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南北朝史里女性的名字记载如此之多

“皇后”为皇帝嫡妻，是皇帝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皇后名称首创于秦始皇，而真正形成制度并不断完善则是在西汉时期。如《汉书・外戚传》云：“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后制度基本继承汉代，但也具有一些新的时代特点。譬如多立皇后与不立皇后。

魏晋南北朝皇后制度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多立皇后。此事始见于东吴末帝孙皓时期。据《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记载，孙皓好色，初立皇后滕氏，后为满足淫欲，并削弱滕氏尊位，便开始多立皇后--“皓内诸宠姬，佩皇后印玺者多矣。”

孙皓多立皇后的原因主要是不愿受到中国传统嫡妻制度的约束。根据“礼无二嫡”（《晋书・礼志中》）的规定，所谓“一室之中，岂容二妻”（《礼记・郊特牲》），即使贵为天子，可以妻妾成群，但其嫡妻亦即皇后（先秦时期称王后）却仅有一人。她们被视为天下之母，并掌管后宫。如《后汉书・皇后纪・序》云：“《周礼》王者立后，……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这对于沉湎酒色的孙皓无疑是一个很大制约。所以要想为所欲为，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昏君，孙皓便开始从制度上打破这一制约，以至“后宫千数，而采择无已”（《三国志・吴书・妃嫔传》注引《江表传》）。而多立皇后则只是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事例。

孙皓多立皇后还有着裁抑外戚的意图。滕氏为五官中郎将滕牧之女，天兴元年（264年）十月甫立为皇后，滕牧便以后父被封为“高密侯，拜卫将军，录尚书事”（《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及至多立皇后，藤后失宠，尊位自然降低，而滕牧也被剥夺了执政权力，最后竟被放逐苍梧。

此外，孙皓之所以多立皇后，也多半借鉴了历史上的一些先例。在儒学经典中便明文记载着舜娶帝尧二女的事例，所谓“将二女于妫，嫔于虞”（《尚书・尧典》。事实也是如此。史载北周宣帝宇文同时册立四后，便据此下诏说：“帝降二女，后德所以俪君;天列四星，妃象于焉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诸令典，爰命四后，内正六宫，庶弘赞柔德，广修粢盛。比殊礼虽降，称谓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锡嘉名。”见《周书・皇后传》）。而更直接的渊源，则可能是东汉末年以来民间所出现的一夫二妻现象。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献帝传》记载，建安初年，秦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前妻杜氏留下邳”，便娶有二妻，无嫡庶之分。又《晋书・礼志中》记载：“郑子群娶陈司空从妹，后隔吕布之乱，不复相知存亡，更娶乡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陈氏得还，遂二妃并存。”《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记载：徐平“两妇归宗，敬奉情过乎厚”。

由于皇后事关国家制度，孙皓多立皇后对后世曾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仅就民间而言，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出现了史不绝书的一夫二妻现象，甚至被有些学者称之为“一枝二鸟”（参见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208页）。如西晋“安丰太守程谅先已有妻，后又娶，遂立二嫡”;东晋南平陈诜先娶李氏，为贼所掠，遂更娶严氏，后李氏得还，“诜籍注领二妻”（以上皆见《晋书・礼志中》）;北魏大臣陆丽娶“二妻，长曰杜氏，次张氏”，其子定国亦娶二妻，“嫡妾不分”（《魏书・陆俟传》）。至于多立皇后，尽管在东晋、南朝并没有任何事例，但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却比较多见。如匈奴汉昭武帝刘聪在皇后刘娥病故后先册立皇后靳月光，不久便“以其皇后靳氏为上皇后，立贵妃刘氏为左皇后，右贵嫔靳氏为右皇后”，后以靳氏 *** ，改立樊氏为上皇后，“又立其中常侍宣怀养女为中皇后”，乃至其“四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七人”（《晋书・刘聪载记》）。北齐后主高纬废黜皇后斛律氏后，亦先立皇后胡氏，后又“拜弘德夫人穆氏为左皇后”（《北齐书・后主纪》）。北周宣帝宇文先立皇后杨丽华，“号为天元皇后”，后因猜忌其父杨坚，“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与后为四皇后焉”，再加上稍后增设的“天中大皇后”，最后竟然“五皇后”（《周书・皇后传》）并存。这些都与孙皓的多立皇后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故陈寿批评孙皓“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评》）。

汉制，除皇帝早夭或在位时间太短外，皇帝均须册立皇后。如昭帝刘弗陵，年仅十一岁，便册立皇后上官氏。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有一些皇帝不立皇后。这是魏晋南北朝皇后制度的又一个突出变化。这一变化最早创始于东晋元帝司马睿。司马睿嫡妻为虞孟母。虞氏以貌美得宠，永嘉六年（312年）病故。司马睿称帝后，为表示对她的尊宠，追谥“敬皇后”（《晋书・后妃传下》），此后便没有再立皇后。

自司马睿创设先例后，至南朝时期，不立皇后的现象不断出现。如宋武帝刘裕嫡妻臧爱亲，义熙四年（408年）病故，刘裕称帝后，追谥“敬皇后”（《宋书・武帝纪下》），不再册立皇后。又齐武帝萧道成嫡妻刘智容，泰豫元年（472年）病故，萧道成称帝后，追谥“昭皇后”（《南齐书・皇后传》），梁武帝萧衍嫡妻郗徽，永元元年（499年）病故，萧衍称帝后，追谥“德皇后”，梁简文帝萧纲嫡妻王灵宾，太清三年（549年）三月病故，萧纲即位后，追谥“简皇后”（以上皆见《梁书・皇后传》），均没有再立皇后。梁元帝萧绎亦不立皇后。

当然，不立皇后并不意味着取消皇后，而是要把皇后名号空置，不让任何一位嫔妃生前成为皇后。这种做法不仅符合礼制，而且比多立皇后也更为有效。

表面上看，东晋、南朝皇帝不立皇后的原因多为尊崇原配。史载萧衍不立皇后，更认为其夫人郗徽性妒，死后亦作祟逼迫武帝--“后酷妒忌，及终，化龙入于后宫井，通梦于帝。或见形，光彩照灼。帝体将不安，龙辄激水腾涌。于露井上殿，衣服委积，常置银鹿卢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南史・后妃传下》）其实不然。尽管考虑到东晋、南朝不立皇后者多为开国皇帝，其原配夫人与他们也确曾相濡以沫，并或多或少做出过贡献--如臧爱亲，史载刘裕执掌东晋朝政时她极力配合，“器服素，不为亲属请谒”（《宋书・后妃传》）;刘智容与萧道成结婚后，史载亦“严正有礼法，家庭肃然”（《南齐书・皇后传》）--我们基本可以认同他们都不忘结发之情，但这却显然不是主要原因。别的不说，仅从这些皇帝的性生活来看，不立皇后便非但没有妨碍他们广纳嫔妃，反而使之摆脱了皇后的限制，更加自由地发泄 *** 。这一点，我们只要翻翻有关东晋、南朝的史书也就可以明白。以东晋、刘宋嫔妃制度为例，《宋书・后妃传》便明确记载：“晋武帝采汉、魏之制，置贵嫔、夫人、贵人，是为三夫人，位视三公。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位视九卿。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余仍用晋制。”再如南齐，《南齐书・皇后传》云：“六宫位号，汉魏以来因袭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修华、修仪、修容、淑妃、淑媛、淑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美人、中才人、才人为散职。”甚至就在梁武帝不立皇后并标榜“务先节俭”之时，史书亦记载其“长秋旷位，嫔嫱之数无所改作”（《梁书・皇后传》）。可见不立皇后实际对他们的淫欲了无影响，所谓尊崇原配多半是一个借口而已。

在魏晋时期，评判杰出女性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同时，妇女在家庭中接受教育的方式和内容以及她们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时期，妇女的才能、能力和美德得到了更好的展示，她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儒家规则和条例的约束妇女有了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根据历史记载。"许多人不举女人，盗取血肉之躯，应该如此，希望在天堂得到祝福？" 因此，当时士大夫家庭对子女的知识教育是相当全面的，男女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因此，在魏晋时期，出现了许多有智慧、有文化的女性，其中最有名的是 "能流勇徐 "的谢道蕴。显然，魏晋时期，传统的儒家 "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为在史书中随处可见对女性人才的赞美。妇女的尚武之风。打架和参军在男人中很流行，但北魏时期的鲜卑族妇女也有这种爱好，这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一些反映朝鲜社会生活的岳父诗中，也可以看到鲜卑族女子的进身现象，如《木兰诗》，描述的就是北方女子从军为父作战的情况，你在汉族诗中不会有这种情况，这是不可能的，但这种现象在朝鲜确实存在，而且可能还不少。

妇女在婚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为重要（与前代相比）。由于魏晋时期的特殊家庭制度，婚姻变得更加功利化。为了保住火葬场的大门长期发展和利益，火葬场之间的通婚（因为）到总不至于成为政治利益的最佳买卖，此时的妇女（因为从小接受教育，社会风气）也对家庭感兴趣，为了家庭利益可以做妾，只要能爬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