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代革命起源广东 地势容易造反

　　在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广东以其光荣的革命传统、良好的群众基础，继往开来，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基地。

　　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权，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为孙中山和革命政权实现伟大的转变提供了动力。两股革命力量的结合，为广东和全国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标志着广东成为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成为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经历过同盟会、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等几个阶段的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通过改组，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获得了新生，成为领导国民革命的中坚力量。

　　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是在广东完成的。

　　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国民革命的形式在广东蓬勃发展。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广大群众，在革命运动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堪称全国楷模。

　　1924年夏，广州黄埔军校的建立，标志着新的革命武装力量的出现。它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并为革命军队的建立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在彭湃等共产党人的多年努力下，广东农民运动发展异常迅速。各地农民以海陆丰和东江农民为榜样，纷纷建立农会组织，开展减租斗争。为适应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办。澎湃、毛泽东等先后担任所长。农讲所为农民运动培养了800名骨干，对推动广东和全国农民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预示着广东农民运动新高潮的到来。1926年，在省农会的领导下，农会组织及农民运动遍及全省，会员达62万多人，占全国会员总数三分之二，还拥有农民自卫军3万多人。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标志着广东农民运动到达顶峰。广东成为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在邓中夏、苏兆征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广东工人运动迅猛发展。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标志着广东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的省港大罢工，显示中国工人运动已进入巅峰状态。这次罢工，以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组织之严密、影响之巨大，载入中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史册，光耀千秋。

　　工农运动的高涨，有力的推进了国民革命。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大工农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于1924年10月，粉碎了帝国主义支持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叛乱——商团事件。1925年，革命军出师东征，讨伐陈炯明，其后又回师广州，讨伐杨希闵、刘震寰等滇、桂军阀的叛乱。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广东的反动势力，为革命的政府统一广东创造了条件。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随后第二次出师东征和南讨，彻底打垮了陈炯明和邓本殷的反动势力，全省底定，广东乃成为统一的革命基地。

　　在统一广东的基础上，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在广州誓师北伐，仅9个月便打到了武汉、上海、南京，占领半个中国，把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打得落花流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打断了国民革命的进程，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断送了革命。形势转向有利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广东的反革命势力也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广东。但是，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广东人民是决不甘屈服的，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摘要：城市广场是城市整体空间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居民的重要活动空间，反映了一个城市特有的景观风貌和文化内涵。城市广场是一种二维的围合空间和公共性的开放空间。广州城市广场的建设目前存在着概念滥化、人性淡化的问题。为此，广州城市广场的设计思路为以人为本、突出文化。

关键词：城市广场； 广州

1． 城市广场概说

1.1 城市广场的历史发展

广场,作为城市整体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的历史几乎和城市的发展同步。它起源于古代欧洲。早在古希腊时期，建筑物的布置就是以神庙为中心，各种建筑围绕着它而形成广场，如著名的阿索斯广场。这时候的广场主要是担负起作为一个宗教中心的功能。到了古罗马时期，广场的建设达到了一个高峰，广场的类型逐渐多样化，出现了政治性广场、纪念性广场等。广场成为城市的象征。在我国，早在原始社会，半坡村人为满足部落内部成员防卫、生产和集会的需要利用小型住宅沿圆圈密集排列而形成一个中央空间，即早期的城市广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形成和社会分工的出现，城市居民需要特定的空间去进行交易、集会和思想文化交流，促使城市广场不断向前发展，由最初的宗教中心发展为集商业、文化、休闲、景观、集会、表演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中心。到了现代，由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对广场的依赖越来越强烈，城市广场成为对城市环境和城市生活起到最直接、最重要影响作用的场所。城市广场成为城市整体空间环境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城市特有的景观风貌和文化内涵，有时甚至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

1.2 城市广场的空间构成特点
“广”者，宽阔、宏大之意也，“场”，指平坦的空地。“广场”，即广阔的场地，是指由两条或几条街道汇合处形成的空地（《语言大典》，王同亿主编，三环出版社1990年），今特指城市中广阔的场地，如天安门广场（《古今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从其概念中可以看出广场具有以下几个空间特点：

1.2.1 二维的围合空间 广场是以二维的开敞的空间实体形式而存在的。这种二维的存在形式突出了人的存在活动，从一开始就反映了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这种二维的存在形式又是以周边的三维立体建筑为背景围合而成的。这些三维立体建筑构成广场的视觉焦点，成为广场的空间界限，同时其体量、造型、景观特点也体现了某种精神，成为广场精神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1.2.2 公共性的开放空间 城市广场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聚会、休闲的活动场所，因此，城市广场必然是一个公共性的开放的活动空间。广场应便于开展各种休闲、运动、娱乐、集会等各种活动，具有良好的交通可达性，并消除一切进入壁垒。同时，城市广场还应该具有良好的可参与性，只有城市居民能够最大限度的参与广场的各种活动，能够充分的利用广场的各种设施，其公共性才能得以体现。因此,城市广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活动场所，是城市形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2. 广州城市广场建设存在的问题

为研究的方便，本文所涉及的广州，仅指广州建成区范围内的海珠、荔湾、越秀、东山、天河以及白云六个人口密集、历史发展较悠久的行政区。据笔者查阅各种广州地名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对比城市广场的概念与空间构成特点，我们可以发现广州目前的城市广场建设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2.1 滥化的概念

广州市内冠以“广场”二字名称的不下三十几个（处），但观察其构成，则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所谓的“广场”其实都只是一栋高大的建筑，内有多间商铺，充其量只能够被称为“商厦”或“大厦”，如有名的天河城广场、宏城广场、东峻广场、时代广场、荔湾广场等；许多建筑动辄就以“广场”命名，“广场”已成为一个滥化的概念，与有些住宅动辄就以“花园”、“山庄”命名一样，被一些有识之士称为地名的“浮夸症”。也有的虽然冠以“饮食广场”、“娱乐广场”的名称，但与广场的内涵已是相去甚远了。其它的如火车站前广场和东站广场，虽然是一开阔的空地，但主要是为集疏人流而用，休闲、娱乐、集会的功能很弱。中华广场前虽然也有一小块绿地，但规模太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其实，广州真正称得上广场的唯有海珠广场。海珠广场现占地2.94万㎡，内有广州解放纪念雕塑。广场内鲜花遍地，绿树如荫，一度成为广州的象征，是广州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可惜由于海珠大桥的通车，把海珠广场分割为两半，现在所谓的海珠广场仅指西广场，面积已大为缩小。而且由于邻近市内主要交通干道，繁华的车流，喧嚣的嘈杂声严重地破坏了海珠广场的氛围，

2.2 淡化的人性

可能由于地价较高，“寸土寸金”的缘故，加上广州商业气息较浓，广州城市休闲广场缺乏，即使已有的少数几个如海珠广场、中华广场前的空地，其规模也是很小的，远远不能满足密集的居民休闲、娱乐、集会交流的需要。而且，各广场内部绿化率不高，很少考虑居民的休闲娱乐需求，人性化设施严重不足，比如很少有便于人们歇息、停留的石凳、石椅，绿化树种也都是一些低矮的树种，不能为人们遮荫挡雨，尤其是炎炎的夏日，广场上难得见到几个市民。虽然树木花草造型各异、富有艺术气息，但都是中看不中用。有些广场内的草坪更是打着“行人不得入内”的牌子，让人们望而却步。即使是在众多的所谓商业广场内（实际上只是一栋商业大厦），也是为人们提供休息、小憩的设施很少，人们逛街又累又困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可以歇息的地方。

3．广州城市广场的设计思路

3．1 以人为本

城市广场最终是城市居民的广场。城市广场的布局、空间规模及其美感、愉悦感都要以能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活动需求为衡量标准，因此，以人为本是城市广场的最基本功能之一，也是城市广场设计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城市广场的设计理念应着重发展为人所实用、为人所体验的人性化空间，要努力创造一个富于生气、具有人情味的城市广场环境。为此，城市广场在进行设计时应注意考虑以下几个方面：①城市居民活动的时间变化。一天中不同的时间，城市居民利用城市广场的方式不同。例如早晨主要是进行早操、打拳等健身活动，上、下午则主要是以聚会、聊天为主，傍晚和晚上活动的人群最多，主要活动内容以散步、休息、观看演出为主。一年中不同的季节，城市居民的活动需求也有不同。春秋季居民需要阳光，需要开阔的空间进行放风筝等活动；夏季烈日炎炎，居民需要城市广场能提供树荫纳凉。城市广场的设计应考虑到这种时间变化特点。②不同的居民群体对城市广场的需求也不同。老年人喜欢群聚、聊天、遛鸟，青年人好动，喜欢热闹的处所，儿童需要有游乐设施、玩具的活动场所，情侣们喜欢安静、僻静的地方。因此，城市广场的设计要结合不同居民的活动特点，要求有明确的功能分区，要形成动静有序、开敞和封闭相结合的空间结构，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③要注意树种、草种的选择。广州气候炎热，夏季较长，太阳辐射强，城市广场的设计更应该注意选择一些高大的树种，能为人们提供较多的绿荫；此外，城市广场的绿化草坪要注意不仅有观赏性，更要有实用性，要满足人们在上面“坐”、“躺”的需求，为此，草种就要注意选择一些生命力强、维护成本较低的，不要为了追求名贵、追求观赏性而以诸如“小草青青，足下留情”等貌似有情实则据人于千里之外的词语把人和城市广场隔开起来，拉远了城市居民和广场的距离，使城市广场的亲和力大为下降。④要从完善各种服务配套设施入手体现城市广场的人文关怀。居民在城市广场内活动时要求有良好的服务配套设施。广场内公厕、电话亭、座椅、交通指示牌、照明灯光、无障碍通道等设施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到居民对广场的利用度和认可度。此外，城市环境卫生的质量管理也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垃圾箱的设置要考虑到人群的活动范围外，垃圾的清扫方式和清扫时间要注意不要和人群的活动时间相冲突。

3．2 突出文化

文化是特色的灵魂。一个没有特色的广场必定是没有文化性的广场。现今很多广场之所以出现千场一面、个性不突出的弊端，就是因为在城市广场设计时没有注意到突出城市广场的文化性。城市广场的设计要能够反映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充分挖掘地方自然与人文特色，并注意对城市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的保护，将其融入设计构思中。

首先，城市广场的设计要结合当地自然景观和地势地貌特点，突出地方文化。不同的地区，气候、地形、自然景观都有差异，城市广场的设计要结合这些差异，以突出自己的个性。对于地势不平坦的地区，可利用地势的高差，在布局上采取梯级、平台、阶地、斜坡等手法，突出层次，既能使人们在活动的过程中体会到一种动态感，同时又能领略到广场的立体景观。对于广州来说，位处亚热带，气候炎热，在进行城市广场的设计时，树种要选择一些高大的热带亚热带树种，既能为人提供树荫，又呈现出浓厚的热带亚热带风光。同时，广州“云山珠水”的地理景观又为广州建设“山水广场”、借山造势、依水布景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其次，城市广场的设计要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底蕴，使其成为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与展示的舞台。广州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是岭南文化的代表，其独特的岭南建筑、古朴的骑楼无不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广州又是我国近现代历史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又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得改革开放之先，商业文化发达。广州城市广场设计时必须注意挖掘与保护这些文化资源，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例如，在北京路、上下九路商业步行街进行城市广场群的设计时，周边的建筑风格宜以骑楼建筑为主，把浓厚的商业文化和古朴的岭南文化相结合；在进行先烈路城市广场的设计时，要充分挖掘这一带近现代革命史迹众多的特点，如十九路军纪念碑、黄花冈七十二烈士陵园、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朱执信墓等都集中在这一块，城市广场的主题应以纪念革命先烈，缅怀英雄事迹为主，以突出历史文化；在广州沙面地区进行广场设计时，因为历史上这一带主要是外国使馆区，至今尚存众多西洋、欧式建筑，因此，广场周边的建筑风格宜以西洋风格为主，这样，既反映了这段历史，又突显广州中西结合、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色。

第三，城市广场的设计要突出大众文化。城市广场是市民的广场，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也不管是地位高贵的还是地位卑微的，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使用广场。因此，广场的建设要适合大多数人的需要，广场的文化应该是一种大众文化，要立足于本地、能够为广大市民所理解和接受。为此，城市广场的建筑小品和雕塑，要反映当地居民的生活特色和精神风貌，那些只有作者自己才明白的抽象的所谓现代雕塑，不应该出现在市民广场内。

参考文献：

〔1〕．汤桦．浅谈现代城市广场〔J〕．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2〕．王富臣．城市广场：概念及其设计〔J〕．华中建筑，2000,18(4).

〔3〕．刘韶军．城市广场建设要结合居民的休闲特点〔J〕．城市规划，2002,26(3).

〔4〕．城市广场－一个值得研究的热点问题．城市规划，2002年第26卷第2期、第3期.

注：本文发表于《城市问题》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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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志红(1972--- ),男,湖南邵阳人,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200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开发与规划.肖玲（1957－ ），女，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① 据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研究所编制的《广东省饶平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年.

　　革命（revolution）
　　【拼音】gémìng
　　【释义】古代以天子受天命称帝,故凡朝代更替,君主易姓,皆称为革命。近代则指自然界、社会界或思想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深刻质变
　　【出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
　　【演变】
　　在中国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只指改朝易性；语源是《易．革卦》的彖传：“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是变，命是天命。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没有变化。
　　“革命”现在的用法，是从日本语来的。旅美学人陈建华，在98年的《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指出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1890年），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而王韬这个用法，和他这本著作的很多地方一样，取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志》。
　　在日本，“革命”这个词本也是从汉语来的，但到后世，已经被改造，可指变革，如“明治维新”便被称为“革命”，再后则与“国际用法”接轨。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讲，1895年，孙中山来到神户，见到当地的报纸，上面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对陈少白说，这个意思很好，以后我们就叫革命党罢。陈少白的回忆（《兴中会革命史要》）与此略同，并讲到此前他们也只以为做皇帝才叫革命，自己只算是造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接受了西方“共和革命”的内容，复加以排满的“种族革命”，故不但与保皇党势难两立，便与改良派也互相水火。
　　由于“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对孙中山辈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孙中山《革命运动概要》说：“革命之名字，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这在当时，是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争取合法性的努力，但稍后，很多人已指出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和变乱，鲜见革命，而此时的革命，已旧瓶新酒。所以章太炎说：“吾所谓革命，非‘革命’也。”（《革命的道德》）就是这个意思。
　　“革命”很快流行起来。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著文提倡“诗界革命”，“革命”获得更广泛的语义。1902年，主张保皇立选的康有为写了一篇《答南北美州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选不可行革命书》，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当时，是影响非常大的一场争论。（同年邹容写了著名的《革命军》。）
　　1949年后，“革命”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宽泛和具有压迫性，包容了上次革命行动的一切成果和与正统有关的各种现象，并成为价值体系中裁决一切的核心词。在理论上，马、恩曾提出“不停顿的革命”的设想，为毛泽东继承后，演变为新的继续革命的思想。
　　毛泽东曾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在那个时代，“革命”一词，真可以用“一切”来形容；而“反革命”是一种罪名，要被枪毙的。还有一种用法，叫“不革命”，是落后分子的标签。
　　1980年代以来，“革命”的极端色彩淡化了一些，而用法更宽泛了。在很多场合，它是“变革”，甚至是“变化”的同义词。但它那种来自过去时代的“正义”性，始终是主流用法。同一事件的对手，仍要争夺“革命”的身份，争夺话语的上风。另外，“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不再使用，但它的某些内涵，仍然被继承下来。
　　1990年代后，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始在“革命”一词的用法上“西化”，有意在世界通行的语义上使用这个术语。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泽厚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提出“革命”是激进主义和情绪化的，“二十一世纪不需要革命”。这本书在两个方向上遭到批判。
　　现在“革命”一词的歧义，主要的方面，是在“革命”是否与暴力相联这一点上。即使在西方的现代用法上，“革命”也经常用来指各种领域里“新”的变革，比如医学革命，生态革命，未必有手段激烈的含义。当然“革命”尽管被广义地使用，仍然保存那种令人想到法国大革命赋给的狭义。当与“改良”成为对立词时，便有这种色彩。

　　马列主义的“革命”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历史设想中，主要的思想是以一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个时代彼此更迭的思想；革命从它最全面的意义来说，是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剧变性的跃进。在陈旧的制度同争取自由的新的生产力之间，进而从人的关系上来看，在旧秩序内部的上层阶级同下层阶级之间，在以前的阶级同向它挑战的新的阶级之间，各种冲突的汇合，会带来革命，直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原来被剥削的阶级同新的统治阶级合而为一。后来，只是对于现代欧洲的革命，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时间认真加以考虑。马克思在1843年已经开始研究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他的笔记中说明了这一点）。所有这些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美国的革命也是民族的革命），是由中等阶级中野心勃勃的一部分人领导的，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扩大的需要促成的。
　　在所有这些除旧立新的尝试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考虑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伴随它最初的最豪迈的阶段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这方面写了一本书——，认为这是最早的革命；虽然作为市民和农民打破封建优势的努力只获得很有限的效果。17世纪40年代英国的暴动要成熟和成功得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没有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竭力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战斗，它不会推进到如此程度；这也就向他们暗示这样一个一般原则，所有一切造反的运动必须推进到远远超出资产阶级自身利益所要求的目的，如果不可避免的反动不要超出像1688年那种结局所代表的限度的话（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另一个一般特点是，走向前台的新的有产阶级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就能以反对旧秩序的全民代表的姿态出现，甚至在当时自认为如此。
　　1848——1849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左派方面参加了德国的激进运动，有机会从内部看到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对终于导致失败的犹疑不决和软弱无能深感厌恶；后来他们在这方面思考了并写了许多东西。对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使马克思深信，欧洲的革命以1847年的商业萧条为背景，群众的不满掀起了革命，在下一次衰退和再次发动群众以前，新的叛乱不会有任何机会。事实上，中欧和东欧的资产阶级甚至对支持他们的工人比对他们面前的政府更加惶惶不安，决不会再冒险试验，除非是半心半意，如1905年在俄国。它能够在旧的框框内获得一种地位，尽管不是政权，使它能毫无阻碍地发展工业，这也就是对它有实际意义的一切。
　　恩格斯曾经企图（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把这种情况纳入马克思的设想，就德国而论，把俾斯麦的“统一”描写成“革命的”，这个例子说明他和马克思使用这个词多么灵活。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关于印度农村被不列颠的压力所破坏是亚洲历史上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的说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概念方面，产生了许多问题，虽然这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已由马克思主义学者生动地加以阐明。在英国，还无法颠扑不破地证明阶级之间和它们所代表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甚至1789年法国的情况（这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诸如此类的观点得到比较广泛地承认）仍然很有争论。然而人们承认，马克思的假设所起的最大的作用是促使人们去探讨整个问题。
　　另一种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在很长时间内萦回于少数人的脑际，但是，马克思经常强调，在它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前，不可能有实际意义。那就是说，共产主义只能是继资本主义而来的事物，它带来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它第一次有可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因为它不代表另一种所有制形式，而是摆脱一切所有制。它的执政将是一种道义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因为它会清算过去，扫除人类的肮脏东西，使它从新开始（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第1部分B3）。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形成而且从不背弃的另一个信念是，伟大的变革不可能在这里和那里个别地方发生，而应当是决定性数量的工业国同时行动的结果（同上，第1卷第1部分A1）。
　　马克思从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失败中作出结论说，这只是像一个犹太人在沙漠中的旅途那样漫长的斗争开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后来这成为斯大林特别喜爱的形象。在以后的年代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承认，1848年他们被青年的急躁情绪所左右，在资本主义在大陆的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就指望推翻资本主义，这是很不成熟的。政权是不可能靠少数热烈分子，即没有整个阶级的力量作后盾的战斗先锋队的突然袭击来夺取的（参看恩格斯为1895年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序言）。
　　恩格斯后来认为俄国可能是这条原理的例外。1875年他考虑到那里的革命可能会被战争所促进而迫在眉睫（《俄国的社会状况》）4；1885年他告诉一个俄国记者，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由一批密谋者推翻整个社会）可能在任何地方有些道理的话，那肯定是在彼得堡，因为沙皇制度如此不稳定，猛然一推就可以把它推倒（致维•查苏利奇，4月23日）。在其他地方，事情会缓慢一些，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高潮也许是武力的较量。马克思可能认为，少数国家，首先是英国由于其长期的政治传统，可以避免最后的严峻考验。但是，英国的发展情况令人失望，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失败之后退到了非政治的工联主义，缺乏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在法国，政治精神比较活跃，但1848年以后不久，马克思懂得，在一个主要具有农业性质的国家，没有农民的援助，有限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取得政权，他估计，农民日益加深的贫困将保证这种支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七）。
　　1870年以后，德国迅速的工业化使它似乎成了工人阶级将率先行动的国家。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久开展起来，在帝国国会的议席不断增加。恩格斯更加注意它作为选举力量的增长，因为他作为军事问题专家，也意识到新式武器正在加强各国政府的武力。1892年11月3日，他曾写信给拉法格说，巷战和街垒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在同军队作战时，社会主义者肯定要吃大亏，而且他承认，他还找不到解决这种困难的好办法。但这就更有必要把群众吸引进来，尽可能扩大运动的范围，在德国，要把它推进到军队的主要征募地区，如东普鲁士。
　　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强调了这些告诫。然而，他的文章被编者由于担心书报检查而大肆删改，他对此极为不满；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1895年4月1日）中抱怨说，这使他容易被歪曲为“合法斗争的崇拜者”。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久就发生了。1898年，即他去世三年之后，伯恩施坦开始提出导致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的种种主张（参看修正主义条目）。在这场复杂的争论中，伯恩施坦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将来的所谓不可避免的崩溃，只是愿望中的想法；但是，按照一般的理解，争论是关于原有意义的革命究竟是否仍然是一种实际可能性，或是说，现在是否只应依靠宪法的方法。
　　在俄国，在1905年革命以前，不存在宪法权利，以后也没有多少宪法权利。列宁决心创立一个能够准备、然后领导革命的政党；和所有的前人不同，他最充分地贯彻了事先筹划的革命主张。在1905年主要带有自发性的暴动中，他的党太小，没有经过考验，无法取得很大成就，它无论如何未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和泛泛的土地改革。但是，它的失败表明了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正如1848—1849年表明德国资产阶级不坚定一样。因此产生这种似非而是的说法，它的革命要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群众代替它、甚至撇开它进行。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导致“不断革命”的策略，毫不停顿地从资产阶级革命（比较确切些说，现在的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这里，存在够多的复杂情况促使左派方面进行无穷的争论，正如修正主义在西方那样。
　　1914年当欧洲按照它的统治者的命令服从地拿起武器的时候，列宁试图反击这种责难，国际曾经愚蠢地预言战争意味着革命。他写道，它从来没有保证这一点，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导致革命，革命不能自行到来（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只有在号召已经准备暴动，而上层阶级无法在旧秩序下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可能发生。这是一些不以政党和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1916年3月，在战时的另一次论战中，列宁宣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设想为一次迅速的打击：它是一切战线上一系列的紧张战斗（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717页）。
　　在俄国，1917年发生了列宁所期待的总危机。托洛茨基在他的历史（见“参考书目”⑧，附录2）中写道，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充分符合它的发动者的意图，但十月革命却比它以前的任何革命都更充分符合一些。在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它却离开正道。他和列宁曾经指望它成为欧洲暴动的讯号；对于他们如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胜败要在国际舞台上决定。但是，东方和西方相距过于遥远，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并不太乐意仿效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感到被人离弃，首当其冲。不久发生一场争论，列宁以考茨基为主要论敌。问题是，这是否是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谴责他的批评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信奉改良主义。考茨基却谴责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革命后的过渡必不可缺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借口凭籍恐怖主义执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恐怖主义有别于这种专政的观点，在1870年9月4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得到说明，其中把1793年的恐怖政治看成是人们自己惊恐而从事简直无用的暴行来支持他们自己的信念的一种制度。
　　以后几年欧洲另一些地方举行暴动的尝试失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在狱中悠闲岁月中思考经验教训，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葛兰西。他根据19世纪意大利的种种事件，区分出马志尼的积极的起义和卡富尔所倡导的“消极的革命”，后者以耐心准备作为通过人们头脑中的“分子变化”造成社会力量改变构成的方法。他设想，也许二者对于意大利都是必要的，他认为欧洲的其余部分在1848年以后倾向“消极”类型。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在1918年以后，更慎重地说，在1945年以后，欧洲社会主义可以说有一个类似的转变。在西方，对革命目的的追求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相信社会的彻底改造，以别于仅仅用零星的改革来修补旧社会的任何办法。在苏联，可以看到向这个方向的缓缓移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理论已愿意采纳下列这种观点，随着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建立，它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政权。
　　这个论点是在毛主义（参看毛泽东条目）的偏激学说的压力下得到承认的。毛主义同莫斯科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并一再重申斗争的国际性质。较近几年，北京已经放弃它的极端革命姿态。但是，自从列宁在1914年以前认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很有希望，乃是对欧洲革命运动的支持以来，武装斗争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在那里，这始终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因为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有外国背景的右翼军人统治，似乎没有留下选择余地。社会主义和民族情绪或农民情感往往交织在一起，但在许多地区，提供指引线索的是马克思主义或它的某种改头换面的东西。

草地与“皮鞋”

说起过草地，85岁的老红军、四川内江军分区原副司令员肖延对一双曾伴随他数月的“皮鞋”记忆犹深。

1935年8月下旬，部队开始穿越茫茫无边的大草地。在部队出发前，时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陈本元的勤务员肖延分到一双“皮鞋”。这是一种特殊的皮鞋，由一整块厚牛皮构成，只是在四角被剪开几个豁口，再用粗麻线将对边连缀成形。它的鞋面与鞋底一体，鞋面同鞋帮一色，倘若不是被套在脚上，也许没人会把它当作一双可以穿着走路的鞋。

虽然它的样子看起来怪模怪样，但还是把肖延高兴坏了，因为长这么大，他还从来没穿过皮鞋呢！他马上把鞋套在脚上，左看右瞧，晚上睡觉都没舍得脱下来。然而，第二天行军不久，肖延就知道它的“厉害”了。原来，这种鞋尽管结实耐用，但质地过于坚硬，抬腿时鞋帮磨得脚跟脱皮，落地时又把脚趾顶得生疼。还没进入草地，肖延两只脚就打起血泡，走起路来钻心地疼。

一气之下，肖延真想把这双所谓的“皮鞋”扔掉。但草地到处是野草杂刺，如果没鞋穿就更走不了路了。无奈之下，肖延只好穿着它艰难行进。有时候，陈主任见肖延实在走不动了，就把他扶上自己的骡子载上一程。

然而，就是这双要命的“皮鞋”，在红四方面军二过草地时却救了肖延和战友的命。1935年9月，部队二过草地。由于此次所经为草地的中心腹地，所以行程最远，耗时最长，干部战士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也最多。

进入草地二十多天后的一个中午，太阳毒辣辣地当头照着，原本空气稀薄的草地更让人喘不过气来。已经饿得前心贴了后心的肖延习惯性地把手伸进口袋，发现里面空空如也，这才想到青稞炒面早在昨天就吃完了。肖延看看周围同样粒米未进的战友，又望望浩瀚无垠的草地，不由得丧气地垂下头来。

这时，肖延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小鬼，过来。”他扭头一看，原来是陈主任正亲切地招呼他。

只见陈主任手里拎着一只他穿的“皮鞋”，一瘸一拐地向一个地势稍高因而相对干燥的草坡上走去。他先找来一些干茅草堆在一起，然后从怀里摸出火镰子，“啪啪”两声点着了火。随后，又用一根木棍把“皮鞋”架着开始在火上烤。时间不长，一股牛皮所特有的香味便伴随着阵阵青烟飘了出来。

陈主任的这一举动让肖延惊奇地瞪大了眼，他把鞋子烧了，今后怎么走出草地啊！肖延忙从火里抢鞋，而此时用于系鞋的麻绳已被烧断，“皮鞋”早就变成一张平展展的牛皮了。陈主任拿出刀子，把牛皮上面的泥巴刮干净后，又分作了若干份。

“来，同志们，自己动手吧。”陈主任开始招呼大家。

随着征程推进，草地的环境越来越恶劣，可吃的野菜也越来越少。为了渡过最后的难关，在此后的第三天，肖延向陈主任学习，也把自己的“皮鞋”脱下来，依法炮制烤熟了，送给周围的每位战友。一双“皮鞋”，他们共吃了4天。虽然自己从此只能光脚走草地，但庆幸的是有了这双“皮鞋”的营养作支撑，肖延和战友们全部顺利地走出草地。（稿件采写：成政编、张仕文、刘聚波、纪莹）

关于客家人的来源，一般认为是由北方人南迁而来。 历史 上“五胡乱中华”、“安史之乱”等战乱让许多平民百姓流离失所，一部分难民逃离到南方，所以客家人一般分布在江西、福建、广东、台湾等地。当然，现在客家人在海外也多有分布。

客家人说白了就是“外人”的意思，因为只有土著才是自己人，所以他们到达南方以后，过得非常谨慎。比如著名的福建土楼就是客家人的杰作，土楼可以住人，也可以当防御的城堡，这正体现了他们在作为外来人的艰难处境。

客家人处于不断的迁移之中，有时候难免妻离子散，所以他们的祖宗观念特别强，注重家族制度，家谱记载的特别详细并且保存较好。比如江西姓张的客家人和福建姓张的客家人，通过族谱可以联系起来，有可能祖上是一家，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南方某地家族宴摆几百桌的情况。

客家人由于生活处境艰难，他们很勤劳，也敢于创新，因而他们思维敏捷，在商业、政治、文化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比如革命先驱孙中山、泰国总理英拉、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及李显龙等等，这些都是客家人。

客家人的方言很难听懂，但据研究，客家方言正是中国古代的官话，客家人将中原官话带到南方，并且一直传承至今，所以有些古诗词用客家话读起来韵律更加和谐。因此，客家方言也为古代汉语的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

总之，客家人是由于 历史 原因而产生的一群人，不管走到那里，他们都是华夏子孙。

客家人，称“客家”的 历史 并不长，大约始于清代。

客家人，是强悍而传统的，具有相当强的迁徙李，但相对于客家人聚居地-闽粤赣边区周边各民系，客家人实在太“年轻”，这种性格很容易显得格格不入。
一，客家人的聚居地：“四面楚歌”
客家人的北边，是号称“江南好地方”的江右人士(江西人)，最早溯源至汉代；其东边是衣冠南渡的八闽子弟，始于晋，成于唐；其南边则是“海滨邹鲁”的潮州人，始建于秦汉，开化于唐，盛于宋；而其西边是广袤的山地，西偏南则是秦汉一脉相承的岭南。

这强大的四邻，在千百年的演变过程，一直坚守着汉文化南渐的任务，也自我渲染“中原文化分支”的色彩。

本来四个分支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因有闽粤赣山区作为缓冲，也算自得其乐，一直是相处融洽，但不知从何时起，闽粤赣出现了这么一批新新人类，谁也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是什么属性。
二，搅局者：闽粤赣边区开始出现混乱
江右人在古代科举文化最昌盛，文人名士辈出，他们有着广袤的私有土地和数不尽的钱财，在封建剥削之下，无数佃户只好铤而走险走入大山进入赣南自行谋生，加上因战争及躲避赋税辗转而来的流民，这些人成了当时赣南的“客户”，他们没有户籍，没有科考的名额，只好躲在深山老林里自求多福、自生自灭。

因此赣州成了客家人的摇篮和最初始的庇护之所，这段时期大约在南宋以前。

随着南宋的节节败退，赣南的客户开始跨过武夷山脉，进入福建最西南的汀州，这里有汀江冲刷之下产生的山区平原，足够更多的人口定居，久而久之，汀州开始聚集人口，并开始有了昌盛之像。

汀州的人口增长，最先受到冲击的是与之相邻的漳州闽南人，这过程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汀州客户对漳州百姓的骚扰和侵蚀。

在漳州人的印象中，他们的祖先正是因为闽粤赣蛮獠嚣乱而从中原南下的河洛人，在口耳相传之下，他们对闽粤赣边区的印象仍停留在“蛮獠”、“畲人”、“畲客”的初始状态，于是他们将这些名讳也记录在平时的往来之中。

特别是，在南宋以前，住在山区的畲客是一群擅长刀耕火种、不需缴纳税赋的外族，想当然的，漳州人会把这些客户流民也当做同一类对待。

足以佐证的是，在南宋末年，这些畲客还协助南宋官军一起对抗元兵，兵败后又返回山区避居。

或许闽南人太过于强悍，一直东向的汀州客户开始转移方向，向南进发，最先到达的是潮州下属的山区县，也就是梅县，又过了许久，潮州北边的县几乎都被客户攻陷，于是朝廷顺势在其地设立嘉应州，从而使客家的先人有了幸福美好未来的根据地。
三，客家人的扩张之术
不得不说，客家先人真的是添丁有术，人口的爆发一方面来自源源不断的中原流民和客户，另一方面因闽南和潮汕传入的高产作物如番薯，使得山区人口繁衍需要的口粮问题得以解决。

于是，擅长迁徙的客家先人，以嘉应州为基地，不断向西、向南继续扩张，很快的，潮汕与闽南交界的饶平，潮汕与广府交界的海陆丰地区，以及广府传统地盘珠江两岸都聚集了许多以“打工”为职业的客户，他们的人口增长快的惊人，终于，与广府人起了冲突，爆发了大规模的“土客械斗”。

而此时的“客”仍然还不算是客家，应该还是沿袭宋代的“客户”概念，及客居之角色，但最终由广府人赋予了客家人“客家”的名号，这种名称最终为所有客家人所接受。

这次冲突，最终以客家人失败告终，其结果，使得客居珠江两岸的大量客家人退守粤北或继续西进进入广西和四川，甚至直接改向下南洋，从而掀起了客家千里迁徙的又一大幕。

在此过程中，客家的有识之士，如罗香林，为客家人的正名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以至于时至今日，但凡谈起汉族，大家都会想到“客家人”；与之同类的场景，如果发生在明清以前，那么客家人必然多以“蛮獠”视之。
四，客家人的本质
客家人，之所以称作“客家”，确实与其几百年来反复的迁徙有关，居无定所，与“客”最为接近。

而之所以为客，在于周边的邻居都是成熟的民系，有着自己的风俗习惯，当格格不入的新人迁来而自辟途径意欲形成方言岛或文化岛时，必然会引起当地人的反感，以至于发生冲突。

至于客家人，到底是什么成份？是否是少数民族，这应该没有太大的争议。

强大者如客家人，其向外扩张的能力实在是了得，周边的民系，潮汕大约有近半被客家化，而闽南漳州山区也有部分乡镇转化为客家人，至于广府，其珠江东岸和粤北更是清一色的客家。

从中我们也可以推测尽管闽粤赣有着大量的畲族人口，但在客家人的逼迫下，畲族人要么被同化，要么迁徙，于是，我们看到闽粤赣边区的畲族后裔变成了客家人，讲着客家话，有的有幸在解放后恢复畲族身份，有的只好继续同化而不自知。

几乎于客家扩张的同时，闽粤赣的一支畲族东迁至闽东和浙南，他们便是畲族中的幸存吧。

因此看，客家人仍是以南宋后中原人为主体，以失地百姓和躲避战乱的流民为主要构成，坚守着汉人的传统，又不愿意抛弃祖宗之言和风俗习惯，但又融入了畲族人部分特色的一个群体，故而与早来的中原人后裔显得格格不入，故而被称为“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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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圭海四记

其次，说一下客家人的来历。客家人是汉族族群在各个 历史 阶段迁移而形成的众多族群分支之一。随着秦代攻略岭南，晋末的五胡乱华，北宋靖康之难，先后有大量的汉人或迁移或逃难从中原的河南，山西，山东等地来到两广，闽粤，两湖等定居。到了南宋，官府分户籍为主籍、客籍，移民入籍的为客籍人。中原迁移来人也就自称客家人，取人在他乡为异客之意，这也是“客家人”这个称呼的来源吧。其后客家人由于战乱又经历的几次迁移，形成现在的分布格局。

客家人据统计全球有8000万人，我国就有5000多万，广东就分布了2500万人（数据来源百度百科），客家人勤劳，灵活，适应性强，旅居侨居海外80多个国家，在世界各地都生活的很好。 历经千年的迁移，客家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既保留的大量中原文化的传统，又吸收了地域和百越民族的文化特征。围楼，围龙楼，客家土楼都是著名的民俗建筑。客家文化既是汉族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是中国南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说一点，客家人来自当时经济 科技 发达的北方中原地区，有些贵族为避祸或逃难，举家搬迁，带来了各行各业的工匠，艺人，客观上传播先进的制造，农耕技术和思想，促进了南方百越地区文明发展，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鲜活史证之一。

个人对客家人的认识就这些，写出来供大家指正参考。

客家人就是一方独特文化体系的人群。客家人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明显区别于其它民族。特别是饮食习惯、语言文化、经济状况，国内以粤、客独占风骚！客家人热情大方、文化修养普遍较高；客家人地广人杰，遍布广东、广西、江西多省地；客家菜与粤菜同盘同味，众所周知:吃在广东。我，就是客家人……

客家人为什么叫客家人？首先说说客家人由来。

在秦时始皇帝派赵陀等众多秦人征服百越之地，就算秦亡也不可归，赵陀后来成立南越到汉朝才归降，而众多秦兵之中就已经带去一些客家人进入岭南地区，加上始皇帝大兴土木，很多客家先祖被派去砍木材，真正客家人第一次大规模迁移是在五胡乱华时期，衣冠南渡者就是客家人，这些汉人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化，根据当地地势建立了客家民居，聚族而居抵御外族，第二次迁移是安史之乱到唐灭宋起时期，第三次迁移是涯山之战再无华夏，客家人至此完成了中原的全部迁移，此时已经有客家人文天祥等英雄奋起抵抗外族了，第四次迁移是明末清初此时南迁客家人稳定发展族群壮大开始迁往沿海和四川等地也有回迁现象总之就是在岭南地区打转转。历代科举考试客家人因为不是本地户籍，有一个特殊的考试名额称客籍，而客家人是客籍人对自己的自称，即在外乡为客，“ 筚路桃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 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 ”黄遵宪曾这样描述客家人。第五次大迁移是晚清由80％的客家人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覆灭，很多客家人怕受灭族之灾，大批迁移海外，奠定了客家人分布全球的基础。迁至海外客家人以HAKKA自称在英语表达中这一词代表客家人，客家文化。客家人不是少数民族，我们是汉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民系，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来自哪里，河洛音至今犹存，客家人不是一个地区的代表，他是全球一亿八千多万客家人的自称，客家文化不仅仅属于客家人，他是研究汉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客家建筑不仅仅是客家人抵御外族之用，他还是中国四大结构古建筑之一

客家传统服饰，是客家人把汉服做的改良，没有长袍，长衫那么束缚，与明朝遗民穿青人的服饰很接近。有人说客家人是与瑶族苗族畲族汉化的后代，这点新中国成立后来讲不可否认，客家人以前与苗瑶并不融合，只有少部分畲族与客家人有融合，而且是畲族被我们客家人汉化，畲族历经唐宋元明四朝灭族之灾几百万畲族人灭得所剩无几，剩下的畲族人想要活只能与客家人融合舍弃畲族文化，现在客家地区的畲族人会讲畲语的少之又少基本汉化了。客家话作为古音与广府话一样用来读诗很押韵

大家用普通话试着念一下，这首诗是不是不押韵？但是用客家话念“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字,读“峡”,正好与二.四句末的“家”和“花”押韵,在古音中“斜”也是读“峡”，跟客家话正好相同。

　这是我先祖张氏子寿公所写的诗，客家话来读更有韵味。

西江夜行

　　唐代：张九龄

　　遥夜人何在，澄潭月里行。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

　　外物寂无扰，中流澹自清。

　　念归林叶换，愁坐露华生。

　　犹有汀洲鹤，宵分乍一鸣。

这就是我对客家的部分表达。

客家人不是民族概念，也不是地域概念，而是汉民族内部的族群分支之一：目前全球约有八千万客家人。其中约五千万人分布在中国的广东、江西、福建、广西、四川、海南等19个省的 180多个市县，广东省本地客家人数达到2500万左右，占到广东本地族群的三分之一，广东的三大方言就是粤语、潮汕语和客家话。约600万人分布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约1500万人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美国、秘鲁、毛里求斯等80余个国家和地区，客家语也是当地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惠州、梅州、深圳、赣州、龙岩、河源、韶关、贺州、沙巴州、新竹是客家人重要的聚居城市，梅州、惠州、赣州、汀州被誉为“客家四州”。

客家人说白了就是“外人”的意思，是相对于原住居民而言。严格意义上而言：广东的的几大族群都是混合同化了岭南最早的原住居民百越诸族而最终形成的客家民系并不比广东其他民系形成的时间晚。因为客家语本是中原雅言，只是到了南方后吸收了一些土著语言，但其主体仍是中古雅韵。最早迁徙来到广东的客家人是秦始皇南征百越时的秦军后裔，这些人和当地百越民族融合逐渐形成了广东的客家民系。此后陆陆续续有中原百姓不断迁徙到南方，融合到客家人族群中。

西晋因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而亡：中原大地成为五胡部族角逐的战场，大量农田荒废，汉人被掳掠为奴。长年的战乱使中原百姓生活困顿，人吃人的现象开始涌现，为了生存一些不堪压迫的中原百姓由中原经河南南阳，进入襄阳，沿汉水入长江向东迁往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向南则由九江到鄱阳湖，或顺赣江进入赣南山区。其前锋已抵达今梅州的大埔，并于东晋义熙九年（即公元413年）以“流民营”为基础设置了义招县。这时东晋王朝为安置中原移民，专门设立了侨州、郡、县，予以各种优待。这股潮流此起彼伏，持续170多年，迁移人口达一二百万之众。

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加之中原地区连年灾荒，官府敲榨盘剥，民不聊生，许多城乡烟火断绝，一片萧条，终于激起黄巢起义。黄巢起义转战大半个中国，惟有赣南、闽西南和粤东北受战乱影响较小，于是又有大量中原百姓由九江溯赣江而上，来到今天的赣南、闽西、粤东北的三角地带定居。根据客家族谱记载：这时期的移民避居福建宁化石壁洞者也不少。这次南迁延续到唐以后的五代时期，历时90余年。

公元1126年北宋东京汴梁被金军攻破，宋高宗赵构南渡，随高宗渡江南迁的臣民达百万之众。金兵进入中原后又有大量中原百姓渡江南下。再后来蒙古灭金，后又与宋开战，赣、闽、粤交界处成为宋、元双方攻守的战场。在抗元过程中不少客家子弟投身行伍随军转战，也有一部分客家人为躲避战乱进入粤东的梅州、惠州一带。因为这时户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而“客籍人”遂自称为“客家人”。

明末清初有的客家义士追随郑成功反清迁居台湾，有的向粤北、粤中、粤西搬迁的；有的到了广西、湖南、四川。与此同时由于从美洲传入的甘肃、土豆等高产作物最先在南方沿海登陆，这使当地的人口开始膨胀：赣、闽、粤边区的客家人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人口大增，而当地山多田少，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而当时的四川地区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后几乎出现人口大规模灭绝的现象，朝廷希望向四川移民以解决人地矛盾，于是由中原移居两湖、两广的汉民又大量入川：朱德、郭沫若、韩素音的祖先，都是当时由广东、福建迁到四川的客家人。由于 历史 上这次湖广填四川的巨大影响，时至今日四川的客家子弟中还流传着一个传说：每一个四川客家子弟的手腕上都有当年祖先入川时被绳索捆绑过的痕迹。

但明末清初的这次人口迁徙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岭南地区的人地矛盾问题，到清中期客家子弟和当地原住居民之间时不时会为争夺田地、水源发生械斗，时人称之为来土之争——来者远来之人也既是指的客家人，土者土著原生之民也。天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利用当时人地矛盾尖锐的现实以客家人为基本队伍，转战南方十余年。天平天国失败后这些客家人分别迁到海南、广西，甚至飘洋过海去谋生。

除了在国内的迁徙之外，自宋代起就不断有客家先民为躲避战乱移居海外。《水浒后传》记载道：阮小七、李俊等人后来下南洋自立为王，虽是小说家之言，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先民移居海外的经历。南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宋将张世杰兵败崖山，左丞相陆秀夫(江苏盐城人)负幼帝蹈海而亡;其幼子陆自立(号复宋)和其他南宋遗民乘番舶外逃至南洋爪哇岛。陆自立被推举为首领，自立爪哇顺塔国。此后华人陆续在东南亚地区建立渤泥国、“飞龙”国、纳土纳岛国、马来吴氏王国、暹罗吞武里王朝、兰芳共和国、戴燕王国等，在东南亚经商定居者也大有人在。这其中有大量的客家子弟陆续通过海路和陆路向海外迁徙：海路由厦门、汕头、广州、海口、虎门、香港和台山赤溪的凼家冲等港口出发，乘船冒险到达南洋各地。陆路通过广西、云南边境进入缅甸、越南等地。其中包括宋末抗元、清初“反清复明”、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和孙中山早期领导的各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逃亡海外的志士，以及相当数量的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或自驾帆船，或被掳掠、诱骗、招雇为“契约华工”到南洋等地从事苦役。20世纪中叶以来又有部分人由原住国向欧美等国乃至世界各地再行迁移。现在客家后裔已遍布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所谓“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客家是最纯正的汉人，不是少数民族，客家话是活的文言文，很多古汉语依然在日常语句中出现。在我们客家的古坟上都有能证明我们是汉人的一排字(碑上)，几百年前的也一样，尤其开头两字"中华"，男性的一般是"中华大德望xxx。。。。之墓";女的是"中华大懿德xxx之墓"都说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是汉人。

客家人，或称客家人、客家族群、客家民系，在四川称为土广东人，是岭南汉族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的说法起源于广东四邑地区，清初梅州人外迁珠三角，被广府人称客家，迁广西，称来人，迁江西，被称棚民，后改客籍人，至今江西等地称客家人为客籍人，客家人是太平天国运动与红色苏维埃革命的主力。为建立各个民族平等的新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客家的起源存在多种说法，主要的有客家中原说和客家混血说。客家中原说认为客家主体构成为来自中原的移民，而客家土著说则认为“客家共同体，是南迁汉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移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从两宋开始，中原汉民大举南迁，经赣南、闽西到达梅州，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的、具有很强稳定性的客家民系。此后，客家人又以梅州为基地，大量外迁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客家之都”为嘉应州。

迄今为止，对哪里是“纯客家住地”，哪里是“非纯客家住地”，事实上并无公认的确切的界定标准，只能相对而言。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一书中，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客家人的分布区域作了大致划分。国内客家人主要聚居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四川、台湾等地，其中纯客家县有33个，非纯客家县有144个。在国外，客家人的分布就更为广泛，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简单的说，客家人就是北民因战乱南迁至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地方（由赣入闽再入粤），在和本地人日益交融中形成的有自己独特文化的一个汉族民系。所以，客家人是汉族，而不是少数民族。客家人这个词出现的比较晚，在客家这个民系形成的时候，并不叫客家。因此，有些人对客家这个称呼不是很认同。客家人的大本营就在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地区，以及广东的西部、广西、四川、海外。

所谓“客家人”，是指原籍中原的汉族，历经五次的大规模南迁，在南方各省形成的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它是中华汉民族八大民系中重要的一个支糸

简单的说，客家人就是北方汉族人民因战乱南迁至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地方(由赣入闽再入粤)，在和本地人日益交融中形成的有自己独特文化的一个汉族民系

所以，客家人是汉族，不是少数民族

“客家人”这个词汇出现得比较晚，在客家人这个民系形成的时候，并不叫客家人，因此有些人对“客家”这个称呼不是很认同

客家人的大本营就是在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地区，以及广东的西部、广西、四川、海外

在客家文化的孕育、成长及向外播迁中，客家文化内部也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整合，并在其整合的过程中，不断地吸取周边文化的营养，来不断地发展与壮大自己

所以，客家文化与中国其它文化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的文化

随着 社会 的进步，客家文化中过去为适应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而形成的一些意识或习惯，如小农经济意识、小团体主义及与之有关的生活习惯等，在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今天，也许会显得有些陈旧，有些不符合时宜

所以今天的他们应该跳出客家圈，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正确地认识与估量客家文化，以发扬客家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勇敢抛弃其中不合时宜的因素

罗香林先生是客家学的奠基人。依据罗先生的理论， 客家人是汉族的一个支系（也即书中的“民系”概念），就像宗族会分成若干房支一样，汉族有很多支系，如南系和北系，而南系在唐末又分有越海系、湘赣系、南汉系（两广本地人，也称广府系）、闽海系（亦称福老系）、闽赣系（即客家系）等几支。所以，依据罗先生的理论，客家并非少数民族，而是汉族人的一部分 。这一结论在此后虽有争论（如房学嘉认为客家人主体族源是越人，见其著作《客家源流探奥》），但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而上海复旦大学李辉等从遗传学的角度， 对福建长汀的 148 个客家男子做了遗传分析，其结果显示，客家人父系遗传的 Y染色体与中原汉族最近 ，混合分析发现， 客家人数据结构中汉族结构占 80.2% ，类畲族结构 13%，类侗族结构 6.8%。结果也进一步佐证了客家人的主体来源是汉族。

参考文献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

周运中：《客家人由来新考》

李辉、潘悟云等《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

广东人的10个性格：惜言如金，不尚空谈广东人性格解读：广东人的10个性格，惜言如金，不尚空谈不了解广东的性格，就不理解广东话；不读懂广东话，也就不明白广东人。敢为天下先，正像广东人的第一个性格，动词永远是迫不及待地先走一步。广东方言的语序，正好体现这个地域人群的性格：先做了再说。务实，不谈空谈理想，广东人素来喜欢吃，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像样一点的食肆里，都可以看见人头攒攒地在吃，更体现在，广东人把工作、把生存归结为两个字：食。生活的意义被简化为“两餐饭”。广东话是最典型的向心型方言。据李学魁《广州方言研究》指出，世界各地使用粤语人数约有七千万，数量惊人，较许多欧洲国家之人口还要多。每逢春节，很多美国人见到中国人都不是说“Happy New Year”，而是说“Gung Hay Fard Choy”，即是广东话的“恭喜发财”。不了解广东的性格，就不理解广东话；不读懂广东话，也就不明白广东人。广东人性格第一式：“我走先”观念：敢为天下先“我走先。”一个习惯的状语后置，正像广东人的性格，动词永远是迫不及待地先走一步。广东方言的语序，正好体现这个地域人群的性格：先做了再说。广东人走向海洋、接触外面的世界，终于发现了老祖宗之法不足守，逐渐养成了反传统的性格，变恪守道统为经世济用。不说康梁、孙中山那一辈人的老皇历，现代史上，从先进机械、铁路、航空技术、西式医院、医疗技术、学校到新闻报刊莫不如是。广州火车站的白马商场，长年四季都挤满了全国各地来进货的人，连虎门、南海这种小地方都能搞起规模盛大的模特大赛；广东乡镇企业像拔节一样飞速生长，实行“三来一补”等策略赚得盘满钵满，多少年之后，江浙一带才把这种体制发扬光大；广东流行乐坛上世纪90年代率先出现签约歌手制，推出了毛宁、杨钰莹、李春波等当红炸子鸡，北京等地才如梦初醒抄个不亦乐乎；作为一个被讥为“没文化”偏于一隅的城市，广州出了敢于言人所不敢言的《南方周末》，出了中国第一个报业集团广州日报集团，出了把“主流报纸”打在广告词上的《南方都市报》，还出了无数极有分量感的纸媒，当它们叫好又叫座地闷头大发财的时候，其他地方的媒体还在做春秋大梦呢……因为沿海，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人便“敢为天下先。”一位城市观察者认为，如果用一个常用字来形容一座城市，那么广州就是“先”字。当然，如果非要别解，这种“快”也可以说是急功近利。广东人性格第二式：“食”观念：务实，不谈理想广东人素来喜欢吃。不仅体现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像样一点的食肆里，都可以看见人头攒攒地在吃，也不仅体现在“天上飞的只有飞机不吃四条腿的只有桌子不吃”、以至于担了挑起SARS的恶名；更体现在，广东人把工作、把生存归结为两个字：食。生活的意义被简化为“两餐饭”。比起1980年代的“工作”一词，广东人不喜欢那么中庸而骑墙；比起外来人口的“打工”一词，广东人也不爱那种“苦其心智劳其筋骨”，还对未来充满憧憬的调调。广东人讲究“叹世界”，虽然广东人有钱是出名的，可中国的百富榜里，广东人的数目还比不上江浙，反正“长命功夫长命做”，钱是赚不完的，只要吃得好、过得舒坦就可以了。在正统观念中，事业是一个人高蹈的社会角色的旗帜，它承载着我们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和革命理想。很少人会像广东人一样毫不在乎地暴露自己的形而下，不把事业当作追求，而是当作“休息45分钟后接着玩”的上课时间。不管是做外企的坐机关的开公司的，无一例外都自称“食”。哪怕很多人早已不是在求温饱，而是精打细算下一个一百万了。广东还有一个词“拣工”。工作也当作萝卜白菜一样挑挑拣拣，一看就是扒拉着手指在精打细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东不少中专、职高的分数线比重点高中还高，皆因那时稍有一技之长的小青年太好找工作了，谁不想提前几年直接赚钱呢。如此有教无类，广东人天生就没有阶层观念，反正大家都是为了两口饭嘛。广东人性格第三式：“炒更”观念：经济至上“更”指的是夜晚。原来指的是在工余时间兼职挣钱。很快，这个词全国都用开了。这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天天盘着腿坐在机关里受穷，又不甘心才华在肚子里烂掉想出来折衷的办法。广东的自然条件历来恶劣，现实迫使他们必须开拓和进取，勇于创业。广府民俗与生俱来的气质就是商品意识强，他们相信，谁财大谁就气粗。历史上，广东最富的是广府地区，广府最富是广州地区，广州最富是西关地区。因此，所谓粤语，其实就是以广州西关（上下九、第十甫）为本的。如今，广州越来越多人说普通话，甚至英语：皆因新区天河集中的众多顶级写字楼，都是外来人口，语言也只好向天河倾斜了。现在，只有没有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才讲不好普通话。炒更也不像前两年普遍了，好好干好一份有前途的工作，比炒更更赚钱也更费神。广东人性格第四式：“霸”观念：市井化凉霸、浴霸、洁霸，也只有广东的企业会给产品起这种蛮不讲理的名字了，一看就知道是洗脚上田的农夫。不过，“桥不怕旧，只要受”。叫法是否老土是否庸俗不要紧，他们的定位又不是文化人、小资，反正珠三角农民巨有钱，消费能力非常强，这批目标受众喜欢就行了。更可怕的是，他们还给奶茶更名为形象的“波霸奶茶”，让人浮想联翩，一点都不介意自己赤裸裸的庸俗化。广东人性格第五式：“饮胜”观念：讨口彩爱迷信干杯叫饮胜，因为水为财，“干”则财走，不吉；猪血叫猪红，因“血”有血光之灾，不吉；猪舌叫猪利，因“舌”与“蚀”广州话同音，不吉；历书叫通胜，讳“输”，改为“胜”；空屋叫“吉屋”忌讳“凶”，改为“吉”。广东人爱吃生菜、发菜、蚝豉，就是因为生财、发财、好事的谐音让这些味道平平的小菜鸡犬升天的。广东人迷信，但凡商铺全都供财神，但凡旧式人家全都供观音，还有金花娘娘、天妃娘娘等众多神怪。走在西关，一年四季都可见到有人在上香有人在烧纸钱。在香港，佛诞节还是法定假期。广东人其实很传统，他们信奋斗信勤力，也信命。房子动工之前，必然会找风水先生，贝聿铭也坦言设计香港中银大厦时考虑了风水问题。前亚洲第一高楼广州中信大厦边上，有一幢装修豪华的大厦，任两边食肆旺得要排队它始终是个黑洞一样的空城，就是因为传说中它刚好坐落在煞位上。广东人性格第六式：“拍拖”观念：爱情看得轻松“拍拖”原指一艘带动力的船和一艘无动力的船并排拖带着航行，看起来就像男女手挽手地在大街上行走。后来指谈恋爱。刚好契合广东人把爱情当作一种轻快的游戏。“相睇”是传统的广东人的又一种恋爱方式。相看两不厌的，就算对上了眼。广东人忝为“开放地区”，在男女关系上却是除上海以外中国最保守的：他们实在，但不至于市侩；求安稳，但不甘心太庸常；不爱花巧，一夜情永远成不了这里的主流，但男人比哪里都要受到更大的诱惑……平衡下来，这里的恋爱竟然变得很纯粹，就是一对小恋人到处吃到处玩，一起享受一起happy。“我钟意你”，就是广东人全部的爱情表达方式了。爱情在广东成不了一种信仰，也不是一个改变命运的砝码。这种轻浅之爱，与生活品质有关，与灵魂无关。令人想不到的是，“抠女”这种粗俗的讲法，居然是来自court这个文雅的舶来语。广东人性格第七式：“我明”观念：惜言如金，不尚空谈许多词语在普通话中是双音节的，在广州话中则缩为单音节。“我明”就是“我明白”。尘-灰尘，眼-眼睛，吓-吓唬，相-相片，睬-理睬，蚁-蚂蚁，蟹-螃蟹。而一些虚词上就省得更狠了。只要不影响理解，能省则省。如：百二是一百二十，万七是一万七千，“这辆车很漂亮”说成是“架车好靓”。“那场火扑灭了没有？”则成了“场火熄未？”广东人不喜欢虚文假饰，但求经济，连口水都不愿意浪费。对于讲话滔滔不绝却不着边际的人，广东人称之为“口水多过茶”。广东人性格第八式：“甫士”观念：积极接纳外来文化麦兜有个朋友叫麦唛（[mà]），这个“唛”多少中文系的人都读不出来。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中文。广东人早已习惯用唛来代替mark，习惯了“鹰唛”，习惯了“认住呢只唛，买有保证。”广东跟西人的接触早，又毗邻香港，爱学“香蕉人”中英文掺杂的习惯，后来甚至不知字从何而来。“拉仔”、“拉女”什么意思？原来是最小的儿子或女儿，这个拉字就是英文Last。桑拿是sauna，甫士是pose，菲林是film，盖世太保是Gestap，奶昔是milk shake，冷衫来自法语的laine，还有嘉年华会carnival，士多啤梨strawberry，蛋挞tart……广东人性格第九式：“水货”观念：水文化性格广东地势平坦、河汊交错、气温适度、雨量充足，形成一种水文化的性格。不清楚这点，你就不明白他们为何把煲汤视为生活最高享受，把凉茶视为包治百病的良药。广东人将所有水陆交通道路习惯称为“水路”。就像ship作为“运输”解时，绝不仅指船运一样。他们又把水陆路费或运费通称为“水费”。水货，也成了泛指通过非正常途径进出口的货物。交通便利能生财，引伸而来，广州人就喜欢用水比喻钱财。广府文化就是一种水文化，“有水便有财”的观念一早深入民心。广东人性格第十式：“倾偈”观念：保留大量古代语言，重传统只有广东人仍然用“颈”来指脖子，用“镬”来指锅，用“企”来指站，用“朝”来指早，用“晏”来指晚，说“悭”而不说节省，说“银子”而不说钱币，说“卒之”而不说最后，说“于是乎”而不说于是……这些现代广州话中的意义、用法与许多与古汉语一致，读音也与古汉语语音接近。粤语保留古音古字历史，远较普通话悠久，而且，广州话日常用语中，大量保留了唐以前的文言用语。例如“得闲”一词早见于屈原《九歌·山鬼》：“君思我兮不得闲”；“睇”一词东汉扬雄编的《方言》一书就已收入；倾偈，则用了中古时“倾谈”、“两心以外无人知”的意思。粤语的“入声”韵尾，与《广韵》的中古汉语是一脉相承的，而普通话的“入声”韵尾已全部消失。用粤语念唐诗远比用普通话念起来要押韵、更铿锵有力。明快、简洁、抑扬顿挫就是广州话的最大特点，如果是女孩说起广东话，更像是唱歌。广东是中国保留最多旧习俗旧传统的地方。广东人重视大家庭，人情味浓，广东对婚嫁喜丧的礼节格外较真，广东人会有男主外女主内的大男子主义的观念，广东人迷信讲因果报应，广东人对待过清明中秋上元中元节比谁都要诚恳……可是，广东又是一个讲究实际不理虚仪的地方。他们敢于除旧迎新，对于外来的语言、文化、管理方法甚至制度，接受得比谁都快。

广东人十大特点：自主性高、归属感强、开明大道、干净卫生、知情识趣、有“家教”、诚实重义、自律性高、遵守纪律、理智精明。
广东人天生勤劳，能吃苦。广东人以钱为人生第一要义，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钱，四下奔忙，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广东人很有钱，很多外地人对广东人很眼红，其实，有钱的广东人赚钱来得正道，来得辛苦，来得自然。广东人的财富并不是天上掉的，绝大多数广东人是在自己的勤奋努力下才走向富裕之路。现在很多的广东大商人是从小商小贩起家。“要发财，忙起来。”这是广东商人们的口头禅。

广东人务实，求真，排外，讲究孝道。

也许是粤语的强势，广东人经常把不会说粤语的国人，归为找工作做苦力当下手的一类。就连个福建人都被归为北方人。

广东人讲究实惠，不做表面文章，讲究效率和赶进度。广东人似乎只对做生意养生和生活娱乐感兴趣。另外广东人思想开放敢说敢做，走在全国风气之前，是中国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主力军。

在饮食上，广东人也是非常讲究的，粤菜在现在可以说是中国第一菜系，这与广东经济的繁荣有关，也与粤菜的精细和考究有关。广东人有些洋气和时髦，同时也非常会养生。

另外由于广东文化多样性的特点，保存了较多的客家文化，同时也备受香港文化的影响，可以说广东文化既有现代的一面，又有传统的一面，客家文化明显。广东客家传统文化注重宗族关系、强调孝道和崇拜祖先，在当今的广东中依然表现明显；

香港濒临广东，广东文化也受到了香港文化的影响。另外广东人有些大男子主义，妇女的地位比不上在东北。总的来说，广东人算得上是中国最会做生意的人，所以相对的钱多豪爽！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广东人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扩展资料：

广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主体，源远流长。近代岭南文化更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先进文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岭南文化以其独有的多元、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等特点，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对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

岭南文化，涵盖岭南建筑、岭南园林、岭南画派、戏曲音乐、工艺美术、民俗节庆、宗教文化、饮食文化、语言文化、侨乡文化等众多内容。从地域上又分为广府文化、广东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

要分什么地区的。因为广东有三大民系。
广府人:天生优越、注重地方主义，能干能吃苦但又爱享受，而且偏向保守。
客家人:勤勉进取心强，喜欢在外闯荡，而且很有智慧，但有的人不怎么踏实。
潮汕人:经商能力极强，很聪明精干，但又有点精到头。

三点原因：
1.井冈山处于湘赣边界，是个典型的三不管地界，敌军守备兵力薄弱
2.井冈山地势险要，地形复杂，退可进山打游击，进可攻湖南的茶陵，江西的永新，新城等富硕之地
3.井冈山有王佐，袁文才的工农自卫军，等于说有群众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但起义失败了。从而，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之所以选择井冈山，因为地处山区，敌人力量薄弱；当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以及较优越的自然条件。

没办法不选它，当时只有它最险要，而那里山高路远也适合毛泽东自己控制一部分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