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宗祖盼的《文化产业发生论》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认识阶段（1979-1992年）
该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国有企业改革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文化的发展则相对滞后，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与文化发展现有机制的严重矛盾造成国家财政统包的艺术团体、出版业、影视业面临着自身生存、发展的重大危机。人们认识到传统文化管理体制严重制约了文化的发展，文化发展必须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1979年，广东东方宾馆诞生了大陆第一家音乐茶座，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娱乐市场发展的开始。这一时期，由于缺乏法律支持，政府对个体和私营文化经营活动的管理相当混乱。直到1987年，文化部、公关部、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出了《关于改进营业性舞会管理的通知》，第一次明确了举办营业性舞会的合法性质，政府从法律上确认了文化市场的合法地位。
2.初步发展阶段(1993-2002年)
着一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文化的经济属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且逐步深化。1993年，文化部颁布了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管理办法》，对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的申报和审批、场地和设施、经验与管理、奖励和处罚做出了规定，这是对娱乐业经济属性的充分肯定。1996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了广州日报社进行报业集团改革试点，广州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面世。这标志着文化产业的价值属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随后，广播影视业、图书出版业等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改革逐步进行，部分建立起企业化运营机制。
3.全面推动阶段(2002年至今)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3]68随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展开，特别是在经营机制、投融资机制、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的产业化改革全面展开。在投资机制上，资本开始进入传媒，广电系统的上市公司有湖南电广传媒、北京歌华有线、中央电视台中视传媒、陕西广电网络、上海东方明珠等5家。在管理体制上，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深化了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内部改革。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
1.对文化产业的理论认识逐步形成共识，文化产业政策有了基本框架
经过对文化的产业属性的理论探讨，人们对文化的产业化发展逐步取得共识。文化产业也真正落实到了具体实践中。
2.文化产业发展的势头好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音像、娱乐、报刊、影视、演出等行业的文化进程推进很快，有些行业或文化门类已经完全市场化产业化了。第二，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以各种方式投资文化产业。第三，是文化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并逐渐成为了大中城市的支柱型产业。
3.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推进
在1993年，原国家体改委对媒体管理体制进行了创新，成立了有公司投资创办的《中国改革报》，打破了以往仅靠政府办机关报的先例。1998年，湖南广电集团成立，打破了行业界限，涉及到多种媒体经营。
4.文化产业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快 入世之后，我国将在3至5年内逐步取消包括广告领域的限制，允许外资参与改造、改建中国影院等。

　　你从中提炼吧，建议你看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 倪延年、吴强《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分两方面看，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伴随着西方殖民入侵，有对中国人的思想上的控制和奴化 ；西方文化入侵使中国传统文化没落/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风尚文化），其极大的思想启蒙作用；西方文化也给中华民族的复兴带来启示。了 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一般认为是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1]我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但此报存在时间很短。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对此，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时间颇有争议。倪延年、吴强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提到：“虽然，从19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中文报刊，但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似乎稍失严密。而以艾小梅、容闳、王韬等人为首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则不是势单力薄就是远离大陆，故难以从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当然，这一标志的出现不是突发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创办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3]

　　倪、吴两位学者的观点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观点却存在三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是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的表述前后矛盾和含糊，既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又认为19世纪50年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开端，同时在该书的第9页提到“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史基本上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即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前期阶段时，中国近代报刊也处于上升时期”；二是在理解“中国近代报刊”时，把“中国（人）”作为创办者主体，而从客观历史来看应把“中国（人）”做作为地域性主体，这样就不会割断报业发展流程中的历史联系，毕竟“中国近代报刊”与“近代中国报刊”的内涵不同，如果是后者，则倪、吴观点姑且可以自圆其说，但这样会有悖报业历史发展事实；三是在外国传教士创办报刊过程中，其报纸形式和内容逐渐趋向中国化，且有的报纸吸收中国报人参与合作，如王韬在英国人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从事十三年，为他后来办报提供了借鉴。有的报刊后来被中国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办《申报》。因此，按照方汉奇先生的观点，把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界定为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开始，既符合报业发展的历史，也便于问题的讨论。

　　渗透与移植——近代西方报业的东渐

　　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和发展的背景，通过考察其历史，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内因。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为报业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渴求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这促进各种报刊不断涌现；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扩张，促使西学东渐，本文主要从后者即以国际传播为背景进行历史性考察与分析。中国近代的报刊业源于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传教士在南洋和东南沿海一带共办有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正是这些报刊在内容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都带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诞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国传教士及其所创办的报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带出版，然后寻找机会传入大陆。由于这些报刊的创办者们很多来自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科学技术比较先进、报业体系日益完善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采编印发等业务和技能上比中国京报和官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进，中国近代报刊应运而生。外报传入中国后，一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从传教士在1815年8月办第一张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无论是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均多少不等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国卷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过这些报纸因办报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罢了，但最终殊途同归，缓慢地汇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国近代报纸的发展，不管是它的宣传效应，还是它的产业模式，无不深深打上西方传播观念或媒介资本运营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论层面：西方传媒文化与意识的渗透。鸦片战争前，传教士报刊重点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国话语阐述西方基督教义和文化观念。鸦片战争后，他们的办报活动向内地深入，上海成为近代报业的中心。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多达170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几乎垄断了我国的新闻事业。这时期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主要有：《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中国教会新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这类刊物一方面传播了在当时还不失为进步的新学问，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这些刊物中，尤其以《万国公报》影响最大，它于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长期担任主笔的是林乐知和李提摩太。该刊采取了将基督教教义、西方文化和中外时政融于一体的宣传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动荡的局势中合法干预中国的内政，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正如近代新闻学者戈公振在论述外报对中国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时说：“初外报对于中国，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评论。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5] 在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下，一些接触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开始在航运发达的香港创办近代中文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韬于1874年1月5日创办的《循环日报》，而这也得益于王韬在欧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学、文化以及先进的传播观念，同时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办报思想和经营理念。如王韬在他的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对此，激进的梁启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见《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不过，综观两人观点，他们过分夸大了《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国人却趋之若骛。

　　尽管如此，但中西传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发展，这同时也归功于新闻学的创立者们，他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的学习与传播尽了很大努力。如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曾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的任白涛、邵飘萍，以及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的戈公振。他们当中的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在新闻从业过程中，实现了西方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构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国新闻学，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表现尤为典型，这本书的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一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献达二十二种。而整个绪论的思维结构和论证方式，基本上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可以看出，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比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闻学著作的徐宝璜在《新闻学》自序里所说：“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后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作了准确的评价，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6] 所有这些传播意识和理论，对中国近代报刊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实业层面：西方媒介资本和经营理念的移植。中国近代报刊主要包括宗教性报刊、政论性报刊、商业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娱乐性报刊等几类，但真正代表中国报纸产业的要数外国人创办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综合性商业大报，当时全国商业中心——上海也成为大报竞争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人美查等人集资创办《申报》，打破了于1861年11月创刊的《上海新报》独家经营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来看待他所从事的报业，从报纸的内容、发行和价格三方面与《上海新报》展开竞争。美查认为，“这报是给华人看的，文字应从华人方面着想。”因此在内容上尽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并且从创刊起就确立了“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的办报模式。大幅度降低报价，积极拓宽发行渠道。所以，对手《上海新报》不得不于1872年12月30日自动停刊。《申报》成为上海独家经营的中文报纸。此前创办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被誉为“上海中文报纸的第一颗新星”，但是该报的主编都是传教士，报纸的宗教气息很浓，不能适应商业发展需要。《申报》一创刊就呈现出近代报纸比较完备的形态，有消息、广告、京报全录、副刊、经济新闻、社会新闻、言论等体裁。在报道方式上值得借鉴，如在报道重大社会新闻时，经常采用连续报道或集中报道的方法。最为典型的是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报道。此案发生于1873年浙江余杭县，当时《申报》在杭州有一个分销处，杨案发生5个月后，《申报》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题目为《记禹航生因奸谋命事细情》的报道，把杨乃武名字写成“禹航生”并报道他如何风流放荡而导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载了《记禹航生略》一文，报道了该案县审时已判二人死罪，杨姐不服判决，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该案在省中复审的全过程。此后一段时期，陆续发表了关于杨案的报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审余杭案》为止，连续报道达四年之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提高了《申报》的知名度和发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国人福开森买下了由英国人丹福士于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由汪汉溪担任总经理，从此，上海报业又是两军对峙——《申报》与《新闻报》。《新闻报》的竞争手段有三：（1）迅速介绍商情，以经济新闻为重点；（2）运用东借西还的资金周转方式，不断添置新式印刷设备；（3）不惜巨资，建立无线电收报台，直接收听外国电讯，赢得新闻出版时间。到1929年，两大报业并驾齐驱。

　　“外报的畸形繁荣，是外国资本输入的一种表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润，并往往与西方文化渗透并进而互为表里。”[7] 民族资产阶级报刊是中国近代报刊的主流，主要有两类：一是商业报刊，它晚于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文化报刊，大多是脱胎于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但比较注重经营管理；另一类是资产阶级政党报刊。从文化底蕴上看，西方宗教文化无法与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文化匹敌，所以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些外国人办的商业报纸逐渐转移到中国民族资本手中。在中国创办中文报纸的外国资本，为了沟通语言、迎合习俗、拓展业务，他们纷纷雇佣中国人参与报业采编出版等业务。后来华人资本的壮大以及其从业经验的丰富，逐步控股外国报业资本，《申报》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申报》和《新闻报》作为英、美报纸，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活动提供讲坛，为推销他们的商品做广告宣传。但是，他们以赢利竞争为动力在新闻业务和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他们的报业资本以及先进经营理念的渗入，对后来中国本土报业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国中文报纸，广告占报纸版面3/4左右。同时，它以印刷业为依托，进行各种文化事业经营，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环日报》上所刊的“中华印务局告白”称：“启者：本局设在港中环百步梯，除发行《循环日报》外，兼印售月份牌、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王韬《蘅华馆诗集》，代售《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书籍。”又如《时务报》本是一家政论性很强的报刊，但又兼顾新闻性和娱乐性，以此吸引读者。尤其是时务报馆除定期出报外，还推行许多新式文化事业和实业活动，凸现报纸的综合社会功能。如出版中外时务书籍，代售书报，协办学堂，兼办实业等等。它作为一份绅士办的报纸，完全自筹资金，经营上自负盈亏。尽管没有像《申报》《新闻报》那样走企业化大报的道路，但其运作尤其是它的销售发行具有明显的产业特色，《时务报》的发行主要是通过报馆在各地建立的代售点，18个省内达138处，就连日本和新加坡也设有海外销售点。当然，在这一阶段，商业报纸的运作开始采用企业化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报业集团。而到了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报人成舍我考察西方报业集团，回国后在中国搞报业托拉斯，成立新闻公司，目标是办成包括十家大报以及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的报业集团。这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有意识、有组织地组建报业集团的萌芽，也是西方报业经营理念东渐的结果。

　　三是技术层面：西方报业印刷技术的引进。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印刷术的传入。首先以铅活字印刷术为首的近代印刷术在西方国家出现，并且逐渐传入中国。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奉到达中国，随即展开了广泛的翻译、出版活动。从1815年起，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陆续出版了马礼逊编写的中、英文大型工具书《中国语文词典》，这部书是含有中英文两种文字的工具书，如用中国传统的雕刻版，则大量细小的英文字无法雕刻，从当时的技术工艺来看，雕版既无法与铅活字拼接，也不能采用机械印刷。因此，要出版这部书只有采用中文铅活字排印。为此，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铅活字。当时还没有发明中文字模，无法大批量生产中文铅字，于是采用古老的办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铅合金上刻制。这样一项浩繁的工作，决非一人或几人能完成，于是雇佣大量中国人参与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审稿、校对、印刷等，才得以顺利完成。1815年，传教士米怜奉马礼逊之命带领中国刻工梁发在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这个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采用雕版刷印。19世纪初，西方近代印刷术与印刷油墨同时传入中国。到1913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业油墨制造厂上海中国油墨厂成为我国制造现代印刷油墨的开端，产品分为印书油墨和印报油墨，印刷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京《国民公报》、《大国民报》等。另外，通过西方传教士，石印术也传入中国，1833年广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继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国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术传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点石斋石印书局成立。

　　第二，印刷设备的引进。由于动力的采用、卷筒纸轮转铅印机以及自动铸排机等的发明使用，近代印刷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百余年时间里进入了成熟阶段。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及美国已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动力、冶金、机械、化学、造纸等工业的发展，为印刷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一进程中，印刷生产摆脱了传统的手工业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设备一直来自外国。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报馆购置欧式手摇轮转机，每小时可印几百份报纸。1906年，由英国人发明的电气马达作动力的单滚筒机进入中国，开始新闻纸两面印刷。1912年申报馆购置双轮转机，每小时可印2000张。1916年，申报馆购置法式滚筒纸印刷机，每小时可印8000张。1925年上海时报馆购置德国的彩色滚筒印刷机，是当时先进的凸版印刷机械。在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印刷机械开始作为民族工业出现，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机器厂创建，至1912年先后又有6家规模大体相似的印刷机械厂建立，这些印刷机械厂以维修为主，兼生产一些小型印刷设备。印刷术及设备的引进，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

中国近代报业是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产生的，主要是受到了西方文化和知识传播方式的影响。随着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报纸成为西方社会中重要的新闻媒体，并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在19世纪末期，一些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回国，开始在中国创办报纸，以传播西方的知识、思想和文化。他们往往把西方报业的发展经验带回来，采用了类似西方报纸的版式、排版和编辑方法。这些新的报纸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了宣传、教育和发起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报业的角度来看，西方的新闻观念、新闻价值观念、新闻报道的道德标准以及新闻报道的技巧和方法等方面，对中国的报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报业越来越专业化、商业化和国际化，越来越与世界接轨。同时，西方文化也带来了启蒙、民主、平等等思想，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进程。

中国近代报业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改革开放时期。当时，外国媒体的报道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中国传媒的发展和创新。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人们对于新闻传播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为满足这种需求，报业开始得到高度的重视和支持。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思想观念的更新。西方文化传统上强调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这种思想观念的传入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2.科技和理论的引进。西方文化学科体系的引进、科技和理论的借鉴，促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3.文化融合。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生碰撞和融合，让人们更加了解和认识不同的文化，增强了自身文化的包容性和国际影响力。4.媒体发展的推动。西方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传媒的发展和创新，为中国传媒行业的成长提供了重要动力。总之，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中国社会更加开放、现代化、多元化。

“文化产业是 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是与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两者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这是我国文化部对文化产业的最新定义，是从与文化事业的关系中做出的阐述。 纵观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以及理论学者的研究，无不看出它们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性。我国文化产业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目前已形成了对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分别认识。诸如两者在经营主体、运作方式、资金来源、组织形式上存在本质的差别。 但在发展过程中两者是相互支撑、不可分割的， 同属于文化建设这个大的系统， 有学者形象地将它们比作雌雄两颗果树，依托的都是文化的主干，根都扎在人民大众的土壤中，它们的叶花都美化自然——产生社会效益 【 1 】 。 下面就从我国文化产业的研究历程中分三个时段来追踪理论学者对两者关系的研讨。

1.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关系的不同阶段研究
1.1 文化产业的萌芽期（改革开放初期－ 90 年代初期）
这段时期国内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较少，但实践上已经明显萌芽了文化产业，当时表现出它与文化事业的“母子情结”。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几乎没有发育，计划经济仍是一统天下，所以当时只是“文化事业”年代，文化几乎完全由国家来办，国家来管。与此同时，文化市场逐步形成，人们对文化产品逐步有了一定的消费需求。由这种需求的拉动引发了文化领域“经营”意识的萌芽：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基层文化单位开展了“以文补文”的文化经营活动，主要是自筹资金进行文化设施建设，开展多种文化活动如建立图书室、摄影室、游艺室、地方戏团队、电影放映队等，进行有偿服务，进行改善职工生活以及扩大再生产，这“可视为文化产业的发端” 【 3 】 。而国家在这一时期做出了积极的反映， 1987 年初，文化部、财政部和国家工商局联合颁发了《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这是文化产业从事业中分离出来、意识形态教育与文化消费娱乐分层的起点。

理论研究上，较早以“文化产业”命名的文章如 1988 年的《论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文中所指的文化产业“是涉及电影、艺术表演、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物、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囊括了所有文化部门，可见当时文化产业仅仅是文化事业的代名词。至于对文化产业与事业“关系”的直接探讨更是罕见，但出现了对“文化企业”的论述，“文化企业”是文化产业的基本运作单位，是微观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其中以《试论文化企业现象》为例，文章将文化企业定义为“在文化事业单位内，以原有的文化设施为依托，利用各自的知识、技术和设备等条件，扩大其服务外延，以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所开展各种形式的盈利性服务活动”，在两者关系上，作者认为：“文化企业犹如一只强有力的翅膀，带动着文化事业这个主体奋力飞翔，文化企业既产生于文化事业这个母体，就与难分难解” 【 5 】 。作者对文化企业持积极的肯定态度，认为这一现象，使文化事业单位走出了“皇粮不足”的境地，出现“衣带渐宽”的局面，繁荣了文化市场。
可见， 80 年代虽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概念，却出现了实践上的萌芽，或者说文化产业已经孕育产生于文化事业中，体现出与文化事业的“渊源”，表现出特殊的“母子”关系，由此注定了以后两者发展的不可分割性。
1.2 文化产业在蹒跚中前进 (90 年代初期－ 90 年代末期 )
1.2.1 曲折性——文化市场以及文化工业论的讨论给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两次风波
文化产业在没有理论指导的情况下自发产生了，文化市场较之改革开放前表现出了一定的繁荣，但这种自发状态下的发展多少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如在文化市场内部出现的媚俗及拜金主义现象等，由此展开诸多学者对文化市场的探讨，在“文化产品能否市场化？”问题上产生了争议。特别是 90 年代初期到 90 年代中期，有关文化市场的探讨较为频繁，可谓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风波。
以《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文化与市场”学术座谈会述评》一文为例，当时部分学者赞同“文化市场化”，认为“文化工作者只有进入市场才是唯一选择，才可实现自我价值，才能激发生存活力”；而大部分则持反对意见，“文化市场是不科学的概念，文化和市场在本质上是对立的，文化产品虽具有商品属性，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把文化和经济的不同本质等同起来，把市场价值规律当成文化繁荣的推动力。文化艺术的本性跟规律与市场的本性跟规律本质上处在 ‘ 相敌对 ' 的状态。 ”
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化工业理论引入，随之而来的又是第二次风波，即关于“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批判。国际上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已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当时就引发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就我国而言， 90 年代初期开始出现有关“文化工业”的提法，但主要集中在 1997 － 1999 年间，同期展开了对“文化工业”的大讨论。当时文艺报曾举办有关文化工业问题的研讨，理论学者对此也是各抒己见，观点不一。“文化工业是高科技和资本结合产下的一个‘怪胎 ' ，与文化产业是一个词 ” ，另外还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提倡我们应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产业论”，以北京社会科学院 钱光培 先生为代表，“文化是财富，能产生很大的经济价值，发展文化产业不能像过去那样单纯靠政府拨款，要运用经济杠杆，国家可以集中力量来搞好基础研究、高雅艺术、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余的产业化，高税收养公共文化事业。”
分析这两次风波，实际上是针对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关系的讨论，是对“文化产业存在合理性”提出的疑问，揭示了文化产业在分离出文化事业过程中的曲折性，是对其“母子”情结的质疑——文化能不能产业化？
1.2.2 文化产业在曲折中前行
尽管存在着“争论”和“质疑”，文化产业还是最终实现了创新式的突破。较早论述具有现代意义上文化产业的文献，如 1995 年 谢名家 先生的《关于文化产业的哲学思考》。“文化产业是指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和商品化方式所进行的精神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再生产、交换和传播。”此定义明显带有了西方国家有关文化产业的涵义，并且作者将文化产业的产生做了深入的分析，客观地肯定了文化产业。
同期文化产业的正面论述也逐渐增多。综合这段时期的正面研究，其特点主要集中在对基本理论知识的认识上，即以“文化产业”为研究视角，探讨“文化产业是什么？”，试图对其认识进一步深化。其中较直接体现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关系探讨的，如 1999 年的“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近年来文化产业研究的新进展”一文，这是作者立足于 90 年代末期，对之前文化产业的研究做的综述性分析，有利于我们进行系统性的思考。文章中提到了根据产品商品价值跟市场价格的比较来划分文化产业，“能盈利的部门如演出业、畅销书、音像制品等可以产业化，而一些学术研究单位的学术著作，艺术创作单位和部分高雅艺术如京剧、芭蕾舞、交响乐等不能产业化”，这里就带有了将两者试图分开的倾向。
总之，第二时期的文化产业研究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从开始对文化市场的争论到文化工业论的批判都渗透着一种对文化产业化的质疑思想。这种质疑恰恰也是对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分”的质疑，文化能否走向市场，能否部分产业化实质上是在讨论文化产业生存的合理性，也即文化产业能否分出文化事业自己走向独立。后来对文化产业认识逐步加深，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普遍承认了文化产业独立存在的合理性。继而，文化产业独立成长的对策性思考又成为后来研究的重点，即“文化产业如何发展？”。
1.3. 文化产业的稳定发展阶段（ 90 年代末期以来）
1.3.1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进一步“分”的思想倾向
90 年代末期文化产业研究逐渐进入了正轨。尤其是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出现了“文化产业”，由此引来了文化产业研究的新热潮。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文化产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文化产业如何进一步发展、如何应对全球化、如何迎战 WTO ”逐渐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而对此问题的探讨及做出的对策性建议无不是从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入手。
以 2001 年“我国文化产业创新体系的若干问题”一文为例，作者立足“全球化”这一大的背景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一些地方先后组建了影视、报业、出版、发行等几个大文化企业集团。但是这些产业集团的组建还是在政府的安排下进行的，政府权力的作用取代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市场主体的作用在这种产业集团的大组建过程中被弱化了。而这样的结果是‘以市场经济的理由，形成了比计划经济模式更大的行业和产业垄断 ' ” 【 13 】 。此种观点认为，所谓的文化产业仅仅是在表面或是形式上的运作，实质上还是属于文化事业，即认为政府的角色仍然处于“错位”状态。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一文中作者认为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在“体制、机制变革”上。“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体制、机制变革远未跃出第一阶段，政企、企事、管办难以分离的问题，仍然是大多数文化产业部门在深化改革时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一再强调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确定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和文化生产的产业属性，实行“政企分开”，使文化产业部门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
2002 年年底，“ 21 世纪中国文化产业论坛第二届年会”论坛在杭州召开，这是继十六大以来我国召开的第一个有关文化产业的高峰论坛。论坛中提到要“改革文化体制”，其中清华大学尹鸿教授针对中国传媒业的改革指出：“中国传媒业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团，而是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中国传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规模，而是改革体制，拆除纵向与横向的行政垄断的篱笆，分离政府管理职能和企业自主经营权力，将传媒的行政管理体系转化为与市场体系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公平规范、竞争有序、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市场运作机制。” 【 16 】
审视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较为普遍的讨论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思考”“文化产业发展对策性研究”，其中的策略建议大都集中在要转变观念，树立“文化产业”发展思想；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培育文化市场主体；深化文化单位体制改革等等方面，研究的重点落在了体制改革、机制创新上，体现着产业与事业“分”的思想，即能够产业化的文化领域要产业化，政企、企事、管办分开，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的职能要有准确的定位。

1.3.2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两业并举、“协调”发展
“分”可以说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步，也是大家比较集中关注的问题。除此以外又有了更深一步的对“两者如何协调发展”的初步探索。
最近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了出来。《决定》指出，要“转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目前国内也提出了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两业并举”的战略。中国文化报社总编辑孙若风最近指出，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现在还是混沌初开，因此目前的两业并举战略在思维上呈现出 “ 分 —— 合 —— 连 ” 的明显特征（孙若风，中国文化信息网， 2003 年 8 月 4 日 ）。 可见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 探讨又融入了新的理念，并且 还处于进一步的探索与讨论中，如何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一项重大课题。

2.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关系的继续探索
探索并且建立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联理论，是追求两者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是制定合理性决策的基础。总结上述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分析，比较集中的思想是二者“分流”，即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对文化产业运行机制、体制的大量探讨和建议。文化产业要有与文化事业不同的发展模式，形式上要分出文化事业，这是必然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活跃文化市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提升文化品味不可或缺的，更是应对国际上文化竞争的需要。但是这种“分”要建立在“一体”的基础上，始终不能脱离两者的同根性，它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或者说两者本身就是一体，不过是新时期发展形式上的一种创新。
讨论两者的分分合合，似乎掩盖了深层次上的关系界定。犹如一种“冰山效应”理论，即小部分的文化产业浮出水面，依托的是文化事业这一大的基座，大的营养根源；文化内涵、文化精髓、文化特色首先要靠文化事业的培育。而要将这种文化“大众化”、将文化的精髓进一步渗透、延伸，则需要产业化的形式。首先从“发起者”或者“推动者”来说，政府的力量不仅“需要”而且还是不可替代的。有句话说的好，“一项新事业的进行，在法国你看到的是政府在行动，在英国你或许看到有爵位的绅士在行动，在美国你看到的肯定是一个协会在行动”，试想在中国，目前需要什么组织来推动、支持和维护。在市场经济体制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要如何肯定和进一步发挥原有资源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当然这种力量的借助绝不是在原有基础上的直接“拿来”，而是需要寻找新时期的重新定位和创新。
纵观国际上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始终没有脱离开与其息息相关的文化事业。如日本对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与大和民族的忧患意识紧密结合，他们将文化作为“立国”的第一要义。韩国， 2001 年 8 月韩国文化观光部发表了“发展 ‘韩流'文化产业的方案”，正式把“韩流”作为一个文化产业来推进，同时建立了官方的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和民间的“亚洲文化交流协议会”，以促进高品质的文化商品打进国际市场。欧洲国家，其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来源部分来自欧盟委员会的直接资助，另外各国政府也扮演了积极的参与角色，如法国政府在世纪之交提出了“文化分散政策”，即把文化投资的关注点从巴黎向其他地区和城市辐射，由法国国家文化信息部设立了地方文化事务司，作为法国政府文化投资的主要管理与监督机构。英国则借助于由英国议会批准发行的国家彩票来为艺术、体育、慈善、国家遗产、千年庆典和新健康、教育、环境等公益事业筹集资金。
文化事业是各个国家都关注的焦点，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离开文化事业这一根基。文化产业不仅仅是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其根本的着眼点应是利用一种新的形式来推动和发展文化事业，使文化意识真正地渗透到每个公民，实现文化“大众化”，增强社会效益，提升民族凝聚力，以体现人类文明演进的纽带力量。所以文化产业不可盲目跟进，更不能脱离群众利益、民族利益，它是文明时尚的领导者、开拓者。因此我国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如何与文化事业建立同命运的紧密联系，如何积极调动各方力量来共办文化产业，如何利用文化产业的有利形式来壮大发展文化事业，宣扬中国的文化特色，是我们需要共同考虑及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品牌是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代表着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升级方向。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印发，其中提及旅游、出版等多个文化领域。文化品牌建设是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短板所在。在消费者更加注重品质和品牌消费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提高文化产品质量和文化创新能力，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较强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1、融合创新，品牌培育提升文化产业内涵
●中南大学文化产业品牌研究中心连续11年发布的《中国文化品牌发展报告》，共发布了373个中国文化品牌，覆盖了影视、旅游、出版、艺术品、动漫、互联网等各领域。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文化品牌类别分布广泛，文化品牌培育对文化产业提速起到了拉动和引导作用。
“中国文化品牌建设比文化产业自觉更早，近年来，在倡导文化自信和振兴文化产业后，我们又有了新的品牌自觉意识。”中南大学文化产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友权说。在他看来，文化品牌是文化的精神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凝聚，有着丰富含金量，只有品牌产品才有竞争力和感召力，文化产业要赢得市场、参与国际国内文化资本的激烈竞争、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走品牌化之路。
此次《意见》对旅游、出版等文化领域的品牌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开发一批有潜质的旅游资源，形成以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旅游休闲区、国际特色旅游目的地等为支撑的现代旅游业品牌体系，增加旅游产品供给，丰富旅游体验，满足大众旅游需求；鼓励传统出版企业、广播影视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加快发展数字出版、网络视听等新兴文化产业，扩大消费群体，增加互动体验。
我国旅游业近年来进入以品牌竞争为核心的发展阶段，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品牌化之路提供了基础——湘西文化浓郁的凤凰古镇、富有文艺情调的丽江、“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每年都吸引众多慕名前往的国内外游客。旅游与其他业态的结合也催生了一系列知名品牌,如“印象系列”“又见系列”通过结合当地特色资源，将山水景色、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表演，成为许多游客必看的经典演出。
《意见》也对数字出版等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数字化成为传统出版业跨越发展的契机。凤凰传媒、中国出版集团等出版社都积极探索与互联网结合，并与演艺、影视、游戏等行业合作打造全产业链。专家认为，随着“文化+”的兴起，创新意识、跨界融合意识在品牌建设中越来越重要。
2、补足短板，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
●提到国外的知名文化品牌，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电视剧，美国的好莱坞电影等。这些拥有全球市场的文化品牌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带动了企业生产和市场消费。相比之下，我国文化产品的品牌效应不算突出，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更是凤毛麟角。
“近年来，中外文化贸易逆差逐渐缩小，与我国‘走出去’的民族文化品牌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欧阳友权提到，培养民族文化品牌成长，并逐步走向国际化之路，将是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文化品牌建设任重道远，与发达国家相比，文化品牌影响力差距较大。”欧阳友权提出，在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一些文化企业的套现思维导致了眼光短视，过度迎合市场，而忽略了对文化附加值的开掘，对市场的后劲支撑乏力。
在许多专家看来，我国文化品牌建设存在明显短板。由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发展方式较为粗放，产业附加值偏低，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链。例如好莱坞的衍生品收入大约占总收入的七成左右，票房收入仅占三成；而我国则相反，票房收入占近八成。此外，文化品牌同质化问题严重，缺少自身特色，雷同的产品造成市场恶性竞争，如影视剧生产跟风现象严重，相同题材而制作粗陋的影视剧层出不穷，各地旅游景点也常出现似曾相识的文化街区和类似的旅游纪念品。
欧阳友权提出，当前我国的文化品牌呈“两头大、中间小”的业态失衡状态。“两头大”是指传统的老牌子，如国粹等传统文化的世界认同度高，同时，与新兴科技相结合的新品牌，如腾讯、阿里等新媒体、影视娱乐类品牌等成长快；“中间小”是指占绝大多数文化业态的行业品牌少，发展滞后，即资源依赖型的文化行业如文化旅游、民族民间艺术、传媒业等占比很大却品牌较少。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还未达到应有高度。只有将优质内容凝练成文化品牌，才能进一步在国际市场实现快速、有效、大范围传播。”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指出。
3、提质升级，加强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
●《意见》提出，要净化市场环境，建立更加严格的市场监管体系，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要清除制约因素，建立产品质量、知识产权等领域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健全黑名单制度，大幅提高失信成本；要制定激励政策，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支持自主品牌发展。
目前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数量优势明显。然而当前阶段更需要从注重数量到注重质量的转变，发掘产品背后的内涵与深层价值。“德国八千多万人口，却为世界贡献了两千多个品牌，许多品牌限量生产，而不是迎合市场、越多越好，这就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品牌意识。”欧阳友权说。
《意见》提出，要“以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为主要内容”，这也是文化领域品牌建设的方向所在。欧阳友权认为，文化品牌的未来发展要拓宽三大路径：一是注重民族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二是扶持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意开发，三是品牌培育要有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防止急功近利。
善用民族文化资源，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对我国文化“走出去”意义深远。陈少峰指出，我国在对外品牌塑造和传播方面不应局限于举办大型活动，还应逐步建立包括国家、社会、企业、城市、明星、项目产品等各层面的系列品牌。
“品牌是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来源，优质内容则是品牌形成的基础。”在陈少峰看来，文化“走出去”最重要的是坚持“内容为王”，这就需要形成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
实际上，中国文化元素在世界市场很受欢迎，好莱坞的动画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都融入了中国元素，并获得很高的票房和很好的口碑；而我国却少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类似作品，因此不仅要善于运用传统文化资源，更需要加入创意，并结合市场需求加强现代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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