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财政收入对比 原因何在

中国地域辽阔，南北东西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发展背景各不相同.
1.高效农业与丝、棉纺织业并重的江南经济。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江南，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明清时期江南的发展主要是合理利用现有农业资源，进一步提高生产的集约化程度。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经营方式是江南经济的特色之一；农副产品加工业，特别是丝、棉纺织业的发达是江南经济的又一特色；市场发育起步较早，以农副产品加工、集散为主的市镇密布；城镇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比例较高，其都市化程度远远走在全国前列。

2.以外贸为导向迅速崛起的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大体始于宋代，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到清代中叶已跃居全国先进之列。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初步形成，经商人口急剧增长，一个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正在逐渐形成。

3.华北平原区。华北平原的冀鲁豫三省地处黄河下游，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12-14世纪的数百年间，这一地区屡经战乱兵燹，经济发展受到破坏，经济地位逆转。进入明代，政府的移民屯垦等项政策使华北平原经济重新崛起，清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种植结构的调整、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和农村集市网的形成。

4.长江中上游地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输出区。长江中上游地区以江西开发最早，从元末起江西开始向湖广移民。两湖地区的开发正是随着江西移民的大量涌入开始的，明代中叶形成第一次高潮，清代前期为第二次高潮，并进一步推进到四川盆地。“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的移民与开发过程相伴随；到清代前期已形成“江浙粮米历来仰给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的粮食供求格局。长江中上游地区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输出区的确立，不仅提高了其自身的地位，对于江南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5.明清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王朝建立之后对边疆地区进行了大力开发和治理。其中，经济效益较著者当属东北平原和台湾。经过近二百年的移民开发，到清代中叶东北和台湾的农业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新的粮食生产基地；农产品加工业、商业等也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以后更大规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商品流通的发展。
1.流通范围的扩大。明代长时期禁海，长江航运也不甚发达，南北贸易以运河为主干，东西贸易主要局限于长江中下游。清代随着海禁的开放，华北平原、长江中上游诸省的经济发展，以及东北与台湾等新区的开发，沿海、沿江贸易都有大规模的发展。

2.流通规模的扩大。清代，全国商品流通的品种和数量都较明代有大幅度的增长。税收额的增长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流通规模的扩大。关税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也是越来越大，清代前期全国各主要税关的税则未见重大变更，税率也未见有大幅度的提高，故税收额的增加主要是商品流通量增长的结果。

3.流通布局的变化。在钞关设置和税收方面均有所反映。像 明代的禁海。清代的闭关锁国！

第三，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
明代南北物资交流主要依赖京杭大运河，流通枢纽城市也多集中在运河沿线；清代，沿海、长江航运逐渐取代运河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沿海、沿江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崛起，如上海、天津、广州、厦门、重庆、汉口、九江等等，这些城市大多成为鸦片战争后的第一批通商口岸。农村集市的发展，是明清时期经济发展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 清代在长达268年的历史进程中，财政收入的规模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社会性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我们以道光二十年(1840)为界，将清代分为前清与晚清两个阶段。本文从不同角度对这两个阶段的财政收入状况进行比较，以探究其发展趋势及规律，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一财政收入规模是指财政收入的总体水平，它是衡量国家财力的重要指标。清代的财政收入规模体现出两种发展倾向：从绝对数额上看，它呈不断扩大之势，尤其在晚清出现了急剧膨胀；从收支关系的角度讲，鸦片战争特别是咸丰之后，由于财政支出的同时扩张，入不敷出的局面日益严重，其收入规模又相对显绌。清代前期，财政收入总量不断上升，但增长幅度不大。现将此间清政府的岁入总额列表如下。表1 清代前期财政收入规模简表（注：何本书：《清代户部诸关初探》，载《南开学报》1984年第3期；《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年代　岁入总额（万两）顺治九年(1652) 2,428康熙二十四年(1685) 3,123雍正三年(1725) 3,585乾隆十八年(1753) 4,069乾隆三十一年(1766) 4,858乾隆五十六年(1791) 4,359嘉庆十七年(1812) 4,013道光二十一年(1841) 4,125据表1可知，在长达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前清财政收入规模由顺治初期的2428万两增至乾隆中期的4858万两，总量增加了一倍，乾隆末年后又略有下降。但是，考虑到顺康之际正处经济恢复的非常时期，这一增长速度又须大打折扣。清初的赋税政策基本上承袭晚明，加之战争造成的经济衰敝，财政收入总量自然不可能达到应有规模。若以大体相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点进行考察，雍正以后直至鸦片战争之前，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一直在4000万两左右上下波动。同如此漫长的时段相比，这一发展速度可谓缓慢。
鸦片战争后十年内，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维持在三、四千万两左右。咸、同年间的收入缺乏史料记载，但其数额当不会增长太多。虽然在此期间产生了厘金这样的新税目，但为镇压各地起义而导致的军费开支膨胀部分地消耗了这一收入。因此笔者匡估，这一时期清廷的财政收入大体应在5000-6000万两之间。清代财政收入的飞速增长是在光宣之际，兹将此间的收入情况列表如下。（见下页表2）由表2数字可以看出，在光绪十二年(1886)之后的十年间，清廷财政收入始终保持在8000万两以上，比嘉道年间的4000余万两多了一倍。不仅如此，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的岁入突破两亿两关口，用了五年时间便使规模又扩大了一倍。相较之下，晚清财政收入规模的扩张速度比前清要快得多。表2　光、宣时期财政收入一揽表（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考四；卷六七，国用考五；卷六八，国用考六。）附图{F72c05}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和增长速度的快慢不仅受政府财经政策的影响，更主要地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及蕴含于其中的技术进步对财政收入规模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清代财政收入规模正是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清初，由于战争的频繁和灾荒的破坏，社会经济残破凋敝，百姓生计困窘艰难。为了恢复经济，清政府不得不减免赋税，与民休息。据史料记载，仅康熙在位的前四十四年，蠲免钱粮即达9000万两有奇（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三。）。乾隆时的蠲免规模更是远胜前朝。乾隆十年(1745)，朝廷决定于次年起分三年轮免各省额征银数，此次共计免征赋银2824万余两（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此后又分别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普免全国钱粮（注：《清高宗实录》卷八五○，卷一○二五，卷一三五○、卷一四四一。）。依据当时的地丁收入水平粗略统计，乾隆一朝仅普免赋银就有一亿两以上。蠲免之外，清政府还要赈济灾荒，疏浚河工，用度也颇繁。恢复经济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清政府为此损失了为数不菲的财政收入，从而影响了收入规模的扩大。
商品经济在前清有了一定发展，但由于统治者厉行“重农抑商”政策，工商业发展受到限制，对外贸易也被长期遏制。因此，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以田赋为主体，而“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改革又将田赋征收定额化，这就决定了前清的财政收入不可能有快速发展，而是长期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上。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外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原来以个体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逐渐走向解体，已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外国资本的`影响和刺激下进行了技术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产生并有了初步发展。清政府为“自强”、“求富”，在政策上对工商业发展逐渐由抑禁转为认可和鼓励，对于外国先进技术亦主张积极引进。洋务运动期间及以后，西方科学著作不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实用技术也伴随着外资的侵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源而来，从而促进了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就冶铁工业而言，光绪二十六年(1900)，全国生铁产量25890吨，三十一年(1905)为32313吨，宣统二年(1910)骤增至119396吨（注：杜石然等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页。）。这一巨大成就无疑归功于近代冶铁技术的传入与应用。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近代前的”经济扩张是一种“低度开发”，是在落后状态下的成长；“近代性的”经济成长则是由于科技不断进步而形成的（注：（美）费维恺：《清代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3-394页。）。这一观点比较中肯，也适用于前清与晚清的经济发展状况。晚清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使财政收入因财源扩展而增加，这一点是前清无可比拟的，其财政收入规模也达到了后者难以想象的扩张程度。从绝对数额的层面看，清代财政收入的规模确实在不断扩张甚至膨胀，但若从收支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其入不敷出的赤字状况亦愈发严重，这一规模又相形见绌。
清初，战争频仍，经济萧条，财政吃紧的情况时有发生。康熙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开始复苏，财政收入也逐步增多，加之捐纳等非常项收入的开征，收支失衡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自此至嘉、道年间，清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基本稳定，收支相抵后一般都有盈余。在乾隆中后期，户部库存银一直保持在6000-8000万两之间；即使到道光元年至十四年(1821-1834)，平均每年库存仍有2716.3万两（注：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页。）。咸丰之后，非常项支出激增，“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之用……为数均巨”（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清政府相对稳定的收入难以承受如此庞大的开支，度支窘迫、不敷甚巨的局面日甚一日。咸丰三年(1853)六月，“部库仅存正项待支银二十二万七千余两”（注：《清文宗实录》卷九七。）。至20世纪初，清政府的财政更是到了“库储一空如洗”（注：《清德宗实录》卷五二三。）的悲惨地步。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陈锋先生认为，晚清户部银库空虚的原因除了支出不断增加外，与各省拖欠解部款项亦有很大关系（注：陈锋：《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载《江汉论坛》2000年第5期。）。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也符合史实，但还不够充分。为什么支出扩张就会造成收支紧张？地方何以欠解？笔者认为以下两点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首先，清代不健全的财政收支制度使收入在面对非常项支出时难以招架。清建朝伊始便确立了一条刚性的收支原则，即“国家出入有经，用度有制”（注：程含章：《论理财书》，《清经世文编》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50页。）。这里的“经制”是指国家的财政收支要有固定的范围和数额，一般不得超越。具体规定是：岁入主要包括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四项；岁出分为皇室经费、兵饷、宗室百官俸禄、工程费等项。以上均为经常性项目，相当于现代的预算收支。这一原则的缺陷是弹性不足，财政收入“表现出鲜明的定额化特点”（注：何平：《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财政支出则未将战时军费、社会救济经费等重要项目包含在内，相对固定的收入难以应付特殊情况下的非常项开支
清代前期，非常项支出主要是军费，它所造成的财政缺口通过捐纳等非常项收入形式得以填补。到了晚清，非常项支出不仅范围扩展，而且数额庞大。军费方面，据彭泽益先生估算，仅咸、同年间用于镇压各地起义所耗军费，最低也有8.5亿两（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第137页。）。为抵抗外国军事侵略，清政府也消耗了巨额军费，而战败后赔款又使其遭受了更大损失。按《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规定，清政府要支付的对外赔款不计利息即达6.5亿两，相当于它七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晚清皇室奢靡的程度也远胜前清。同治十一年(1872)皇帝大婚，清廷谕令各省添拨京饷银100万两（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九，国用考七。）。光绪十三年(1887)，为办理帝婚，慈禧太后命户部先行拨银200万两解交礼仪处（注：《清德宗实录》卷二四三。）。这些巨额的非常项开支事先并未列入预算，因此当其突然出现时，清政府只能通过加赋增捐、开征厘金、举借公债等手段来弥补经常性收入的不足，以期平衡收支。然而支易收难，财政支出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了收入增加的速度，清政府不健全的收支制度最终使自己陷入了财政赤字的泥潭。其次，晚清农业经济的落后和农民生活的贫困也是财政收支失衡的重要原因。在清代，农业生产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农民是税负的最终落脚点，即税收归宿。农业生产状况的好坏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对国家财政收入有着决定性影响，从而对收支关系起了间接的制约作用。清代前期，“摊丁入亩”、蠲免钱粮等赋税政策的实施使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因此，即使此时出现军费等非常项支出，也能通过田赋的自然增长及捐纳等临时性收入的征取来缓和入不敷出的紧张。到了晚清，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清政府的加赋抽厘剥削及自然灾害的严重破坏，农业经济凋敝不堪。另一方面，晚清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土地的开发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而不是农业技术的改进，这就决定了农产品产量不可能有太大提高。在南方产稻最裕之江浙一带，年产量仅为136-508斤，产量最高之湖南长沙，年产也不过680多斤（注：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在这种农业经济状况下，农民生活异常艰难，“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5251页。）。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可谓困难重重，因为厘金、公债等非常项收入的征收最终会将税负转嫁至农民身上，而农民的贫弱已如上所述，因此，入不敷出的结果也就必然产生了。
二清代前期的财政收入结构属于以田赋为主、其他收入为辅的传统型模式，鸦片战争尤其是咸丰之后，这一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田赋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关税收入的比重明显上升，厘金、公债等收入形式则从无到有。探讨财政收入结构，就必然要对之进行科学的分类。笔者认为，应按照财政收入形式将其分为税收和其他收入两大类，税收作为清代财政收入的主体部分，如此划分更能体现其主导地位。清代前期的财政收入全部属于税收形式。若以收入来源为标准，前清的财政收入可分为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四种经常性税目。兹将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结构情况列表如下（注：资料来源：何本方：《清代户部诸关初探》，载《南开学报》1984年第3期。）（杂赋数额不多，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很小，故在此不列入表）。表3　前清历朝财政收入结构比较表附图{F72c06}由表3可知，地丁银一项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始终在61%-88%之间，其他诸项所占比重最多时也不到40%。表中的地丁银是指“摊丁入亩”后对田亩和丁役合并征收的货币形态的收入，它是田赋的主体部分，此外田赋还有漕粮等实物形式。前清所征实物田赋为数不少，且包括米、麦、豆、草等多种形式。现将部分年份的实物田赋数额列表如下（见下页表4）。从表4中可以看出，前清的实物田赋数额是比较大的，如果折算成银两（按时价平均每石、束折银1两），康熙朝的实物田赋约合900万两左右，相当于同期地丁银的一半强。若将二者合并计算，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当比前表所列地丁银所占比重更大，足见农业税在前清财政收入中地位之重。表4　前清征收实物田赋简表附图{F72c07}在这一时期，盐课和关税收入的总额与所占财政收入比重均有增加，但总体上仍处从属地位。关税征收以榷关即内地常关为主要来源，海关收入仅占极微小部分。可见此时的商品经济没有得到较快发展，中国处于比较封闭的、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经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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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
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
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
> 清代在长达268年的历史进程中，财政收入的规模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社会性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我们以道光二十年(1840)为界，将清代分为前清与晚清两个阶段。本文从不同角度对这两个阶段的财政收入状况进行比较，以探究其发展趋势及规律，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
财政收入规模是指财政收入的总体水平，它是衡量国家财力的重要指标。清代的财政收入规模体现出两种发展倾向：从绝对数额上看，它呈不断扩大之势，尤其在晚清出现了急剧膨胀；从收支关系的角度讲，鸦片战争特别是咸丰之后，由于财政支出的同时扩张，入不敷出的局面日益严重，其收入规模又相对显绌。

　　没有那么多，1825年以前清朝经济世界第一。1840年就第八了。
　　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
　　http://www.xslx.com/htm/shgc/zgls/2002-11-25-11434.htm
　　清代在长达268年的历史进程中，财政收入的规模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社会性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我们以道光二十年(1840)为界，将清代分为前清与晚清两个阶段。本文从不同角度对这两个阶段的财政收入状况进行比较，以探究其发展趋势及规律，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
　　财政收入规模是指财政收入的总体水平，它是衡量国家财力的重要指标。清代的财政收入规模体现出两种发展倾向：从绝对数额上看，它呈不断扩大之势，尤其在晚清出现了急剧膨胀；从收支关系的角度讲，鸦片战争特别是咸丰之后，由于财政支出的同时扩张，入不敷出的局面日益严重，其收入规模又相对显绌。
　　清代前期，财政收入总量不断上升，但增长幅度不大。现将此间清政府的岁入总额列表如下。
　　表1 清代前期财政收入规模简表（注：何本书：《清代户部诸关初探》，载《南开学报》1984年第3期；《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
　　年代 岁入总额（万两）
　　顺治九年(1652) 2,428
　　康熙二十四年(1685) 3,123
　　雍正三年(1725) 3,585
　　乾隆十八年(1753) 4,069
　　乾隆三十一年(1766) 4,858
　　乾隆五十六年(1791) 4,359
　　嘉庆十七年(1812) 4,013
　　道光二十一年(1841) 4,125

　　据表1可知，在长达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前清财政收入规模由顺治初期的2428万两增至乾隆中期的4858万两，总量增加了一倍，乾隆末年后又略有下降。但是，考虑到顺康之际正处经济恢复的非常时期，这一增长速度又须大打折扣。清初的赋税政策基本上承袭晚明，加之战争造成的经济衰敝，财政收入总量自然不可能达到应有规模。若以大体相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点进行考察，雍正以后直至鸦片战争之前，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一直在4000万两左右上下波动。同如此漫长的时段相比，这一发展速度可谓缓慢。
　　鸦片战争后十年内，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维持在三、四千万两左右。咸、同年间的收入缺乏史料记载，但其数额当不会增长太多。虽然在此期间产生了厘金这样的新税目，但为镇压各地起义而导致的军费开支膨胀部分地消耗了这一收入。因此笔者匡估，这一时期清廷的财政收入大体应在5000-6000万两之间。清代财政收入的飞速增长是在光宣之际，兹将此间的收入情况列表如下。（见下页表2）
　　由表2数字可以看出，在光绪十二年(1886)之后的十年间，清廷财政收入始终保持在8000万两以上，比嘉道年间的4000余万两多了一倍。不仅如此，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的岁入突破两亿两关口，用了五年时间便使规模又扩大了一倍。相较之下，晚清财政收入规模的扩张速度比前清要快得多。
　　表2 光、宣时期财政收入一揽表（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考四；卷六七，国用考五；卷六八，国用考六。）
　　附图{F72c05}
　　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和增长速度的快慢不仅受政府财经政策的影响，更主要地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及蕴含于其中的技术进步对财政收入规模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清代财政收入规模正是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
　　清初，由于战争的频繁和灾荒的破坏，社会经济残破凋敝，百姓生计困窘艰难。为了恢复经济，清政府不得不减免赋税，与民休息。据史料记载，仅康熙在位的前四十四年，蠲免钱粮即达9000万两有奇（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三。）。乾隆时的蠲免规模更是远胜前朝。乾隆十年(1745)，朝廷决定于次年起分三年轮免各省额征银数，此次共计免征赋银2824万余两（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此后又分别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普免全国钱粮（注：《清高宗实录》卷八五○，卷一○二五，卷一三五○、卷一四四一。）。依据当时的地丁收入水平粗略统计，乾隆一朝仅普免赋银就有一亿两以上。蠲免之外，清政府还要赈济灾荒，疏浚河工，用度也颇繁。恢复经济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清政府为此损失了为数不菲的财政收入，从而影响了收入规模的扩大。
　　商品经济在前清有了一定发展，但由于统治者厉行“重农抑商”政策，工商业发展受到限制，对外贸易也被长期遏制。因此，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以田赋为主体，而“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改革又将田赋征收定额化，这就决定了前清的财政收入不可能有快速发展，而是长期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上。
　　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外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原来以个体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逐渐走向解体，已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外国资本的影响和刺激下进行了技术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产生并有了初步发展。清政府为“自强”、“求富”，在政策上对工商业发展逐渐由抑禁转为认可和鼓励，对于外国先进技术亦主张积极引进。洋务运动期间及以后，西方科学著作不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实用技术也伴随着外资的侵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源而来，从而促进了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就冶铁工业而言，光绪二十六年(1900)，全国生铁产量25890吨，三十一年(1905)为32313吨，宣统二年(1910)骤增至119396吨（注：杜石然等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页。）。这一巨大成就无疑归功于近代冶铁技术的传入与应用。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近代前的”经济扩张是一种“低度开发”，是在落后状态下的成长；“近代性的”经济成长则是由于科技不断进步而形成的（注：（美）费维恺：《清代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3-394页。）。这一观点比较中肯，也适用于前清与晚清的经济发展状况。晚清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使财政收入因财源扩展而增加，这一点是前清无可比拟的，其财政收入规模也达到了后者难以想象的扩张程度。
　　从绝对数额的层面看，清代财政收入的规模确实在不断扩张甚至膨胀，但若从收支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其入不敷出的赤字状况亦愈发严重，这一规模又相形见绌。
　　清初，战争频仍，经济萧条，财政吃紧的情况时有发生。康熙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开始复苏，财政收入也逐步增多，加之捐纳等非常项收入的开征，收支失衡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自此至嘉、道年间，清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基本稳定，收支相抵后一般都有盈余。在乾隆中后期，户部库存银一直保持在6000-8000万两之间；即使到道光元年至十四年(1821-1834)，平均每年库存仍有2716.3万两（注：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页。）。
　　咸丰之后，非常项支出激增，“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之用……为数均巨”（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清政府相对稳定的收入难以承受如此庞大的开支，度支窘迫、不敷甚巨的局面日甚一日。咸丰三年(1853)六月，“部库仅存正项待支银二十二万七千余两”（注：《清文宗实录》卷九七。）。至20世纪初，清政府的财政更是到了“库储一空如洗”（注：《清德宗实录》卷五二三。）的悲惨地步。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陈锋先生认为，晚清户部银库空虚的原因除了支出不断增加外，与各省拖欠解部款项亦有很大关系（注：陈锋：《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载《江汉论坛》2000年第5期。）。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也符合史实，但还不够充分。为什么支出扩张就会造成收支紧张？地方何以欠解？笔者认为以下两点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首先，清代不健全的财政收支制度使收入在面对非常项支出时难以招架。清建朝伊始便确立了一条刚性的收支原则，即“国家出入有经，用度有制”（注：程含章：《论理财书》，《清经世文编》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50页。）。这里的“经制”是指国家的财政收支要有固定的范围和数额，一般不得超越。具体规定是：岁入主要包括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四项；岁出分为皇室经费、兵饷、宗室百官俸禄、工程费等项。以上均为经常性项目，相当于现代的预算收支。这一原则的缺陷是弹性不足，财政收入“表现出鲜明的定额化特点”（注：何平：《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财政支出则未将战时军费、社会救济经费等重要项目包含在内，相对固定的收入难以应付特殊情况下的非常项开支
　　清代前期，非常项支出主要是军费，它所造成的财政缺口通过捐纳等非常项收入形式得以填补。到了晚清，非常项支出不仅范围扩展，而且数额庞大。军费方面，据彭泽益先生估算，仅咸、同年间用于镇压各地起义所耗军费，最低也有8.5亿两（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第137页。）。为抵抗外国军事侵略，清政府也消耗了巨额军费，而战败后赔款又使其遭受了更大损失。按《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规定，清政府要支付的对外赔款不计利息即达6.5亿两，相当于它七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晚清皇室奢靡的程度也远胜前清。同治十一年(1872)皇帝大婚，清廷谕令各省添拨京饷银100万两（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九，国用考七。）。光绪十三年(1887)，为办理帝婚，慈禧太后命户部先行拨银200万两解交礼仪处（注：《清德宗实录》卷二四三。）。这些巨额的非常项开支事先并未列入预算，因此当其突然出现时，清政府只能通过加赋增捐、开征厘金、举借公债等手段来弥补经常性收入的不足，以期平衡收支。然而支易收难，财政支出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了收入增加的速度，清政府不健全的收支制度最终使自己陷入了财政赤字的泥潭。
　　其次，晚清农业经济的落后和农民生活的贫困也是财政收支失衡的重要原因。在清代，农业生产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农民是税负的最终落脚点，即税收归宿。农业生产状况的好坏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对国家财政收入有着决定性影响，从而对收支关系起了间接的制约作用。清代前期，“摊丁入亩”、蠲免钱粮等赋税政策的实施使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因此，即使此时出现军费等非常项支出，也能通过田赋的自然增长及捐纳等临时性收入的征取来缓和入不敷出的紧张。到了晚清，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清政府的加赋抽厘剥削及自然灾害的严重破坏，农业经济凋敝不堪。另一方面，晚清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土地的开发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而不是农业技术的改进，这就决定了农产品产量不可能有太大提高。在南方产稻最裕之江浙一带，年产量仅为136-508斤，产量最高之湖南长沙，年产也不过680多斤（注：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在这种农业经济状况下，农民生活异常艰难，“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5251页。）。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可谓困难重重，因为厘金、公债等非常项收入的征收最终会将税负转嫁至农民身上，而农民的贫弱已如上所述，因此，入不敷出的结果也就必然产生了。
　　二
　　清代前期的财政收入结构属于以田赋为主、其他收入为辅的传统型模式，鸦片战争尤其是咸丰之后，这一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田赋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关税收入的比重明显上升，厘金、公债等收入形式则从无到有。
　　探讨财政收入结构，就必然要对之进行科学的分类。笔者认为，应按照财政收入形式将其分为税收和其他收入两大类，税收作为清代财政收入的主体部分，如此划分更能体现其主导地位。
　　清代前期的财政收入全部属于税收形式。若以收入来源为标准，前清的财政收入可分为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四种经常性税目。兹将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结构情况列表如下（注：资料来源：何本方：《清代户部诸关初探》，载《南开学报》1984年第3期。）（杂赋数额不多，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很小，故在此不列入表）。
　　表3 前清历朝财政收入结构比较表
　　附图{F72c06}
　　由表3可知，地丁银一项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始终在61%-88%之间，其他诸项所占比重最多时也不到40%。表中的地丁银是指“摊丁入亩”后对田亩和丁役合并征收的货币形态的收入，它是田赋的主体部分，此外田赋还有漕粮等实物形式。前清所征实物田赋为数不少，且包括米、麦、豆、草等多种形式。现将部分年份的实物田赋数额列表如下（见下页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前清的实物田赋数额是比较大的，如果折算成银两（按时价平均每石、束折银1两），康熙朝的实物田赋约合900万两左右，相当于同期地丁银的一半强。若将二者合并计算，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当比前表所列地丁银所占比重更大，足见农业税在前清财政收入中地位之重。
　　表4 前清征收实物田赋简表
　　附图{F72c07}
　　在这一时期，盐课和关税收入的总额与所占财政收入比重均有增加，但总体上仍处从属地位。关税征收以榷关即内地常关为主要来源，海关收入仅占极微小部分。可见此时的商品经济没有得到较快发展，中国处于比较封闭的、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经济阶段。
　　清代前期，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工具是捐纳，它是一项颇为重要的非常项收入。清代继承前明旧制而行捐纳，根据人们所捐钱物多少给予功名或实职。它起初仅是临时性收入，清廷也并不提倡。乾隆五十八年(1793)，上谕对各地屡行捐纳之举予以严责：“倘复有奏开捐者，即为言利之臣，更当斥而勿用。”（注：《清高宗实录》卷八五○，卷一○二五，卷一三五○、卷一四四一。）然而，军需浩繁，河务待兴，财政支出的扩张使统治者不得不借助捐纳以增收入，最终将之变为长期性收入。据统计，雍、乾、嘉三朝行捐数额少者十余万两，多者上千万两，其所占户部收入比重在嘉庆九年(1804)甚至达到78.68%（注：周伯棣编著：《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4页。）。捐纳是封建性极其浓厚的收入形式，它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从侧面表明，前清的财政收入结构是古老的传统型模式。
　　这种结构模式到了咸丰以后开始发生变化。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关税比重迅速提升。税收“垄断”财政收入的局面终被打破，公债这一新的收入形式产生，并很快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厘金和公债超越了前清的捐纳，在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位置。现将晚清财政收入结构状况列表5（公债一项另行分析）。
　　表5 晚清财政收入结构比较表（注：邓绍辉：《晚清赋税结构的演变》，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附图{F72c08}
　　从表5可以看出，关税是晚清财政收入中最具活力的一项，其所占比重一直在20%-30%之间。究其原因，是由于此时的关税征收已从前清的以常关为主转为以海关为主，随着近代海关制度的不断完善及中外贸易的日益扩展，关税收入总额直线上升，至清末已比鸦片战争前夕增加了近百倍，所占财政收入比重也由前清的10%左右猛跃为晚清的30%左右，成为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关税、盐课和厘金均为税负可以转嫁的间接税，三者所占财政收入比重总和为24%-73%，而田赋这一直接税的比重则由前清时的70%-80%降至晚清的不足50%。
　　厘金是此时产生的一种商业税，自咸丰三年(1853)出现后很快通行全国，几乎达到“无处不卡，无货不税”（注：《清德宗实录》卷二三二。）的疯狂程度。其税率起初仅为1%，但到后期不断提高，许多地区在5%-10%之间。在上海，油、豆饼的厘金税率在同治初年已比咸丰四年(1854)增长了十余倍，“豆则增至三十余倍”（注：《申报》1875年11月6日。）。这一新的收入形式以极快的速度发展，以至于在其产生仅仅三十年后，收入总额便占到财政收入的近20%，成为晚清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之一。
　　厘金之外，晚清出现的另一项弥补赤字的收入是公债收入，它是税收之外的独特收入形式。公债是一个财政范畴，它首先表现为一种财政收入，它与税收的最大区别是具有偿还性和自愿性。以筹措和发行的地域为标准，公债可分为内债和外债两种。晚清的公债主要表现为外债，内债处于次要地位。
　　清政府借用外债活动可以光绪二十年(1894)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其国外借款共计4626万两，每年收入平均仅占财政总收入的4%左右；晚清时期共借外债12.04亿两，每年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30%-50%（注：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根据第38-52页、90-91页表格计算所得。）。清政府发行国内公债共三次：光绪二十年(1894)的“息借商款”、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昭信股票”及宣统三年(1911)的“爱国公债”。直隶、湖北、安徽、湖南等省也发行过地方内债。上述各种内债的发行均以失败而告终，未达到弥补财政赤字的目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缺乏发行内债的经济基础，即资本主义经济尚未获得充分发展；二是不具备近代金融机关和国债市场。除此之外，政府的借端苛派也违背了公债发行的自愿性原则，致使民不堪负，效果自然极差。这一点连当时的户部都自认不讳：“所集之款，不过百分之一、二，而流弊有不可胜言者。”（注：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页。）
　　以上分析说明，到了晚清，自然经济的解体已愈来愈快，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比前清快得多。公债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收入的产生表明，中国财政正朝着近代化方向迈步；另一方面，晚清财政收入对外债的依赖越来越重，并因此导致了部分利权的丧失，具有典型的半殖民地时代印痕。总的来看，晚清的财政收入结构从某种程度上讲已具有近代性，属于过渡型结构模式，这比前清的传统型收入结构模式有了很大进步。
　　晚清的财政收入结构与前清相比确有巨变，但变中亦有不变。笔者认为，无论这一结构如何变化，以下两个方面是始终一致的。
　　第一，清代财政收入的各个构成部分都被赋予了一个共同的政策目标，即维持收支平衡和满足国用，从而巩固封建政治统治。财政收入各部分所占比重有所增减，项目也偶有裁添，但这些变化无不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定。清代财政收入结构的嬗变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它又在根本上服务于政治。因此，无论前清还是晚清，其财政收入结构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目的。
　　第二，尽管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呈相对下降趋势，但它的绝对数额是不断增加的，这说明它仍是政府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而且农民税收归宿的地位在有清一代并未发生明显改观。农业税比重的下降和各种间接税比重的提升确实反映了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晚清的进一步发展，但如果据此而夸大中国的近代化程度，则未免过于片面。客观地讲，田赋收入直至清末仍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左右，收入“老大哥”的位置没有改变；其他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者为公债和关税，二者均非源于中国自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华经济侵掠密切相关。再就纳税人的负担而言，农民既要交纳农业税，又要承受各种间接税转嫁而来的无形压力及农产品与工商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剥削，他们始终是税负的最终落脚点。总之，在整个清代，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农业经济是财政收入的基础，收入结构的变化并未超越农业国这一历史阶段。
　　综上所述，清代财政收入的规模与结构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从财政的侧面反映了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通过分析财政收入这一微观问题，我们可从宏观上对清代的财政状况予以把握，从而给予一个更为客观的定位：中国封建性财政至清代已走上颠峰，并开始逐渐向近代化嬗变，清代财政的发展演进为近代性财政形态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

这个说不清楚，清朝乾隆鼎盛时期，岁入8000万两白银，以后逐年减少，到清朝末年，岁入2亿两。不过钱多钱少不是这么算的，按照乾隆年至道光继位，中国在国际所占GDP百分之三十，人口占4分之一，其实不过是个中等收入的国家，算不得最富，不过生产力差的远了，外国人说中国富裕，只不过是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几百万两白银的顺差，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黄金白银才是真正的财富

这个要问清朝的皇帝

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离不开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经济实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繁荣程度和军事国力是否强硬，所以有很多的君王，他们都把经济发展看得特别的重要，但是经济不可能一直都呈上升趋势的发展，在战争时期，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所采取的错误措施，经济往往会出现波动的现象，甚至还有可能一直呈下降趋势。在明朝，张居正主要是通过减少朝廷内部的支出，增加地方上的税收这样的方式来恢复明朝的财政的。

一、经济呈下降趋势

明朝是由朱元璋一手建立起来的一个伟大的朝代，虽然在前几任君主的统治下，明朝的发展是非常旺盛的，但是每一个朝代都会有走向衰落的时候。土木堡之变就将明朝的根基大大的损伤了，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整体的趋势已经不如往日了，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一直都呈下降趋势，严重的经济下降也拖累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这个时候张居正就站了出来，开始推行自己的改革。

二、减少内部支出

张居正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减少朝廷内部的支出。朝廷在繁荣的时候曾经多次出使西洋，这就为自身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不停派遣出去的舰队一直都在消耗国家的经济，而且有很多驻守在边疆地区的军队，他们表面上是在维护国家边疆地区的和平，但是实际上，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他们也是属于白白吃饭的那一种，张居正就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大大的减少了朝廷内部的支出，这是他改革的第一步。

三、增加收入

张居正深知想要提高经济实力，仅仅节省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外部来丰盈国库，于是他就开始增加地方上的税收，从人民的身上一点一点的搜刮钱财来充盈国库。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就是查清全国的土地数量，以便于自己能够更好的征税，但是他这样的一种方式虽然缓解了明朝的经济下滑趋势，但是奈何明朝皇室的铺张浪费习惯太严重了，张居正最终也是无能为力。

我认为张居正的做法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妥当的地方。因为它还是通过增加税收来获得更大的财政收入的。另外就是减少了内部的开销，这才是稍微有点用处的。

最主要都有两个方法，一是清查土地，这样就不存在贪污行贿的勾当；二是一条鞭法，在第一个方法的基础上，采取严格的规定。

张居正主张变法，试图通过努力改变朝中官员吏治问题，强化收支明细，使明朝的财政逐渐走上正轨。

明清与隋唐相比,经济发展的原因有何相似之处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在各方面呈现出什么新特点反映了什么本质问题？
答案
(1)相似原因：国家统一强盛、统治者的政策、民族友好团结。
(2)新特点：农业上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了，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手丁业规模扩大了，分工更细了，并在某些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十分繁荣，但统治阶级开始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外贸易受到阻碍。
(3)本质问题：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封建社会走向衰落。

相似原因：国家统一强盛、统治者的政策、民族友好团结。
(2)新特点：农业上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了，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手丁业规模扩大了，分工更细了，并在某些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十分繁荣，但统治阶级开始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外贸易受到阻碍。
(3)本质问题：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封建社会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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