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否存在强大的汉族军阀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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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时有无汉人当官
1.元朝时对汉人很歧视,到底有没有汉人可以做官rn2.至元钞的面值,他可兑换多少银两.另外元朝对一些20多岁的男子是何称呼.答：
张弘范（1238年—1280年），字仲畴,祖籍河北易州定兴，元朝著名的军事家、统帅。 元初汉人世侯张柔第九子。曾参加过襄樊之战，后跟随元帅伯颜灭宋。
史天泽（1202－1275），字润甫，大兴永清（今永清县）人。善骑射。勇力过人。1213年随父史秉直归降蒙古。后灭金伐宋，功勋卓著。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官拜中书右丞相。曾从征阿里不哥，平定李增叛乱。至元十年（127），与阿术共克樊城（个湖北襄樊），降襄阳（今湖北襄樊）。第二年，又奉命与伯颜统军伐宋，至郢州(治今湖北钟祥）病还，至元十二年（1275）病逝于真定（今正定县），终年74岁。
王鹗(1191-1274) 元初大臣。曹州东明(今山东省东明县，位菏泽县西)人。字百一。为元初大臣。1224年(金哀宗正大元年)为状元，授翰林应奉，任职于归德(今河南省商丘县，位今商丘市南)、汝阳(今河南省汝阳县，位临汝县西)等地。1234年(金哀宗天兴三年)蒙古军攻破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位驻马店市东)，为张柔所俘。1244年(马真后称制三年)忽必烈召见，他进献治国之道。忽必烈即位，授翰林学士承旨，参与制定典章制度。著有《应物集》(已佚)、《汝南遗事》等。
王文统：元初政治家。字以道。金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人。金朝末年举经义进士。为学不局限于儒家，喜读权术、谋略之书。金亡前后，北方知识分子多投靠各路“诸侯”(归附蒙古的汉人军阀)，后者也需要招揽谋士以加强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势力。王文统以所学权谋之术游说诸侯，后投奔益都行省李璮，被留为幕僚。他教李璮藉南宋以自重，乘机扩充军事实力，并将女儿嫁给李璮为妻，因而深受信任，军政大事都参与谋议。
详见：http://www.ls5000.com/history/18yuan/03.html
2.至元钞的面值,他可兑换多少银两.另外元朝对一些20多岁的男子是何称呼.
答：面额分二贯、一贯、500文、300文、200文、100文、50文、30文、20文、10文、5文共11等；首先你应该知道中统钞，它可以兑换白银两贯，而至元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结果至元钞一贯可以兑换十贯银两。20多岁，沿用中国古代年龄的称谓是弱冠。
3.元朝汉族的服饰如何,他们见面有何礼仪比如拜万福之类的.
4.问一下,朱元璋是在哪儿参加起义的,他出生的地方当时叫什么省
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原名朱重八，后取名朱兴宗，后改现名元璋。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民族英雄，也是继汉高帝刘邦以来第二位平民出身并且统一全国的君主。汉族，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人。
史天泽(1202-1275)，元初丞相，字润甫，燕京永清(今属河北)人。
史秉直之季子。天泽善骑射，勇力过人，从其兄天倪镇守直定。
元太祖八年(1213年)，蒙古军进入河北，他随父秉直、兄天倪领乡勇降蒙古军，从攻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兄天倪死，继任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先后击败金恒山公武仙，围攻五马山(今河北赞皇境)，擒斩红袄军首领彭义斌，对巩固蒙古在河北的统治出力甚多。窝阔台(元太宗)时，他被授任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参与灭金之战。蒙哥(元宪宗)时，从攻四川。中统二年(1260年)，任中书右丞相。随忽必烈(元世祖)征阿里不哥。次年，与宗王哈必赤统兵平定李之乱。至元年间，参与围攻襄樊，为元军中间突破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后与伯颜率军灭南宋，中途病还，死于真定(今河北正定)。
张弘范（1238年—1280年），字仲畴,祖籍河北易州定兴，元朝著名的军事家、统帅。 元初汉人世侯张柔第九子。曾参加过襄樊之战，后跟随元帅伯颜灭宋。张弘范奉元世祖的命令南下灭南宋，在厓山海域里进行了举世闻名的“厓山海战”。张世杰据厓山天险，却采以守势，不敢主动出击；张弘范封锁海口，切断了宋军淡水的来源，宋军被困，竟取海水解渴，纷纷呕吐，脸部浮肿，将士疲惫不堪。元军跳上宋船后，短兵相战，结果宋军全军覆灭，张世杰和幼主的母亲杨太后也在战乱中相继淹死。丞相陆秀夫背著幼主赵昺跳海而死，岭海悉平，弘范在石壁上刻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而还，宋朝覆灭。至元十七年（1280年）正月十日病卒，终年四十三岁。
2.元朝最重要的货币，与中统钞并行流通。元代在制度上严禁白银流通，但在民间已有不少使用，纸币与白银相联系。 当元初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贬值后，币制需要改革，当时时李（公元1242一1292年）将原在南宋未年献过的钞样。略作变动，改为“至元通行宝钞”，受至“元世祖的嘉许，即以铸版印造。“至元通行宝钞”于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起正式 发行，俗称“金钞子”，一贯当“中统元宝交钞”五贯。到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更发“至正元宝交钞”时为止。“至元通行宝钞”发行额共达三千六百十八万余锭，成为元代流通的重要纸币。 当时元朝复置了尚书省，颁行了至元通行宝钞，钞值共分十一等， 二贯、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 文、二十文、十文、五文。 至元钞法所定金、银与钞比价，正式由官方宣布了中统钞贬值为原值的五分之一（以银兑换价为准，每两由2贯提为10贯；按金价则贬至六七分之一）。
元代，男性之间的称谓，对同辈的男子常常称为哥哥、官人、舍等，同时对自己称为小人；年长的平民男性称为老汉、老子、后生。对比自己地位较低的男性，则称为汉子、小厮。对读书人一般称为秀才，读书人自称小生，对有文化的人均称为先生。
3.元代服以长袍为主。用华丽的织金布料及贵重的毛皮制成；但是由于民族性质，分为蒙制和汉制两种。典型的蒙制冠服是以“姑姑冠”为主的袍夫，交领、左衽、长及膝，下着长裙，足着软皮靴， 元代汉族官吏便服 元代公服之冠，皆用幞头，制以漆纱，展其双脚。男子的公服多从汉族习俗，“制以罗，大袖，盘领，右衽”。其职位级别，在服装的颜色及纹样上表示。但官服质料有较明显的变化。在元代以前，我国衣冠服饰的材料一直以丝、麻、皮毛为主，很少用棉布。
古代行礼的等级大致可以分为：三跪九叩、三跪三叩、三跪三拜、八拜、四拜、二拜，这些都是正规场合或举行礼仪或大典或朝廷礼仪时用到而其他情况，只分：嵇首、叩首、顿首、空手、作揖、拱手、颔首（答礼）就可。在常礼中，也可以用到这些八拜四拜的。两人小别，平时见面只需作揖/万福即可。施礼和答礼的礼数当然是一样的，一般都是年纪小的或作为晚辈的先施，年长的作为晚辈的后还礼，男士先施，女士还礼。而只有同学，同年，朋友这样完全平辈同等级的才同时作揖。
4.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原名朱重八，后取名朱兴宗，后改现名元璋。出生于今安徽省凤阳县。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到濠州投靠郭子兴，参加红巾军。
2. 至元钞一贯当白银10两.
元代称谓一般自称在下，地痞流氓叫捣子，文化人称先生
这里讲的很详细。很少让他们当官
元朝时期汉人地位是什么样的
在封建制度里，贵族处于最高统治地位，当蒙古人侵占其他国家建立政权后，就出现了包括蒙古贵族在内的多个民族贵族并立的情况，这产生了帝国该由谁统治的问题。元朝为维护蒙古贵族的专制统治权，采用“民分四等”的政策。
中国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这一政策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
第一等：蒙古人
第二等：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是最早被蒙古征服的，如钦察、唐兀、畏兀儿、回回等，另外，蒙古高原周边的一些较早归附的部族，也属于色目人，如汪古部等。）
第三等：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国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晚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大理）人，东北的高丽人也是汉人。）
第四等：南人（最后被蒙古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各族，淮河以南不含四川地区的人民。）
扩展资料：
四等人制：
随着民族关系日益密切，往来与杂居也相当普遍。从蒙金战争时期就陆续有大批汉人被迁往蒙古草原以及天山南北、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与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各地；蒙古与色目官员、军户、商人等也大量移居中原内地；
云南地区居住的蒙古人约十万人左右；大都、上都等政治城市及杭州、泉州、镇江等商业城市都居住许多蒙古人、维吾尔人、穆斯林、党项人、女真人与契丹人等，这对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是十分有帮助的。
由于蒙古人与汉人人数的比例极不平均，汉人的文化与典章制度也比蒙古人优越。
元廷为了保护蒙古人地位，主张蒙古至上主义，推行蒙古人、穆斯林（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汉人（原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汉人）等四个阶级的制度。
元廷给蒙古人与色目人极大的权利，并让汉人与南人负担较大的赋税与劳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十分沉重。学术界迄今并没有发现元代有把臣民明确划分为四等的专门法令，但这种划分却反映在一系列不平等的政策和规定中。
为了防止汉人聚集叛变，元廷规定汉人不许结社、集会、集体拜神，禁止汉人私藏兵器，蒙古人被汉人打死需要偿命，而蒙古人因争或乘醉打死汉人只需“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 。
汉人如当兵则不许充宿卫，如当官也往往只能做副贰（虽然实际上存在很多例外情况），这些法律规范对于汉族人均不平等。然而仍任用不少汉人为官、例如史天泽、贺惟一等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元朝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元朝政治制度
【清朝】汉族人地位明显提高，清圣祖康熙皇帝五次拜谒先明太祖孝陵时，都是行三跪九叩的祭祖大礼，由于他是清军入关后的第二个君主，起到了表率满汉一家的作用，其实也是为了安抚汉人，从元代快速灭亡的例子吸取汉人不可轻视的教训
所以元代和清代对待汉人态度是不一样的，元代的教训给了清代以启示
元朝大一统政权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属性？
当历史的序章从唐宋开始，进入元明时，中国历史告别了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开始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波浪式发展道路。
最近因为在撰写明朝专栏，由时间线引申对元朝特别是忽必烈之后的元朝历史进行了大量阅读，由此产生心得并结合各种史料和研究汇聚成文。
一家之言，题目较大，个人学识浅薄，不当率尔操觚，浅陋愚妄处，望师友指正。
一：中国文化的分野线400mm等雨量线
于中国历史而言，跟随400mm等雨量线，将中国大地分裂成了两个传统文明区域，也因此中原王朝历朝历代都沿着这条线建立了守护自己的边境线，那就是长城！
长城的建立，是对于南北中国不同文化融合前，一段过往的真实体现，那么这文明的组成又有何不同？
简而言之，沿400mm等雨量线，以北就是塞外中原文明衍生地栖息场所。也因此，才有中原王朝在民族大融合之前，那持续数千年南北交汇的历史出现。
中国之边患，至古以来都来自于北方！
从最开始的北戎，到后来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女真。
你方唱罢我登场，承接起了无数北方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及其文化！
最后在不断冲突和交合之中，形成现在的中原文化！
面对这种不断冲突和交合，在史学界一直有一种观点就是，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这个观点出自伟大的马克思！
表达的观点是，在民族融合中，北方各民族对于汉文化及民族融合的态度以北方民族的被汉化为主题，但是这句话却在放大北方民族汉化的同时，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南方汉族的胡化！
因为文明和文化的交融高级融合低级文明，虽然是历史的趋势，可是并不尽是如此！
于是才有了一个论调的出现那就是“征服王朝论”
二：融合的趋势不过是互相抗争的产物“征服王朝论”
“征服王朝论”最早出现于美国史学家魏特夫和中国学者冯家升和著的《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主要论述的观点是：北方各民族在和中原文化融合时期，对融合的不同态度还有不同结果！
大体而言，可以分两类方式，
第一种：“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这类典范是进入中原但是未有完成大一统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代表朝代为前秦，北魏，十六国时期各个少数民族政权。
第二种：“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这类典范是指进入中原，并和中原文化有广泛交融，最后将自己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统治相对稳固的朝代，代表朝代是，辽、金、元、清。
那么这两个观点的区别在哪里，无非是第一种“渗透王朝”有选择的对汉文化进行融合，而征服王朝的本质则是，抵制和吸收相结合，并强化自己民族的文化属性。
那么于这个理论而论？
高级文明对于低级文明的融合，总是占据优势，貌似也站不住脚！
如蒙古人融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事就是如此，蒙古族是以武力征服整个中国的第一个少数民族，也是建立正统政权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汉化和有选择的汉化，当然是必然，也因此才有元朝时期那些看上去自相矛盾的无数政策出现。
汉化后的元朝虽然其统治中心设置在今北京（元大都）但是他们却从未将统治的核心区域从蒙古大草原，这民族龙兴的基本盘移开，而是在不断武力征服之后，以羁縻统治的方式，统治广大的汉文化地区，而这也许就是他们文化的高傲，或者说短命的根源吧。
三：为何元朝能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
作为第一个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蒙古帝国的成功必然有他的成功根源！
那么蒙古为何会成功？就值得研究了！
于历史认知而言，北方民族南下建立的政权数不胜数，但是能稳定统治的并不多，能成功的也仅仅蒙古族和满族两列。比如北宋时期，占据北方大地强横一时的契丹族政权辽国就是如此，他们也曾入主中原，进驻开封，最后为何会失败？
原因不过是契丹族和蒙古族先决条件不同而已，而这不同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契丹不是一个纯粹的游牧民族政权，契丹兴起之后就和北方汉族融合过程中，学会了耕种，为了保留自己民族的纯粹性，他们在后来设置了特殊的两元制统治，以南北院分治的方式管理契丹族于汉族，最后胡化不彻底，汉化也不彻底，虽然于统治稳定而言有帮助，却成了一个四不像，而蒙古族更坚持传统，对汉化的抵制一直持续很久，直到忽必烈时期才有松动，而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统一。
第二：契丹并没有稳定自己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基本盘，契丹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出生，可是在强大之后却渐渐放弃了对于北方的绝对统治权，而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了契丹和汉文化交汇的地区，最后因为大后方的失控，而亡于新兴起的女真族。而蒙古则不同，他们无论任何时候对于自己的基本盘，蒙古大草原都有着绝对的掌控权。
第三：契丹对于中原汉文化的入侵止步于开封，最后也因为无力维护统治，而退回自己的领土，而蒙古则大阔步的占领了整个汉文化聚居地区。
两个强横的少数民族政权，一个止步半壁江山，一个席卷天下，最关键的核心点就是在完成统一之前对汉文化的态度，还有对于自己统治区域控制力不同！
无数北方民族前辈中，只有蒙元帝国是这样做的，而在蒙元之后，满族建立的清朝也是这样做的，清朝入主中原后，被没有放弃大后方的东北黑土地，而是派八旗子弟驻守，还禁绝其他民族进入，他们的汉化进程也是在建立起全国政权之后才开始，而他们更长寿的根源不过是，他们有历史经验可以吸取，这经验就来自元朝。
不过对于汉化，清朝相对更主动一点，而元朝则很顽固，这从元朝在已基本平定中原，建国后还有蒙古贵族提出
“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样的主张就可以看出！
四：蒙古帝国的奇葩属性
在之前，阐述了蒙古为何能成为入主中原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而其中的关键点就是蒙古族从未放弃过自己本民族的核心统治区，那就是草原。
而这就造成了蒙古族政权的奇葩属性，持续太久的草原本位思想，深深的影响了之后元朝的政治格局，虽然在入主中原之后他们将统治中心南迁入大都，但是草原他们从未放弃，甚至想将中原变成草原，在这样根深蒂固的草原思维主导下。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成功了，他们一统中原，但是也失败了，他们命不长。
因为这种思维影响，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完全无法以农耕文明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这是农耕和游牧的本质冲突。
但是这不完全是坏事，因为它促成了蒙古族即使入主中原后，也能牢牢控制草原，并建立起一种新的游牧民族政权形式。
于历史研究而论，其实游牧民族文化在西方被定义为
“停滞的文明”
字面很好理解，就是没有发展，仅仅是简单的重复，比如之前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是本质不过是民族交替，政权形式都是部落联盟制国家而已。就算强盛无比，也不过是传统奴隶制下氏族制与部族共同体联盟制结合而已。
政权结构，几乎毫无变化，那么这一切的根源，不过是一个部落的强大，却没有彻底将整个草原民族融合在一起而已！
而蒙古却不一样，蒙古帝国的开创者，成吉思汗，确实有自己的远见！
在他统治之下，蒙古各部族，是以万户千户百户这样的单位存在而不是以部族方式存在，并在长期的强盛期不断强化这种概念，最后万千百户取代了原本的部族观念，成为了新的国家组成单位，被瓦解的部落氏族消退，最后成为历史的尘埃。
蒙古族渐渐融合统一，就算后世也有分裂，但是也共同称呼为蒙古族。
根源不过是大蒙古帝国建立后，征服中原后， 没有将统治中心南移，没有选择深度汉化，最后丢失自己的传统而已。他们的坚持本民族特色，并不断开疆扩土，给了这个新融合民族统一的契机，那就是财富，也给了这个新融合民族时间，那就是征服周期。
蒙古的不断征伐就是财富，征伐所需要的时间，就是融合的时间。
最后在这个基础上，蒙古人的民族自信建立起来，并成为信仰，供无数本民族人崇拜。
这也是为何元朝灭亡之后，蒙古族依然统一，并没有被其他种族代替的根源。如果不是这样，估计草原上会有新的民族出现。
四：蒙古帝国的权利组成变化，成了元朝动荡的原因
在稳定了蒙古族领地的基本盘之后，进化而成的新的游牧民族政权体制，虽然避免了后续草原的不断更迭，可是游牧民族文化对于国家的理解，还是深入蒙古帝国统治思维中。
这是一个和汉族政权截然不同的理解，宋朝时有说法叫“皇族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蒙古族对于国家的理解则是“家产制国家”
这其实是所有游牧民族政权的共性，也是游牧民族分封制的特点决定的，当一个部落首领，要开疆扩土的时候，最天然的分封者就是他们的儿子们，于是蒙古才有诸子分家，幼子守灶的规矩出现。
这就是基于草原文化认同之后的必然观念，也是蒙古帝国后来为何会分出四大汗国的根源所在，可是在入主中原之后，这样的情况也出现了变化，因为不断的分割领土，必然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和国家的强大。
于是蒙古帝国强盛之后，这样的制度就开始起了变化！
由均等划分，变成了保证君主大部分权利之下的少数利益划分，分割的权益，不再触动君主的核心利益。
《史集》载成吉思汗时蒙古军共129 000人，分封给子弟仅28 000人，剩下101 000人皆由自己直辖。
可是这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君主的掌控力有限，但是给儿子又不合适，怎么办？
于是蒙古新兴了一个二级权利组织，权贵阶层，目的除了扩大统治阶级之外也是为了帝国的稳固！
成吉思汗建国后，设大断事官处理行政、司法，并扩建护卫军——怯薛组织，给予了一大批蒙古宗室、外戚、亲信家臣以特权，让他们可以参与诸王大会，决定立汗、征伐等大事。
而且随着蒙古帝国的不断扩张，这样的权贵阶层越来越多，渐渐冲淡了蒙古皇族的势力。
为了克制这权利淡化的问题，才有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施行汉化，将色目人还有汉人纳入权利构成的事件发生，权贵阶层被削弱，但是新的权贵阶层却觉醒。
每一个新兴阶级的觉醒都需要代言人，于是无数“大臣权重”事件产生，元朝皇权开始越来越势微，各个权利集团不断斗争，直到元朝灭亡，这个问题依然延续。
五：随蒙古帝国和元朝权利构成变化而来的汉化时断时续问题
元朝历史不长也不短，广义上看从成吉思汗1206年建立蒙古帝国到1368年灭亡，不过163年，狭义上看，从忽必烈1260年建立元朝，到1368年灭亡不过109年。
那么元朝灭亡的根源是哪些，于外忧而论，元朝几乎没有，除了和兄弟汗国察合台、窝阔台的短暂战争，元朝对外战争在忽必烈之后几乎平息。
所以元朝亡于内患是肯定的，比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残暴“之类。貌似已成历史公论，不过这难免泛泛而谈，其实这一切的表象，不过是文化差异根源的体现而已。
而文化差异，就来自于他们的坚持传统，和汉化“迟滞”。
一个”坚持“一个“迟滞”就是矛盾的二个方面，游牧民族政权进入中原，汉化是大势所趋，但是傲娇的蒙古却因为根深蒂固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他们的统治方式是以间接统治为主，重搜刮轻治理，是他们对待汉文化区的常态。
直到忽必烈继位之后，利用绝对权威推行汉化，改变统治核心，才有了一点汉化苗头。
但是这个苗头也并不明显，不彻底，仅仅停留在政权设置与仪文礼制这两个面子工程上。
一般面子工程都是表象，而内部不改变，就是伪命题，可是忽必烈开的头并没有人承接。
于是停滞，还有一会前进，一会倒退就是常态。
顽疾就来自于，蒙古帝国那特有的贵族特权阶级，他们可以称呼为守旧派，守护的不过是蒙古族权贵，还有新兴势力集团色目人的利益，在他们看来，扩张是为了利益，统治是为了敛财。
具体到汉化“迟滞”的根源，也有几个重要原因
第一：中高层权贵没兴趣，反而推行蒙古文化
蒙古建立了元朝，可是对于汉文化那一套其实是不屑于的，这从他们推崇藏传佛教就可以看出来，皇帝都是佛教徒，儒学是什么？他们不知啊！
除了少数皇帝如元仁宗、元英宗熟悉儒学之外，几乎都不涉猎儒学！
失去了来自最上层的兴趣，中层又不积极推进，反而在下层不断教育基层官员和平民，学习蒙古文化。
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
这不是汉化，这是蒙古化。
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文化态度如此，其统治效果可想而知啊。
第二：政权无制度，二元色彩明显
无制度的意思按照史学家孟森所言就是：“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
而二元色彩明显的意思则是
“既行汉法，又存国俗”。
这二段话如何解释，不过是和汉族王朝传统制度相悖，说是正统，其实名不副实，还是没有逃脱游牧帝国那一套，却又生硬的加入汉族政治元素在里面，是一个“蒙汉杂糅”在一起的混血儿。
中央虽然是汉朝中央集权统治体系，地方确是蒙古旧有政权体系。
这就让中央和地方产生人为割裂，结局当然可想而知！
也因此才有了科举制度在元朝的时断时续，因为科举都是儒家思维熏陶的官员才能参与考试，可是地方并不需要这样的人，他们自有自己的一套官员任职制度，这套制度类似于汉朝的举荐制，都是亲随举荐，最后大量举荐官员占据官场，和科举官员对立，互相看不顺眼。
由此可见，科举制在元朝虽有作用，但很多时候都是名存实亡，科举官员出仕之后，也不得不和元朝举荐官员配合，于是在吏治选官这块元朝内部也是斗争不断。
六：该如何评价元朝
元朝建立与草原游牧文化基本盘之上，他们即使入主中原还是坚持自己的文化基因，抵制汉化，这最后成了他们短命的根源。
元朝如果用一句话评价就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高峰源自民族大融合后的唐宋，中国封建制度的低谷也源自民族大融合之后的元明清，低谷的带来者就是元朝！
而这恰恰就是二次民族融合与冲击带给中国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融合虽过程残酷，但却给汉文化注入生机于活力。唐朝的强盛源自这种精神气质，宋朝的富裕也源自这种精神气质，可是第二次冲击之后的明朝和清朝则走向另一个异化，那就是专制中央集权的巅峰！
比如明朝施行的世袭军户匠户制、驱奴制、诸王分封制、都是元朝制度的延续，而元朝政治制度又是蒙古制度和金国制度的拼凑，都有草原游牧民族的基因在里面，而与之相对应被消灭的就是原本宋朝正统的汉族王朝政治制度。
但历史也是有惯性和反复的，虽然明朝早期将承接于元朝的专制制度保留下来，并基于此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可是在明朝前期两位政治强人去世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是部分恢复了原本该有的样子。
宋朝时期主张：“皇族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才有文人士子地位的空前提高，明朝时期主张：“不得因言获罪”才有明朝中期开始的言官敢于言事。
而蒙元帝国则不同，他们在稳固草原基本盘的基础上，以抵制汉化为前提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扩张，建立了辽阔的帝国，汉化于他们而言是毒药也是蜜糖，最后他们的选择是做做表面功夫，然后在各种矛盾割裂还有权利失衡中灭亡，最后他们的制度延续，还让明初还有清朝的中央集权达到封建社会顶峰。
元朝为什么崛起那么快?扩张那么强?在政治上有什么变革产生吗?
清朝的入关,赶上了,明朝的腐败,无良的汉奸,内乱的横行,外战的屡败.rn元朝的产生,完全是一军突起.感觉只有周围势力的打压,而无外力相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对汉人的刑罚是残酷的，杀死一个汉人只需付一头驴的罚款。到了元朝，其刑法明文规定：蒙古人即使把第三等“汉人”和第四等的“南人”殴打致死，也只需“断罚出证”，并付罚款和埋葬费；而汉人/南人即使被殴打也不得反抗，而是只能向官府提告，若反抗而使蒙古人致死，则是死刑。
元朝作为一个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在经过对欧亚广大地区的征服后，在文化思想领域也主动或被动地吸收集合了多种文明长处，因此，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充满了“汉法”与“色目法”的主导地位之争。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 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元朝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可以说，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元朝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
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较少的王朝之一，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杂剧）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因此与宋代相比较，元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星辰的数量、历法等）；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元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代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元朝以及四大汗国等政权的产生，使13世纪之后的欧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东亚、中亚和西亚地区昔日林立的诸多政权顷刻间消失，欧洲的部分地区也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残酷的战争，剧烈的社会动荡，曾给欧亚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战争以及随之建立的蒙古政权，在客观上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蒙古族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如果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美丽的传说，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利亚、摩洛哥、高丽、不丹、尼泊尔、印度、波兰、匈牙利、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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