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评述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人文特征

衣服喜欢穿天然棉质或者丝质，不喜欢化纤的。吃的喜欢本味的，不喜欢吃添加加工太多的。行喜欢走路

聊斋一下，你在生活方面意识钟欣潼方面，他活活动还保持着传统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家儒、释、道，都谈到了“天人合一”。公元前300年的《郭店楚简》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意思是说，《周易》是一部讲述“天人合一”思想的书。《周易·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就是对“天人合一”境界的具体描述。
道家的《道德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讲的也是“天人合一”。据说是文殊菩萨化身的寒山禅师有诗云：“众星罗列夜明深，岩点孤灯月未沉。圆满光华不磨莹，挂在青天是我心。”讲的也是天人合一。
历来对“天人合一”的解释很多。那么，“天人合一”观到底有些什么内涵呢？为什么说“天人合一”观是受益终身的传统理念呢？现择其要者而言之。
“天人合一”超凡尘
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神州，意思是说，中国是神选定的一块让人修成神的宝地。中国传统文化也被称为神传文化。因此，中国古代的修炼文化非常发达。许多人通过修佛修道，超脱生死轮回，修道的成为真人，修佛的成为佛。
比如，上古时代的岐伯、广成子、神农、黄帝、伊尹、老子等，都是修道之人，最后，都得道成真人，即变成超尘出世之人，那种状态在老子那里，被称为“玄同”，在黄帝那里，被称为“提携天地”，在庄子那里，被称为“齐物，同于大通，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提携天地、玄同、齐物，三个说法是一个意思，都是指修炼的最高境界：返本归真，天人合一。
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在战胜蚩尤成为天下共主后，开始设百官，定典章，选贤任能，封禅祭天，德化天下。他还命臣民建屋室、种五谷、做衣裳、造舟车。在黄帝时代，文字、医学、算数、历法、乐器、陶器、蚕桑等各种发明相继出现。因此，后世认为，中华文明奠基于黄帝时代。
历史上有许多黄帝求道的传说。传说广成子是一位神仙，住在在河南临汝西南崆峒山的一个石洞里。黄帝听说后专程去拜访他。最后，广成子被他的诚心感动，将修炼的秘法传给他，要他“注重内心的修养，排除外界的干扰”，并称“我的道将把你引向无穷之门，游于无极的原野，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由于黄帝修心重德，举国安定，天下太平。史籍上说，黄帝在位100年，国家没有贼盗殴斗，人们谦让和睦，风调雨顺，甚至连虎豹都不伤人，鸟兽虫蛾都受他的教化影响，是个“道行天下，德泽八方”的盛世典范。
相传公元前2598年，黄帝在桥山山下，铸造了一个大鼎。当铸成的那一瞬间，天忽然开了，降下一条黄龙迎接他。黄帝与随身的近臣70多人一起跨上黄龙，白日升天，圆满功成。这时，万民百姓亲眼目睹了这一神圣壮观的景象，都相信神真的存在，愈加信神敬神，崇道尚德。
黄帝最后的圆满飞升，启迪炎黄子孙：人可以通过修炼回归于天。这里的天，就是“神”。中国人经常讲：“人在做，天在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不可违”，“天命昭昭”，“以德配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里的“天”，也都是指“神”。人与神连通的唯一管道就是“修炼”。
“天人合一”天下治
从治国理政的角度讲，古人认为，天象与人事相对应，且相互感应。当政者唯有顺应天象的变化，与天象合一，方可得天时、地利、人和，百业兴旺，国泰民安。反之，则内忧外患，四面楚歌，天灾人祸不断。
汉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认为，“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天”是能够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君主为“天子”，代表上天治理国家，君权神圣不可侵犯。但君主又不是没有约束的，因为天和人是相互感应的。当天子行王道、施善政时，自然就会风调雨顺，四季分明，一切变化顺畅。“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这便是董仲舒从“天人合一”说中引申出的“天人感应说”。
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在《史记·乐书》中说：“天与人相通，就好像形与影、气的关系，做好事的人，天报以福；做坏事的人，天报以祸。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讲推天道以明人事。人君当像天行动，人君至诚的心能感动皇天，使阴阳变易；如果人君逆阴阳，背天心则会有灾异发生，这是皇天对人君的告诫。”
《史记 天官书》详细描述了天象与人事的对应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国势盛衰、国君祸福、将相贤否、战争胜负等，均是上天预先安排好的，因此，可从各种相应的天象变动中，窥知天意，以察祸福吉凶。如日食、月食、彗星等星象，兆示着灾异、祥瑞，或人亡政息，或政通人和。司马迁列举大量史实说明，没有一件事不是天象先表现出来，然后在人间得到应验的。
因此，古代的英君明主都非常重视敬天祭天，经常检视自己的言行是否合符天心天意。每当出现天灾人祸和混乱失序状态时，常常内省自责，甚至下“罪己诏”。下“罪己诏”最多的是唐太宗，共28份。公元628年，旱、蝗并至，唐太宗下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太宗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如此责己为民，难怪他能得到天佑神护，开创“贞观之治”之盛世！
“天人合一”得安康
从养生的角度讲，中国古人认为，天体是一个大宇宙，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大宇宙与小宇宙有一种对应关系。如果人能循天理而行，与天合一，则健康长寿；反之，则容易生病，短寿，甚至暴毙。
古老的中医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经络；天有一年三百六十天，人身也有三百六十穴。人和天是相通的，人必须和天理和谐相映，“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人必须根据阴阳的季节（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变化，昼夜（昼为阳、夜为阴）的周期变化，阴阳的上下内外前后的变化，以及阴阳的物性寒、热、干、湿的变化等，调整自己的身心，衣、食、住、行皆与阴阳变化、物性规则相吻合，则能做到精、气、神足，形神兼备，而能终其天年，活到百岁而离世。
反之，人如果不遵照天理生活，而是“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如果人拿喝酒当作一般的饮料，假话，大话，空话，张嘴就来，甚至信口开河，胡言乱语，饮酒之后，便入房行乐，纵欲过度，精、气、神就会耗散殆尽；不知道劳逸结合，只图一时的快乐，起居没有任何节制，可能活到天年的一半，就呈衰老之象了。
《黄帝内经》曰：“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须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此为养生之至理名言也。

衣：崇尚节俭——奢侈之风盛行。 　　食：北宋肉类以羊肉为多——南宋羊肉价格高，一般人吃不起。 　　住：百姓住房较为简陋，稍稍富裕点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结合。 　　行：牛车——骡子——乘轿。

衣-宋代服饰素雅优美。
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品饮料丰富种类繁多。
住-坊墙被取消后，宋朝的建筑比较随意，临街往往开成商铺
行-水运交通比较发达
娱乐-娱乐项目多种多样，夜生活极端丰富。

物质生活――衣、食、住、行
精神生活――娱乐、节日

文化信仰

汉民族传统中信仰儒家思想、道教、佛教，在儒家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对道家、佛家诸说多有崇敬！然而遗憾的是，近现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功利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流形态，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宗教却逐渐式微，民众有许多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宗教。

历史

从约公元前7000年起，当今汉族主体的一部分巴楚人在长江流域发展。前5000年左右，汉族的另一来源华夏族在黄河流域起源并开始逐渐发展，进入了新石器时期，并先后经历了母系和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元前2700年，活动于陕西中部地区的一个姬姓部落，首领是黄帝，其南面还有一个以炎帝为首的姜姓部落，双方经常发生摩擦。两大部落终于爆发了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之后两个部落结为联盟，并攻占了周边各个部落，华夏族的前身由此产生。

约公元前2000年，启建立了夏朝，前1766年，商朝建立，前1122年，周朝建立。从周朝开始，境内各个民族与部落不断融合，形成了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和淮河、泗水、长江和汉水流域的楚族。在这期间，华夏族和楚族的逐步形成，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前身，并以此区别于夷、蛮、戎、狄等诸多民族，但此时华夷的划分尚不十分严格。

春秋时期，华夏族同周边民族进一步融合，华夏族和楚族、秦族之间也逐渐融合。到了战国时期，各个华夏诸侯国之间相互征战，陆续进入中原地区的夷、蛮、戎、狄也逐渐与华夏族融合，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族体。此时，华夏族的活动地域也扩展到了辽河中下游，洮河流域、四川盆地、江南地区等地。

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政策,间接导致南方汉族人口便超过了北方，从民国开始，汉族又逐渐迁徙至中国东北。自明朝起汉族开始零星向东南亚移民，从19世纪起又有汉族向欧洲、北美等地移民。

语言

汉族的语言为汉语，使用汉字书写。汉语属汉藏语系，按学术界较常见的划分方法，可分北方方言（官话方言）、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语、粤语七大方言（有许多不同的划分方法，参见汉语方言词条）。近几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广西的平话、山西的晋语应与其他七大方言并列。对汉语标准语的规定，汉族所在的不同地区各有不同，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定为标准官话（以官话区的北京话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语言，其称谓因所在地的不同而分别称为普通话、国语、华语），香港定位标准粤语（广州话）。中文的表达方式分别有繁体中文（又称正体中文）和简体中文来书写。

此外，有的学者还将闽方言分为闽南话和闽北话。这些方言有各自的分布通行地域，每个方言内部又可再分区划片，从而构成了汉语方言复杂，南北互不相通的语言状态。尽管如此，由于汉字的高度统一，对汉族具有强大的内聚作用，所以，我们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族。

建筑

汉族由于分布地区广大，其传统住房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样式。居住在华北平原的汉族，其传统住住房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多为四合院式，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居住在东北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与华北基本相似，区别在墙壁和屋顶，那里的住房一般都很厚实，主要是为了保暖；居住在陕北的汉族，则根据黄土高原土层厚实、地下水位低的特点挖窑洞为住房，窑洞不仅冬暖夏凉，而且不占耕地面积；居住在南方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以木建房为主，讲究飞檐重阁和律卯结构。由于南方各地习俗和自然条件不同，在住房建筑布局上也有差异。如丘陵山地的楼房依山而建，江浙水乡则注重前街后河，福建的土楼庞大而美观，苏州的楼阁小巧而秀丽。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汉族，其传统民居的共同特点都是座北朝南，注重室内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石、土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长。

饮食

汉族主食以稻米、小麦为主，辅以蔬菜、肉食和豆制品，茶和酒是汉族的传统饮料。稻米的吃法以米饭为主，另有粥、米粉、米糕、汤圆、粽子、年糕等各种不同的食品；小麦则有馒头、面条、花卷、包子、饺子、馄饨、油条、春卷、炸糕、煎饼等吃法。汉族讲究并善于烹任，不同地区的汉族以炒、烧、煎、煮、蒸、烤和凉拌等烹饪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汉族菜一般被分为的川、粤、闽、皖、鲁、湘、浙、苏等八大菜系。

汉族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汉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汉族对茶的配制是多种多样的：有太湖的熏豆茶、苏州的香味茶、湖南的姜盐茶、成都的盖碗茶、台湾的冻顶茶、杭州的龙井茶、福建的乌龙茶等等。

服饰

汉民族有自己华美绚丽的民族服饰，即汉服(具体参见汉服词条)。汉服是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民族服饰之一，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延续到甲申之难（1644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满清统治者下令全国剃发易服，引起全国性的愤怒、不满及武装抵抗，随后满清王朝进行武力血腥镇压与屠杀,汉服逐渐消亡。1683年，清军入台湾，灭郑成功余部，从此汉服彻底从华夏土地上永远的消亡。在经历满清两百多年的统治后，今日的汉族成了世界上惟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古老民族。今天人们看到的“唐装”和旗袍、长衫马褂都不是汉族的民族服饰，而是满族的民族服饰。值得欣慰的是，今天，越来越多的汉族人民又自豪的穿起了自己的美丽服饰。

文化习俗

汉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形成了齐鲁、中原、燕赵、关中、巴蜀、荆楚、吴越、岭南、滇黔、闽台、松辽、徽赣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反映了汉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彩性。

汉族自古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乐天知命(命自我立，福自己求)，和尊敬祖先(而不是祖先崇拜)是汉族的主要传统观念。历史上汉族人一部分信仰道教和佛教；后来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又有一些人开始信仰这些宗教。几千年来，提倡以仁为中心，重视伦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儒家学说对汉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传统节日

节日名称 日期 说明

过大年/春节 阴历正月初一 俗称过年，传统上从岁末除夕、新年正月初一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年时，除夕要守夜，初一要拜年。)

清明节 阳历四月五日 祭祖、扫墓

端午节 阴历五月初五 又称端阳节，主题：吃粽子

七夕节 阴历七月初七 又称星期，即中国爱情节、情侣节，神话传说中鹊桥相会之日

中元节 阴历七月十五 又称盂兰节，俗称七月半、鬼节，有祭祀灵魂等民间习俗

中秋节 阴历八月十五 举家团圆节，主题：赏月、吃月饼

重阳节 阴历九月初九 敬老节，并有其他多种主题

汉族人口众多，习俗各异。如今男女婚嫁大都已移风易俗，采用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但在有些汉族地区的农村，传统的民俗至今仍然保存着。

汉族人民历来以简朴、富于创造精神著称。无论是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史学、艺术诸方面，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汉族人民都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

汉族历史上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家庭副业，是一种典型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汉族的农业生产在历史上素来发达，尤其以水利灌溉和精耕细作著称于世，汉族的手工业和各项科技在清朝之前也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的水平。

炎黄集团是汉族的一个主源。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崛起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后，为了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权位而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称雄于中原。追本溯源，汉族世称“炎黄世胄”、“黄帝子孙”，其源盖出于此。其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民族--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直接的族源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更是明言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其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不仅如此，后来崛起的周民族与留居渭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黄部落也有着族源关系。如周民族的女祖，《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亦即《史记·周本纪》所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炎帝就是一个姜姓部落，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外祖世系就姓的炎帝部落。关于周民族的男祖，就是姜嫄所生的弃，《史记·周本纪》说：“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黄帝就是一个姬姓部落，这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祖父世系就是姬姓的黄帝部落。

正是因为炎黄集团与汉族有族源关系，如毛泽东、朱德在《祭黄帝文》中所说：“赫赫始祖，吾华肇造；渭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毛泽东、朱德：《祭黄帝文》，《新中华报》1937年4月5日。）汉族世代尊黄帝为鼻祖，称之为“人文初祖”。至今位在陕西中部的黄陵县，传说为黄帝之墓的黄帝陵，在数万株千年古柏的簇拥中耸立在桥山上，成为汉族起源的象征。

东夷集团是汉族的另一个主源。在汉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徐夷、莱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还有一些小的氏族或部落。从这个分布中可以看出东夷集团主要分布在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在汉族与东夷集团的族源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经过激烈的分化、互动和融合，在夏民族之后，也一举冲破了原始社会的网络，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形成为商民族。《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就是说商原来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表明其与以鸟为图腾的蚩尤部的少昊部落有着血缘关系。《国语·鲁语》说：“商人礻帝舜”。又表明商与舜，即帝俊部有着血缘关系。《史记·殷本纪》所载：“殷契，母日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后之，因孕，生契。”把商部落与蚩尤部和帝俊部的关系糅到了一起。具体分析起来，就是说蚩尤部与商部落有母系血缘关系，帝俊部则与商部落有着父系血缘关系。商王朝是中国奴隶制发展时期，商民族是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不仅如此，在以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周代曾不断反周的徐夷、淮夷以及地处僻远的莱夷，先后都无一例外地被卷进了春秋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之中，整个的东夷集团几乎都成了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这种深厚的渊源关系，从另一个方面又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汉民族的形成

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1.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

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黄河、洛河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都已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划九州，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居无定处”、《史记·殷本纪》。“不常厥邑”《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流动生活。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汤证诸侯”，《史记·殷本纪》。“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后在鸣条会战中大胜灭夏，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商部落也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

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发展成周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的各氏族、部落被人们称“蛮”。而江汉地区的蛮，则被称为“楚荆”，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诗经·殷武》）。之说。按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一般规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楚荆”，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而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而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长期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吴、越国家的建立，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也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雄壮一幕，是他们谱写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

2.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例如《国语·周语》说：周襄“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还有东夷族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喜公之妾；赤狄别种路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周民族的晋国人与戎族的秦国人联姻，更表明春秋时包括部分蛮、夷、狄、戎在内的民族界限也被打破。

所有这些会合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后，“华夏”遂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的族称。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在南方的楚国，春秋以后，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经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的《天问》一例，《天问》是就庙宇中描绘着古史的壁画而发的。当时楚国的画工如此熟悉中原地区的历史，足见民族融合的深广了。在东北方的燕国，到战国时已成为雄据东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等东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领土。

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东北的疆域，也使辽河流域各民族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又一个支系。在北方的赵国，战国后期是仅次于秦的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不仅是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实例，而且是华夏文化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明证。

在西北的秦国，是战国时代的后起之秀，本是犬戎的一支，而非“诸华”族。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在春秋战国之交，秦与西方诸戎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成了西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公元前395年商鞅变法后，秦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打败了韩、越、魏三国，而且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太原郡等。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继夏、商、周、楚、越诸族相继崛起的此起彼伏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雄壮的一幕之后，在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又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一幕。在这一幕历史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秦、南以楚、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大支系，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

3.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于是，秦始皇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

正是由于秦始皇的这些“大一统”的措施使得华夏民族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以虽然秦王朝国运短暂，但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实行“编户齐民”；经济上，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颁行均输法、平准法，以京师为中心，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大大发展；文化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了经学，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使儒学成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血肉部分。所有这些，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大一统”封建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改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中国民族简》，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从华夏民族向汉族发展、转化的历史活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继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之后，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又演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气贯长虹的一幕。从此以后，汉族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就是汉族形成的第三阶段。

汉民族的发展

汉族一出现于世界，便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开始了世界民族史上最宏伟的民族发展历史进程。

人口的发展，是民族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即俗话所说：国泰民安，人丁兴旺。封建社会时期汉族人口的发展经过了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即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和宋辽夏金元至明清。两汉之时，汉族形成的初期约有五千万人口，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到宋代时人口突破一亿大关，滕泽元：《宋代人口突破一亿大关》，（《人口研究》1986年第6期）。又经宋辽夏金元至明清的发展，到清代道光年间人口增至四亿多。

封建社会时期的汉族人口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巨大的发展，其中显然有恩格斯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的机制作用，但了解和认识汉族人口的大发展，必须了解和认识汉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即民族同化问题。所谓民族同化，就是一个民族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有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情况，也有少数民族同化汉族的情况，但两者相比，前者是主流，是汉族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封建割据，到处是纷争战乱。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民族或部族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羌纷纷入主中原，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北方汉族人民又大批南移；在长江及珠江流域形成汉族与蛮、俚、僚等南方少数民族或部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但是，曾几何时，这些少数民族的全部或部分为什么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还有，唐以后，在新的大分裂、大动乱中，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显赫一世的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等少数民族，曾几何时，其全部或部分为什么也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这就是因为他们被汉族同化，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变成了汉族的一部分了。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潮流的席卷之下，杂居得愈久，民族心理沟通得愈深，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越快，汉族这个由许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发展，终于成为世界第一大族

汉族的族称族源：

汉族的族称，得名于汉朝。汉朝以“汉”为国号，是因为其开国皇帝刘邦曾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由此可见，“汉”的初义是国名，其范围约在当今四川省及陕西省南部、湖北省西北部，以后衍为朝代名称和民族名称。

究其原，“汉”的本义是水名，指漾水。载籍所见，秦汉时名漾水者有二：一是“漾水出陇西相道，东至武都为汉”(《说文·水部》漾条)，此漾水又名西汉水，流入嘉陵江，汇入长江；二是“蕃冢导漾东流为汉”(《尚书·禹贡》，蕃冢山在今陕西宁强县)，此漾水又名东汉水，时又称沔水，即今汉水，亦汇入长江。�

汉族以“汉”为族称，并不意味着汉族的文化中心在古汉国或汉水流域。诚然，巴蜀文化和楚文化都是构成汉文化的两支极重要的古文化，但汉族的文化中心很长时间里都是在关中平原和黄河中下游的平原。以此为主源流，汇合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各地方文化，在秦汉时代，形成统一的汉文化。

现在的汉族人已经没有民族习俗了，完全被现代社会同化。连给死者烧纸的习俗也被工党以污染环境为由，快取消了。

汉族人大多数人都不信教,顶多拜拜菩萨,但是现代的年轻人就少之;
无太多禁忌;

没有吧,没听说汉族还有衣食方面的要求啊

不错不错！真的很详细。学习了！

　先说“吃”。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有粮食、有饭吃”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仓廪实而知礼节”，老百姓先要有粮吃，然后才能去学习遵守礼仪。毛主席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确保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作为头等重要的事来抓，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发展农业，稳定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确立下来。2004年以来，中央每年都发布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有效地促进了农业丰收，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群众的生活水平芝麻开花节节高。拿我们村的情况来说，村民们不但“顿顿吃得饱”，还要尽可能“顿顿吃得好”。家中来了客人，一般都会上饭店。结婚喜宴，生日聚会等等一般也是在饭店里安排，村民在外饮食支出的费用年年都增长，所以村里的饭店生意很红火。绿色食品、保健食品等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村民的餐桌上，讲究营养，吃出健康，也成为现代农民的新理念。

再说“穿”。过去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农民在穿着上也越来越注重时尚、名牌，追求个性化。过去村民是满足于穿暖就行，现在是讲求穿美，过去在农村男同志着西装，女孩子穿裙装是一件稀奇事，现在已是很普遍了。过去是一衣多季，多个季节一套服装，现在是一季多衣，在一个季节里就要买好几身衣服。过去农村人习惯买块布料请裁缝做衣服，现在都喜欢上商场买成衣。过去是千人一面，穿的衣服款式和面料都差不多，现在是不同的人穿着打扮都不同。丰富多彩的穿着样式，折射出农民由穷到富的大变化。

二说农民“住与行”。俗话说：“安居才能乐业。”杜甫 有诗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俱欢颜。”这句诗就表达了希望老百姓“居者有其屋，安居好乐业”的愿望。过去在农村，农民住毛坯房，后来条件好点了，住青砖瓦房，现在是住楼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已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买楼定居。农民住上了楼房，房子大了，配套设施好了，生活质量提高了，生活环境也大大改善，村里柴堆粪堆土堆“三大堆”少了，花草绿荫多了，小区内绿化美化，村里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前进了一大步。像我们村，现在正全力实施“城中村”改造。按照“城中村”改造政策，有的村民在拆除旧房后按面积能分两套新楼房，一套自住，一套或售或租，改善了住房条件，又增加了收入，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村民住上楼上后，可以实现集中供暖，集中供水，集中供气，彻底告别“烟熏火燎烧柴草，劈柴点火生炉子”的落后的生活方式。农村社区内设施齐全，生活便利，环境优美。农民不但做到”“居者有其屋”，更重要的是“居者优其屋”，农民的生活越过越甜美。 现在农村人居住条件好了，出行也更方便。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机动车，大大小小的车辆使农村人的生产生活更为便利。已经有很多村民开上了私家车，过上了有车有房的幸福生活。轿车进入农民之家，这在过去不过是一个梦想，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才使农民的梦想变成了现实。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6977元，比十年前增加了4355元。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现在我们国家铁路营运里程9.3万公里，比2002年增加2.3万公里。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世界第一，达到了6894公里。国家组织实施的“村村通”工程惠及每个村庄。农民朋友富裕了，交通方便了，出门旅游的人也多了。甚至有很多农民朋友每年都要走出国门到境外旅游。

三说农民“喜与乐”。改革开放发展了农村，富裕了农民，乡村变化大，农村新事多，农民喜事多。

一喜是，种地不交税，农民负担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全票通过废止农业税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600年的农业税宣布废止，结束了农民种地要交“皇粮国税”的历史，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农民朋友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二喜是，义务教育国家管，孩子上学不花钱。2007年开始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面实施，惠及1.5亿农村中小学生，平均每年每个小学生家庭减负140元，初中生减负180元。农村孩子缀学的少了，考上大学的多了，农民有了知识，成了致富有方的新型农民。 三是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真正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过去农村人是“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生病住院，一年农活白干。”看病贵、看病难成为农民的一块心病。不少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为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自2003年开展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幅度提高补助标准，解决农民看病就医问题。通过十年发展，基本医疗保障已经覆盖到了全国95%以上的人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医保网。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惠及全国的农民朋友。四喜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实施。为切实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国务院决定，2007年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农民有“喜”也有“乐”。农民物质保障和生活条件好了，开始注重文化和精神追求。真正可以说是农村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目前，全国84%的行政村拥有农家书屋，83%的乡镇建有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点，100%的行政村开通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100%的乡镇建有综合文化站，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全年放映电影近800万场次，观众超过18亿人次。基层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过去村民“在家看电视，出门看电影”，现在农民的文化需求越来越多样化。现在我们村建立了文化大院，文化书屋，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报纸看、都有书读。特别是计算机进入农民的家庭，网络文化已成为新型农民的新的学习娱乐方式。

农民的喜与乐还体现在农民的参与机会多，农民真正成了新农村建设的主人。现在农村的事讲民主，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日益深入人心。村务公开、财务公开让村民对村级事务管理明明白白。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日益昭显，农民朋友有一种当家作主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广大农民不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而且民主政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和有效实施。

新农村建设，给农民带来了新生活。新生活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带来的，都是党的正确领导的结果。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农村改革发展又迎来一个新的起点。我觉得，在未来的新农村建设中，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拥护党的领导，始终不渝地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倍加珍惜和全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农村的未来和农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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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以前只有棉麻，丝绸为原料。现在有尼龙，晴纶，腈纶，锦纶等，运动衣类的。还有像雨衣，为橡胶。
食：主要是器具。塑料盒子，不粘锅等。
住：装修材料。家具等。
行：汽车，比马车厉害。石油的发现应用是进步。电瓶车，电池，是新的发展。

从愚昧到文明，从荒凉到繁荣，从贫穷到富饶。人口越来越多，城市面貌更新越来越快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被纳入
　　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
　　由于中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形成了西学东渐局面。在这一过程当中，“随着条约口岸的开放”，西方人的社会生活方式作为西方文化的附生物也渐次传入中国，国人开始接受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在中国形成了“西俗东渐”的现象，晚清时期的城市华人社会生活方式开始了西俗化。
　　当然，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先进。但是它作为在近代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毕竟在实质和内涵上比在农业社会文明和封建专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要先进许多，因为“西方近现代民俗作为现代化的伴生物，比之中国传统习俗更能适应现代社会”)。虽然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挫折和阻碍，但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西化的过程。
　　衣食住行，是反映一个民族或国家社会生活方式最为直接的窗口。而中国人生活方式西俗化的历程也是首先从这里开始的。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服饰被认为是礼制大防，它的变化常常与更改正朔联系在一起，足见其重要性。
　　在最初，中国人认为短衣窄袖的“夷服太觉不类”。但是，曾经崇尚宽袍大袖的国人很快就认识到西式服装简洁、灵活、方便的特点。
　　中国最早接受西式服装的当属广东沿海地区和开放口岸的一些买办和经常同洋人有生意往来的商人，他们最早模仿洋人们的穿着打扮。
　　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还只是少数猎奇者和洋务买办们穿着西式服装，这些人还被大众视为叛逆。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和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认同程度的日益加深，国内剪辫易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人力主改穿西服，提出:“视西人之遍身结束，举止生硬者，反觉文明。”【在戊戌变法中倡导“与欧美同俗’，的康有为也主张改穿西服，并把西服附会成中国古代的服制:“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洁白，衣长后社，乃孔子三统之一;大冠似箕，为汉世士夫之遗，革窟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把改穿西服视为“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可以强种’, 的灵丹妙药。这虽然体现了“全盘西化的盲目J陛”，却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西式服装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可。20世纪初年，西式服装开始广为流
　　行，不仅一些大城市中的学生制服日渐洋化，就连一些穷乡僻壤也不能免俗。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梧州中学的学生就被允许“披洋衣揖孔孟”。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更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江南各省就流行“夷船’，舶来的女性衣饰，主要以花边丝缕之类为主，俗称为“鬼子栏杆”，女子服饰的西化也由此开始。1859年，刚到香港的英国人吟-411就“看到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颇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所以他惊奇地认为她们的“欧化癖是颇引人注目的’，”劝。更有史料说:“海上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胸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n[$]( P248)这些追赶新潮的女士主要以妓女为主，她们敢于标新立异的勇气使她们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开始流行显示人体美的女性时装，北京也有青年女学生“赤胸露臂，短袖青衣，云鬓高垂，皮鞋耸底”[9 ]( P30)。而且，当时不仅民间如此，甚至就连壁垒森严的皇宫也有女性穿西式服装。据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驻法国公使裕庚卸任回国时，与西式装束的夫人和两个女儿到颐和园接受慈禧太后的召见，他的两个女儿更成为了慈禧的御前女官，凡遇外事活动，她们总是身着洋服，随侍在慈禧左右。可见，当时的人们对西式服装的接受力已经大为提高，以至于就连顽固派慈禧也能够接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作为外套的西服开始日渐在城市居民之间流行，而且洋式衬衫、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也被国人日渐接受，人们服饰的西化程度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由于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在近代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埠，外国侵略者根据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建立了租界。随着大批外国侨民向租界的日渐涌入，西餐开始进入了中国。最初，西餐馆在中国被称为番菜馆。番菜馆最早出现在广东，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这些城市也日渐出现了一些番菜馆。
　　最初，番菜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侨居中国的外国人。上海的番菜馆最早集中在虹口路、徐家汇一带，这里为外国人聚居地;在北京，《北京条约》规定西方国家的使领馆集中在东民一带，所以番菜馆也主要集中在这里。有的番菜馆甚至还请使馆的厨师掌厨。
　　在饮食习惯和饮食风格上，中西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餐喜好将鸡、鸭、鱼、肉与蔬菜一起烹饪，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东方人偏重于综合思维的体现，而西餐是将各种蔬菜肉类分而烹制，则是西方人注重理性分析的反映。在进食方式上，西方人实行分餐制，中国则为合餐制，这也是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使然。
　　而中西方人在饮食构成上，则又是各有千秋。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所说的那样: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俗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几千年来，除了西北畜牧业较发达的少数民族的饮食以肉食和奶酪为主外，大部分中国人的饮食一直保持着这一结构。而西方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主要以面包、肉食和奶类为主食。
　　由于中西方饮食习惯的差异，西餐最初在中国受到的是冷遇。同文馆译员张德彝第一次登上由天津驶往上海的洋人轮船时，才第一次尝到西餐。但是他认为:“盖英国饭撰，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食难下咽，甜辣苦酸，调合成撰，牛羊肉皆切成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鸡鸭不煮而烤，鱼虾味辣且酸，一嗅即吐。”以至于同船的国人一听到开饭的铃声“便大吐不止’。可见，当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吃西餐无异于“茹毛饮血’，一般。与此同时，仍有一些中国人怀着对西餐的新奇感而趋之若鹜去品尝西餐。但是社会主流仍对西餐怀有排斥心理。
　　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这是因为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因而对西餐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认为“西人饮食最不苟，常以养身为主”，一些西餐馆也出现了“华人兼亦往食焉”)的现象。该书成于1876年，可见，在当时抑或之前，就已经陆续有华人去西餐馆就餐了。及至后来，竟然发展到“裙屐少年，往往异味争尝，津津乐道’。当然，这里有很大成份为猎奇者的行为。到了19世纪90年代，“向时华人鲜过问者”的西餐则出现了“裙屐少年，巨腹大贾，往往携姬挚眷，异味争尝”的局面。由于西IN"人各一肴，肴各一色”，“分曹据席，，用餐方式极为文明，使当时不少的文人也成为了番菜馆中的常客，孙宝暄就对上海四马路上的一品香番菜馆情有独钟，甚至于还在那里款待过康有为。随着人们崇洋心理的日渐强化，上番菜馆就餐遂成为了中上阶层讲排场的一种方式。“光宣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甚至于就连光绪的老师翁同于床在宴请俄国使臣的时候也是准备了“西宾馆洋菜……洋人来指摩，一切皆洋式’, 可见，去番菜馆吃西餐在此时已经成为了官场之中的一种时尚。当时不仅官场如此，甚至就连下层百姓也对西餐是好感有加，一些外国人抓住这些人的心理，便开设简易的番菜馆，如上海四马路胡家宅有一家日本番菜馆，每客大菜只需五角钱，还备有咖啡、水果，不过质量实在是难以恭维，尽管如此，这类小餐馆还是门庭若市。
　　随着西餐的日渐普及，一些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也走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西式食品很早就进入了中国。1853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开设的老德记药房就开始生产冰激凌、汽水等西式食品，主要供应对象为在上海的西方人。咸丰八年(1858)，英人埃凡在上海创办了埃凡馒头店，开始生产面包和糖果。5年后，他在上海开设埃凡洋行，生产啤酒。此后，又有咖啡、奶茶、香槟、冰棒、冰激凌、饼干、蛋糕、罐头以及葡萄酒、白兰地等相继传入中国。西人随之又在中国开设了多家工厂生产这些产品。
　　最初，这些食品的消费群体也是主要面向西方人。不过，随着西方生活方式的日渐被接受，这些食品方便的食用方式和其亦为美味的优点很快显示出来。正因为如此，西式食品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喜欢，并成为人们餐桌之物和待客极品。在有些文士家中，甚至还以“西洋名酒’，以飨朋友雅集【。随着西式食品在中国的大受欢迎，以华人为主的西式食品生产厂家也日渐多了起来。最终，在中国人的饮食形式上出现了中西并举的局面。
　　在居室建筑上，中国人受西方人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古代传统的建筑结构一般为木骨泥墙，主构架则全为木结构，这是中国建筑独有的特点，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木结构的建筑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易于发生火灾、承重力差，不宜向高层发展等。最初，中国人对洋式建筑的认识只是“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居，多至三层，绣阔绿窗，望如金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埠，西方人在跑马圈地的同时，也把西式建筑带到了中国。最初的西式建筑只能说是神似。因为这些建筑的设计者大多是外国商人或传教士，施工者也只是没有造洋房经验的本地泥水匠。最早在中国出现的洋房一般为周边作拱券式回廊的砖木结构建筑，这一模式最初是由欧洲传入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因而被称为“殖民
　　式”。随着西人在租界的日渐增多，西式建筑也越加增多。以至于上海英租界“布满了华丽的房屋。这些建筑各依其所有人的嗜好而设计的。其形式有的是仿希腊的庙宇，有的是仿意大利的王宫’。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设计西式建筑的营造厂，本地的泥水匠也分成了造华式屋宇的“本帮’，和造洋房的“红帮’。到1866年，上海“夷场”也是“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根，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
　　随着租界西式建筑的日益增多，其华丽美观的外表和大方实用的特色被华人所认识，西方住宅不仅节约地皮，而且有许多门窗，采光和通风良好。“其收光避湿种种，皆合于卫生之道’，。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纯粹的崇洋心理。于是，在通商口岸，一些华人开始仿造西式建筑。在天津，西式的小洋楼开始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22」(((民社志五·生活》)。而由于西式建筑方式的传入，中国人的传统民居建筑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特点。以上海为例，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上海逐渐形成了花园洋房(独立住宅)、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民居建筑”
　　最初由于租界实行华洋分居政策，西式洋房全为外人居住，但自小刀会起义后，这一局面遭到破坏。1854年，租界当局修订土地章程，准许华洋杂处，华人开始涌入租界。到了70年代，进入租界的华人富商数量愈加增多，他们也开始住进了洋房。最初他们的住房是完全按照外侨原住国的建筑式样建造的，是纯粹的西式建筑。但是随着进入租界的江浙富人的增多，房屋建筑者们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居住习惯，在建造洋房的过程中，又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这样就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也就更适合中国人的居住习惯，同时也使华人对西式建筑的认同感更为加强。
　　但是，毕竟只有少数富人才能拥有洋房。多数华人还只是市井平民。上海辟为租界后，人口剧增，地皮压力加大，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且为了规范租界市容规划，租界当局制定了规章制度，使华人在租界设计民居方面有章可循。在以上各种因素的作用下，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西合璧式的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式民居建筑在上海租界应运而生，。这种石库门民居从建筑布局和风格上看，“既吸收某些江南民居特色，又具有西方城市民居的特点’，比如，“在门和百叶窗、栏杆、楼梯等部分，就采用了西方的建筑技术。石库门民居既符合占地少、设计合理、坚固耐用、美观大方的原则，又适合市井平民的消费水平。所以，这种建筑模式在上海很快就风靡一时，甚至每年以数万计递增，成为上海最大众化的民居。随后，在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出现了石库门式
　　的里弄住宅。
　　当然，在这一时期，建筑材料已经一改过去中国传统的木质结构，而是以砖木混合结构为主。到了1 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砖石钢骨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方式开始传入中国，并日渐成为城市建筑的主要建筑方式。
　　四
　　随着洋人的进入，城市中华人的交通方式也出现了西化的趋势。
　　在中国古代，城镇中向来无车，人们传统的代步工具是轿子。但是轿子既不方便，又无速度，且资费又高，虽然上海开埠后有由江北独轮小车传入，但作为人们的代步工具却又勉为其难。
　　西方人来到中国以后，把他们习惯的交通工具一马车也带到了中国。虽然在乾隆年间马戛尔尼曾经向乾隆赠送了两辆四轮双马车，但只是被作为“万邦”进献的贡物陈列在圆明园。作为真正的交通工具进入中国的马车最早是于1855年在上海出现的。随后，在香港、广州、天津等西人聚集的地方也出现了西式马车。作为便利的交通工具，马车很快就引起了华人的浓厚兴趣，华人也随之仿其样式制造，城市中的马车逐渐增多，一些富裕的华人开始乘坐马车。马车“有双轮、四轮者，有一马、双马者，其式随意构造，宜雨宜晴，各尽其妙”。到了50年代后期，上海更出现了“马路”这一名称，却也是由马车而来。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通商口岸还出现了马车制造业和出租业，可见当时乘坐马车已经成为
　　一种时尚。
　　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另外一种交通工具则首推黄包车。黄包车又称东洋车，虽然是从日本引进，但是发明者为美国传教士果伯(Jonathan Gotr1e)，所以，也可以说是西方的产物。1874年，法国人米拉向上海租界申请从日本引进了300辆黄包车。由于其方便实用，大受人们的欢迎。所以很快就在一些大城市风行一时，并有人照样仿造，使
　　得黄包车数量大增。黄包车也成为城市中有身份的人们出行的主要代步工具。
　　后来，又有自行车传入中国，成为一种新的代步工具。但是由于自行车最初既不安全又难驾驭，所以很难普及。最早进入中国的自行车已不可考。不过1876年就有记载云:“车式前后两轮，中嵌坐垫。前轮两旁设铁条踏蹬一，上置扶手横木一。若用时骑坐其中，以两足踏蹬，运转如飞。两手握横木，使两臂撑起，如挑沙袋走索之状，不致倾跌，快若马车，然非习练两三月不能纯熟【，但是这种样式的自行车仍为木制，性能不佳，且由于中国的道路坑洼不平，没有平坦的马路，也使得这种自行车难以流行。后来直到链条和充气轮胎发明以后，才解决了自行车的安全问题。不过，由于自身的原因，自行车在晚清时期始
　　终没有成为主流的交通工具。
　　更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交通工具则是有轨电车。中国开通有轨电车最早的是香港。1899年，北京又开通了城南马家铺至永定门的电车。这条线路共长9.4公里，由于清政府迷信作祟，不许火车通至京师，而是应外国使臣的要求，只为解决京津铁路终点站马家铺至北京城的客运问题修筑的。但是，作为市内交通工具的电车仅仅作为火车运送市郊火车旅客，就免不了要受到冷落了1906年，天津又开通了5条电车线路。1908年3月5日凌晨5时30分，上海第一辆有轨电车开通。
　　有轨电车在城市中的开行，给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带来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人们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新生事物。“电车开驶而后，旅行既便，票价尤廉，境内欢迎……座间客满，肩为之摩，甚至有无甚要事姑借以游览者。其为人所信用可知，而前途之发达更可知。”」有轨电车的开通给华人带来了现代交通秩序的观念。同时，电车公司还规定了车内卫生和使用文明语言的规定。对扭转中国人不讲公共卫生的陋习也有所帮助。
　　在这之后，又有小汽车进入中国成为华人的又一代步工具。最早进入中国的汽车出现在上海。1901年，一个叫李恩的匈牙利人将2辆小汽车带入上海，供租界中的外国人使用。但是“未见功效”,1902年，在上海的外国人柏医生开始使用汽车，“至是始渐行矣’，，
　　随着汽车在全世界的推广，国人对汽车的代步功能有了全新的认识。1908年1月23日察哈尔都统诚勋上书朝廷，奏请开办汽车公司。同年春，商人吴远献请求官方同意在北京开办汽车市内交通，官方虽然以“京师地面街道狭窄，马路尚未修齐”为由拒绝，但仍然认为“汽车行驶极速，向称便利’，」。可见，汽车的代步功能已被人们认识到，只是由于道路制约而已。而在上海等马路通畅的地方，到了1911年，至少已有数百辆汽车」。可见，此时的国人已经接受了先进的生活方式，并日益将之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西方文化出现的大碰撞之中，中国虽然是以被侵略的角色被迫打开了国门，被动吸纳西方文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 。因而可以说，无论这种吸纳是被迫还是自愿，都是中国开始抛弃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接受了世界认同的国际化时尚，开始了融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潮流之中的历程的一个侧面，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免还有着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