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徐复观: 中国知识分子“安于利禄”的风气是怎么造就的

二十世纪初，富有政治感觉和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大胆地诘难中国传
统文化，指斥中国传统文化的空疏和局限，掀起近代第一次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
同时，他们无限地推崇西方文化，试图从欧美文化中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学习西学
成为社会时尚。研究这一历史现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 键 词】知识分子/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西学
【 正 文 】
我国人民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古代文化，但当历史发
展到明代后期以后，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不前与日益腐朽，中国古代文化日益失去
光彩而落后了。当1840年鸦片战争中“日不落国”的大炮掀开中国近代史的扉页时，中
国人惊呆了——原来“万国之宗邦”挡不住西方列强的进攻。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在反
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历次战争中，都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每一次的失败都不得不被迫
签订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对外国
列强侵略的失败，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接触和交锋中的失败。中国人赖以骄傲、自豪的传统文化，日益失去其值得炫耀
的价值。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思考如何认识中国传统的文化，即所谓中学、旧学；如何
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评价；又如何去认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即西学）、接受
西方文化的挑战？
近代史上多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必然导致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失落感。从林则徐为代
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到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君
主立宪制”，无不反映出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学、西学价值的取舍。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尊
地位从鸦片战争以来已逐渐受到严峻的挑战。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失败，中国
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的民族自信心更趋低
落，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种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二十世纪初富有政治感
觉和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反思和审视，以及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无尚
推崇。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优秀的文明，五千年的文化确实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为之而自
豪。然而，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田园诗般的自然经济、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加以与世
隔绝的地理环境、“一花独放”的民族地位，铸成了中华民族的“虚骄”心理。这种心
理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严重的封闭性，而自我封闭的结果，也就使中国在进入近代社
会以后，中国文化缺乏自我调整的动力，因而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始终居于被动挨打的局
面。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以后，有识之士就先后提出“师夷长技”、“师夷长技以制夷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富有时代远见的思想，而这些值得肯定的思想从一个角
度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尽善尽美。二十世纪初，一些富有政治感觉和新思想的知识
分子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受外人欺凌，也同埃及、波斯等东方文明古国一样，“创
造文明一端，实其受祸之总因”。由于我们民族背着创造文明的包袱，“自矫自立”，
“常不愿复受他来之文明”，遂致与世隔绝，不求进步，终于沉沦〔1〕。所以，他们要
求“愿吾同种之人， 忘其昔年创造文明之往事，而从此为因袭文明之国民”〔2〕， 即
学习他国进步之文明，才能使民族树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二十世纪初年的文化反思中
，富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给予了大胆的指责和批判。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受到诘难。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的
为主干，道、佛等文化互补的一种格局。反思传统文化，必然先要对儒家文化进行审视
。
儒家文化以孔子、孟子思想为宗，对儒家文化的指责，必然要涉及对孔孟的评价。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始终交织着尊孔与反孔的斗争，但在义和团运动前，对孔子的评
价很大程度上缺乏比较坚决的态度。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为动员广大农民群众起
来反抗封建统治，曾砸烂孔丘的牌位，甚至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
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但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在洪秀全的
著作中，“都一贯保留了以‘三纲五常’为基干的儒家封建伦理和‘死生有命，富贵在
天’之类的封建传统观念”〔3〕。 康有为等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
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他们的反封建性虽然非常明显，但仍然未能对封建制的文化根基—
—孔孟思想进行大胆的抨击，相反却把这场改革鼻祖归位于孔子，把孔子打扮为“托古
改制”的素王，而康有为也视自己为继承孔子改制的“圣人”，最终使得这场运动无法
走向成功。而在二十世纪初，新知识分子们已不再是战战兢兢，而是大胆地展开了对孔
孟的批判。他们指出：“孔子在周朝看来虽是好的，但是在如今看来也是很坏”，“孔
子虽好，必不能合现在的时候了”〔4〕。他们把中国社会不能进步的原因， 归之为尊
孔的结果，认为独尊儒术是使我国“数千年来，思想滞阂不进，学术陵迟，至不可救”
〔5〕的根本原因。他们指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 以涂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
〔6〕；自“孔孟之学说”出， 造成了中国“君权遂益尊”，贻害人心，“伤吾人类之
平等自由极矣”〔7〕。 尤其是孔丘教义“实足以养成支那人奴隶之性，诈伪之性及怯
懦之性”〔8〕，正所谓“孔派推尊一度，而奴隶沉没一度”〔9〕。因此，他们提出“
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以孔丘革命”〔10〕。他们
呼吁“仁人志士切心救世者，同心协力，开展并完成批判孔丘之伟绩”〔11〕。把孔孟
思想同中国落后的根源联系起来批评，虽然不尽科学，但反映出了这一时期部分知识分
子批孔的激烈态度。
从否定孔孟开始，新知识分子们把斗争的矛头接着指向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伦
理思想。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忠、孝、仁、义、礼、智、信等观念是以人际之间的服从
为其内涵。这些观念的发展，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和“存天
理，灭人欲”等一系列道德伦理准则。这些儒家伦理道德准则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着思
想维系作用，因而它受到近代有识之士的猛烈批判。在义和团运动以前，对儒家伦理批
判最为激烈的当是戊戌变法运动。在批判中，维新志士们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为武器，
发出了“平等”的呐喊。但是，他们把实现“平等”的希望寄托在清王朝的改弦更张、
实行君主立宪制上，从而使他们的批判失去更为锐利的锋芒。随着维新派的爱国变法和
义和团爱国排外相继失败，在经过一阵短暂的沉寂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掀起了一场
更大规模地反儒家伦理思想的斗争。
他们揭露仁义礼乐的实质就在于更加有效地维护封建统治，他们说：“仁之实为事
亲，义之实为从兄，胥此道也，则犯上作乱之事息矣。礼以缚民者，乐以和民气，胥此
道也，则人人自由之言息矣。我压之以猛兽盗贼之道，彼不服也，我压之以仁义礼乐之
道，彼胡敢不服也”〔12〕。他们指出“儒者日日言礼义，非欲以繁文缛节杀其活泼之
气者乎？儒者日日言孝悌，非欲以低声怡气，养其儿女之态者乎”〔13〕？在探讨中国
君权之所以发达的原因时，他们认为是由于“圣人”教忠之学说、倡君尊臣卑之说所致
。他们以更加激烈的态度指出：“礼立于中国三千年矣，而中国之文弱也几千岁”〔14
〕，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的礼教和伦理观念。二十世纪初期的新知识分子以他们所掌握的
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说为武器，大声疾呼“去礼法、复权利”〔15〕。有的
知识分子甚至宣称“唯我独尊”，他们说：“古来儒者立说，无不以利己为人道之大戒
，此不近人情之言也，剥夺人权，阻碍进步实为人道之蟊贼。”他们认为“有人而后有
世界，人人有利己之心而后有世界。宗教也、学术也、社会也、国家也，推其所由始，
察其所由起，迹其所以发迹变迁之故，无不基于人类利己之一心。惟利己故不得不竞争
，竞争剧斯进化速矣；惟利己故不得不排外，排外力斯合群固矣；惟利己故不得不求助
人，求助于人斯不得不有以助人矣。世之所谓道德，察其实际，敦非自利己之心而后生
者乎？”所以，“惟我独尊，此自由独立之真谛”〔16〕。这种带有近代色彩的利己主
义思想，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尽管它的局限性很明显，但在当时反儒家伦理的服从关
系上是重大突破。可见，二十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已不再象戊戌维新思想家们那样心平气
和地去进行民主自由和君权谁前谁后的推理，也不希望封建统治者施舍一点民主自由之
权力，而是直陈封建伦理及其它所维护的封建统治的不合理性，并提出用革命手段去扫
除封建的伦理观，实现民主自由。
其次，批判传统的“尊王法祖”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加以儒家思想的束缚性
，使得中国人失去追求和理想，于是只好回头看，“尊王法祖”成为中国人的思维归向
和精神寄托，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尊王法祖使中国内在前进的动力大大减
弱，为此要想使中国社会发展就必须打破传统的“尊王法祖”观念，这是近代中国社会
的一大思想主题。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恪守祖制的原则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的对
外交往的失败而受到人们怀疑。到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维新志士们明确提出并付诸实践
对中国政治进行大变革，这是对“尊王法祖”观念的直接挑战。但这场运动仍然打着“
托古改制”的旗号，难以从根本上冲击这个观念，甚至许多维新派人物的思想中尚有西
学源于中学的观念，康有为就曾说：“凡西人所号长技，我中人千数百年皆已有之”〔
17〕。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恪守祖制已不可能，以此为契
机，新知识分子们举起变革的大旗，从思想上对尊王法祖观念进行更加猛烈的冲击。他
们指出：“中国之所以不能随世运而进，好落人后者，以尊古薄今也”〔18〕，这是中
国人最大的劣根性。他们说：“吾中国人服从之劣根性，于学术上尤为深固，一言一事
，辄引数千年前之古人为印证，甘以其极灵活之脑筋，为古人纳糟粕之筐箧”〔19〕。
他们讽刺一些中国人常常“每受一新理新学，必附会古人，妄用典礼，乱引陈语”的好
古思想。他们说：“帝国主义膨胀，则成吉思汗而为东亚拿破仑矣；复仇主义昌盛，则
朱元璋而为中国真德矣；民族思想发达，而黄帝轩辕氏为汉族之鼻祖矣；革命风潮普及
，而洪秀全为失败之加里波的矣；景教流行，而孔子为教主矣；民权之说入，而黄黎洲
奉为卢梭矣；无政府主义盛，则老子为发明家矣；大同博爱主义兴，则墨子为首倡矣；
理化薄为戏法，共产疑为井田。总之，西人之新理新学，皆中国古人所已道者矣”〔20
〕。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尊王法祖”是由于人们崇拜古人，崇仰旧学所造成，这就
窒息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生机。与此相反，西方文化之所以日新月异，就在于“欧西名哲
大贤著书立论，必求合天演界之公理，不惜与古人挑战，故论理愈演愈复杂，愈复杂愈
当于的当，不至以偏言狭义，播毒种于后人。”为此，他们提出，只有“灌输路索、孟
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诸儒学说”，才能使中国学界不至于“长沦于黑暗之中”〔21
〕，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寻得救国救民的方案。
再次，对“轻武重文”观念的冲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不提倡尚武精神，信
奉的是“仁者天下无敌”、“制梃以胜甲兵”，认为文质彬彬方为君子。虽然在中国曾
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家，如孙子、孙膑、尉缭子、岳飞、戚继光等等，但历来每个朝
代只是在打天下、或者遭到外来侵略时，才重视军事。鸦片战争中，数千英军竟能轰开
中国大门，这使中国的军事弱点暴露无遗。从林则徐、左宗棠到戊戌维新思想家，他们
都曾重视过国防问题，但还不足以突破传统的轻武重文观念，因为他们还局限于编练新
式军队以保护封建国家的认识。义和团运动后，战争失败的痛苦，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
国尚武精神澌灭的危害。二十世纪初，年轻的学子们指出“我国以重文轻武故，五十年
来，与英战而败，与法战而败，与日本战而败，与八国联军战而大败，乃至一落为三等
国”〔22〕。他们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战争是不可避免地，战争固然破坏文
明，但也推动文明的发展，而中国欲在世界上争存，亦须准备战争。在二十世纪初，有
的学子甚至提出“武力救国”的思想。他们指出：“近世之号文明称强国者，虽不可尽
归功于治兵，而其实又何尝不可归功于治兵。……强权唯兵所能有，而一切公理文明之
说不足信也。兵乎，兵乎，为立国之根本，为文明之标帜”〔23〕。他们强调“中国惟
一之救亡政策维何？曰武力。武力维何？曰强大之海、陆军”〔24〕。为此，他们主张
普及军国民教育，提倡全民皆兵，建立军国民社会。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上有
一幅“拷打文人”漫画，其图解说：“我们中国读书人，都是斯斯文文的，没有一毫屁
用，庚子年洋兵进军的时候，到处捉人去当修路的苦工，拿着读书的文人，没有气力去
做苦工，便要吊起来拷打，这就是文弱书生的下场啊！”因此，实施军国民教育势在必
行。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二十世纪初期不少青年学子投身于军校学习，立志以武力救
国。如1903年在日本留学军校的学生就达二百余人，占留日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同
时，这一时期，不少宣传“尚武”精神的书刊陆续出版，如《军华》、《武学》、《南
风报》、《武备杂志》等。
此外，这一时期的新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中轻视科技、重虚轻实、华夏夷狄等观念
，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抨击。
二十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批判开始，并以挽救民族危亡的
现实政治目的为基点，进而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找不到救国救民的“良药”，“中
国一切政治、教育、武备、农工商业种种学问之欠缺”，不能改变亡国灭种的危机〔25
〕。伴随着对传统文化自信心的丧失，接着而来的就是知识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学习西
方的浪潮。新兴的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西方，试图从西学中去获取救国救民的方案，学
习西学成为社会的时尚。在这一时期，对西学的崇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量青年学子出国留学，接受西方近代知识。近代派遣留学生始于1872年，
清政府派30名幼童留学美国，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前，留学生不过二百余人。《辛丑条约
》签订后，清政府于1901年9月17 日颁布上谕，宣称“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26〕
，要求各省选派子弟出洋留学。政府有此诏令，再加之对中国传统文化自信心的丧失，
青年学子纷纷走出国门，留学国外，出现了“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
绝”〔27〕的留学盛况。到1909年，留学日本的学生达万人左右，留学欧美者近千人。
留学运动的勃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在于人们把留学作为救亡图存的关键，郭
沫若先生曾回忆说：“凡在我们这样年辈的人，在青年时代可以说都是一些爱国主义者
。我们为什么要到国外去留学？主要目的是想学些近代的科学和技术来，使中国强盛起
来”〔28〕。他们认为“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方针”〔29〕，“当今日之
世界所谓老大之国，欲延一线之生机而立将来之基础者，非留学生其谁与哉”〔30〕。
这些青年学子们以为，“泰西之各科学术，何一不长于我，况日新而月不同，学术之进
步超前轶古”〔31〕，因此必须向外国学习。他们抱着这种心理，到国外后即认真地学
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鲁迅先生回忆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
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
讲演”〔32〕。他们纷纷“言民权，言自由，革命主张，立宪共和，訾论得失，排抵政
府，臆决唱声，至谓尧舜孔孟之道，不足以为法治”〔33〕。正因为这些留学生们接受
了新的知识，形成了新的思想，所以时人把救国的希望也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赞誉
留学生说：“吾以为具有救国之能力声望者，实无逾于留学生也”；“伟哉留学生，伟
哉留学生！留学生有热忱，有志趣，有爱力，负未来主人翁之硕望，而为二十世纪吾国
文明一切之母也。吾今日无以为宝，惟留学生是宝，吾今日无以属望，惟留学生是望。
留学生，留学生，好男儿，好英雄”〔34〕。留学生们也自以为“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
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20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35〕。
第二，国内传播西学的新式学堂的蓬勃兴起。自1862年清政府创办同文馆以后，新
式学堂在中国开始兴起，但在义和团运动前，全国各种新式学堂还为数甚少，类别多局
限在翻译、军事等少数专业上。义和团运动以后，1901年9月清政府明令兴办学堂， 要
求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改小学堂，并多
设蒙养学堂。 随后， 各类学堂纷纷建立， 到辛亥革命前夕， 全国各学堂达52500所，
学生总数达1284965人。以四川为例，到1905年9月， 有高等学堂一所，师范学堂二所，
师范传习所110个，中学堂8所，高等小学堂152所，初等小学堂4017所，两等小学堂38所
，半日学堂34所， 此外还有各类职业学校〔36〕。
这些新式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虽然清政府明令仍以封建纲常名教为指导方针，但
各学堂都开设了不少西学课程。以北京京师大学堂为例，据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定的《京
师大学堂章程》，其课程设置绝大部分是自然科学和外语；其预备科九项考试内容中，
除中文外，翻译、中外历史、舆地及地文、地质、算术代数、几何及三角、物理及化学
、矿学、名理及法律均涉及西学〔37〕。而且，有的学校还取消了经学之课，如湖北“
有中小学堂并无读经讲经功课者，甚至有师范学堂改订章程，声明不列读经专科者”〔
38〕。
新式学堂的学生也日益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而倾心学习西学。以至当时有人指出
这些学生“于外国史事，外国地理，尚能言之。于中国反模糊影响，甚或鄙不屑道”〔
39〕。张之洞在1907年也指出，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风气嚣张日甚，大率以不守圣
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他们“多藏非圣无法之书，公然演说，于读
经讲经功课钟点，擅自删减”；甚至在着装方面，也“率皆仿效西式，短衣皮xié＠
①，扬扬自诩，雅俗不分，文武无别”〔40〕。可见，这批学生的文化价值观正在发生
急剧的变化。正由于这些学生具有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所以他们被当时的舆论界誉为
“新中国之主人翁”，是“我中国前途一线之生机”〔41〕。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人
们以前把希望寄托在农工商阶层，现在转而“属望我学生”〔42〕。在不少的有识之士
看来，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实能于各种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
翕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社会主义方倒欧风倾亚雨而来，旁皇无所著
，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学生为之媒”〔43〕。总之，似乎只有这些学生才能承担
起救国救民重任，才能造就一个新中国。舆论界把学生视为“一国之原动力，为文明进
化之母”〔44〕。把学生当做是历史的主宰，这明显是忽视了工农群众中蕴藏的伟大斗
争力量。但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新式学生已逐渐成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为社会所瞩
目，它表明了中国思想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杠杆就是对西学的尊崇。
第三，各种救亡图存的方案都以西方为模范。义和团运动后，在崇尚西学的浪潮中
，不少人把挽救民族危机的希望寄托于西学，试图从西学中去寻得救国救民之真理。《
广益丛报》上刊文说：“吾国自秦汉以来，政体专制，学术思想日趋于空漠，至宋明而
益盛。物质的文明，无复可言者。至今日而欲与欧人竞，彼以其实，我以其虚，乌往而
不败也。故欢迎欧州文化，研究各国有用之科学，应用于实际，实为今日之要图”〔45
〕。孙中山也曾回忆说：“从那次义和团失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
盛，要中国能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
学要学习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习外国”〔46〕。毛泽东也曾指出：“
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47〕。甚而出现了“以
旧学为不适用，而竟相唾弃者，项背相望。……将无论学说器物，皆以外至者为尚，张
目四盼，俨若国中无一物，可以当其爱恋者，冥冥之中，驰心于外，敌忾渐消”〔48〕
的崇洋风。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连当时主张“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国粹主义者，也
不得不承认“今之见晓识时之士，谋所以救中夏之道，莫不同声而出于一途，曰欧化也
，曰欧化也”〔49〕。事实上，不仅清政府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危机，决定改弦更张，
实施“新政”，并迈出“预备立宪”的步伐，仿效德国、日本实施“君主立宪”。就是
当时的主要政治派别——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政治主张，也无不打上西学的烙印
。
二十世纪初，尽管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在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影响日渐减弱，但他
们仍然努力地宣传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案。这一方案，虽然带有儒家文化色彩，但
其西学的内涵却日趋浓厚，其理论的依据之一——进化论源自西学，其君主立宪的主张
从西方摄取。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用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也是从西方文化宝库中求得依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无不以西方资产阶
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为其出发点，所谓民族国家、五权宪法、土地国有、单税论等都
脱胎于西方近代文明。
此外，当时思想界的各种新思潮，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直接从西方传入；教
育救国、科技救国、实业救国、武力救国等各种政治方案，都依托于西学。
当然，在各种救亡图存的方案中，时常也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的影响
，但对西学的推崇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当时主张学习西学的言论中，多带有一
种形而上学的倾向，即无限推崇外来文化（尤其是欧美文化），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甚
至有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人种也提出了指责，他们说：“支那人之首则低，支那人之背则
曲，支那人之脊则断，支那人之行路则横斜，支那人之衣服则宽博，支那人之言语则冗
而浊，支那人之身干则颠而摇”〔50〕。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
，救亡图存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青年学子们来不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审视，
对其文化的良莠无法客观的判断，而采取形式主义方法，这显然是非科学的态度。其结
果不仅给人们认识中国文化带来困难，而且也必然造成对西学认识的非理性倾向，更重
要的是无法正确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无法学贯中西。正如当时有学者所指出：“吾国
近年昌言变法，朝野上下咸醉心于欧美表面之文明，救其学能会通中西者，百不一二”
〔51〕。这可以说也是当时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的教训。

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爱国心的责任感呗，他们要革新救国；
另一方面也是他们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文化发展的需要，要发展新文化必须要反对封建文化，在这一方面就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我认为应该是C，C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原因

c,我认为哈
首先，百家争鸣是一个专属用词，不可以随便按在某一个时期，况且当时根本就不算百家争鸣。当时袁世凯尊孔复古，举行什么祭天大典，妄想继续当皇帝，新文化斗士极力鄙视这种沐猴而冠的行为，所以反了

因为他们闲的没事做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实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浸润着浓浓诗情。

春秋战国

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释溶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

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的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

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吟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副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焚灭诗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已经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儿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李延年之妹）由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

欢娱嫌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 。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

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

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的孤凄悲凉。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

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惋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

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的发酵，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做准备。

唐朝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了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成了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至演化成一个新名词：唐诗。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吴中四士”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花无月明”。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那奇崛幽峭，瑰丽虚幻的李贺：“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 羲和敲日玻璃声， 劫灰飞尽古今平” 。

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世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奇丽。“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魄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居，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了。不知是否一千多年前的长安也如今日城市的房价疯长？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步入了其盛世年华。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遍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瑰奇的李白也是如此。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其境可哀，其情可敬。而李白虽能得获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虽传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吟：“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官场上多了两个平庸官吏，诗坛上却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巨星。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漂杵。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泻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

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的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地位地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国维语）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致它享有了一个专有的名词：宋词。

宋朝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最最重要的是言论比较自由——起码不会因为言论出格而招致杀身之祸。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词：“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富庶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得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了。

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不相同，诗情也如遍地泉眼喷薄而出。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送别却无凄切，难舍却又欢快。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道。

“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抽象的情感却被描绘得真实可感，孤寂缠绵如在眼前。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咋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骇浪，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虽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旨远，一句惊醒梦中人。

与王安石的顾目自盼、捭阖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权谋，放达率性。在政治旋窝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的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做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淡泊人生方是真。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朝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小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北宋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加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可惜，岳武穆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吟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史达祖的孤独也是很多人的孤独。

“片片蝶衣轻，点点猩红小。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三百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

元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的《天净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潸然泪下。

“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 白草红叶黄花。”

同为《天净沙》，白朴的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气。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富庶繁华景象。“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一陀儿一句诗题，一步儿一扇屏帏。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吴山色千叠翡翠”。（关汉卿《一枝花·杭州景》）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芰荷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珠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飐，爱煞江南。”（张养浩《水仙子· 咏江南》）

稳定繁荣之下，自有情思绵绵。“自别后遥山隐隐，更那堪远水粼粼。见杨柳飞绵滚滚，对桃花醉脸醺醺。透内阁香风阵阵，掩重门暮雨纷纷。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新啼痕压旧啼痕，断肠人忆断肠人！今春，香肌瘦几分，搂带宽三寸。”抒情大师王实甫的《西厢记》自不待言，这首小令，也把男女别情写得凄苦哀怨又别有情趣，令人叹惋。

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

“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滚。文章糊了盛钱囤，门庭改做迷魂阵，清廉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倒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世》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地走到历史的尽头。真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怅然孤啸，青山故国，齐木苍苔。当时月明，依依素影，何处飞来？”（倪瓒《黄钟·人月圆》）

明朝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作为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出生的皇帝，朱元璋不知是否天然与知识分子有仇，或者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知识分子的问题。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是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世，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会受到严厉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孟子》一书也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明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明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一剑横空星斗寒，甫随平北复征蛮。他年觅得封侯印，愿学幽人住此山。”（戚继光《题武夷》）

“斜髻娇娥夜卧迟。梨花风静鸟栖枝。难将心事和人说。说与青天明月知。”（唐寅《美人对月》）

“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高启《寻胡隐者》）

“黄河水绕汉边墙，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濠追野马，将军弢箭射天狼。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日横空冷战常，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李梦阳《秋望》）

“歌起处，斜日半江红。柔绿篙添梅子雨，淡黄衫耐藕丝风。家在五湖东。”（王世贞《忆江南》）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夏完淳《别云间》）

清朝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然在人们的上空盘旋。

“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骏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辞不达意，晦涩难懂。“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足以天动地揺，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得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却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

“傍玉何曾暑热，惜香最恨眠迟。残灯未杀影迷离，一点纱龙红蕊。小雨初过庭树，新凉渐近罗帏。殷勤临别为披衣，软语虫飞声里。”（朱彝尊《西江月》）

“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浮沉，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纳兰性德《如梦令》

这边浅唱低吟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到，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

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文化又处于大交流大繁荣的时代，而中国社会却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动荡不安，鼙鼓频传。

民国

“亭亭菊一支，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道夜流血。”弘一法师的《咏菊》可以看作是为那些死难志士唱的一首挽歌罢。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鉴湖女侠确有巾帼不让须眉之豪气。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公元1927年，阴历5月初三，再过两天就是端午节，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投身汨罗江的祭日，时隔2205年，又一位著名诗人、文学家、美学家、史学家、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王国维先生纵身投向颐和园昆明湖，为自己《蝶恋花》里“最是人间留不住”做了一个悲壮的注脚。

又一个时代结束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杨慎《临江仙》）

诗意的中国形象:读沈从文《边城》
　　内容摘要：沈从文小说《边城》问世之前，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文学作家的作品一直主导着当时的文坛，这些作品向世人展示的是一个否定意义的中国形象;沈从文在《边城》中则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肯定意义的中国形象――作家通过对湘西自然山水之美的描写，通过对湘西人善良人性和纯朴民风的展示，特别是通过对湘西人诗意性格的刻画，塑造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中国形象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边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它塑造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
　　一
　　《边城》创作于1934年，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启蒙主义思潮逐渐成为主流，启蒙话语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性话语，对异国文化的肯定和对本民族的自我批判和反省意识的觉醒相伴而生，“民族自我批判性”已然成为时代的主题。
　　文学创作在实践启蒙思想上的表现，就是向世人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贫穷、落后、积弱、愚昧、需要改造的特点，展示一个否定意义上的中国形象。
　　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作家，以尖利的笔锋，将这种否定意义上的中国形象贯穿其整个文学作品中：无论是自然景物描写，还是人物形象塑造，传达给读者的，都是负面的信息。
　　在对乡土自然景物描写方面，鲁迅采取上直截了当的否定态度，其笔下的故乡完全是一幅“枯藤老树昏鸦”的.灰暗景象。比如在《故乡》、《祝福》等作品中，故乡的自然景物都显得是如此的灰暗、荒凉和寂寥。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鲁迅小说所着力表现的是国民性的弱点：麻木的看客、愚昧的乡族、自私的邻人。在《阿Q正传》中，鲁迅更是把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国民性批判”推到了极致;其余的小说，也莫不从纵深处挖掘了国民的病态心理和精神瘤病。
　　在鲁迅的作品中，中国形象，中华民族的形象始终弥漫着阴暗的色彩。这种否定意义上的中国形象，在鲁迅之外的其他“五四”启蒙文学作家的作品中，也大量存在;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里，它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文学，它对改造国民精神和国民形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贡献是很大的。
　　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被这种负面的国民性话语所主导、所主宰、所压抑，时间久了，其国人势必产生抵触情绪，产生逆反心理，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始终被人瞧不起。
　　于是，当文坛被“国民批判性”话语支配多年以后，焦虑中的国人渴望借助一种新的文学形象，来展示本民族文化的魅力及生命力，来实现对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的回归。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家应运而生。他们通过新的文学形象，重建民族文化信仰，重造民族新神话，重铸民族精神，重塑民族形象。《边城》则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京派小说的代表作。
　　二
　　《边城》最大的贡献，也是沈从文对中国20世纪文学最大的贡献，是他通过对湘西自然山水之美的描写，通过对湘西善良人性和纯朴民风的展示，特别是通过对湘西人诗意性格的刻画，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
　　1.《边城》的自然山水之美。
　　同样是描述乡土自然景物，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笔下的故乡与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甚至，它们是对立的。鲁迅笔下的故乡始终笼罩着一层阴暗的色彩，而沈从文的笔下的边城则显得那样的明亮艳丽：
　　“小溪流下去，绕山咀流……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玄……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在沈从文笔下，河水清莹澄澈，河底的景物清晰可见。美丽的自然山水让人留恋忘返。
　　“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作家用晶莹饱满、温润明亮的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整部《边城》就是一幅轻描淡抹、烟雨朦胧、意境悠远的山水画;白塔、竹林、小溪、渡船这些景物，更是浸润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象，它实际上就是唐诗宋词的那种意境。
　　在《边城》里，作家对湘西的自然景物完全是持肯定的态度，它与鲁迅对乡土景物采取直截了当的否定态度大相径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
　　这种自然山水之美，对于小说里人性之善、人性之美的描写，对于小说主人公的诗性人格的展示，起到了铺垫和烘托的效果。
　　2.善良的人性之美
　　《边城》作为一部中国乡土抒情小说的经典之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它首先表现了湘西边民人性之善良。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形象，与鲁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有着迥然的不同。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愚昧、麻木、胆小的奴隶形象;而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渡船老人、顺顺，还是翠翠、傩送、天宝，都无一不是善良纯朴、聪明勇敢的形象。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他就是要在小说中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首先表现的就是主人公善良的人性。
　　小说中的渡船老人，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温柔，凡是一切传统的美德，他都具备。在渡船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切传统的美德，一切人性的善良。
　　小姑娘翠翠，人小，不吃公家俸禄，所以她没有那么多责任，但是她乖巧、勤劳，而且心善，是爷爷的好帮手。
　　顺顺仗义疏财，扶强济困，正直，公平。他的两个儿子也是豪爽、直率，遇到危险时，能够挺身而出，吃苦出力时从不退缩。
　　不论是渡船老人还是顺顺，也不论是翠翠还是顺顺的两个儿子，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都具备传统的美德。人性的善良，在这部小说中展现得非常充分，这在鲁迅作品里是很难看到的。
　　3.纯朴的民风之美。
　　沈从文把这种善良美德描写成不仅仅是个人修养的结果，更是当地纯朴的风尚习俗使然。这里人人尊重古礼，“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悔无扰”，仿佛世外桃源。他们不论贫富，不讲地位，没有欺诈，善待别人。人与人之间相互友好，道德高尚，且古道热肠，成人之美。不论村姑，还是船夫，或者水手，他们都活得率真自然，甚至连沦落风尘的卖身女，也显得那么富有真情。
　　4.诗意性格之美。
　　沈从文除了对边城人性的善美浓彩重抹之外，还处处展示边城人诗意的性格。小说中有一段关于美妙的歌声与美丽的梦幻的描写，集中地突出了翠翠的诗意性格：“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各处飘着……”。翠翠为什么会喜欢傩送而不喜欢天保?因为吸引翠翠的，是傩送身上充满诗意的品质，他长得英俊，山歌唱得特别好，而且还选择很浪漫的对歌来决定婚姻大事。他们之间的爱情，自始直终，充满了诗意。
　　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渡船老人，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人物形象。他也会唱山歌，会吹笛子，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夏天的夜晚，在满天星斗下，在柔和的月光中，他为翠翠唱歌吹笛。老人悠扬的笛声，不仅会让翠翠感动，也会感动我们每一位读者。
　　《边城》正是通过对湘西自然山水之美的表现，对湘西人性之善和湘西纯朴民风的表现，对湘西人诗意性格的表现，构建了一个没有现代文明侵蚀，没有都市喧嚣与堕落的美好而人性的湘西世界，完成了对诗意的中国形象的塑造。
　　三
　　早在《边城》问世之前的“五四”时期，就萌发了乡土抒情文学，它歌颂传统，歌颂地方，歌颂乡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赖和眷恋。沈从文通过小说《边城》，把这种乡土抒情文学推到了高峰，展现了的诗意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的出现，唤起了国人对自我民族的认同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感。
　　以《边城》为代表的诗意的中国形象的出现，并不是对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文学作家所塑造的负面的中国形象的否定，实际上这两种形象正好代表了中国20世纪 20到30年代完整的中国形象：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的漫长进程中，她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她有苦难，有悲剧;但她也有文化优势，中华民族以勤劳智慧的民族品格、不懈进取的创造活力、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学术贡献：
1、新史学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前期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猛烈的批判，并且大呼“史学革命”。
2、目录学
梁启超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3、图书馆学
梁启超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
4、文学
梁启超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

梁启超出生的岁月，正是清朝走到末路的岁月，列强不断地瓜分中国，慈禧太后们认为国家是祖宗打下的产业，是一家之私产，没有能力抵抗侵略，就用割地赔款来换取和平，继续奢侈的生活。

大臣们积数十年的八股文，写了几十年的白折，当了几十年的差，捱了几十年的俸，递了几十年手本，唱了几十年的喏，磕了几十年的头，请了几十年的安，终于进职到高层，心里只想的是保持现有的财富地位，七老八十的人，只求一两年洋人不来，强盗不起，即使来了，反正一辈子也活够了，国家被瓜分也不心疼。

知识分子们被满清三百年文字狱的恐怖统治，被制造奴才的政策改造，终于成了没有思想的木偶“满州入关三百年，我的奴才做惯了。他的江山他的财，他要分人听他好，转瞬洋人来，依旧要奴才。”

普通百姓“莫谈国事”，管他是洋人、日本人，反正满清也没给好日子过，其他人来也不过如此。

列强们把中国当肥肉，一块一块地割去，一刀一刀地凌迟，清朝自甲午之战的全败，到八国联军的火烧，国家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当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是个迟暮的老人，即将灭亡之时，梁启超奋然发声，发表“少年中国说”，坚决相信中国必然不亡，并且断定必将复兴。

读懂梁启超就是读懂中国近代史，著名思想家胡适之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最大的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

一、从小树立爱国情怀
梁启超出生在于熊子乡：“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孙与北狄异性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沈崖山，留悲愤之纪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故乡也。”熊子乡，距离崖山七里左右，在西江与南海的交汇之冲，是七个小岛之一，他实际上是一个岛民。

小时候他跟着祖父识字，祖父偏爱他，经常和他讲述古代豪杰哲人的嘉言懿行，尤其喜欢讲亡宋、亡明国难之事，听得津津有道。这些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播下了爱国的种子。

他从小天姿聪慧，四五岁授四子书、《诗经》，八岁学写文章，九岁能缀千字文，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然后去省会上“学海堂”，喜欢上了训诂之学。那时他根本不知道除了帖括、训诂词章之外，还有所谓的学问。十七岁中举人，主考官李尚书认为他“国士无双”，把亲妹妹许配给他，后又携他去京参加殿试，下第，回家途中到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完后方知道有五大洲各国，兴趣大增，看到上海制造局有许多种西书译本，想全部买来一读，无奈袋里没钱。恰好结识了陈通甫，又通过他得以拜康有为为师，自此才真正开始做学问。

小时候的启蒙教育对一生的成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崔永元说他胆子为什么那么大，来自于他的心，来自于他父亲是军人，来自于父亲从小对他严格的教育，养成了他善良、坦诚、爱憎分明的性格。

爱国永远是立身之本，有爱国心，不管世界如何变化，都不会走差道。不管祖国是富裕或贫穷，都没会做有损于祖国的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从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开始，到1929年逝世，梁启超在他30多年的政治历程中，几乎将自己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件大事都联系在一起。而且，他先后与中国近代史上各种思潮、各种政治派别都有密切的接触，其生前的声望也被各种力量借重。

在他逝世的时候，北京和上海都召开了追悼会，无数人自发地参加。这是梁启超一生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他几乎受到各个方面的欢迎和重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梁启超也被称为在政治上是“善变”的。

梁启超的确是“善变”的。

他支持过变法维新，也靠近过孙中山的武装革命；
他既支持革命，又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
他大力提倡君主立宪，又鼓动段祺瑞发兵推翻张勋辫子军的复辟；
他曾经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改变中国，又很早就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
他拥护过袁世凯的强人政治，试图与袁世凯一文一武联手治理中国，又策划自己的学生蔡锷领兵反对袁世凯；
他向中国大力介绍西方思想，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并一手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最终又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用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
赞扬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与时俱进；批评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政治投机；维护梁启超的人说，他善变的背后，有“内在的一致性”；抨击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自相矛盾、无所依靠的彷徨等等。

于是，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每一个政治流派，都能从梁启超那里找到支持，同样也能找到反对。梁启超从学术思想到政治领域的“善变”，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观。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