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对于国与家的概念模糊不清

家与国的同构状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它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反过来,由此产生的"家国同构"观念不仅未能促进家与国的良性互动,反而使两者拉开了距离和走向对立.同时,它还将出于自然之情的孝与忠互相结合,要求臣民对君主不仅要作理性上的绝对服从,而且还要作感性上的父权认同,使其政权的"合法性"变得更加牢靠.最后,它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在倡导民主政治的今天,匡清旧义,对这一观念作清醒的认识不无现实意义.
昨天，在新华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国人的家国观念要改一改》（作者：许博渊），主要论点如下：我们的起点太低。从前，中国人的字典里没有“社会”二字。这两个字是近代才出现的，而且还是日本人发明的。中国人脑子里历来只有国和家，家国，或者国家。我们受到的道德教育是要对家庭和家族负责，对国家负责。一般人把家庭放在首位，他们说：“我为国家，谁为我呀？”只有优秀人物把国家放在前面，“匈奴未灭，何以为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即是。中国人没有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文化传统，非亲非故，我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你要我对你负责？好，拿钱来。仔细观察当今中国社会的种种不良行为和丑恶现象，都与此有关，都从这个源头流出。

许公差矣！中国社会的种种不良行为和丑恶现象，绝非从中国人的家国观念这个源头流出。何以见得？理由如下：

一、人生而自私，不分中外

“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微不足道的单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4页）。

纵观世界历史，每一次战争，每一次革命或复辟，无不是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利益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而集团利益的实质，是集团中的个体利益。请不要忘记英国人对华鸦片贸易的肮脏，英法联军圆明园掠夺的无耻，列强将中国恣意瓜分的狂热；也请不要忘记，当年西方资本家“圈地运动”的残酷，贩卖黑奴的血腥，射杀印底安人的凶狠！请更不要忘记日本侵略者的野蛮铁蹄！令人遗憾的是，许公却恰恰要竭力地去忘记。他无非是想说：西方人是有社会观念的，中国人的大多数是没有社会观念的，是只有家没有国的。

二、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社会的整体

诚然，社会这个词不是中国的发明，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历来是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终身的崇高目标。请不要否认：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社会的整体，社会是客观存在。因此，社会这个词的发明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许公说：“我们的起点太低。从前，中国人的字典里没有社会二字。这两个字是近代才出现的，而且还是日本人发明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心态跃然纸上。那么请问：日本的文字起源于何时何地？

说中国人大多数只有家没有国，也是极端错误的。请问许公：如何解释我国的八年抗战？如何解释1998年的抗洪抢险？退一步说，即使真如许公所言，大多数中国人只有家没有国，也只能强化家国观念，而不能让“中国人的家国观念要改一改”。许公想方设法把家庭、社会和国家对立起来，把国家现存的种种弊端归咎于国人的自私，无非是想口出惊人之语，哗众取宠罢了。

三、源头：权力缺制衡，法制待完备

勿庸置疑，在我国尚处于社会转轨时期的现阶段，社会上的种种不良行为和丑恶现象的源头，不是所谓“需要改一改”的家国观念，而是权力缺少制衡，法律亟待完备。

西方国家的民主法律制度和权力制衡制度，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日臻完善,而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于近二十多年才开始起步，无论是对公权力的制衡，还是对私权力的约束，都有不容忽视的制度缺陷，民主法制建设任重而道远。君不见，贪官们前赴后继；君不见，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风起云涌；君不见，惟利是图、见利忘义俯仰皆是？何者？制度缺失，制衡不力，风险小，利润大是也。与家国观念何干？

　　中国古汉语中的“国家”和现代汉语中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商周时代。周代，天子统治的是“天下”，约略等于现在所说的“全国”[state]。王、侯的封地[feud]称国；“国”还有“部落”、“地方”的意思，如《后汉书》：“……[韩]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诗·魏风·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国。”“家”除现代汉语中“家居”的意思外，还通常指称大夫统治的政治区域，即卿大夫或士大夫的采地食邑。《孟子·梁惠王上》：“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可见其义。类似的指称还有“邦”，诸侯的封国、国家，大的叫邦，小的叫国。后来才泛指国家。
　　中国两千年封建的政治制度，对近代中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影响极其之大，它给我们留下的最大后果是：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直到今天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其实也很薄弱。这从我们今天中国的政府体制、莫名其妙的部门、空壳人大，以及从上到下基本一致的形式主义，可见端倪。
　　张岂之认为：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说，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不一样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
　　说起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国家观念，没有爱国情感，上层与下层从来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互相利用、互相愚弄的关系，这历史话题很长。
　　上层统治者没有国家观念，近代耳目能详的就有两位代表人物，宁赠友邦勿给家贼的慈禧，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中正同志。人民也不含糊，但可爱家，绝不爱国。麦天枢在其《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里这样说：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纯属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事实上，英国殖民者也发现了这一点。1841年鸦片战争，当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象在观看两个与己无干的别人斗争。
　　我们今天把郑成功同志称为为民族英雄，却不知当初清政府为了剿灭台湾的郑家势力曾试图联系荷兰殖民者以共同作战，然后把台湾作为奖品奖励给荷兰。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在菲律宾写给国内的信上称：中国人是一群卑贱、无耻而且可恶的人，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这是殖民者观察出的结果，后来发生的事实引证了他们的结论。1603年，由于误会中国政府要攻打菲律宾，西班人提前动手，屠杀华人侨民2万；过后他们又担心明政府会兴兵问罪，因为按照常识，政府没有理由不保护人民，于是西班牙人修书福建抚臣道歉；一年以后，皇帝降下招书，让福建抚臣杀掉引起误会的中国风水先生，再移檄吕宋问罪。又过了一年，福建守臣的檄文才发出，先谴责西班牙人无故伤害中国商民，要求释放华人，退还财物，同时又一再表明政府的态度：商贾是贱民，华侨多无赖，皇恩浩荡，大国仁义，决不会为一些贱民兴兵动革......如此体贴安慰，西班牙人终于如释重负。37年后，1639年，西班牙人再次屠杀侨民2万人。
　　今天，不管是把日本作为发泄情绪的箭靶，还是宣扬某个海外华人的爱国案例，都能在中国掀起一波爱国狂潮，“爱国主义”，这个名词至少在字面上占据了今天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但就是这个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经常是鬼子十几个，汉奸两三百；就是这个民族在国内饿殍遍地时，免除日本巨额的战争赔款；也是这个民族，精英阶层以手持美国绿卡为能。同样一个民族，却戴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具，未免让人头晕。
　　闭目塞耳有的只能是盲目的冲动和口号。知道义和团的闹剧么？严复，伟大的文化启蒙大师，在他们眼里是必杀的第一个特大汉奸。郑成功、袁崇焕、岳飞，从上到下，一致愚昧、一致装聋作哑、自私自利的案例究竟有多少？岳飞死后，风波亭之后的60年内，岳飞在南宋是一个官方禁忌，偶语之者大罪，直到宋孝宗为之平反，随着官方的评价的升高，岳飞才从罪人成了爱国主义图腾。秋瑾等爱国志士在菜市门口喋血，贫农刘老栓则是用烈士的鲜血沾成人血馒头给他儿子治肺结核，阿Q更是踮着脚后根喊：杀头？好看！写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名句的龚自珍，如果知道给英法联军领路火烧圆明园的恰是他的亲生儿子龚孝拱的话，他老人家一定会害羞的。
　　中国在近代史中有了辛亥革命，有了五四运动，但是文化启蒙并没有完成，现代国家观念也并没有普及。了解了这一点，对于抗日战争中中国汉奸之多（光伪军就280万）我们也就不必吃惊。堪称五四启蒙运动旗手的陈独秀在其1904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十年前，我…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到了甲午年，才听见有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八国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何兆武说：近代一交战，天下一家的中国人立马儿变成了两个方向：一是崇洋媚外，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如今，中国的义和团后代们更是把国家，民族，党，政府等概念混作一团，叫人哭笑不得。中国要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公民尚须时日。
　　陈独秀在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说：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解人民纷争的机关。它可以抵抗外族压迫，也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说了这么多，他无非就一个意思：警惕恶政下的爱国主义。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也许必须加上几句：警惕蒙昧无知的爱国主义；警惕空喊口号、光练嘴皮子的“爱国主义”；警惕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一肚子男娼女盗的官僚及其后代。
　　“肉食者鄙”，政治、朝廷和天下只是统治者者们考虑的事情——这在五百年前情有可原，今天若被重复就有点悲哀了。
　　某先生在《传统文化狂说》中说：“《还珠格格》里的一句歌词：你是风儿我是沙，我最喜欢唱了，把它改为：你是疯子我是傻子，越唱越乐，越乐越傻。”有点好气有点好笑，想来他老人家更多的是心酸。

中国古汉语中的“国家”和现代汉语中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商周时代。周代，天子统治的是“天下”，约略等于现在所说的“全国”[state]。王、侯的封地[feud]称国；“国”还有“部落”、“地方”的意思，如《后汉书》：“……[韩]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诗·魏风·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国。”“家”除现代汉语中“家居”的意思外，还通常指称大夫统治的政治区域，即卿大夫或士大夫的采地食邑。《孟子·梁惠王上》：“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可见其义。类似的指称还有“邦”，诸侯的封国、国家，大的叫邦，小的叫国。后来才泛指国家。
中国两千年封建的政治制度，对近代中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影响极其之大，它给我们留下的最大后果是：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直到今天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其实也很薄弱。这从我们今天中国的政府体制、莫名其妙的部门、空壳人大，以及从上到下基本一致的形式主义，可见端倪。
张岂之认为：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说，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不一样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
说起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国家观念，没有爱国情感，上层与下层从来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互相利用、互相愚弄的关系，这历史话题很长。
上层统治者没有国家观念，近代耳目能详的就有两位代表人物，宁赠友邦勿给家贼的慈禧，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中正同志。人民也不含糊，但可爱家，绝不爱国。麦天枢在其《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里这样说：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纯属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事实上，英国殖民者也发现了这一点。1841年鸦片战争，当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象在观看两个与己无干的别人斗争。
我们今天把郑成功同志称为为民族英雄，却不知当初清政府为了剿灭台湾的郑家势力曾试图联系荷兰殖民者以共同作战，然后把台湾作为奖品奖励给荷兰。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在菲律宾写给国内的信上称：中国人是一群卑贱、无耻而且可恶的人，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这是殖民者观察出的结果，后来发生的事实引证了他们的结论。1603年，由于误会中国政府要攻打菲律宾，西班人提前动手，屠杀华人侨民2万；过后他们又担心明政府会兴兵问罪，因为按照常识，政府没有理由不保护人民，于是西班牙人修书福建抚臣道歉；一年以后，皇帝降下招书，让福建抚臣杀掉引起误会的中国风水先生，再移檄吕宋问罪。又过了一年，福建守臣的檄文才发出，先谴责西班牙人无故伤害中国商民，要求释放华人，退还财物，同时又一再表明政府的态度：商贾是贱民，华侨多无赖，皇恩浩荡，大国仁义，决不会为一些贱民兴兵动革......如此体贴安慰，西班牙人终于如释重负。37年后，1639年，西班牙人再次屠杀侨民2万人。
今天，不管是把日本作为发泄情绪的箭靶，还是宣扬某个海外华人的爱国案例，都能在中国掀起一波爱国狂潮，“爱国主义”，这个名词至少在字面上占据了今天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但就是这个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经常是鬼子十几个，汉奸两三百；就是这个民族在国内饿殍遍地时，免除日本巨额的战争赔款；也是这个民族，精英阶层以手持美国绿卡为能。同样一个民族，却戴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具，未免让人头晕。
闭目塞耳有的只能是盲目的冲动和口号。知道义和团的闹剧么？严复，伟大的文化启蒙大师，在他们眼里是必杀的第一个特大汉奸。郑成功、袁崇焕、岳飞，从上到下，一致愚昧、一致装聋作哑、自私自利的案例究竟有多少？岳飞死后，风波亭之后的60年内，岳飞在南宋是一个官方禁忌，偶语之者大罪，直到宋孝宗为之平反，随着官方的评价的升高，岳飞才从罪人成了爱国主义图腾。秋瑾等爱国志士在菜市门口喋血，贫农刘老栓则是用烈士的鲜血沾成人血馒头给他儿子治肺结核，阿Q更是踮着脚后根喊：杀头？好看！写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名句的龚自珍，如果知道给英法联军领路火烧圆明园的恰是他的亲生儿子龚孝拱的话，他老人家一定会害羞的。
中国在近代史中有了辛亥革命，有了五四运动，但是文化启蒙并没有完成，现代国家观念也并没有普及。了解了这一点，对于抗日战争中中国汉奸之多（光伪军就280万）我们也就不必吃惊。堪称五四启蒙运动旗手的陈独秀在其1904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十年前，我…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到了甲午年，才听见有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八国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何兆武说：近代一交战，天下一家的中国人立马儿变成了两个方向：一是崇洋媚外，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如今，中国的义和团后代们更是把国家，民族，党，政府等概念混作一团，叫人哭笑不得。中国要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公民尚须时日。
陈独秀在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说：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解人民纷争的机关。它可以抵抗外族压迫，也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说了这么多，他无非就一个意思：警惕恶政下的爱国主义。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也许必须加上几句：警惕蒙昧无知的爱国主义；警惕空喊口号、光练嘴皮子的“爱国主义”；警惕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一肚子男娼女盗的官僚及其后代。
“肉食者鄙”，政治、朝廷和天下只是统治者者们考虑的事情——这在五百年前情有可原，今天若被重复就有点悲哀了。
某先生在《传统文化狂说》中说：“《还珠格格》里的一句歌词：你是风儿我是沙，我最喜欢唱了，把它改为：你是疯子我是傻子，越唱越乐，越乐越傻。”有点好气有点好笑，想来他老人家更多的是心酸。

参考资料：
1、《没有历史真相的国家只能产生愚蠢的爱国主义》；
2、《传统文化狂说》，
http://www.x5dj.com/UserForum/ThreadDetail.aspx?UserID=689220&ThreadID=306109&Page=5000

国家,天下起源于商周的封建制.天下是天子统御的地区,称为天下.而诸侯王的封地称为国.而士大夫的封地称为家.

中国是大国，在古代无论是地理面积还是经济军事都是很强大的，国家大了没有外敌了，屋里人自然就会有内斗，就会有朝代的更替，自然国的名字就千千万，再加上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自然名字就比较不统一中国的古人由于认知以及思想问题还有统治需要，总认为自己是处于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所以才会有中国这个比较模糊的感念，因为中国在历朝历代只是因为统治需要，所以从来就没有人去实化这个名称，还有就是中国古代的是封建帝国，是一个人的天下，这就和帝王关系非常大，但是我国的历代帝王起家的地方都不一样，所以起初发家的地方的地名自然是他们的首选。但是像埃及，它并不是一个一直都是一言堂的国家，所以国名不可能随个人意愿更改的，印度其实来源：古印度，一个名叫“婆罗多”的国王建立起一个国家，于是把这个国家命名为“婆罗多”。古印度人以“信度”一词表示河流。这条河就是著名的印度河。后来“信度”这个地名所指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印度河流域开始，又包括恒河流域，渐渐的席卷整个南亚次大陆。我国用“印度”这个词始自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书中载：“译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归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印度”。，日本，自古都是我国的属国　日本：Japan
　　中国古称：扶桑 / 倭奴 / 东夷 / 海东 / 东洋 / 东瀛
　　来源：古代中国人认为日本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故常以“扶桑”来表示，《淮南子》中就有“日朝发扶桑，入于落棠”语句。日本最初的文明实际上起源于中国文明，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有了关于日本的记载。战国时代，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如古地理书《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 这说明当时中国人仅知道日本的地理方位。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才明白地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另据范晔《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到隋唐时，始称“日本”。《旧唐书·东夷传》中将“倭” 与“日本”分列并叙，还对改称日本作了说明：“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旧唐书·日本国传》载明：“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Japan 是英语“漆器”的意思，是西方对它的称呼。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比如说，唐朝时印度称为天竺国，日本称为东瀛，扶桑。而日本也是670年才正式称自己为日本的。所以说，你的问题就是有问题的。其实在古代，朝代更迭，分分合合，有多个名字并不是怪事

埃及、印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地理概念，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央之国的简称，埃及、印度也是王朝更迭，只是我们不这么叫罢了，向印度的孔雀王朝、笈多王朝、莫卧儿王朝等等。

是谁告诉你埃及，印度，日本等国的国名自古就使用的？又是谁告诉你中国的国名古时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的？

没有。你上述的都是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