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邦国林立，为什么中世纪的西欧女皇频出，东周的中国没有女诸侯

　　目前，史学界多认为中国古代第一所"军政学校"是由东周时期的鬼谷子（王禅、王诩）在鬼谷山所办。但是，对"鬼谷"究竟在何地，却存在许多争议。据资料，在全国各地称谓"鬼谷"并与鬼谷子所办军校相关的地方，多达10余处，如：陕西的泾阳、韩城，河南的登封、汝阳、荥阳、淇县，山东的蒙阴，湖南的大庸，湖北的当阳，浙
　　江的宁波，新疆的哈密等。以上各地之说，都可或少找到"史料"证明，但细致考证，有的"史料"则不尽是信史。特别是到实地考察，进行综合分析之后，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要更接近史实一些。历史事件虽然过去了2000多年，但山河地物大貌依旧在，可说是百闻不如一见，有的问题在文字上是争辨不清的，到实地一看则豁然开朗，孰是孰非，相比较之下，心中总有个概数。

　　一、 综合各种史料，结合地望看，"鬼谷"当在中原地区

　　关于"鬼谷"的记载最早于《史记》。《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者，东周洛阳人（邻洛阳市老城东南郊太平庄）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史记·张仪列传》："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文中所言"俱事鬼谷先生"，"习之于鬼谷先生"，无疑是说苏秦、张仪从师于鬼谷先生，关于鬼谷先生，《风俗通义》载："鬼谷子先生六国纵横家"。其名由来是因居"鬼谷"得名。故《鬼谷子》载："周有豪士居鬼谷，号为鬼谷先生，苏秦，张仪往见之，择日而学"，可见"鬼谷"是地名。

　　鬼谷之地在今何处呢？就历史上最早记载鬼谷先生所居"鬼谷"而论，较有影响的有颍川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告成乡）与扶风池阳（今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两种说法。

　　《史记·甘茂列传》载有苏代游说秦王的一段话中提到了"鬼谷"，苏代说："甘茂非常士也。其居于秦，累世重矣。自淆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险易皆明之。彼以齐约韩魏反以图秦，非秦之利也。""王不若重其贽，厚其禄以迎之，使彼来则置之鬼谷，终身勿出。"南北朝时期南宋的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引东晋学者徐广的话说："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唐代时，张守节则提出不同意见，他在《史记正义》中引刘伯庄所说："此鬼谷，关内云阳，非阳城者也。案：阳城鬼谷时属韩，秦不得言置之"。明确指出秦界内有鬼谷地名，唐代司马贞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史记索隐》中写道："徐广云在阳城，刘氏云此鬼谷在关内云阳，是矣。"因此，司马贞折衷说："鬼谷，地名也。扶风池阳、颍川阳城并有鬼谷墟，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后汉书·郡国志》中注引《地道记》说："山在北，有鬼谷……案：《史记》鬼谷在颍川阳城，与地记不同"。云阳鬼谷又名清水谷。宋代乐史在《太平环宇记》中说："清水谷，一名鬼谷。昔苏、张师事鬼谷先生学即此谷也"。近代学者钱穆《史记地名考》也采用此说："《郡国志》池阳注引《地道记》有鬼谷，晋池阳即唐云阳，今泾阳县境。"扶风池阳鬼谷和关内云阳鬼谷都是指当年准备软禁甘茂的那个鬼谷，在今陕西省泾阳县云阳。故有学者据上史料认为，鬼谷先生所居鬼谷在今陕西泾阳的说法较为有力。

　　但有学者认为，《史记·甘茂列传》中记载的鬼谷在当时是存在的，在秦境内无可置疑，但它不一定就是孙膑、张仪、苏秦、尉缭求学的鬼谷，司马迁仅指出了云阳鬼谷的地理位置，并没有指出只有这一个鬼谷，唐代的司马贞和张守节都指出有两个鬼谷，即"扶风池阳、颍川阳城并有鬼谷墟"，并借刘伯庄的话说，苏代所说"此鬼谷在关内云阳"，"此鬼谷，关内云阳。非阳城也"。很明确，这里所说的鬼谷是指安置甘茂的鬼谷，而不是指孙膑、苏秦所求师的鬼谷。司马贞与张守节都依据刘伯庄之说 ，刘伯庄是唐初学者，贞观中期为弘文馆学士，授崇贤馆学士，曾著有《史记意义》、《史记地名》，是研究《史记》地名最早的学者，其说是比较可信的。但也所要纠正的仅是裴骃关于安置甘茂的鬼谷地理位置之说，而对徐广、裴骃所说苏秦求学，即鬼谷先生所居之鬼谷在颍川阳城之说并未提出不同看法，那么也可以说刘伯庄及司马贞、张守节是赞同徐广、裴骃之说的。《明一统志》即提出怀疑说："扶风龙山岗县亦有鬼谷先生所居，恐非秦事师处"。明嘉靖《河南通志》也采用此说，反对陕西鬼谷说。因此，有学者认为关于孙膑、苏秦就学之鬼谷的地理位置，还是以颍川阳城之说为最有力。

　　另，唐代贞观年间编纂的《隋书·进理志》载："冯翊郡韩城有鬼谷"。该鬼谷在今陕西省东部，黄河西岸，韩城市城东。就此，古今又有学者持韩城"鬼谷"说。钱穆《史记地名考》写道："韩城有鬼谷，今陕西韩城县境，此说是正确。"韩城原为古梁国，战国初属魏国，秦设夏阳县，汉袭秦制，隋始称韩城县，其后虽有变迁，多称韩城。该城郊现有龙门黄河古渡，县城之南的芝川镇是司马迁的故里，可见古代当地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隋志》载当地有鬼谷是可信的，但此鬼谷地名则很可能与孙膑、苏秦等就学之鬼谷无关。司马迁出生在此地，而《史记》中却没有提到这里有鬼谷。此鬼谷最晚在隋代或唐初应已有其名，极有可能是由于受到鬼谷学说影响的隐士曾居于此。

　　由以上所引历史文献可见，所有关于鬼谷的地望实际上都是战国以后学者的注释，有汉时鬼谷，唐时鬼谷，也有宋时鬼谷，明、清时鬼谷，是否可靠，都只能是推论。本文限于文字篇幅，不可能将全国所称"鬼谷"之地详情一一罗列，在此拟用大范围地区划片排除法来阐述这一问题。即首先将聚焦点圈定在中原地区，理由是：

　　1、从史料看，鬼谷的成名弟子绝大多数是中原人，活动范围也在中原地区，这说明鬼谷校址的地望不会偏离中原。鬼谷子的事迹虽然不详，但孙膑、张仪、苏秦、毛遂早年的生活地区则比较清楚。如孙膑"生阿、鄄之间"（《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地点在战国卫齐之间，今鲁豫交界处"张仪籍贯在魏国，《史记索隐》说明张仪为晋大夫之后，河东（今山西南部）人，早年曾游说楚国；苏秦籍贯在东周洛阳，早年事师齐；毛遂是今河南原阳人。从这些史料记载看，孙膑、张仪、苏秦、毛遂的早期活动主要在中原一带，他们所从师的鬼谷先生所居校址地理位置由此当可作推论，很可能就在中原地区。

　　2、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孙膑、张仪、苏秦等就近师从鬼谷子学习是确有可能的；反之，要远离中原地区去外地就学的可能性则不大。尤其是苏秦，农民家庭出身，家境"贫穷"（《战国策》卷三，秦一）、"臣东周之鄙人也"（《史记》和《战国策》记苏秦见燕王所说），他不可能舍近求远外出学习，远到陕西、湖北、湖南、浙江等地去求学则有悖常理，他的就就近求学地点当在中原地区。故《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与鬼谷先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司马迁再此谈求学不言东西南北，只言"习至于鬼谷先生"，也表明苏秦就近求学，没有去远处。而鬼谷子作为学者，无论是淇县人、汝阳人、临漳人，也很难一开始就云游天下，到千里、数千里之外隐居授徒，而中原地区应是他就近授徒之首选地。

　　3.从苏秦、张仪学成毕业后出游地点看，鬼谷校址不在秦、楚、鲁。史料记载，苏秦先"东事师于齐"，后"而习至于鬼谷先生"，学业有成后，先去秦国游说未成，后改去燕、赵。《仙传拾遗》中说"苏秦、张仪学成别去，先生与一只履，化为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如果说苏张从鬼谷学成后，先去别国谋事，那么就可初步判断，鬼谷之地望当时不在秦，也不在楚。因为若鬼谷在秦或在楚，就不会有他们去秦、去楚之说。

　　4、从鬼谷先生教学所授内容看，重点在于外交和军事，纵横术即兴起于此。而纵横术的运用，多是小国由于国力不济而周旋于大国之间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多是小国，东齐南楚、北魏、西秦都是大国和强国，中原小国为防备大国的蚕食鲸吞，就必须在外交和军事上加强筹划，招揽人才，这也说明，战国时的鬼谷校址当在中原地区。

　　5、实地考察证明，在今陕西、湖北、湖南、山东等地的一些"鬼谷"地名，现多仅存于史书和传说中；个别地方虽有其名，但当地文物管理所的同志却不能指出鬼谷遗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采访当地老百姓，这些地方也极少有关鬼谷子教学及其弟子孙膑、苏秦等人求学的传说，即使有传说也明显多是源自中原地区的版本。由这些鬼谷之地众说形成的地理范围看，跨越豫、陕、鄂、湘、鲁等省界，可见中心区在中原地区的黄河南北，今郑州、洛阳附近。

　　二、河南登封之说史料较充足，但实地考察尤显史迹不足，与史录出入甚大

　　说到鬼谷子洞，河南人多首提登封，几位在郑州工作的朋友和同学向笔者首先介绍的就是登封。然而，若再问详细地貌状况，则都言没有亲自去过。

　　登封"鬼谷"之说，从东晋徐广开始主张"鬼谷"在颍川阳城始，至今在史学界一直较为著名。原因就是因为登封之说的史料比较"充足"。除前文所引的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外，东晋王嘉《拾遗记》、葛洪《神仙传》都言鬼谷子在阳城北之鬼谷隐居授徒。《说嵩》、《东周列国志》也记鬼谷子在阳城北教授孙膑、庞涓、苏秦之"学术"。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说得更具体："鬼谷在告城县北，即六国时鬼谷先生所居也"唐代的告城，即是裴骃和司马贞所说的颍川阳城。史载约公元前21世纪，仓帝史皇氏建国都，名阳城；公元696年，女皇武则天举行登封大典"登嵩山，封中岳"，乘兴把嵩山下的嵩阳县改名为"登封县"把阳城县改名为"告成县"，免掉两县百姓3年赋税，表达了她"登封告成"的心情。"阳城"由此变为"告成"。唐代诗人李白在《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中云："西涉清洛源，颇警人世喧。采秀颐王屋，因归洞天门。碣来游嵩峰，羽客何双双。朝携月光子，暮宿玉女窗。鬼谷上窈窕，龙潭下奔淙。"李白在此提到了"清洛源"，又提到王屋山和嵩峰，地望与今河南登封鬼谷比较相符。宋代的王应麟编《玉海》引《史记正义》说："鬼谷，谷名。在洛州阳城县北五里。"以后《明一统志》、《清一统志》也都采用此说。钱穆《史记地名考》有记"阳城鬼谷今登封县东南"。相传为战国时鬼谷先生所居。唐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有："鬼谷上窈窕句"。2000年冬，笔者在实地考察期间，获友人赠送1985年印行的《河南登封县告成乡志》，其中第九编第三章"古建文物"中专门有一节对"周·鬼谷宅"作了介绍，有"鬼谷子教学"内容，书前所附《告成乡文物古迹分布图》，在紧邻"战国阳城遗址"处，明确标有"鬼谷宅"，同一图中，在今告城之西偏南的王村附近，还标有"鬼谷寺"。

　　实地考察见，登封"鬼谷洞"位置确如史书所载，在告城镇之北约5华里。当地人称此地为北沟，"鬼谷洞"西北200余米处即是"战国阳城遗址"，南300米处是北沟村。北沟中部东岸有一悬崖，崖中部现存有两个洞，洞口相距约60米，南边洞口向西北方向，当地人称"鬼谷子洞"洞内正面现有当地人泥塑比较粗糙的鬼谷子、孙膑（盘腿坐椅）等人像，一侧有深洞，因无灯光而难测深浅；北边的洞口向正西，当地人称"孙膑洞"据说这两个洞在内部相联通。洞口高都近2米，宽2米余，里洞高宽都仅1米左右。洞是人工挖掘的黄泥土洞。崖高约20米，下是一条宽约50余米的河沟，冬日积雪中可见有涓涓溪水由北向南在流淌。自沟底有一条小道通洞口。河沟内现遍植杨树，冬日树叶全落，隔沟正好透过树枝干观察土洞，若在夏日树叶茂盛时是看不到这两个洞口的。此地非常荒凉，没有任何有关"鬼谷洞"的标志。如果没有当地人引路，很难找到此地。

　　若不是实地考察，很难想象多史书中言之凿凿、大名在外的登封"鬼谷洞"会是这个样子。对照史料，笔者对此地是鬼谷先生授徒所居之处产生了怀疑。一是山水地貌与史料记载和传统说法不一致。此地无石山，洞是土洞，而非石洞；即使史书上所说的颍水（今颍河）距之处10余公里之外。二是此地看不出有任何险要之处（《史记》有"地形险"）。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土洞会面貌全非，甚至荡然无存，但基本地貌应该相符。三是当地有关"鬼谷子教学"的传说并无特色，并且数量很少，现流传的仅有"鬼谷子收徒"、孙庞初斗的"百担有余"、"请师出屋"、"五个馒头"等。四是与名声显赫的古观星台虽为近邻，两者在历史方献上却找不出任何关联。北沟"鬼谷洞"距1961年被定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的"中国古观星台"仅3华里，此观星台是世界最古老的天文台，现仍保存有郭守敬观星台和周公姬旦测影台。3000多年前，周公姬旦用圭、表测量日影，定四时。此地是周代国土之中心，今天仍是我国南北长度之中心，因此此台自古被称为"天地之中心"，唐代有"天心地胆在告城"之说，有史料称"中国"、"中华"、"中原"、"中州"、"中岳"等词，以及当地人把先赞成之词说成是"中、中、 中"即渊源于此。2000多年前的鬼谷子若是在此地长居教学，想必会留下不少与古测影台相关的史料或传说，然而在所有鬼谷子及其弟子的史料或传说中，没有只言片语与测影台有关；查阅观星台文献档案及采访观星台申颍涛所长，也证明观星台的史料甚至传说与鬼谷子及其门生弟子无任何关联。

　　因此，就地望结合史料判断，笔者认为登封"鬼谷洞"不可能是孙膑等人受教于鬼谷子的校址所在地，这里有可能是鬼谷子或其弟子游历教学的地点之一。回头再细品味最早言"鬼谷在颍川阳城"的东晋徐广和唐司马贞句中"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可见二人也都没有对鬼谷先生的隐居处作出肯定回答，仅说"盖其所居"。"盖"在古汉语中有"大概"测度之意，并未确定。

　　此外，郑州市西南荥阳县境内有神仙洞，该地也立牌"鬼谷"，传为孙膑等人求学处。此洞幽深，有朋友入内行走1公里称仍未到底即返，此洞算是目前所知称为"鬼谷洞"最长者。此地目前已辟为旅游地，但没有可史文献资料可佐证鬼谷先生曾在此办学，从其地望来看，本文也持怀疑态度。

　　三、河南汝阳鬼谷洞的地望和史料不容忽视

　　今洛阳市南汝阳县云梦山，古属伊阳地，唐设伊阳县，1959年因与宜阳县谐音，以县城居北汝河之北改称汝阳县至今。汝阳云梦山位于县城南约4公里处，现有鬼谷村鬼谷洞，有学者肯定认为此地为"鬼谷"校址，1993年在此地曾举办召开"鬼谷子古军校遗迹研讨会"。考察此地有关史料和地理位置，本文认为此说有其合理性，在没有确凿的史料确实证明某地为"鬼谷"校址前，此地之说暂不能轻易否定。

　　现见历史文献最早明确记载汝阳云梦山为"鬼谷"校址的时间是宋代。此后，元、明、清各时期又有不少地方志史料，也记载鬼谷先生所居"鬼谷"在汝阳云梦山。主要史料有：清道光年间编撰的《伊阳县志》记载：宋宁宗嘉定22年（金至宁年，公元1213年）《创修丹阳观碑记》刻石有"水帘洞为鬼谷子成道之处"文字。《明汝州全志》引《广舆记》记载："鬼谷子尝隐此，俗传苏秦、张仪授书处"。明正德《汝州州志》记载："云梦山在伊阳县城南七里，相传鬼谷子修道处。"明成化《河南总志》卷七记载："云梦山在嵩县东九十里（即今汝阳），昔鬼谷子游息于此，一名鬼谷山，前有水帘洞"。《清一统志》记载："云梦山，在伊阳县东南七里。县志相传鬼谷子修道处，其北有水帘洞，悬崖石，洞阔数武，内穿一道，崎岖约二里许，洞口有涧隔之，一小石塔，自顶滴水下注"。《河南通志》记载："鬼谷子楚人，今伊阳县东南八里，有石洞存焉"。清道光《伊阳县志》记载："云梦山，东南五里，鬼谷子隐处，苏、张授书于此"。可作辅证的《东周列国志》有载："鬼谷子在云梦山采药。

　　有学者又引《史记·甘茂列传》"自淆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险易皆明知之"，从其地形解释此鬼谷即汝阳鬼谷，此说有一定道理。古淆塞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区东南14公里，陕县菜园乡境内，系山东段山隘。古代有盘淆、石淆、千淆之分，合称三淆。该关口为鹰嘴山和菜山结合部，马鞍状隘口。从西东至关口地势稍缓，路线较直。坡顶为关口最窄处，从坡顶到坡底仅约1华里，相对高度却有百余米，呈现雄险之势。三门峡至洛阳公路由此通过。此关口是这段险路的北端起点，今河南汝阳县云梦山的"鬼谷"则是其南端终点。

　　东晋郭璞有诗云："清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说明鬼谷子所居之地有清溪相傍。《伊阳县志》记伊阳马蓝（兰）河即古清溪。清溪在桃源山边，有古洞，位于鬼谷村边。《伊阳县志》又记载："而南里许有桃源山，碧树清溪犹然辉映"，"欢之东数百武，有鬼谷洞，传称其居清溪，得马蓝水耶"。这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鬼谷"地理位置有相似之处。

　　"鬼谷洞"内有出土文物佐证，此洞自战国时期始，古代各时期曾有人在此居住。在古清溪河旁的鬼谷村鬼谷洞内，近年出土一批古代文物有20余件。经鉴定，其中有时间较早的东周青铜戈，有汉代陶罐和宋代瓷器，还有铁斧等。洞内还出土有供奉鬼谷先生的石碑一通。这些文物的出土，证明此洞的始用年开始于战国，历经汉、宋、元、明、清都曾使用。

　　汝阳云梦山有关鬼谷子办学及弟子门生遗迹，现有鬼谷洞（本地人又称云梦洞）、孙膑洞、传兵洞、桃源宫、说泪井、试剑石、石八阵、演兵场、镇奸石、孙膑墓、鬼谷墓等分布于山周围，此地的遗迹似乎较突出孙膑。 一地区流传有关于鬼谷先生居"鬼谷"和孙膑、庞涓等人的一些传说，但数量不多，内容与别地传说基本类同，并无新意。

　　四、实地考察比较看，以河南淇县鬼谷现存史迹较多，但历史文献较少

　　河南淇县云蒙山系太行山支脉，位于山脉最东端，由东出山即是冀鲁豫交界处的平原地区。此山又名苍峪山、苍岩山、青岩山，在今淇县县城西南15公里，主峰剑秀峰高584米，山南属汲县。"鬼谷"处在群山环抱的盆地中，九条山脉汇聚鬼谷祠，山势险峻，鬼斧神工，泉水涌流中云蒙雾绕，环境优美，如世外桃源，适合于隐居。唐时甄济曾隐居于此，说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名士隐居之地。1994年"鬼谷子学术研讨会"曾在此召开；2000年此地辟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公路虽修到了山门，但见路上多是徒步游人和机动三轮车、轿车在行走，小客车极少见，不见大客车，原因是山路弯道太急，大车仍不能于弯道行驶，路途又不近，因此现今到此地旅游仍非易事，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史书所记"鬼谷"地形险。

　　探讨此"鬼谷"说，首先要对"鬼谷"所在山"云蒙山"作一正名，因为这是确定"鬼谷"校址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今淇县"鬼谷"作为旅游地，山门上所写是"云梦山"。区内绝大多数现代石刻和旅游读物也如此。本文认为其真实山名应为"云蒙山"，现旅游区内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许多石刻都如此写，旧版《淇县志》也如此。由于当今汉字简化，可写作"蒙"，1996年版《河南省交通地图册》在淇县图幅中标示的就是"云蒙山"，这是正确的，此山名的来历，据传就是因为此山四季云雾蒙蒙，夏秋山岚缭绕，云蒸霞蔚，一些有关鬼谷子、孙膑的传说即与此云雾蒙蒙的自然景观有关，孙（武、膑）氏传人至今仍将此作为鉴别真假"鬼谷"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就当地人来说改"蒙"为"梦"，若知原委，不应有此所为。

　　从史料有记载的年代讲，淇县之说要比登封、汝阳之说晚，且史料较少。淇县之说的最早文献记载是近年发现的元代摩崖题记，石刻有"鬼谷先生隐处"几字。明嘉靖二十四年《淇县志》在介绍云蒙山水帘洞时称"世传鬼谷子隐居处"。水帘洞口至今保留有明代万历十一年窦文的摩崖题记："鬼谷先生隐处水帘洞"，并书七绝赞颂当年鬼谷子办学盛况："天开玄窍授名贤，地涌灵泉在里边，万古水甘帘不卷，有谁读易绝韦编。"淇县没有再早的志书，明代的记载应该说是有其依据的。清顺治六年何士琦撰写的《云蒙山游记》中说："水帘一洞尤极幽玄，乃鬼谷先生仙栖之处。"河北省临漳县谷子村清光绪九年《鬼谷先生祠堂记》："先生名诩姓王氏，道号鬼谷，曾修道于云蒙山"。民国三十一年重修毛遂洞碑刻："云蒙山鬼谷先生隐居地也。"从明嘉靖至民国400多年的文献碑刻，都记载鬼谷子在云蒙山隐居。太行山脉是我国较古老的山脉，其石质风化严重。唐代甄济在此隐居较鬼谷子晚1000多年，他的遗存现已全部不见，即使元明时期的碑刻也早已风化得难以辨认。

　　有学者引证司马迁在《苏秦列传》中所写：苏秦最初曾供职、求学于齐国，但不是一直事师于齐，后以拜师于鬼谷子。这一点和郑樵《通志·艺文略》中所说鬼谷子曾东游于齐相吻合。有传说记苏秦与张仪的途中遇鬼谷子而学习，结合战国时期卫国、魏国所在地理位置，毛遂从今河南原阳北去鬼谷学校求学，卫国之鬼谷（今淇县）则正处于东到齐的必经之路，就在这条路上发生了"墨子回车"与"弟子掩目"的故事。其他"鬼谷"之说却不符合这个地理条件。

　　有关此地为"鬼谷"校址的历史文献现见到的也就这么多，但其地遗迹、景观则比别说之地多，依据较为充分。

　　从山川地貌看，此地"清溪"、"鬼谷"与史书相吻合。云蒙山西南2公里即是沧河，原名仓河。《汲县志》载："仓河，古名苍溪，又名清水河。"清水上游即汲县卫河，汉、魏以前于朝歌（今淇县）南入黄河。仓河、沧水，就是清水，苍溪就是清溪，当地人认为此清溪就是鬼谷先生居地所傍之水。清溪原出河南辉县苏门山，南流合小丹河，东北流合清、淇、堰、漳诸水。云蒙山为清水发源地之一，此山从东北向西南到塔岗口，当地人认为这段山谷就是"鬼谷"。

　　实地考察云山10平方公里区域，可见有许多关于鬼谷子师徒的景物。从隋朝开始，此地就建起王禅老祖庙。鬼谷子隐居处水帘洞，位于云蒙山、盆地南山（主峰剑秀峰）半崖上，坐东南面西北，高10米，宽50米，深80余米，石室深幽，内有泉潭。相传鬼谷子当年经常坐牛车出入洞内，现在洞中还留有"车辙"和"牛蹄"的痕迹。水帘洞周围有王老圣母（鬼谷子母亲）洞、鬼谷祠、孙膑洞（洗坐洞）、毛遂洞、青牛（鬼谷子坐骑）洞、天书楼、试心石、映瑞门、映瑞池；附近有鬼谷子考试学生的场所舍身台、鬼谷墟；北山有庞涓洞；不远处有大峰门、小峰门、无字天书崖、南天门、石屋、孙膑庞涓下棋处、南北桃园、演兵岭（子孙岭）、孙膑墓、太阳洞、徐福洞、鬼谷清溪等；共有景观30余处。此外，淇县城南有千百年来一直供奉王禅祖先的王氏家族村――王庄村，现有鬼谷子墓，俗称王禅谷堆。临漳县谷子村，本为纪念中国最早的谷子（小米）产地而得名，后有人传为鬼谷子生地，并于清光绪年间建一鬼谷子庙。清代有艺人根据孙膑庞涓曾在淇县云蒙山求学鬼谷子的某些情节，编成剧本《孙膑下山》。民国初年，淇县窝班大平调同乐班，四处演出此剧。至今冀鲁豫苏皖结合部几十个县的平调剧团，还保留有这一剧目。

　　尤其令笔者惊异的是在对孙（武、膑）氏传人的进一步采访中，他们的所述暗合了淇县云蒙山鬼谷说。孙氏族人如今遍布天南海北，可他们在关于始祖问题上的说法有相通、相似之外，许多言说鲜为人知。自孙武至今2400多年过去了，考察中发现，全国各孙氏家族的不同分支分别独立保持了其独特的传家谱、授兵书方法，其运作方式至今并不被外人全知。现今掌谱人仅如山东的孙志一、东北的孙百君等，对他们的深入访谈可知孙氏传谱授书的规矩非常严密。按照孙氏祖上家传之言，有"先王傅道"、"归宗"、"滥世不滥数"、"庙示"、"宏学"等规矩，其中说孙武是鬼谷子的老师，鬼谷子是孙膑的老师，孙武和孙膑的生平也与目前所流行的说法有许多不同。调查采访中也听到，今日淇县附近一带也流传有"先师后徒"的故事。说是孙武本系孙膑的祖父，鬼谷子的老师，孙膑拜师鬼谷子，又成了鬼谷子的徒弟。似可印证孙氏族人的家传之说。孙氏家传之言中虽然不乏难解或牵强之处，但仍不失为是一条探隐之路。在历史文献资料极度缺乏的现状下，至少对研究孙氏兵学提供了一种启迪思维的方法，有着辅助史料不足的作用。

　　从以上志书、碑刻记载，结合云蒙山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分析，还有孙氏族人的家传之言并论，本文认为，鬼谷子曾在淇县云蒙山隐居办学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孙氏族人的说法如果成立，淇县云蒙山古军校的开创者似为孙武，这还需进行深入的探索。

　　综上所述，本文结论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军政学校"鬼谷似在今河南省淇县云蒙山。但是，在没有确凿的证据给予确认之前，也不能就此否认其他地方的"鬼谷"，那些地方有可能是鬼谷子或其弟子门生游历、教学的去处，有的地方大概具有现代教育体制中的"分校"性质。东周时代私人教育兴盛，大教育家孔子曾周游天下讲学，鬼谷子大概也是周游多处讲学，他云游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山东、浙江等地，至今多处留有其遗迹，故也形成了数个鬼谷遗址。

鬼谷子只是苏秦张仪为炫耀自己所编的骗人的....世界上没有鬼谷子这个人书上可以查的到

黄河为什么是母亲河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境内的原始先民就生活、奋斗和繁衍在黄河流域。在数千里的黄河流域，由于气候温和，水文条件优越，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先民们便定居在这里。中国文明初始阶段的夏、商、周三代以及后来的西汉、东汉、隋、唐、北宋等几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其核心地区也都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反映中华民族智慧的许多古代经典文化著作，也产生于这一地区；标志古代文明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城市建设、文学艺术等也同样产生在这里。所以，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黄河哺育了中华儿女，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意义就在这里。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黄河意味着民族，意味着腾飞，意味着母亲。p
我很不幸，因为在这十几年中，我未曾拜访过母亲，民族的母亲——黄河，对于一个华夏子孙来说，这是一种不孝，一种莫大的不孝。
人们都说母亲是宽宏的，母亲是无边的，虽然我未曾领略过母亲的魅力，但在梦中，在心中，母亲用她的惊涛骇浪浊流宛转，激励着我，关怀着我。
一声声浪声，将我的心飘进了母亲的怀中，母亲用她的气吞山河之势领着我前进领着我奔腾，领着我感受母亲的豪迈。人们尽情的吮吸着黄河，吮吸着母亲的乳汁，他们渴望母亲的爱抚，他们需要母亲的滋润。
文人墨客以精美绝伦，豪迈壮观的语句来形容黄河，望着日夜奔腾的黄河，望着我心中的黄河，我太过心酸，千年不停的流动，母亲累吗？母亲微笑着告诉我，为了这个民族，为了爱她的儿女，这是一种必须，一种必须的付出，为了华夏子孙能够腾飞，为了民族精神能够延续，她必须不停的流动，不停地提醒华夏子孙能够腾飞，必须滋养这个民族。
腾飞，子孙……我眼睛湿润了，为了她爱的人们，她甘愿受到风吹日晒，甘愿受到上天的折磨，只要民族能够腾飞，为了子孙能够过的比她好，她甘愿随这一切，“只要你过的比我好。”从风中，从浪中传来一阵阵呐喊。
泪水情不自禁的在心中，在我的血液中泛滥，母亲啊！母亲你目睹这你的子女为了自我而自相残杀，为了自己的幸福甚至将魔爪伸向了您，可您却甘愿随，甘愿忍受，甘愿不辞辛苦的传扬着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啊！我伟大的母亲我心爱的母亲，你让我敬佩，你让我感动，你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责任，你让我知道了我们应该腾飞，带着您的精神，您的祝福流向世界，流向辉煌，我懂了，我懂了，我深爱的母亲，我心中的黄河。擦干眼泪，将对心中黄河的爱化作一种永恒，带着母亲给予我的责任，我该起程了，我该付出了，我该道别了。
“母亲，请好好珍重，您的儿女不会让您失望，带着我的祝福，继续滋养您的儿女们吧，一路保重，保重。”
别了心中的母亲河——黄河，带着希望，带着祝福，带着必须腾飞的信念，我开始奔腾，全华夏子孙们开始了辉煌的征程

因为黄种人的祖先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

在中国，“封建”的概念可以意指三个不同的对象∶第一是指中国古代的封建，如西周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第二是指中国从古代延续到近代的“封建社会”，久讼不已的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等问题即由此而来；第三是指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常被看作是各种封建社会的参照原型。我们在上一章已考察了第一种“封建”概念，下面我们将分别论列和比较中、西“封建社会”的概念。
一、“封建社会”概念在中国的由来

中国自从十九世纪中叶被敲开国门，有关中国古代封建的思想性争论便成了绝响。不满现状，立意改革的人们越来越不再瞩目于古代，而是效法西方，信仰“进步”，瞩目未来。但是，“封建”这个词却并未消失，而是反而渐渐获得了新的含义而流行于社会。

“封建时代”的概念

“封建时代”的概念是在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比较中提出来的。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的第17册（6月8日）和第26册（9月5日）上，刊出了一篇名为“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的文章。梁启超认为∶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相同点在于∶它们都依次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和封建时代这样三个时代，其间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的相同点最多，即同为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列国分立。此时政府(即贵族）的权力甚重，过于国君，就像欧洲所谓“少数共和政体”或“寡人政体”，尤其是接近于古希腊的斯巴达。又由于作为此社会中之一部分的贵族于平民也甚相亲，所以也可以视这一贵族政治时代为民权稍伸时代。

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相异点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显著不同是欧洲自统一的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仍为列国处在分裂状态，而中国自两汉以来却永为一统。中国与欧洲的国体在春秋以前大略相同，而从春秋以后则截然相异。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虽然西汉有七国之反，晋有八王之乱，明有燕王、朱宸濠之变，但都为时不长，不构成列国之形。至于汉末的州牧，唐代的藩镇，也都是涌乱一时。所以，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考察其原因，一是因为儒教被定于一尊；二是因为种族的界限在中国不严，不同种族之间可以互相通婚，渐渐就没有了差别。至于一统与列国孰优孰劣，则前者利于安民，后者则由于竞争而能发扬民气。

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第二个显著不同是∶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却没有。与世界万国不同，中国历来此风不盛，至汉以后，尤绝无之。布衣卿相之局已是司空见惯。魏晋九品中正制虽然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流弊，但这并不是创立这种制度的本意。至于唐以后设科取士，下层平民更是可以“平地青云”。虽然还有皂隶奴才不许登仕版之禁，但这些人其数甚微，不能目为一种阶级。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由于战国时各国不能不延揽人才，敬礼处士，招致客卿，从而破除了世卿的藩篱，而孔子、墨子等圣哲，又都大倡平等之义，孔讥世卿，墨明尚贤，他们的门人弟子多出身微贱，遂使天然阶级之陋习一扫而空。然而，中国无阶级这一情况也是有利有弊，利在国民比较平等幸福，弊在没有竞争，相博而不能使“民气日昌，民智日开”，又由于“被治之民”中的潜在不满者有渠道可以上升为“治人之人”，得到富贵，所以“民气不聚而民心不奋”。

梁启超认为∶尽管统一与分裂，有阶级与无阶级各有利弊，但如果按照文明的公理，则还是以“合邦统一”与“无阶级”为优，所以说，中国的进化，实际上远在欧洲人二千年以前。但为什么现在拿中国与欧洲文明相比却有了天壤之别呢？这是因为在春秋以前中西相差不远，在这之后却是∶初期中国骤进而欧人如旧，后期则是欧人骤进而中国如旧。比方说，西方在古希腊即有民选代议之制，而中国则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众也从不自伸其权，这就是由于一统闭关和无阶级而自安之故。因而初看起来，恰恰是学理上的文明阻碍了事实（物质）上的文明。但实质上，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善用此学理。梁启超最后说∶

“此后社会上之变动，将有不可思议者，数千年之无阶级，俄变为有阶级矣。二千年之停滞，既不可以得进步，今日当于退步求进步，或者我中国犹有突飞之日乎？”i

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在上世纪末发出的对于本世纪的相当准确的预告。中国不久就进入了一个广泛动员，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彻底的社会革命的时代，而在经历了种种“不可思议”的“社会变动”之后，直到今天——在已经可以看到二十一世纪门槛的今天，我们也许才可以说，中国看来已经在退出这一过渡时代，而走入一个比较平静相安，经济发展和自然分流的时代。

在梁启超看来，封建时代与他所处的时代是不衔接的，这中间隔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可以名之为“统一时代”或者说“无阶级时代”。严复的看法稍有不同。1904年，严复出版了他翻译的英国学者甄克思（E．Jenks，1861-1939）的一本书，该书原名为《A History of Politics》（直译为《政治史》），严复易名为《社会通诠》，这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该书主要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谈政治。在为该书译本写的“自序”中，严复感叹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历史差异。他接受甄克思的观点∶认为社会进化都是由图腾社会（Totemistic Society ）或“蛮夷社会”，进到宗法社会（Patriarchal or Tribal society），再进到今天欧洲的军国社会或“国家社会”，而在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之间，还有一个封建时代。验之于中国历史，严复认为∶中国从唐虞以来直到周代，这两千多年“皆封建之时代”，而宗法也于此时最备，而秦“郡县封域，阡陌土田”，虽然是侵夺民权，属“霸朝之事”，但“迹其所为”，还是要由宗法社会转向军国社会。然而，由秦至今又过了二千多年，今天中国的政治、风俗以及思想文化，都还是未脱宗法。这样，严复就实际上认为中国有四千多年是处在宗法社会之中，而宗法社会又可分为两个时代∶周以前是封建时代，秦以后则是一个向军国社会转变，却仍未脱离宗法社会的时代。ii 中国有史以来的四千多年为一纯粹、完整的单元以及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观点，于此都能发见端倪。

总的说，“封建时代”的概念直接产生于中西比较，并且主要是由西观中；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历史学上的时代概念，未离史学范畴；它也基本上是从政治（国体）的角度观察，而未涉经济形态；观察比较者的意思虽然是有感于中国相对于西方来说的不进或缓进，但并不是 要为直接行动提供理论指导；最后，在这里所用“封建”的含义与古义基本相合，并无意义上大的转折，所以，论者对西周为封建时代决无疑义，只是上、下限略有不同。

“封建社会”概念的提出

由于我们不是要探讨“封建社会”概念偶尔和个别的使用，iii 而是要探讨在对“封建社会”这一概念进行认真说明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一种系统解释，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一意义上，“封建社会”概念的首先提出是在1929年，而恰恰是在这一年提出这一概念应当说是耐人寻味的。

1927年国民党实行“清党”，国共分离，农运、工运等群众运动遭到压制，革命转入低潮，大批热血者不得不重返书斋。1929年，陶希圣在《新生命》1929年第2卷第3-5期上发表“中国封建制度的消灭”，亡命日本的郭沫若以“杜�”的笔名在《东方杂志》1929年第26卷第8-12期上发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当年陶希圣还在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由此揭开讨论中国社会历史的一幕。iv

陶希圣在其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国的革命，到今日反成了不可解的谜了。革命的基础是全民还是农工和小市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是几个列强和几个军阀？”v

为此，他希望首先研究中国社会的状况和性质，在此的两个中心问题是∶1.中国社会目前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2.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是否使中国社会变质，变质又达到什么程度？

追溯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陶希圣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关键，中国社会在这时候结束了封建制度，而破坏了的封建仍然在另一个基础上又重建起来，所以，再“叫做封建制度也不确，”而“否认封建势力也不许”。总之，秦汉以后的中国还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或者说是一个变质的封建社会，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我们看见许多类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又看见了许多和严正的封建制度相同的现象。家族本位和个人主义的法律，权力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相互错综。

陶希圣所据以判断的标准“封建制度”，在他看来有两个特征∶1.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土地制度之上，它的基础是在农村；2.在封建制度下面，土地的领主和掌握治权的是封建贵族。由于这两个特征，所以，在封建制度的时候，没有都市的集中和发达的货币，没有官僚而只有贵族，而中国在战国时就有了相当力量的商业，有了官僚、平民能够作官，所以可以说封建制度已崩坏了。井田坏使土地可以私有，就有了非贵族的地主，后又产生“士大夫而官僚而地主的一个身份”，这些人很保守，不愿都市发生，还是以农村为经济基础，进而压迫商人，故中国迟迟不进。

综上所述，陶希圣由此得出的四点结论是∶1.封建制度在春秋时已经崩坏，中国早已不是封建的国家，只有对外藩的统治仍然是取封建的形式；2.中国政府是地主官僚政府，不奖励商业，商业绝对不发达，尤其是禁止国人从事国外的贸易；3.所以，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与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4.我们若以这一士大夫身份及以这个身份为背景的官僚政府为封建势力，则我们提出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非打倒封建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已经不存在。他还提出，“在此时来解决土地问题，可以打倒士大夫的残余势力，不过不能解除帝国主义通过官僚政府的对中国的统治。”vi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陶希圣所提出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的概念虽然比古代的“封建”概念更重经济而不是政治，即它们主要是从经济上定义的，但是，至少从作者的理解来说，这些概念的涵义与“封建”的古义并无大的违拗，与西方的“封建”概念也基本相同。陶希圣认为∶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只是小异而大同，中西封建制度的共同点均是以土地制为基础，建立了一种人身隶属与保护关系和身份等级制，至于差别则在于∶西周封建比欧洲封建的中央权力似要更大些，卿大夫邑内的人民对诸侯的义务也比对卿大夫义务似要重些。换言之，也就是分裂割据的情况还不那么严重。

陶希圣把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或“先资本主义社会”，这不仅反映出他对经济因素的重视，而且反映出他也受到数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影响，按照这一规律，中国封建社会之后的社会（战国之后）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它又很不象资本主义社会，无以名之，陶希圣只好称它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后来还有人称它是“后封建社会”，无论“前”“后”与否，总之它很难得到自己一个独立的名称。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免去这些麻烦，直接称这一战国至清的漫长时期的中国社会为“封建社会”（郭沫若等），或“封建领主社会之后的封建地主社会”（范文澜等），以便它与“资本主义社会”衔接。

当然，陶希圣的如此称谓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谨慎的态度，甚至理解为是一种类似于对本质的“现象学的悬置”，即在难于探明现象的本质或性质之前的一种暂时搁置——仅以一种外在的形式标定它或仅仅提出它。王礼锡一度更接近于这种态度，他说∶“自秦代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段历史，是中国社会形态发展中的一段谜的时代。”vii 我们在陶希圣那里可以发现一种困惑和犹豫不决，由这种态度也就产生出一种使他屡屡遭到批评的“豹变”或“模棱两可”，所以，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这同一本书中，我们又在第50页读到∶“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至，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份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在第190页紧接与上文同样的一段话之后是∶“这个阶级的生存赖土地所有权和国家政治地位的取得，而与宗教无关。所以它和农民的势力关系，与封建领主和农民的势力关系是一样。因此，可以叫它作封建势力，又因此可以叫中国社会作封建社会。”在第247页上一个作了进一步区分的结论是∶“八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封建社会，八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封建社会”。viii

这种种解释可以反映出动员和革命的需要和西方社会理论的笼罩性影响。不过，我们通过陶希圣对士大夫身份的重视仍可发现，在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之间，他还是相当注意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虽然由于革命时代的眼光，所有这类身份及其派生物自然都要在被扫荡和打倒之列。

与今天中国的政界越来越强调“中国的特色”与“国情不同”迥异其趣，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却是高度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的，他认为那种说“我们的国情不同”的看法为“民族的偏见”，认为就象一个人体，无论红黄黑白，发展都大抵相同一样，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是如此。他以一种发现了科学真理，一下子通体透亮的兴奋心情和昂扬、上升的姿态，批评罗振玉、王国维仅仅是“整理”史料，胡适也摸不着“边际”。他承认自己的研究方法是以恩格斯为向导，但同时也认为∶“清算中国的社会，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办到。”“事实是中国的史料、中国的文字，中国人的传统生活，只有中国人自身才能更贴切的接近”。“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ix

明显地不同于陶希圣的暧昧，郭沫若斩钉截铁的断定“中国的社会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经二千多年”。x 他认为∶事实上不是在西周，而是在周室东迁以后，中国社会才由奴隶制度渐渐转入了“真正的封建制”，春秋的五伯，战国的七雄才是“真正的封建诸侯”，秦只是名目上废封建而为郡县，事实上中国的封建制到最近百年都很巍然的存在着，秦始皇才是在中国社会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xi

郭沫若显然认识到他所说的“封建”与古代的“封建”含义截然不同，所以他反复说“真正的封建制”，“真正的封建诸侯”。他认为∶古人用“变封建而为郡县”来表示周、秦之际那一很大的社会变革，完全是皮相的观察，周时并不是没有郡县，秦以后也并不是没有封建，这些都不必说，而关键在于∶西周事实上完全是奴隶制的国家，而自秦以后的经济组织在农业方面是成了地主与农夫的对立，工商业是师傅与徒弟的对立。“秦以后的郡县制实际上就是适应于这种庄园式的农业生产与行帮制的工商业的真正的封建制度。……所不同的只是封建诸侯的世袭与郡县官吏的不世袭罢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封建制度的变体，然而每每都有倾向到世袭的危险，…… ”xii

“封建”的古义在此就发生了一种根本的转折，而这种转折是由郭沫若发其端的， 嵇文甫曾谈到过当时一般学者的感觉∶“郭先生有一个最奇特的论断，就是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完成者。他不承认西周的封建制度，他说东周才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而秦汉以后才完成是真正的封建社会。我们知道，现在所有各派论中国社会史的，不管他们说秦始皇以后中国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也好，说秦始皇并未曾破坏封建的基础也好，但是秦始皇对于封建制所起的作用，是破坏的而不是完成的，这一点他们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现在郭先生根本翻过来了。”xiii 何干之在1937年7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也说∶“在中国过去的八九年间，附和他的人极少，反对他的人却极多。……但是自从1935年以来，郭沫若的中国历史观，好象复活起来。”xiv 十五年以后，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也回顾了这一转折，他说∶“旧时说夏、殷、周三代为封建制，以别于秦后的郡县制，这是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曾有人怀疑过，也是不容许人怀疑的。但近年来周封建制被赋与了新的意义，因而三代是封建制之说便发生了动摇。”xv

郭沫若并在此文中继续补充了他的理由，他认为∶古时所说的“封建”是“封诸侯、建藩卫”的事，要在这种含义上说三代或至少周代“封建”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由于古时所谓“国”本是等于部落的意思，所谓“封建藩卫”也不过是建置大小不等的各种殖民地而已。异姓之国大抵是原有的部落，同姓之国则多系从新建设的。《孟子》、《王制》中的五等爵禄、《禹贡》、《职方》中的畿服制，都在周代金文中找不到证据，当时诸侯称谓并无所谓等级，足见等级之制只是后世儒家的依托。王国维更有一个重要发现，便是古诸侯在其国内可以称王。而即便周代确有五等诸侯或五等畿服，“也和我们现代所说的封建社会的观念完全不同。在这儿不容许我们的新旧观念铰线。”xvi

也就是说，这里关键的是，如果“封建”不再被理解为一种“事件”，甚至不再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制度”，而是要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的话，这样，“封建”就不能只是在一个或一些历史朝代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要在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意义上去理解，而且，它还不是发生在一个社会内部的演变，而根本就是以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这样一种变化自然有如天翻地覆，而中国所经历的这种大变动除了近代之外，最令人瞩目的自然是属春秋战国时期，而如王国维、范文澜等人所认为的殷周之际的变化显然比不上这一变化，而且资料不足，至于魏晋之际，唐宋之际更不必说。所以，可能不是别的，而正是抓住社会形态的根本变迁，才是郭沫若等倡导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比较起“西周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古史分期说来更吸引人的一个秘密所在。

那么，这一新的“封建社会”的概念是什么含义呢？郭沫若在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回答还比较简陋。他说∶“封建制社会和奴隶制社会并没有多么大的悬殊∶只是直接生产者在奴隶制下可以公开地大量屠杀，而在封建制下的屠杀起初是不公开，其后是法律上禁止（当然偷偷打杀仍然是不免的）。又奴隶社会是氏族社会的延续，多量地含有血族的成分，而封建制则是多量地含有地域成分的奴隶制”。xvii 在1945年的《十批判书》中，郭沫若给出了比较完整的“封建社会”的定义∶“现代的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蜕化出来的阶段。生产者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是被解放了的农工。重要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已正式分割，归为私有，而有剥削者的地主阶层出现，在工商方面则是脱离了官家的豢养，而成立了行帮企业。建立在这阶层上面的国家是靠着地主和工商业者所献纳的税收所维持着的。这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封建社会。”

封建一般而言在中国有3种。

第一种是欧洲经典意义上的封建

第二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封建

第三种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封建（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封建时代”，指的是周朝“封邦建国”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封建时代”有三种观点，我们课本上的是秦汉论（秦汉时期进入封建社会），还有两种——西周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和两晋时期进入封建社会。

欧洲经典意义上的“封建时代”，那和中国没关系

其实中国既没有过奴隶社会，也没有过封建社会。

奴隶制和奴隶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所定义的“奴隶社会”，是指：1，奴隶在社会总人口中占据很大比例；2，奴隶进行生产劳动，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这只在地中海区域（而且是西半部）出现过，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状态。

在中国，奴隶可笼统分为三类：农业奴隶，手工业奴隶和家庭奴隶。

而中国的上古社会（三代），虽有农业奴隶，但奴隶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农业奴隶在奴隶的人口中占比例太小也，主完全不能说是一个劳动者阶级。而中国那一时期的社会生产绝大部分都是由自耕农民承担的（以上仅是一种魏晋说法，通常认为大量使用农业奴隶最多只存在于夏、商，周或可能为农奴制）。这绝对不能定义为地中海式的“奴隶社会”。

手工业奴隶时间较久，持续到唐代，辽金元少数民族朝代也存在。但直到清废除徭役前，中国的手工匠还是半奴隶，类似于农奴的身份的。

至于家庭奴隶，中国历朝都有，并且奴隶数量不比三代时期少（只不过名字上叫“奴婢”、“人力”、“女使”等等）！惟独宋没有私人奴隶，但国有奴隶还是有的。因此如果硬说中国有奴隶社会的话，那么从上古到清就都是奴隶社会了。

另外，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甚至包括同属地中海文明的希腊，都没有马克思定义的“奴隶社会”。

而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定义，是由具有强烈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贵族和农奴之间组成的。而中国战国以后的社会不同于欧洲，没有“封建”（这个词无论在汉语还是英语中都有分封的意思）的世袭贵族，任何地主都是随着朝代更迭、社会静动而具有巨大流动性的，随时都有致富的农民和商人购买土地上升为地主，同时也有地主家道败落下降为农民。

在中古欧洲，封建贵族的身份永远不变，无论如何改朝换代，贵族还是贵族，哪怕家道中落、出卖了土地，贵族的身份仍在，谁也不敢对他怎么样。可中国的地主和农民，却全靠有没有土地来区分，没有就是穷泥腿子，有就是贵族。另一方面，中国在秦汉时代没有真正的佃农，而直到唐，自耕农也是整个社会生产的绝对主力。

同时，欧洲贵族对于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国王“封”的，且禁止出让交换，是“天生”的固定拥有关系；农奴对于贵族的依附和被剥削，也是政治造成的“超经济强制”。而中国的地主土地是自己依仗势力（其实主要是经济实力，由此才能读书做官，有政治势力）强占或购买的，不具有固定拥有性质；农民和地主的被剥削关系也纯粹是经济差距（你有土地我没有）造成的经济关系。

而且“封建主义”这个词的问题：无论“封建”还是“feudalism”，这两个词的意思都是“封藩建卫”，即分封诸侯、贵族。“封建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国家中央政权势微、地方割据，这正是西方人对“封建”（feudalism）一词的诠释。而秦汉以后历来讲究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没有拥有封地的世袭贵族，不能加上“封建”这个词。

所以说，中国在战国以后没有马克思定义的“封建社会”，如果硬要找的话，在夏商周时代倒是有……

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斜坡式发展过程，其中奴隶制、农奴制、小农制、佃农制的因素总是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只是有些因素逐渐加强，有些逐渐减弱。而西方的历史是阶梯状发展，后一种因素总是无法在前一种因素中正常生存，而必须将其彻底推翻。这就是中国和西方历史截然不同的地方。

其实马克思由于自身局限，所研究的历史发展规律并不是如苏联所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恰恰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区（不可否认，欧洲尤其是西欧，在地理和历史情况上都非常与众不同，如为海洋包围的大半岛地形、极度缺乏香料等生活必须品、缺乏贵金属和奢侈品、还有无休止的外来入侵，都和其它民族截然不同）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规律。因此，这样一个特殊地区、特殊历史的“五段论”，并不适合其它民族，尤其是中国。如果马克思当年活得久一些，并且能到中国来探访一番他所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话，他的观点一定会有巨大改变的。把这种只适合欧洲的理论硬挪到中国历史头上来，是当年郭沫若先生在“急于和西方看齐”的社会思潮下，生搬硬套的结果。

而现在有理论认为，在四大文明古国中相对受外界影响较少、始终持续的中国历史，倒很可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普遍规律。（其实马克思当年也很想深入研究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但是没能如愿）

对于历史的分期，中国应该有适合自己历史情况的划分法，而备选的方案也很多：

1，按照统一分裂的循环来分，可分为：先秦时代、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时代、明清民国时代。

2，按照社会结构性质来分，可分为：方国及封建贵族社会（夏、商、西周、春秋）、军功贵族社会（战国、秦、西汉）、豪强及士族社会（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平民社会（宋以后）。

3，按照使用工具来分，可分为：石器时代（三代以前）、金石并用时代（夏）、青铜时代（商、周、秦）、铁器时代（汉以后）。

4，按照生产主要承担者的性质（及社会发展趋势）来分，可以分为：第一自耕农时代（三代、秦、西汉）、依附农民时代（东汉、魏晋南北朝）、第二自耕农时代（隋、唐）、佃农时代（宋以后）。

封建社会，具体就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上以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为住，实行农本主义，如我过古代的士农工商的观念和等级划分！
在道德观念中以按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宗教礼法来严格的划分人生等级！
在国家权力的分配上实行君权至上的原则，君君臣臣严格而保守！
在社会利益的分配上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和国有土地分封制！

楼上们说的太多太杂太复杂了，楼主我给你说的简单点吧
我们把人类社会分成5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我说的不正规,但你能大概明白.
封建社会就是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量土地,农民要给地主压迫和剥削.
原始社会:人人平等,同吃同穿
奴隶社会:奴隶主和奴隶
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

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土地私有制。两大对立阶级是地主和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