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外国道士有那些

当然有了~

威廉姆·华莱士1272年出生在苏格兰帕瑟林教区的艾德斯列，父亲是苏格兰高等贵族詹姆斯·斯蒂沃德的奴仆。华莱士因此在帕瑟林的教堂接受一些教育，据说他懂拉丁文和法语，而这些可能是他当牧师的叔父教给他的。他是苏格兰的民族英雄，关于他的情况多见诸于一些传奇故事，真正的史料现存不多。
当时的苏格兰王约翰·巴里奥尔横征暴敛，很失民心，全国各地都有暴动事件发生。巴里奥尔眼看大势已去，于是向英王爱德华一世求助，将君权双手奉送。爱德华一世接管苏格兰后，以残暴高压的手段控治局势，制造了数起大屠杀，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反抗。贵族，农民都拿起武器，与英格兰人作战。在这种局势下，长大成人的华莱士，在拉纳克附近领导了一支队伍发动起义。1297年左右，他与美伦·布瑞德福特结婚。同年五月，在英军的一次报复行动中，美伦被当地执政官威廉姆·哈泽里克杀害。不久，华莱士设计攻占拉纳克，俘虏了哈泽里克并亲手将其处决。与影片不同的是，此时，华莱士已经发动起义了，英格兰人杀死美伦正是出于对华莱士起义叛乱的报复。
当华莱士带领队伍反抗英军之时，另一支抗起义也在同时爆发了，那就是安德鲁·穆拉领导的起义。后来，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安德鲁·穆拉更是成为华莱士的左膀右臂。英王爱德华一世为稳固统治，对苏格兰采取了高压政策，横征暴敛，却最终导致了苏格兰人的反抗。这些起义的兴起不仅带动起了普通的苏格兰人民，后来也受到了苏格兰贵族们的支持，他们也想早日摆脱英格兰的压迫，因此他们拉拢苏格兰义军，以贵族为核心的苏格兰抗英联盟组成了。由于华莱士屡战屡胜，威名日盛，贵族们也纷纷对华莱士表示支持，包括罗勃特·布鲁斯，詹姆斯·斯特沃特，詹姆斯·道格拉斯等。
然而好景不长，1297年7月，苏格兰贵族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向英格兰人投降，联盟从此解体，华莱士和安德鲁·穆拉两人开始掌控已经四分五裂的义军，并且最终将他们归拢成为一支独立的抗英大军。
华莱士和他的起义军已逐渐引起爱德华一世的注意，遂派遣了一支大军前来剿灭。华莱士和穆里则加紧训练和整编队伍，准备迎战。9月，双方在斯特林相遇， 英军在渡过一座大桥时中伏，被人数少他们数倍但英勇无比的苏格兰起义军围攻并全歼。此战使华莱士名声大震。但安德鲁·穆里在此战役中伤重不治而死，华莱士失去了一位无法替代的好伙伴，从此他只得独自担任起领导义军的重任。10月，华莱士乘胜攻克了英格兰北部重镇德汉姆，但由于兵力和补给不足，无力防守，因此11月退回苏格兰。
华莱士的所作所为再次被摇摆不定苏格兰贵族所关注，1298年5月，华莱士在斯科克森林被受勋为骑士，并被任命为苏格兰护国大将军，领导整个苏格兰争取自由的大业。 遭到失败的爱德华一世暴怒，动用全国兵力，亲率大军前来讨伐。威廉姆·华莱士定下两个策略：
1.坚壁清野--将英军可能路过之处的居民，牲畜，粮食全部转移，不给英格兰人留下任何可以补给之物。
2.训练士兵使用“枪阵”，即以若干长枪兵为一组，背靠背站立，枪尖朝外，形成一个攻击和防御力都倍增的作战单位，大体上象刺猬一样。
尽管华莱士雄心勃勃要为苏格兰的自由而战，但英军的队伍毕竟远比他们强大的多，在1298年的法兰克林之战中，苏格兰义军全军覆没，华莱士只身逃了出来。
在此之后直到他1304年被俘的6年里，华莱士的行踪在史料上很少被提及，有传说他在英格兰北部组织了一些游击战斗，专门袭击骚扰英军部队，尤其是派往苏格兰的补给部队。也有说法他曾到欧洲大陆的挪威、法国、甚至罗马教皇那里寻找援助，从菲利浦四世发往罗马的一封提到华莱士的信来推断，华莱士1300年左右的确到过罗马。华莱士的行动更深地激怒了英王爱德华一世，他颁下严令，许以重赏，定要捉拿威廉姆·华莱士归案，死活不限。然而，在众多爱国的苏格兰人民的帮助和保护下，华莱士数次化险为夷，英王始终未能得逞。
1304年8月3日， 华莱士信任的伙伴，他的同胞——约翰·曼提斯出卖了他。华莱士在格拉斯堡附近被俘， 随即押往伦敦。作为奖赏，曼提斯被任命为德姆巴敦的行政长官。而在伦敦，经过一场形式上的审判后，华莱士被指叛国及谋杀拉纳克执政官哈泽里克，判处死刑，而且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当时英格兰当政者将华莱士宣传成为一个残忍、罪恶、滥杀无辜的十恶不赦歹徒形象，因此在1304年8月23日,如你在电影中所见，他服刑当天，人们不断向他身上抛扔腐臭的食品，并且高呼绞死他。
在西敏寺广场，华莱士被迫头戴荆棘冠，站在一个台子上，接受由爱得华任命的审判小组的审判。
在遭受了绳勒、刀割、火烧等酷刑后，威廉姆·华莱士被斩首，身子被肢解为四块， 分别送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四方，头颅则被悬挂在伦敦桥上，以警告人民不要反抗。然而英王爱德华一世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苏格兰人民在威廉姆·华莱士无畏精神的激励下，浴血奋战，誓把英格兰人赶出自己的国土。最终，他们赢得了自由。
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在苏格兰看到很多地方看到威廉·华莱士的纪念碑，其中一座在爱丁堡，位于城堡入口的一侧(另一侧是罗勃特·布鲁斯)；一座在兰纳克教区教堂门前；而最著名的是在斯特林的国立华莱士纪念碑。威廉姆·华莱士永远活在苏格兰人民的心中。
华莱士的一生追寻自由，并且至死不渝，死时年仅32岁。虽然我们找不到资料来证明，英雄在临死前高呼“自由”，但有一首华莱士最喜爱的诗却流传至今。

有
威廉姆·华莱士
自由的战士——威廉姆·华莱士（1272-1304）

华莱士1272年生于艾尔德斯莱，父亲是苏格兰贵族詹姆斯·斯特沃特的佃农，叔父是教区的神父。他的叔叔教给他很多知识，包括拉丁文、法语等。
当时的苏格兰王约翰·巴里奥尔横征暴敛很失民心，全国各地都有暴动事件发生。巴里奥尔眼看大势已去，于是向英格兰王爱德华一世求助，并将君权双手奉送。爱德华一世接管苏格兰后，以残暴高压的手段控治局势，制造了数起大屠杀，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反抗，贵族、农民都拿起武器与英格兰人作战。

在这种局势下，华莱士长大成人并在拉纳克附近领导了一支队伍发动起义。1297年，他与美伦·布莱德福特结婚。同年五月，在英军的一次报复行动中，美伦被当地执政官威廉姆·哈泽里克杀害。不久，华莱士设计攻占拉纳克，俘虏了哈泽里克并亲手将其处决。华莱士屡战屡胜威名日盛，引来众多同志加入义军。其中有一位安德鲁·穆里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成为他的左膀右臂。另外，贵族们也纷纷对其表示支持，包括罗勃特·布鲁斯、詹姆斯·斯特沃特、詹姆斯·道格拉斯等。
这时，华莱士和他的起义军已逐渐引起爱德华一世的注意，遂派遣了一支大军前来剿灭。七月，部分贵族投降英国人，华莱士和穆里则加紧训练和整编队伍准备迎战。九月，双方在斯忒林相遇，英军在渡过一座大桥时中伏，被人数少他们数倍但英勇无比的苏格兰起义军围攻并全歼。然而穆里在此战役中伤重不治而死，从此华莱士只得独自担任起领导义军的重任。十月，华莱士乘胜攻克了英国北部重镇德汉姆，但由于兵力和补给不足无力防守， 因此十一月退回苏格兰。1298年五月，华莱士在斯科克森林被受勋为爵士，并被任命为苏格兰护国大将军，领导整个苏格兰争取自由的大业。

遭到失败的爱德华一世暴怒，动用全国兵力亲率大军前来讨伐。威廉姆·华莱士定下两个策略：
1.坚壁清野--将英军可能路过之处的居民、牲畜、粮食全部转移，不给英国人留下任何可以补给之物。
2.训练士兵使用“枪阵”，即以若干长枪兵为一组，背靠背站立枪尖朝外，形成一个攻击和防御力都倍增的作战单位。
1298年七月， 英格兰军与义军在法尔科克展开激战。由于双方兵力相差过于悬殊，奋勇作战的义军全军覆没，华莱士只身单骑逃出战场。

从这之后到被俘前的数年时间，华莱士的行踪在史料上很少被提及，据说他建立了游击队专门袭击骚扰英军部队，尤其是派往苏格兰的补给部队。另外，他还到过挪威、法国甚至罗马教皇处寻求国际上的支援。华莱士的行动更深地激怒了英王爱德华一世，他颁下严令、许以重赏，定要捉拿威廉姆·华莱士归案，死活不限！然而，在众多爱国的苏格兰人民的帮助和保护下华莱士数次化险为夷，英王始终未能得逞。
1304年八月，由于苏格兰人华莱士信任的伙伴——叛徒约翰·曼提斯的出卖，华莱士在格拉斯堡附近被俘，随即押往伦敦。作为奖赏，曼提斯被任命为德姆巴敦的行政长官。
在伦敦，经过一场形式上的审判后，华莱士被指控叛国及谋杀拉纳克执政官哈泽里克判处死刑，而且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押赴刑场的路上， 华莱士遭到围观人群的辱骂嘲笑，人们还纷纷向他投掷腐烂的蔬菜、面包等。因为他们被告之这个犯人是个罪大恶极的匪徒、叛国者，而且杀害了许多无辜的英格兰人（杀了许多英格兰人倒是事实）。
在遭受了绳勒、刀割、火烧等酷刑后，威廉姆·华莱士被斩首，身子被肢解为四块，分别送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四方，头颅则被悬挂在伦敦桥上以警告苏格兰人休要反抗。然而英王爱德华一世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苏格兰人民在威廉姆·华莱士无畏精神的激励下继续浴血奋战，誓把英格兰人赶出自己的国土。最终，他们赢得了自由！

似乎没有资料记载华莱士在临死前高呼“自由”，但有一首华莱士最喜欢的诗却流传至今。原文为拉丁文：
告诉你我的孩子，
在你一生中，有许多事值得争取
但，自由无疑最重要。
永远不要带着脚镣，过奴隶的生活。

如今，在苏格兰你可以看到不少苏格兰人为他们的英雄建立的纪念碑。其中一座在爱丁堡，华莱士像位于城堡入口的一侧，另一侧是罗勃特·布鲁斯的像。威廉姆·华莱士永远活在苏格兰人民心中

威廉·华莱士
历史上真实的威廉·华莱士 （William Wallace）

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基本情况，正史没有准确的记载，关于他早年经历的所有说法都源于后人流传的口头文学，找不到可靠的佐证。这也难怪，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小贵族家的次子，与家产和爵位无缘，自然没人刻意记载他的履历。直到他成为英格兰人痛恨、追捕的“叛逆”和苏格兰人崇敬、效法的偶像，大家才开始收集他的事迹，演义他的传奇。

关于他的出生年份，没有一个确切可信的说法。传说的日期跨度近十年，人们根据各自的理解主观地加以取舍。希望这位悲剧式英雄的年庚尽可能长一些的人，相信他出生于1267年；认为他是少年英雄的人则主张他的生辰其实是1275年或1276年；也有人为了凑历史的巧合，说他生于1272年或1274年，因为前者是他的死敌老爱在十字军中继承王位的年份，后者是丫回到伦敦加冕的年份；也有主张1270年的，可能是为了取整数。

他父亲的名字是马尔科姆还是理查也各有其说。老冯宁愿相信老爷子叫马尔科姆，而理查是叔叔。因为根据比较公认的说法，华家有三兄弟，老大叫马尔科姆，老二就是威廉，老三叫约翰，而一个堂兄弟叫理查。当时流行长子继承父名，所以小马尔科姆这个名字来源于父名，当在情理之中。

传说华莱士身高两米（六英尺七英寸），即使在今天也算得上巨人，更何况据考证当时成年男子平均高度才1.5米。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留下真实的画像，但作为人们寄托理想的英雄和崇拜效法的榜样，他的形象在苏格兰民间有很多版本，有青春偶像的，有小胡子的，有络腮胡子的，甚至还有须发皆白的，多数是披坚执锐的战斗姿态。但是引起最大争议的，还是新近在斯特陵旅游服务中心前落成的那尊塑像。因为很多人说，他们要的纪念是威廉·华莱士，而不是梅尔·吉布森。

华莱士家族，据信系由威尔士迁入苏格兰的。Wallace也作Walensis，词义为“说威尔士语的人”。这个家族是苏格兰西南部的小贵族，也就是向大诸侯称臣的小领主，这种多层分封的关系在中世纪的欧洲很普遍。作为苏格兰皇家司礼事务大臣（High Stewards）家族的封臣，华氏先人不迟于1250年获得了老树原（Elderslie，Field of Elder Trees）领地，位置在当时伦弗鲁郡（Renfrewshire）的派斯雷（Paisley）附近。威廉的母亲也出自望族，是艾尔郡（Ayr，在苏格兰西部沿海）郡长雷吉纳德·克劳福德（Sir Reginald de Crauford）的女儿。

威廉早年的经历无据可考，不过，按当时的习俗，威廉作为次子应担任神职。传说他的一个叔父就是斯特陵附近邓尼佩斯（Dunipace）的牧师，教授给他拉丁语和圣经箴言，灌输了自由思想，据说他的剑术和骑射工夫也是当和尚的这段时期学的。

传奇中的华莱士武艺高强，可力敌数人并最终取胜。他能从屡次追剿和血战中生存下来，相信传说不虚。但事实并不止于此，华莱士还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他显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但纵横山林多年的经历使他作战经验丰富，深谙游击战术，懂得收集和利用情报，能够根据敌我双方的特点扬长避短合理运用部队，善于利用地形，对攻击的时机把握得恰倒好处。

华莱士的另一面，是嗜血成性、杀人如麻。有一幅画表现战斗中的华莱士，天上日光惨淡，地上浓雾弥漫，手握利剑的华莱士在遍野的尸堆中逡巡，仿佛饿虎下山，色调阴冷晦暗，气氛恐怖肃杀。对于英格兰人给他造成的伤害和侮辱，他都以冷酷的杀戮加倍报复。起义军每攻克英军盘踞的城堡或在野战中击败英军，都要杀尽包括平民在内的所有英格兰人及其外国雇佣兵，从不抓俘虏，心情稍好一点的时候会放过美眉、儿童与和尚。有的时候甚至他的部下都觉得过于残暴而于心不安，以至于事后跑到主教那里去忏悔。毕竟他生活在一个以暴易暴的时代，野蛮是生存的需要。征服者的傲慢侮辱与残酷镇压，多年来你死我活的追杀，已经令复仇之火烧焦了他心里最后一点仁慈和怜悯。

华莱士对英格兰人的刻骨仇恨，不仅仅出于对自由的信念，也来自亲身感受到的亡国毁家之痛，由家仇而知国恨。1291年，当老爱上演“至尊”闹剧时，耿介不阿的老马尔科姆属于少数拒绝低头的苏格兰人。为了躲避迫害，他带了长子离家出走，但终于还是被个叫费尼克（Fenwick）的英格兰骑士杀害于艾尔郡的罗顿山（Loudoun Hill）。年方弱冠的威廉只好随母投亲，据说就是这段时间他进了教会学校，但不久，就因杀死向他挑衅的英国占领军而被通缉，从此浪迹江湖。此后的故事有些像《水浒》，斗殴、追捕、复仇、死里逃生，甚至有人说华莱士其实是传奇侠盗罗宾汉的原型之一。这些故事多半被饱受侵略者欺凌的苏格兰人加以夸大和演义，籍以寄托报仇解恨的希望。

在游击生涯中，华莱士周围逐步形成了一支以亲族为核心的骨干力量，包括舅舅帕特里克（Patrick Auchinleck of Gilbank）、堂兄弟亚当、理查和西蒙（Adam, Richard and Simon Wallace），表兄弟威廉（William de Crauford）、外甥爱德华·里特和汤姆·哈利德（Edward Little、Tom Halliday），以及贵族格拉汉姆（Sir John Graham Jr.）、爱尔兰人史蒂芬（Stephen of Ireland）、勇士格雷（Gray）、克雷（Kerly of Cruggleton）、修道士约翰·布莱尔（John Blair，不知道是不是拖泥的祖上）、土匪爱德华·多事、约翰·狂接舆、乔治·风满楼等。他们利用袭击英军缴获的装备、马匹和给养武装自己，不断壮大。

比较可信的是一些规模较大的战斗。譬如罗顿山伏击战。1296年7月，威廉·华莱士率宗族数十人在父兄遇难的罗顿山守株待兔，利用狭路设伏，击毙仇人费尼克骑士，截获了他护送的运输队。再如夜袭拉那克（Lanark，在苏格兰南部）。华莱士的妻子梅伦（Marion Braidfute，一个富有领主的独女，二人是否正式结过婚无从考证）死于老爱委派的拉那克郡长荷斯里格爵士（Sir William Heselrig）之手。华莱士率手下夜入城堡血洗了郡长的府邸。《BH》中，这一事件被编排成捍卫“初夜权”的官逼民反，并作为大起义的导火索。或许梅尔看过《逼上梁山》。洋人不认为“冲冠一怒为红颜”有什么不光彩的。

拉那克之战是华莱士命运的转折点。军事上，这一战斩杀英军240多人，使华莱士声名大振，激发了饱受压榨的苏格兰下层人民的反抗意识。在他周围迅速聚集起三千多起义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军队。而在此之前，追随他的不过是数十名亲族和一些真正的江洋大盗，至多算一支游击队罢了。政治上，华莱士由自发反抗占领军的残暴统治向为光复祖国而战转变。前面说过的罗伯特·维斯哈特主教早有发起复国运动之心，但苦于手中无兵，而实力派贵族又只重私利罔顾大义。华莱士义军的崛起正合他意。老和尚找到华莱士，劝说他打出了恢复国家独立、迎请巴里奥国王还朝的旗号。这一举措如同范增劝项梁迎立怀王，给了华莱士义军以政治上的地位和号召力。在此之前，华莱士及其抗英斗争一直被当作暴民作乱，得不到大贵族的认同。同时，和尚帮遍布全苏的教堂网络还被动员起来联络各地的起义者，使起义的浪潮迅速蔓延开来。一些贵族也加入了反抗的行列。但此举也给本来没什么政治倾向的华莱士贴上了“拥巴派”的标签，日后不可避免地成为贵族派系倾轧的牺牲品。

华莱士率领义军连续攻城拔寨，席卷整个北部高地。

威廉.华莱士（1272-1304）是苏格兰的民族英雄，关于他的情况多见诸于一些传奇故事，真正的史料现存不多，他出生在苏格兰帕瑟林教区的艾德斯列，父亲是苏格兰高等贵族詹姆斯.斯蒂沃德的奴仆。华莱士因此在帕瑟林的教堂接受一些教育，据说他懂拉丁文和法语，而这些可能是他当牧师的叔父教给他的。在1297年左右，他和梅伦.布拉德夫特结了婚，梅伦后来在一次英军的突击行动中被杀害，而影片不同的是，此时，华莱士已经发动起义了，英格兰人杀死梅伦正是出于对华莱士起义叛乱的报复。
当华莱士带领队伍反抗英军之时，另一支抗起义也在同时爆发了，那就是安德鲁.穆拉领导的起义，苏格兰这种混乱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原苏格兰王约翰.巴里奥向英格兰拱手让出了苏格兰的统治权，英王爱德华一世为稳固统治，对苏格兰采取了高压政策，横征暴敛，却最终导致了苏格兰人的反抗。这些起义的兴起不仅带动起了普通的苏格兰人民，后来也受到了苏格兰贵族们的支持，他们也想早日摆脱英格兰的压迫，因此他们拉拢苏格兰义军，以贵族为核心的苏格兰抗英联盟组成了。.
然而好景不长，1297年7月，苏格兰贵族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向英格兰人投降，联盟从此解体，华莱士和安德鲁.穆拉两人开始掌控已经四分五裂的义军，并且最终将他们归拢成为一支独立的抗英大军。
这之后，义军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在斯蒂林一战中，他们以少胜多，几乎全歼来战的英军，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从此名声大震。然而，在战斗中，安德鲁.穆拉不幸战死，华莱士失去了一位无法替代的好伙伴，从此，他开始一人统帅大军。
华莱士的所作所为再次被摇摆不定苏格兰贵族所关注，他们授予了他爵士。由此可见，华莱士在当时苏格兰人民包括贵族眼里的地位以及他们对于苏格兰赢得自由的渴望。
尽管华莱士雄心勃勃要为苏格兰的自由而战，但英军的队伍毕竟远比他们强大的多，在1298年的法兰克林之战中，苏格兰义军全军覆没，华莱士只身逃了出来。 在此之后直到他1304年被俘虏的6年里，很少的人知道华莱士的行踪，有传说他在英格兰北部组织了一些游击战斗，也有说法他曾到欧洲大陆的挪威、法国、甚至罗马教皇那里寻找援助，从菲利浦四世发往罗马的一封提到华莱士的信来推断，华莱士1300年左右的确到过罗马。
零星的游击战持续到1303年，当时人们并不清楚那是否真的是华莱士所为，但由于爱德华一世被这些袭击所激怒，扬言要捉拿华莱士，华莱士因此再度扬名，也更加成为苏格兰人民心中的传奇英雄。
根据传说，华莱士是被苏格兰叛徒出卖被抓的，被抓后，他立即被押往了伦敦，在1304年8月23日被处死。当时英格兰当政者将华莱士宣传成为一个残忍、罪恶、滥杀无辜的十恶不赦歹徒形象，因此在他服刑当天，人们不断向他身上抛扔腐臭的食品，并且高呼绞死他。在简短的审判之后，华莱士被判杀人及叛国罪，施以极刑，他的尸体被分为四块，分别送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四个地方，他的头被悬挂在伦敦桥上示众，以警告那些试图反叛的人。
华莱士的一生追寻自由，并且至死不渝，死时年仅32岁

自由的战士——威廉姆·华莱士（1272-1304）

华莱士1272年生于艾尔德斯莱，父亲是苏格兰贵族詹姆斯·斯特沃特的佃农，叔父是教区的神父。他的叔叔教给他很多知识，包括拉丁文、法语等。
当时的苏格兰王约翰·巴里奥尔横征暴敛很失民心，全国各地都有暴动事件发生。巴里奥尔眼看大势已去，于是向英格兰王爱德华一世求助，并将君权双手奉送。爱德华一世接管苏格兰后，以残暴高压的手段控治局势，制造了数起大屠杀，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反抗，贵族、农民都拿起武器与英格兰人作战。

在这种局势下，华莱士长大成人并在拉纳克附近领导了一支队伍发动起义。1297年，他与美伦·布莱德福特结婚。同年五月，在英军的一次报复行动中，美伦被当地执政官威廉姆·哈泽里克杀害。不久，华莱士设计攻占拉纳克，俘虏了哈泽里克并亲手将其处决。华莱士屡战屡胜威名日盛，引来众多同志加入义军。其中有一位安德鲁·穆里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成为他的左膀右臂。另外，贵族们也纷纷对其表示支持，包括罗勃特·布鲁斯、詹姆斯·斯特沃特、詹姆斯·道格拉斯等。
这时，华莱士和他的起义军已逐渐引起爱德华一世的注意，遂派遣了一支大军前来剿灭。七月，部分贵族投降英国人，华莱士和穆里则加紧训练和整编队伍准备迎战。九月，双方在斯忒林相遇，英军在渡过一座大桥时中伏，被人数少他们数倍但英勇无比的苏格兰起义军围攻并全歼。然而穆里在此战役中伤重不治而死，从此华莱士只得独自担任起领导义军的重任。十月，华莱士乘胜攻克了英国北部重镇德汉姆，但由于兵力和补给不足无力防守， 因此十一月退回苏格兰。1298年五月，华莱士在斯科克森林被受勋为爵士，并被任命为苏格兰护国大将军，领导整个苏格兰争取自由的大业。

遭到失败的爱德华一世暴怒，动用全国兵力亲率大军前来讨伐。威廉姆·华莱士定下两个策略：
1.坚壁清野--将英军可能路过之处的居民、牲畜、粮食全部转移，不给英国人留下任何可以补给之物。
2.训练士兵使用“枪阵”，即以若干长枪兵为一组，背靠背站立枪尖朝外，形成一个攻击和防御力都倍增的作战单位。
1298年七月， 英格兰军与义军在法尔科克展开激战。由于双方兵力相差过于悬殊，奋勇作战的义军全军覆没，华莱士只身单骑逃出战场。

从这之后到被俘前的数年时间，华莱士的行踪在史料上很少被提及，据说他建立了游击队专门袭击骚扰英军部队，尤其是派往苏格兰的补给部队。另外，他还到过挪威、法国甚至罗马教皇处寻求国际上的支援。华莱士的行动更深地激怒了英王爱德华一世，他颁下严令、许以重赏，定要捉拿威廉姆·华莱士归案，死活不限！然而，在众多爱国的苏格兰人民的帮助和保护下华莱士数次化险为夷，英王始终未能得逞。
1304年八月，由于苏格兰人华莱士信任的伙伴——叛徒约翰·曼提斯的出卖，华莱士在格拉斯堡附近被俘，随即押往伦敦。作为奖赏，曼提斯被任命为德姆巴敦的行政长官。
在伦敦，经过一场形式上的审判后，华莱士被指控叛国及谋杀拉纳克执政官哈泽里克判处死刑，而且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押赴刑场的路上， 华莱士遭到围观人群的辱骂嘲笑，人们还纷纷向他投掷腐烂的蔬菜、面包等。因为他们被告之这个犯人是个罪大恶极的匪徒、叛国者，而且杀害了许多无辜的英格兰人（杀了许多英格兰人倒是事实）。
在遭受了绳勒、刀割、火烧等酷刑后，威廉姆·华莱士被斩首，身子被肢解为四块，分别送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四方，头颅则被悬挂在伦敦桥上以警告苏格兰人休要反抗。然而英王爱德华一世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苏格兰人民在威廉姆·华莱士无畏精神的激励下继续浴血奋战，誓把英格兰人赶出自己的国土。最终，他们赢得了自由！

似乎没有资料记载华莱士在临死前高呼“自由”，但有一首华莱士最喜欢的诗却流传至今。原文为拉丁文：
告诉你我的孩子，
在你一生中，有许多事值得争取
但，自由无疑最重要。
永远不要带着脚镣，过奴隶的生活。

如今，在苏格兰你可以看到不少苏格兰人为他们的英雄建立的纪念碑。其中一座在爱丁堡，华莱士像位于城堡入口的一侧，另一侧是罗勃特·布鲁斯的像。威廉姆·华莱士永远活在苏格兰人民心中

如果你说的是欧洲人，应该是传教士，海盗或探险家，我知道一位修道士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i在1246年到达中国，但也没有历史依据考证其最早发现中国。如果说的是世界所有的国家，那么中国的人民很早就和日本、朝鲜和越南等等接壤国家的人接触了。我现在给你介绍一位较早出现在中国的有名的欧洲人－－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Marco Polo，又译马可·孛罗，1254年9月15日—1324年1月8日）是意大利威尼斯商人、旅行家、探险家。在中国元朝期间随从他的父亲和叔叔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回到意大利之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Rustigielo）写出《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但其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却引发了争议。
第一次远航
波罗家族祖籍亚得里亚海的Curzola岛，现归克罗地亚。马可·波罗出生的房子还在岛上。他的父亲Niccolò（Nikola）和叔叔Matteo（Mate）是有名的远东贸易商人。他们两人1255年出发向东，开始时并非想去中国。但是一路战事纷发，在1264年碰到元朝送到西方的使者，决定到中国。1266年兄弟两人到达北京，见到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写了一封信给教宗，请他派人到中国，告诉中国人关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
第二次远航
兄弟两人回到意大利，拿到教宗给忽必烈的回信，1271年返回中国。这一次Niccolò带了他的儿子马可。马可的聪明一直非常讨忽必烈喜欢，封他许多官，也派他到各地为大汗的使者。马可·波罗见到中国很多地方和比欧洲先进的文化成就。
《马可·波罗游记》
波罗一家人在1295年回到欧洲，定居威尼斯。当地人很喜欢来听他们讲诉在中国的经历，但是大多并不相信他们说的奇人怪事。
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海战。战败被俘，在监狱里花了几个月讲他在中国的经历给同狱的同伴听。鲁斯蒂谦写出的书是普罗旺斯语（Provençal），出版之后很快翻译到其他欧洲语言。由于马可·波罗在给狱友描述自己在中国等地的见闻时，老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故他被人称作“百万先生”，而这本游记也因此被称作Il Milione（百万）。在中国、日本等地则被称为《马可·波罗游记》、《东方见闻录》等。原书现已遗失，几个翻译的版本并不太一样。这本书非常流行，在当时没有印刷术的欧洲是很难得的。
马可·波罗有没有到中国？
大多现代历史学家相信马可·波罗确实到了中国，但是有些学者认为他并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只是记下他听说的故事。这些学者指出马可·波罗的记录不完全，很常见的汉字，如：筷子、茶、裹脚布、长城等都没有提过。而且，元朝的历史记录从没有提到他是忽必烈的特使，甚至他的名字也不曾出现在中国历史中。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他描述了远东生活其它的细节，如纸币、大运河、蒙古军、虎，皇家邮政系统的结构。他并且提到中国对日本古称，是日本在西方文学里第一次出现。马可·波罗书中描写的大都附近的一座桥也较像卢沟桥。
历史影响
虽然马可·波罗家人并非第一个到中国的欧洲人（如修道士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i在1246年到达），但是因为其游记而著名，其游记也是当时欧洲人最详细的亚洲旅行记录。
传说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到意大利很多东西，如冰淇淋和面条。这些传说不知是真是假，但是现在已发现证据证明意大利在罗马世纪就已经开始吃面条。
威尼斯的机场现命名马可·波罗国际机场。
英国卫星广播公司（British Satellite Broadcasting）在1989年发射两个卫星，马可波罗一号和二号，用来传送五个电视台的信号。虽然卫星功率完全正常，电视台生意垮台，卫星被卖了之后改名。

外国猿猴,人都是猿猴进化的嘛.所以外国猿猴当然是最早的外国人咯

应该是猴,那时人类还在非洲爬树

亚当、夏娃

上帝,传说中的耶苏

中国的道教已经传播到了中国的国门以外。据已故的台湾道教文化研究的前辈龚群先生在1984年的文章提供的材料。
1 1980年代各地道坛或道观及道士数量 1.1 亚洲以外 1.2 亚洲 2 传播海外的方式 2.1 请出型 2.2 交流型 2.3 带出型 2.4 谋生型 3 海外道教的功能 3.1 心灵慰籍 3.2 民族凝聚 4 参考资料 5 注释 1980年代各地道坛或道观及道士数量 亚洲以外 北美洲：道坛或道观54座，道士25000人； 南美洲：道坛或道观85座，道士27000人； 欧洲：道坛或道观98座，道士29000人； 非洲：道坛或道观54座，道士3400人； 澳洲：道坛或道观130座，道士9500人； 亚洲 日本：道坛或道观12座，道士4200人； 韩国：道坛或道观11座，道士3400人； 泰国：道坛或道观9座，道士5200人； 缅甸：道坛或道观7座，道士2700人； 印尼：道坛或道观4座，道士820人； 印度：道坛或道观2座，道士120人； 菲律宾：道坛或道观258座，道士38000人； 新加坡：道坛或道观198座，道士27000人； 马来西亚：道坛或道观135座，道士12500人；
这些材料，尽管统计的年代比较早，同时，人们也尽可以不全部相信。但是，这些材料出自龚群先生之手。而龚群先生是台湾从事道教的研究和组织工作的老前辈，他著文专门介绍这些材料，一定有他的根据和理由。无论如何，中国道教已经传播到了世界的许多角落，这已经是今天的人们共同看到的不争的事实。
传播海外的方式
道教向海外传播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历史上，道教的海外传播曾经有过三种方式。
请出型
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上强盛而辉煌的时期。当时，中国对于自己周边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周边国家也曾经要求中国派遣各种使者去传播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信仰和文化、科学、技术等等。在这些使者中，就有道教的道士。道教传入朝鲜半岛就属于这种类型。

据朝鲜史书《三国遗事》记载，「丽季武德贞观间（约618－649年），国人争奉五斗米道。唐高祖闻之，遣道士，送天尊像，来讲《道德经》，王与国人听之」。据中国的《文献通考》记载，当时被请去的道士是沈叔安。《三国遗事》还说到，过了几年，当时的高句丽丞相盖苏文向皇帝进言，「儒释并峙而黄冠未盛」，于是派使者去唐朝学习道教。唐太宗就派遣叔达等道士八人到朝鲜半岛，还带去了《道德经》。叔达等道士到了高句丽以后，还奉命到各山川举行镇祭仪。

宋代时，高丽又派人到中国来请道士，还培养了高丽道士，建立了道教宫观 ── 福源宫。福源宫中有天皇堂、三清殿等。殿里奉祀三清画像。高丽道士并不出家。他们白天在福源宫内行斋仪，晚上回家。据资料记载，福源宫的高丽道士都用中文念经，用中 *** 科仪，并没有使道教的经典和科仪「本地化」。因此，当中国的国力开始衰微，影响减小，加上没有识中文的道士的时候，道教在朝鲜半岛上的传播就中止了。
交流型
历史上，中国和外国，特别是同周边国家和地区一直有着或紧密或疏远的交流关系。随着这些交流活动，道教也交流了出去。道教对于日本的影响就是如此。日本自630年至894年的260年中，曾经先后派出大约19批「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和各种制度。这些使者在回国的时候，也把中国道教的文献和信仰习俗带回了日本。

据七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当时，日本由来华学习的人员带回去的汉文典籍，其中就有道教典籍63种。这些年来，日本学术界围绕着道教传入日本的问题曾经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我在日本的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两次从事长期研究工作的时候，也有日本学者询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日本没有道教的宫观和没有神职的道士，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道教对于日本的政治和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也是客观事实。日本历史上最高的统治者称为「天皇」，而「天皇」这个词就来源于道教的天皇大帝、天皇真人。天皇传承有三件神器：玺、镜和剑，而这三件神器正是道教的法器。日本的皇室和朝廷崇尚紫色，而紫色正是道教崇尚的颜色。日本的历史典籍《延喜式》中收有日本民族宗教 ── 神道教的祝词，其中有一篇〈献横刀咒〉。〈献横刀咒〉里面都是道教的词语，奉请的神明也是道教的神灵。列举出来，一看就明：

「谨请：皇天上帝、三极大君、日月星辰、八方诸神、司命司籍，左东王父，右西王母，五方五帝、四时四气。捧以禄人，请除祸灾；捧以金刀，请延帝祚。咒曰：东至扶桑，西至虞渊，南至炎光，北至弱水，千城百国。精治万岁，万岁万岁」。[1]

这篇祝词奉请的神灵是中国道教的神灵，甚至其中东西南北的方位概念也是以中国本土为中心的。这份〈献横刀咒〉不管是谁书写的，是日本人写的也罢，是百济人写的也罢，它收录在日本的历史典籍里，记录的则是中国道教给予日本影响的痕迹，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带出型
所谓带出，就是指中国人出国时将道教带了出去。在中国国力强大的时候，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果遇到被侵略的危险，就会要求中国派军队支援。例如，日本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当时的明王朝就应朝鲜王朝的要求，出兵打退了丰臣秀吉的军队。明朝时中国的关帝信仰日渐兴盛，明朝军队在朝鲜所到之处也盖了关帝庙。于是关帝信仰也传入了朝鲜半岛。军队后来撤走了，可是关帝庙却留下了。只是朝鲜的关帝后来从一位忠义的武神演变成了主管人间财富的财神。

越南的北方，从中国广西的友谊关（原名镇南关）一直到红河流域，在历史上曾有中国军队镇守。那里至今仍有一些供奉真武大帝的庙观。真武大帝，即道教的玄天上帝。宋明时期，玄天上帝的信仰曾经广泛流行过，这些庙观也是当时中国军队带出去的痕迹。
谋生型
在中国国力衰微时，从清代末年起，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中国人出现了多次出国的 *** 。一次是清代末年民国初年，当时中国正值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崩溃，外国列强蜂拥入侵，天灾人祸，民众贫困。于是沿海地区，特别是闽粤一带的老百姓，有的下南洋，有的去北美，世称这是第一代华侨。第一代华侨，出国就是为了谋生，他们经济力量单薄，文化水平低下，只是经过四五十年的艰苦奋斗才在海外站住脚跟。另一次出国 *** 出现在1949年前后。

当时面对中国的政权变动，某些对于前途存有顾虑的人纷纷出国，人称第二代华侨。第二代华侨大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并且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经过四五十年的努力，他们也在南洋或者欧美站住了脚跟，有的还在商界、学界或者政界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再一次 *** 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时出国的人，有的为了求知识拿学位，有的是为了打工赚钱改善生活。他们大多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大多数并无政治上的目的，因此，他们学成以后，或者赚了一点钱以后，又悄然回国。这三次出国的潮流，出现的社会背景、社会条件以及出国人的素质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客居于异国他乡，也把中国人的信仰带到了异国他乡，包括道教。

第一代华侨，当时他们下南洋，没有轮船，没有气象预报，在茫茫的大海上，蹲在木船里十天半个月，说不上甚么时候就碰到台风、瘟疫和海盗，因此，他们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他们上船的时候，大多要从故乡的神庙里请上一尊神像，或者一枚写着神号的灵位木牌，同时，从故乡神庙的香炉里包上一小包香灰。他们带上这些护身神物，漂泊在茫茫的大海上。如果顺利达到目的地，他们就在沙滩上用木板搭起小屋，供奉来自「唐山」（祖国故乡的代称）的神像或神位。时间久了，来自同乡的人多了，就把神像或神位移供在同乡会里，或者某个同乡的家里。后来，华人在种植、畜牧、矿山或小商品买卖等方面取得成功，经济条件得到改善，海外华人就集资购地，建庙。有的庙观的兴建碑文中写道：「庙观里的每一根木料、每一块砖石、每一根石柱或者石梁，都是从「唐山」带来的」。因此，他们都自豪地称自己的庙观是从唐山「分灵」出去的。不过，这些庙观大多由同乡会或者董事会来管理，并没有道士参与其事。像日本著名的神户、横滨的关帝庙一直没有道士。神户关帝庙的中元普度道场历来由日本黄薜宗的和尚行仪。正因为这些庙观是华侨自发建立的，所以，其中集中了明清以后民间信仰的特征，儒释道三教融合。日本的横滨关帝庙还供奉土地神，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还建有城隍庙。城隍和土地都是管理中国土地上的事情的神祇，如今在海外庙观中变成了「外交官」。

南洋一带的道士，包括从泉州、福州、潮州和琼州（海南）等地去的，大多是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才到南洋的。这是因为第一代华侨此时已经有能力，也有需要按照故乡的信仰习俗举行道教的礼仪活动。所以，他们就要求有道士来南洋主持道教活动。而下南洋的道士则除了要做道场以外，还要种田、养殖或者经营杂货买卖，以维持生计。下南洋的道士大多属于南方散居的正一派，道学修养有限，因此，无容违言，随着第一代华侨出洋的道士的总体水平是不高的。可是，随着第二、三代华侨而兴建和传播的道教庙观就不同了。近十年来，香港的青松观在已故的侯宝垣道长的主持下在海外建立了一系列青松观，例如：美国青松观、澳大利亚青松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青松观、新加坡青松观、加拿大青松观等等。这些海外的青松观都是依靠香港青松观的财力，按照道教全真派道观的建制建立的。其内部制度和科仪活动都仿照香港青松观。尽管海外的青松观目前都已走上自给自养的道路，但是，他们同当地的依靠乡缘和亲缘建立的道观不完全一样。就其总体水平而言，似乎更加规范。当然在这些道观中的道士，也是近十余年出国的，其道学水平比较过去的散居道士要高，其科仪活动也符合正统的道教信仰的要求。
海外道教的功能
海外的道教，由于其生存的条件同中国本土的道教所处不同，因此自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例如：海外道教保存的派别比较多；海外道教供奉的神祗杂乱而众多；海外道教的组织化程度不一，有的比较松散；海外道教的科仪活动已经大大简化，但是，有些还保持着某些古老的传统。

尽管海外道教与中国本土道教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但是他们都使用同样的经典，供奉同样的神明，因此他们在华人中仍然发挥着共同的功能。这种共同的功能，指的是意识形态的功能，社会实体的功能、文化传承的功能和沟通神人的功能。除此以外，海外的道教还具有自己的特殊的功能，例如：心灵慰籍的功能、社交场所的功能、民族凝聚的功能。

新加坡的东北部有一个淡滨尼镇。早年华人前辈在这里开垦芭地，从事种植、养殖以及淘洗泥沙等工作谋生，形成了许多村落，先后形成了二十来所神庙。淡滨尼镇最古老的华人神庙是「顺兴古庙」，初建于咸丰元年（1851年），已有150年的历史，供奉洪仙大帝。据传，当年淡滨尼人烟稀少，森林茂密，有老虎出没，伤害村民。洪仙大帝收服老虎为坐骑，从此民众平安，虎患断绝。于是，当地村民遂建顺兴古庙，供奉洪仙大帝。另外，还有淡滨尼九哩大伯公庙、新芭大伯公庙和洛阳大伯公庙等三座大伯公庙。大伯公原是中国福建和广东一带的土地神，又称福德正神。淡滨尼原来有一条狭窄弯曲的道路，车辆繁多，车祸频繁，人命伤亡屡有发生。后来，当地华人聚会一致决定，在道路附近建立大伯公庙，祈求村民出入平安。据传，当地从此合境平安。</ref>《淡滨尼联合宫庆成典礼纪念特刊》，16、53、77、85页，新加坡</ref>

现今淡滨尼镇的二十来所的神庙，因为建设新镇的需要而联合建成了淡滨尼联合宫。淡滨尼联合宫已经成为新加坡目前规模最大的道教宫观。每逢神诞之日，联合宫中祭仪隆重，香火兴盛。华人如同在故乡土地上一样，在祭拜中向故乡的神明倾诉和祈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道教与海内道教一样发挥着同样的沟通神人的功能。

新加坡的女皇镇有座忠义庙，忠义庙内奉祀关帝。已故的汪水戆先生曾经回忆忠义庙创建的历史说：「无尾港村当时人口稀少，大家过著寂静平淡的生活。为了取得心灵的慰籍及村民能有一个聚集的地方，便有需要建一间神庙，让居民有个祈拜求神保佑村庄家户平安的地方。在一些村老的推动下，大约在1931年间，便在村里某一户家里设立暂时的神坛奉拜关圣帝君、代天巡狩、大伯公三尊神像。这样一来，村民就有一个可供膜拜的地方，在晚间大家也可在此聚集聊天，喝茶欢叙。」「几年后，村庄的善男信女越来越多，家庭式的神坛已不敷应用，大家就商讨另找地方，建一间较大的庙宇，当时因为经济的问题，我便将一间放置货物的房子，献捐作为庙用。众人同意后，在大家同心协力之下，便将这房子重修，以亚答板筑的墙的庙宇终告完成，以后便将设在家庭的神坛搬移进来，众善男信女有个更好的庙宇膜拜。后来大家认为，应取个庙名，大家赞同以忠义庙为庙名，所以忠义庙就是当年取定的」[2]
心灵慰籍
所谓心灵慰籍的功能，指的是，海外华人为了谋生，离乡背井，奋斗在海外，生活孤寂，需要心灵的寄托和慰籍。他们虽然人在异国，却仍然把心灵寄托于故乡奉祀的神明，希望神明护佑自己的谋生，平安如意，祈求家乡的亲人身体健康。 所谓社交场所的功能，指的是，海外华人在异乡客地谋生，奔忙劳顿，起初居室简陋，有事需要与同乡同胞交往，缺少合适的场所。庙宇原是公产，在故乡历来是公众议事交际的场所，因此，海外华人把家乡这一传统带到了海外，兴建庙宇，也是为了华人交际活动的需要。
民族凝聚
所谓民族凝聚的功能，指的是，海外华人生活在异国的不同民族的大家庭之中，他们的共同信仰把他们对于祖国和故乡的情结外现为一种共同的行为。每当举行大型的宗教活动时，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一起烧香，一起跪拜，团结和凝聚在一起，使他们在艰苦奋斗中获得一种不孤独的凝聚感情。

加拿大对于中国宗教和中国道教的研究，直到1970年代才形成规模。而当时国际上的中国宗教和道教研究已经是热点之一了。

目录 1 中国宗教研究会 2 《中国宗教杂志》 3 学者 3.1 欧大年 3.1.1 主要论文 3.2 包士廉 3.2.1 天主教神父时期 3.2.2 成为道教研究学者 3.2.3 主要著作 3.2.4 研究的代表作 3.3 秦家懿 3.3.1 主要著作 3.4 冉云华 4 参考资料 中国宗教研究会

1974年在美国宗教学会的中国宗教组开 会时，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欧大年教授提出组织成立中国宗教研究会。1975年加拿大学者完成了研究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中国宗教研究会不仅得到许多学科的中国研究专家的承认，而且得到美国宗教学会和亚洲研究协会的批准。中国宗教研究会发起时，只有6个人，过了一年，参加的成员就达到了44人。经过十年，到1987年时，中国宗教研究会的会员就已经达到200人，据说，现已超过300人。参加加拿大的中国宗教研究会的学者，除了加拿大的以外，还有美国、德国、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瑞典、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中国宗教研究会除了自己组织学术活动外，主要是组织会员参加美国宗教学会和亚洲研究协会中国宗教组的活动。

《中国宗教杂志》

中国宗教研究会创办了自己的学术阵地。1976年至1977年，出版了《中国宗教研究会会讯》，共三期。1977年至1981年，《会讯》更名为《中国宗教研究会通报》，共六期。从1982年起至今，《通报》更名为《中国宗教杂志》，每年出版一期。《中国宗教研究会》以发表有关中国宗教的研究论文为主，同时刊载书刊评介，特别是评价一些非英语的论著。除《中国宗教研究会》以外，中国宗教研究会还出版了《会讯》，每年二期，刊登一些让会员感兴趣的学术资讯。

学者 欧大年

在中国宗教研究会和《中国宗教研究会》的活动中，出力最多的当推欧大年。欧大年（Daniel Lee Overmayer，1935－），1957年毕业于韦斯特曼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6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7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欧大年长年研究中国宗教，特别重视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主要著作有《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异端教派》、《中国宗教》。

主要论文

《中国民间宗教中的二元论和冲突》、《二者择一：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宝卷在16至17世纪中国民间宗教文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之我见》、《明清宝卷在中国宗教文学中的价值》、《中国最古老教派的经文：佛说皇极结果宝卷，1943年》，等等。

包士廉 天主教神父时期

在加拿大的中国宗教研究会和《中国宗教杂志》中，另一位出力最多的学者是包士廉。包士廉原名朱利安．帕斯（JulianPas），出生于比利时，现任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宗教研究系教授。包士廉原是一名天主教神父。当它献身天主时，他信仰的天主教的家庭和居住的村镇，无不为他自豪而欢庆。1959年包士廉受罗马教廷派遣到台湾传教，在新竹华语学院学习汉语二年，以后就在台中神学院任教，并在台中一带进行传教活动，同中国普通民众的宗教生活有了密切的接触。包士廉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喜欢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哲学。包士廉在回忆这一时期的传教生活时曾说：「我对于原本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一些基本的天主教教义，开始有了怀疑；同时，也对教会的某些规定和原则起疑」，「我对『天主教以外是没有办法得救也不能享受到永生』的想法逐渐转变，而开始感觉到千千万万友善的中国人一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信仰，总不可能全部被打下地狱吧」。包士廉为了得到心灵的安宁，「全部的精力贯注在工作和祈祷上，希望能够克服这类的困难」，但是，「挣扎的结果是白费了；我热爱跟台湾的 *** 一起工作，同时感觉到我的理想与奋斗根本不切实际」。于是，在1966年，包士廉回到了比利时，决定不再做一名天主教传教士。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候，罗马教廷批准他离职。

成为道教研究学者

接着，包士廉和他的台湾的未婚妻结了婚，移居加拿大，攻读「比较宗教学」的博士学位，并在加拿大中西部的萨斯喀通市开始教学生涯。1975年，包士廉应邀赴台湾的东海大学任教，同年在台中拜道士林正祺为师，开始入道门研习道教经典和科仪。1978年，台湾的张源先在台中城隍庙为包士廉举行了授「三五都功」经箓的奏职仪式，包士廉遂成为又一名正式授职授箓的外国道士。1984年，包士廉曾到中国大陆考察，1985年，他还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国际道教仪轨和音乐的研讨会。1994年至1995年，包士廉又赴台湾考察中国宗教的发展状况，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文化背景主要是根据中国大陆而来」。

主要著作

《道教书目选》、《再论中国宗教》、《庄子的文章》、《新光的象征：道教分灯科仪与基督教复活节烛光圣化的比较研究》、《消灾仪式》、《导论：转变中的中国宗教》、《道观礼拜和民间宗教的复兴》、《地狱游记：一个赴地狱法庭神秘游历的新报告》、《中国新年贺卡中的宗教色彩》等，主编了论文集《今日中国之宗教》，与人合作翻译了法国罗比萘教授的著作《道士的存思》等。

近年来，包士廉作为中国宗教研究会的副主席和《中国宗教杂志》的主编，在组织学术活动和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对于推动加拿大的汉学研究和道教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包士廉的学术兴趣是多方面的。他的研究牵涉到中国宗教文化的许多领栏位。到过包士廉在加拿大的居所的人都说，包士廉的家就是一个中国民俗宗教文化的博物馆。正如他一直说的，他热爱中国文化。

研究的代表作

《新光的象征：道教分灯科仪与基督教复活节烛光圣化的比较研究》和《消灾仪式》。前文发表于《英国皇家亚洲协会香港分会杂志》，后者则是包士廉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国际道教仪轨及音乐研讨会」的论文。《新光的象征：道教分灯科仪与基督教复活节烛光圣化的比较研究》一文分为四个部分：

道教分灯科仪 基督教的火祭和复活节的蜡烛 比较和对照要点 假设和结论

在有关道教分灯科仪的叙述中，包士廉成分采用了美国夏威夷大学苏海涵教授和法国高等研究院的施舟人教授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分灯科仪的意义和仪式构成。在「基督教的火祭和复活节的蜡烛」中，包士廉根据基督教的经典和神学家的阐述，分析了基督教仪式的过程。

在「比较和对照要点」中，包士廉从五个方面比较两个宗教的两中仪式，这五个方面是：

仪式的标签 取得新火的方法 三位一体的程式 光明的行进和礼拜仪式的构造

对于文章采用的比较方法，包士廉有个叙述，「光明象征在它的各个方面就象是一个模型。与其一样的是水的象征，在宗教和人类学文献中，水的象征也是常见的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在二元系统之中，光明和黑暗之间有时是泾渭分明的。光明被视作神圣的散射，它是神圣、纯洁和生命的象征。黑暗则是罪恶、妖魔、污秽和死亡的象征」。

包士廉选择道教分灯科仪和基督教复活节烛光圣化仪式进行比较，就是因为这两个仪式都使用新火和新光，都属于光明象征的模型的产物。包士廉认为光明象征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不过，他「喜欢从两个明显没有联系的礼拜仪式传统中找到一个特别的主题：它们不仅呈现于我们一个明显类似的事物，而且无论在意义方面或者在仪式的具体表现上都非常相似的。一个例子就是道教的分灯科仪，第二个例子就是在复活节星期日的前夜天主教的复活烛光作为新火献祭组成的仪式」。

包士廉这一比较方法、比较物件和比较的切入点选择，应该说，都是合理的、有意义的。

这一比较的结果，自然就是在「假设和结论」部分的第一个结论，「首先是仪式本身，在它的原初意义上，那就是，太阳给予生命力量的庆典，在春分之日万物回到胜利成长的过程中。这个仪式必须被视作一个原始模型，并且在每个主要传统中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现象给以解释」。以光明象征作为模型，在地中海文明传统中和在黄河文明传统中发现两个意义类似和仪式过程类似的独立的现象，这样一种比较研究的本身，就给世界宗教人类学研究增添了有价值的内容。

不过，在「假设和结论」部分，包士廉又提出第二个结论：「一个历史的假设是基督教影响过道教的分灯科仪」。这个历史的假说无疑是过分大胆了，因此，国际学术界很少有人响应。对于分灯科仪作过认真研究的苏海涵和施舟人，也是出身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家庭。他们对于基督教复活节的仪式和地中海文化传统也是十分熟悉的。

估计他们无论如何不会赞成道教分灯科仪受到基督教影响的说法。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基督教确实在唐代曾经传入我国，但是景教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宗教生活影响并不大。没有材料可以作为景教仪式影响道教科仪的依据。因此，包士廉的「历史的假设」也只能是大胆的历史假设，而并非是历史的真实。不过，对于文章的第一个结论，对于包士廉的比较研究、对照和分析，人们仍然会有兴趣，因为它叙述在人类文明的不同传统中生活的人们，他们都把追求光明的愿望融化到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追求光明的象征系统和仪式行为，并且世世代代寄托著自己对于光明的理想和对于黑暗的诅咒。

秦家懿

秦家懿（Julia Ching，1934－）是中国江苏无锡人，出生上海，现为多伦多大学的中国哲学教授，专治宋明理学。

主要著作

《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与汉斯．孔合著）、《王阳明「四句教」之善》、《朱熹与道教》。其中《朱熹与道教》一文是秦家懿来华参加朱熹学术思想讨论会的论文，文章主要研究朱熹「他对于道教的认识与评价，与道教对于他的影响」。秦家懿认为「朱熹对于老庄的批评，不及他对于佛教（尤其禅宗）的责斥」，「朱熹一方面，承认正当的『鬼神』，可受官家的祭祀。

另一方面，又亟力反对『淫祀』（不合法的祠庙）与其所尊的鬼神」。「朱熹并不全盘反对长生之术，不过也确是有所保留」。从这些方面看，朱熹并未全盘否定道教。秦家懿又指出朱熹批评道教不看老庄之书，批评道教模仿佛教的「三身」而衍生「三清」，批评道教置「老子」于昊天上帝之上，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朱熹批评道教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至于道教对朱熹的影响，秦家懿认为朱熹「他的宇宙论，实有得自道家与道教的地方。虽然他也加以改造，并加强道教所说的话的哲理性。又将它与自己的其它学说，连贯起来。另外，他又整理了《道藏》的两本书，为道教的研究也作了贡献」。秦家懿说的两本书，就是指《周易参同契考异》和《阴符经考异》。令人感兴趣的《周易参同契考异》的作者署名为「空同道士」。秦家懿认为「『空同道士』的标签，有何意义，笔者不敢断言。但是，我大致认为，『空同』可能是表示朱熹并非『真道士』的意思」。以「空同道士」为假道士，这也是诸种解释中的一种。

冉云华

冉云华（JanYun-hua，1923－），出生于中国四川省。1948年四川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1946年在印度的维斯瓦巴赖提大学获得宗教学博士学位。1967年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宗教研究系任助理教授，1969年任副教授，1976年任教授，麦克马斯特大学宗教研究系主任。退休后，被授予荣誉退休教授称号。1979年以后，冉云华多次访问过祖国大陆，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地方社会科学院以及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有学术交流往来。冉云华热爱祖国文化，态度友好，观点客观公允。

对中国道教研究的观点

1991年12月21日，在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主办的「两岸宗教与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上，冉云华应邀就「两岸宗教文化与目前学术交流」作了即席的主题演讲。演讲说到「大陆学者们做的事情，从学术界来讲，主要地做了一些基础工作。这些基础工作，不只是对未来大陆的学术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对我们在海外、台湾，也有可以借镜之处」。冉云华说到的基础工作，包括有大型工具书的编写，大部头宗教文献总集的编印，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如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和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的出版，以及对少数民族宗教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于这些基础工作，冉云华感慨「就有这么多的成就」，其中某些研究「也许大陆现在是领先，甚至于超过日本」。而所谓「借镜之处」，正是对台湾学术界追求「标新立异」和「哗众取宠」的不良学风的批评。

早期对佛教的研究

冉云华的宗教研究初期着重于佛教，大约从1970年代起就陆续有研究道教的论文见世。他的主要著作有《公元581至906年的中国佛教编年史》、《中国佛教的变迁》、《唐时期有关印度的佛教》等等。

主要论文

《道的问题和〈道德经〉》、《道教帛书简目》、《道教的帛书》、《道原或道：起源》、《道，原则和法律》、《作为佛性的思想：佛教禅宗的完全纯粹的概念》、《中国的宗教状况和佛道教研究》、《北宗禅籍拾遗 ── 记寂和尚偈》、《敦煌文献中的「无念」思想》、《文化事物和宗教同一：研究道教之神一例》、《人与宇宙之沟通：道教音乐的哲学基础》、《近年来中国的宗教研究的研究成果》、《黄老道中人的本质及其宇宙基础》等等。冉云华的著作和论文，大部分是用语文写作的。

道教研究论文

《人与宇宙之沟通：道教音乐的哲学基础》。这篇英文论文是冉云华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道教仪轨及音乐研讨会」发表的论文。在论文的一开头，冉云华就说到，「和中国文化的其它部分相比较，道教音乐是研究得最少的，而这个音乐的哲学意义在当代学者中甚至没有触及过。这样一种落后的原因，令人遗憾的，部分是因为现在学术界讨论道教哲学，所注意到的时常首先只是哲学著作，例如：《老子》和《庄子》，而对于音乐则视其为非文化的所以不感兴趣。另外，在那些著名的道教研究著作中，作者虽然知道音乐作为宗教仪式的一个完整的部分，不过对于它的哲学意义却很少有人提出问题。本文以《太平经》中有关音乐的部分作为一个例子来叙述，这表明当代学术界几十年来已经注意到这些经文，却至今没有一个人研究过这些已经发表了的材料」。冉云华发出这样的感慨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文章并没有甚么新的独家占有的材料。文章引用的全部材料就是二十余年前出版的《太平经合校》。冉云华集中讨论的就是《太平经合校》的卷一百十六的「某诀第二百四」，在中华书局版的629页至646页。此诀的要旨就是「音乐当所动发前后得天地人心意以致太平除灾奸致和气」。

对《太平经》的音乐哲学研究的结论

「《太平经》认为音乐是快乐的表示。音乐在本质上是一种有声的艺术和善事。快乐是健康的生命，它不仅在世界和宇宙中存在，并且渗透到所有的物体和事情之中，也就是自然的现象。声音和旋律是音乐『说话的语言』，和谐在音乐中是关键的字眼。和谐的声音的感染是音乐的力量。当快乐通过音乐的声音表现出来，声音有能力让其它类似的世界生命进入运动，并且因而鼓舞和促使他们变得快乐。当一个人，世界的或者宇宙的，是高兴的，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分享和参与到这个快乐之中。

人和宇宙之间的桥梁就是由音乐的声音和力量建立起来的。宗教音乐同其它种类的音乐承担著某些共同的特征，它们是声音的魔力、娱乐和高兴。同时，宗教音乐又不同于其它种类的音乐，除去技术熟练外，宗教知识对于建设这座桥梁也是必要的。在桥梁的构建中，或者成功，或者失败，个人的才能时常是决定性的。这个知识包括有不同生命的分别、助长和遏止。关于这些生命的任何误解和变动，将不仅导致建设通神的桥梁的失败，而且甚至有能力给人和世界带来灾难。然而，如果有魔力的音乐由演奏者胜任地和谐地在正确的时间演奏，那么世界就可能得到和平与繁荣，快乐与好运。通过它的影响，作为其结果，就会获得和宇宙的交流。这就是《太平经》所说的音乐的目的」。

冉云华指出，「绝大多数中国文化的学者们都知道，音乐具有影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力量。它的力量就是调和天地，包括社会。这一点和古代中国的音乐哲学是相同的。《太平经》在这一点上，同其它中国哲学也是一致的。然而，太平的生命和它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有形示意，关于条件的强调，音乐的宗教知识，生命的分类及其各自的外表等等，在《太平经》中都是音乐哲学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冉云华文章的最后概括说，「简言之，音乐有力量为人和宇宙架起一座桥梁，这是好事也是有益的。它仅仅是正确的演奏者可能成功的。宁静、平安、长寿和昌盛是道教音乐的目标。如果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事，我们也会去建设这样一座桥梁，因为这是乐观的和充满希望的，而这就是道教的宗教哲学的全部精神所在」。

《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89年，中国香港） 《关系我》（第56期，高雄市文化院，1995年，台湾高雄）

我知道的，基督教女教徒出家的叫“修女”，跟魔法巫术有关的叫“女巫”、“巫婆”，如果是更古老的时代的那种，执掌祭祀的有“女祭司”，然后日本的也有尼姑（出家的女佛教徒）、斋宫（指侍奉伊势神宫神灵的皇族女性）、市子（招魂的女巫）、巫女（会镇魂术或是侍奉神的女巫）

修女
如果是邪恶派系的，就是女巫。

修女呗。。。

修女 不过信仰不同 不能混为一谈

修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