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怎么突然一下子，权力不在中央政府，而在地方了

东汉末年，朝廷给人的印象总是孱弱不堪，任人宰割。可真实的历史中，东汉中央政府军镇压黄巾起义，战绩实际相当辉煌，称得上骁勇善战。但在后来的乱世之中，这支勇猛的军队怎么变成悄然消失了呢？

骁勇之师，不到一年，剿灭黄巾主力

184年二月，黄巾大起义爆发，声势非常浩大，不到一个月，全国七州二十八郡都发生了战事（东汉总共十三州）。

汉灵帝任命何进为大将军，加强洛阳周边守卫，置八关都尉（八关都是洛阳周边的要隘）。同时，“发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讨颍川黄巾”。

剿灭黄巾的战事主要分三个战场展开：北部战场以冀州为主（张角、张梁、张宝兄弟）、中部战场以颍川为主（波才、彭脱）、南部战场以南阳为主（先后是张曼成、赵弘、韩忠）。

中部战场：

颍川率先搞定。虽然开局不顺，皇甫嵩被迫进驻长社（地名）固守，但很快皇甫嵩抓住战机，反守为攻。五月，大败黄巾军，斩杀数万人。皇甫嵩被封为都乡侯。

随后，皇甫嵩、朱儁乘胜进攻汝南郡和陈国的黄巾军，打败波才、彭脱。皇甫嵩上书报告战况，将功劳归于朱儁。于是朝廷进封朱儁为西乡侯。汉灵帝下诏，命令皇甫嵩讨伐东郡的黄巾军，朱儁讨伐南阳的黄巾军。

八月，皇甫嵩与黄巾军在苍亭大战，俘虏黄巾军将领卜巳。至此，中部三郡（颍川、汝南、东郡）的叛乱全部平定。

北部战场：

北部战场是平定黄巾的主战场。一开始，北部战场的主将是卢植，他屡次击败张角，将张角包围在广宗县城。中央军的进攻有点小曲折，先是卢植被宦官诬蔑（左丰诬其消极进攻）下狱，由董卓接替，董卓进展不力，又被皇甫嵩替换（当时皇甫嵩已平定中部战场的黄巾军），最终在十月，政府中央军一举攻破广宗，黄巾军大败。

此役之中，黄巾匪首张梁被斩首，黄巾军三万多人被杀，约五万人被逼跳入河中淹死。匪首张角（张梁、张宝的哥哥）在此之前已经病故，他的棺材被剖开，乱刀碎尸，头颅被送到洛阳。十一月，皇甫嵩又在下曲阳击败张角的幼弟张宝，张宝被斩杀，黄巾军被杀、被俘共十余万人。汉灵帝提拔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兼冀州牧，并封为槐里侯。至此，北部战场的黄巾主力也被消灭干净。

南部战场：

南部战场的黄巾主将名叫张曼成，他势力鼎盛时，驻军宛城城下一百多天。六月，南阳太守秦颉进攻黄巾军，斩杀张曼成。张曼成被杀后，所余部众又拥立赵弘为统帅，人数再度扩大，达到十余万，攻占了宛城。

朱儁在平定颍川黄巾之后，接受汉灵帝指派，转而对付南部战场的黄巾军。朱儁与荆州刺史徐璆等率军联合包围宛城，从六月攻至八月，一直未能攻克。朝廷有人要求将朱儁调回，被司空张温劝阻。朱儁不负众望，果然不久发动进攻，斩杀赵弘。

赵弘死后，黄巾再次由韩忠统帅，卷土重来，占据宛城抗拒朱儁。朱儁使了一招“声东击西”，让士兵们敲着军鼓进攻宛城西南角，黄巾军全都赶赴该处抵御，朱儁却亲率精兵袭击宛城的东北角，登上城墙而入。韩忠惊慌失措，要求投降。朱儁不准投降，坚决消灭，以震慑天下黄巾反贼。

韩忠被杀后，剩下的黄巾军又推举孙夏为统帅，再次占领宛城。朱儁发起猛攻，手下司马（官职）孙坚率领部下首先登上城墙。宛城城破后，孙夏逃走，朱儁追至西鄂县的精山，再次击溃黄巾军，斩杀一万余人。至此，南部战场的战事也基本结束，中央军大获全胜。

以上东汉政府中央军的辉煌战绩，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都有详细记载。

东汉政府中央军虽然人数少于黄巾军，但战术素养显然高于黄巾军，而且中央军主要将领“三巨头”（皇甫嵩、朱儁、卢植）善于兵法，不和黄巾军拼消耗，多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不到一年时间，基本平定大规模的黄巾起义。

起义余波不断，地方派增权，中央军势弱

黄巾大起义虽被东汉朝廷镇压，但整个王朝的稳定性被严重破坏，各地不断发生中小叛乱，势力大的二三万人，势力小的也有六七千人，张燕率领的黑山贼，甚至号称“从者百万”。

在此情况下，为了有效镇压起义，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三月，灵帝接受太常刘焉（后来的益州牧、刘璋的父亲）的建议，将部分刺史改为州牧，由宗室或重臣担任，让其拥有地方军、政之权，以便加强地方政权的实力，更易控制地方，有效进剿黄巾残部。

这招的好处是权力下放了，地方大员可以自己组建军队，就近镇压农民起义，军队的军饷、粮饷也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有点类似清朝对付太平天国的地方团练），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这对于风雨飘摇中的东汉朝廷来说，无疑是“速效救心丸”。

这样做的坏处，同样是致命的。地方势力拥兵自重之后，东汉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弱。即使连刘氏宗亲都打起了小算盘，刘焉、刘表、刘虞都没有在皇帝危难时，将勤王救驾放在首要来考虑。

“三巨头”的政治不成熟，彻底葬送了中央军

董卓进京时，皇甫嵩当时统兵三万驻扎在扶风郡，京兆尹盖勋秘密与皇甫嵩商议讨伐董卓。但董卓同时也召皇甫嵩为城门校尉、召盖勋为议郎。长史梁衍也劝皇甫嵩起兵抗拒董卓，皇甫嵩仍是不听，居然选择了回到洛阳。皇甫嵩一到洛阳，果不其然，董卓立刻安排人罗织罪名，将皇甫嵩下狱，幸得皇甫嵩儿子上下奔走，才留下皇甫嵩一条命。这样，皇甫嵩这支中央军就群龙无首，估计是被董卓吃掉了（董卓的西凉军，也是中央军，曾经和皇甫嵩的部队一起，镇压韩遂、马腾的西凉叛乱）。

两汉时，被辟除者尚算国家官吏，而东汉中后期，公卿牧守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纷纷利用手中的辟除之权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投靠权势。正如《东汉会要·选举》中所说：“名公巨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秉为重。”被辟除者对辟主感恩戴德，辟主则利用被辟除者扩大个人政治力量；辟主成了被辟除者的主人，被辟除者则变成唯辟主之命是从的私属。于是，逐渐发展成类似君臣关系的集团，促成地方势力的极度膨胀，从而为分裂割据培植了温床，进而导致了东汉末年中央集权力量的四分五裂。

何进掌握朝政大权后，先后招揽天下名士二十余人入他的幕府。这其中有：袁绍、伍孚、荀爽、荀攸、陈寔、郑泰、王允、华歆、孔融、申屠璠、王谦、刘表、王匡、鲍信、蒯越、陈琳、郑玄、何颙、边让、董扶……许多汉末风云人物成为大将军府中的座上宾，一时间何进手下人才济济，蔚为大观。

悲催的是，这些名士吃何进的、喝何进的，却不怎么在乎何进的感受。在士人眼中，何进永远只是一个屠家子。位尊权重的何进希望与王谦结为儿女亲家，哪知却被王谦一口回绝。王谦是山阳高平(今山东济宁）人，祖父王龚曾任顺帝朝太尉。父亲王畅在灵帝登基之初担任过司空之职，他的儿子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按道理，做为何进的僚属，与大将军结姻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王谦却对此嗤之以鼻。此事给何进心底造成的伤害，至少也有上万点。

不只是士人不看好他，就连寻常百姓也对这个屠家子的执政能力表示怀疑。南阳何家除了在猪肉价格坚挺的时候大发横财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在世人面前炫耀的资本。何进除了有一个异母妹妹入宫受宠成为皇后，从此平步青云，做了大将军、封了侯，有权有势之外，本是个难以担当大事的庸才。

如何为生猪注水或者是何进的拿手绝活，宰割天下他则是“杀猪捅屁眼——外行一个”！

何皇后的宫内事情可以交由宦官去打理，何进在宫外处理繁杂的政务就显得力不从心。让一个屠家子去日理万机，委实是有点强人所难。做官与作猪倌的差别太过巨大，何进没有料到管理人远比管理猪要困难万分，面对着如山的公文政务他从心底打怵。

因此，尽管王谦之流对他不假辞色，何进仍对待士人如初恋。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对于其中一些德高望重者，何进也放低身段装出一派尊老敬贤的模样。他特意为郑玄设“几杖”，行敬老之礼。（几案与手杖，以供老年人平时靠身和走路时扶持之用，故古以赐几杖为敬老之礼。《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

郑玄却并不领情，表现得非常不识抬举，人来就是给了何进天大的面子，至于在猪倌手下作官，还是算了吧。史载，“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

郑玄这样做，并不是担心“杀戮眼中尽名士，几人安稳到黄泉”，而是预感到天下将乱。他明白“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道理，最好的选择无过于——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身为儒学大家，郑玄深谙“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虽穷不处亡国之位，虽贫不食乱邦之粟。”的道理。

不只是硕儒郑玄有这种清晰的认识，就连普通农夫也看出了东汉覆亡之兆。

延熹年间（158～166），桓帝巡幸云梦。地方百姓争相观看皇帝龙颜（去动物园看猴还得花钱），唯独一个老农在田间耕作不辍。事情引起了时任尚书郎的张温注意，他特意上前向这位老农询问究竟。

老农说出一连串惊世骇俗的话，当场就雷倒了他；

“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事天子邪？”

这位老农民实话实话：立天子没有必要，皇帝就是个事妈！事情和哪有交警，哪里的交通就阻塞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