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尼安德特人狩猎穴狮最早可能证据，这一发现对古文化研究有哪些意义

元谋人
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它是迄今所知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直立人。1965年5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这里地处元谋盆地边缘,盆地内出露一套厚达695米的河湖相沉积。从下到上分为4段28层。元谋人牙发现于第4段第22层中。此后，又在同一地点的同一层位中，发掘出少量石制品、大量的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元谋人的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据古地磁断代，年代为距今170万年。

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于同一成年人个体。齿冠保存完整,齿根末梢残缺,表面有碎小裂纹,裂纹中填有褐色粘土。这两枚牙齿很粗壮,唇面比较平坦，舌面的模式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被命名为 “元谋直立人”(Homo erectus yuanmouensis)，俗称“元谋人”。（见彩图元谋人牙齿化石）

先后出土的石制品共7件,人工痕迹清楚。原料为脉石英,器型不大,有石核和刮削器。它们和人牙虽不居于同一水平面上，但层位大致相同，距离又不远，应是元谋人制作和使用的。发现的炭屑多掺杂在粘土和粉砂质粘土中,少量在砾石凸镜体里。炭屑大致分为3层，每层间距30～50厘米。炭屑常常和哺乳动物化石伴生。最大的炭屑直径可达15毫米,小的为1毫米左右。在4厘米×3厘米的平面上,1毫米以上的炭屑达16粒之多。此外还发现两块黑色的骨头，经鉴定可能是被烧过的。研究者认为，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痕迹。这一发现，和在距今约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中发现的烧骨,如确系人工用火证据，则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大大提前。

与元谋人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泥河湾剑齿虎、桑氏缟鬣狗、云南马、爪蹄兽、中国犀、山西轴鹿等29种,绝种动物几乎占100％，其中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的占38.8％，这表明元谋人的生存时代不会晚于早更新世。有人根据动物化石及植物孢粉分析，认为当时的自然环境呈森林草原景观,气候比现在凉爽。关于元谋人的“绝对”年代问题，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用古地磁方法测定,为距今170±10万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根据古地磁分析和对比,认为是164万年。但也有人认为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距今60万至50万年或更晚一些

北京人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属直立人。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堆积中，同时出土大量石制品、骨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的明德－里斯间冰期，据铀系法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及古地磁断代，年代为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

发现和意义 1918年，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发现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在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 1地点”。1921和1923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由于这一发现,1927年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当年又发现 1颗人的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 3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Sinanthropus pekinensis（曾译“北京中国猿人”,原意应为“北京中国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1870～1946)则给了它一个俗名：“北京人”(Peking man)。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改称为“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1929年,在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独自主持下,于12月2日下午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消息的公布，震动了世界学术界。在此之前，虽然德国的尼安德特人、爪哇的“直立人”（见爪哇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的遗骨已经问世，但这些发现由于保守思想的束缚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即使在持进化论的学者当中，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和这些发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地位，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以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共有5个,此外还有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肱骨、锁骨、月骨等以及牙齿147颗。这些珍贵的标本,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全部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口店的发掘得到恢复。多次发掘，又发现北京人的牙齿5颗,下颌骨一具；1966年还从靠顶部的堆积中发现一个残破的头盖骨。此外，又从1937年前发现的碎骨中认出一段上臂骨和一段胫骨。如果把前后的发现都计算在内，总共得到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同时，发现了不下10万件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遗址的材料，在全世界发现的同一阶段人类遗址的材料中，是最丰富也是最系统的，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地层堆积和年代 北京人遗址的堆积物厚40米以上。上部的34米为含化石的堆积，依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可分为13层，主要由洞内崩坍的石灰岩碎块和流水带入洞内的粘土、粉砂等残积物构成。在堆积物中还有北京人用火留下的灰烬。较大的灰烬层有4个，第4层的灰烬最厚处超过6米。从第13层以上发现动物化石,这一层还出土了几件石器，表明已有早期人类活动。

根据动物化石的性质，第11～13层的时代与遗址以南约 1.5公里的周口店第13地点相当。后者亦为洞穴堆积，发现有石制品、灰烬、烧骨和哺乳动物化石，是周口店一带最早的遗存。和北京人遗址第1～3层时代大体相当的，有周口店第15、第4和第3等地点。其中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的材料最丰富，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还有灰烬和烧骨。另外两个地点遗物不多，但在第4地点曾发现一颗人牙，从而成为周口店地区除北京人遗址、山顶洞遗址以外又一个出土人类化石的地点。这3个地点的时代，有的研究者根据存在赤鹿等时代较晚的化石的事实，认为可能已经到了晚更新世的初期

对于北京人遗址时代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初，安特生和师丹斯基认为是上新世。到了20年代末，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1881～1955)和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等，以动物群的性质为主要依据，判明这个遗址属于比泥河湾期晚而比黄土期早的中更新世。60年代蓝田人遗址发现后，有人提出将华北中更新世划分为早、晚两期的主张，早期以含公王岭动物群的蓝田人遗址为代表，晚期以含周口店动物群的北京人遗址为代表(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1976年后，采用铀系法、裂变径迹法、古地磁法等多种方法，测定了北京人遗址的年代，得知第13层以上为距今70万至20万年左右，第14层以下早于距今70万年。

体质特征 北京人头骨的最宽处在左右耳孔稍上处，向上逐渐变窄，剖面呈抛物线形。这与现代人头骨的最宽处上移到脑颅的中部不同，和尼安德特人相比也低一些。北京人的头盖骨低平，额向后倾，虽已比猿类增高，但低于现代人，比尼安德特人也稍低。北京人的脑量平均为1043立方厘米，介于猿和现代人之间。他们的头盖骨比现代人约厚一倍。眉嵴粗壮，向前突出，左右互相连接。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嵴，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北京人面部较短，吻部前伸，没有下颏。有扁而宽的鼻骨和颧骨，颧骨面朝前，这表明他们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的内面靠前部有明显的下颌圆枕。他们的牙齿，无论齿冠或齿根都比猿类弱小，齿冠的纹理也简单,但比现代人粗大、复杂得多。另外,犬齿和上内侧门齿的舌面，有由底结节伸向切缘的指状突；上内侧和外侧门齿的舌面为明显的铲形。北京人的头部保存的原始性质和爪哇人相似，因而它们同属于直立人发展阶段。北京人的门齿呈铲形，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内面靠前部有下颌圆枕等，又表明他们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

北京人的下肢骨髓腔较小，管壁较厚（股骨的髓腔只占骨干最小直径的三分之一,现代人则占二分之一;胫骨的髓腔更小），但在尺寸、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方面都已和现代人相似，这证明他们已经善于直立行走。北京人的上肢骨除了髓腔较小管壁较厚外，和现代人的接近程度更甚于下肢骨，说明他们的上肢已能进行与现代人十分相似的活动。北京人的身高，从发现的一条比较完整的股骨长度推算，约为1.56～1.57米。

北京人的文化 北京人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和用火遗迹。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较少，且多为小型。原料有来自洞外河滩的脉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等砾石，也有从两公里以外的花岗岩山坡上找来的水晶。北京人用砾石当锤子,根据石料的不同,分别采用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打制石片。其中，用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核和两极石片，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很大比重，并构成北京人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第二步加工多用石锤直接打击，以一面打制为主，并且绝大多数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

北京人的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等多种类型。他们挑选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制成砍斫器。这类石器的尺寸较大。“刮削器”系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多边刃等形状，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不多，但制作比较精致，尺寸小，有的只有一节手指那么大小，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比较固定，反映出一定的技术水平。（见彩图“北京人”的尖状器）在世界上已知的同时期的遗址中，还从没有听说过精致程度堪与相匹的同类石器。石锤和石砧是他们制作石器的工具。从石锤上留下的敲击痕迹可以看出，北京人善于用右手操作。此外，在一些未经第二步加工的石片上，往往也发现使用过的痕迹

北京人的石器

以细小石器为主要成分的北京人石器，是华北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传统之一,即“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 -峙峪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个传统不但在华北，而且自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在西南、东北等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北京人的洞穴堆积中，有许多破碎的兽骨。有的研究者认为，其中某些是北京人制作和使用过的骨器。例如，截断的鹿角根既粗壮又坚实,可以当锤子使用,截断的鹿角尖可以作挖掘工具。从这些鹿角上可以看出，北京人已掌握了在要截断的地方先用火烧，使之容易截断的方法，又例如，许多鹿头骨只保留着象水瓢似的头盖，上边有清楚的打击痕迹，多数经过反复加工，保留部分的形状也相当一致，可以看作是舀水的器皿。有的肢骨顺长轴劈开，把一头打击成尖形或刀形；有的骨片在边缘有多次打击痕迹，也可作工具使用。不过，有些学者对北京人是否制作和使用骨器持相反意见。

在北京人洞穴里的灰烬层中，发现许多被烧过的石头、骨头和朴树籽，还有一块紫荆木炭。灰烬有的成堆，说明他们已能很好地管理火。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北京人已能人工取火，但他们显然学会了保存火种的方法。

自然环境 北京人住地的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面和西南为低缓的群山所环绕,东南方是广大的平原,在龙骨山的东边有一条河流。北京人在这里居住的时期，气候和自然环境屡经变化。早期偏冷，可能还处于明德－里斯间冰期的初期，喜冷的动物如狼獾、洞熊、扁角大角鹿、披毛犀等在动物化石中占优势。中、晚期较温暖，喜暖的动物如竹鼠、硕猕猴、德氏水牛、无颈鬃豪猪等占优势。由于发掘出安氏鸵鸟和巨副驼等动物化石，证实这里有过干旱的时期，出现过草原甚至沙漠。而水獭、居氏巨河狸、河狸等喜水栖动物的发现，又表明这里也曾出现过大面积的水域。

生活 北京人穴居，从事狩猎和采集。在灰烬中发现的敲破的烧骨，表明他们已经知道熟食。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北京人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着艰难的生存头争。季节变化、自然灾害、猛兽侵袭、疾病困扰，无一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威胁。从化石测知的数十个北京人个体的年龄告诉我们，他们的死亡率极高，这也可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恶劣。

元谋人
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它是迄今所知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直立人。1965年5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这里地处元谋盆地边缘,盆地内出露一套厚达695米的河湖相沉积。从下到上分为4段28层。元谋人牙发现于第4段第22层中。此后，又在同一地点的同一层位中，发掘出少量石制品、大量的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元谋人的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据古地磁断代，年代为距今170万年。

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于同一成年人个体。齿冠保存完整,齿根末梢残缺,表面有碎小裂纹,裂纹中填有褐色粘土。这两枚牙齿很粗壮,唇面比较平坦，舌面的模式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被命名为 “元谋直立人”(Homo erectus yuanmouensis)，俗称“元谋人”。（见彩图元谋人牙齿化石）

先后出土的石制品共7件,人工痕迹清楚。原料为脉石英,器型不大,有石核和刮削器。它们和人牙虽不居于同一水平面上，但层位大致相同，距离又不远，应是元谋人制作和使用的。发现的炭屑多掺杂在粘土和粉砂质粘土中,少量在砾石凸镜体里。炭屑大致分为3层，每层间距30～50厘米。炭屑常常和哺乳动物化石伴生。最大的炭屑直径可达15毫米,小的为1毫米左右。在4厘米×3厘米的平面上,1毫米以上的炭屑达16粒之多。此外还发现两块黑色的骨头，经鉴定可能是被烧过的。研究者认为，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痕迹。这一发现，和在距今约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中发现的烧骨,如确系人工用火证据，则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大大提前。

与元谋人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泥河湾剑齿虎、桑氏缟鬣狗、云南马、爪蹄兽、中国犀、山西轴鹿等29种,绝种动物几乎占100％，其中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的占38.8％，这表明元谋人的生存时代不会晚于早更新世。有人根据动物化石及植物孢粉分析，认为当时的自然环境呈森林草原景观,气候比现在凉爽。关于元谋人的“绝对”年代问题，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用古地磁方法测定,为距今170±10万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根据古地磁分析和对比,认为是164万年。但也有人认为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距今60万至50万年或更晚一些

北京人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属直立人。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堆积中，同时出土大量石制品、骨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的明德－里斯间冰期，据铀系法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及古地磁断代，年代为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

发现和意义 1918年，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发现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在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 1地点”。1921和1923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由于这一发现,1927年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当年又发现 1颗人的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 3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Sinanthropus pekinensis（曾译“北京中国猿人”,原意应为“北京中国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1870～1946)则给了它一个俗名：“北京人”(Peking man)。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改称为“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1929年,在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独自主持下,于12月2日下午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消息的公布，震动了世界学术界。在此之前，虽然德国的尼安德特人、爪哇的“直立人”（见爪哇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的遗骨已经问世，但这些发现由于保守思想的束缚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即使在持进化论的学者当中，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和这些发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地位，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以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共有5个,此外还有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肱骨、锁骨、月骨等以及牙齿147颗。这些珍贵的标本,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全部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口店的发掘得到恢复。多次发掘，又发现北京人的牙齿5颗,下颌骨一具；1966年还从靠顶部的堆积中发现一个残破的头盖骨。此外，又从1937年前发现的碎骨中认出一段上臂骨和一段胫骨。如果把前后的发现都计算在内，总共得到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同时，发现了不下10万件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遗址的材料，在全世界发现的同一阶段人类遗址的材料中，是最丰富也是最系统的，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地层堆积和年代 北京人遗址的堆积物厚40米以上。上部的34米为含化石的堆积，依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可分为13层，主要由洞内崩坍的石灰岩碎块和流水带入洞内的粘土、粉砂等残积物构成。在堆积物中还有北京人用火留下的灰烬。较大的灰烬层有4个，第4层的灰烬最厚处超过6米。从第13层以上发现动物化石,这一层还出土了几件石器，表明已有早期人类活动。

根据动物化石的性质，第11～13层的时代与遗址以南约 1.5公里的周口店第13地点相当。后者亦为洞穴堆积，发现有石制品、灰烬、烧骨和哺乳动物化石，是周口店一带最早的遗存。和北京人遗址第1～3层时代大体相当的，有周口店第15、第4和第3等地点。其中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的材料最丰富，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还有灰烬和烧骨。另外两个地点遗物不多，但在第4地点曾发现一颗人牙，从而成为周口店地区除北京人遗址、山顶洞遗址以外又一个出土人类化石的地点。这3个地点的时代，有的研究者根据存在赤鹿等时代较晚的化石的事实，认为可能已经到了晚更新世的初期

对于北京人遗址时代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初，安特生和师丹斯基认为是上新世。到了20年代末，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1881～1955)和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等，以动物群的性质为主要依据，判明这个遗址属于比泥河湾期晚而比黄土期早的中更新世。60年代蓝田人遗址发现后，有人提出将华北中更新世划分为早、晚两期的主张，早期以含公王岭动物群的蓝田人遗址为代表，晚期以含周口店动物群的北京人遗址为代表(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1976年后，采用铀系法、裂变径迹法、古地磁法等多种方法，测定了北京人遗址的年代，得知第13层以上为距今70万至20万年左右，第14层以下早于距今70万年。

体质特征 北京人头骨的最宽处在左右耳孔稍上处，向上逐渐变窄，剖面呈抛物线形。这与现代人头骨的最宽处上移到脑颅的中部不同，和尼安德特人相比也低一些。北京人的头盖骨低平，额向后倾，虽已比猿类增高，但低于现代人，比尼安德特人也稍低。北京人的脑量平均为1043立方厘米，介于猿和现代人之间。他们的头盖骨比现代人约厚一倍。眉嵴粗壮，向前突出，左右互相连接。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嵴，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北京人面部较短，吻部前伸，没有下颏。有扁而宽的鼻骨和颧骨，颧骨面朝前，这表明他们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的内面靠前部有明显的下颌圆枕。他们的牙齿，无论齿冠或齿根都比猿类弱小，齿冠的纹理也简单,但比现代人粗大、复杂得多。另外,犬齿和上内侧门齿的舌面，有由底结节伸向切缘的指状突；上内侧和外侧门齿的舌面为明显的铲形。北京人的头部保存的原始性质和爪哇人相似，因而它们同属于直立人发展阶段。北京人的门齿呈铲形，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内面靠前部有下颌圆枕等，又表明他们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

北京人的下肢骨髓腔较小，管壁较厚（股骨的髓腔只占骨干最小直径的三分之一,现代人则占二分之一;胫骨的髓腔更小），但在尺寸、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方面都已和现代人相似，这证明他们已经善于直立行走。北京人的上肢骨除了髓腔较小管壁较厚外，和现代人的接近程度更甚于下肢骨，说明他们的上肢已能进行与现代人十分相似的活动。北京人的身高，从发现的一条比较完整的股骨长度推算，约为1.56～1.57米。

北京人的文化 北京人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和用火遗迹。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较少，且多为小型。原料有来自洞外河滩的脉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等砾石，也有从两公里以外的花岗岩山坡上找来的水晶。北京人用砾石当锤子,根据石料的不同,分别采用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打制石片。其中，用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核和两极石片，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很大比重，并构成北京人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第二步加工多用石锤直接打击，以一面打制为主，并且绝大多数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

北京人的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等多种类型。他们挑选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制成砍斫器。这类石器的尺寸较大。“刮削器”系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多边刃等形状，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不多，但制作比较精致，尺寸小，有的只有一节手指那么大小，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比较固定，反映出一定的技术水平。（见彩图“北京人”的尖状器）在世界上已知的同时期的遗址中，还从没有听说过精致程度堪与相匹的同类石器。石锤和石砧是他们制作石器的工具。从石锤上留下的敲击痕迹可以看出，北京人善于用右手操作。此外，在一些未经第二步加工的石片上，往往也发现使用过的痕迹

北京人的石器

以细小石器为主要成分的北京人石器，是华北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传统之一,即“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 -峙峪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个传统不但在华北，而且自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在西南、东北等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北京人的洞穴堆积中，有许多破碎的兽骨。有的研究者认为，其中某些是北京人制作和使用过的骨器。例如，截断的鹿角根既粗壮又坚实,可以当锤子使用,截断的鹿角尖可以作挖掘工具。从这些鹿角上可以看出，北京人已掌握了在要截断的地方先用火烧，使之容易截断的方法，又例如，许多鹿头骨只保留着象水瓢似的头盖，上边有清楚的打击痕迹，多数经过反复加工，保留部分的形状也相当一致，可以看作是舀水的器皿。有的肢骨顺长轴劈开，把一头打击成尖形或刀形；有的骨片在边缘有多次打击痕迹，也可作工具使用。不过，有些学者对北京人是否制作和使用骨器持相反意见。

在北京人洞穴里的灰烬层中，发现许多被烧过的石头、骨头和朴树籽，还有一块紫荆木炭。灰烬有的成堆，说明他们已能很好地管理火。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北京人已能人工取火，但他们显然学会了保存火种的方法。

自然环境 北京人住地的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面和西南为低缓的群山所环绕,东南方是广大的平原,在龙骨山的东边有一条河流。北京人在这里居住的时期，气候和自然环境屡经变化。早期偏冷，可能还处于明德－里斯间冰期的初期，喜冷的动物如狼獾、洞熊、扁角大角鹿、披毛犀等在动物化石中占优势。中、晚期较温暖，喜暖的动物如竹鼠、硕猕猴、德氏水牛、无颈鬃豪猪等占优势。由于发掘出安氏鸵鸟和巨副驼等动物化石，证实这里有过干旱的时期，出现过草原甚至沙漠。而水獭、居氏巨河狸、河狸等喜水栖动物的发现，又表明这里也曾出现过大面积的水域。

生活 北京人穴居，从事狩猎和采集。在灰烬中发现的敲破的烧骨，表明他们已经知道熟食。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北京人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着艰难的生存头争。季节变化、自然灾害、猛兽侵袭、疾病困扰，无一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威胁。从化石测知的数十个北京人个体的年龄告诉我们，他们的死亡率极高，这也可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恶劣。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因发现於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1930年发现，1933～1934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裴文中主持进行发掘。与人类化石一起，出土了石器、骨角器和穿孔饰物，并发现了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末，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距今18865±420年。山顶洞人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的作用，按母系血统确立亲属关系。

中国北京郊外周口店龙骨山猿人洞中曾发现多具北京猿人化石，但在山的最顶端石钟乳洞，即山顶洞中，1933年有新人阶段的化石人骨出土。称此为山顶洞人。地质年代相当于欧洲旧石器晚期。至少为7个人体的人骨，年龄范围自新生儿至老年。其中三个头骨保存良好。根据魏敦瑞（F.Weidenreich）的主张，其中男性老人与欧洲克罗马农人相似，成年女性头骨A是美拉尼西亚人，成年女性B与爱斯基摩人相似。魏敦瑞从这一事实出发，认为远古时代人的个体差异较之今日的人种差异为大，这是由于各地方的人经过选择，而产生了今日人种的变异。现在一般多不接受这种说法，认为山顶洞人是未分化的蒙古系人种（黄色人种）。

洞穴和年代

山顶洞分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4部分。洞口向北，高约4米，下宽约5米。上室在洞穴的东半部，南北宽约8米，东西长约14米。在地面的中间发现一堆灰烬，底部的石钟乳层面和洞壁的一部分被烧炙，说明上室是山顶洞人居住的地方。在上室文化层中发现有婴儿头骨碎片、骨针、装饰品和少量石器。下室在洞穴的西半部稍低处，深约8米。发现有3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躯干骨，人骨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的粉末及一些随葬品，说明下室是葬地。下窨在下室深处，是一条南北长3米、东西宽约1米的裂隙。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动物骨架，推测它们是在人类入居以前，偶然坠入这个天然“陷阱”之中的。

在山顶洞堆积中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共54种，其中哺乳动物有48种，大多数属华东、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现生种，绝灭动物只有洞熊、最后斑鬣狗和鸵鸟3种，仅占动物总数的12.1％。由此表明山顶洞是晚更新世末的洞穴遗址。

体质特征和种族

山顶洞的人类化石共代表 8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由头骨缝的愈合程度和牙齿的生长情况看，其中5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超过60岁的老人，1个是少年，1个是5岁的小孩，1个为婴儿。

山顶洞人的体质已很进步。头骨的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极为明显，下颏突出，脑量已达1300～1500毫升。这些特徵和现代人相一致。男性身高约为1.74米，女性为1.59米。

关于山顶洞人的种族，德国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曾认为老年男性头骨的测量指数很像西欧的化石智人，如克罗马农人，但根据形态观察，又可确定是原始的蒙古人种。女性头骨之一属於美拉尼西亚人类型；另一具则属於爱斯基摩人类型。甚至认为这些不同种族的成员组成了一个家庭。中国古人类学者的研究认为，老年男性头骨几乎所有的面骨测量指数都和现代的或化石的蒙古人种相近，而远於西欧的化石智人。从形态方面观察，头骨的许多特徵，如鼻骨较窄，有鼻前窝、颧骨突出并且较直，以及有下颌圆枕等，都属於蒙古人种的特徵。女性头骨之一，由於人工变形，不能作分析种族的正常依据。但其面骨部分的主要测量数值和指数，都接近现代的或化石的蒙古人种，其相似程度大於与现代美拉尼西亚人相似的程度。所有的形态特徵也都更接近於蒙古人种。另一具女性头骨的测量结果表明，她是与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人有密切联系的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她比以上两具头骨具有更为显著的蒙古人种的典型形态特徵。

山顶洞人代表原始蒙古人种，但个体之间尚有一些差别，表明当时蒙古人种正在形成之中，一些形态细节尚未充分形成。但有的学者认为，种族形成的时代比山顶洞人要早得多。(见山顶洞人复原像 )

文化遗物

山顶洞人的石器数量很少，总共25件，都不具代表性。砍斫器只有3件，用砂岩砾石打制而成。刮削器都是用燧石或脉石英石片制成的，其中一件凹刃刮削器制作较精致。两极石片(或称两端刃器)多为脉石英，两端有石屑剥落的痕迹。这种石片在北京人遗址中发现很多，山顶洞人沿用了同样的方法制作工具。骨角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骨针，针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针身微弯，刮磨得很光滑，针孔是用小而细锐的尖状器挖成的，它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缝纫工具。还有1件赤鹿角，枝叉被截去，表面经过刮磨，尖头残缺。有人推测可能是做矛头使用的。

山顶洞人的石器和骨针

山顶洞人的装饰品非常丰富，有穿孔的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小石坠、鲩鱼眼上骨和刻沟的骨管等。穿孔兽牙最多，有125枚，除1枚虎门齿外，馀者为獾、狐、鹿、野狸和小食肉类动物的犬齿，均在牙根部位两面对挖成孔。有的因长期佩带，孔眼已磨光变形。其中5件出土时呈半圆形排列，可能是成串的项饰。穿孔海蚶壳3个，在铰合部以下处磨穿成孔。制作得最精巧的是7颗小石珠，原料为白色石灰岩，形状不规则，大小相近，最大的直径为6.5毫米，孔眼由一面钻成，珠表面被染成红色。它们都散布在头骨附近，可能为头饰。石坠系用天然的椭圆形黄绿色岩浆岩小砾制成，两面扁平，其中一面经人工磨过，在中央对钻成孔。还发现1件鲩鱼的眼上骨和4件骨管。前者在边缘处钻一小孔，局部染成红色；后者用鸟骨制成，管体光滑，有磨擦痕迹，表面有短而深的横沟，多少不等但排列一样，显然是为了接系其他饰物特意刻出来的。

山顶洞人的装饰品

生产、生活和埋葬 山顶洞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现在当地的情景相似。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的草原。虎、洞熊、狼、似鬃猎豹、果子狸和牛、羊等生存於其间。山顶洞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野兔和数百个北京斑鹿个体的骨骼，应是他们狩猎的主要对象。在遗址里还发现鲩鱼、鲤科的大胸椎和尾椎化石，说明山顶洞人已能捕捞水生动物，把生产活动范围扩大至水域，这标志著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界的能力的提高。

山顶洞人的石器虽然不典型，但骨器和装饰品制作得十分精美。他们掌握了钻孔技术，不仅会一面直钻，而且能两面对钻。在鲩鱼的眼上骨和直径只有3.3毫米的骨针上钻出细孔，表明技术已相当熟练，制造钻孔工具的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山顶洞人掌握了磨制技术。尽管这种技术仅用於制造装饰品，但却为以后新石器时代磨制工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山顶洞人还懂得用赤铁矿粉末染色的方法，这使得装饰品更加鲜艳美观。钻孔、磨制和染色技术，都是以前时期所没有的，这些新技术的运用显示出人类生产技能的提高，也使生活内容更加丰富。骨针的出现意味著当时已会缝纫。缝缀起来的兽皮既可搭盖住所，抵御风寒，也可掩护身体。而装饰品的出现，则表明山顶洞人已经有了审美观念。山顶洞人将死者埋葬在下室，说明他们已经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有人认为尸体上及周围的赤铁矿粉象徵血液，人死血枯，加上同色的物质，是希望死者在另外的世界中复活。

山顶洞人文化遗址是1930年发现的，1933年和1934年进行了发掘，已挖完。山顶洞文化的底层直接堆积在“北京人”遗址的第1层上。山顶洞洞口向北，发掘时被拆除，所见向北的口是人工开凿的。山顶洞遗址由四部分组成：洞口，人室、下室和下窨，前三部分都发现有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下窨只发现完整的动物化石。
山顶洞的洞口高4米，下宽约5米；上室东西长12米，南北宽8米，上室西部有一陡坎，向西倾斜，表面有厚层的石钟乳，下室在此斜坡的底部。下窨在下室深处。
在山顶洞发现了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化石以及其他解剖部位的化石多件，总计有lO个个体或稍多，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人类化石最多的。
在下室，发现一老年男性、中年女性和青年女性头骨各；具，在老年头骨的左侧发现穿孔的介壳，穿孔的狐狸犬齿，在骨盆和股骨周围找到赤铁矿粉和赤铁矿石，这表明，下室是一处公共墓地，也是至今所知国内这个时代唯一的墓葬遗存。从山顶洞出土的石器，人工痕迹清楚的有25件。做石器的原料主要是石英，还有燧石和砂岩。打石片的方法有两种，砸击法和锤击法，山顶洞人文化的主要标志是应用磨光技术和钻孔技术，制造出造型精美的骨器、角制品和大量的艺术品。
骨器，除了一些打击骨器外，最有代表性的是一枚骨针。这件标本保存尚好，针眼上缘残缺，下缘至针尖保存完好，长82毫米，针身浑圆，针尖如芒，针眼由残存部分看，是挖刮而成的，而不是钻出来的。由此发现可知山顶洞人已懂得缝衣御寒。
在山顶洞人遗址内发现装饰品共141件。穿孔的小砾石一件，各类穿孔的兽牙125件，包括狐狸的上下犬齿29枚，鹿的上下犬齿和门齿29枚，野狸上、下犬齿17枚，鼬的犬齿2枚，虎的门齿1枚，还有2枚残牙可能是狐狸或鼬的；穿孔的海蚶壳3个，钻孔的青鱼眶上骨l件以及有刻道的骨管4件和石珠7件。
山顶洞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由于赤铁矿石和海蚶壳的发现，可知其活动范围的扩大，北至宣化，南达海边。
周口店第4地点位于第1地点南约100米处。系1927年李捷和步林发现，1937—1938年进行试掘，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和少量石器。1967年在第4地点北端发现了一个“洞口”，故又有新洞之称。1972年在该地点西侧修路，挖掉部分堆积，发现灰烬层，十多种哺乳动物化石。1973年正式发掘，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一枚人牙、用火遗迹和数十件石器。
第4地点其前部是南北走向的裂隙，最宽处约5米，堆积厚度约6.5米，后部为洞穴(“新洞”)，洞的走向先向北，而后折向东南。堆积物可分为上下两部，下部呈灰黄色，下部颜色略红，第5水平层(在深5米处)化石较多。人牙化石发现于第5水平层，是一枚左上第一前臼齿，与“北京人”同一牙齿比较，有明显的不同，是“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的代表。
用火遗迹有灰烬层，见于底部。石器数10件，原料基本上是石英，打片方法有锤击法和砸击法，石片长度多在30一40毫米，工具有刮削器和尖状器，其中以1938年发现的一件喙形尖状器最精致。这个地点的哺乳动物组合有33个属40个种，其中现生种占82.5％，绝灭种占17.5%。其时代介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
周口店第13地点1933年10月，在步达生领导下，在龙骨山南约l公里处发现了新的化石地点，命名为第13地点。发掘工作在裴文中领导下进行，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6月，挖土约400立方米，获化石161箱和少量的石器。
从这个地点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共36种，其中大多数是大型动物，食肉目动物占可鉴定的动物的1／3。在这个动物组合中，比较有意义的种属有变种狼、中华缟鬣狗、最后剑齿虎、上丁氏鼢鼠、拟布氏田鼠、拉氏豪猪、三门马、梅氏犀、葛氏斑鹿、扁角肿骨鹿、德氏水牛和硕猕猴这个地点还发现文化遗物，有砸痕的砾石和石片，燧石做的梯形石片，其下缘还可见到清楚的使用痕迹；脉石英小砾石做的单直刃刮削器，可供割切之用；原始型的尖状器，小型砍砸器。从这些为数不多石器材料可知当时人打片用两种方法：砸击法和锤击法，修理工具用锤击法，并已有3种工具：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
第13地点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猿人文化早期，因为这两个地点含文化遗物的地层都发现扁角肿骨大角鹿、上丁氏鼢鼠和原始型的尖状器。
周口店第14地点在第l地点南偏西的一座低山上，因其地盛产鱼化石，当地叫鱼岭，两地相距约2公里。1933年作过化石采集，经张席褆教授研究，鉴定为两个种，长达12毫米的大脊椎因材料不足，末作鉴定。
该地点长25．9米，宽8米，为南北向洞穴，堆积分为三层，上层为洞顶破坏后堆积的红土和表土，中层为石钟乳层，下层为胶结的或未胶结的泥沙层，鱼化石出于此层，并只限于上部的1米厚的堆积和近底部的14厘米一薄层，中间有厚约3．7米的砂岩层隔开。已发现的鱼化石总数约2000尾，保存很好，能看到骨架、鳍、鳞片，甚至可看到肌肉的轮廓。在周口店陈列馆里，有一块“鱼壁”。
已发现鱼化石最长的400毫米，最短的57毫米，一般为150—250毫米。种类仅4种：席褆刺趴是新种，云南趴、四川趴和短头趴。在这4种鱼中，有两个绝灭种，趴鱼现只生长在长江以南，刺趴现产长江流域。

元谋人
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它是迄今所知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直立人。1965年5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这里地处元谋盆地边缘,盆地内出露一套厚达695米的河湖相沉积。从下到上分为4段28层。元谋人牙发现于第4段第22层中。此后，又在同一地点的同一层位中，发掘出少量石制品、大量的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元谋人的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据古地磁断代，年代为距今170万年。

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于同一成年人个体。齿冠保存完整,齿根末梢残缺,表面有碎小裂纹,裂纹中填有褐色粘土。这两枚牙齿很粗壮,唇面比较平坦，舌面的模式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被命名为 “元谋直立人”(Homo erectus yuanmouensis)，俗称“元谋人”。（见彩图元谋人牙齿化石）

先后出土的石制品共7件,人工痕迹清楚。原料为脉石英,器型不大,有石核和刮削器。它们和人牙虽不居于同一水平面上，但层位大致相同，距离又不远，应是元谋人制作和使用的。发现的炭屑多掺杂在粘土和粉砂质粘土中,少量在砾石凸镜体里。炭屑大致分为3层，每层间距30～50厘米。炭屑常常和哺乳动物化石伴生。最大的炭屑直径可达15毫米,小的为1毫米左右。在4厘米×3厘米的平面上,1毫米以上的炭屑达16粒之多。此外还发现两块黑色的骨头，经鉴定可能是被烧过的。研究者认为，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痕迹。这一发现，和在距今约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中发现的烧骨,如确系人工用火证据，则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大大提前。

与元谋人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泥河湾剑齿虎、桑氏缟鬣狗、云南马、爪蹄兽、中国犀、山西轴鹿等29种,绝种动物几乎占100％，其中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的占38.8％，这表明元谋人的生存时代不会晚于早更新世。有人根据动物化石及植物孢粉分析，认为当时的自然环境呈森林草原景观,气候比现在凉爽。关于元谋人的“绝对”年代问题，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用古地磁方法测定,为距今170±10万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根据古地磁分析和对比,认为是164万年。但也有人认为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距今60万至50万年或更晚一些

北京人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属直立人。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堆积中，同时出土大量石制品、骨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的明德－里斯间冰期，据铀系法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及古地磁断代，年代为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

发现和意义 1918年，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发现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在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 1地点”。1921和1923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由于这一发现,1927年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当年又发现 1颗人的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 3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Sinanthropus pekinensis（曾译“北京中国猿人”,原意应为“北京中国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1870～1946)则给了它一个俗名：“北京人”(Peking man)。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改称为“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1929年,在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独自主持下,于12月2日下午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消息的公布，震动了世界学术界。在此之前，虽然德国的尼安德特人、爪哇的“直立人”（见爪哇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的遗骨已经问世，但这些发现由于保守思想的束缚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即使在持进化论的学者当中，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和这些发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地位，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以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共有5个,此外还有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肱骨、锁骨、月骨等以及牙齿147颗。这些珍贵的标本,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全部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口店的发掘得到恢复。多次发掘，又发现北京人的牙齿5颗,下颌骨一具；1966年还从靠顶部的堆积中发现一个残破的头盖骨。此外，又从1937年前发现的碎骨中认出一段上臂骨和一段胫骨。如果把前后的发现都计算在内，总共得到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同时，发现了不下10万件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遗址的材料，在全世界发现的同一阶段人类遗址的材料中，是最丰富也是最系统的，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地层堆积和年代 北京人遗址的堆积物厚40米以上。上部的34米为含化石的堆积，依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可分为13层，主要由洞内崩坍的石灰岩碎块和流水带入洞内的粘土、粉砂等残积物构成。在堆积物中还有北京人用火留下的灰烬。较大的灰烬层有4个，第4层的灰烬最厚处超过6米。从第13层以上发现动物化石,这一层还出土了几件石器，表明已有早期人类活动。

根据动物化石的性质，第11～13层的时代与遗址以南约 1.5公里的周口店第13地点相当。后者亦为洞穴堆积，发现有石制品、灰烬、烧骨和哺乳动物化石，是周口店一带最早的遗存。和北京人遗址第1～3层时代大体相当的，有周口店第15、第4和第3等地点。其中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的材料最丰富，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还有灰烬和烧骨。另外两个地点遗物不多，但在第4地点曾发现一颗人牙，从而成为周口店地区除北京人遗址、山顶洞遗址以外又一个出土人类化石的地点。这3个地点的时代，有的研究者根据存在赤鹿等时代较晚的化石的事实，认为可能已经到了晚更新世的初期

对于北京人遗址时代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初，安特生和师丹斯基认为是上新世。到了20年代末，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1881～1955)和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等，以动物群的性质为主要依据，判明这个遗址属于比泥河湾期晚而比黄土期早的中更新世。60年代蓝田人遗址发现后，有人提出将华北中更新世划分为早、晚两期的主张，早期以含公王岭动物群的蓝田人遗址为代表，晚期以含周口店动物群的北京人遗址为代表(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1976年后，采用铀系法、裂变径迹法、古地磁法等多种方法，测定了北京人遗址的年代，得知第13层以上为距今70万至20万年左右，第14层以下早于距今70万年。

体质特征 北京人头骨的最宽处在左右耳孔稍上处，向上逐渐变窄，剖面呈抛物线形。这与现代人头骨的最宽处上移到脑颅的中部不同，和尼安德特人相比也低一些。北京人的头盖骨低平，额向后倾，虽已比猿类增高，但低于现代人，比尼安德特人也稍低。北京人的脑量平均为1043立方厘米，介于猿和现代人之间。他们的头盖骨比现代人约厚一倍。眉嵴粗壮，向前突出，左右互相连接。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嵴，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北京人面部较短，吻部前伸，没有下颏。有扁而宽的鼻骨和颧骨，颧骨面朝前，这表明他们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的内面靠前部有明显的下颌圆枕。他们的牙齿，无论齿冠或齿根都比猿类弱小，齿冠的纹理也简单,但比现代人粗大、复杂得多。另外,犬齿和上内侧门齿的舌面，有由底结节伸向切缘的指状突；上内侧和外侧门齿的舌面为明显的铲形。北京人的头部保存的原始性质和爪哇人相似，因而它们同属于直立人发展阶段。北京人的门齿呈铲形，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内面靠前部有下颌圆枕等，又表明他们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

北京人的下肢骨髓腔较小，管壁较厚（股骨的髓腔只占骨干最小直径的三分之一,现代人则占二分之一;胫骨的髓腔更小），但在尺寸、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方面都已和现代人相似，这证明他们已经善于直立行走。北京人的上肢骨除了髓腔较小管壁较厚外，和现代人的接近程度更甚于下肢骨，说明他们的上肢已能进行与现代人十分相似的活动。北京人的身高，从发现的一条比较完整的股骨长度推算，约为1.56～1.57米。

北京人的文化 北京人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和用火遗迹。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较少，且多为小型。原料有来自洞外河滩的脉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等砾石，也有从两公里以外的花岗岩山坡上找来的水晶。北京人用砾石当锤子,根据石料的不同,分别采用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打制石片。其中，用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核和两极石片，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很大比重，并构成北京人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第二步加工多用石锤直接打击，以一面打制为主，并且绝大多数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

北京人的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等多种类型。他们挑选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制成砍斫器。这类石器的尺寸较大。“刮削器”系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多边刃等形状，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不多，但制作比较精致，尺寸小，有的只有一节手指那么大小，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比较固定，反映出一定的技术水平。（见彩图“北京人”的尖状器）在世界上已知的同时期的遗址中，还从没有听说过精致程度堪与相匹的同类石器。石锤和石砧是他们制作石器的工具。从石锤上留下的敲击痕迹可以看出，北京人善于用右手操作。此外，在一些未经第二步加工的石片上，往往也发现使用过的痕迹

北京人的石器

以细小石器为主要成分的北京人石器，是华北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传统之一,即“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 -峙峪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个传统不但在华北，而且自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在西南、东北等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北京人的洞穴堆积中，有许多破碎的兽骨。有的研究者认为，其中某些是北京人制作和使用过的骨器。例如，截断的鹿角根既粗壮又坚实,可以当锤子使用,截断的鹿角尖可以作挖掘工具。从这些鹿角上可以看出，北京人已掌握了在要截断的地方先用火烧，使之容易截断的方法，又例如，许多鹿头骨只保留着象水瓢似的头盖，上边有清楚的打击痕迹，多数经过反复加工，保留部分的形状也相当一致，可以看作是舀水的器皿。有的肢骨顺长轴劈开，把一头打击成尖形或刀形；有的骨片在边缘有多次打击痕迹，也可作工具使用。不过，有些学者对北京人是否制作和使用骨器持相反意见。

在北京人洞穴里的灰烬层中，发现许多被烧过的石头、骨头和朴树籽，还有一块紫荆木炭。灰烬有的成堆，说明他们已能很好地管理火。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北京人已能人工取火，但他们显然学会了保存火种的方法。

自然环境 北京人住地的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面和西南为低缓的群山所环绕,东南方是广大的平原,在龙骨山的东边有一条河流。北京人在这里居住的时期，气候和自然环境屡经变化。早期偏冷，可能还处于明德－里斯间冰期的初期，喜冷的动物如狼獾、洞熊、扁角大角鹿、披毛犀等在动物化石中占优势。中、晚期较温暖，喜暖的动物如竹鼠、硕猕猴、德氏水牛、无颈鬃豪猪等占优势。由于发掘出安氏鸵鸟和巨副驼等动物化石，证实这里有过干旱的时期，出现过草原甚至沙漠。而水獭、居氏巨河狸、河狸等喜水栖动物的发现，又表明这里也曾出现过大面积的水域。

生活 北京人穴居，从事狩猎和采集。在灰烬中发现的敲破的烧骨，表明他们已经知道熟食。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北京人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着艰难的生存头争。季节变化、自然灾害、猛兽侵袭、疾病困扰，无一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威胁。从化石测知的数十个北京人个体的年龄告诉我们，他们的死亡率极高，这也可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恶劣。

元谋人
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它是迄今所知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直立人。1965年5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这里地处元谋盆地边缘,盆地内出露一套厚达695米的河湖相沉积。从下到上分为4段28层。元谋人牙发现于第4段第22层中。此后，又在同一地点的同一层位中，发掘出少量石制品、大量的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元谋人的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据古地磁断代，年代为距今170万年。
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于同一成年人个体。齿冠保存完整,齿根末梢残缺,表面有碎小裂纹,裂纹中填有褐色粘土。这两枚牙齿很粗壮,唇面比较平坦，舌面的模式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被命名为 “元谋直立人”(Homo erectus yuanmouensis)，俗称“元谋人”。（见彩图元谋人牙齿化石）
先后出土的石制品共7件,人工痕迹清楚。原料为脉石英,器型不大,有石核和刮削器。它们和人牙虽不居于同一水平面上，但层位大致相同，距离又不远，应是元谋人制作和使用的。发现的炭屑多掺杂在粘土和粉砂质粘土中,少量在砾石凸镜体里。炭屑大致分为3层，每层间距30～50厘米。炭屑常常和哺乳动物化石伴生。最大的炭屑直径可达15毫米,小的为1毫米左右。在4厘米×3厘米的平面上,1毫米以上的炭屑达16粒之多。此外还发现两块黑色的骨头，经鉴定可能是被烧过的。研究者认为，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痕迹。这一发现，和在距今约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中发现的烧骨,如确系人工用火证据，则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大大提前。
与元谋人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泥河湾剑齿虎、桑氏缟鬣狗、云南马、爪蹄兽、中国犀、山西轴鹿等29种,绝种动物几乎占100％，其中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的占38.8％，这表明元谋人的生存时代不会晚于早更新世。有人根据动物化石及植物孢粉分析，认为当时的自然环境呈森林草原景观,气候比现在凉爽。关于元谋人的“绝对”年代问题，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用古地磁方法测定,为距今170±10万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根据古地磁分析和对比,认为是164万年。但也有人认为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距今60万至50万年或更晚一些
北京人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属直立人。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堆积中，同时出土大量石制品、骨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的明德－里斯间冰期，据铀系法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及古地磁断代，年代为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
发现和意义 1918年，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发现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在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 1地点”。1921和1923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由于这一发现,1927年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当年又发现 1颗人的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 3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Sinanthropus pekinensis（曾译“北京中国猿人”,原意应为“北京中国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1870～1946)则给了它一个俗名：“北京人”(Peking man)。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改称为“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1929年,在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独自主持下,于12月2日下午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消息的公布，震动了世界学术界。在此之前，虽然德国的尼安德特人、爪哇的“直立人”（见爪哇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的遗骨已经问世，但这些发现由于保守思想的束缚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即使在持进化论的学者当中，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和这些发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地位，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以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共有5个,此外还有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肱骨、锁骨、月骨等以及牙齿147颗。这些珍贵的标本,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全部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口店的发掘得到恢复。多次发掘，又发现北京人的牙齿5颗,下颌骨一具；1966年还从靠顶部的堆积中发现一个残破的头盖骨。此外，又从1937年前发现的碎骨中认出一段上臂骨和一段胫骨。如果把前后的发现都计算在内，总共得到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同时，发现了不下10万件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遗址的材料，在全世界发现的同一阶段人类遗址的材料中，是最丰富也是最系统的，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地层堆积和年代 北京人遗址的堆积物厚40米以上。上部的34米为含化石的堆积，依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可分为13层，主要由洞内崩坍的石灰岩碎块和流水带入洞内的粘土、粉砂等残积物构成。在堆积物中还有北京人用火留下的灰烬。较大的灰烬层有4个，第4层的灰烬最厚处超过6米。从第13层以上发现动物化石,这一层还出土了几件石器，表明已有早期人类活动。
根据动物化石的性质，第11～13层的时代与遗址以南约 1.5公里的周口店第13地点相当。后者亦为洞穴堆积，发现有石制品、灰烬、烧骨和哺乳动物化石，是周口店一带最早的遗存。和北京人遗址第1～3层时代大体相当的，有周口店第15、第4和第3等地点。其中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的材料最丰富，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还有灰烬和烧骨。另外两个地点遗物不多，但在第4地点曾发现一颗人牙，从而成为周口店地区除北京人遗址、山顶洞遗址以外又一个出土人类化石的地点。这3个地点的时代，有的研究者根据存在赤鹿等时代较晚的化石的事实，认为可能已经到了晚更新世的初期
对于北京人遗址时代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初，安特生和师丹斯基认为是上新世。到了20年代末，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1881～1955)和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等，以动物群的性质为主要依据，判明这个遗址属于比泥河湾期晚而比黄土期早的中更新世。60年代蓝田人遗址发现后，有人提出将华北中更新世划分为早、晚两期的主张，早期以含公王岭动物群的蓝田人遗址为代表，晚期以含周口店动物群的北京人遗址为代表(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1976年后，采用铀系法、裂变径迹法、古地磁法等多种方法，测定了北京人遗址的年代，得知第13层以上为距今70万至20万年左右，第14层以下早于距今70万年。
体质特征 北京人头骨的最宽处在左右耳孔稍上处，向上逐渐变窄，剖面呈抛物线形。这与现代人头骨的最宽处上移到脑颅的中部不同，和尼安德特人相比也低一些。北京人的头盖骨低平，额向后倾，虽已比猿类增高，但低于现代人，比尼安德特人也稍低。北京人的脑量平均为1043立方厘米，介于猿和现代人之间。他们的头盖骨比现代人约厚一倍。眉嵴粗壮，向前突出，左右互相连接。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嵴，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北京人面部较短，吻部前伸，没有下颏。有扁而宽的鼻骨和颧骨，颧骨面朝前，这表明他们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的内面靠前部有明显的下颌圆枕。他们的牙齿，无论齿冠或齿根都比猿类弱小，齿冠的纹理也简单,但比现代人粗大、复杂得多。另外,犬齿和上内侧门齿的舌面，有由底结节伸向切缘的指状突；上内侧和外侧门齿的舌面为明显的铲形。北京人的头部保存的原始性质和爪哇人相似，因而它们同属于直立人发展阶段。北京人的门齿呈铲形，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内面靠前部有下颌圆枕等，又表明他们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
北京人的下肢骨髓腔较小，管壁较厚（股骨的髓腔只占骨干最小直径的三分之一,现代人则占二分之一;胫骨的髓腔更小），但在尺寸、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方面都已和现代人相似，这证明他们已经善于直立行走。北京人的上肢骨除了髓腔较小管壁较厚外，和现代人的接近程度更甚于下肢骨，说明他们的上肢已能进行与现代人十分相似的活动。北京人的身高，从发现的一条比较完整的股骨长度推算，约为1.56～1.57米。
北京人的文化 北京人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和用火遗迹。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较少，且多为小型。原料有来自洞外河滩的脉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等砾石，也有从两公里以外的花岗岩山坡上找来的水晶。北京人用砾石当锤子,根据石料的不同,分别采用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打制石片。其中，用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核和两极石片，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很大比重，并构成北京人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第二步加工多用石锤直接打击，以一面打制为主，并且绝大多数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
北京人的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等多种类型。他们挑选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制成砍斫器。这类石器的尺寸较大。“刮削器”系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多边刃等形状，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不多，但制作比较精致，尺寸小，有的只有一节手指那么大小，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比较固定，反映出一定的技术水平。（见彩图“北京人”的尖状器）在世界上已知的同时期的遗址中，还从没有听说过精致程度堪与相匹的同类石器。石锤和石砧是他们制作石器的工具。从石锤上留下的敲击痕迹可以看出，北京人善于用右手操作。此外，在一些未经第二步加工的石片上，往往也发现使用过的痕迹
北京人的石器
以细小石器为主要成分的北京人石器，是华北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传统之一,即“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 -峙峪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个传统不但在华北，而且自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在西南、东北等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北京人的洞穴堆积中，有许多破碎的兽骨。有的研究者认为，其中某些是北京人制作和使用过的骨器。例如，截断的鹿角根既粗壮又坚实,可以当锤子使用,截断的鹿角尖可以作挖掘工具。从这些鹿角上可以看出，北京人已掌握了在要截断的地方先用火烧，使之容易截断的方法，又例如，许多鹿头骨只保留着象水瓢似的头盖，上边有清楚的打击痕迹，多数经过反复加工，保留部分的形状也相当一致，可以看作是舀水的器皿。有的肢骨顺长轴劈开，把一头打击成尖形或刀形；有的骨片在边缘有多次打击痕迹，也可作工具使用。不过，有些学者对北京人是否制作和使用骨器持相反意见。
在北京人洞穴里的灰烬层中，发现许多被烧过的石头、骨头和朴树籽，还有一块紫荆木炭。灰烬有的成堆，说明他们已能很好地管理火。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北京人已能人工取火，但他们显然学会了保存火种的方法。
自然环境 北京人住地的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面和西南为低缓的群山所环绕,东南方是广大的平原,在龙骨山的东边有一条河流。北京人在这里居住的时期，气候和自然环境屡经变化。早期偏冷，可能还处于明德－里斯间冰期的初期，喜冷的动物如狼獾、洞熊、扁角大角鹿、披毛犀等在动物化石中占优势。中、晚期较温暖，喜暖的动物如竹鼠、硕猕猴、德氏水牛、无颈鬃豪猪等占优势。由于发掘出安氏鸵鸟和巨副驼等动物化石，证实这里有过干旱的时期，出现过草原甚至沙漠。而水獭、居氏巨河狸、河狸等喜水栖动物的发现，又表明这里也曾出现过大面积的水域。
生活 北京人穴居，从事狩猎和采集。在灰烬中发现的敲破的烧骨，表明他们已经知道熟食。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北京人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着艰难的生存头争。季节变化、自然灾害、猛兽侵袭、疾病困扰，无一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威胁。从化石测知的数十个北京人个体的年龄告诉我们，他们的死亡率极高，这也可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恶劣。

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它是迄今所知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直立人。1965年5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这里地处元谋盆地边缘,盆地内出露一套厚达695米的河湖相沉积。从下到上分为4段28层。元谋人牙发现于第4段第22层中。此后，又在同一地点的同一层位中，发掘出少量石制品、大量的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元谋人的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据古地磁断代，年代为距今170万年。

170万年以前，云南元谋一带，榛莽丛生，森森郁郁，是一片亚热带的草原和森林，爪蹄兽、最后枝角鹿等第3纪残存动物在这里出没。再晚一些，则有桑氏鬣狗、云南马、山西轴鹿等早更新世的动物。它们大多数都是食草类野兽。为了生存，元谋人使用的石器捕猎它们。元谋上那蚌村附近的早更新世地层中，元谋盆地内暴露的695米厚，共4段28层的河湖相沉积地层里，在第4段第22层，发现了两枚上内侧门齿化石。

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于同一成年人个体。齿冠保存完整,齿根末梢残缺，表面有碎小裂纹，裂纹中填有褐色粘土。这两枚牙齿很粗壮，唇面比较平坦，舌面的模式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被命名为 “元谋直立人”(Homo erectus yuanmouensis)，俗称“元谋人”。（见彩图元谋人牙齿化石）

先后出土的石制品共7件,人工痕迹清楚。原料为脉石英,器型不大,有石核和刮削器。它们和人牙虽不居于同一水平面上，但层位大致相同，距离又不远，应是元谋人制作和使用的。发现的炭屑多掺杂在粘土和粉砂质粘土中,少量在砾石凸镜体里。炭屑大致分为3层，每层间距30～50厘米。炭屑常常和哺乳动物化石伴生。最大的炭屑直径可达15毫米,小的为1毫米左右。在4厘米×3厘米的平面上,1毫米以上的炭屑达16粒之多。此外还发现两块黑色的骨头，经鉴定可能是被烧过的。研究者认为，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痕迹。这一发现，和在距今约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中发现的烧骨,如确系人工用火证据，则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大大提前。

与元谋人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泥河湾剑齿虎、桑氏缟鬣狗、云南马、爪蹄兽、中国犀、山西轴鹿等29种,绝种动物几乎占100％，其中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的占38.8％，这表明元谋人的生存时代不会晚于早更新世。有人根据动物化石及植物孢粉分析，认为当时的自然环境呈森林草原景观,气候比现在凉爽。关于元谋人的“绝对”年代问题，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用古地磁方法测定,为距今170±10万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根据古地磁分析和对比,认为是164万年。但也有人认为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距今60万至50万年或更晚一些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山顶洞人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1930年发现，1933～1934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裴文中主持进行发掘。与人类化石一起，出土了石器、骨角器和穿孔饰物，并发现了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末，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距今18865±420年。

1933年山顶洞遗址发掘现场 贾兰坡摄

洞穴和年代 山顶洞分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4部分。洞口向北，高约4米,下宽约5米。上室在洞穴的东半部，南北宽约8米,东西长约14米。在地面的中间发现一堆灰烬，底部的石钟乳层面和洞壁的一部分被烧炙，说明上室是山顶洞人居住的地方。在上室文化层中发现有婴儿头骨碎片、骨针、装饰品和少量石器。下室在洞穴的西半部稍低处，深约8米。发现有3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躯干骨，人骨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的粉末及一些随葬品，说明下室是葬地。下窨在下室深处，是一条南北长3米、东西宽约1米的裂隙。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动物骨架,推测它们是在人类入居以前,偶然坠入这个天然“陷阱”之中的。

在山顶洞堆积中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共54种，其中哺乳动物有48种，大多数属华东、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现生种,绝灭动物只有洞熊、最后斑鬣狗和鸵鸟3种，仅占动物总数的12.1％。由此表明山顶洞是晚更新世末的洞穴遗址。

体质特征和种族 山顶洞的人类化石共代表 8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由头骨缝的愈合程度和牙齿的生长情况看，其中5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超过60岁的老人，1个是少年，1个是5岁的小孩，1个为婴儿。

山顶洞人的体质已很进步。头骨的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极为明显,下颏突出，脑量已达1300～1500毫升。这些特征和现代人相一致。男性身高约为1.74米，女性为1.59米。

关于山顶洞人的种族，德国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曾认为老年男性头骨的测量指数很象西欧的化石智人，如克罗马农人，但根据形态观察，又可确定是原始的蒙古人种。女性头骨之一属于美拉尼西亚人类型；另一具则属于爱斯基摩人类型。甚至认为这些不同种族的成员组成了一个家庭。中国古人类学者的研究认为，老年男性头骨几乎所有的面骨测量指数都和现代的或化石的蒙古人种相近,而远于西欧的化石智人。从形态方面观察,头骨的许多特征，如鼻骨较窄，有鼻前窝、颧骨突出并且较直，以及有下颌圆枕等，都属于蒙古人种的特征。女性头骨之一，由于人工变形，不能作分析种族的正常依据。但其面骨部分的主要测量数值和指数，都接近现代的或化石的蒙古人种，其相似程度大于与现代美拉尼西亚人相似的程度。所有的形态特征也都更接近于蒙古人种。另一具女性头骨的测量结果表明，她是与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人有密切联系的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她比以上两具头骨具有更为显著的蒙古人种的典型形态特征。

山顶洞人代表原始蒙古人种，但个体之间尚有一些差别，表明当时蒙古人种正在形成之中，一些形态细节尚未充分形成。但有的学者认为，种族形成的时代比山顶洞人要早得多

把自己放在遥远的过去，65000年前，想象一下进入西班牙的一个洞穴。请记住，这是一个巨型动物的时代，像剑齿猫、洞穴鬣狗和洞穴熊等动物比现代灰熊大50%。南安普敦大学的考古学家克里斯·斯坦迪什说：“（人类）会使用小火把，他们的视野会很小，光线会一直闪烁。”。“洞穴里有所有这些奇妙的洞穴（像钟乳石一样的构造），有时还有闪烁的方解石晶体。因此，这一定是相当惊人的，但也非常令人望而生畏。

相关内容尼安德特人成群结队地狩猎，又一次打击了愚蠢的野蛮神话洞穴声学在语言发展中起到了作用吗？”

然而人类一次又一次地进入洞穴，手持闪烁的火把和红色或黑色的颜料，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墙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几十年来，这些抽象的艺术效果图只是对冰河时代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一瞥，也是我们远古祖先认知能力的证据。我们大概是这么想的。

在今天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斯坦迪什和其他人认为，这些画太老了，不可能是智人画的，他们大约4万年前才进入欧洲。相反，他们认为这门艺术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产物。

“他们获得这些艺术的日期是非常令人兴奋的，特别是当我们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论证尼安德特人的认知能力时，直布罗陀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克莱夫·芬莱森说，他没有参与这项研究，但之前曾研究过直布罗陀的尼安德特人岩石雕刻。“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是尼安德特人。这是因为年代的关系而推断出来的。

在过去，考古学家一直在努力精确地确定洞穴艺术的年代。虽然黑色的碳基设计可以用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进行分析，但这种明亮的红色颜料是由矿物质制成的，不会像碳那样腐烂。在许多情况下，研究人员被迫根据洞穴中的其他文物或居住迹象，如炉火的痕迹，间接地确定艺术品的年代。

“在这一点上，可能有5%到10%的遗址有任何直接的年代测定，维多利亚大学的古人类学家GenevievevonPetzinger说，他并没有参与这项研究。虽然她承认这里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是尼安德特人在作画，“这是一个比来自非洲的人类忍者更可能的解释。从基因上讲，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那个时期）人类在欧洲。

达勒姆大学教授保罗佩蒂特记录并取样马尔特拉维索洞穴的洞穴壁画。墙上可以看到一个手模板，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尼安德特人时代。（C.D.斯坦迪什）

为了了解西班牙三个洞穴中红色颜料的年代，拉帕西加、马尔特拉维索和阿尔达莱斯的研究人员从艺术品周围采集了53块石头样本。通过分析在随后几年中覆盖在颜料上的沉积物，考古学家可以找到颜料使用的最短日期。因为碳酸盐沉积物来自油漆本身的上方，这意味着它一定是在以前的某个时候被放置在墙上的。

这种被称为铀-钍定年的方法已经存在了大约20年，但以前被认为在洞穴中使用破坏性太强，因为它需要刮去大量的墙壁上的材料。现在，随着测量放射性衰变的技术的进步，只需要少量的材料。在用于考古之前，铀钍定年法被用来测定珊瑚的年代，并了解环境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的。

就像放射性碳定年法，铀-钍定年取决于放射性同位素如何衰变来寻找日期。斯坦迪什说，洞穴特别适合铀钍，因为它们不会暴露在风中，风会携带散落的钍颗粒，从而扭曲结果。他们在这三个洞穴中分别发现的最小年龄为65000岁，而考虑到现代人类可能在25000年后到达，这个数字令人吃惊。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非常仔细的研究，并且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了这些新技术，我们不断发现以前没有能力发现的令人兴奋的新事物。“铀钍定年可能相当准确，特别是当使用时，因为他们做了仔细。”

这一彩色增强视图的一部分马特拉维索洞穴显示三个手模板（右中，中上和左上）。其中一个可以追溯到至少6.6万年前。（H.Collado）

，但并非所有研究人员都同意铀钍日期是有效的。在2021年发表于《国际第四纪》的一篇论文中，古人类学家乔治·索维特、兰德尔·怀特和其他人认为，旧石器时代艺术的铀钍定年可能容易高估和低估颜料的年龄。这是因为洞穴的形成有时是断断续续的，所以年龄可能不可靠，而且因为水可以从岩石中浸出铀，再次导致日期计算错误。

尽管他不能对这项研究提供全面的评论，兰德尔·怀特，纽约大学的一位古人类学家说，由于年代测定技术的缺陷，再加上缺乏尼安德特人的手工艺品来证明他们是创作这些绘画的人，他对尼安德特人作为艺术家的身份持高度怀疑态度。怀特在电子邮件中说：“很明显，现在的作者声称他们的‘结果结束了这场争论’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

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早期的研究，包括2021年《科学》杂志的一篇论文，该论文使用铀钍定年法对来自11个西班牙洞穴的艺术品进行了检查。对于乔治索维特（Georges Sauvet）来说，这种方法不可能用来找到准确的铀钍年代。他在电子邮件中说：“错误的原因如此之大，如此之频繁，以至于人们无法对这种方法抱有信心。”。“唯一的可能性是通过使用同一洞穴（或洞穴形成）碳酸盐的C14年代测定交叉测年来检查U/Th的有效性。”

阿尔代斯洞穴中的这一幕形成物上涂有红色颜料。石笋形成的许多区域至少在两期中被描绘过，一期在65000年前，另一期在45000年前。（C.D.Standish）

但是Standish的同事在反对铀钍的争论之后发表了他们自己的反驳，他说他们在最近的研究中花了很大的精力来解释可能的不准确。

“如果你想象一个覆盖在颜料上的碳酸盐外壳，而不是一次性移除，我们用手术刀依次取样，”斯坦迪什说。“当我们和他们约会时，我们可以确定他们给我们的年龄序列与他们的形成方式一致。如果有铀的浸出，你会把它放在地表上，所以它会更古老。”他补充说，虽然放射性碳通常是考古学家用来确定年代的工具，因为它存在的时间更长，而且反复证明了它的价值，研究人员应该利用他们掌握的所有可能的技术来确定年龄。

如果这项新的研究经得起推敲的话，那可能是尼安德特人被愚昧的野兽棺材中的又一颗钉子。毕竟，我们已经有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使用工具，他们可能用鸟的羽毛装饰自己，他们参加某种葬礼仪式。他们也不仅仅是在他们建造的地下环形洞穴里凿刻或画抽象人物

发现了很多的遗迹，同时也进行了对比，而且也出现了很多的新痕迹，同时也发现了很多新的病症，而且与现代人类进行了对比。

他们的人类行为有敲打行为，思考行为，生产物品，和不同的人群互相接触以及互相互动的证据。

有可能时间会更早一些，时间大概是28.7或者是5.5万年前，当时出现了化石和人工制品，有可能会早于尼安德特人，通过研究的方式判断出这个结果，然后也了解了人类对末次冰期时机对欧亚大陆当时人群的整体认知，特有特别重要的考古意义。

丹尼索瓦人出土的化石是非常少的，但是也找到了很多的碎片，然后也发现了三颗牙齿，和一个缺失的下颌骨，根据这些化石和骨骼进行了相应的考究，最后确定了具体的时间。

是因为在这个洞穴里面出现了当时人的骨骼以及当时的遗传证据，里面也出现了化石，有可能会比原来的时间更早一些，有可能会比尼安德特人时间还要早。

可以根据遗留下的骨骼进行研究进行判断，这样就可以知道具体的时间，是根据化石进行判断的，经过科学研究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