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写文章

人类有思想和情感，要表示出来，用嘴说的叫做言语，用笔写的叫做文字。把许多文字组织成一篇文章，叫做作文。木匠用一块块的木头造成一只木箱，砖匠用一块块的砖头造成一堵墙壁。木匠的工具是木头，砖匠的工具是砖头。我们作文的工具是文字。文字同言语一样，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符号。

人类同禽兽不同的地方，是人类有文字而禽兽没有。人类能思想，思想是由“概念”构成的。禽兽只有“表象”，没有“概念”。禽兽看见一棵树一朵花，至多只有树和花在眼中和脑中的明了的印象而已，而人类却能用一种记号，作为树和花的象征。这象征的概念的联合，在心里是思想，说出口来是言语，写在纸上是文字。思想是心里的言语，文字是纸上的言语。但文字和言语不同的地方，是表示的方法不同。言语是“占有时间性的声”，文字是“占有空间性的形”。因为言语不能传远，不能永久，所以才发明了文字。

从前刘半农先生在《应用文之教授》一文中曾“慨乎言之”地说：第一，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往往有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者，这是谁害他的？是谁造的孽？第二，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似通非通、一知半解的学校毕业生：学实业的，往往不能译书；学法政的，往往不能草公事，批案件；学商的，往往不能订合同，写书信；却能做些非驴非马的小说、诗词，在报纸上、杂志上出丑。此等“谬种而非桐城，妖孽而非选学”的怪物，是谁造就出来的？是谁该入地狱？现在，我们离刘半农先生说这话已经十几年了，我不知道我们的亲爱的中学生们的国文程度究竟进步了多少。明眼的人自然会心里明白的罢。中学国文标准应该怎样？目的是什么？从前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中曾拟了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

（1）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

（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

（3）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

（4）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

胡先生很客气地说：“这些要求不算苛求吗？”胡先生那篇文章是民国九年三月间做的。现在离胡先生做那篇文章的时间又已经十年了。我们在最近一两年做过中学教员的人，当知道现在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究竟怎样，同胡先生的“理想的标准”相去有多远。

平心而论，中学生的国文在初中三年中至少是应该弄“通”的。学生进高中后，学商科、学农科、学理科的人是不应该多花时间来弄国文了。正因为中国自古把文学看得太重了，正因为现在学科学的人也不肯在数理方面用功夫，所以中国到现在还只能产出一班空谈的“八股科学家”。学科学的人不会作诗，不会填词，甚至于不会看古书，读古文，都不算是耻辱！正因为中国人把文学看得太重了，所以丁燮林在北大讲了几次相对论，谁也不肯注意，待到他的《一只马蜂》短剧发表以后，即刻名满天下了。中国的社会不睬科学家，科学家也不肯在研究室里用功夫，全走到街上来跟着文豪吟诗作曲了。这样混下去，中国的科学永久不会发达的。我常想：中国今日之是否真能得救，在于科学家能否发明物品，制造机器；文学家能否创造真正有价值的小说、戏剧、诗歌；社会改革家能否真正投身群众中间，艰苦卓绝，努力革命。学术上的分工，精力上的专注，是很重要的。鲁迅先生曾说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比喻，好像说，就是一只牛，也是杀了卖肉就不会耕田，耕了田就不能卖肉，卖了肉就不能再成只拿来祭孔。一个人能够革命，又能够造机器、写文章，原是很好的事。但实际上这样的天才是很少的。

好多历史上有名的革命家，大都抱定理想，百折不回，但也有读书很少的。革命家少读书不算是一件羞耻的事，正同科学家不会作诗也不算是一件羞耻的事。书本读得多的人，头脑太复杂了，顾此顾彼，思前想后，也许竟不能革命。中学生是在读书时代。教中学生丢去了书本全去革命是不对的。但中学生也不是小孩子了。社会的多故，时局的危急，世界的艰难，青年的中学生也不能不睁开眼睛来看看，自己将来究竟要做怎样的人。希腊的哲人达勒思（Thales）说：“汝当自知。”这是中学生应该悬诸座右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