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1、 隋唐制度的渊源及李唐皇室的血统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曰:“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也。”陈氏认为隋唐制度有三个来源，其中（北）魏、（北）齐之源实承袭汉魏西晋东晋南朝前半期汉族文化，为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所采用，已融合南北、汉胡文化。其梁陈之源乃汉族文化经隋传之唐者。
　　
　　2、多民族融合对唐代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影响，唐王朝对兄弟民族之政策比较开放，且比较成功。岑仲勉《隋唐史》总结有四个特点:1.不强迫同化，只顺其自然。2.不掠取俘虏分散为奴婢。3.不使杂处通婚。4.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由信奉。这种自由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全国的安定团结，经济文化建设意义重大，其效果亦非常显著。

　　3、李唐王朝在用人上，对各族人员不分彼此，同样信任。诚如陈寅恪所言:“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 ④ 唐之开国，其兵力本兼府兵蕃将两类，而府兵“不堪攻战”，其主力实赖蕃将。其著名蕃将（如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人;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执失思力，突厥酋长;契苾何力，铁勒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黑齿常之，百济西部人;李谨行，人等）皆受太宗重用，战功卓著。玄宗时，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等皆以少数民族出身而任节度使，天宝后有李光弼、李正己、李宝臣、李抱玉、李光颜、李克用、王思礼、王镕、仆固怀恩、乌重胤、浑瑊等少数民族位兼将相。《北梦琐言》云:“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说明中唐以后，少数民族入相更为普遍。

　　4、少数民族人员出将入相，必然会对当时的政治以及社会心理产生重要影响。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很为青年人所发扬，许多诗人对尚武精神进行歌颂。

　　5、唐朝的政治思想比较宽松。李唐的这种文化背景，使他们在融合南北文化、各民族文化方面比较积极，亦比较通达。他们努力造成一种统一的和谐的思想文化局面，所以就容纳百家，并蓄兼收，不但传统的佛、儒、道思想受到同样尊重，而且对于自西域传入的景教、 祆 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也听任它们在国内传布。
　　
　　6、对传统礼教的突破。西晋以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深受胡风影响。唐兴以后，虽仍然以中国传统礼教治国，但时转世移，民风世俗不能不有所变化，很难再回复到魏晋以前。朱熹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⑤ 就指出了这种情况。

　　
　　7、对世俗民风的转移。《新唐书》卷八?太宗诸子条:“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陈寅恪云:“此突厥俗，见《通典·突厥传》首，太宗以突厥为宫工，故承乾习染其俗也。”李承乾作为皇子，爱好突厥语言、风俗，以致于极力摹仿。又《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载:“太尉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近服妖也。”长孙无忌是鲜卑族，是太宗李世民的小舅子，浑脱是胡物。长孙无忌戴少数民族风格的帽子并不为奇，但天下人都跟风效仿。又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载:“天宝初，贵族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衣之制度，衿袖窄小。”元稹《法曲篇》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白居易《时世妆》云:“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陈寅恪笺白诗曰:“乐天则取胡妆别为此篇以咏之。盖元和之时世妆，实有胡妆之因素也。凡所谓摩登之妆束，多受外族之影响，此乃古今之通例，而不须详证者。” ⑥ 其实，自北朝以来，男女衣饰多尚胡服窄袖，唐初犹尔，至开元后稍博 ⑦ 。向达先生研究敦煌壁画，谓自六朝至唐初，男女俱着胡服，即所谓裤褶，男衣短仅至膝，折襟翻领;女衣亦同而稍长，内面另有长裙，肩披肩巾，俱穿胡靴，足觇李唐一代服装趋向之转变 ⑧ 。总之，从唐初到中唐，少数民族妆束一直是引导新潮流者。

　　8、 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唐诗人
　　在大一统的多民族融合文化背景下的唐诗人有着区别于其他朝代的文人的特点。首先在民族构成上，很多著名诗人是少数民族出身，或者是汉化已久的少数民族，如白居易等。

陈寅恪简历

陈寅恪（1890年－－ 1969年10月7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陈三立为著名诗人，维新四公子之一，曾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席。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1902年随南京矿路学堂毕业的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陈师曾等人。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1925年3月归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战爆发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次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旋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后接任中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闭门治学。1942年7月到桂林，任教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到成都，执教燕京大学。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底，任教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逝世。

著作书目及相关研究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陈寅恪文集》

《陈寅恪集》��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天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健东），三联书店，1995年。

好人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 新唐书之部).
岑仲勉：《隋唐史》，《唐人行第录》。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丁帙《隋唐以下》。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隋唐五代史论集》.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 新唐书之部).
岑仲勉：《隋唐史》，《唐人行第录》。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丁帙《隋唐以下》。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隋唐五代史论集》......

同情之理解并非真正的理解，而是因为同情才表现出一种理解的态度，给人感觉比较敷衍；
而理解之同情则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表现出的一种悲悯之情，这样的情感显得更为真诚、感人。陈寅恪讲对古人要抱有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苛求是不正确的。大秦所处的时代，无论中西，充斥着战争和屠杀，混乱与死亡，那是一个野蛮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那时的皇帝和士兵，学者与工匠，创造了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民国（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之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其代表作。

陈寅恪讲对古人要抱有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苛求是不正确的。大秦所处的时代，无论中西，充斥着战争和屠杀，混乱与死亡，那是一个野蛮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那时的皇帝和士兵，学者与工匠，创造了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

同情的理解中的同情和我们正常理解的同情完全两回事，这里的同情指共情，指了解，指感同身受，指理解

这个么……读读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弁言就好了……

从宏观上概括出了隋唐制度的三个源头：一是（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
①这一识见对当时较为流行的隋唐制度直接源于汉魏的观点有所突破，凸显了陈寅恪治学之发展眼光。
尤为重要的是，陈寅恪在此还关注到了北魏、北齐之源中的河西文化因素，这一观点实发前人之所未发。关于梁、陈之源，他解释说：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② 陈寅恪着重对南朝后半期文物制度之变迁进行了考察，由于王肃等人北入并未把这一时期南方的文物制度成果带入北方，因此北魏、北齐渊源中并没有把它包括在内。这种分析又突出反映了其分析问题较为全面的特点。对于西魏、北周这一渊源，他做了如下的解释：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或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③ 关于这一渊源对隋唐制度的影响，他用了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等语进行了总结。陈寅恪的这一观点颇为耐人寻味，突出反映了他在民族与文化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有了独到而深邃的见解。这种观点又对旧史中所持李唐之法制为（西）魏、周之遗业的偏颇看法进行了厘定与发展。至此，陈寅恪较为清晰地为我们梳理出隋唐制度因革的三条线索，也为我们总体把握隋唐刑律渊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同书礼仪部分，陈寅恪对隋唐礼仪源流的详细考辨为我们爬梳刑律之源提供了重要依据。陈寅恪采取了以礼仪为个案进行详加考证与分析，从而达到为其他相关制度渊源提供线索的研究思路。
因为陈寅恪明确指出刑律之渊源与礼仪渊源略同，因此，陈寅恪对礼仪渊源的考证就成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刑律制度渊源的突破口。在该部分，他先是通过梳理《资治通鉴》、《通典》、《隋书》、《魏书》、《北史》、《北齐书》、《魏书》、《南齐书》、《陈书》、《唐会要》等历史典籍的相关记载，并结合参与当时礼仪制度修订的关键人物的传记等相关资料，然后再经过充分考证、缜密分析，为礼仪三源论点提出了充分的证据。陈寅恪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北魏孝文改制吸收了汉魏、东晋以及南朝前期的礼仪制度；其次，通过对当时参与礼仪改革的关键人物，如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明克让、裴政、袁朗等人的身世、从政经历、学术渊源等进行考证分析，进而得出隋修五礼，欲采梁、陈以后江东发展之新迹，则兹数子者，亦犹北魏孝文帝之王肃、刘芳，然则史所谓采梁仪注以为五礼者，必经由此诸人所输入，无疑也④ 的令人信服的观点；最后，陈寅恪用苏威父子的事迹为例论证了隋唐礼仪制度同样具有西魏、西周渊源。
陈寅恪对礼仪渊源的考证用力最多，所得观点也令人折服，对人们了解包括刑律制度在内的各具体制度的因革提供了甚大的帮助，备受学界赞誉当在情理之中。如朱绍侯说：经过陈老的反复论证，不仅对隋唐的礼仪渊源探讨得一清二楚，就是对隋唐其他制度的来龙去脉也有所了解，这也是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⑤论及于此，我们已经更为详细地了解了隋唐刑律制度渊源的发展线索。
在刑律考证部分，陈寅恪对刑律发展的突出特点进行了着重强调。此处，他着重考证了刑律与礼仪、职官部分不尽相同的部分，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元魏正始以后之刑律虽其所采用者谅止于南朝前期，但律学在江东无甚发展，宋齐时代之律学仍西晋之故物也。梁陈时代之律学亦宋齐之旧贯也。隋唐刑律近承北齐，远祖后魏，其中江左因子虽多，止限于南朝前期⑥ 。这一观点修正与发展了程树德所坚持的南朝刑律之渊源至隋唐制定刑律时已经断绝的论点。第二，北魏之初入中原，其议律之臣乃山东士族，颇传汉代之律学，与江左之专守晋律者有所不同。及正始定律，既兼采江左，而其中河西之因子即魏晋文化在凉州之遗留及发展者，特为显着，故元魏之刑律取精用宏，转胜于江左承用之西晋旧律①。上述二观点，进一步剖析了刑律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对我们更加深入把握刑律的渊源尤为重要。
二 民族文化视野：把握学术发展大势的新思路
陈寅恪治学的兴趣点在中古时期以来的民族文化之史，这从他的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②一语中便可得到佐证。而从他对学界产生的影响来看，其在此领域取得的成就当然也最大。长期对民族文化问题的深入思考，使他在民族与文化关系问题上产生了独到见解，也养成了用民族与文化视角研究历史问题的治学特色。正如陈寅恪所说，种族与文化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③ 。这一治学特色在其考证隋唐刑律制度时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用儒家文化发展的总势来考证刑律制度的流变。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问世之前，法史考证名家程树德曾就隋唐刑律之源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晋氏而后，律分南北二支：南朝之律，至陈并于隋，而其祀遽斩；北朝则自魏及唐，统系相承，迄于明清，犹守旧制。
④由于程树德是当时着名的法律史专家，学术地位颇高，因此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然从学术渊源讲，程树德提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拘囿于前人，即通过考察各自律例名称是否相同来梳理其渊源，其本人于此并无太多创见。如他在考证北齐、隋、唐律制相沿时曾明确指出：律目之相同，而可知也。而与程氏通过观察刑律名目异同来判断刑律制度是否变迁的方法不同的是，陈寅恪另辟用民族文化视角考辨刑律制度因革变迁之新路径，紧扣引领晋至唐时期社会发展的主流文化———儒学来追溯刑律发展流变过程。他认为：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⑤ 言下之意，刑律儒家化是东汉以降中国古代社会刑律制度的总体特征。
换言之，儒法合流与并盛是当时文化的普遍现象，儒家文化发达地区的刑律制度也必然发达，同时，这一区域的刑律制度也往往成为那些儒家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刑律制度改革时所争相模仿的对象。
以此为思维基点，陈寅恪不唯高屋建瓴地指出了这一时期中国刑律制度的发展大势，同时还深入阐发了北魏正始修律后，南朝刑律制度对北方刑律影响日益式微的论点。深究起来，陈氏此论尚有商榷的空间，但比之包括程树德在内的同时期其他学者而言，陈寅恪的观点显然要较之更为全面与谨严

从宏观上概括出了隋唐制度的三个源头：一是（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
①这一识见对当时较为流行的隋唐制度直接源于汉魏的观点有所突破，凸显了陈寅恪治学之发展眼光。
尤为重要的是，陈寅恪在此还关注到了北魏、北齐之源中的河西文化因素，这一观点实发前人之所未发。关于梁、陈之源，他解释说：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② 陈寅恪着重对南朝后半期文物制度之变迁进行了考察，由于王肃等人北入并未把这一时期南方的文物制度成果带入北方，因此北魏、北齐渊源中并没有把它包括在内。这种分析又突出反映了其分析问题较为全面的特点。对于西魏、北周这一渊源，他做了如下的解释：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或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③ 关于这一渊源对隋唐制度的影响，他用了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等语进行了总结。陈寅恪的这一观点颇为耐人寻味，突出反映了他在民族与文化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有了独到而深邃的见解。这种观点又对旧史中所持李唐之法制为（西）魏、周之遗业的偏颇看法进行了厘定与发展。至此，陈寅恪较为清晰地为我们梳理出隋唐制度因革的三条线索，也为我们总体把握隋唐刑律渊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同书礼仪部分，陈寅恪对隋唐礼仪源流的详细考辨为我们爬梳刑律之源提供了重要依据。陈寅恪采取了以礼仪为个案进行详加考证与分析，从而达到为其他相关制度渊源提供线索的研究思路。
因为陈寅恪明确指出刑律之渊源与礼仪渊源略同，因此，陈寅恪对礼仪渊源的考证就成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刑律制度渊源的突破口。在该部分，他先是通过梳理《资治通鉴》、《通典》、《隋书》、《魏书》、《北史》、《北齐书》、《魏书》、《南齐书》、《陈书》、《唐会要》等历史典籍的相关记载，并结合参与当时礼仪制度修订的关键人物的传记等相关资料，然后再经过充分考证、缜密分析，为礼仪三源论点提出了充分的证据。陈寅恪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北魏孝文改制吸收了汉魏、东晋以及南朝前期的礼仪制度；其次，通过对当时参与礼仪改革的关键人物，如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明克让、裴政、袁朗等人的身世、从政经历、学术渊源等进行考证分析，进而得出隋修五礼，欲采梁、陈以后江东发展之新迹，则兹数子者，亦犹北魏孝文帝之王肃、刘芳，然则史所谓采梁仪注以为五礼者，必经由此诸人所输入，无疑也④ 的令人信服的观点；最后，陈寅恪用苏威父子的事迹为例论证了隋唐礼仪制度同样具有西魏、西周渊源。
陈寅恪对礼仪渊源的考证用力最多，所得观点也令人折服，对人们了解包括刑律制度在内的各具体制度的因革提供了甚大的帮助，备受学界赞誉当在情理之中。如朱绍侯说：经过陈老的反复论证，不仅对隋唐的礼仪渊源探讨得一清二楚，就是对隋唐其他制度的来龙去脉也有所了解，这也是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⑤论及于此，我们已经更为详细地了解了隋唐刑律制度渊源的发展线索。
在刑律考证部分，陈寅恪对刑律发展的突出特点进行了着重强调。此处，他着重考证了刑律与礼仪、职官部分不尽相同的部分，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元魏正始以后之刑律虽其所采用者谅止于南朝前期，但律学在江东无甚发展，宋齐时代之律学仍西晋之故物也。梁陈时代之律学亦宋齐之旧贯也。隋唐刑律近承北齐，远祖后魏，其中江左因子虽多，止限于南朝前期⑥ 。这一观点修正与发展了程树德所坚持的南朝刑律之渊源至隋唐制定刑律时已经断绝的论点。第二，北魏之初入中原，其议律之臣乃山东士族，颇传汉代之律学，与江左之专守晋律者有所不同。及正始定律，既兼采江左，而其中河西之因子即魏晋文化在凉州之遗留及发展者，特为显着，故元魏之刑律取精用宏，转胜于江左承用之西晋旧律①。上述二观点，进一步剖析了刑律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对我们更加深入把握刑律的渊源尤为重要。
二 民族文化视野：把握学术发展大势的新思路
陈寅恪治学的兴趣点在中古时期以来的民族文化之史，这从他的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②一语中便可得到佐证。而从他对学界产生的影响来看，其在此领域取得的成就当然也最大。长期对民族文化问题的深入思考，使他在民族与文化关系问题上产生了独到见解，也养成了用民族与文化视角研究历史问题的治学特色。正如陈寅恪所说，种族与文化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③ 。这一治学特色在其考证隋唐刑律制度时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用儒家文化发展的总势来考证刑律制度的流变。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问世之前，法史考证名家程树德曾就隋唐刑律之源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晋氏而后，律分南北二支：南朝之律，至陈并于隋，而其祀遽斩；北朝则自魏及唐，统系相承，迄于明清，犹守旧制。
④由于程树德是当时着名的法律史专家，学术地位颇高，因此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然从学术渊源讲，程树德提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拘囿于前人，即通过考察各自律例名称是否相同来梳理其渊源，其本人于此并无太多创见。如他在考证北齐、隋、唐律制相沿时曾明确指出：律目之相同，而可知也。而与程氏通过观察刑律名目异同来判断刑律制度是否变迁的方法不同的是，陈寅恪另辟用民族文化视角考辨刑律制度因革变迁之新路径，紧扣引领晋至唐时期社会发展的主流文化———儒学来追溯刑律发展流变过程。他认为：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⑤ 言下之意，刑律儒家化是东汉以降中国古代社会刑律制度的总体特征。
换言之，儒法合流与并盛是当时文化的普遍现象，儒家文化发达地区的刑律制度也必然发达，同时，这一区域的刑律制度也往往成为那些儒家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刑律制度改革时所争相模仿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