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与儒家思想有没有背道而驰的方面

儒家思想在现当代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亲相爱的关系,而不是尔虞我诈或互相掠夺或残杀的关系——孔子讲“仁者爱人”,英国大师沙士比亚一生用得最多的单词就是“爱”——由此可知不管是东方或者西方,相亲相爱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和美好愿望.这种主流和愿望对于我们当今要构建和谐社会显然有无比可贵的借鉴意义和发挥作用（这方面别人已经有许多论述,在此就从简）.
第二,儒家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养成一种高尚的情操.这种情操很简单、易于通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不可捉摸的情操,它就是以清贫的生活来度过一生.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是.”按照现在理解的意思是,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小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那穷苦的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自有的快乐,颜回是多么有修养啊!这就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和修养,它不是以豪华生活为背景和目的.它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生存哲学,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要有一种高尚的情操,要以平淡的生活为乐.孔子还在《论语·雍也》中讲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凡是聪明人,以水为乐；凡是仁爱的人,以山为乐.因此,我们以什么为最好的高风亮节呢?不是在豪华的都市之中,不是住高楼大厦,而是在山水之中有自然之乐趣,它表现出了一种高尚的情操,能安于清贫,过简单的生活,不是无止境的去追求奢侈的生活.
第三,儒家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养成一种宽广的胸怀.我们胸怀要宽广,要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讲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孔子认为,作为有道义、有学问的君子来讲,要做到胸怀坦荡,有什么就说什么,心地平坦宽广,决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见识短浅的人常常为一些很小的事情感到局促不安,经常为一点蝇头小利纠缠不清,一年四季郁郁寡欢没有笑容,感觉好像有许多忘不掉的烦恼和悲苦.其实,很多为琐碎小事烦恼的人应该从具体的事务中挣脱出来,拥有愉悦的心境和雍容的气度就非常和谐乐观了.
第四,儒家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养成一种正确的富贵观.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讲过：“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孔子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也应该富贵,但前提必须是符合道义.如果这个富贵是不义的,对于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没有任何意义.他还在《论语·述而》中讲：“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孙,宁固!”意思是说,奢侈豪华就显得骄傲,而太省吃俭用就显得很寒酸.如果把骄傲与寒酸比较起来,谁是谁非?他说,我宁可寒酸.这种富贵观,很朴实,很实在.这个观点,孔子在其他地方也讲到,如《论语·述而》中有：“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这里讲求一个度,超过了一种度,就有损害或是太奢侈.作为君子要能安于贫穷,能心平气和就好了.《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这话我们可以看出,君子懂得什么是道义、正义,而小人往往只顾眼前的利益,只晓得赚钱,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也就在这些地方.实际上,君子并不排斥钱财,他只是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然,小人牟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择手段来牟取钱财,甚至牺牲他人的利益、乃至生命,便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富,但应采取正当手段来获得财富,而不是采取非法手段获利.诗圣杜甫有“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的诗句,他并没有反对富贵,但富贵从什么地方来,必定从“勤苦”和“刻苦”中来.这些质朴的话语,确实是金玉良言,道出了有史以来该怎样对待财富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孔子的这些观点非常深刻,抛弃了十分可惜.孔子还说：“仁者寿,贪者夭”,意思是说,能爱人的人才会长寿,贪婪的人多不长寿.贪官污吏那也只有死得早了!
第五,儒家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养成一种精益求精的思想.也就是说要活到老学到老,一直钻研到底,把追求学问作为追求人生理想的重要目标.《论语·述而》子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段话是说他的为人,用功便忘记吃饭,快乐便忘记忧愁,不晓得衰老会到来,他的为人如此罢了!我们现在能这样发愤忘食的人太少了!但与此相反的是很多人退休了还在读书,还在写文章,这就是一种追求,也可以叫“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吧!
第六,儒家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养成与人为善、和睦相处、共创大业的团结精神.现在很多单位同事之间彼此闹得四分五裂、很不团结,关系处得很僵.其实很早孔子在《论语·颜渊》中就讲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作为君子,要以文章,以学问会朋友,用朋友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大家在一起,是为了一份事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指出来就行了,这样才能使自己能更好的前进.如果把相亲相爱,共创大业的精神落实到每一个单位,每一所学校,仁者爱人的氛围就能形成,我们的大业也就会飞跃发展——成功!
第七,儒家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一种谦虚谨慎、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现在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在没有当官的时候,一切与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一旦为官,眼睛就长到额头上去了,他眼里只知往上看,忘掉了谦虚谨慎和两眼向下的思想态度.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几个人在一起,总有一个是我的老师.这也告诉我们做人要懂得谦虚.在当今社会中,我们需要的人就是要能两眼向下,能关心民众疾苦的、关心人文、人本的仁者.真正的学问是在民众之中的,任何时候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即使高官也不能脱离群众.其实很多一般百姓表现出来的优良品德,是许多当官的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任何人都还是两眼向下为好吧!
第八,儒家思想能帮助我们形成一种好的学习方法.老师对不同的学生,要施以不同的教育.孔子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就是“因材施教”：一个班五、六十个人,他们是不同类型的学生,对于这个庞杂的群体,要根据学生各自特有的兴趣和能力,施以不同的教育,争取让每个学生的潜力得到最大的发掘.孔子就把学生分成四类：文学类、哲学类、政治类、语言类,然后根据每个人的喜好施教.有的人喜欢文学(典籍、文献),比如子夏、子游；有人道德很好,如冉伯牛,就去做类似于现在的政治辅导员工作；有的人会做官,比如冉有,就去学政治；有的对言语感兴趣,比如子贡、宰我,就去学语言.孔子还告诉我们,教育要循序渐进,要做到“温故而知新”.还有就是启发式教学方法,孔子讲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出来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东方,他却不能由此推知西南北三方,便不再教他了!还有就是要启发学生多闻、多思、多想.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不思考等于白学,只是思考而不善于学习就是很危险的事情.当然,方法是多样的,老师可以灵活运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九,儒家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树立一种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讲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实事求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反对虚妄和浮夸.如果我们用这个观点来衡量现在的为人处世,就会发现很很多事情没有做到这一点.现在有很多杂志,什么《求实》、《求是》、《探索》等等,实际上也就是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现在很多干部的工作脱离实际,没有深入一线进行考察和调研,这与事实求是的意旨是背道而驰的.
第十,儒家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树立崇高的美学思想.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尽美矣,又尽善也’——“尽美矣,未尽善也”,这种美学思想很简单,就是要大家明白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一件事情可以达到尽美,可以达到尽善,也可以达到尽善尽美.孔子又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好的事情可以助之,坏的事情要及时阻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做美的事情少了,做丑的事情多了.要达到“尽善尽美”那就更难了!
第十一,儒家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一种重视实践的思想.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孔子说的意思是若叫我们谈学问,滔滔不绝,谁也没什么了不起；但说到躬行,在生活中做一个君子,我却做不到.他实际上是说,书本上的知识和生活有一定差距,书本学问和实践学问是两回事.我们应该注重书本知识,但更应该注重把这些知识用于实践.实际上,现在我国与外国相比,外国的一大优势就是他们更注重把知识用于实践,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缺乏大量的实践性技术人才.实践出真知,真正好的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
第十二,儒家思想在国外影响深远.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中国有两个,一是孔子,一是屈原.这两个人对全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在国内,我们却一度把他们妖魔化了,到处宣扬他们的不是.当然,儒家思想也有不是之处,因为它毕竟是2000多年前的思想,有局限,但更多精华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把它们随便丢掉.2004年全世界评选最好的国家和居住地区,不是美国、也不是法国,而是新加坡.新加坡是全世界都向往的花园城市,一年四季鲜花遍地、绿草如茵.除了环境优美,待遇好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们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国教”,人人平等,相亲相爱,犯罪率低,是人类最美好的生活圣地,整个社会风气和谐宁静.孔子的思想在世界影响很大,不少国家都纷纷建立了孔子学院.比如2004年11月21日下午,韩国汉城江南区的一条繁华街道上,崭新的“汉城孔子学院”铜牌被挂在一座五层建筑的正门口.这是世界范围内正式挂牌的第一家“孔子学院”.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成立了欧洲第一家孔子学院,连贫穷的肯尼亚也成立了孔子学院.他们认为孔子的思想能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和富贵与贫贱的关系,使人的关系比较和谐.1988年1月全世界几十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齐集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个话是1988年说的,离现在有十多年了,但是它蕴涵的含义却值得人们永远深思!深思!

儒家思想简介

孔子是儒学的鼻祖，生活於春秋末期。他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对仁有许多解释，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

孟子是战国儒学的代表，被尊称为“亚圣”，地位仅次於孔子。孟子主张性本善，即人的善良是与生俱来的。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反对苛政，反对残暴的阶级统治，他还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的劳动时间，保障农民的利益。

荀子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他认为自然有自己的规律，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即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而利用它，造福人类，具有唯物主义思想。荀子还提出“学不可已”“青出於蓝而胜於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等主张。

西汉董仲舒对儒学加以改造，使之处於统治地位。他认为“天人感应”“君权神受”。自此，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上面的同学讲了那么多，我就简单些。孔子的儒家学说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好的地方。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中庸和礼道。
好的地方是他使中国的社会文明得到相当的发展，中国也正是借助着孔子的中庸之道才有如今的飞速发展。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也正是因为有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孔家思想中有好多很好的道理，为后世圣人所用如，“三人行，必有我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等。现在看来，仍是做人立身的榜样。
但孔子思想中有好对具有毒害人民思想的，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直到今天仍然在老一代人心中根深蒂固。而新一代的年轻人也多多少少受到影响。而它现在实际还是XXXX所利用的工具。它让人们知道等级之分，下级对上级要必恭必敬，小辈对长辈也要XXXX（想不到词用了）。实际上孔子的好多思想与现在世界主流思想——“平等”、“自由”，简直是背道而驰。

呵呵，好像不知不觉又说多了

楼下的同学来自曲阜？呵呵，你好运气，那里是我见过美女最多的地方呀。

http://www.zhzx.net.cn/teacher/teacherhome/wxm/kongjiao.htm

呃......过于......怎么说呢......看现在的中国吧......

祸国殃民！我来自孔子家乡！个人观点！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邓小平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学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这从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淫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而在西方，牛顿、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下世英国举行了国葬。新中国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遗风”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在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等，都是“轻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不少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纯粹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还能得到专门干事业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就认为，在中国办事，人际成本很高。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养生文化。上坟、建祠堂、续家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情因素，维持秩序主要靠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种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和法治精神。父亲偷东西，儿子应不应该告发，告发违反了孝，不告发违反了法。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这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进而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完会违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给人们灌输孔夫子主义；如不见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见效，就派军队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宽猛相济、恩威并举、软硬兼施。结果，导致国家调控社会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长期性，自我消解致乱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仍有很大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对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恶，骂他们是“乡愿”，是“德之贼也”。实际上，他们正是从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儿学来的。

　　“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使得变革很难进行；你若要提议在一间黑屋子上开个窗户，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大家肯定反对，最后，经过折中，大家就同意开窗户了。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确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观点，都要掺和在对前人著作的注释中；有的人自己写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传。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梁启超说，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读书人做的事就是写诗、作画、刻石头，为圣贤经书作注，这样既没有政治风险，同时又高雅，显得有才气。近代康有为想推动变法，打上孔子的旗号，写《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即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科技发明，如四大发明，但由于“重道轻器”，却不成体系，师傅传授技艺给徒弟，讲的是诀窍、悟性、灵气，而且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因女婿是外人。如遇师徒早逝，很容易失传，留给后人的是结果，无过程与工艺。多少年来，曹冲称象，仅仅作为一个聪明故事在流传，不像西方人，从洗澡体验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源、劳动力是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品牌、专利是外国的，我们挣的是血汗钱，给中国留下的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关键原因是中国缺乏科技创新，高、精、尖核心技术装备是外国的，外国一架波音飞机可抵得上一亿件中国衬衫。2008年，中国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万多件，其中50%以上来自外国公司。现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原创能力、集成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不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更要克服“重道轻器”的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科技思维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早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孔子的思想对儒家思想关生直接的影响，并因此而建立了儒家思想，后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
　　(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 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1）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不是的，这是一种很狭隘的说法。儒家思想应该是孔子创立，由后人发展逐渐完善形成的一直思想体系

孔子的思想不就是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