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的社会价值观 孝道的 道德观 是谁灌输的 是谁在带节奏 比如说以下的社会现状 网络现状

现在的社会基础还有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完全不适合孝道的传播了，因为当时传播的环境是由于由小农经济并且宗法制的存在，但是在我们的今天，我们很难能够看到这两种法制的存在，所以孝道已经缺少了这种宗亲制的传播载体，在我们当今的这个时代里很难存活。并且现在的社会秩序不需要纯粹的使用孝道去维护，而是要用法律以及人文素养等关键的东西去维护。孝文化已经消失的很快了，所以必须要受到我们的重视才可以度过这样的困境。

在早期的社会生活当中，没有网络的存在，人们没有办法通过网络去跟自己的亲戚联系。那个时候时间也过得很慢，车马都很慢，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却又发展的飞速，大家过着非常快节奏的生活，人们之间的联系虽然看似好像变强了，但是人们之间的感情关系反而变得更加薄弱。比如孝道就在这个时代里很难生存，因为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压力变大了，而我们国家现在人口老龄化严重，子女所负担的压力要更重，所以孝道面临着这样快节奏的困境。

当然最关键的并不是这样的结果，最关键的是我们年轻人想要尽孝道的时候，却没有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有一些地方为了鼓励人们去尽孝道，故意举办了一些活动，或者是设置了一些奖项，让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关心一下自己的父母，但事实这样做的效果却适得其反。我们去尽孝道，必须要从我们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去做，并不是别人这样驱使着我们，我们才要去做。

当今的孝文化面临着非常多的困难，但这正是我们年轻人需要逐步去克服掉的。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中华民族尊奉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孝道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
舜是中国古代守孝的第一君主。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孝敬父母为核心的孝道文化。传说很久以前我国有个君主叫舜。舜出生在一个穷苦家庭，年幼丧母，父亲是瞎子。后来父亲又娶后妻，生一子叫象。从此后母常虐待舜，后来连父亲也讨厌舜。每当父母发狠心要杀死舜时，舜只好逃跑。可当父母生病需要人照顾时，舜又回到他们身边，尽力服侍父母，还处处让着弟弟。舜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当舜在历山的农田耕田时，竟有大象跑来帮他犁田，小鸟飞来替他播种。后来，尧帝发现并提拔了舜，让舜协助自己来管理国家大事。舜在尧手下干了28年，做过各种各样的官，都很称职。最后，尧把帝位传给了舜。尧之所以选中舜为帝位继承人，就是因为舜不仅有才干，而且是个大孝子。可见，把孝亲敬老视为最崇高的美德，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是自远古就沿袭流传下来的，并时代相袭、贯穿百代。
如周代将孝道作为人的基本品德。当时提出的“三德”[至德（道）、敏德（行）、孝德]“三行”（学孝行，以亲父母；学友行，以尊贤良；学顺行，以事师长）。成为社会道德教化的核心内容；春秋时期强化礼教。《左传》中有“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孔子继承了商周的伦理思想，创建了独特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他创私学把孝放在教学首位，作为道德的根本。强调“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发展孔子思想。以“人性善”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仁、义、礼、智（亦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孝、悌、忠、信。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有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欲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朱熹是后汉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在继承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构成了一套系统的、严密的、哲理化的道德教育思想，他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他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朱熹把学校教育分为小学（8~15岁）、大学（16岁以后）两个阶段，无论小学大学，都以“明人伦”为目的。他主张小学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遵守“孝、悌、忠、信”等道德规范。大学要“明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20世纪初，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提出“道德革命”、“家庭革命”口号。孙中山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八德目的道德规范，重新解择并赋予其民主主义的新内容。
综上可见，孝道贯百代，上下五千年。孝道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百代相传的优良传统与核心价值观。为了维护、形成这个孝道传统，在周朝，每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乡饮酒礼”活动，旨在敬老尊贤。礼法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有食肉的资格，享受敬神一样的礼遇。春秋战国时，70以上的老人免一子赋役；80岁以上的老人免两子赋役；90岁以上老人，全家免赋役。在中国民俗中，还有隆重的老年仪式礼。在民间60岁的老人可以接受儿孙的祝寿；在宫廷中，则有皇帝亲自主持尊老的礼仪。东汉时期，皇帝带头倡导养老敬老之礼。清朝年间还举行过大型的尊老敬老活动——千寿宴。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初二，在乾清宫宴请65岁以上的老人，共有1020人。筵席上，老人和康熙平起平坐，皇子皇孙侍立一旁，给老人倒酒。康熙还即兴赋诗，名曰《千叟宴诗》。为保障崇孝风尚固化，历代皇帝采取褒奖孝行、劝民孝行的各种举措。汉文帝时，诏令天下郡守，推举孝廉之士，授以官爵；隋唐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中，均专门设立孝廉科名。在整个封建时代，《孝经》是国家规定的教材，开科取士的考评依据。小孩子从入学起便从童蒙教材《三字经》、《弟子规》中诵读“首孝悌，次见闻”。此外，严惩不孝。隋唐后的刑律皆将不孝列入等同谋反不予宽赦的“十大恶”之中。杀父母者历代皆凌迟处死。明律中，凡不顺从父母致使父母生气的事皆视为忤逆，可告于官，要打板子直至判刑。民间流传的“打爹骂娘，天打雷劈”，表明不孝者皆为世人所不齿，天地所不容。
“百善孝为先”，“夫孝，德之本也”。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文化，“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又是和谐文化，中国特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承继这份道德遗产，发展这份优良传统，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精神与道德规范。

从家庭意义上看，“孝”体现为对父母绝对权威的顺从；从社会意义上看，“孝”即对统治者的敬畏和基于敬畏的绝对服从。表面上看社会小单元的家庭以“孝顺”、“孝敬”为指导思想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是善的。
被生育的人一定要对生育自己的人有所亏欠，并且一定要顺从、孝顺、赡养生育自己的人，这是汉文化价值观的公理性基础，也就是说不用论证也没必要论证的道德根基。这个是西方文化所没有的！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知有也”—— 《论语·学而》。即一个人如果能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的人从来没有。
由于我们家国同构、君父同伦，君为天下父，行孝道就是行忠君之道，正所谓：“孝者，所以事君也”。小孝是敬、顺父母，父母给你建立一种生活方式你若不听从即为不孝；大孝则是忠于主子，对于主子个人意志制定的方针政策及政治体制你若有所叛逆即为“不忠”，对统治者的“不忠”是灭门大罪，株连九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伤都是不孝，更何况你自己人头落地，且父母兄弟妻儿子女都要共赴黄泉，此最大不孝也，所以说“孝”的范围比忠大，不仅对父母而言，更重要的是对君父的忠，可见“忠”、“孝”是统一并不矛盾的，为君父利益服务是其共同点。“孝”就是这样完成了从人伦感情出发达到其钳制人民思想和行为的政治目的。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从保持自己身体完整开始到当官光宗耀祖结束。
中国历来是一个宗族势力强大的宗法专制社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维护政治统治，中国的统治者选择了“孝”来作为其主流价值观，从而隐蔽的利用情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所以而历代君王施政都提倡“以孝治天下”。春秋战国儒家便提倡实行“仁政”，主张“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汉代的“察举制”便注重“孝廉”一科，其后的“九品中正制”也有“孝廉”要求，“忠孝”与“孝廉”作为中国政治范畴的重要内涵一直发展传承着。直到21世纪的今天大陆依然称官员“父母官”，君如父，官入母。这也是孝文化稳定社会的政治意义。
汉文化认为孝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从此产生。所以与西方文化不同，东方历史中执政者无不把“孝”，作为立国之本去美化，作为驯化子民的第一课，来大肆宣扬，它培养了一代一代对“父母官”顺与忠的奴才，甚至作为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孝廉）。学会了顺从与孝敬也成为中国孝子们的安身保命之本。因为不孝是可以之罪的“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相反，父母对子女的家庭暴力却掩盖在“孝”的外衣下称之为“家法”，不会受官方刑律处分！有了家庭里的“孝”才有社会上的“忠”，但历代中国的主子，没有一个不是让你忠于他自己，忠于他所安排的社会资源分配制度。所以“孝”导致中国历史上只有“忠君”没有“爱国”的概念。“其能奴颜卑膝乞怜于权贵者，必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国之师”——梁启超。
从孔丘的“父母在不远游”，到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从孟轲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再到《党啊亲爱的妈妈》我把党来比母亲，这是“孝”从家庭人伦上出发来约束汉民族社会行为的一贯手段。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内涵之一是：“孝”是中华民族及受汉文化影响地区所特有的，内涵二：”美德”也是自己标榜的。绝不是世界各民族人民共有的普世价值。西方社会中的道德规很多源于《圣经》，耶和华上帝给人类社会颁布了十条必须谨守遵行的戒命，其中的第五条就要求“当孝敬父母”。但西方的“filial piety”绝对不是汉文化意义里的“孝顺”。除此以外西方文化里“孝”方面的名言警句、系统的典著也几乎没有，没有什么地方以“孝”而闻名，而引以为荣，他们的“孝”（ filial piety）仅仅体现一种 敬重而不是顺从。所以西方没有东方汉文化意义里面的“孝”。
汉文化中“孝”的一个特色是：这个反映家庭亲子关系的道德观念已经被无形中全面政治化了。
孝文化导致百姓错误的认为人一旦分娩就要亏欠父母，一旦成人就要亏欠统治者；导致百姓认为人权不是人生来就有的，而是父母和主子赐予的。
汉文化里面的“孝”文化给每一个刚出生的天真孩子设定了一个必须的、高于道德之上的、无法回避的“义务”——养老，甚至有立法来规定必须养老，这是和西方显著不同的。
汉文化是非常“渴望、期待”得到子女回报的族群文化！汉族父母在聊天中常用于子女的一句话是“指不上，指得上”，“指不上”（can not support me）定义是：父母对于子女的感情、精力、财力，的付出不能够得到回报。也就是说汉文化影响下的民众对于子女赡养自己，包括养老送终的期待是比西方人高的，他们喜欢子女不要远走、远嫁他乡，以便更好的伺候自己养老送终，他们希望子女当大官娶美女以衣锦还乡，光耀自己和祖宗，他们甚至动用法律手段强制要求子女定期回家看望自己的老人，因为这也被当成前期投资的一种情感回报，西方民众往往把收养非亲生子女或残疾儿童当成一种善行完善自己的人生，而汉文化拐卖儿童或收养孩子往往是给自己传宗接代养老送终！这点与西方差距很大。我们拐卖儿童案件高发其本质原因是孩子成为了投资工具！用于物质上的养老和心理上的传代。
因为西方的家庭代际关系中，家庭是单向抚养模式的，即父母只需抚育子女，子女却不用供养父母。因为西方比较注重个体独立,所以每个人的独立意识都比较强，子女不愿过多地依赖父母，父母也不愿过多地依赖子女，他们爱好自立生活，觉得依赖子女是“可耻”的事，在西方，人们通常都不会问及别人的年龄，这比较私密，许多老年人不像中国人那样认为“老来是福”，更不会“倚老卖老”，在平等、民主、自由与自我独立，的价值观的大环境下对于这种纯粹的中国“孝”文化几乎难以理解，更没有汉文化里面所谓的“孝文化”。
中国的孝文化包含赡养的义务，而西方孝文化中并不包含赡养的义务。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养老保障体系建立不起来的根本原因，中国老人认为去养老院是一种被抛弃！
中国百姓普遍将“孝”同生儿育女相结合，强调不能绝先祖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也是计划生育国策所遇到的主要阻力，西方人强调自由，为了自由可以选择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家庭，甚至独身。在中国，由于孝文化的原因，“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而在西方，“断子绝孙”却没有这样的文化含义。正因如此，当“断子绝孙”被直接翻译成“sonless” [`sʌnlɪs]时，西方人觉得莫名其妙，根本无法将其与贬义词联系起来。
由于中国古代是宗法专制社会，传统中国人过于强调集体主义不注重个体价值的实现，所以激化了家庭内部矛盾，使得人民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用于家庭纠纷中，从而避免了人民干涉政治。群体本位使中国人时刻把自己看作是某一集体的一员，提倡集体主义，必然要有某些人的自由意志遭受家长、族长，压制来建立集体意志。而西方个体本位使人更加看重个体的价值，认为社会价值在于每个个体价值的实现，在家庭中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在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花大量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