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以前，华夏人民信仰什么

1.相传，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古时候，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或简称“华”、“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失华夏”。唐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连起来的确是个美好的词。“华夏”所指即为中原诸侯，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所以“华夏”至今仍为中国的别称。
华，是“章服之美”的意思，
夏，是“礼仪之大”的意思。
华夏族的祖先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黄帝和炎帝，后由于合并融合，蛮，夷，戎，狄等民族相继融入华夏族，构成后来汉族的主体，
汉族由汉王朝而得名，此前称华夏族，所以汉族本身就是由不同民族融合而成的，其主体是华夏族，这就是中国之所以称为华夏的原由。

2.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这个只是传统的说法,事实中华文明不止五千年,一般来说这个五千年是从大禹治水那时算起的.大禹治水的时间根据目前的考证应在公元前2200多年．也就是距今4200多时．不过五千年文明之说早已有之，以当时的学术水平自然不能考证得很清楚，因此只能大概地说五千年了为什么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
最近，夏商周断代工程己经取得突破性成就。专家己公布了《夏商周年表》，确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黄帝事夏一千年左右。这样算来，从黄带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
一般讲文明史，是以城、青铜和文字为标志的。考古工作者已在河南淮阳发现了一座属于黄帝时代的古城遗址-平粮台古城遗址，在这里发现了标志文明的青铜和文字。就文字而言，通常把甲骨文看做是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估计距今三千年左右。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发现了黄帝时代的骨刻文字，专家认为这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科学家还发现山东大波口文化中晚期?quot;陶文"与商朝的甲骨文有一脉相承的迹象，估计 "陶文"距今约五千年。1993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的一座古城遗址中又发现了一种与甲骨文差别较大的"陶文"。"陶文"是刻在陶片上的，有11个宇，分五行排列。第一行3宇，其余各行皆2字，文字大小均匀，笔划纤细。陶文距今也接近五千年。专家们还发现了河图和洛书。河图刻有一到十个自然数排列图形，洛书刻有一到九个自然数排列图形。这些图形是刻在距今约五六千年的龟甲上，人称 "河洛文化"。有人称这是中华文化的源泉。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六千多年的古城和祭坛。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的文明程度也有力地证实中国的文明史在五千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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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皇五帝时期.
01.人文初祖 02.青铜时代 03.春秋战国 04.百家争鸣 05.始皇统一

06.大汉雄风 07.东汉兴衰 08.三国鼎立 09.两晋风去 10.南北对峙

11.隋唐兴替 13.和同一家 14.盛唐气象 15.辽宋和战 16.宋金对峙

17.群星灿烂 18.大元一统 19.明乾盛衰 21.晚清政局

23.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诞生） 25.民族危亡 26.血肉长城 27.中华腾飞

从夏朝开始,经商,周,到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造成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的局面，其间出现儒家、道家、墨家及法家诸学派。这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特点，是人们在扬弃殷商以来流行的占卜文化的同时，发展了华夏民族最初——尽管还很粗糙——的理论思惟形式。华夏文化早期大师老冉扬弃殷商文化糟粕(同时也继承了殷商的精华)，发展出与自然十分接近的道家学说；孔子和墨子则扬弃老子学说中的消极的部分，发展出注重政治实践(“学而优则仕”，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当官”)和社会实效的儒家和墨家学说。孔子学说中强调人的能动性的部分后来为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荀子(“人定胜天”)抽象出来并推至很高(不亚近世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说)的地位。孔子学说中的中庸的伦理学说，为统治者所发挥，成为社会管理的思想工具，而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经过庄子的发展则逐渐为被压迫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并成为反抗阶级压迫的思想武器。二者构成后世华夏思想对立统一的主要方面。

西汉至魏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由北方向南方迁移。伴随这种迁移的是中华民族思想新的解放。西汉武帝时，因北部(匈奴南犯)压力所产生的巩固政权的需要，汉武帝利用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对原始儒学中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原始民主的部分进行了修正，使之成为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学说。至此，儒学的生命力开始枯竭。

东汉之后，由于大规模战乱，儒学失去了支撑社会心理的功能，从而也失去了它对社会人伦的约束力。在这种由儒学衰落造成的普遍的心理空虚中，由老庄无为学说揉合而成的玄学成为社会思潮。玄学的产生在当时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在社会心理失衡时给人以新的心理支撑。它主张毁弃礼法，追求自然，这已有了思想启蒙的意义。比如鲍敬言在《无君论》中把自然之礼置于皇权之上，这就削弱了人对皇权的依附，从而加强了人与客观自然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并不具有社会关系变革的经济条件，因而，这种由北方游牧民族南犯引起的混乱，并没有给当时中国带来象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带给欧洲那样的新前景，大动乱之后社会最终只有消极地回归到“无”的世界。“贵无”(何晏、王弼)意识反映了这一时期文人的苦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经济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迁移，从而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发生分离的时期。这时政治仍以北方为重心，而经济重心已向长江流域移动。这种离心到唐宋时已随大运河的开辟成为定局。此间，广阔且未开发的长江两岸为北方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系统提供了新的复制空间，这再一次激起中华民族再建秦汉社会系统的热情。这种热情在玄学以及西传佛学的催动下，形成了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社会思想。

儒学在东方中国的衰落为西亚南亚诸文化传播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东汉始，中国相继传入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前几种宗教主要在西域胡商中流传，汉人多奉老子为教祖并开始接纳佛教。与基督教一样，佛教在早期也是劳动人民思想解放的武器。佛教初入中国(这是中国较早时期的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思想运动)时，中国正处经济文化重心即将南迁和江南即将进入开发时期。经济空间的大规模开发要求人们的思想空间也要有一个大解放，这就使得道家思想和佛学思想成了当时正处经济大变动之初的人们自觉接受的思惟形式。且不说老庄思想中那狂放无羁、汪洋恣肆的文风对当时人们的守旧思想产生多大的冲击力，只要看看老庄学中那丰富的相对论式的思惟形式，就不难理解道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盛行的原因。然而，中国的玄学只是一枝不结果的花，单凭其只破不立的玄想尚不足以推动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恰巧，佛学的传入为当时社会出现的开放思潮增加了新动力。佛学在它传入中国之初，并不只有麻醉人民思想的一面，它更有解放人民思想的一面。以禅宗为例，南禅慧能“顿悟说”主张人人都可以独立自悟，自修成佛，没有必要依赖外界的帮助。这与欧洲马丁·路德提出的个人凭信仰就可以自救的见解何其相似！不同的只是，欧洲二元性质(自然经济和趋向商品化的手工业经济并存，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并存)的社会结构使马丁·路德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中国的这次思想解放由于没有新经济体系的接纳，在经过一番波折后，不得不又回到传统的思想方式之中。至于那些不甘“招安”的文人只有在充满道家意识的“桃花源”中，寄托自己那“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1]的理想。

唐始，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小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华夏传统思想方法在生克融溶中的演进步入成熟的阶段。此时南方土地开发日趋饱和，生产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式经营；与此相应，外来的佛学思想在与中国的儒学和道学交融后，在中国扎根并与道学一起在唐韩愈倡导的“复古运动”中，开始接受儒学的“招安”。宋时，中国南方开始有了微弱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随的是佛学和道学思想中的理性意识开始向儒学渗透，与儒学产生共融，并由此诞生了以宋明理学为标志的新儒学。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是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朱熹把“理”推至无尚地位后，接着又把儒家社会规范纳入理义之中。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2]在此，“理”又成了儒学的核心内容。同时，朱熹又把佛学禅宗中的灭除杂念的修行思想与儒学的修身思想揉合一体，提出“去人欲，存天理”[3]的伦理规范，就这样，道释儒三家在宋明理学中得到天衣无缝的融合。

与黑格尔学说的——它在与专制社会妥协同时，也培养出了革命的意识——命运相似，朱熹以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进程，在对宋人空谈亡国现象的痛心反省中产生了与德国黑格尔之后相似，但却是低层次的演进。

第一个担当起改造程朱理学的是陆九渊。他扬弃了程朱哲学中对外部儒家规范的承认——这与中国佛教中南禅对北禅的扬弃相似，直接提出“心即理也”。[4]这种主张又由王守仁推至顶峰：他干脆提出：“心外无物”[5]的命题——这与西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有相似的思想变革意义。这个命题的哲学价值在于它把宋儒之“理”，从外部搬至人的内心，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椐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去把握，而不是一味被动地去适应外部规范。这样就把人们的认识从现实的儒学礼教中解脱出来，使人们有了独立判断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由程朱理学土壤中生发出的进步的思想之花。

与黑格尔思想培养出来的两类学生——一类是空谈“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另一类是追求实践的青年马克思——的后果相似，王守仁的弟子王艮把老师的“理”从内心又拉回到现实，提出：“即事是学，即事是道”[6]的命题；李贽更执极端，大呼“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7]强调个性解放：“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8]最有意义的，是李贽提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9]的一反东方大一统思惟常规的命题：他在《夫妇论》这篇不长的文章中鲜明地表达出他的本体二元论的思想，这与康德“二律背反”的命题何其相似；可惜的是，李贽这种跨时代的思想闪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为学人偏爱，正如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中国人更青睐后者一样。

李贽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注重修身与实践相结合的风尚，其代表人物是明清之际的的三大思想家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其学说特点是强调“崇实致用”。大概是对宋明亡国的惨痛教训，明清以后的学人不再只限于解释世界，而是勇敢地从事政治变革的斗争：黄、顾二人均是以反宦官为宗旨的“复社”中的重要人物，王夫之更是率兵抗清的的勇将。这种文人注重实践的学风使中国思想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阶段。

即使是改良性实践，也必然要触动外部的权威世界。明清以来，中国学人高举起思想解放的大旗，从不同方面对旧文化发起全面持久的冲击。这个进程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性思想及老庄思想中的平均主义为基础理论的变革，其代表人物前者如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后者如洪秀全等。前者试图在不触动旧体制的前提下，使中国实现近代工业的变革。后者则试图推翻旧体制，在保留小农业的前提下建立平均主义的理想王国。有意义的是，洪秀全把中国农民的原始平等思想与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相结合，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学习西来佛教后，再次开始注意从西方文化中吸取思想养料。洪秀全唤起中国南方农民对平均田地的热情，建立了庞大的农民政权。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农民很难理解同时代发生的商品经济的意义，因而，他们对商品经济原则抱有大偏见。对他们来说，商品经济就是西洋人的杀人越货及国内财东的高利贷剥削。这也难怪，那时的中国人从没感受到发生于生产领域的商品经济，他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限于流通领域的商业经济，而商业经济往往使不从事生产的“倒爷”发财，使生产者，特别是小生产者破产。于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往往把“商品经济”与“商业经济”混为一谈，把商品生产者与“奸商”混为一谈。结果，传统的中国人在制止商业经济的同时，也阻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的道理，传统中国人在从事商品经济的同时，也很容易滑向商业经济。

真正让中国人大开眼界的是手持火与剑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者。他们在用火炮打开中国东部大门并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罪孽的同时，也给中国输入了商品生产方式。这就使商品生产方式蒙上了一层血衣。这层可怖的包装给传统的中国人造成进一步的错觉：即商品经济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认识上的误差使饱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中国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国民经济向商品经济，继而市场经济的转变的抉择。相反，西方人在东方犯下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罪案，更使中国人钟情本民族文化中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资源配置原则，并按这个原则来理解后来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认识偏差直到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都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

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失败使明清以来的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甲午惨败，使中国学人自南宋灭亡后再次有了丧权辱国的体验，并被迫再次反省。中国学者在痛苦中意识到，排斥外来思想，封闭锁国不能自救，自此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开始面向世界，希望从西方寻求中国解放的新力量。这个过程一开始就分为两种路线：一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手段以加固封建政体；另一是学习西方物质和文化手段以变革封建社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光绪帝为首的近代改良派，后者的代表人物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主派。双方斗争最终在袁世凯复辟中双双败北。幸好，袁世凯封建复辟只是一次仅有八十三天的回光返照。此后，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出现再次飞跃，其特点是：西方的进步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这种结合标志着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日益走向成熟。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中国出现分别代表两种前途的力量：一种是军阀封建势力，另一是中国民主派力量。双方为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这种斗争到1919年发生了质的变化：苏联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登陆。孙中山适应这一历史潮流，实行新三民主义，极大地唤发了中国民众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人民站在民主派一边，民主派北伐取得了胜利。

但是，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民主派不同，当时中国的民主派已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与中国官僚资本的现实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穷苦农民和工人的革命要求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它们的政治代表，前者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后者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北阀结束后，中国开始出现外来思想在两种力量的斗争中扎根于中国的历程。一方面蒋介石用东方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孙中山放弃了的旧三民主义；毛泽东也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传播的社会主义。结果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获得胜利。其间，共产党经过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和1934至1935年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痛苦经历中进一步解放思想，终于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开始经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的最伟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人民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使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从理论、运动、转变为开放和富有活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建国之初，中国广大个体农民很难用西方人习惯的理性思维来理解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核，很难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保证人类社会日益实现社会化，特别在生产资料领域实现社会化的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设计了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模式来容纳未来将出现的社会所有制。然而，所有这些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磁场中变了形。我们废除了私有制，却长期且大量地保留着国有(国营)所有制，并把国有制视为不能变更的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我们把外延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大工业”理解为“社会化”经济的理想形式。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主张，在中国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曲解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小农式憧憬。一句话，多数中国人当时很难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及其高级形式即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相反还有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经济形式。这种认识偏差在“文革”中被推至极端。当时所谓“刘邓路线”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主张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道路的人们所推行的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富国之路。“文革”中，相当多的人都陷在传统的和“左”的偏见混合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中不能自拨，他们在批判商品经济的同时，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回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体制之中。老庄思想中“绝圣弃智”的主张在“文革”中变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大规模改造运动；儒家的忠君观念在“文革”变为对全国亿万人的表忠心活动。当时，流通领域经济活动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消费品平均分配，剩余全部上交国家，以致中国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中国再次与世界拉开了距离。

1978年，邓小平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举思想解放大旗，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框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提醒人们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二十年的成功实线，最终形成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又一次思想飞跃，并在这次飞跃中形成邓小平理论。

姑姑节
过去，每逢农历六月初六，农村的风俗都要请已出嫁的老少姑娘，好好招待一番再送回去。
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有个宰相叫狐偃。他是保护和跟随晋文公重耳流亡列国的功臣（详见《公子重耳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一文），封相后勤理朝政，十分精明能干，晋国上下对他都很敬重。每逢六月初六狐偃过生日的时候，总有无数的人给他拜寿送礼。狐偃慢慢地傲慢起来。时间一长，人们对他不满了。但狐偃权高势重，人们对他敢怒不敢言。
狐偃的女儿亲家是当时的功臣赵衰。他对狐偃的行为很反感，就直言相劝。但狐偃听不进去，他对赵衰的苦口良言不屑一顾，反而当众责骂亲家。赵衰年老力弱，不久因气而死。他的儿子恨岳父不讲情谊，决心为父报仇。
第二年，晋国夏粮遭灾，狐偃出京放粮，临走时说，六月初六一定赶回来过生日。狐偃的女婿得到这个消息，决定六月初六闹寿宴，杀狐偃，报父仇。狐偃的女婿见到妻子。问她：“像我岳父这样的人，天下的老百姓恨不恨？”狐偃的女儿对父亲的作为也很生气，顺口答道："连你我都恨他，还用说别人？"他丈夫就把计划说出来。他妻子听了，脸一红一白，说："我是你家的人，顾不得娘家了，你看着办吧！"
从此以后，狐偃的女儿整天心惊肉跳，她恨父亲狂妄自大，对亲家绝情。但转念想起父亲的好，亲生女儿不能见死不救。她最后在六月初五跑回娘家告诉母亲丈夫的计划。母亲大惊，急忙连夜给狐偃送信。 狐偃的女婿见妻子逃跑了，知道机密败露，闷在家里等狐偃来收拾自己。
六月初六一早，狐偃亲自来到亲家府上，狐偃见了女婿就像没事一样，翁婿二人并马回相府去了。那年拜寿筵上，狐偃说："老夫今年放粮，亲见百姓疾苦，深知我近年来做事有错。今天贤婿设计害我，虽然过于狠毒，但事没办成，他是为民除害，为父报仇，老夫决不怪罪。女儿救父危机，尽了大孝，理当受我一拜。并望贤婿看在我面上，不计仇恨，两相和好！"从此以后，狐偃真心改过，翁婿比以前更加亲近。为了永远记取这个教训，狐偃每年六月六都要请回闺女、女婿团聚一番。这件事情张扬出去，老百姓各个仿效，也都在六月六接回闺女，应个消仇解怨、免灾去难的吉利。年长日久，相沿成习，流传至今，人们称为"姑姑节"。
和春节有关的习俗
除夕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据吕不韦编写的《吕氏春秋.季冬记》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逐“疫疠之鬼”，这就是“除夕”节令的由来。
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要用桃梗刻制神荼、郁垒像，在除夕前页那天悬挂在门前，用来避免妖魔鬼怪的侵扰。到后来，人们嫌刻木人麻烦，就直接在桃木上画两个神像，提上神荼、郁垒的名字，于除夕下午挂在门两旁，以压邪驱鬼，这就是最初的桃符。关于桃木有辟邪作用的记载，最早源自《左传》，里面记载了古人用桃木做得弓进行除灾仪式。《庄子》载：“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由此可见古人对桃木的特殊信仰源自于春秋战国时期。如《战国策.齐策三》说孟尝君打算入秦时，苏秦对他讲了土偶和桃梗的寓言，劝止他，其中有土偶人语桃梗：“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可知战国时代已有削桃木为人的做法。
春节的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它兴起于虞舜时期的祭神祭祖活动，中国殷商时期的青铜器中就有“旦”的象形字了。但是在周代以夏历的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又以夏历的十月为端月（即正月，为避秦始皇“赢政”的名讳）。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开始将春节固定在夏历的正月初一，并由此逐渐升华为民族节日。
关于立春，最早产生于周代。据《礼记》所载，周朝时，每逢立春节，周天子总要率领诸侯及士大夫，前往东郊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祈求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回宫后还要赏赐群臣，布德和令以施惠兆民。
春神句芒的来历
句芒，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春神，主管农时，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非常重要，在立春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立春日迎春神是立春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中国自古就有春神崇拜的观念，也沿袭许多迎春、祭春的习俗，但有关春神的神话传说却众说纷纭。或说春神为青帝，或说春神为句芒，或说二者合而为一。也许原始崇拜与宗教混合，衍化出春神的种种称谓。
句芒（或名句龙）是少昊的后代，名重，为伏羲臣，死后成为春神，主管农时。句芒的本来面目是鸟身人面，乘两龙，经过历史演变，我们现在在祭祀仪式和年画中见到的形象为：春天骑牛的牧童，头有双发簪，手执柳鞭，亦称芒童。
两千多年，春神句芒的身世，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吕氏春秋.孟春》：“其帝太白皋，其神句茫。”高诱注：“太白皋，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句芒，少白皋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
《墨子.名鬼下》中也有关于句芒的传说：“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锡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毋失。”郑穆公再拜稽首，曰：

‘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此处郑穆公应该是秦穆公。据说春秋时，秦穆公是个贤王，能够任用贤臣，曾经拿了五张羊皮把百里奚从楚国人手里赎回来，委托他担当国家的重任；又能厚爱百姓，曾经赦免了三百个把他逃跑的好马杀来吃的歧下野人，后来这班人感念他的恩德，帮助他打败了晋国的军队，俘虏了晋国的国君夷吾（夷吾即晋惠公，在韩原之战中被秦国所擒）；天地因为他有这些好德行，便叫木神兼春神的句芒给他添加了十九年的寿命。此外，《楚辞》中的东君，也被认为是楚国的春神。
正月不剃头的由来
关于正月不剃头的传说，江苏淮阴等地民俗认识始于秦始皇，为避讳，民间就把每年的第一个月改称为正月，也形成了不“剃头”的习俗，否则就有血光之灾。
寒食、清明溯源
追溯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两千多年的力士乐。清明最开始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存在。清明的原意是大自然已经到了转暖的时候，万物开始复苏，可以春耕了。节气是中国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而节日则包含着一定的风俗活动和某种纪念意义。清明节，由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便渐渐与寒食合二为一，成为中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
寒食即禁火，只能吃冷或预先煮好的食物。古代的寒食节，在清明节的前一天。相传这个习俗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晋国有人欲害死公子重耳，忠臣介之推（又名介子推）便护送重耳逃亡，甚至在饥寒交迫之际，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重耳吃，希望日后他安然回国，当上国君，并勤政爱民。

十多年后，重耳终于回国当上了国君，即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详见《开创百年霸业的晋文公》一文），并逐一犒赏流亡期间曾协助他的人，却忘了介之推，他经旁人提醒，才赶忙差人请介之推前来领赏。可是，介之推和母亲到深山隐居。晋文公与臣子在山中遍寻不获，有人提议放火烧山，介之推是孝子，一定会救母亲出来。可是，大火烧了三日三夜，仍不见介之推。火熄灭后，人们在一棵柳树下发现介之推背着母亲的尸体。晋文公非常伤心和懊悔，将二人安葬在柳树下。晋文公将放火烧山的一天，定为寒食节，规定人民禁止用火，寒食一天，以纪念介之推的忠诚。
第二年,晋文公与群臣素服登山祭奠介之推，他们发现安葬介之推的老柳树死而复活，晋文公上前折了柳枝，围成圈儿戴在头上，并将杨柳挂在门外以示纪念，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清明节习俗。而清明扫墓的习俗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是在清明之际，《史记.留侯世家》说，张良在夏季的伏日和冬季的腊日墓祭传授他兵书的黄石公。东周战国时期的典籍中也曾提到一个为人所耻笑的齐国人，常到东郭坟墓乞食祭祀用的祭品，可见战国时代扫墓之风气盛行。至于这个习俗定于清明，是唐代以后才开始盛行。
遍插茱萸避恶气
相传，春秋战国时期，弱小的吴国每年都得按时向强邻楚国进贡。有一年，吴国的使者将本国的特产“吴萸”作为药材献给楚王。楚王看不起这其貌不扬的“吴萸”，认为是吴国在戏弄他，于是令人将使者赶了出去。楚王身边有位姓朱的大夫，将吴国使者带来的吴萸精心保管起来。次年，楚王受寒旧病复发，群臣束手无策。朱大夫见时机已到，急忙将吴萸煎熬，给楚王服下，片刻止痛，楚王大喜，重赏了朱大夫，并询问这是什么药？朱大夫便将去年吴国使臣献药之事禀报给楚王。楚王听后，非常懊悔，一面派人携带礼品向吴王道歉，一面命人广植吴萸。
几年后，楚国瘟疫流行，全靠吴萸挽救成千上万百姓的性命。楚国百姓为感谢朱大夫的救命之恩，便在吴萸的前面加上一个“朱”字，改称吴朱萸。后世医学家又在朱字上加个草字头，正式取名“茱萸”，并一直沿袭下来，才有了“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样的名句。
七月十五话“鬼节”
相传，每年七月一日至七月十五，阎王大开地狱之门，阴间鬼魂悉数回到阳间，探视自己的亲友及子孙，所以人们称七月为鬼月，有“七月半，鬼乱窜”的说法。
古时候，人们都相信鬼神。《周礼祭法》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先秦典籍《列子.天瑞》中说：“精神离形各归其有，故谓之鬼，鬼者归也，归其真宅。”民间之说鬼来无影去无踪，形象恐怖，魔力无穷，常常在夜间作祟捣乱，人们对它又敬畏，又恐惧。鬼观念本市虚幻、想象的产物。但不知不觉中，鬼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悄悄进入我们的生活。
原始先民认知和理解鬼时认为，人有三魂七魄，人死之后，七魄分离，只剩下三魂就叫做鬼。古人是以人为参照认知鬼的，先秦时期的人们认为，鬼只是人死后的另一种存在方式，鬼和人一样，都为中性词。
先在，民间的七月十五，大多逐渐只保留了祭奠的形式，作为对祖先的缅怀和纪念。
独特的冬至礼俗
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冬至有一种畏惧心理。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冬至断绝行路的传统，如《周易.象传》记载：“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此外，战国成书的《吕氏春秋》中还记载了冬至日的特点及人们应有的行为：“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弇，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主张君子要在冬至日斋戒，禁绝各种欲望，身心安定，达到身宁事静，以待阴阳的转化。这是白天变短，阴阳二气相争，各种生物都已荡然寂静的要求。
腊八节的起源
每年的农历十二月初八，是中国汉族的传统节日——腊八节。这一天，大多数地区都有吃腊八粥的习俗。关于腊八节以及喝腊八粥的由来，民间有很多不同的传说。
传说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氏，他的三个儿子死后变成恶鬼，专门出来惊吓孩子。古代人们普遍相信迷信，害怕鬼神，认为大人小孩中风得病、身体不好都是由于疫鬼作祟。这些恶鬼天不怕地不怕，单怕赤(红)豆，故有“赤豆打鬼”的说法。所以，在腊月初八这一天以红小豆、赤小豆熬粥，以祛疫迎祥。
另有一说，相传秦始皇修建长城，天下民工奉命而来，长年不能回家，吃粮靠家里人送。有些民工，家隔千山万水，粮食送不到，致使不少民工饿死于长城工地。有一年腊月初八，无粮吃的民工们合伙积了几把五谷杂粮，放在锅里熬成稀粥，每人喝了一碗，最后还是饿死在长城下。后来人们为了悼念饿死在长城工地的民工，便在每年腊月初八吃“腊八粥”，以资纪念。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先秦时期，人们把冬至看作一个息事宁人的节日。

以上节日，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

区域不同。巴蜀重巫，齐鲁有礼，民俗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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