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不是卖国贼

其实，历史上的李鸿章根本不是这样的人。许多材料证明，李从办洋务中发足了洋财，成为“富甲海内”的大官僚大买办。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时人风传“宰相合肥天下瘦”，可见李在民众中的口碑之差。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奏参李鸿章，揭露说：“……倭来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李氏父子既然是这样的人，难怪日本在甲午战后与中方谈判赔款条约时，点名要和李氏父子谈，而拒绝清廷派遣的其他人选。

最能说明李鸿章品行的事情，是其1896年作为祝贺俄皇加冕的中国专使赴沙俄时与俄方签署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并接受巨额贿赂。美化李鸿章的人一再否认此事，而证据只是沙俄财政部长维特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说李鸿章受了俄国 *** 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沙皇东宫档案资料证明，维特没有说实话，李鸿章与俄方签订《中俄密约》并受贿确有其事。

密约签订后，维特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某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有人对李鸿章在寄往总理府的电报中数次替俄国恫吓清朝感到不解，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李受了贿，怎能不吃里扒外？

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

协定书规定，头一个100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100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100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

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据记载，俄方先后三次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支付款项，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的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

其实，李鸿章还接受过俄方另一笔贿赂：1898年3月22日，沙俄给李和总理衙门张荫桓各50万元贿赂（张荫桓实得25万），旨在催促中方尽快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和稍后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李鸿章在俄国人指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了“任务”，使辽东半岛实际成为俄国独占的殖民地。可见，李鸿章受贿卖国有多方铁证。维特的否认是为了掩饰沙俄 *** 行贿的不光彩行为，并不足信。撇开其他的事情不论，单此受贿卖国一项，即足以证明李鸿章品质之败坏。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时的另一位官员许景澄在负责中东铁路交涉过程中，俄国人许以1.5两银子作为每月的办公费，可以由许随意支取，以便在中东铁路上攫取利益，被许严拒，许且把已到账的1万两银子上交总理衙门。

这件事情说明两点：一是沙俄惯于行贿伎俩，许当时不过是三品顶戴，俄方尚加以贿赂，对重臣李鸿章行贿以谋取在华利权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二是许、李相比，如隔云泥，三品顶戴尚知爱国拒贿，保全人格，而李身居首辅大臣之尊居然为钱财而出卖祖国利益，真是 *** 之尤。了解李的清廷官员在其使俄之前即有所担忧，如张百熙给慈禧太后的奏折说道：“李鸿章决无御侮于樽俎之心……李鸿章此行，必阴托于俄矣。”事情的发展果不其然。

我认为李鸿章是能臣

许劭评价曹操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几乎成了曹操的判词，棺未盖，论已定。然而，《三国演义》给国人印象过于深刻，以致后人忘了“能臣”的评语，只记得“奸雄”的断语，到现在，戏台上的曹操还是白脸奸狡的脸谱。但抛开《三国演义》的刻意丑化，曹操实在是不世出的能人，晓畅军事，深谙权谋，扫荡群雄，结束了董卓之后北方诸侯割据混乱的局面，刘备、孙权不过是偏居一隅，联合起来也只为抵御曹操以自保，赤壁一役胜得实属侥幸。惨败之后的曹操之后用兵愈加谨慎，矫枉过正，占汉中之后，没有一鼓作气，给了刘备可乘之机，否则蜀汉政权可能根本就没机会存在于历史中了。

清末，李鸿章也常为人诟病，小时候读到的课本、历史读物里，李鸿章都是以卖国贼面目出现的。无能贪腐，丧权辱国，坏事做尽。仿佛满清，乃至整个中国，都因李鸿章、慈禧几个奸佞当道，才落到国运不振，惨遭欺凌。想中国那时有四万万同胞，为何偏偏是李鸿章大权在握，掌握这个庞大国家的命脉？难道是天灭中华不成？

然而，做为和李鸿章同时代的风云人物，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另有一解。梁启超在文中说：“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李鸿章似乎就是那个天下恶之的人，然而，梁启超话锋一转，道：“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那么，李鸿章究竟是奸雄还是豪杰？梁启超回答说：“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在梁启超看来，庸人是不足以了解李鸿章的。

在大清已腐朽溃烂的现状内，李鸿章建淮军，灭洪杨，愣是和老师曾国藩一起，把奄奄一息的王朝拯救过来；以朝廷所能给予的微薄可怜的资源，在种种自诩清流，顽固守旧的官僚掣肘下，帝国僵化无序的体制内，外，李鸿章周旋于列强之间，办外交，不卑不亢，既非妄自尊大，以天朝自居，视西洋为蛮夷的闭塞之辈，也不是动不动见洋人腿软，避之不及的懦弱官僚，已颇能了解当日国际的一些规则，懂得利用规则折冲樽俎；内，他能求国家自强，开矿山，设制造局，强军队，革新制度，大兴洋务，都是开风气之先，算得上当时数一数二的改革派。

这样看来，李鸿章称得上是一位能臣。梁启超亦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对李鸿章的处境颇有同情之意。梁启超甚至承认李鸿章是英雄，但也强调，李鸿章是时势造成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梁启超心目中的大英雄，是千载一遇，能左右时势之人，相较这样的人，李鸿章不过是寻常之辈。依我看，梁启超称其为英雄，有夸大之嫌，曹操庶几近之，李鸿章差之远矣。

曹操也是能臣，能挽狂澜于既倒，虽大志功亏一篑，终不失为英雄。李鸿章同样是大清的能臣，绝非奸臣，更非卖国贼，但纵观整个历史，其取得的成就实在寥寥，也不过是一群庸庸碌碌之辈中，一个比较能做事的能臣而已，不必过分抬高。李鸿章没有逢到治世，只能做乱世的能臣，尽管纵横捭阖，做出了诸多惊人之举，最后还是难逃失败的命运。辛苦打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去日本马关谈和，尽管全力维护大清的利益，之后又借他国势力，挽回了割让辽东半岛的命运，但弱国无外交，毕竟不得不赔巨款，割让台湾岛，作为主要参与人的李鸿章，岂能脱得了罪责。

到了辛丑，国都陷落，东南互保，眼看国家分崩离析，走投无路的慈禧不得不再次请出李鸿章与列强斡旋，但这样的城下之盟，又有什么可夸耀的？李鸿章贪墨纳贿有之，结党营私有之，做外交，强调权术，却缺乏大局观，行洋务，只着眼器物之变，不思索制度之弊，充其量只是一个有能力的技术官僚。

梁启超说：“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这是比较客观的看法。李鸿章不过是一群昏聩官僚中较为明白一点的人，然而，还是逃不脱时代的局限，体制的束缚。整体性的朽败不是一个能臣修修补补所能挽回，李鸿章的权谋固然延缓了满清沉没的速度，但该来的还是要来。权谋再高超，终究只是“术”，浩浩汤汤无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才是“大道”。

李鸿章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属于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洋务派是晚清时期一种西方文化入境之后，和腐朽的晚清统治阶级达成某种共识和妥协之后形成的一种政治派别，在朝堂之上以恭亲王奕辛为代表的，地方以四大名臣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和曾国藩为代表，满汉之间的相互妥协和扶持，直接让晚清政府续命几十年，俗称晚清中兴。

李鸿章一手创建了淮军，还成为了袁世凯仕途上的伯乐，袁世凯成为了大清王朝的送葬人，从这一点上来说，是李鸿章亲手给朝廷画上了催命符，对于李鸿章来说，世人皆以卖国贼称呼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甲午海战的失败，实际上这些都是李鸿章替腐朽的清王朝背锅。总的说来李鸿章为官清廉，从不收受贿赂，一心为国，实际上清王朝有今天的局面，从中期乾隆的闭关锁国政策就已经注定清王朝落后西方的局面，至于后期的签订不平等条约，让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场上的失利，换谁去结果都一样，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从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李鸿章对中国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于西方的很多先进技术的应用，还有洋务派的兴起，都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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