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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哲学思想,指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中国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从殷代后期起,经历了殷及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殷周之际是古代思想的起源时期;西周则学在官府;周室东迁前后,官学崩溃,这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一阶段。
周王东迁以后的思想,以至春秋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二阶段。孔墨显学,战国百家并鸣之学,周秦之际的思想,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三阶段。对古代哲学思想的这三个阶段,《庄子·天下篇》曾有所论述。
春秋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散见于《左传》。如云“五行”,或亦曰“五材”,如云“六气”,都是指宇宙间的基本物质。又论及民与神的关系,指出应先成民事而后致力于神。或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或指出,天道远,人道迩。这些,都表明人们相信人力,而不甚相信神力;依靠切近的人道,而不依靠遥远的天道,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 孔子生长在文化典籍丰富的鲁国,接受了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那时候王官失守,学术下移,孔子处身这种文化变革的时代,首先开了私学。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惟官学失守,乃有私学。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多人,形成很有势力的学派。孔子的学术以“仁”和“礼”为中心,仁就是承认人的地位,礼就是讲究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言仁,是革新的。讲礼,是保守的。所以孔子的学术反映了新旧交替的矛盾。孔子周游列国,当时的诸侯不能用他。他晚年退而著书,编定六经。据说《春秋》是经过他笔削的,《春秋》笔法成为后代史学家的准绳。孔子编定的经书,经过汉朝提倡,成为学术的正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孔子的教育学说很有价值,有些原则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今天还在遵循。孔子死后,弟子散处四方,或者为诸侯师,或者友教士大夫,影响十分巨大。
墨子稍后于孔子,当战国初期。他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乃背弃,而著《非儒》。其书多及生产劳动,多言百工、商贾、宾萌、役夫,反映其为身份微贱的生产者。墨子的主要主张为兼爱、非攻、节葬、非乐,上同、尚贤,天志、明鬼;反对奴隶主贵族依靠骨肉之亲,无功富贵。书中《备城门》以下,是兵书,详言战争防御方术,可见墨家非攻而不反战。墨家也是徒属弟子充满天下的学派,其后学有墨辩,有墨侠。终战国之世,墨家学派传播甚广,其巨子且远至西方的秦国。墨家学派直到汉初才衰落下去。所以孔墨二家,韩非子称为“显学”。孙诒让谓:墨学之昌,几埒洙泗。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这里所说墨学的历史兴衰,符合实际。
道家称老庄。老子其人,《史记》不能论定其时代。而《道德经》则显系孔墨而后战国时期的思想,非议仁义,批判礼制,要回复到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淳朴之治。其所提出的“道”,是天地万物之母,但是恍惚不可捉摸,不可名状,没有物质基础。《道德经》反映着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庄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处昏上乱相之间”,生活贫困,衣履破敝,不得不贷粟于监河侯。他既不能随时代而前进,又不能把握当前的现实,只能逃离人世,处身于材与不材之间,在矛盾中求得内心的宁谧。所以他齐死生、得丧、小大、多少、贵贱、是非,乘道德而浮游,泯然无累。庄子提出了超越时间、空间的“道”,“道”是不可认识的。这个“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宇宙的根本。从“道”出发,庄子要求“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不要以人为改变天然。无用是最好的用,越无用就越合于天道。处世的方法是“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是在命运面前听凭摆布的败北主义。庄子的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对后世影响很大。
名辩思想包括名家与墨辩。名家惠施、公孙龙都逞诡辩。惠施合同异,如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这种诡辩,抹杀事物的质的差别,把相异的事物视为同一。公孙龙离坚白,谓“白马非马”,谓“坚白石”,离。“视不得见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白马论的逻辑特征,在于把普遍的概念(马)与个别的事物(白马),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把本质(马)与属性(白),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这是他所以陷于谬误、成为诡辩的原因。坚白论则认为色(白)性(坚)质(石),互不相关,人物感觉(视觉与触觉),各各分离,互不联系。现象不可知,感性认识不可靠,把诡辩推向极端。
墨家后学墨辩,有文字六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讲墨学的认识论、逻辑思想、科学思想,在《墨子》书中,自成一组。文字体例,殆如《尔雅》,文辞简约,讹夺过多,至为难读。今举其批驳名家公孙龙诡辩的论题如次。“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小取)。“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经说下》)。一则批驳白马非马,一则批驳坚白石,离。由此可知,墨辩的成书时代,乃有晚于公孙龙者。
阴阳家邹衍、邹奭,著作无传。《管子》书中,或有其绪论,当俟考定。《吕氏春秋·应同篇》保存其五德终始之论。《史记》所载大九州之说,为阴阳家思想的一端,然而非其思想之最重要者。 从秦汉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中古时期,即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中古时期历时二千年,至一八四○年鸦片战争才进入近代。
中古时期的正宗哲学,是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但是各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具有十分不同的特点。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各以其不同的性格与风貌,标志着正宗哲学的历史演化。但是正宗哲学的神学化性质是始终存在的。
中古正宗哲学从董仲舒开始,正宗哲学的神学化也从董仲舒开始。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六艺之科”的书籍成为经典。汉初的子学余绪,由式微而归于斩绝,经学的统治开始。西汉占统治地位的是今文经学。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以其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独成为今文经学的大宗。他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是正宗哲学神学化的标本。阴阳灾异之说,天人感应之论,人副天数之言,土龙祈雨之术,何莫而非神学。正是这个董仲舒,被称为西汉大儒,上承先秦儒家端绪,其思想学说成为中古哲学的正宗。
西汉今文经学,《诗》、《书》、《礼》、《易》、《春秋》,各立博士。弟子传习,严守师说。而一经有数家之传,是以互异。东汉白虎观会议,旨在统一经说,泯今文经学内部的纷歧。班固以古文学家而奉敕撰《白虎通德论》,综合今文诸儒经说,注释名词术语,以神学为指归,遂勒成一代今文经学的神学词典。汉代正宗哲学的神学化,至此乃臻体系严密,理论周至。这是经学史上的大事。尔后古文经学兴盛,服、贾、马、郑,多以古文经学为儒林大师。而郑玄尤以综罗今古学见称,风尚为之一变。于是古文经学不能不说是哲学的正宗,但是它有异于今文经学者在于不言灾异,不为谶记,所以其唯物主义思想透过实事求是的学风而显露。这是值得注意的。
魏晋玄学以《易》与《老》、《庄》为三玄。以孔子与老子为“将无同”,以“名教”为出于“自然”,其消融儒言于道家的特点非常明显。何晏注《论语》,王弼注《易》与《老子》,未尝不揭仁义之言加诸道德之上。葛洪外儒术而内神仙,要亦时代风会使然,则玄学作为正字哲学的神学性质固甚分明。
魏晋玄学的统治,时间并不止于魏晋。可以说,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都是玄学统治。在玄学统治期间,经学仍在发展,特别在北方,经学未尝中绝。江左也有经学,战乱频繁,人民流散,书籍不易保存,好象经学销歇似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隋唐是佛学各宗派创立、发展的时期。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四大宗派之中,尤以华严宗与禅宗影响为大。它们无疑地具有正宗哲学的性质,而不是传统所说的“异端”。隋唐经学应数《五经正义》,它综合了南北朝经学著作,但更多的是北朝经学的笺注成果。在经学统治下,培养出许多“学究”。
宋明七百年间(包括清初)是理学统治时期。理学以儒家思想面貌出现,骨子里渗透了佛教与道教思想。北宋理学,以周敦颐为开山。《太极图·易说》、《易通》,是理学家不刊的经典,而《太极图》则传自华山道士陈抟,其道教的渊源很明显。二程、张载、邵雍,是北宋理学大家。程颐、张载、邵雍,都深于易学,邵雍独以象数著。明道《识仁》、伊川《易传》、子厚《西铭》,都是理学的经典。司马光虽见许于朱熹,列于六先生,与上述五子并,而后世不以其为理学家。
南宋理学,朱陆为两大派。朱熹传程颐理学之绪,更衍周、张、邵学统,故称理学集大成者。朱学受华严宗影响,也受道教影响。《四书》经二程表章,朱熹集注,取代了经书的地位。朱熹门庭,盛极一时。陆九渊开创心学学派,近于禅。其后学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称甬上四先生,而未能张大其师说。张栻湖湘之学,吕祖谦婺学,与朱学鼎峙,但影响远不如朱学。庆元学禁解除以后,真德秀、魏了翁为南宋朱学殿军,对树立朱学的统治地位有所贡献。
元朝统一南北,有利于理学向全国传播。其时朱学称盛,也有和会朱陆的学者。
明初朱学统治,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都取朱学著作。明中期而后,王阳明心学崛起,挟其功业地位,王学传播几遍寰中。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为世诟病。明末清初,乃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批判理学。颜元、李塨以实学批判理学。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对宋明理学作了总结。清初统治者提倡理学,御纂《性理精义》,重用理学大臣,但理学颓波不返,终为乾嘉汉学所代。
理学自以为传孔孟道统,明斥二氏,但阴受二氏影响。七百年的正宗哲学,讲义理心性,阴阳动静,牛毛茧丝,辨析毫芒,在思维发展史上自有较高的地位,但它的神学本质始终存在。
《哲学杂谈》
哲学与道学
天道,指宇宙及生命的衍化。人道,即为人处世之道,指个人或群体同外界联系时,应当具备的方法、原则及态度。天道与人道合称源道。
天道学,指人类对于天道的领悟与认识。人道学,指人类对于人道的领悟与认识。天道学与人道学合称道学。
至于“哲学”,思来想去,我也无法给出完美的定义,姑且理解为:对天道及人较为深入的领悟与认识。显然,道学与哲学,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中国哲学
中国文化,崇尚厚重,不事浮华。因而,古代的圣贤,注重“有利于人,有功于世”;对于不大实用的哲学问题,谈论较少——当然,也可能是由于此类典籍乏人问津而难以流传。
所以,中国的哲学,比较务实,功利性明显;其主要内容,便是对天人之际与为人处世的探讨。
此外,中国文化所达到的高度,是其它文化无法企及的。由于先哲对阴阳之理,有着深入的领悟,所以思考问题,更为透彻。因而,中国的哲学,更显高深;也需要很高的智慧,方能理解。
因为透彻,所以古代的圣贤,思考问题时,直抵根本,而无凝滞于细枝末节。斯人分析哲学问题,往往由内向外拓展,如同炸鞭炮。在旁人看来,其思想由于缺乏理性,而更为深奥难懂——最典型的,当数道家对天道的阐述。
浅谈西方哲学
对于西方哲学,鄙人涉猎甚少,只能谈谈肤浅的印象。
所谓的“西方”,并不局限于西欧,也包含以西欧文化为主流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并且,整体而言,西方更为注重“独立”与“自由”——所以,西方文化,更显丰富多彩。
在我看来,西方哲学,多元化与学术性明显。与中国相比,西方的智者,对天道与人的思考,更为广博、繁琐。但是,斯人难以直抵核心,因而常常由表及里探究,如同剥洋葱。
所以,西方哲学:注重逻辑,富有理性,易于理解;也各具特色,万紫千红,且常常文辞冗长。此外,西方的智者,喜好探讨各种哲学问题,而不大关心实用与否;恨不得将“人”拿来“解剖”,把每一个细节都弄明白。
浅谈哲学之未来
在近现代,中西方哲学,似乎都发展乏力。
如今的哲学家,思想之高深,远不及中国的圣贤;思维之宽广,也难以逾越西方的先哲。所以,斯人要么靠研究前人的著作而立身,要么凭后者忽视的细微补丁而成名。
如果没有能够比肩前人且自成体系的名家,日后的哲学,必将停滞不前——与物质遗产一样,若不能继往开来,精神遗产虽可代代相传,却会渐渐减损。
若是立志于在哲学上功成名就,最现实的路径,便是中西合璧——将中国哲学的高深,与西方哲学的宽广,两相融合。当然,前提是,要有很高的智慧——而这智慧,源于道德。
看待哲学
如果知晓哲学包含人道学,那么:应该不会有人,再去质疑前者的意义。哲学的终极意义,便是助人获得最高的智慧与幸福;当然,对常人而言,其最大的价值,便是指导我们如何为人处世。
若中国的读者,将国学经典视如草芥,而把西方哲学奉为珍宝,甚至尽心竭力地研究后者——即便收获再多,也不过是给哲学家提鞋的佣人,终究上不得台面。
再者,西方哲学山头林立,思想复杂,篇幅巨长;若对于世事人生,没有深刻而正确的感悟,则缺乏强大的思辨能力,容易在浩瀚的烟海里迷失自己。
须知优秀的哲学家,也是杰出的道德家。若哲人道不高,德不厚,智必不达;便是声名再大,著作再多,也不过是二流货色,必为有识之士所轻视。
此外,以吾愚见,若跻身为哲学家之后,斯人尚不能与幸福相伴,甚至常和痛苦为邻——其作品,不看也罢;便是想去了解,也无须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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