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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特色的宋朝文化（一）

时间: 2021-12-04 11:31:16 | 作者：龙江秋月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11次

独具特色的宋朝文化（一）

宋元在建国初期，统治者都采取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有利于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宋朝虽然在对外御敌上软弱无能，屡战屡败，出现割地纳币求和的被动局面，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其物质文明已经相当发达。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城市商业的发展都出现繁荣的局面，海外贸易不断拓展，这为宋代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社会大动乱，加速了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他们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宋朝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元朝统一后，全面推行“遵用汉法”的文教政策，继续传承宋代理学，虽然创新较少，但在哲学和宗教等文化上也取得一定成就。

在哲学上，两宋时期取得最大成就就是创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新的儒学体系——“理学”。“理学”又称“道学”或“宋学”，它是以儒学为主体，以“理”为宇宙最高本位，将佛家和道家的思想渗透到儒家教化思想中去的理论体系。“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哲学思想的又一次飞跃，对宋代的文学、史学创作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影响主导着整个社会人文教化的进程。

理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是周敦颐。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原名敦实，别称“濂溪先生”， 湖南道州(今湖南道县)人，北宋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北宋五子之一。在《太极图说》中，他认为宇宙的本源是太极。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说明太极的动和静产生出阴阳，阴阳二气交相作用而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即“五行”或“五气”。再由“五行”繁衍出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同时，他又认为：“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可见，他主张“无欲故静”的道理。周敦颐对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以及封建人伦道德等做出了系统的阐析，以此来构筑他的理学体系，成为理学后来者的方向。

在理学发展上做出重要贡献的是程颢和程颐两兄弟。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也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是程颢的胞弟。他们兄弟二人是河南洛阳人，都是周敦颐的学生，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世称“二程”。二程在哲学本体论上的核心思想是“理”或“天理”。他们提出“天者，理也”和“惟理为实”的观点，认为“理”是万物的终极本体，是永恒存在的精神实体。并把“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这些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都看成是“天理”的体现。他们把“理”当作人的最高道德准则，强调了“理”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

因此，在人性论上，二程认为“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二程遗书》卷15），主张“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二程遗书》卷24）的观点。二程在认识论上，鼓吹唯心主义先验论。他们主张格物就是穷理，只有穷理才能致知，认为一切知识“皆出于天”，真正的知识、才能是人头脑里固有的，而不是通过实践获得的。并说：“人心莫不有知”（《二程遗书》卷11），“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二程遗书》卷25）说明二程的哲学认识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先验论之上的，他们的学说以“穷理”为主，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目的在于“去人欲，存天理”。

可见，二程的理学体系和思想反映了北宋理学的基本轮廓，为南宋朱熹创建严密的理学理论体系和思想作了铺垫，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及社会人文教化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既产生积极的作用，又产生消极的影响。特别是程颐把《周易》“从一而终”的思想拓展为“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22）的说教，对封建社会后期的妇女危害极大，许多妇女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所以，清朝戴震道出了“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的天机。

南宋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世称“朱文公”，祖籍江西婺源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儒学集大成者，闽学代表人物，其学术思想被尊奉为官学，与孔子并提，尊称为“朱子”。朱熹是理学大师杨时的得意弟子，杨时号龟山，福建将乐人，曾师从河南洛学宗师二程兄弟，所以杨时被称为“洛闽中枢”，对洛学和闽学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后人称他为“闽学鼻祖”。

朱熹对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北宋五子”提出的理学思想进行系统的创造性的归纳总结，最终完成了理学的理论架构，形成了具有严密思辨结构的新儒学体系。因此，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自孔子以后最具影响力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语录、文集和一些专著被后人编辑为《朱子语类》、《晦庵文集》、《朱子遗书》等。

朱熹理学的思想体系是以伦理为核心，融合儒道佛为一体。他认为“理”是万物生成的本源，“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理在气先，气在理中。在《朱子文集》中，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朱子语类》卷一）在同一事物中，朱熹认为理与气是同时存在、密不可分的。他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朱子语类》卷一）他认为理是永恒存在于每一个事物中，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理。不同的事物之所以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秉承了不同的“气”。他说：“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消，如珠在浊水中。”（《朱子语类》卷四）说明了产生圣贤之人与污浊之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禀气”的不同。

同时，朱子也充分肯定了二程“性即理也”的观点。朱子又把儒家的伦理论与道家的宇宙论统一起来，上升为理的本体，以此来论证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他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这理。”（《朱子语类》卷十）又说：“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朱子语类》卷二十四）朱子的观点迎合封建统治者的心意，所以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

总之，朱子的理学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人文教化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但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思辨水平，而且对日本等亚洲各国的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南宋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陆九渊。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象山，江西金溪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心学” 的开山之祖。他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因其山形如象，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他提出“心即理也”的主张，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他说：“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语录》）因此，他要求人们应当加强“存仁心，去贪欲”的道德修炼，只要修炼回归到人的“本善之心”，那么“虽在贫贱患难中，心自享通，正人达者观之，即是福德。”（《象山全集》23卷《荆门军上元设厅讲义》）强调了“心即理”，善恶皆在人心的道理。他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全集》20卷《杂说》）反映了他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1176年，南宋两大哲学家陆九渊和朱熹在江西信州（上饶）的鹅湖寺进行一场大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陆九渊进一步阐明他“尊德性”和“发明本心”的先验论思想。他认为“心即理”是永恒不变的，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所以，他认为治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尊德性”和“发明本心”，不必通过读书向外求取。朱熹坚持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主张通过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引导内心的良知，也就是“道问学”。并且，朱熹认为封建伦理纲常是客观存在的天理，而陆九渊却认为封建伦理纲常是人人所固有的“本心”。 陆九渊指责朱熹的学术思想“支离”，朱熹讥讽陆九渊的学术思想是“禅学”，两派学术见解争论不休，很难一致，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或“鹅湖大辩论”。

辩论归辩论，他们二人之间的友谊却十分深厚，仍然书信往来不断。1181年，陆九渊在南康造访朱熹，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习。陆九渊讲《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听者都十分感动，至有泣下者，朱熹也当即离座向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陆九渊年谱》）后朱熹又请陆九渊书写讲义，将讲义刻于石以作纪念。总之，他们之间的争论是主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内部的辩论，在否认世界本源的物质性上二人又是一致的。

两宋时期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张载、王安石、陈亮和叶适。

张载（1020-1077），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后迁到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被尊称“横渠先生”。他提出著名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教化思想。他既是理学支脉“关学”的创始人，又是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坚守者。他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世间存在的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的。他说“大虚即气”，肯定“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由于“气”的聚散变化，形成万物。他著作有《正蒙》、《经学理窟》、《易说》等。他在《正蒙·太和》中说：“气聚，则离明得而有形；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说明“气”的“浮、升、动”之性都是阳性，而“沉、降、静”之性都是阴性。所以“气”永远都是在聚散之中，气聚则万物成，气散则万物亡。又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阐明了气、太虚（宇宙）和万物之间的关系，说明一切存在物皆是由物质之“气”产生的。

因此，他认为圣明之人因为已洞悉宇宙之本源，所以能从宇宙观来理解人的生死观，从而抱持“生无所得，死无所丧”的人生态度，既不追求佛家幸福的来世，也不追求道家长生不老的现世。说明圣贤之人尽力追求的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正常生活过程。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气凝聚而成的，人同样如此。因此，气的本性即人的本性，阴阳二气有清有浊。人性是由阴阳二气和宇宙本性（天地之性）构合而成。天地之性是人的善性，而阴阳二气之性因为有清有浊，是人的气质之性，善恶兼有。所以，在现实社会中，人常常会被气质之性中的恶性所蒙蔽，而产生无限制的贪欲之念。因此，人要不断地进行修炼反省，以制人欲，达到变化“气质”为目的，变“气质之性”为“天地之性”，以实现从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的飞越，也就是达到天地无私的境界，这样就将人性与天地之性相互通融，使理学本体论的建构获得了宇宙论的理论支撑，有别于唯心主义的理学思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元气），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道”分化出来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构成的，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的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同时，他认为事物是运动变化的，而不是静止不动的。他说：“尚变者天道也”（《临川集》63卷《河图洛书义》），又说“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长编》卷269页）。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并且每个事物都存在矛盾对立的双方，从而推动着事物不断向前发展。他还提出“新故相除”的辩证观点，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并用这一观点来考察当时社会人心变化问题，阐明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作为他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

此外，王安石在文学上也取得较高成就。他的散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他的短文短小精悍、简洁峻切，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学杜得其瘦硬”，善于说理和修辞。晚年，他的诗风深婉不迫、含蓄深沉，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如《泊船瓜洲》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他留存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原名汝能，后改名陈亮，号龙川，人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南宋思想家、文学家、诗人，著有《龙川文集》（《陈亮集》）、《龙川词》。他是“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合称为“浙东学派”。以及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江西学派”成为南宋几大重要学派。陈亮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物”。他说：“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陈亮集》10卷《经书发题》）说明“物”才是客观真实存在的，任何道理法则都不能离开“物”而谈道说理。因此，他对理学家把“道”看成是脱离“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本体论持否定态度。他说：“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陈亮集》19卷《与应仲实》）表明“道在物中，理在事中”的唯物观，与朱子“理在事先，道在物先”的唯心观相对立。

在天理人欲、义利及王霸之辩中，陈亮认为，“天理就在人欲之中，人欲适度就是天理”，“天理”和“人欲”不是绝对对立的，“人欲”和“人性”是统一的，所以，他反对朱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同时，“义”和“利”或“天理”和“人欲”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是相互依存的。他主张在“义”的前提下去获“利”，在“天理”的基础上去满足“人欲”。利是义中之利，人欲是天理之中之人欲。若脱离了义去逐利，那就是唯利是图；若离开了天理去满足人欲，那就是纵欲。因此，“义”和“利”是处于既矛盾又统一的状态之中。在王霸关系上，陈亮反对“尊王道、贱霸道”，主张王道与霸道的统一。他认为，霸道原本来于王道，王道之中也夹杂着霸道，霸道之中又体现着王道，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历代统治者都是将王道与霸道兼容在执政之中，所不同的只是有所偏重而已。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居士，世称水心先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永嘉学派集大成者。他主张世界是物质性的，认为理只能是“物之理”。他说：“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叶适集·水心别集》5卷《进卷·诗》）说明物存在的地方就是道存在的地方。所以“道虽广大，终归于物”，“道”是不能离开“物”而存在的。同时，“非知物者不能至道”（《习学记言序目》47卷《皇朝文鉴·四言诗》）说明不了解事物也就不能认识它的道和理。在认识论上，他强调对真理性的认识应当以客观对象为标准和依据。在功利关系上，他认为“仁义”和“功利”是统一的，谋利而不自私其利，计功而不自居其功，这便体现了仁义。若绝对否定功利，那么谈仁义也就毫无现实说服力。

叶适一生重教兴学，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叶适罢职还乡后，曾经寓居在台州、黄岩、温岭一带办学授业，培养出像陈耆卿、吴子良、丁希亮等许多名士，对当时台州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叶适著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纪言序目》。总之，陈亮、叶适功利主义哲学思想正好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元朝统治时期，在哲学和宗教上也取得一定成就。1235年，南宋理学家赵复被蒙古军俘虏到燕京（今北京），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后来元世祖在燕京设立太极书院，专门请他讲授程朱理学，培养了一大批理学人才。理学思想开始在北方广泛传播。许衡、刘固、吴澄三人为当时三大理学家。他们的理学思想主要是继承宋代理学，创新较少。特别是他们将“三纲五常”看作永恒不变的教条，具有局限性。因此，新儒学（理学）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官方哲学，在元朝时，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从州县的学校教育到朝廷的考试，都以朱熹对孔孟经典著作的注释为准，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学子们必读的圣经。

在元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理学的同时，也出现了像邓牧这样极力反对理学，反对佛道的思想家。邓牧（1246-1306），字牧心，号文行，世称“文行先生”，自号“三教外人”，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灭亡后，邓牧隐居在余杭大涤山中的洞宵宫，终身不仕不娶，著有《伯牙琴》、《洞霄图志》。在《伯牙琴》中，他多次提到 “道 ”，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将对道的理解和对社会政治及人生的思考结合起来，其目的是试图解决宋元之际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同时在书中，他对暴君酷吏进行猛烈抨击，并大胆指出，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大小官吏是吃人的豺狼。邓牧这种无君无臣的民主思想，是对理学的全盘否定和批判。他的乌托邦思想虽然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但这种反对官僚特权，主张人人平等的民主意识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

在生死观上，邓牧认为，生死都是天地万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他说：“天地者，万物所同有也，自古及今，几何百千岁，其阅万物亦多矣，计万物之在天地间，随世随化乃如剑首一吷子。”（《伯牙琴》）说明世间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人的生命的长短是自然发展的必然规律，与人的身份地位的高低和贫富无关。他说：“一死一生瞬息间耳，其不相知又若是，晋人去我千岁矣不知我决矣。我去晋人亦千岁矣不知晋人审矣。” 又说：“以地观之，越不知杭，杭不知越：以人观之，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以世观之，古不知今，今不知古。”（《伯牙琴》）可见，邓牧的生死观，是道家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宗教上，元朝统治者信奉传统的萨蛮教，同时对其他的各种宗教，只要不危及其统治，都采取宽容包容和保护利用的态度。在元大都，各种宗教相互并存，各自传教。当时佛教中最盛行的是喇嘛教。它是佛教传入西藏后和当地的本教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教派。元朝历代皇帝和后妃都尊喇嘛为帝师，并亲自受戒。喇嘛教的经书是由《甘珠尔》和《丹珠尔》组成，在世界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佛教丛书。《丹珠尔》主要内容包括：声明（语言文字学）、工巧明（工艺、技术、天文、历算）、医方明（医药学）、因明（逻辑学）、内明（哲学、心理学）等五明典籍，是西藏重要的文献资料。

道教在元代也有很大的发展，主要有张天师的嫡系正一教、全真教、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教派。而当时全真教的势力最大，教主丘处机（长春真人）曾应成吉思汗之召出游中亚等地，其弟子李志常据实撰写《长春真人西游记》，这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史料。此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元代也有所传播。

文章标题: 独具特色的宋朝文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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