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庄园为什么衰败

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这种庄园经济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在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商品货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形成的；以拥有大量的地产为前提条件；同时还有许多依附于庄园的劳动力；田庄的劳动者受到庄园主的超经济剥削，定期向庄园主缴纳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并承担各种义务；庄园内有着严密的生产管理体系；整个庄园表现出很强的自给自足性。

但由于受地域及历史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西欧和中国的庄园经济各自有着自身鲜明的地方性，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首先，从存在的时间上看，中世纪欧洲庄园的起源要晚于中国，持续时间较中国短。

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后半期的日尔曼民族的大迁徙，800年左右查理大帝颁布庄园敕令，此后庄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直到14、15世纪，西欧封建社会步入后期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调整和变革，西欧的庄园也就逐步开始解体。

而古代中国的庄园与战国初期（约公元前5世纪）土地私有制的形成有关，此后，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到东汉（1—3世纪）时，在全国形成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庄园，在唐朝（7—10世纪）时更是达到鼎盛时期，并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19世纪）。

其次，从大地产形成的途径上看，欧洲庄园土地是以封地为基础，加以兼并自主地农民的土地；而中国古代的庄园土地则主要是靠兼并买卖而获得的。

中世纪的欧洲庄园主要是伴随着日尔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而不断建立起来的。

715年，查理-马特实行 “采邑改革”即没收一部分叛乱贵族的土地和教会的土地，作为采邑封给那些前线战斗的将领和官员，以服骑兵役为条件，供终身享用，不得世袭。

采邑分封使依附于采邑上的广大自由农民成为受封者的依附农民，这一切为欧洲庄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后查理又将征服战争中争夺的大部分土地以采邑形式分封给自己的臣属和亲兵，使采邑分封遍及全国。

于是欧洲的庄园是以封地为基础加以兼并自主地农民的土地而不断成长起来。相比之下，古代中国的庄园则是由于商人、豪强地主、官僚等纷纷向封建个体农民伸出了攫取之手，用威胁、欺骗、敲诈、权威、买卖、强占等各种手段，兼并他们的土地，从而为其大庄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三，从庄园私有权程度上看，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庄园主对其大地产不具备完全的土地所有权；而中国古代的庄园主对其地产相对而言则具有完全的私有权。

由于西欧的庄园地产主要来源于国王的分封，而西欧封土的占有是有条件和期限的，条件一般是为封君尽服兵役的义务；占有期限一般为终身；当封臣不尽义务时，封君可以随时收回封地。经过较长历史时期，封土才变成世袭占有。

所以，封土对于封臣乃至封君来说，其土地私有权都是不完全的，封臣不能随便转让封土，封君收回封土也十分困难。虽然到十二世纪也产生了封土转让的事例，但其手续也十分复杂。

而汉代的大地产则主要是通过的兼并买卖而获得的，因而其买卖出让田庄土地相对较为自由，庄园主对其地产拥有相对完全的私有权。

第四，从地租形态上看，虽然都存在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及货币地租三种形态，但西欧庄园对于劳动者的剥削以劳役地租为主，实物地租为辅；中国则以实物地租为主，劳役地租为辅。

这主要是由于庄园内的劳动者的身份所决定的。西欧庄园里的劳动者以农奴为主，自由佃户和雇工相对较少，农奴每周出劳役3一4天，在领主自营地上劳动。除了劳役之外，农奴还须交纳一些实物，相当普遍的是交谷物收成的十分之一。另外，农奴还要交纳一些货币税。

古代中国的庄园除有一部分奴仆劳动外，大多由徒附、宾客、族人通过租佃的方式来耕作，他们一般向地主交纳实物地租 ——“见税什五”，即缴纳所获实物的百分之五十。除实物地租外，他们也须无偿地为庄园主服一些劳役，如砍伐林木、看家护院、充当“部曲”等。

第五，从庄园内的政治权力上看，西欧封建主对庄园内的农奴具有一种法权；而中国古代庄园主对依附农民行使的是一种以族权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权力。

西欧封建主对庄园内的农奴具有的法权表现为：封建主占有封土，既有法律形式即分封、效忠仪式，也有法律内容即载明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书或法律条例，封建主从农民那里取得份地，一般也是通过民事法律行为完成的，农奴的人身依附程度，一般也都根据本庄园的习惯法而定。

庄园主在庄园上的法权主要是通过庄园法庭来体现的。

中国古代庄园主对依附农民行使的是一种以族权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家长的族权为核心，以邻里关系、同乡关系、主客关系为辐射，统治力极强。

它既表现为同宗、族人、邻里、同乡及其他依附农民对庄园主的一种君主般的尊敬和畏惧，又表现为庄园主对族人、乡里等人所行使的一种周济族人、关心乡里的“爱戴”。

当然随着唐代士族势力的衰落及宋明以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地租逐步取代实物地租成为农村封建剥削的主要方式，庄园内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生产自主性增强，田庄主的政治经济势力也不可挽回的走向衰落。

第六，从对国家整体的影响上来看，西欧庄园经济使得西欧摆脱了强大帝国组织的渗透，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多样性；而中国古代的庄园则没能摆脱帝国的渗透，具有保守、消极的特点。

中世纪欧洲的庄园是由采邑制不断发展而来的，采邑制的实行，虽一时加强了王权，但土地的封赐使国王事实上失掉了对土地的支配权，最终削弱了王权，导致封建割据和帝国的瓦解。

西欧中世纪庄园经济的分散性，奠定了西方文明的根基，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多样性。

与之相对应的古代中国是以强大帝国的支撑为后盾，在土地制度上，即便存在较大的庄园也一般由单个地主掌握，而皇帝是最大的地主也是最大的庄园主，直接占有大量的土地，并通过宗法的、行政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掌握和控制中小地主，统治者还注意随时抑制土地集中的趋势，防止封建割据的形成，维护全国统一，维持强大的中华帝国的运转，并以帝国的力量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进行渗透，通过儒家的宗法、等级观念钳制人民思想，维护思想领域的统治。

由此，古代中国田庄虽亦采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始终未摆脱强大帝国的渗透，它在强大帝国的运转下被带动随之发展，并有一定程度的辉煌。但当帝国制度走向衰败的趋势日渐明显时，东方文明便不免要经受强烈的冲击。

西欧的庄园制是和中国封建制度一样，剥削手段在于对低层次人群的压迫，主要是对封建社会努力，主对下一阶层的人民的压迫。主要是通过压迫他们的劳动力进行谋取利益。

附件，中原之人，中国封建制度。存在的不是书法结果。

冲着德普的美貌开始看《唐顿庄园》，故事开始于1912年，终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持续十多年。剧集发生的背景，正是英国社会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发生着巨变，而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局势也处在波涛诡谲的风云变幻之中。    1815年拿破仑兵败后，欧洲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期间虽然出现过1848年欧洲革命、1870年普法战争，但总体来说，没有发生过波及全欧洲、延续时间长的战争。另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生产力迅速提高，一系列医药技术方面的发明发现，又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延长了人们的寿命。整个欧洲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相信贫穷、瘟疫、战乱已经过去，人类即将会步入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唐顿庄园》第一季发生在1912-1914年，剧中格兰瑟姆伯爵一家生活富足，年轻人们无忧无虑，这正是当时欧洲上流社会的真实写照。华丽奢侈的晚宴、灯火通明直至午夜的舞会、闲适的下午茶、场面浩大的狩猎，英国贵族们认为，这样安逸有序的生活还能持续几个世纪，人们普遍陷入永久和平的迷梦中。然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悄然发生。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革命促使工业资产阶级快速发展，议会斗争、遗产税等都使历经数百年风雨的英国贵族制在十八十九世纪达到巅峰后逐渐出现衰落景象。到《唐顿庄园》故事发生之前的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新贵族已经登上英国议会政治的中心，而传统的封建贵族面临着全方位的挑战。唐顿庄园的主人公格兰瑟姆伯爵一家，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贵族制度由盛转衰、逐渐没落的年代。至于为什么贵族制会快速衰落，下面会有详细的阐述。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登陆英格兰击败英王哈罗德，加冕为威廉一世，史称“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此后在整个中世纪直到近代，基于封建制的贵族制度始终是英国社会的基石。

然而到了19世纪，英国议会通过三次议会改革，逐渐削弱了贵族的特权。我们知道，作为立法权优位的议会内阁制国家，英国议会由上院和下院两院构成，上院主要由世袭的贵族议员组成，从它的英文称谓——HOUSE OF LORDS 就可以看出；下院则由民选议员组成，称为HOUSE OF COMMONS。由于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乃至工人阶级的兴起，对于政治权利的诉求愈发强烈，执政党被迫对议会进行改革，权力重心逐步转移至下院。1911年——也就是《唐顿庄园》故事开始前一年，议会通过法案，剥夺上院否决下院议案的权利，奠定了下院至上的原则。传统上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贵族的政治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另一方面，遗产税法案的通过也使得贵族家庭在继承时“伤筋动骨”，每次发生继承，庞大的产业都需要缴纳数额高昂的遗产税，这使得不少历史上家大业大的家族，经历百年继承后变得拮据。

在《唐顿庄园》第一季的末尾，老爷在聚会上拿到管家卡森送来的信，面色凝重地宣布战争爆发，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爆发后，大批贵族青年秉持着传统的观念争先恐后地走上前线。作为日耳曼蛮族的后裔，英国贵族向来有着尚武的传统，从英法百年战争，到玫瑰战争，再到与拿破仑作战的反法同盟，数百年间的各场大小战役，贵族青年都视之为为君主尽忠、为个人某得荣誉、爵位与土地的大好机会。从1815年滑铁卢战役结束后，欧洲大陆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英国人相信，这不过又是一场贵族间的内战，在圣诞节前就可以回家了。然而战争爆发后，残酷程度很快就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由于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集团力量的均势，加上机枪等杀伤力极强的新武器的运用，死伤人数远远超出了以往的任何一场战争。例如著名的凡尔登战役，双方死伤人数超过百万，被后世冠以“凡尔登绞肉机”的称谓。在如此巨大的伤亡中，深受传统精神鼓舞的贵族子弟死伤如此惨重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一战的第一年里，每七位贵族军官中就有一位在前线战死，而普通士兵的阵亡率是每十七位里有一位。贵族的伤亡率远高于普通平民士兵，也足以看出英国贵族们勇敢无畏、身先士卒的品质了。深受大家喜爱的男主角马修•克劳利，唐顿庄园的继承人，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走上战场的。一战时期的英国还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传统军队的体制，战争中贵族子弟带头冲锋，导致一代贵族战死沙场，很多家族血脉就此断绝，英国也因一战开始了平民化和大众民主的进程。

14世纪早期，西欧出现饥荒，接着是瘟疫，到后半个世纪，人口急剧减少，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提高。但贸易仍在继续，黑死病之后价格水平快速上升，在往后的15世纪缓慢下降，许多农民和庄园主的财产至少部分处于闲置状态。这些变化的经济条件再次要求调整契约安排。留住佃户的最有效的方法师降低租金减少奴化义务。后一个目标逐渐形成终生租约。终生租约是庄园主仅为了一代佃户就放弃习俗权利的方式而保持习俗权利的最后一搏。但是由于瘟疫组织了人口增长，这些协议本身获得习俗的力量，佃户最终因为习惯的做法而获得继承权。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这样的协议逐渐被视为在法律上等同于副本土地保有权。16世纪将固定支付减少至纯粹名义支付，至此，劳动服务不可避免地被货币租金支付所取代，土地被佃户和（或）接受工资的劳工所耕种，这些劳动力自由地寻找他们的工作。这样庄园经济就死亡了~

因为当时西欧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商品货币关系渗透了进来，导致了领主自营地的大量缩减，庄园开始衰败。

城市的兴起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使农村自然经济瓦解，封建农奴制日趋崩溃。在商品货币关系渗透下，封建领主和农民都被卷进市场关系的旋涡。

货币对于穷奢极欲的封建主具有特别的诱惑力。领主们或在庄园内部弃农经商，以谋厚利，使庄园自然经济为货币经济所排挤。

14世纪英法等国的农民大起义，加速了农奴制的崩溃。农奴制的瓦解，正是商品货币关系日益流行的结果，进而在中世纪晚期，又为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必备的前提。

庄园制度衰落的原因有多方面，包括：
1. 14世纪早期，西欧出现饥荒、瘟疫，人口急剧减少，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提高。
2. 通货膨胀使得土地租金和固定货币收益实际价值都在下降，庄园主收入下降。
3. 频繁的对传统关系进行谈判成本极高，面对这些变化，庄园主越来越多在适宜时候收回那些出租的土地，并拒绝用向劳动力收取必要的税费换取直接为他们工作。
总的来说，庄园制度的衰落原因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因素。

因为废除了奴隶制，庄园主的财富积累慢慢变少了!

租佃制是中国的，而庄园制是西欧的制度。、、、、、、、春秋战国时候的诸侯、士大夫之类，可以算是以“庄园”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古代没有“工业”这种东西，所以“庄园”之内似乎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同时也能聚集起人来保障安全。这也许可以算是分封/封建的经济基础。
与之相对的就是有显著地、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维持/控制国家运转的所谓帝国/王朝。从结构上看和现代国家类似，但是“经济基础”只有农业，而没有工业。
如果从上面说的角度看，那么秦朝建立也许是说明所谓“庄园制度”并非唯一的选择。不过秦朝时间太短，可能是因为到那时侯为止，还不知道作为中央政府，应该怎样比较有效率地在中国地区这么大的范围里来调动人力。西汉不太好说，不过东汉据说是可以看作名义上的统一国家下进行的分封。只不过那时侯的人不会短视到真的划一块封地然后宅到里面。
相对地，虽然唐朝的时候还有据说李世民娶不到大庄园主女儿之类的八卦，但是到宋朝的时候好像就变成你要能够广积田产就必须去当大官。
如果这个说法没错，那么转变过程发生在两晋南北朝。
以前看过一个版本的中国通史，里面比较详细地介绍里东晋时候的人口制度。大意就是说，当时所谓的“士族”有垄断管理知识的情况，所以甚至在能力方面也更适合做官，因而也有所谓按血统免税的“惯例”。但是东晋南渡时有个重新办理户口的过程，所以当时的“中央政府”就有切入点来重新规定对什么样身份的人收多少税。这个似乎直接就影响到那些人有资格去办“庄园”？
同时，可能是迫于战争压力，东晋政府需要尽可能调动人力，所以对于原来划分人的等级的做法也有变化。于是原来因为“法律”规定的身份/等级而必须依附于“庄园”的普通社会成员也可以独立出来——当然结果就是给最大的“庄园主”，东晋政府/皇室服劳役和交税。
所以虽然没有个截然清楚的分界线，但是似乎南北朝往后看，就没有所谓“王谢堂前燕”所描述的情况了。或者说必须代代有人过某个面子上公平的门槛去做官，参与进中央政府的官僚体系，才可以保证自己的家族的“庄园主”地位，而不会仅仅因为家里地产/佃农多，就能去当一国宰相之类。
不过这里可能也有技术方面的因素。
比如没有合适的农具、纺织工具、农作物品种，好像根本不可能靠男耕女织过上比较滋润的生活。于是所谓庄园制度就有它的优势。反之，托庇于庄园可能仅被普通百姓用作逃避国家重税的一个选择，而庄园实际上是起到官僚机构下属的免税行政单位的作用，和更早时候的地位似乎不同。
然后就是知识的扩散问题。比如当普通人可以比较方便地读书的时候，就算没有科举之类，也可以产生更多的影响。这个显然有利于普通社会成员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庄园制度，似乎讲究庄园主世代都是主人，里面劳作的普通人则世代都提供劳动和服务，这里的人身依附关系好像是和知识扩散过程在效果上相互抵触。
至于中国到底有没有所谓庄园制度，这和问“中国古代是妻妾制度还是一夫多妻制度”类似。揪字眼的话，中国古代自然是只有一妻+其它的制度，但是相对地不存在一夫+其它的制度；但是按照现在的标准看，其实也就是一个男性和N个女性组成家庭，而后者里面甚至只有一个享有当时的公民权。

     绝大多数论述西欧经济衰败的著作都将原因归咎于庄园经济和阿拉伯人入侵。从它们对经济的直接产生的危害看来，这两点确实十分具有说服力。而从两者的性质来看，庄园制是内生，阿拉伯人入侵是外生的，但皮郎过份强调了外生因素的重要性，这并不是说阿拉伯人的入侵不重要，而是应该结合两者来看待早期西欧经济的衰落。

     在解释早期西欧经济衰落之前，了解晚期的罗马社会经济情况和蛮族入侵对原制度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蛮族入侵并没有彻底改变罗马式的治国方式，反而对其充分利用。所以只有充分理解罗马给蛮族继承国留下的制度遗产和罗马城市的作用，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罗马灭亡后，原罗马帝国的地区和城市并没有立刻衰败，贸易反而继续存在。

     罗马在灭亡前就已经遭受过巨大变故，罗马在3世纪经历的无政府状态和四世纪的外敌入侵导致了社会混乱、经济萎缩。解决这些麻烦的措施来自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皇帝的改革，尽管这些改革的措施在后来遭到史学家的批评，但它却在短时间内有效的稳定了社会，这些改革使罗马帝国在东方又延续了一千年。实行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改革，罗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极大，以此来保证生产的充足和商业的繁荣，这是为了有足够的税收保证军队的供给和官员的薪水，并通过主导贸易活动给城镇提供大量的便宜食物。这三者对罗马人来说至关重要，军队保卫帝国不受外部侵犯，而另外两者对维系城市运行有重要作用。对于罗马这样一以城市为地区的治理单位的国家而言，城市是组成国家生命的一个个小细胞，只有确保它们的生命力，国家才不至于瓦解，以确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这种强制干预经济最终产生了恶果，帝国建立了自己的分配系统，扰乱了市场，并且需要大量官员和强制手段去维系这一系统，扼杀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摧毁了帝国的根基。但正是由于这些城市的存在，贸易才会继续。这与九世纪只剩下少量奢侈品贸易的西地中海贸易形成巨大反差。从罗马帝国的疆域范围来看，帝国的疆土几乎没有超过它所四面环抱的内陆大湖。毋庸置疑，地中海是罗马帝国政治和经济统一的保证帝国的存在依赖于他对海的控制权。地中海沿岸地区由于海的联系，不仅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统一，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和宗教上的统一。从西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城市的来看，马赛港是帝国西部最大的港口之一，是南部高卢的贸易重镇，埃及的纸草、东方的香料、突尼斯的油和陶器从马赛涌入高卢。马赛周围的港口也扮演着与其相同的功能。即使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几个世纪中这些区仍旧占据着以前就拥有的经济地位。

    随着公元476年的到来，罗马帝国终于被蛮族送进了早已准备好的坟墓，就此开始，在原西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建立的大大小小的蛮族国，但是蛮族人并没有进行对罗马-高卢人进行有意识的文化转化，他们也没有能力做到，因此也就没有对他们原有的城市制度和法律制度进行废弃，因而保留了帝国社会运行的根本，蛮族只不过是取代腐朽不堪的罗马帝国这一政治外壳而已，社会运行的根基尤在，但蛮族的文化习俗和政治制度的渗透必定会比以往罗马时代更加直接和剧剧，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影响慢慢的改变着整个西欧未来的政治和社会走向。

        在入侵初期统治制度几乎没有过大的改变。蛮族人依托着罗马-高卢统治阶层对国家进行治理。在东哥特王国中，东哥特人提供军事保障，原来罗马的精英人士负责管理政府，广大的百姓也像以前一样缴纳赋税，这是交给了另一个统治者，此时政治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获得了好转。大部分城市依然像以前一样，作为经济、宗教和政治中心。而罗马时代的大地主家庭大部分时候也能安然的生活，享用他们的土地、主教辖区和聚会，而且能在法兰克政府里升任要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克洛维不过是发动的一场政变，而不是征服了他们。这些都有力的证明蛮族的入侵在短时期并没有改变当地的社会制度。

    但这些蛮族继承国在地中海的贸易还是逐渐的衰败下去了，西地中海的贸易在公元700年后停顿了。历史学家可能夸大了六七世纪时还没有衰败的商业，从罗马帝国晚期的地中海贸易来看，这些贸易规模并没有那样大，主要服务的也都是精英阶级，普通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这些跨海贸易的服务对象，他们最多成为维持这些远距离贸易需要的中转站或消费地的存在（为这些城市提供食物和本地化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然后从这些中转站获得一些像盐这种生活必需，或者参与到这些城市之中的集市中去，富人才消费得起那些东西。

   蛮族在进入罗马后继承了它完整的治理体系，并让罗马精英继续在政治上有立足之地。更为清楚的是，欧洲经济的演变看来是罗马帝国经济演变的直接延。经济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出现了社会景气下降。罗马城市为什么会在几个世纪慢慢消亡，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衰败之势从罗马帝国帝国晚期就已经出现了，而在476年后罗马制度竟然还能存在于那些继承国就已经是个奇迹了，所以罗马制度的衰败似乎是早已注定的。而西地中海的贸易与罗马制度的关系，我想不用做过多的说明，西地中海贸易的主要节点都是以往的罗马重镇，也是罗马制度保存最好的地方，在那些城市中还保留这作为一个地区某些宗教中心的功能，有些地区还有十人团之类的东西，这些起源于罗马是毋庸置疑的。

        西欧和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完全是以这些继承了罗马制度的城市为支撑的，城市不仅作为货物的中转站，还为商人提供落脚点，提供食宿。商人给这些地方带来了远方的商品，吸引的贵族的目光。我们当然知道农奴是不可能买得起这些奢侈品的，因此可以假设，当时的地中海贸易大部分是为了满足精英阶级，只有那些本地无法生产的生活必需品才会被底层人民购买，例如食盐。马赛贸易首先是靠一般消费品如酒、油（且不说香料和纸草）来维持的。这些东西输送到北部。

       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法兰克王国的东方商人在从事批发生意。我们仍然认为城市像罗马时代一样仍然是上层人所向往的地方，因此就会产生奢侈品和非奢侈品但价格仍然不菲的消耗品，这些人可能组成皮郎所认为的批发生意的购买力，当这些人开始离开城市走向农村后，这些贸易当然会萎缩，城市也当然会消失。城市将吸引农村的原料和人力，农村养活了城市，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中，这些城市仍然有数量可观的工匠阶层，但很难认为这些工匠都是为了远距离贸易而生的，大部分仅仅是服务于城市和周边地区，地方手工业快速发展。阿马尔菲的陶器渐渐消失在法兰克大地上，地方工业的发展，在各个地方都有体现，我们不清楚这一体系崩塌的原因，（引用） ，但西地中海贸易的确随着罗马城市的衰落而绝迹。5世纪末罗马帝国瓦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尔曼人就已经开始了悄无声息的经济渗透。

        但在476年后，蛮族以国家统治者的身份管理着罗马昔日的土地，日尔曼人统治者的地位必然促使蛮族的法律制度、组织方式、生活习惯等从社会各个方面冲击着这片土地上剩余的罗马制度，尽管起初并没有造成社会形态做出过大的改变，这可能与他们并没有有意识的转化有关。但七八世纪后，这些蛮族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的内部危机。此后，平静被打破，原有的秩序被这些危机搅的天翻地覆，这些行为无疑很符蛮族王国本身的利益，他们拒绝罗马旧制和，因此在罗马灭亡后，日尔曼诸王国的分裂也接踵而至。合罗马的统治模式好像已经彻底从蛮族继承国中消失了，而这才是经济萎缩的内部原因。

       罗马的农场向蛮族的庄园转变，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转型，起源早在罗马时代就初见雏形，只不过那时的庄园不管是数量上还是形态上，都远比不上后来。法兰克王国时期，庄园制得到快速发展，在，在6-8世纪，自由农大量破产，从而不得不依附大地产主，这一时期人与人的依附关系越来越紧密和难以打破，社会阶层开始固化，人员流动也-开始下降。就是在这一时期，原来残存在蛮族继承国上的罗马制度也开始纷纷消失，罗马税收制度、政治制度、城市的其他制度都烟消云散，城市在罗马时期的各项功能似乎消失了，法兰克的官员在贵族中选拔的是由来已久的，但这些贵族越来越喜欢离开城市，城市的消费力度下降，住在自己的庄园之中。贵族为什么喜欢住在农村，肯定不是因为空气和环境好，而是经济原因，我将他们的行为称为开源节流，一增加自己土地的收入，二减少自己开销，离开城市能很好的做到这两点。

        贵族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减少才是城市消失根源，到底是什么使农业发展呈现出如此状态，我们不妨看看6-9人口世纪的人口变化，就可以清楚的发现经济衰败与人口下降时间相当吻合，公元700年后，西欧的气候转冷，我们不清楚这次的气候转变对农业的影响，但是当时农业产量确实低下。土地和人口的比值也是前所未有的，大量的耕地被废弃，农民开始集中到一起。这些国家都是建立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上的，即便是罗马，农业也是国家的根基，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基础上，它们并不像希腊那种由于地理环境限制而被迫从事商业活动的社会。它不具备那种原生性的动力，当原来商业所依赖的那种环境不复存在之后，新的大规模商业的动力需要一段时间的孕育。

      十世纪左右的农业革命一般被认作是经济复苏的源泉，有充足农业产品可以用来供给城市手工业生产和日常消费。但更可能的是农业革命使精英阶级的收入增加，从而产生刺激商业的动力。农民对远距离贸易的贡献起初是很小的，因此精英阶级总体的兴衰决定6-8世纪西欧的贸易，农民的产品对维持城市的食物和手工业原料有作用，贵族和城市的关系紧密，而八世纪后，这一关系开始破裂，而此后这些土地贵几百年间都没有回到城市。越来越多的大地产主喜欢住在远离城市的庄园，城市没了这些只消费不干活金主之后，很快便衰落了，商路开始荒废，只剩下极少数四处出售奢侈品和一定规模的生活必需品的商业活动。怪不得皮郎认为八世纪后的欧洲几乎没有商业，但现代考古发现查理曼大帝时期的北法兰克有远距离的商业活动，这些和英格兰北欧的贸易尽管货品单一，但这毕竟是仅剩的和外界沟通的渠道，人们将这归功于加洛林王朝鼎盛的政治权势的外溢，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自发的经济复苏。庄园制度的诞生不是偶然，而是上层阶级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除非居住地的国土天然地不适合开展农业活动，像威尼斯，由于自然条件的原因，威尼斯人只有依靠经商才能保证生活，因此在整个中世纪威尼斯的商业都异常繁荣，特别是中世纪早期欧洲经济大衰退的时候，威尼斯成为拜占庭在西方的前沿阵地。而在欧洲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都极适合于农业，土地是大部分贵族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贵族几乎不会去参与商业活动，这是宗教观念造成的，商人无法取悦上帝是基督教的信念之一，这些观念深深的刻在大部分贵族心中，而贵族又是当时社会中大部分财富的垄断者，在一个没有因自然条件限制而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社会中，如果那些非常富有的人不参加商业，难道要从那些贫苦的农民去参与商业吗？农民若非走投无路，则断然不会参与商业，参加商业意味着高风险，那些农民是不可能放弃贫苦但是低风险的农业生产。因此这种土地贵族鄙视商人的观念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之一。

       而外在原因————阿拉伯势力的入侵，皮郎将它视为西欧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这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不过美国地理学家庞兹还是承认地中海的地位并说道法兰克经济衰败的原因在于墨洛温王朝长期对海洋权益的无视，因此地中海航运对西欧贸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在7-9世纪的西欧，先后有两股强大的入侵力量进入西欧，首先是发源于阿拉伯沙漠深处的穆斯林教为首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实体，以战争为开路先锋向四周传播阿拉伯的宗教和文化。在穆斯林崛起的半个世纪中，地中海南岸几乎都沦入阿拉伯人的治下。西地中海的贸易出现了萎缩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八世纪中叶时马赛港已经彻底没落，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沿海小城镇，那仅剩的远距离贸易也被切断了。

       远海贸易并不是随着入侵突然消失的，而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两者的相关性不会是线性的，但对西欧在地中海的贸易而言它是一把火，引爆了西欧自蛮族入侵以来就在社会内部深刻发生的变化。说阿拉伯人有意识的切断西欧在地中海的贸易是不合理的，阿拉伯人崛起本身就与商业联系紧密，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本一只商队的老板。古兰经规定了鼓励并保护工商业作为所有信徒的义务。这在宗教上确立的商业的优势地位，而与天主教排斥商人的行为截然相反。商队杂在他们的军队中，毫无阻碍的来来往往；兵士尽力保护商人和他们的商品，因为兵士诚心地相信，做这种工作就是履行一种像粉碎不信神者一样神圣性的义务。我们难以相信持有这样一种信念的民族会主动放弃与人口众多的西欧进行贸易，即使他们最初的侵略确实对地中海贸易产生了冲击，而西欧在这打击下一蹶不振，.我们更应该寻找西欧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