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关于明清时期本科毕业论文选题

　　马君武(广西桂林恭城人)：德国柏林大学治金工程学博士,20年代民国广西省省长,30年代广西大学校长
　　雷沛鸿(广西南宁人) :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20/30年代民国广西省教育厅长,40年代广西大学校长
　　苏希洵(广西南宁武鸣人)：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 民国广西海关督查
　　苏诚(广西南宁人):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硕士，公路局局长
　　雷殷(广西南宁人):：日本军政大学，水利巡查督导
　　邱昌渭(湖南芷江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民国广西省政府民政厅长
　　盘珠祁(广西玉林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硕士学位，20年代民国广西建设厅厅长,30年代广西大学农业学院院长
　　马保之(广西桂林恭城人): 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学博士学位,民国广西粮食增产副总督导
　　戈绍龙: (江苏常熟人)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20年代民国广西卫生委员会主任,/30年代广西医科大学校长
　　程思远(广西南宁宾阳人): 意大利罗马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民国广西省政府秘书

　　军职将领

　　民国前期

　　陆荣廷----两广巡阅使,两广总督,陆军元帅,南宁武鸣人

　　谭浩明---广西督军，柳州人

　　陈炳昆--广东督军，柳州人

　　莫荣新—，贵港桂平人

　　沈鸿英---玉林容县人

　　民国中后期

　　李宗仁---陆军上将,桂林临桂人

　　李济深----陆军上将,梧州苍梧人

　　黄绍竑-----陆军上将,玉林容县人

　　白崇禧-----陆军上将,桂林临桂县人

　　黄旭初----陆军上将,玉林容县

　　陈枢铭----陆军上将,北海人

　　陈济棠----陆军上将,防城港

　　马晓军----玉林容县

　　俞作柏---玉林北流人

　　俞作豫--玉林北流人

　　李明瑞---玉林北流人

　　廖磊----玉林陆川人

　　夏威----玉林容县

　　李品仙---梧州苍梧

　　雷经天---南宁人

　　张淦-----桂林人

　　徐启明---柳州鹿寨

　　韦云淞---玉林容县

　　苏祖馨---玉林容县

　　周祖晃---广西临桂

　　张云逸---海南文昌人

中国古代史论文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又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纵观中国古代史，有着我们属于我们中国灿烂的文化，有着属于我们自己不同于世界其它地区的特点。
中国有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170万年前-公元前476年）和封建社会。其中封建社会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战国、秦、汉是封建社会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阶段。三、隋唐五代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 。四、辽、宋、夏、金、元，是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阶段。五、明、清（鸦片战争前），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阶段。
首先，我国古代有着先进的文化。早些时期，我国古代的先人们就已经有了世界上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著名的四项科技发明，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见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相继传入世界各地后，对世界科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那时凝结了先人们的智慧。
其次，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国家的分裂于统一的局面经常出现。又在分裂于统一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回顾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国人民创造出的万里长城，大运河，颐和园等等，那时相当了不起的。再者，我国四大国粹：中医、书画、京剧、武术
。又有谁敢说哪一种不是先人们智慧的结晶，我国的传统宝物呢？

选题（可以范围大一点）、在阅读相关史料及研究论著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具体题目（比如前人研究中的未及之处或运用新视角研究某题，当然这些都要在充分了解相关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写作（摆事实、讲道理、得出结论）最后论文写作中请注意学术规范（可参考《历史研究》及《中国史研究》等权威期刊）

　　百家争鸣实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各自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

　　解 释 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另一种说法：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

　　鸣：发表见解。指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争论互相批评。

　　出 处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

　　诸子百家:原指先秦时期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和各个派别，后用来对先秦至汉初各种流派的总称。
　　诸子百家来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百家争鸣的背景
　　百家争鸣的阶级基础：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对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有自已的见解和主张。

　　百家争鸣的主体：战国时期，官府文化教育的局面打破了，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士”大量出现，由于出身、政治见解和思想方法的不同，他们分别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充当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代言人，士构成了百家争鸣的主体。

　　百家争鸣的社会基础：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政治上不统一，就无法在文化上实行专制，各国的国君及贵族、官僚为壮大自己的势力，纷纷招揽人才，养士成风。士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而言的自由，受政府干涉较少，使得各学派有发展的机会，有发表自己主张的场所。
　　百家争鸣发启于春秋末年，兴盛于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首先，社会大变革带来思想大解放。

　　其次，王室的衰微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

　　再次，社会交往的频繁、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

　　最后，讲学风气的盛行，私学的兴起，使文化典籍广为传播，各种学说广为流传，形成了争鸣氛围。

　　意义：在战国的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建立和保护新兴地主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积极意义。

　　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P27-29：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
　　动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过去的一切怎么看
　　？需要人们回答。现在应该怎样生活？需要人们创造。历史的车轮要向哪里转动？需要
　　人们预测。数不清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一句话，社会历史需要重新认识！百家争鸣
　　便是历史变动在认识上的表现。
　　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需要理论指导。当时每个诸
　　侯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内政与外交两大课题，都面临着生存与死亡的抉择。……斗争不仅
　　是物质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所以各国争着招揽人才，有的下令求贤，
　　有的重金收买，百家的兴起正是适应了智力竞争。他们中的多数目的也很，那就是“干
　　世主”。
　　形成百家争鸣的再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空隙比较多，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
　　自由驰骋。这并不是说当时有什么开明的政治制度，而是指诸侯国林立，便于知识分子
　　在各国间迂回。“朝秦暮楚”不只是形容说客，对思想家也是适用的，著名的思想家几
　　乎都周游列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抢着招纳智囊，知识分子的地位也较
　　高。“礼贤下士”虽非君主的本意，而是出于需要，士人“分庭抗礼”也常常使君主恼
　　火，但是君主为了谋求方略而不得不容忍。……他们著书立说虽然是为了“干世主”，
　　但大多数人是企图用自己的学说改造君主，而不是一味阿谀奉承，取悦于君。
　　从平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
　　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
　　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
　　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
　　才能把握百家的政治归宿。

　　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
　　页三一至三二：
　　古代政治思想之兴盛，实以先秦时代为最。先秦时代实为中国政治思想之发达时期。盖
　　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百家争鸣，思想学说，罔不归宿于政治。晚周战国时代
　　正社会经济组织，根本变动之时，牵连及于社会一切之关系，实为一空前时代。思想家
　　受此影响，对于学术上乃为空前之建设。其发达之原因，有可得而言者：先秦时代一方
　　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至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
　　他方面又为各民族接触频繁之时代，原始诸夏民族思想，因政治进化最早，故发展较为
　　完备。而儒墨两家之思想即发源于诸夏民族重实践之民族性。与此相反者，则有道家与
　　阴阳家两派，其源则均出于东夷民族之思想，因之各种思想系统彼此竞争雄长；加之，
　　周室既衰，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
　　概。其次，自春秋之末，以至战国，兼并盛行，列国之竞争最剧，相率以登进人材，扩
　　张国势为务。其雄鸷之主，知仅恃贵族不足以豪于天下，故敬礼处士，招致客卿。自是
　　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言论思想之自由，
　　至是而极矣。在政治方面，贵族政治之崩坏，实为当时大势之所趋，周之一代，实贵族
　　政治之时代也。周制以家为国，而宗法制度，实为其政治之基础。王室与诸侯之关系，
　　赖以维系；诸侯与其境内诸侯之关系亦赖之，乃至国中一切大小团体所以相维持相固结
　　者皆赖之，周代群治，悉以此为中心。逮至战国而社会风潮大变，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
　　度乃根本上发生变化。因政权之聚散，而影响于学术思想者至巨，各派政治思想乃纷然
　　并起。又西周学在王官，故贵族中人，即为知识阶级；至春秋之际，王官失守，散在四
　　方。加以孔老讲学，平民读书之机会益多，贵族不能专知识阶级之利，思想尤易发展。

　　钱穆：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序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界初发奇采，而其时已开士人预政之门。自秦以下，中国正
　　式有士人政府之组织。

　　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
　　页五六：故就孔子之行事论，其最大之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
　　，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然其所以能如此者，
　　虽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纵，半亦由时代之影响。敬非时机成熟，虽有至理名言，其谁能领
　　悟而接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哀公十六年，正当春秋之末叶，由封建天下
　　转入专制天下过渡时代之初期。周礼已废而未泯，阶级方坏而犹著。孔子身受旧社会之
　　薰陶，又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即欲以其所发现者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当时
　　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传其术于平民，使其学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机会
　　。当时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于畎亩市进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踊跃以
　　赴之。故孔子学术之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

　　页五七：就荡平阶级之功言，孔子不啻陈涉吴广之发难，而首享其成者反为商、韩、苏
　　、张“异端”“邪说”之流亚。

　　汪大华《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丛》，帕米尔书店，1969年初版，1982年再版
　　页三七：孔子教学以六艺，六艺原是士人从政干禄的本领：知书数可以为冢宰，知礼乐
　　可以为小相，习射御可以为将士。所以，他所教出来的弟子，多有从政的技能。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都有哪些学派？
　　派别创始人或者主要人物
　　儒家孔丘
　　道家李耳
　　墨家墨翟
　　法家李悝
　　名家惠施
　　兵家孙膑
　　阴阳家邹衍
　　纵横家苏秦
　　杂家吕不韦
　　农家许行
　　小说家屈原
　　除了这些以外的，就都不太著名，故人们都称做“九流”，三教九流从此而来
　　在春秋战国数百个诸侯国家兵戎相见、弱肉强食之际，却出现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左传》、《春秋》等详尽记载当时历史的著作也相继诞生。这场“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早了将近2000年。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反映了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形成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

　　“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

　　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传统百家争鸣研究对百家的划分，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对百家的具体说法上，都欠妥。百家争鸣实质上是我国古代各学派因政治思想上的分岐而展开的学术论争。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百家应划为德、礼、法、儒、孝、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百家争鸣的性质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统一中央集权制的过渡。百家争鸣始于春秋后期孔子创办私学，迄于汉武帝采纳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探索百家争鸣时不要忽略百家合流。
　　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的思想先河。科学地认识百家争鸣，不仅对深入研究百家争鸣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重要意义。但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百家争鸣的看法，无论是在对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上，还是在对百家争鸣的性质、起迄点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问题。本文不想对此谈新看法。
　　百家的科学划分之我见
　　即然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那么从政治思想出发，笔者认为，百家争鸣之百家大致可划分为儒、孝、德、礼、法、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
　　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是《论语》和《孟子》。
　　孝家：其代表性文献是无名氏之《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孝经》是一般讲究伦理孝道的著作，不确。
　　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后在西周末期至东周其内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东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论》（5）可证；战国时期问世的《德道经》、《庄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献。
　　礼家：是萌芽于西周后期并在东周中前期广为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东周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刿、子产、晏子等都崇尚礼治，特别是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6）。战国后期，以礼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
　　法家：是春秋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想。最先萌芽于郑，创始人是邓析，第一个“铸刑书”的是子产（子产前期是礼家，后期转向了法家），继之是晋范宣子、赵鞅等的“铸刑鼎”。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后无名氏之《经法》亦属法家文献等。过去，理论界认为《经法》是道家著作，这是从哲学上着眼的，不确。
　　墨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义”。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根据不充分。
　　术家：创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术，其代表作是《申子》。过去，理论界认为申子属法家，不确。申子自己宣称其学术思想是“术”，秦汉人一直都说“申子之术”。
　　义家：创始人是韩非。韩非的“义”与墨子的“义”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墨子的“义”包含经济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者，利也。”韩非的“义”则完全排斥利。义家的代表作有《韩非子》、《公羊春秋》等。（7）
　　绝对平等观：创始人是许行。《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认为，国君要与人民绝对平等，“先耕后食，先织后衣”，并取消商品经济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绝对平等观。
　　无君论：创始人是吴虑。《墨子·鲁问》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自比于舜”就是“我即国君”，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但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述，应为“无君论”。
　　以上十家，严格说来，可归为八家。因为“孝”可并入儒家，“义”可并入术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萌芽于孔子，完善于《孝经》，《孝经》以孔子为先师，其基本思想体系又与“仁”极接近，故可认为“孝”是儒家的思想分支。“义”的创始人是韩非，过去理论界认为他是法家，或法、术、势集大成者。其实，韩非虽有法家思想，但也有术家思想，他本人认为术大于法，所以韩非思想的基本倾向应是“术”，即属申子术家。而且，韩非的“义”，原则上是对“术”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故可认为“义”是术家的思想分支。

　　过去，理论界认为百家争鸣迄于秦统一，值得商榷。秦的统一，虽实现了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但这一过渡是失败的，未能使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进入稳定态。秦亡后，项羽、刘邦都先后恢复了分封制。而且，秦的“焚书坑儒”也不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汉初，思想界又重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陆贾著《新书》；贾谊、王臧、赵绾都先后试图通过“兴礼乐”来改制；晁错以“术”削藩；辕固生以儒反“黄老”；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义”来呼唤“大一统”；文帝“广游学”，置《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一时间再次百花齐放，虽未有新思想的提出，但亦属百家争鸣性质。汉初百家争鸣的复起，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再次向统一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舆论准备。因此，将百家争鸣的终点定在秦统一说不过去。

　　七、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百家合流

　　过去，理论界在探讨百家争鸣时，大都眼于百家争鸣，很少谈及百家合流，这种研究方法亦欠妥。

　　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组成部分。百家争鸣虽原则上是各家发表自已的看法，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也包含了对其他学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虽以礼为思想核心，但也重法与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将其当做法家，还有人将其当做儒家。就是说，百家争鸣的争鸣是有保留的克服，争鸣中有吸收，吸收是为了更好地争鸣。百家争鸣本身也说明，争鸣各家在学术上都有片面性，它们只有相互吸收，才能做到互补，并使自己的学说趋于完善。如墨子在回答程子的“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时，说：“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13）

　　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百家争鸣在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现为争鸣，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合流。如战国后期两个官办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与秦国的“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活动，搞的基本都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代表作是《管子》，其中既有德家思想，也有礼家思想，还有法家思想等，但是以“礼治”为主；吕不韦门客集团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其中包含的学术思想更杂：德、礼、法、术、孝、义等均有，以致有人将其误为杂家。其实，这是对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缺乏认识的缘故，杂家根本就不存在。《吕氏春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德”，其余均起辅助作用。

　　百家合流的形式，一是理论上的合流，二是实践上的合流。理论上的合流，礼、德、术等三家做得比较好。礼家，如前引《荀子》、《管子》；德家，如前引《吕氏春秋》；术家，如前引《公羊春秋》、《春秋繁露》等。儒家做得较差，但儒家将《五经》及各《传》都纳入到了其经典之中，这样内容也较丰富，基本上也包括了礼、德、术、义等思想。实践上的合流，主要指当时的统治者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同时立几种思想不同的著作为经，作为治国的主导以及辅助思想。如汉初的“黄老之治”，曾立法家的《经法》、《称》、《道原》、《十大经》和老子的《德道经》等为经；武帝时期，置《五经》博士，合《论语》、《孝经》为《七经》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上的百家合流。

　　百家合流在百家争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向解决问题迈进，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秦之所以没能最后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并结束百家争鸣，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焚书坑儒”来拒绝百家合流，绝对以申、商、韩的术家思想治国，致使其走向了灭亡。汉武帝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就是结合实际进行百家合流。如武帝：在政治思想上虽突出儒家的孝，但其余《六经》均起辅助作用；体制上的双轨制，既吸收了术家的郡县制，也未完全抛弃德、儒、礼、法、孝等家的分封制；主父偃的“推恩令”，既有儒家的仁孝思想，也包含了术家的“术”、“义”等理论；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重农重商，也未完全抛弃术家的“诈农灭商”；意识形态上，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思想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术家的思想禁锢；教育风化上，既有儒家的兴学办校，也有术家的“以吏为师”，如用“举孝廉”与“选三老”为民做表率等。这和秦代在政治上只以申、商、韩术家思想治国，体制上绝对行郡县，经济上诈农灭商，思想上搞专制，教育上“以吏为师”等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要想解决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没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先秦诸子百家、社会动荡，为了站住脚，必须找到靠山，他们就寻找历代君王想用自己的思想抚佐帝王治理国家，各国所用学术不同，并且大量学术并起，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情况、

从政治封闭，经济落后， 思想封建， 没有对外开放和闭关锁国， 科学技术无法很好发展， 明清之际的中国和西方形成较大落差，是明清之际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1、明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 顾名思义就是简化了赋、役征收手续。一是把田赋和繁杂的徭役、杂税合并统一征收；二是把徭役部分地摊入田亩，既根据人丁又依照田亩征收；三是田赋、徭役和杂税合为一条后，一律征银。田赋，除政府必须的米麦仍然交实物外，其余以白银折纳；徭役，一律实行银差。这就肯定了货币在赋税征收中的主导地位。
一条鞭法，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雍正帝的“摊丁入亩”，是封建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其作用：（1）简化了赋税征收手续，客观上起到了均平赋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作用。它不但限制官吏巧立名目，加征赋役，而且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其生产积极性。（2）它实行赋役折银征收的办法，适应和促进了明朝中期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交纳银两，农民、手工业者必然把大量产品投入市场，促进商业繁荣。徭役折银，农民可自由离开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创造条件。（3）它推动了中国封建赋役制度的进步，使两税法以来由人头税向土地税转化进程前进了一大步，为清初“摊丁入亩”的变革奠定了基础。2、清 摊丁入亩 清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源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普遍实行。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人头税,此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客观上是对最底层农民人身控制的放松。 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所以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而少地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减轻。 　　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 “摊丁入亩”对土地兼并的抑制，使大量自耕农生存下来，为清朝的统治注入了强心剂。自耕农对封建制度有很大的适应力，对资本主义关系有较大的排斥性。首先，自耕农是封建政权各种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其数量的增长对封建国家政权起了稳固的作用。正如马克思说的：“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是捐税”。在封建社会里农业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自耕农人口的多少，往往被看作是封建经济稳定程度的晴雨表。正因为这样，历代地主阶级改革者，总是主张用“均田”和“限田”一类办法来保护自耕农的大量存在。“摊丁入亩”的目的理应是有这层意思的，既然自耕农对封建经济有很大适应性，那么就无法与资本主义相并存了。实际上，新的资本主义萌芽所需的条件不能在自耕农中形成。因为自耕农生产规模狭小，其手工业处于服从地位，社会分工极难发展。其土地只是零星小块，能成为自己生活的有限条件就不错了，根本谈不上成为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 　　“摊丁入亩”后，农民的赋役负担大致普遍均衡起来，人为地阻碍了小生产者的分化。而这些被置于相同处境上的农民，其生活是相当痛苦的。 　　“摊丁入亩”对丁徭的取消助长了人口的增殖。以湖北为例，这以前每年人口的增长数字极小，甚至逐年下降。《黄冈县志》第四卷载黄冈县从康熙十年至五十年期间，平均每年只增一个半丁。这以后就绝然不同了，人口增长达到前所未有的指标。人口的急增不但不能反映生产力的提高，反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为生产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就必然造成大多数人口忙于生活消费资料的生产，农产品中的商品部分就必然降低。 　　当然，“摊丁入亩”作为一项地主阶级的改良措施，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浙江《嘉兴府志》评价说：“田亩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从康熙五十年到光绪九年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摊丁入亩”在遇到各种非议和斗争之后，还是最终推行于天下，想必于统治阶级说来是得利无穷的。那么，“摊丁入亩”对资本主义萌芽有利无利不是一目了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