火慢炖,也能长白血球。哎呀,不用记,都在脑子里呢。”

  我不知道花生皮和鸽子汤是老李开给老张的安慰剂,还是确有其事,但老李不知道,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老张的脑部,肿瘤不会再给这些“留在脑子里的东西”留太多位置。

  那段时间,老李经常带着老张在走廊“嘎啦嘎啦”地盘核桃。或者在病房里锻炼身体。病房不大,他俩就走到尽头,再转身往回走。

  夜间查房时,我经常逮住他俩在房间里偷偷喝酒。

  老张每次都很紧张,像考试作弊的学生被抓了现行,而老李非常淡定,“王医生啊,我们老哥俩也活不了多久了,喝一杯就少一杯啊。来这化疗不就是为了多活几天,多活几天不就是为了痛快痛快啊。”

  老李说的没错,但我还是建议他们不要再喝,至少要改喝啤酒。

  没过多久,老张就不再来北京了。

  我和老李默契得都没有再提此事,只是从那以后,老李再也没偷偷喝过酒。

  

  老张走后没多久,有一天,护士跑过来说:“21床不好了!”

  我赶忙跟护士一路小跑到病房,仪器上的血压心率都降得飞快,我立刻大喊:“推抢救车,家属往外走!”

  护士拉上帘子开始抢救,“多巴胺泵开满,推一支肾上腺素,电除颤给我拿过来。”

  “医生,他们家不同意有创抢救。”

  “那就用药,多巴胺、肾上腺素反复推。”抢救待续半个多小时,21床的家属叫我出去,哽咽着说:“算了,让他走吧。”

  我表示理解,有创治疗只是徒增病人的痛苦。监护仪上的数字逐渐变成零,21床病人走了。

  我帮21床病人把插在胸腔和腹腔的引流管取出,护士把输针拔掉,用酒精将身上的污物擦干净。不一会儿,几个太平间的工作人员推着车,一身黑西装,动作娴熟,将病人整理妥当,再铺上一层雪白单子,推走了。

  紧接着,保洁员打扫消毒。不到1个小时,21床洁净如新。

  老李是20床,抢救时就在隔壁输液。据说他吓得瑟瑟发抖,自己拔针跑了出去。

  后来老李找我,说等他到那时候也不想往嘴里插管子。我同意了。

  2019年的夏天,一天值班,主任告诉我,晚上会来一个急诊的病人,有事儿打电话。

  我到急症室才知道病人是老李。他高烧不退一个礼拜,救护车跑了500公里拉到我们医院,因为等不及排队住院,直接进了急诊监护室。

  “双肺广泛感染,体温39度5,白细胞几乎降到零。”

  我把老李带回肿瘤科,住进重症病房,三种最强的抗生素大剂量同时应用,家属不让探望,每天只能隔着玻璃打半小时电话。

  那几天,我们交完班,三个负责主治老李的医生就会围上去看他早晨的化验。到了第10天,老李的白细胞终于上来了点儿,仅存的免疫力配合上抗生素,终于让老李的烧退了。

  这10天内,家属们24小时轮班,都快扛不住了。病房外面留人,不让进也不让走,大医院还不让打地铺,老李的儿子就在窗台上铺个坐垫,住了十天。

  各位主任反复向家属交代病情:老李很危险,白细胞上不来,感染控制不住,人说没就没。

  我妈曾经跟我抱怨,“你们医生挺过分的,总把病往重里说,出了事就没你们责任了。”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但也不全对,老李病危病重的通知书都签了无数遍,确实是说没就没。

  治疗结束后,老李渐渐好转。有一天我查房,他问我:“我能不能提前签个字啊,不然等我昏迷了,就没法签了,我不插管。”

  我安慰他:“你有授权委托人,你昏迷了,你儿子替你签。”

  老李很坚持:“万一那时候,我儿子非让我插咋办?”

  这个问题难住我了,授权委托就是为了在病人意识不清的时候,有人能来签字做决定。当时的我确实还不懂,就说:“这是不是得请师啊?”

  老李也说:“可能是。”然后叹了一口气。

  

  从层流病房出来后,老李下不来床,精神也萎靡不振,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输液。

  多次化疗后,老李的血管条件很差,输液很慢。到第二天了,前一天的液还没输完。

  输液的那段时间,老李的家里来了许多我以前没见过的亲戚朋友,其中一个是老李的女儿,在爱尔兰工作。她话语权很高,反复询问病情,讲话喜欢用反问句,经常弄得我哑口无言。

  后来,她干脆只跟主任讲话,指示我们一定要用最好的药,坚持要做有创抢救,老李最害怕的气管插管也要做。

  此时老李已经深度昏迷两天,家属还在为是否插管争论不休。最后是老李的老婆发了火,才将此事平息。她早就没有我第一次见到时的矍铄,眼神也空洞洞的。

  病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无力回天。我想起老李是河南人,要回老家安葬,这样才可以进祖坟。

  于是我叫来老李的儿子,“我得跟你说件事,北京市的规定,人死了是不允许出京的,必须在北京火化,我不知道你们家的习俗,必须跟你说清楚。”

  他儿子表示明白,立刻联系救护车,准备赶往河南老家。

  我给老李换了最后一次药,看着老李的胸部一起一伏。我知道,这还是老李,生命还没有翻篇儿。

  临上车前,我将氧气袋充得满满的,嘱咐家属一定要把液体举得高一些。我又认真检查监护仪、氧气管、输液接头,询问救护车上的设备是否齐全,车上是否有医生陪同,是不是走高速,走高速要几个小时。

  一切流程结束后,我跟老李的儿子一起将老李抬上救护车。这次并不吃力,老李瘦得皮包骨头,没有了人形儿。

  我又送了老李几个口罩,在老李的耳边说了一声再见。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作者秋爸,肿瘤科医生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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