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之争黎元洪简单介绍

“府院之争“的“府”即总统府，“院”指国务院，“府院之争”即是总统和总理之争。北洋时期的府院之争有两次，一次是黎元洪总统和段祺瑞总理之争，另一次是冯国璋总统与段祺瑞总理之争。

第一次府院之争指民国五年至民国六年（1916年至1917年）， 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集团与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第二次府院之争指民国六年（1917年）冯国璋副总统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与段祺瑞总理之争。府院之争表面上是一次“宪法漏洞”引起的国家机构争权，实际上是内部利益集团的争权夺利。

扩展资料：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原第一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以北洋正统派首领自居，依附日本军阀，掌握军政大权，与黎元洪分庭抗礼。

先是在国务院秘书长人选问题上，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了争执，最后由徐世昌出面了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这个问题上，双方斗争更加激烈。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府院之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总统府

“权威不足”的段祺瑞

在段祺瑞主政的头两年里，北洋军中开始出现派系纷争，主要是皖系和直系。但是那个时候直系真的不足以跟皖系抗衡。

再说，当时的派系也不像我们后来说的那样分野清楚，现在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常常说谁是谁的人，但这些都是相对的。

冯国璋

尽管每个派系都有核心圈子，这是没问题的，比如冯国璋和李纯的关系是很铁的，这个是不能动的；冯国璋跟他一直带在身边的十五师、十六师的关系是很铁的，这也是不能动的；段祺瑞跟他周围的人，比如徐树铮、靳云鹏等人，也是走得特别近的。

这些已经进入核心的上层分子基本不会发生变动，但在边缘处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就说不清了。我们很难说清楚谁是谁的人，因为许多人常常两边动摇。

比如说曹锟，后来说他是直系，但在头两年他跟冯国璋走得并不近，反而跟段祺瑞关系不错，否则他不会在1917年去南方替段祺瑞政府打仗，而且那么卖力。当然，我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一开始就是和段祺瑞一伙，只是后来加入直系。总之这些都是很难说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以皖系和直系这种地域取向划分两大派系并不是绝对的，只是说两派的首脑是安徽人和直隶人。曹锟可以说是直系的，因为他是保定人，当时还是首府；冯国璋是河间人，这些都没问题。但是你看冯玉祥，他是皖人，加入了直系；陆建章，皖人，也是直系的，而且反皖系反得特别凶。

所以，各派系的参与者不是按照地缘关系来选择的。也就是说，在最初还没有打起来的时候，北洋的直系、皖系和奉系，乃至张勋，还有其他的毅军，乃至原来淮军留下来的各个山头的部队，存在犬牙交错的关系，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边界。

段祺瑞当家，他接受的，是袁世凯帝制自为这样一个失败的教训。对此，段祺瑞就认为，他应该改弦更张，正经八百儿地按照民国的要求，按共和的精神，遵守规矩来办事儿，所以他恢复了民元国会，而且自己也比较守规矩，他按照他想象中的民国的方式来进行统治。

段祺瑞

但他也有很多障碍，最大的障碍仍然和袁世凯一样，就是权威不足。当年袁世凯之所以称帝，主要是因为他在体制转换后丧失了大部分权威，无法按照现代国家官僚制的逻辑实现对昔日幕僚和朋友的有效控制。不过，袁世凯毕竟还是政治强人，也是北洋的大头，在他去世后，继承者就更加缺乏权威了。

北洋政府的财政窘境

袁世凯统治时期，各省虽然说有抗命的行为，但基本上是听话的，各省的税款也基本是要上解中央的。但到了段祺瑞时代，戛然而止，没人送钱了。

各省都有自己的借口。比如说，因为此前跟国民党打过一仗，所以地方不甚太平，军饷也有欠发，只能把地方财政截留了，不然士兵就要哗变了；若是想要我们上解税款，那就先帮我们把军饷发了吧，先把军费拨下来再说。

而且，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对这些地方军头进行处罚，不可能因为不上解税款就把他们撤了。袁世凯都不可能撤换督军，那么段祺瑞就更做不到了，因为他只是袁世凯手下众多大将之一，权威已经大大消解了，哪有资格随便撤换地方督军的位置啊？

所以，当时的北洋政府财政十分窘迫，财源寥寥无几。手里头没有钱，因此段祺瑞在主持政局时所能依凭的资源就很少，能力就很弱。本来政治权威就不够，没钱就更不行了。

段祺瑞遇到了一个大瓶颈，他想有所作为，但不知道该如何操作，这是个大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当时国会两院八百议员，人称八百罗汉，这些人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定了每月五百大洋的工资，相当于次长级的待遇。五百大洋在当时是个挺大的数字，可惜政府没法满足这个数目的要求。

如果政府能够足额发薪，可能国会也不难驯服，但是政府老欠薪，议员焉有不闹之理？所以，内阁跟国会之间的回旋余地也就很小了，段祺瑞不能像袁世凯那样直接把它废了，而且袁世凯手腕更多，即使不废也有办法，但对于权术稍逊的段祺瑞而言，这就是个大麻烦事儿。

再就是总统府，黎元洪手下也有一帮人。按理说黎元洪是个不爱争的人，没什么武力资源，没什么嫡系，更没什么财力，本身又是个很平和的人。之所以当时湖广总督瑞澄会起用他，就是因为他老实、憨厚。

黎元洪

但是等他当了总统以后，周围的人就会开始鼓噪。因此，他们和国务院的矛盾逐步恶化，尤其是徐树铮当国务院秘书长的时候。徐树铮这人特别专横，什么公文到了总统府，就直接嚷嚷着让黎元洪盖章。黎元洪想仔细看看，这时徐树铮就会非常不屑地说：“看什么看，你盖章不就完了吗！”最初黎元洪忍了，盖就盖吧。

一来二去，底下的幕僚们就不干了，凭什么总统不能看公文啊？后来黎元洪也就硬碰硬，索性不再给徐盖章，然后矛盾就闹起来了。此时的段祺瑞直接把徐树铮免了。本来徐树铮跟段祺瑞的关系，就跟亲兄弟一样好。后来徐树铮被刺死，段祺瑞把他安葬到自己家的墓地里，这一举动等于是告诉徐家，徐树铮也是段家的人。  

段祺瑞对徐树铮的确是非常好，而现在为了能够平息府院之争，他竟然能够把自己最亲密的政治幕僚开了。由此可见，段祺瑞在当时还是很想按照规则把这件事儿处理好的。

但是，他越想办好越办不好。比如，他跟国会的关系怎么协调也没法玩活，跟总统府也一直存在纠纷。后来他急了，干脆还是来权术，直接拉督军团，让军人干政。后来段祺瑞每次跟黎元洪的关系一紧张，就让督军团出面嚷嚷，这时候黎元洪就软了。

段祺瑞绕开规则处理府院之争，在一般情形下，还是可以成功的，但碰上参战问题，却陷入僵局。

段祺瑞被罢免

参战问题，原本是没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到1916年时，日本和美国都希望说服中国参战。为什么呢？原来欧洲列强没觉得战争会打那么长的时间，一年也就完了，可是打了两年多还遥遥无期。欧战陷入了胶着状态，双方逐渐转入阵地战，掘战壕以备长期固守。

这就需要征集大量的劳动力，当地的民工不够了，缺乏挖战壕、抬伤员、运送枪弹的人手，这一系列的苦差事在当时欧洲也没人愿意干，于是一些国家就希望到中国招募华工。

当时为了说服中国参战，列强肯定要做出一些美好的允诺。而段祺瑞政府此时又的确比较困窘，财政捉襟见肘，内政外交也都不大顺利。列强在这个时候开出的价码包括重新议定关税税率啊，取消庚子赔款中中国需向同盟国偿付的赔款，等等。

协约国承诺，只要开战，中国就不必再向德国和奥匈帝国赔款了，而向这两国偿付的庚款比例很大，一来一去就是不少钱。而且，支付其他国家的赔款，也可以暂缓。

那个时候段祺瑞是当家人，他觉得这个参战是有油水可捞，于是就想干。但是也很奇怪，黎元洪从北洋水师毕业，我们的海军是学英国的，所以他受的是英式教育，师父全是英国人，而段祺瑞学的是炮兵，他是到德国留过学的，但他却力主对德宣战，而黎元洪倒是一直觉得德国不能惹。就学背景完全不起作用，这就很奇怪。

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后来黎元洪表示可以让一步，中国跟德国及奥匈帝国断交就算了，起码应该保持中立姿态，但不能宣战，万一打不过别人，中国就彻底玩儿完了。黎元洪一直很忧虑，担心打不过德国人，到时候德国人卷土重来该怎么办，但是段祺瑞则是执意要打，结果就闹得非常僵。

段祺瑞这次又找来督军团想压服黎元洪，但黎犯了倔劲，死活不同意，坚持不能对德宣战。在这一过程中，舆论和国会，都站在黎元洪一边。在国会和舆论的支持下，两人最后闹翻了，黎元洪干脆就把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了。

其实，按责任内阁的制度设计，总统是不能罢免总理的，罢免总理只能由国会通过不信任票决议。但是，按《临时约法》，总统却可以免总理，只是，免总理需要总理副署。黎元洪罢免段祺瑞的时候，整个内阁，只有段祺瑞一个光杆司令，他不副署命令，从法律上讲命令就不能生效。

段祺瑞被免了以后，马上声明命令违法，但也不好意思继续在北京，就跑去天津了。这下各省的督军就都闹起独立来了，一则总统罢免总理不合法理，二则地方都不想跟着黎元洪干。

别看平时他们不给中央解款，但段祺瑞还是他们的老大。他们的老大，你一个空头总统，说免就免，分明是不给我们面子，于是嚷嚷独立，要进军北京，在天津成立了参谋处。性急的安徽省长倪嗣冲还把兵派到了天津一带。

黎元洪一看免了段祺瑞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就真的害怕了。此前督军团一直是在徐州开会，而徐州是张勋的大本营，所以张勋在这里就俨然以大哥大的身份行事。这时张勋就表示，可以担当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调解人，黎元洪巴不得有个人来居中调停一下，于是就招呼张勋赶紧进京。

张勋

其实黎元洪在罢免段祺瑞时，并没想要得罪北洋系，声明下一任的总理还是从北洋大佬中找，但他得罪了段祺瑞，没人愿意卷入这档子事儿，徐世昌和王士珍都避之唯恐不及。他没什么实力，此时还是很尴尬的，这个时候有人愿意出面缓解一下，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作者：张鸣）

摘编自《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读客图书”授权转载

看历史微信公众号：EYEONHISTORY

孙中山、黄兴、袁世凯、黎元洪被誉为民初四大巨头。比起前三位的赫赫有名，黎元洪留给后世的印象只有在武昌首义期间，在姨太太床底下瑟瑟发抖、不愿出头的滑稽形象。

这位被一群年轻士官“黄袍加身”的首魁，一生跌宕起伏，他曾经被誉为“中华民国第一伟人”，却在晚年规劝子女“毋问政治”，大有一种“索然无味”的事后感。

有人说他是“民国元勋”中最无能、最窝囊的一位，评价虽说准确，但我还是觉得：他不过是个老实人罢了。

1911年10月11日。武昌首义后，时任湖北新军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长（约莫相当于旅长）的黎元洪躲在黄土坡刘文吉家中的一张大床底下，据说那床还是他姨太太黎本危的，他瑟瑟发抖，唯恐被革命党人发现。

他可能害怕自己曾杀了三个革命党人和若干次革命党起义，亦或是害怕被当做“封建主义的遗毒”被当做典型杀害。

而此时在刘文吉家中，翻箱倒柜是马荣、汤启发和众多革命党人。黎元洪在被“团团包围”后，无奈的从床底下爬了出来。圆润敦实的身躯，做如此高难度动作，实属艰难。（一说并无此事，一说是被排长萧燮和班长虞长庚硬拖出来的）

但革命党人却另有目的：他们想让黎元洪出山当领袖，做武昌大都督。黎元洪还是害怕，他先叫革命党人去找孙文，后来又叫他们去找实际的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时年不过30岁，军衔只是个哨官，类似排长）。

但这帮小哥们急了，他们掏出了枪，有的笑呵呵、有的怒气冲冲的指在了黎元洪的脑门上。革命党人甚至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今夜黎不决，明日晨即弃诸市。”

后来他在给师傅萨镇冰的劝降信中写：“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

这位号称“黎菩萨”的老实人，大抵是未曾想过有这般场景。后来他的长子黎绍基曾说：“别的军官经常住在家里，而我的父亲常住在营中，就是过年时也不回家，记得每逢新年我们还到营中去拜年。这说明他与士兵的关系是比较好的。”

这算一种“恩将仇报”吗？我们这些看客倒有自己的一千个想法，想来也是难以统一。黎元洪就这样戏剧一般的“黄袍加身”，成了辛亥革命的武昌大都督。而武昌首义也不会落入俗套，被认为是“造反哗变”的小打小闹。

结果来看这也算黎元洪的功劳。“自黎出之风一播，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胡汉民后来讲：“非由黎公出而号召，则各省响应不能如是之风起云涌；又非有黎公之谨厚为之，则北军亦不赞成共和。”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不仅仅在于如此的戏剧性冲突，更在于历史人物大起大落的人生。

10月16日，武昌首义5天后。

黎元洪身着戎装，在湖北军政府门外的阅马场中央广场上叩首祭天。他大声宣读“愿与尔军士庶民，勠力同心，殄此寇仇，建立共和政体！”的檄文。

彼时，清政府的海陆两军浩浩荡荡的往武汉开来，领导防务工作的，正是大权在握的武昌大都督黎元洪。

2天前的10月14日，湖北省地方士绅汤化龙等人共同制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条例》。这个民国第一个政府组织法案，赋予了都督极高的军政大权。

这也是黎元洪一生中的顶峰时刻，那圆润敦实的身躯一改床底瑟瑟发抖的憨态，成了英武的象征。

冯国璋率领的北洋军和萨镇冰率领的海军，是清政府最大的两支精锐。汉阳、汉口，武汉三镇中的两镇沦陷，在北洋军猛烈的枪炮声中，湖北新军节节败退，堪堪一战。

当革命之火燃遍全国，首义之地的僵持倒显得无关紧要了。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于黎元洪个人来讲是实权的顶峰。他委任黄兴作为战时总司令，又策动有恻隐之心的萨镇冰在战场上“摸鱼”。历史自当记上这一功。

1912年1月16日，孙武、刘成禺成立民社，拥护黎元洪为首领，与临时政府分庭抗礼。这也标志着民国副总统黎元洪所属的政治势力形成。此派“联袁拒孙”，以湖北革命党人为基础，算个典型的“乡党”。

这个老实人在短期内被激起了逐利的血勇，一改在床底瑟瑟发抖的软弱。革命党人掀起了“倒黎”运动，而黎元洪的双手上再度沾满了革命党人的鲜血，近万革命党人命丧黄泉，湖北革命党人被屠戮殆尽。黎屠夫的匪号不胫而走。

然而，被策动的血勇在短时间内将会退却，而“黄袍加身”的荒唐戏码，则在黎元洪的一生中不断重演。

从1912年到1923年6月，黎元洪，却多是傀儡之身。1916年他一度成为了大总统，成为了各方逐利的缓冲者，

有人讲他是“政坛好人”，和袁世凯有儿女姻亲，在许多事情上也是和稀泥。实际上这是选择性的忽略在民国成立初的1-2年内，黎元洪的政治野心。

逐利的血勇，激的他想要依靠湖北新军成一个新的军阀，奈何挡不住袁世凯的权术，夺走了地盘和实权。因为他没地盘、没钱、没兵，自然就成了一个傀儡总统。即便是发起了府院之争，黎元洪也惨败而归，只能眼观鼻，鼻观心，犹如老僧入定一般，混了个“盖印机器”这般哭笑不得的外号。

后来有人给他扣了个帽子：“中华民国第一伟人”。估计是拍着手、咧着嘴，戏谑着说的。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被赶下了总统的职位，在各方拥戴下，6月11日黎元洪这个“老僧”，再度被捧上了总统职位。他提出了“废督裁兵”的口号，只成为了人们嘲笑理想主义者的笑谈。短短1年后，黎元洪再度被赶下台。

民国约法里规定总统一任五年，黎元洪前前后后加在一起，也没坐满这个时间。

1923年，心灰意冷的黎元洪，自觉在政坛沉浮十余年却也不是这块料，他再度辞职、东渡日本隐居。而后开始主张“实业救国”，兴办了中国远洋货轮公司，开拓了香港直达旧金山的远洋航线；又和外国人在北京合办了中美实业公司，参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香港邮轮公司等。

他曾坦言：“我虽然三度因缘时会，有两戴总统桂冠及元勋的风光，但更多的是交瘁的身心和梦魇般的回忆，赔累不少。不如做做生意安闲自在，还可以为国家办一点实实在在的事业。”

他的内心中可有苍生黎民吗？我想总归是有的。他曾抨击保守派的恶性，称自己是“六十老翁，饱经忧患，命弗恤，岂恋其他？”当时北大一个陕西学生倒是说：“但是就他登台后的种种设施看来，尤其是引用无耻小人，摧残教育劳工等事绩看来，令我们觉得他不只是一个愚懦无能——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忠厚长者’——的肉蛋，实在是一个权力熏心、卑鄙污浊的一个不光明的的政氓，专干投机的事情。”

三度问鼎中国，留给儿女的规劝，却是那句：“毋问政治”。这也是他对这个世界最无力的逃避和反抗，他仍然是当年在床底下瑟瑟发抖的中年人，仍然是那个眼观鼻、鼻观心的老僧。

时代将他推到了舞台的中央，却未能激起他逐利的血勇，在各种浪潮的你追我赶中，他如同凡人一般四处摇曳，不知归处。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在寓所病逝，享年第65岁。第二天，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

老实人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而这个时代的大戏仍然在继续上演，光怪陆离不知着眼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