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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秩序分崩,除了历史上颠覆政权的革命重新洗牌,还有其他很好的举措么

时间: 2023-08-16 12:00:58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4次

金融秩序分崩,除了历史上颠覆政权的革命重新洗牌,还有其他很好的举措么

香港回归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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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香港,顾名思意,就是芳香的海港。关于这一美丽名称的由来,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最可靠的说法,则是这里过去曾是运香、贩香的港口,故而得名香港。在明朝时,香港及广东东莞、宝安、深圳一带盛产莞香,此香香味奇特,颇受人们的喜爱,故而远销江浙,饮誉全国。由于当时贩香商人们一般都是在港岛北岸石排湾港将莞香船运往广州或江浙等省,所以人们将这个港口称为香港,意为贩香运香之港,将港口旁边的村庄,称为香港村。1841年英国侵略军在港岛南部赤柱登陆后,由一名叫陈群的当地居民带路向北走,经过香港村时,英军询问该处地名,陈群用当地土话答称"香港",英军即以陈群的地方口音HongKong记之,并用以称呼全岛。在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香港作为全岛的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1856年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之后,香港又进而成为整个地区的称谓。
香港的历史沿革
早在远古时代,香港地区就已经有人居住,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中原后,又派兵平定了越族聚居的岭南地区,将之纳入秦朝的版图,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并从中原迁移了50万商人和罪犯到这一地区进行守卫和开发。自秦始皇开始,香港地区就一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内,直到英国侵占香港以前,从未间断过。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因为岭南太远,鞭长莫及,对赵佗采取了安抚政策,封为南越王。刘邦死后,赵佗又闹独立,朝廷多次征伐无功,只好再派人去赏赐慰勉,赵佗才除去帝号,臣服于汉室。汉朝在这里设置了南海、合浦、交趾等九个郡。香港地区划归南海郡博罗县管辖。此后,一直沿续到西晋时期。
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将南海郡东部划出,另设了一个东莞郡,下辖宝安、兴宁、海丰等六个县。宝安县的辖地,包括今天的香港地区和深圳市、东莞市,县城就是今天的深圳南头城。
隋朝又废东莞郡,将辖地并入广州府南海郡,宝安县也改为隶属南海郡,香港则仍归宝安县管理。
唐肃宗至德二年,改宝安县为东莞县,香港又归东莞县管辖。明神宗万历元年,广东巡海道副使刘稳,奏准朝廷,将东莞县滨海地区划出另设一县,名为新安县。自此,香港地区改属新安县管辖。清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清廷战败,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咸丰十年即1860年,又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新界亦被英国强行租借,香港地区遂全部归英国人管理。
屈辱的历史
一、鸦片战争
英国对中国这块肥肉,早已垂涎三尺。1773年,英国开始对华进行鸦片贸易,是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鸦片贩子源源不断地把鸦片输入中国,顿使中国陷入灾难深重的泥潭之中白银从中国滚滚流出,使清政府的财政发生严重危机,白银外流的结果更引起民不聊生。工商业普遍萧条和衰落,鸦片烟毒已在中国泛滥,对此,当时爱国者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就愤怒地说;"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
1839年虎门销烟
由英国对华掠夺而酿成的鸦片浓烟滚滚,直接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这时,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禁烟派)挥起中华之剑,对英国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领导了震撼世界的禁烟运动。1839年3月,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达广州查办鸦片。1839年6月3日,林则徐来到广州附近的虎门海滩,下令把已缴获的鸦片全部当众销毁。虎门销烟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决心禁烟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坚强意志。
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的壮举受到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人士的支持,如一位英国人在他所撰写的《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书中,就指责英国商人的"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的侮辱",而英国的鸦片贩子和工业资本家不甘失败,加紧活动,催促英国政府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6月,由540门大炮装备起来的48艘舰船,乘载着4000名士兵组成的"远征军",到达广东海面封锁了珠江口。于是,这场由英国资产阶级蓄谋已久的、目的在于打开中国门户,谋取英国在中国的最大得益的鸦片战争,终于爆发了。7月6日攻克舟山群岛的主要城市定海。再北犯大沽,道光皇帝派出怯弱无能的官僚琦善到广州与英军议和,并同时把林则徐职查办清政府的惊恐与无能,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1841年1月,英军以武力强占香港岛,2月攻占虎门,5月进犯广州。1842年,英国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先后攻占厦门、定海、宁波、吴淞、镇江。同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在南京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二、香港的割让
英国根据《南京条约》占领了我国领土香港岛。英国强占香港岛,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英国的目的是企图在军事上和经济控制中国。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犯北京,火烧园明圆。清政府又被迫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于10月24日签订《北京条约》。就这样,英国占领了九龙半岛今界限街以南的土地,以及位于九龙半岛西部的一个大岛屿昂船洲。这使英国所取得的香港这一侵华基地得以进一步巩固与加强。
英国侵占九龙半岛南部后,不久又图谋占领整个九龙半岛及其附近岛屿和水域。1898年6月9日,清政府总理与英国在北京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根据该约,清政府把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土地,以及附近岛屿,租给英国,租期99年。这块租给英国的土地后来被称为香港新界。致此,英国通过刺刀、洋枪与大炮的野蛮征服,实现了对中国香港地区领土的占领。
三、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
建立港英政府,是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的重要一环1843年6月26日,英国利用《南京条约》换文生效的时机宣布香港为英国"直辖殖民地",派璞鼎查为首届香港总督。港英政府遂告成立。
香港总督,又称港督,是港英政府中担负最高首长职责的人。按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法《英皇制诰》的规定,英皇是香港的最高统治者,香港总督是英皇的全权代表。港督之下设立四个系统,构成港英统治政权:(1)咨询性质的行政局和立法局,(2)以布政司为首的行政机构,(3)以首席按察司为首的司法机构,(4)受命于英国国防部的驻港英军。此外,还设立一个"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行政局和立法局是辅助港督行使职权的两个重要机构。港英政府中的主要官员,还包括:布政司、财政司和律政司等。驻港英军,是英国维护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英国自强占香港以来,在香港一直保持着一支数量相对稳定的军队,约有一万人,包括陆、海、空三个军种。源于英国的法律与司法体制,是英国对香港实施管治的重要手段。英国除了从政治上实行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外,还从经济上确保英资财团在香港的特权地位。英资财团是指以香港为基地的英国资本财团,主要有汇丰财团、太古财团、怡和财团等。英资财团大都创业早,长期插足香港经济,与港英政府关系密切,对港英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们依仗港府的支持,控制着香港的经济命脉。如英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拥有发行港币的特权;英国大东电报局通过它附属的香港大东电报和香港电话公司,独占了香港对外通讯和全市电话、电讯服务;英资的地产公司拥有香港大批地产物业等。这正如香港民间所说的:"实际统治香港的是马会、怡和、汇丰和港督府。"英国的殖民统治,使整个香港社会充满着殖民主义的色彩。
四、二战时日本占领香港
沦陷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香港地区呈现出和平安闲的气氛。电影院场场满座,酒巴间坐满了客人,舞场里不断传出爵士音乐,年青人成群结队地到新界农村郊游。还不足三个星期,圣诞节就要到了。只是在前两、三天香港政府举行过几次开玩笑般的防空演习。谁知在第二天的早晨,竟听到了隆隆的飞机轰鸣声,猛烈的炸弹爆炸声和高射炮还击声。人们预想不到的香港战役开始了。在战斗机的掩护下,三十六架日军轻型轰炸机空袭了启德机场、九龙水上飞机停泊等处。机场附近的一些民房也被炸弹击中。就在同一天,日本还袭击了美国海空军事基地珍珠港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2月8日,在空袭启德机场等地的同时,日本陆军兵分四路,越过深圳河进攻新界。在垃圾湾防线,大部分地段英军略作抵抗就纷纷后撤。仅在城门水塘西南的黄金山阵地战斗比较激烈,双方展开了肉搏战,英格兰步兵营营长阵启亡。终因双方力量众寡悬殊,英军司令马尔比少将决定放弃九龙,命令"半岛旅"撤回香港岛。九龙之战只进行了五天到12日夜晚,整个九龙半岛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12日晚,英日双方隔着维多利亚港海面互相炮轰。第二天上午,一艘插着白旗的小艇,由九龙油麻地码头向香港岛驶来。艇上载有日军劝降使者多田中佐,还有被挟持的香港总督私人秘书李夫人等。英军拒绝了日军的招降。17日,日军再次派人乘两艘小艇过海劝降。香港总督扬慕琦再次拒绝,并且警告日方,如果再有"和平使者"过海,香港将不客气地开枪射击了。
18日午夜,日军乘坐汽艇、橡皮舟等百余艘,对港岛北岸强行正面登陆。他们登陆。他们登陆后,曾在黄泥涌与英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日军若松大队长受重伤,英军西部旅司令约翰罗臣(加拿大大人)阵亡。结果英军败退,防守港岛的东部旅与西部旅,联系被切断。日军还占领了黄泥涌贮水池,切断了英军水源。英军曾在局部所剩无几英军司令认为再也无法继续抵抗,在与港督商议后,决定无条件投降。25日晚,东线、西线的英军相继挂起白旗。至此,历时十八天的香港战役,以日军占领整个香港地区英军彻底失败而告终。
12月25日是圣诞节。当天傍晚,一辆挂着白旗的汽车由中环开向跑马地日军司令部。香港总督扬慕琦与日军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他本人做了日军的阶下囚这天晚上,绝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躲藏在黑暗的房屋或防空洞里。往日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恐怖世界,整个香港地区完全陷入了日本侵略军的魔掌所以人们称这一天为"黑色的圣诞节"。
暴行
日军入城后,大肆抢掠,强奸妇女和杀害无辜居民的暴行屡屡发生。日军的安民布告上虚伪地宣称:"保护华人财产,香港战争是对付白种人的战争。"但仍然有许多华人的店铺被封了门,特别是那些大的铺店,如先施、永安、大新等国货公司、五金行、汽车行等。被查封的公司企业门口多半钉上写有"军搜集部管理"字样的木牌,银行、当铺门口则钉有"金融班管理"的木牌。大家都明白:"管理"只不过是攫取的别名。日军将香港的九十五万担存米,抢走八十万担充作军粮,造成香港严重的粮荒。
《香港沦陷记--十八天的战争》一书曾记述了日军明火执杖进行抢劫的情景:"日本军队在海军船坞附近,他们正在整理一捆一捆的猎得物,那些都是用麻袋扎起来的,堆满了一个空地。在麻袋上面,有一个敌兵在结着小小的标签,上面写的是:'神户……'猎得物聚集了以后,卡车就将它带到西环的码头去,放入了大轮船里,这些轮船就一直驶回到日本。""我曾经在一个很大的单车行(自行车)门口,呆看了多时,一辆汽车放在门口,几个日本兵指挥着苦力,把簇新的单车,从里面一辆一辆地背出来,搬上了汽车,……又一刻,又是一辆卡车……于是簇新的单车,又从里面一辆一辆的搬出来。""老板也和我一样,作为一个旁观者闲着,似乎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他一样,……"(唐海:《香港沦陷记----十八天的战争》第95-96页)
除了抢劫财物,半夜里许多喝醉了酒的日本兵还经常四出寻找妇女。妇女们躲藏在各处。不少妇女遭到凌辱,甚至有被几个敌兵轮奸的。在日军举行"入城式"后的那些夜晚,许多妇女吓得在三、四层楼的房顶上乱跑,瓦片被踏得发出破裂的声响。当时有些妇女说,他们不怕炸弹和机关枪,因为碰上了它,干脆死掉就是了。他们最怕的是敌兵的电筒和使人胆寒敲门声。
日本侵略军还滥杀无辜居民,视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在离跑马地不远的蓝塘道,一户居民全家八口皆被杀害。在皇后大道西,一名老年妇女,因为听不民懂日语想通过岗哨东行,被日军当场开枪打死。在湾,一名青年不小心闯入了所谓军事区域,日本兵上来就是一刺刀,将他杀害。在深水元州街,一名妇女身上背小孩上街买菜,回来时赶上戒严,眼睁睁看着自己信的楼宇,无法走过去。她的长子约八、九岁,想横穿马路迎接妈妈。这名妇女,摇手示意,不让儿子过来。不料母子三人竟都被日军开枪杀害。……
在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三年多的时间内,香港广大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日本侵略军强迫居民使用军用手票。起初军票对港币的比率,定为一比二。到1942年10月,改为一比四。到1943年6月31日则宣布禁用港币,居民必须在限期内到台湾银行兑换军票,违者杀无赦。这是在进行公开的金融掠夺。在日本统治初期,居民每人每天只领到六两四钱配给米,仅能勉强糊口。到了战争中期,粮食发生恐慌,日本侵略者便改变配给制度,只配给为敌人服务的公务人员。结果造成米价飞涨,每斤由数无涨到二百多元,居民饿死者不计其数,饿殍道,目不忍睹。
日军还随意拆毁古迹、拆迁民房。他们拆毁了九龙寨城的城墙,炸毁了象征民族精神的宋王台。1942年8月日军想在香港设立慰安所(军妓住所)五百家,地点选在湾仔大佛口附近的洛克道。日军六十八大队队长中川金光亲自出马,指挥大批士兵,突然封锁洛克道,西至军器厂街口起,东至勋宁道止,加上铁丝网。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配上刺刀,限令住户在三天之内,全数搬出,不得留下一人。居民们被迫在风雨之中扶老携幼搬往他处甚至露宿街头。这就是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洛克道事件。实际上慰安所用不了这么多房屋,日军便把这一地区变成了他们的娱乐区。除了慰安所,还设立了吃茶店、酒巴和菜馆。该处就是后来湾仔的酒巴区。
在日本统治期间,香港百业凋零,唯有赌博、吸毒等罪恶的行业得到发展。从最热闹的皇后大道到最偏僻的角落都有赌场。臭名昭著的大赌场有"荣生公司"、"两利公司"等。赌场门口往往是一面日本旗,一条"发财请进"的标语,有人在摇铃,有的还有土娼招待。这就是日军带给香港的"新秩序"。开赌场的多半是与日军相勾结的亡命之徒,有的甚至标出他们过去秘密组织的堂号,如"十八子"、"粤成堂"等。1944年2月,南支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以后,公开鼓励开赌,抽赌饷充军费,此后赌场林立,更加乌烟瘴气。此外,日军还鼓励吸毒。敌总督部设有贩毒机关---裕祯公司,用飞机从热河运来烟土,并开设售吸所,准许烟民领牌买烟。
光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各国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互相支援,与德意、日法西斯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战斗,终于打败了侵略者。1945年8月月15日,日本天皇在东京宣布无条件投降因为香港不属于蒙巴顿勋爵指挥下的东南亚战区,而是属于中国战区,是广东战区的一部分。驻港日军本应向中国军队投降。但英国以洗雪前耻为托词,坚持要由他们派舰队前往香港受降。为此,中英双方在日本投降前后,曾进行多次外交交涉。后来,蒋介石要求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名义授权英方到香港受降。但英国政府依仗自己的军事实力,并得到美国的支持,连这点保留面子的要求也加以拒绝。在此期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香港后,被囚禁于赤柱集中营的香港政府辅政司詹逊,立即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返回市区组织了临时政府,以防止香港的地位在战后发生变化。他手里没有武装力量,当时却让日军暂时维持秩序,等候英军到来。1945年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率领皇家海军特遣舰队,驶进维多利亚港,从日军手中接收了香港。那时蒋介石急于派兵北上和共产党夺战略要地,在英国答应他把香港作为运兵北上的转运站,并答应交出驻港日军的装备之后就默认了英国接收香港的事实。
1945年9月16日,在中国代表潘国华少将、美国代表威廉臣上校和其他同盟国代表的陪同下,夏悫少将在总督府正式接受驻港日本陆军司令冈田梅吉少将和日本华南舰队指挥官藤田类太郎中将的投降。香港地区在沦陷三年零八个月之后,又重新回到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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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
中英两国政府为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而举行的为期两年的正式会谈。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在此情况下,中英两国政府开始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时英国政府提出的谈判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而中国政府则提出三个问题,即香港归还中国、未来香港实行的制度、香港过渡时期的安排。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至1983年6月,双方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会谈。第二个阶段,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双方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会谈,共22轮。其间争论颇多,本着以大局为重和友好合作的精神,经过慎重和耐心的谈判,至1984年9月18日,双方代表团就全部问题达成了协议,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宣告结束。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愿望,也促进了澳门问题的解决,并且对解决台湾问题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性质不同,但是“一国两制”的构想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同样适用的。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为国际上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成功的新鲜经验。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曾指出: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应该大力提倡,这恰恰是我们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非常需要的。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指中英两国政府1984年9月18日就香港问题达成的协议。这份协议包括一个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主体文件;还有三个附件。主要内容有: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除特别行政区有关外交事务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即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保持财政独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可用“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中国政府明确宣布,上述基本方针50年内不变。
过渡时期
指自中英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1997年6月30日止的12年。该概念由中英联合声明确认。过渡的含义为,香港由英国统治转变为由中国管辖和治理。这一转变必须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内英国政府的职责是: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以经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对此,中国政府将给予合作。这一时期内最基本的问题有二:一是经济上不要出现大的波折,二是政治上不要另搞一套。如果发生严重的波动,或者另设一套班子,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为实现平稳过渡,中英设立了联合联络小组和土地委员会协商有关事项;中国政府亦将根据香港局势的发展和要求,采取若干必要的行动措施。
后过渡期
香港12年的过渡时期可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前半段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两国政府为使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独立关税地区保持其经济联系,特别是为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多种纤维协定及其他国际性安排所采取的行动;两国政府为确保同香港有关的国际权利与义务继续适用所需采取的行动;以及其他有关实施联合声明的事项。后半段即后过渡期,其主要任务是解决为1997年顺利过渡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及为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联系,并就此类事项签订协议所需采取的行动。1990年4月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通过后,中国政府逐步加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有关筹备工作,此即后过渡期的主要特征。
主权移交
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已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实现主权的移交,还有待于1997年7月1日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香港政权,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国家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主权。
治权移交
治权又称管治权。指一个国家管辖和治理自己对内对外事务的具体权力。管辖,涉及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除享受豁免权者外)、物和事件,以及对在其领域外的本国人的管理权限;治理,通过行政管理和立法、司法等行为予有实现。主权与法治密切联系,主权决定法治,治权体现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份。主权的移交,意味着法治必须同时移交,英国想用主权来换取治权是行不通的。只有做到主权与治权同时移交,才算真正实现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
三个不变
指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现行法律基本不变。其基本精神是,坚持“一国两制”,保证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所阐明的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长期不变。依照“三个不变”的原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私有财产依法受到保护,由此维持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第二.香港居民可以像过去一样生活,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依法得到保障。第三.香港的原有法律,指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了那些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触的例如属于殖民统治性质或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法律必须删除或修改,还有一些法律因实际情况变化而不再适用外,其他的法律均保持不变。“三个不变”并未涉及香港原有的政治体制,原有的体制有些是必须加以改革的,特别是将英人治港改为港人治港,将总督制改为行政长官负责制,等等。至于某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和实际的需要,也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并使之发展。因此对“三个不变”的理解不能认为是对香港过去的所有制度、机构和具体做法原封不动、不能加以改变。
五十年不变
指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50年内不变。中国政府郑重承诺1997年以后50年不变是有科学根据的。其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共存与对立的关系将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同时香港已同整个世界的经济连成一体,应从这种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来了解对香港的特殊政策。其二,中国大陆实现宏伟的发展战略,除在20世纪内的艰苦努力外,到21世纪还需要50年的继续奋斗,而香港的繁荣稳定对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发挥有益的补充和促进作用。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7年7月1日起实施。由序言、9章共 160条组成。还包括三个附件: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主要内容有:序言部份,概括说明了香港问题的由来,制定基本法的指导思想、法律依据和目的。总则部份,从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的基本原则,成为整部基本法各章条文的基础。此外,还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和修改权。该基本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关系是: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香港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该基本法的地位和作用表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后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该法为依据。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香港特别行政区
实行特殊制度和高度自治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根据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决定,该特别行政区自1997年7月1日起设立;其区域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其基本特征如下:第一,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第二,实行高度自治。第三,直辖于中央。第四,彻底结束了殖民主义统治,由港人自己治港,日趋民主。香港特别行政区独特的法律地位可以概括为:没有殖民主义,保留资本主义,直辖于中央,实行高度自治。“一国两制”的方针将造就一个新的、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
香港的由来
香港,顾名思意,就是芳香的海港。关于这一美丽名称的由来,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最可靠的说法,则是这里过去曾是运香、贩香的港口,故而得名香港。在明朝时,香港及广东东莞、宝安、深圳一带盛产莞香,此香香味奇特,颇受人们的喜爱,故而远销江浙,饮誉全国。由于当时贩香商人们一般都是在港岛北岸石排湾港将莞香船运往广州或江浙等省,所以人们将这个港口称为香港,意为贩香运香之港,将港口旁边的村庄,称为香港村。1841年英国侵略军在港岛南部赤柱登陆后,由一名叫陈群的当地居民带路向北走,经过香港村时,英军询问该处地名,陈群用当地土话答称"香港",英军即以陈群的地方口音HongKong记之,并用以称呼全岛。在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香港作为全岛的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1856年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之后,香港又进而成为整个地区的称谓。
香港的历史沿革
早在远古时代,香港地区就已经有人居住,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中原后,又派兵平定了越族聚居的岭南地区,将之纳入秦朝的版图,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并从中原迁移了50万商人和罪犯到这一地区进行守卫和开发。自秦始皇开始,香港地区就一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内,直到英国侵占香港以前,从未间断过。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因为岭南太远,鞭长莫及,对赵佗采取了安抚政策,封为南越王。刘邦死后,赵佗又闹独立,朝廷多次征伐无功,只好再派人去赏赐慰勉,赵佗才除去帝号,臣服于汉室。汉朝在这里设置了南海、合浦、交趾等九个郡。香港地区划归南海郡博罗县管辖。此后,一直沿续到西晋时期。
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将南海郡东部划出,另设了一个东莞郡,下辖宝安、兴宁、海丰等六个县。宝安县的辖地,包括今天的香港地区和深圳市、东莞市,县城就是今天的深圳南头城。
隋朝又废东莞郡,将辖地并入广州府南海郡,宝安县也改为隶属南海郡,香港则仍归宝安县管理。
唐肃宗至德二年,改宝安县为东莞县,香港又归东莞县管辖。明神宗万历元年,广东巡海道副使刘稳,奏准朝廷,将东莞县滨海地区划出另设一县,名为新安县。自此,香港地区改属新安县管辖。清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清廷战败,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咸丰十年即1860年,又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新界亦被英国强行租借,香港地区遂全部归英国人管理。
屈辱的历史
一、鸦片战争
英国对中国这块肥肉,早已垂涎三尺。1773年,英国开始对华进行鸦片贸易,是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鸦片贩子源源不断地把鸦片输入中国,顿使中国陷入灾难深重的泥潭之中白银从中国滚滚流出,使清政府的财政发生严重危机,白银外流的结果更引起民不聊生。工商业普遍萧条和衰落,鸦片烟毒已在中国泛滥,对此,当时爱国者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就愤怒地说;"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
1839年虎门销烟
由英国对华掠夺而酿成的鸦片浓烟滚滚,直接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这时,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禁烟派)挥起中华之剑,对英国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领导了震撼世界的禁烟运动。1839年3月,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达广州查办鸦片。1839年6月3日,林则徐来到广州附近的虎门海滩,下令把已缴获的鸦片全部当众销毁。虎门销烟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决心禁烟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坚强意志。
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的壮举受到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人士的支持,如一位英国人在他所撰写的《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书中,就指责英国商人的"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的侮辱",而英国的鸦片贩子和工业资本家不甘失败,加紧活动,催促英国政府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6月,由540门大炮装备起来的48艘舰船,乘载着4000名士兵组成的"远征军",到达广东海面封锁了珠江口。于是,这场由英国资产阶级蓄谋已久的、目的在于打开中国门户,谋取英国在中国的最大得益的鸦片战争,终于爆发了。7月6日攻克舟山群岛的主要城市定海。再北犯大沽,道光皇帝派出怯弱无能的官僚琦善到广州与英军议和,并同时把林则徐职查办清政府的惊恐与无能,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1841年1月,英军以武力强占香港岛,2月攻占虎门,5月进犯广州。1842年,英国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先后攻占厦门、定海、宁波、吴淞、镇江。同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在南京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二、香港的割让
英国根据《南京条约》占领了我国领土香港岛。英国强占香港岛,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英国的目的是企图在军事上和经济控制中国。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犯北京,火烧园明圆。清政府又被迫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于10月24日签订《北京条约》。就这样,英国占领了九龙半岛今界限街以南的土地,以及位于九龙半岛西部的一个大岛屿昂船洲。这使英国所取得的香港这一侵华基地得以进一步巩固与加强。
英国侵占九龙半岛南部后,不久又图谋占领整个九龙半岛及其附近岛屿和水域。1898年6月9日,清政府总理与英国在北京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根据该约,清政府把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土地,以及附近岛屿,租给英国,租期99年。这块租给英国的土地后来被称为香港新界。致此,英国通过刺刀、洋枪与大炮的野蛮征服,实现了对中国香港地区领土的占领。
三、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
建立港英政府,是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的重要一环1843年6月26日,英国利用《南京条约》换文生效的时机宣布香港为英国"直辖殖民地",派璞鼎查为首届香港总督。港英政府遂告成立。
香港总督,又称港督,是港英政府中担负最高首长职责的人。按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法《英皇制诰》的规定,英皇是香港的最高统治者,香港总督是英皇的全权代表。港督之下设立四个系统,构成港英统治政权:(1)咨询性质的行政局和立法局,(2)以布政司为首的行政机构,(3)以首席按察司为首的司法机构,(4)受命于英国国防部的驻港英军。此外,还设立一个"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行政局和立法局是辅助港督行使职权的两个重要机构。港英政府中的主要官员,还包括:布政司、财政司和律政司等。驻港英军,是英国维护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英国自强占香港以来,在香港一直保持着一支数量相对稳定的军队,约有一万人,包括陆、海、空三个军种。源于英国的法律与司法体制,是英国对香港实施管治的重要手段。英国除了从政治上实行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外,还从经济上确保英资财团在香港的特权地位。英资财团是指以香港为基地的英国资本财团,主要有汇丰财团、太古财团、怡和财团等。英资财团大都创业早,长期插足香港经济,与港英政府关系密切,对港英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们依仗港府的支持,控制着香港的经济命脉。如英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拥有发行港币的特权;英国大东电报局通过它附属的香港大东电报和香港电话公司,独占了香港对外通讯和全市电话、电讯服务;英资的地产公司拥有香港大批地产物业等。这正如香港民间所说的:"实际统治香港的是马会、怡和、汇丰和港督府。"英国的殖民统治,使整个香港社会充满着殖民主义的色彩。
四、二战时日本占领香港
沦陷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香港地区呈现出和平安闲的气氛。电影院场场满座,酒巴间坐满了客人,舞场里不断传出爵士音乐,年青人成群结队地到新界农村郊游。还不足三个星期,圣诞节就要到了。只是在前两、三天香港政府举行过几次开玩笑般的防空演习。谁知在第二天的早晨,竟听到了隆隆的飞机轰鸣声,猛烈的炸弹爆炸声和高射炮还击声。人们预想不到的香港战役开始了。在战斗机的掩护下,三十六架日军轻型轰炸机空袭了启德机场、九龙水上飞机停泊等处。机场附近的一些民房也被炸弹击中。就在同一天,日本还袭击了美国海空军事基地珍珠港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2月8日,在空袭启德机场等地的同时,日本陆军兵分四路,越过深圳河进攻新界。在垃圾湾防线,大部分地段英军略作抵抗就纷纷后撤。仅在城门水塘西南的黄金山阵地战斗比较激烈,双方展开了肉搏战,英格兰步兵营营长阵启亡。终因双方力量众寡悬殊,英军司令马尔比少将决定放弃九龙,命令"半岛旅"撤回香港岛。九龙之战只进行了五天到12日夜晚,整个九龙半岛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12日晚,英日双方隔着维多利亚港海面互相炮轰。第二天上午,一艘插着白旗的小艇,由九龙油麻地码头向香港岛驶来。艇上载有日军劝降使者多田中佐,还有被挟持的香港总督私人秘书李夫人等。英军拒绝了日军的招降。17日,日军再次派人乘两艘小艇过海劝降。香港总督扬慕琦再次拒绝,并且警告日方,如果再有"和平使者"过海,香港将不客气地开枪射击了。
18日午夜,日军乘坐汽艇、橡皮舟等百余艘,对港岛北岸强行正面登陆。他们登陆。他们登陆后,曾在黄泥涌与英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日军若松大队长受重伤,英军西部旅司令约翰罗臣(加拿大大人)阵亡。结果英军败退,防守港岛的东部旅与西部旅,联系被切断。日军还占领了黄泥涌贮水池,切断了英军水源。英军曾在局部所剩无几英军司令认为再也无法继续抵抗,在与港督商议后,决定无条件投降。25日晚,东线、西线的英军相继挂起白旗。至此,历时十八天的香港战役,以日军占领整个香港地区英军彻底失败而告终。
12月25日是圣诞节。当天傍晚,一辆挂着白旗的汽车由中环开向跑马地日军司令部。香港总督扬慕琦与日军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他本人做了日军的阶下囚这天晚上,绝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躲藏在黑暗的房屋或防空洞里。往日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恐怖世界,整个香港地区完全陷入了日本侵略军的魔掌所以人们称这一天为"黑色的圣诞节"。
暴行
日军入城后,大肆抢掠,强奸妇女和杀害无辜居民的暴行屡屡发生。日军的安民布告上虚伪地宣称:"保护华人财产,香港战争是对付白种人的战争。"但仍然有许多华人的店铺被封了门,特别是那些大的铺店,如先施、永安、大新等国货公司、五金行、汽车行等。被查封的公司企业门口多半钉上写有"军搜集部管理"字样的木牌,银行、当铺门口则钉有"金融班管理"的木牌。大家都明白:"管理"只不过是攫取的别名。日军将香港的九十五万担存米,抢走八十万担充作军粮,造成香港严重的粮荒。
《香港沦陷记--十八天的战争》一书曾记述了日军明火执杖进行抢劫的情景:"日本军队在海军船坞附近,他们正在整理一捆一捆的猎得物,那些都是用麻袋扎起来的,堆满了一个空地。在麻袋上面,有一个敌兵在结着小小的标签,上面写的是:'神户……'猎得物聚集了以后,卡车就将它带到西环的码头去,放入了大轮船里,这些轮船就一直驶回到日本。""我曾经在一个很大的单车行(自行车)门口,呆看了多时,一辆汽车放在门口,几个日本兵指挥着苦力,把簇新的单车,从里面一辆一辆地背出来,搬上了汽车,……又一刻,又是一辆卡车……于是簇新的单车,又从里面一辆一辆的搬出来。""老板也和我一样,作为一个旁观者闲着,似乎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他一样,……"(唐海:《香港沦陷记----十八天的战争》第95-96页)
除了抢劫财物,半夜里许多喝醉了酒的日本兵还经常四出寻找妇女。妇女们躲藏在各处。不少妇女遭到凌辱,甚至有被几个敌兵轮奸的。在日军举行"入城式"后的那些夜晚,许多妇女吓得在三、四层楼的房顶上乱跑,瓦片被踏得发出破裂的声响。当时有些妇女说,他们不怕炸弹和机关枪,因为碰上了它,干脆死掉就是了。他们最怕的是敌兵的电筒和使人胆寒敲门声。
日本侵略军还滥杀无辜居民,视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在离跑马地不远的蓝塘道,一户居民全家八口皆被杀害。在皇后大道西,一名老年妇女,因为听不民懂日语想通过岗哨东行,被日军当场开枪打死。在湾,一名青年不小心闯入了所谓军事区域,日本兵上来就是一刺刀,将他杀害。在深水元州街,一名妇女身上背小孩上街买菜,回来时赶上戒严,眼睁睁看着自己信的楼宇,无法走过去。她的长子约八、九岁,想横穿马路迎接妈妈。这名妇女,摇手示意,不让儿子过来。不料母子三人竟都被日军开枪杀害。……
在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三年多的时间内,香港广大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日本侵略军强迫居民使用军用手票。起初军票对港币的比率,定为一比二。到1942年10月,改为一比四。到1943年6月31日则宣布禁用港币,居民必须在限期内到台湾银行兑换军票,违者杀无赦。这是在进行公开的金融掠夺。在日本统治初期,居民每人每天只领到六两四钱配给米,仅能勉强糊口。到了战争中期,粮食发生恐慌,日本侵略者便改变配给制度,只配给为敌人服务的公务人员。结果造成米价飞涨,每斤由数无涨到二百多元,居民饿死者不计其数,饿殍道,目不忍睹。
日军还随意拆毁古迹、拆迁民房。他们拆毁了九龙寨城的城墙,炸毁了象征民族精神的宋王台。1942年8月日军想在香港设立慰安所(军妓住所)五百家,地点选在湾仔大佛口附近的洛克道。日军六十八大队队长中川金光亲自出马,指挥大批士兵,突然封锁洛克道,西至军器厂街口起,东至勋宁道止,加上铁丝网。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配上刺刀,限令住户在三天之内,全数搬出,不得留下一人。居民们被迫在风雨之中扶老携幼搬往他处甚至露宿街头。这就是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洛克道事件。实际上慰安所用不了这么多房屋,日军便把这一地区变成了他们的娱乐区。除了慰安所,还设立了吃茶店、酒巴和菜馆。该处就是后来湾仔的酒巴区。
在日本统治期间,香港百业凋零,唯有赌博、吸毒等罪恶的行业得到发展。从最热闹的皇后大道到最偏僻的角落都有赌场。臭名昭著的大赌场有"荣生公司"、"两利公司"等。赌场门口往往是一面日本旗,一条"发财请进"的标语,有人在摇铃,有的还有土娼招待。这就是日军带给香港的"新秩序"。开赌场的多半是与日军相勾结的亡命之徒,有的甚至标出他们过去秘密组织的堂号,如"十八子"、"粤成堂"等。1944年2月,南支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以后,公开鼓励开赌,抽赌饷充军费,此后赌场林立,更加乌烟瘴气。此外,日军还鼓励吸毒。敌总督部设有贩毒机关---裕祯公司,用飞机从热河运来烟土,并开设售吸所,准许烟民领牌买烟。
光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各国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互相支援,与德意、日法西斯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战斗,终于打败了侵略者。1945年8月月15日,日本天皇在东京宣布无条件投降因为香港不属于蒙巴顿勋爵指挥下的东南亚战区,而是属于中国战区,是广东战区的一部分。驻港日军本应向中国军队投降。但英国以洗雪前耻为托词,坚持要由他们派舰队前往香港受降。为此,中英双方在日本投降前后,曾进行多次外交交涉。后来,蒋介石要求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名义授权英方到香港受降。但英国政府依仗自己的军事实力,并得到美国的支持,连这点保留面子的要求也加以拒绝。在此期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香港后,被囚禁于赤柱集中营的香港政府辅政司詹逊,立即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返回市区组织了临时政府,以防止香港的地位在战后发生变化。他手里没有武装力量,当时却让日军暂时维持秩序,等候英军到来。1945年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率领皇家海军特遣舰队,驶进维多利亚港,从日军手中接收了香港。那时蒋介石急于派兵北上和共产党夺战略要地,在英国答应他把香港作为运兵北上的转运站,并答应交出驻港日军的装备之后就默认了英国接收香港的事实。
1945年9月16日,在中国代表潘国华少将、美国代表威廉臣上校和其他同盟国代表的陪同下,夏悫少将在总督府正式接受驻港日本陆军司令冈田梅吉少将和日本华南舰队指挥官藤田类太郎中将的投降。香港地区在沦陷三年零八个月之后,又重新回到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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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
中英两国政府为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而举行的为期两年的正式会谈。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在此情况下,中英两国政府开始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时英国政府提出的谈判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而中国政府则提出三个问题,即香港归还中国、未来香港实行的制度、香港过渡时期的安排。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至1983年6月,双方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会谈。第二个阶段,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双方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会谈,共22轮。其间争论颇多,本着以大局为重和友好合作的精神,经过慎重和耐心的谈判,至1984年9月18日,双方代表团就全部问题达成了协议,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宣告结束。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愿望,也促进了澳门问题的解决,并且对解决台湾问题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性质不同,但是“一国两制”的构想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同样适用的。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为国际上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成功的新鲜经验。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曾指出: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应该大力提倡,这恰恰是我们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非常需要的。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指中英两国政府1984年9月18日就香港问题达成的协议。这份协议包括一个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主体文件;还有三个附件。主要内容有: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除特别行政区有关外交事务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即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保持财政独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可用“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中国政府明确宣布,上述基本方针50年内不变。
过渡时期
指自中英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1997年6月30日止的12年。该概念由中英联合声明确认。过渡的含义为,香港由英国统治转变为由中国管辖和治理。这一转变必须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内英国政府的职责是: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以经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对此,中国政府将给予合作。这一时期内最基本的问题有二:一是经济上不要出现大的波折,二是政治上不要另搞一套。如果发生严重的波动,或者另设一套班子,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为实现平稳过渡,中英设立了联合联络小组和土地委员会协商有关事项;中国政府亦将根据香港局势的发展和要求,采取若干必要的行动措施。
后过渡期
香港12年的过渡时期可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前半段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两国政府为使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独立关税地区保持其经济联系,特别是为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多种纤维协定及其他国际性安排所采取的行动;两国政府为确保同香港有关的国际权利与义务继续适用所需采取的行动;以及其他有关实施联合声明的事项。后半段即后过渡期,其主要任务是解决为1997年顺利过渡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及为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联系,并就此类事项签订协议所需采取的行动。1990年4月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通过后,中国政府逐步加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有关筹备工作,此即后过渡期的主要特征。
主权移交
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已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实现主权的移交,还有待于1997年7月1日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香港政权,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国家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主权。
治权移交
治权又称管治权。指一个国家管辖和治理自己对内对外事务的具体权力。管辖,涉及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除享受豁免权者外)、物和事件,以及对在其领域外的本国人的管理权限;治理,通过行政管理和立法、司法等行为予有实现。主权与法治密切联系,主权决定法治,治权体现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份。主权的移交,意味着法治必须同时移交,英国想用主权来换取治权是行不通的。只有做到主权与治权同时移交,才算真正实现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
三个不变
指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现行法律基本不变。其基本精神是,坚持“一国两制”,保证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所阐明的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长期不变。依照“三个不变”的原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私有财产依法受到保护,由此维持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第二.香港居民可以像过去一样生活,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依法得到保障。第三.香港的原有法律,指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了那些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触的例如属于殖民统治性质或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法律必须删除或修改,还有一些法律因实际情况变化而不再适用外,其他的法律均保持不变。“三个不变”并未涉及香港原有的政治体制,原有的体制有些是必须加以改革的,特别是将英人治港改为港人治港,将总督制改为行政长官负责制,等等。至于某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和实际的需要,也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并使之发展。因此对“三个不变”的理解不能认为是对香港过去的所有制度、机构和具体做法原封不动、不能加以改变。
五十年不变
指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50年内不变。中国政府郑重承诺1997年以后50年不变是有科学根据的。其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共存与对立的关系将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同时香港已同整个世界的经济连成一体,应从这种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来了解对香港的特殊政策。其二,中国大陆实现宏伟的发展战略,除在20世纪内的艰苦努力外,到21世纪还需要50年的继续奋斗,而香港的繁荣稳定对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发挥有益的补充和促进作用。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7年7月1日起实施。由序言、9章共 160条组成。还包括三个附件: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主要内容有:序言部份,概括说明了香港问题的由来,制定基本法的指导思想、法律依据和目的。总则部份,从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的基本原则,成为整部基本法各章条文的基础。此外,还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和修改权。该基本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关系是: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香港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该基本法的地位和作用表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后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该法为依据。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香港特别行政区
实行特殊制度和高度自治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根据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决定,该特别行政区自1997年7月1日起设立;其区域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其基本特征如下:第一,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第二,实行高度自治。第三,直辖于中央。第四,彻底结束了殖民主义统治,由港人自己治港,日趋民主。香港特别行政区独特的法律地位可以概括为:没有殖民主义,保留资本主义,直辖于中央,实行高度自治。“一国两制”的方针将造就一个新的、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

1,做好防晒: 紫外线为使我们的皮肤变得暗黄发黑,想避免这种问题出现,那么出门前一定要做好防晒和隔离,可以使用效果好的防晒霜和隔离霜。另外,还要记得回到家后就要马上卸妆。 2,正确的洗脸去除角质: 黯淡无光的脸色暗黄,看似由于营养不足而导致,确切来说是由于脸部肌肤表皮的角质层没有进行正常地新陈代谢而导致。去脸部肌肤的角质是快速改变肤色暗沉、暗黄、无光泽的方法之一,去角质后的脸部肌肤,不仅能够让脸部肌肤变得白皙嫩滑,还能让护肤品的营养快速地渗入肌肤底层,滋养肌肤,让脸部肌肤的肤色更加明亮润泽。 3,日常敷面膜: 不要小看一张小小的面膜哦,每周做大概一到两次,长期坚持了以后你会发现面膜对皮肤的改善是很见效的,既可以补水、美白,还可以去痘痘哦。不过皮肤暗黄的人尤其需要注意补水,所以建议在敷面膜之前先用保湿水将脸保湿,这样一个小动作可以让敷面膜的效果翻倍呢。 4,日常多吃一点白萝卜: 中医有提到:白萝卜利五脏,美白肌肤。因为白萝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不仅能促进肌肤于胶原蛋白的融合,还能改善血液循环,清除体内的废气、废物,抑制黑色素,使皮肤白皙细嫩。 5,日常多运动排汗:我们知道运动出汗有助于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使我们的体内毒素可以很好的排泄出来,平时我们可以多去跑步。 6,多吃蔬菜水果: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想保有健康明亮、不易老化的皮肤,就要多吃含高维生素C的蔬果,例如芭乐、圣女番茄、奇异果、莓果类、柑橘类等都是属于高C成分的水果,另外甜椒、绿花椰、薏仁、黄瓜等蔬菜也是可多多摄取的食材。

香港回归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香港的开埠,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香港当时是渔村,但随着英国在中国的殖民扩张,香港逐渐成为了海外贸易港口。1842年,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与清朝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永久租借给英国。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的经济和人口逐渐增长。在20世纪初,香港成为了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和投资。在二战期间,香港被日军占领,战后恢复后,香港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了亚洲的经济中心。197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香港的经济和人口再次迅速增长。但同时,香港在政治方面的未来也出现了问题。按照1898年英国和中国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租借期限为99年,即将于1997年到期。因此,如何处理香港回归问题成为了关键的议题。1984年,英国和中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规定香港将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将保持原有的自由、繁荣和法制。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成为特别行政区。香港在回归后继续保持了其开放、自由、法制和繁荣的特点,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保障和支持。

辛亥革命的内容、意义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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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一、革命导火索

  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同盟会精英,当中包括有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

  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内阁,显示出清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

  6月17日,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谘议局议长 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措激起了大量群众到四川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下令清兵弹压,打死30馀名请愿群众,酿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同盟会和会党组织阁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9月25日,“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同盟会成员王天杰、龙鸣剑等人领导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

二、革命经过



  1.武昌起义

  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馀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并在相邻的刘公住所内带走了刘公的弟弟刘同。湖广总督瑞澄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晚间八时(此时事发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程定国(旧说是熊秉坤较为正确)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2.袁世凯出山

  10月14日,经奕劻、徐世昌、那桐保举,监国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任命两年前被罢黜,现在彰德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托病不就。10月22日湖南独立。10月23日江西九江独立。10月27日任命袁为钦差大臣,统率北洋军向武汉进攻。袁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称病上奏辞职。11月1日,摄政王载沣被迫解

  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组阁。

  11月2日,在攻下汉口之后,袁世凯便按兵不动,开始暗中与南方议和。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1月6日,宣统帝下罪己诏,释放革命党刺客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11月13日,袁世凯带卫队抵京任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组成袁世凯内阁。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2月16日,调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到12月1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之前,当时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军控制。

  3.革命后续发展

  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11月11日,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保城等据点。12月1日晚,张人骏、铁良在下关乘上日本兵舰,狼狈不堪地逃离南京,住进了上海租界。张勋则率领残兵2000余人,出汉西门经大胜关渡江逃往徐州。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12月2日一举攻占南京城(南京之战)。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

  清海军反正11月中旬,进攻武昌的清海军反正。海军提督萨镇冰,与黎元洪是师生,舰队参谋汤芗铭与汤化龙是昆仲,被劝反正。11月中旬,各舰自武昌下驶九江,萨镇冰称病离舰赴上海治病,黄钟瑛任舰队司令,经九江林森劝说,舰队归附革命军。

  4.列强的中立与调停

  12月2日,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斡旋,武汉革命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议。

  5.南北议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为诱胁革命军向袁世凯妥协,向湖北军政府多次试探,11月26日由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提出议和条件。湖北都督黎元洪等以军事失利,竭力主张妥协。

  1911年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双方代表随即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谈判。伍廷芳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清朝皇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向革命军进行要挟。与此同时,英国、美国、德国、俄国、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对议和施加压力,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促使双方尽快达成协议。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和立宪派也竭力把南方引向拥袁的道路。在内外胁迫下,革命势力作出让步,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世凯当大总统。革命势力对袁世凯的妥协退让,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6.南京临时政府

  12月11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和汉口两地的17省代表来到南京,继续商讨建立中央政府事宜。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总统,此时代表们分成支持在湖北立首功的黎元洪以及支持黄兴两派,相持不下。12月15日,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

  12月25日,孙文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孙文由于有着比较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文是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总统人选。12月28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江苏咨议局会议厅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临时大总统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选出。参加选举的有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孙文获得十七张有效票中的十六票,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月2日,孙文通告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推选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文提出的临时政府内阁各部总长、次长名单,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下设十个部,陆军部总长黄兴兼任参谋本部总长,海军部总长黄钟瑛,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司法部总长伍廷芳,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实业部总长张謇及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此外,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纲领,以南京为临时首都,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1月28日各省代表会议成立临时参议院,各省代表会为任参议员,推林森、陈陶遗任正副议长。

  7.清朝灭亡

  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

  1月2日,清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十五人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请饬各亲贵大臣将在外国银行所存款项提回,接济军用。同日,京东发生滦州起义。

  1月3日,陆征祥等驻外各使节电请清帝退位。1月5日,段祺瑞自汉口退驻孝感。

  1月7日,清第一军总参赞官靳云鹏自汉口到北京,谋联合各军,要求共和。同日,日本轮船密运步枪一万二千枝,子弹二千万发,机关枪六挺,山炮六门抵南京。

  1月10日,清军王怀庆镇压滦州起义。

  1月12日王公会议,奕劻主依优待条件交出政权,载泽、载洵、善耆及恭亲王溥伟反对,并与良弼、铁良、毓朗等决组宗社党与南方对抗。

  1月16日,袁世凯在下朝的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京津同盟会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

  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正式提出清室优待条件。

  1月22日,孙文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了逼宫的进程。袁世凯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的太监张兰德(人称小德张),威吓隆裕太后称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1月22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美国不愿干涉内政,不曾参加。

  1月26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共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到2月2日为止,联名增加到50人。

  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

  2月4日,段祺瑞联合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镜、鲍贵卿、李厚基、马继增、周符麟等共九人发出要求共和的第二电,专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声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

  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

  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

  五,德宗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

  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

  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

  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

  除上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八条外,还有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条,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条。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退位诏书》由张謇起草,并由临时参议院通过,但其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为袁世凯手下所添加。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8.临时大总统

  宣统退位后,1912年2月13日孙文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议决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并电袁前来受职;未受任前,政务仍由孙总统继续执行。袁世凯以北京兵变为由,坚持迁都北京。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

  3月8日临时参议院又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通过内阁制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5月1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商旗适用国旗,陆军旗和海军旗。该案咨达袁世凯时,袁提出仍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6月5日获得临时参议院通过。6月11日,此案由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颁布施行。

三、革命影响

  1.政治影响意义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2]

  2.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3.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4.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5.生活文化影响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6.海外华人的影响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

  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

四、革命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6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后,产生的北洋政府,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一、辛亥革命的内容: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二、辛亥革命的意义:

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6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后,产生的北洋政府,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三、辛亥革命的影响: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生活文化影响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海外华人的影响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

1911年是农历的辛亥年
武昌起义爆发于1911年的10月10日
所以 辛亥革命的内容就是这一年的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 所以辛亥革命的内容就是武昌起义所有内容!
之前的广州起义都不叫辛亥革命
创建兴中会和同盟会就更不是辛亥革命了

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在于
推翻了封建帝制 开启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推翻了腐败的满清王朝 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推翻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但是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给夺走了···
1、启蒙革命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后,短短一个多月,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尽管以后还出现过几次短命的复辟丑剧,武昌起义终究导致了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它的历史意义是不能抹煞的。
2、国际影响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次历史性巨变? (800到1000字)

因为它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有利于政治的现代化。

武昌首义与辛亥革命由于保路运动的影响,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军一夜之间就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革命军在3天之内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武昌起义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

在1个月内,就有13个省(包括上海)及其他省的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因1911年为农历辛亥年,故称这次革命为“辛亥革命”。

“中华民国”的建立武昌首义及其他省份的独立活动,基本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会员领导或促成的,所以虽然孙中山由于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多年来流亡在海外,而没有亲自参加这场革命,但是他首创革命,并长期为之奔走,在革命党人中已经形成了公认的领袖地位。所以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受邀回国,参与新的临时政府的创建。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决定临时政府采用总统制,不设总理。12月29日,在有候选资格的孙中山、黎元洪、黄兴三人中,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旧,孙中山在革命党人、各界代表近万人的簇拥下从上海来到南京,于当晚举行了临时大总统胜任典礼。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历代农民起义都是推翻日王朝,建立新王朝。直到辛亥革命才真正彻底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国社会从此开始由专制走向共和。

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的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自秦始皇统一以后,君主专制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皇权统治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封建主义思想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扩展资料

20年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时代特点的解读。

192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民众书中说,“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是在于中国国民党有强大的民众基础,而且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广泛发动群众(中国政协新闻网)。

抗战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成爱国国人关切的问题。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

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1945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做了进一步解说。

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是从反帝反封建角度来探讨的,这和中国国民党从是否实现三民主义任务的角度探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地位和成功的论断,后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中国政协新闻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辛亥革命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生活文化影响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对海外华人的影响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 。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启开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维系关系的主要指导源泉。由于民族主义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数以千计的当地华人青年回到中国参加推翻清朝,并在各方面给于孙中山金钱上的援助革命。同时,这种思潮也带著反对外来殖民势力的意念,一直发展下去。 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 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
编辑本段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编辑本段评价
在民国前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因此要进一步发动文化上的改革。 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例如刘少奇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周恩来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何香凝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这种以视辛亥革命为正面意义的想法,1950年代以后的海峡两岸,都是主流的观点。
提出了民主 共和,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
小弟弟、还是小妹妹。 你这样会害了你的。

「大国博弈」法国大革命是如何影响国际秩序的呢?

欧洲大革命时代的来临,使得国家秩序发生了巨大改变,英法两国分别在经历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之后,率先进入到了现代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相对于当时其他国家来说,可以说是领先了一个时代。所以他们两国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行我们所说的“降维打击”。这里,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词,所谓“降维打击”指的是‘将攻击目标本身所处的空间维度降低,致使无法在低维度的空间中生存从而毁灭目标。(选自《降维攻击与世界下坠》)’

在这种“降维打击”下,其他国家就得被迫跟上其发展进度,并陆续以某种方式进入现代秩序,这个时候,国际秩序则将在这样的推动之下迅速向前发展,从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秩序体系之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英法两国所爆发的这两场不同的革命,是如何颠覆国际秩序的。

工业革命旧址

两场革命的爆发

上文我们说到,英法两国爆发了两场不同的革命,即1760年英国的工业革命和1789年法国的政治革命。这两场革命虽然在方式上有所不同的,但却都是在大航海时代中孕育出来的。只是大航海所带来的新资源和由此形成的新秩序,在英法两国中表现为不同的形态而已。但是也不得不说,这两场革命的出现,大大影响了英法两国的内部秩序和欧洲乃至世界的秩序体系。

那么问题来了,英法两国为何会爆发不一样的革命呢?

工业革命

首先就英国来说,英国在大航海时代获益最多的是商人阶层和经商的贵族阶层。相比之下的法国则不然,法国在大航海时代获益最多的是国王政府。因此,获益群体的不同是导致两国发生两场不同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问题是,为何会出现这种获益集团的差别呢?

总的来说,这其实跟两国的贵族能力有很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在近代以前,英国贵族的实力是很弱的,而法国贵族的实力则相对来说要强一些。当然了,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差距,其背后有着很复杂的历史原因。其实,英国本来也是有“大贵族”的,但是经过英法的“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之后,英国的那些所谓的‘大贵族’基本上就被消灭干净了,已经不存在能对君主构成挑战和威胁的贵族了;于是,一些中小贵族便联起手来和君主进行博弈,最终和国王达到了一种平衡关系。这一点,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光荣革命

所以这样一来,也就导致了英国君主的力量不足以压制社会,从而促使社会的力量变得很强大,英国的经济活动也因此变得十分有活力,再配合上大航海所带来的新型经济资源的刺激,再加上各种历史机缘,使得英国能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

但是法国就不一样了!法国的‘大贵族’很多,实力也很强,所以长期以来君主和贵族的关系都很紧张,君主也常常拿他们没办法。举个例子,在中世纪的法国国王手上只有区区两块直属地——巴黎和奥尔良(奥尔良距离巴黎以南大约120里)。但是,这两块地方并不是相连的,所以国王都不敢随随便便从巴黎到奥尔良去,或者从奥尔良到巴黎去,因为很可能在路上就会被那些大贵族绑票,这样一来就得支付一大笔巨额的赎金。

也许你会问,既然这样,国王为什么不打击这些大贵族呢?

其实并不是不想,而是没这个实力。就领土面积来说,国王所能拥有的领地比这些大贵族的还要小,没钱没兵,怎么能打得过呢?

法国地图

但是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财富形势,不需要占领一寸土地,商人们也能积累起来巨额的财富。而这笔财富恰好被国王给注意到了,于是他们就从商人那里贷款,从而招募一些雇佣兵来帮助自己和大贵族对抗。

当然了,这种抗争也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大约是花了近百年的时间,直到17世纪后期的时候,法国国王才把大贵族都给打败了,并将法国从割据状态给逐渐统一起来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也为法国的君主锻造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国王政府获得了对于社会的强大压制力。因此,法国的社会精英们也长期的受到国王政府的压制,于是便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欲望。也正是这种欲望与历史机缘的配合下,最终在法国就激发出了“政治革命”。

所以综合来看,虽然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这两场革命发生的路径不同,但其根源都是在大航海时代所带来的新利益分配和秩序的不均衡。

那么,这两场革命都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工业革命产物—蒸汽机的出现

两场革命的影响

虽然两场革命产生的路径不一样,但是其影响都特别大。这不仅影响两国内部的秩序结构,也严重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秩序的变化。当然了,英法两国也因此走上了现代进程的道路,从而对其他国家形成了我们在开篇所说的“降维打击”。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现代对抗传统。

那么,具体是怎样表现的呢?

现代政治的基础是大众政治和大众社会的出现。举个例子,在大众政治以前的传统时代,政府根本就不会考虑并关注民众的就业失业的问题,因为这毕竟不影响到选票,所以自然不用关注。但是这在大众政治时代,政府就必须要考虑就业和失业的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内政和外交等方面的各项政策也就会大不一样了。

当然了,传统社会的政府之所以不在乎失业问题,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传统社会自带稳定性。但是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出现,就将这种所谓的稳定性给冲毁了,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办法建立起内部的秩序,那么原来的这个秩序就会彻底崩溃。所以必须找到一种新的秩序来加以维持。而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大众政治时代的新秩序就完全能“胜任”这一艰巨的任务。我们可以将这种大众政治时代的形式归结成三个字——理性化。

法国大革命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两场革命所带来的“理性化”具体的展开路径是不一样的。

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整个套路之下,理性化主要是在工厂的管理结构层面上展开,政府层面相对来说则是被动跟随的。

我们知道,过去的工业基本上都是以手工作坊为主,不追求大规模可复制地展开。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追求的首先就是大规模的可复制性,工人们则需要在某一个特定的工序流程上,重复一种机械动作。

于是,工厂的管理规则也就全变了,所有的规则都是以效率为主要导向的,并且在不断迭代优化。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工业革命仅仅是蒸汽机的应用,同等重要的还有全新的工厂制度的出现。如果没有新制度的出现,那蒸汽机也是用不起来的。

所以说,理性化的工厂制度,完全不是传统的手工作坊所能够竞争的。

工业革命让英国的财富呈现指数级的上升,用以支撑战争的财政能力,以及进行战争的技术都获得了质的飞跃。因此,这也就使得它能够更加地稳固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从而也能对那些还没有跟上脚步的国家实行所谓的“降维打击”。

法国大革命

反观法国,在政治革命的整个套路之下,法国的“理性化”则主要是在政府的官僚制这一层面上展开的。

实际上,官僚制早在法国统一之后就开始建立了。但是我们也说了,原来的法国国王只能统治着极少的地域,并且常常受到大贵族的限制。但是等到国王把大贵族们都给打败之后,国内的所有事情都得交由国王自己来管了,但是国家那么大,事情那么多,仅仅一个国王又怎么能管理得过来呢?于是,便有了官僚制的出现。

但是在君主制下,官僚制的效率在很多的领域还是不能得以充分体现。直到大革命之后,“理性化”的官僚制的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于是,法国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便在大革命之后变得更高了。

当然了,除了这些地方得到了改变,还有很多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是与英国工业革命相同的是,法国政治革命的出现,也促使它走向了新时代的进程,进而和其他国家拉开了差距,从而也就能对其他还未跟上脚步的国家实现降维打击。

总结

经过“理性化”过程的英国和法国,率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它们的工业生产力、社会治理和政治军事的组织形式都远远超越了其他国家。这也就迫使那些还未跟上脚步的国家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变自己,从而减小自己和英法两国的差距。

所以我们才说,英法两国爆发的这两场不同的革命,不仅颠覆了两国内部的秩序结构,也颠覆了整个国际秩序!

文章标题: 金融秩序分崩,除了历史上颠覆政权的革命重新洗牌,还有其他很好的举措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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