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后，欧洲战乱不断，但各国学者为什么能做学术交流的

与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西方古代历史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得益于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广为人知，很多人印象之中西方中世纪，是神权极度压制政权的时代。

但实际上，西方古代历史上的政教合一，也是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不断变化的，世俗王权与神圣教权之间的交锋，并不总是一方独大或者是平分秋色，呈现出时而政权压制神权，时而神权压制政权的特点。

换句话说，“黑暗”的中世纪里，在政权与神权交锋的过程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也不总是神权，人们对于中世纪“黑暗”的印象，至少有一半责任要归结于当时的世俗政权。

九世纪末到十世纪中叶教会内部的吕克尼改革运动，摆脱了政权对于教权的控制，反映出中世纪初期政权压制神权的历史事实。九世纪末，随着法兰克帝国的四分五裂。欧洲开始陷入战乱与分裂的状态，百姓流离失所，生计艰难，占据统治者地位的政权也由此逐渐削弱。而与此同时，教会却因为独特的地位，避免了战乱，其下遍布于欧洲大地上修道院，因为免于战乱而逐渐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在此现实之上，教会内部打着革新教会制度，肃清教会中与世俗的封建贵族同样堕落的修道士的名义，开启了吕克尼派的改革运动，并试图用教会的经济实力，来影响陷入战乱的政治局势。

当代学者陈钦庄在《基督教简史》中说：“克吕尼改革运动，旨在改革教会腐败，加强教会组织纪律，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求调整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反对世俗政权对教会的控制，强调教皇的无上权威。”

由此可以看出，中世纪初期，教会在西方政治体制下，其实是受到世俗政权的压制的。

而教会之中的有识之士们，为了摆脱这种控制，趁着世俗政权的堕落和连绵不断的战乱，一方面发展教会下属的修道院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通过教会内部的革新运动，提高了教会的凝聚力。最终通过强调教权与政权的分离，以及教皇在精神上独一无二的地位，剑指世俗王朝的统治者们。

教权与政权的交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此过程之中，并非是一方独大，然而另一方不断反抗，实际上如果从历史的纵轴上来看，教会势力真正兴盛的时期，也就是在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之间的三百多年，除此之外的西方古代历史上，代表着世俗的政权更具有优势。

因此将中世纪的“黑暗”完全归功于教会的统治，显然是不公平的。正好相反，教会力量的兴起，正是在中世纪初期世俗王朝腐化堕落的统治者，严重破坏了当时西方的生产发展，危及普通百姓的生存的现实下，人们寻求改变权力体系的自发选择。

十二世纪教会法研究系统化和经院哲学的兴起，反映出在神权压制政权后，神权势力希望彻底压制政权的意向，同时世俗政权想要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教会法研究的系统化，以及经院哲学，听起来是两个很繁复的概念，但究其根本，不过是政权和教权交锋的过程之中，双方为了压制对方各自的手段而已。

所谓教会法研究的系统化，就是教会想要以宗教的条文代替世俗王朝法律的尝试。

因为是十一世纪晚期，教会法还只是适用于教会内部的有限规定，或者是来源于以往教会先贤们对世俗社会的一种倡导，不具备法律的严谨和必然性，这对于教会想要通过影响普通百姓来压制世俗王朝的统治非常不利。

在此基础之上，当时教会的高层鼓励教会学者，将原本只是宗教信条的教会法，扩展成为涉及世俗生活方方面面的教会法，从而实现以教会法代替法律，压制世俗王朝的目的。

教会法的成型迫使世俗政权不得不以“罗马法”作为反抗。西方学者哈斯金斯在《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之中说：“没有什么比法律更能体现罗马人的聪明才智的特质，也没有什么比他的法律的影响更持久、更广泛。”

这其中的法律，其实说的是当时世俗政权为了对抗教会法而研究推广的的罗马法，在教会想要以教会法来代替世俗法律，从而削弱世俗王朝政权的统治力的过程之中，当时世俗王朝的统治者们，则高举罗马法的大旗，将完善的世俗法律当成对抗教会法的依据。

但随着教会力量的逐渐增强，在十二世纪，世俗政权已经丧失了在两个世纪以前，压制教权的优势，转而走向积极防守的道路。

另一方面，经院哲学则是世俗王朝为了将玄虚的宗教理论，用科学或者是哲学这种人们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从而降低神权神秘属性的主动手段。

经院哲学通过对宗教理论的哲学化，可理解化的研究，将高高在上，披着神权外衣的宗教理论拉下神坛，想要达到弱化宗教理论权威性的目的。

综上可以得知，中世纪政权和神权交锋的过程，其实是教权从弱势地位走向强势地位的过程，原本控制着教权的政权，逐渐丧失了主导地位，不得不陷入对教权的被动防守。

中世纪欧洲教权和神权的的交锋，实质上是在西方中世纪城邦制的社会现实之下，统治者更新换代的过程，实际上约等同于中国古代的王朝更迭

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之中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实际上，站在更广泛的视角，从全球来看，从封建制度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兴起以来，科技进步的瓶颈效应，使得社会生产力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改革。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力的原地踏步，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重复。

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不管是中国古代的王朝更迭，还是西方古代的教权与政权的争锋，其实质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变革的前提下，当统治者们逐渐走向堕落的时候，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为了对抗逐渐固化的阶层和腐败堕落的政治现象，寻求改变的历史实践。

十世纪中叶，西方世俗政权压制教权的时候，统治集团逐渐走向堕落，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发动连绵的战争，在此社会现实之上，普通百姓为了寻求改变，自发的聚集在享有特权的教会周围，给教会的兴起和教权压制王权的过程提供了基础。

而从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末，随着神权彻底压制世俗政权，教会高层也失去了竞争的对象，开始走向堕落腐败，固执黑暗，在此基础之上，影响近代世界历史的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兴起，开启了世俗政权反抗教权的另一波轮回。

而文艺复兴后西方之所以能够率先摆脱这种历史的轮回，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随之改变，欧洲通过工业革命和政治制度的演变，逐渐走向了资本主义时期，诞生了新的生产关系。

所以说，从现实意义上讲，神权与政权的交锋，实际上是底层百姓寻求出路的过程。

当代表着世俗政权的王朝统治者们不能满足百姓们基础的生存需要的时候，教权就压制了政权。同样，当教会统治者们彻底打压了世俗王权，失去敌人，逐渐走向堕落，以严刑峻法荼毒民意的时候，不管是文艺复兴或者是其他什么革命，百姓们总要将其拖下神坛。

结语

综上，中世纪西方政权和神权的交锋，本质是民意的交锋，不管是教会还是世俗政权，谁能够满足百姓们基础的生存需要，谁就能够压制对方，成为历史的主宰。反之，则难免陷入被推翻的境地。《圣经》中说：“There is no new thing under the sun.”翻译成汉语，就是那句很经典的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历史的渊源或许不同，地理环境所导致的文明发展的方向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相同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主导历史发展的，依然是人。

漫长的中世纪之中，社会科技的进步遇到了瓶颈，人类没法通过科技的进步来改变生产关系，那么当社会流通的渠道逐渐闭塞，上层盘剥日重，并最终导致战乱别离之后，教会顺应当时人们的需求，崛起并压制政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教会也是一样，当屠龙勇士变成恶龙的时候，自然有新的勇士去屠龙。

所以说，抛开东西方的地域差异，人文历史差异，从十二世纪开始，到十六世纪结束，中世纪欧洲的两次文艺复兴，其实是政权和教权交锋的过程。与中国古代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的更迭，内涵都是一样的，即旧的统治秩序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必然有新的统治秩序来代替。

文艺复兴这场文化运动对近代早期欧洲的学术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它从意大利兴起，在16世纪时已扩大至欧洲各国，其影响遍及文学、哲学、艺术、政治、科学、宗教等知识探索的各个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使用人文主义的方法，并在艺术创作中追寻现实主义和人类的情感。

在欧洲的修道院图书馆中和没落的拜占庭帝国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搜集到了古典时代的文学、历史和演说文献。这些文献大多使用拉丁语或古希腊语写成，多数内容晦涩难懂。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同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中世纪学者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将文学和历史等文化方面的文献作为新的研究重点，而后者只专注于自然科学、物理学和数学的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典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并不反对基督教；恰恰相反，这一时期众多的伟大作品都是为宗教而作，而且许多艺术作品得到了教会的赞助。然而，从文化生活的其他领域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待宗教的方式还是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此外，包括希腊语《新约》在内的大量希腊语基督教著作从拜占庭流入了西欧，这是自古典时代末期后，西方学者首次接触到如此具有吸引力的内容。这些希腊语的基督教作品，特别是由洛伦佐·瓦拉和伊拉斯谟整理完善的希腊语原文《新约》，为后来的宗教改革创造了条件。

马萨乔等艺术家们为了更自然地表现透视和明暗关系，都在改善自己的技法，努力做到能真实地描摹人体形态。以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为首的政治哲学家们理性地分析政治生活，设法让叙述符合事实。米兰多拉的著名作品《论人的尊严》（De hominis dignitate，1486年）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文中论述了哲学、自然思想、宗教信仰和巫术这一系列的话题，并以理性为依据，有力地回击了反对者。除了学习古拉丁语和希腊语，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还开始更多地使用地方语言写作；而印刷术的推广亦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各种书籍，特别是圣经。

总而言之，文艺复兴可被视为学者们研究和改善俗世的一次尝试，他们通过复兴古典时代思想和创新思考方式来推动变革。罗德尼·斯塔克等学者认为中世纪盛期发生在意大利城邦的改革的意义并不亚于文艺复兴运动，前者产生了回应型政府、基督教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结合体。这种分析认为，鉴于欧洲大国（法国和西班牙）受君主专制统治，而其他国家则受教会的直接控制；因而只有意大利的独立城市共和国才能从僧院等级承袭资本主义的原则，进而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商业革命，并为随后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打下了经济基础。

经过中外学者数十年的努力研究与争论，“李约瑟之谜”的解答取得了一些进展与成果。总括起来，大概有中国古代体制、地理环境、人口资源、思想文化、社会组织结构、科举制度等十余种说法，各有所据，言之成理。但令人遗憾的是，各种说法均是次要因素，而非最重要的主因，所以未能破解李约瑟之谜。

当然，李约瑟博士也有其自己的说法，他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影响下，中国人重实用而轻分析；

二是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维护“重农抑商”，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没有把工匠技艺与学者发现之数理逻辑方法结合在一起，因而未能实现向近代科学过渡。此说法言之成理，似乎具有说服力，但却经不起辨析推敲。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源于诸子百家，内含十分丰富，因此创造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辉煌的成就，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即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难道仅仅是实用经验的总结而不是思辨分析的结果。

有论者指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确实与欧洲人有差别，但这种差别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因为近代科学的形成比工业革命至少晚了100年，即工业革命并非是科学革命。至于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其实与近代西方的官僚体制极为相似，说它阻碍商业的发展与进步，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根据全汉升先生《中国经济史研究》（香港新亚研究所1976年版）一书的考证研究，中国古代商业源远流长，唐宋时期商业已经繁荣发达，特别是宋代商业税收已占朝廷财政的比重甚大。纺织、印刷、矿产、航海等行业也十分发达，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因此，日本学术界将宋代以后称为“近世”。

扩展资料

难题表述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很发达，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的起源问题。

“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是李约瑟问题的反面。

李约瑟难题又称为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李约瑟之谜

参考资料来源：光明网-为何破解不了李约瑟之谜

有八种说法：

第一类是制度说。黄仁宇引用诺斯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也有人认为中国在14世纪之所以没有爆发工业革命是因为当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护创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产权制度(卢现祥,1996)。

工业革命之所以在欧洲产生,孟陶(Paul.Motoux)认为土地制度改革是导致工业革命的基础。汉蒙德(Hamond)也认为圈地运动引起的土地改革大大提高了企业精神和资本对于生产的广泛控制力。

第二类是资源———经济约束说。最具代表性的学说是伊懋可(Elvin,1973)的高水平陷阱假说。Elvin认为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短缺是导致李约瑟之谜的原因。冯涛、兰虹(Huong,2003)、姚洋(Yao,2003)、赵纲(Chao,1986)有类似观点。

第三类是“英雄”说。戴尔蒙德(Diamond)认为技术创新是少数“英雄”的活动,而“英雄”的数量以及创新的数量取决于人口的多少和技术创新的难易程度。林毅夫(Lin,1995)也持类似的观点。

第四类是中央集权说。戴尔蒙德(Diamond,1999)认为完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是中国落后的原因。钱文源(1995)认为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成长。冯涛、兰虹(2003)认为中央集权加强了地主小农经济体制,从而阻碍了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发生。

第五类是价值说。韦伯(Weber,1964)认为资本主义所以发生在欧洲,其原因是新教徒为进行资本积累的宗教狂热所驱动,而中国的停滞在于儒家的传统。张尔升、苏同明(2003)也认为中国企业家的价值取向失偏是中国工业革命落后的原因。

第六类是体制说。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官僚体制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制的需要,它最初非常适合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严重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林毅夫(1994)认为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无心投资现代化科学研究所必须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上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大大降低了。

第七类是海外贸易说。张尔升、苏同明(2003)认为海外贸易和重商主义是欧洲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而中国的闭关自守和重农主义是导致经济落后的原因。

第八类是分工说。陈平(Chen,1990)认为李约瑟之谜的谜底是分工。欧洲多元社会所具有的开放经济和发达的劳动分工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劳动密集型农业的不同是中西文明分岔的原因。他用生态演化理论解释中西文明分岔的形成机理。本文也持分工说,但我们是从分工、专业化导致经济增长的角度去考察李约瑟之谜。

上述并未穷尽破解李约瑟之谜的解释都有一定程度上的阐释力,但有些解释存在绝对化和片面化的地点。我们暂且搁下文化、权力、价值等社会学范围的谜底,重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比较分析上述有关学说,从中得到分工演进是李约瑟之谜的谜底。

扩展资料：

提出意义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成就。除了四大发明外，其他科学发明和发现也有不少。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思潮是把科学仅仅视为知识，在一个自主的封闭体系中去探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内在论”或“内部主义”的思潮。但是，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研究，发现仅仅用内在论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外部，即外在的影响如社会经济，人文思想方面去研究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

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说过：“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体系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最新的对立面。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李约瑟难题

我们常常能在网上看到很多学术大牛又在发表论文，但是他们的论文常常是普通老百姓无法理解的，甚至感觉根本没有什么用。但是，如今的各国都在拼命地发展科技，随便一个引力波、暗能量、暗物质、中微子、对撞机以及量子通信的项目可以达到百亿级别的预算投入。

这些东西最终还会被科学家发表出来，公布给全世界的科学家，你只要能联网，甚至都可以自己在网上看到这些论文。那么，问题就来了，看上去没什么用的科学研究，为什么还要投入如此巨大的资金去研究呢？

科学&科技

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溯科学的原点，也就是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文明属于海洋文明，在同一时期，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文明，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有我们常说的四大文明，分别是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

古希腊文明和这几个古代文明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几个古代文明都有非常璀璨的文明，它们还都发展出了许多很有用的技术，尤其是在天文观测技术、工程技术、农耕技术等方面。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古代文明发展出的技术都特别的实用，大大提高了当时的社会生产效率。但是，在这些文明当中，没有一个发展出了科学，它们的这些技术仅仅只能算是科技。

而古希腊恰恰相反，他们绝大多数的学者并不擅长具体的工程技术和农耕技术，甚至连基本的数学运算都不算擅长。可偏偏是古希腊文明最终孕育出了科学的种子。

举个例子，在古巴比伦、印度、埃及和中国古代文明中，都提出了多组勾股数，比如：

3，4，5

5，12，13

7，24，25

于是，他们得到了一个勾股定理，也就是a^2+b^2=c^2。

可是，在这四个发达的古代文明当中，没有一个用数学证明的方式去证明勾股定理，仅仅只是列举了一些例子。他们大概率是在日常工程测量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但是，依靠经验和列举的方式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比如：“3,4,5”的勾股数，测量工具是会有误差的，可能其中测到的“3”并不是3，而是“3.00001”，由于精度不足，让测量的人以为是“3”，那就会导致错误的结果。

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列举再多的勾股数，都不如一个严谨的数学证明有用。而唯独古希腊的学者们通过数学证明的方式证明的勾股定理。首先完成证明的人是毕达哥拉斯，因此，勾股定理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不仅毕达哥拉斯，后来的古希腊学者也证明过勾股定理，如今已经有10多种办法来证明这个定理。

所以，古希腊文明是一个异类。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只有东罗马帝国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后来古希腊文化经历了阿拉伯人的进一步深化，又回传到西欧，并且引发了西欧的学术复兴，西欧的学者在整个基础之上开启了文艺复兴。虽然是文艺复兴，但同时伴随着科学的复兴。从这个时期开始，科学家才开始发展起来。

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提出过一个被学术圈认可的观点，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两点：

古希腊先哲们发展出来的形式逻辑体系。（这套方法蕴含在欧式几何当中）

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出的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联系。

也就是说，如果如今的科学是继承了古希腊文明的种子，继续发展而来的。而其他的文明古国，除了中国之外，都最终在历史的尘埃当中烟消云散。至于中国文明，主要是以诸子百家奠定的底蕴发展而来，而最有可能造就科学萌芽的墨子在秦汉时期就已经烟消云散。因此，中国并没有孕育出科学。

工业革命

而西方能够如此快速的发展，其实有赖于科学的发展。正是牛顿力学和热力学的发展，才催生出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科学家对于电和磁的探索，催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会发现，每一次工业革命都需要有相应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

当初牛顿力学和电磁学发展起来时，人们也不觉得它会有实际用途。甚至是近100年才发展起来的量子力学，很多人一开始也不觉得会有什么实际用处。可实际是量子力学直接催生了许多科技的发展，比如：如今技术含量最高的2项科技：芯片和核弹。

科技的发展是滞后于科学的发展，如果科学不发展起来，科技水平也不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许多大国才会选择发展基础科学，而不只是纯粹地发展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