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东吴以来，南方政权总是把首都建在南京而非江汉一带

首先不要迷信“长江天险”，凡是迷信这个想打波团战翻身把歌唱的最后基本都团灭了。长江从来都是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而非第一道防线来使用的。

长江

究其原因是因为长江缺乏纵深防御空间，而防线又太长，想守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定都东南的割据政权都会死命磕淮泗一带，谋求更多的纵深。一旦北军南下，首先就得想办法过沂沭泗，过完沂沭泗，还有淮泗重镇在等着，过完淮泗重镇，还有淮水等着。千辛万苦过了淮水，人家早就在江北等着你打决战了。就算不想打决战，这些空间能换取的时间也足够外交了，要么在背后找盟友捅刀子，再不济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活动来求和。

湖北位置

所以湖北虽然号称“九省通衢”，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交通是方便，进攻也方便，被打同样也方便，还很容易被附近群殴。今天东边来打一波，明天西边来打一波，后天北边又来打一波，而且关键问题是都不好守，还缺乏纵深，一旦一个地方出了问题被长驱直入指日可待。疲于奔命能求生存就很不错了，再想谋发展明显就想得有些多。至于结盟什么的就别说了，二爷棺材板压不住了。但是还是有割据政权在湖北定都的，可是为什么没有发展成大一统王朝呢？因为在湖北定都的割据政权，都死了。

武汉

如果不是割据政权是大一统政权的话，首先人口就不合格，其次开发程度隋唐以前比不过关中、洛阳，隋唐以后比不过东南。然后就是运输问题。“苏湖熟，天下足”，苏湖指的不是江苏和湖广，是苏州湖州这一块。如果定都在湖北，逆流而上运粮是个问题，然后全国人口最多或者赋税最多的地方也不在眼皮底下，那么为什么放着现场的好地方不用去开发一个新地方？

南京

总结一下，割据政权可以在湖北定都，但是都没能发展成大一统王朝，如果它们能撑到统一或许会出于某些方面的考虑会定都湖北，可是它们都团灭了。所以湖北没有作为开国首都的历史。

而大一统王朝没有必要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迁都到湖北进行开发。

1.自然地理条件。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江面宽阔，水流减缓。南背黄山山系，北依淮河平原。在整个长江下游，是面积广大，地形开阔。作为水上交通的枢纽地位，很早就已经奠定。

这些有利于居住生活，对人口增长有较大的容纳量。这些是南京未来发展的自然条件！

2.历史积淀。120万年前有人生活，具有7000年文明史。春秋楚国，后来吴国都在此建立城镇。为后来发展积累基础。特别三国东吴更使南京发展到新的历史高度，长期作为与蜀汉、曹魏对峙的军事、政治与宗教文化中心。从其统辖的地域，南昌，合肥，扬州，苏州等地出土漆器看，其文明水平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而大量漆器多来自西蜀，从另一方面表明南京在江南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3.五胡乱华后，“冠冕南迁”，南京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五胡乱华的时间一般从西晋灭亡的316年开始算起，一直到鲜卑北魏统一北方的439年）。

北方汉族贵族、富豪与士大夫等带着大量金银宝器，典章书简，来到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不仅刺激了当地经济开发，更大幅度增强了文化实力。这不仅对南京，进而对整个江南此后1500多年的发展都起了巨大促进作用，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后来隋唐统一全国后，对南朝文化的吸收，实际上是对汉文化的回归。

梁武帝长子萧统选编的《昭明文选》成为南朝文化的优秀代表！南朝陵墓石刻，明显地呈现出江南细腻的地方色彩！

南朝宋齐梁陈，先后建国，延续的是汉文化及先秦文化。而佛教在梁的发展直接影响了隋唐帝国。

近代以来，中国门户被打开，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成为南京发展的窗口与援手。

因而，南京长期以来就是江南经济文化与军事中心。无论是分裂时期的小朝廷，还是统一后的民国政府，都选择南京作为首都是不二之选！

孙权一定要把首都放在荆州伏击的武昌，舍弃原先的根据地建业，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东吴地理格局与自身政权的属性造成的。去武昌看似危险，实际上对孙权本人是最为有利的。

孙权在正式称帝之前，家族已经在江东地区经营了1-2代人的时间。虽然如此，但他的政权属性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来户。家族本来自于荆楚以南的长沙，获得政治威望是在中原的洛阳。主要的部队早期是长沙附近的，后来则是孙策追随袁术时期在江北-淮南地区招募的。

孙策正是依靠江北人为主的部队，拿下了江东地区，主要是吴郡一带。所以，孙权继承的也是一个江北人出兵-江南人出钱的二元混合政权。江东大族们是被征服者，但也默认了江北部队保护自己安全的事实。孙权则是江北集团的代表人物，必须首先考虑麾下军功集团的利益，还要兼顾江东大族们的事情。如果平衡不好，那么就会失去根基。从赤壁前的摇摆就能看出，江东大族不配合，他的军事集团就没有抵抗下去的希望。这样的情况在后来的永嘉之乱和衣冠南渡时期，又上演过一回。

另一个因素就是长江流域本身的格局问题。不要看历史上有很多立足东南的政权，实际上他们都是完全依赖农业产出的非海洋性国家。恰巧南方主要产粮区就分布在长江沿岸的有限平原上，所以沿江防御的重要性远超利用山峦地势的层层阻击。加上隋唐前的南方，开发力度非常有限，大量非编户齐民人口还以原先的部族结构生活在山区。这就让孙权的东吴格外需要计较长江南岸的每一寸土地。

也由于这一的格局设定，长江水战中控制上游的一方有巨大优势。在有限的江面作战，顺流而下是巨大的气候加成。历史上的很多北方朝代南下，其实都是用这办法来抵消南方人的水战优势。孙权即便是没有能力攻入巴蜀，也需要在自己的主要经济生产区之外，设立一个缓冲防御支点。荆州的意义就是如此。可以说当地对东吴的利害关系，远超蜀汉和曹魏。

结合以上两点来看，就不难理解孙权的用意。他首先需要在荆州设立强大的军事防御力量，保护自己的江东领地。为此不惜将自己的总部也搬到前线位置，以便更好的做出决策。否则弱对手发展出成规模的水军，阶段长江东西流向的通信，那么下游的政权将非常吃亏。原先的总部设在建业而不是更繁华的江东核心苏州，就是这样用意。

另外，由于自己和强制迁徙的豪族附庸一起到了新的地方，就削弱了江东大族们对自己的节制能力。像鲁肃、张昭这样的江东本地名人，在建业还可以和地方上遥相呼应。到了西边的武昌，就身份转变为君主带来的职业官吏，没有以前的地方号召力。这对于想要加强个人控制力的孙权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