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忽必烈不让汉人南人当高官，也不开科举

最主要首推宋代以【崇文抑武】为国策，科举制度最为发达，大开科举，大幅度增加取士名额，科举取士之多，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不只多取而且亦提高科举及第者的待遇，但南宋却因文人积弱积贫而亡国。故元朝开国前期几位皇帝也皆以宋朝文人亡国为教训，元世祖(忽必烈) 甚至公开表示：「科举虚诞，朕所不取。」由此可见，元朝对科举的成见之深。
再论，元世祖(忽必烈) 一向嫌恶宋朝、金朝儒生崇尚诗赋之作风，他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况且开国之初，儒学对于局势并没有实质的帮助，元世祖(忽必烈) 当时迫切急需的是增强军力，以强大武力稳定天下，科举并无法帮元世祖(忽必烈) 解决当时的问题。
三论，南宋灭亡后，一部分儒生痛呼【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辟以自解矣！】，当时社会痛批以章句注疏、声律对偶之儒士误国，开科取士的方式亡国，再加上理学家许衡等人也因忌恶宋、金科场弊端遗风，对于元朝是否立即恢复科举也不感兴趣，这些种种社会观感也加深了元朝对科举制度本身更加的不信任。
四论，元朝于公元1271年建国之时，其为蒙古贵族建立的封建政权，怎可能愿意像宋朝皇帝一样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呢？科举取士是汉人举贤方法，元朝如果全面实行科举便意味着将全面的汉化，意味着蒙古贵族特权也将丧失，既然开科取士将会剥夺这些蒙古贵族的既得利益，其实行的阻力必然很大，这也是为何元朝每当世祖、成宗、武宗在殿堂与大臣议论开科取士之时，必会拥现越来越大的力量排挤和对抗科举，以保卫自身的生存空间，开科取士之法皆会难逃胎死腹中命运的原由。
五论，元朝之所以能建国得天下，完全靠的是马上武功，并不是科举文人之士，马上见真章，武功论权势地位，当时朝庭重要官职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等蒙古贵族上层分子把持，因此开科取士对于元朝来说是可有可无的。
元朝到元仁宗又为何重开科举取士呢？因元朝统治中原半个世纪，几朝皇帝仍不能以马上武功治世，甚而民心向背，乱象丛生，再加上元仁宗从小生长在中原地区，深受儒家学说熏陶。元仁宗曾表示：「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至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于是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 下诏开科取士，实行科举制度。实际上，元朝第一次实行科举是在元仁宗延佑二年(公元1315年) ，元朝自灭宋至其灭亡共八十九年，其间实行科举制度的时间只有三十八年，约占百分之四十三。
元朝第一届科举会试和殿试，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内城）举行，各省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只有135人，从中获录取的进士只有56人，均不足原订的数额。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是在两年前正式下诏恢复科举考试，并于去年8月在各省举行乡试开科取士。这是宋朝灭亡以来，近40年来的第一届科举考试。这名蒙古皇帝从9岁开始受到孔孟儒学熏陶，认为儒家伦理纲常可以治国安邦。他日前巡视“皇家学院”国子监时，谈到了复办考试的目的。他说：“我的心愿是让百姓安居乐业以图治，如果不用读书人，如何实现这个心愿？”极力主张复办考试的是他的老师李孟。这名当天陪同皇帝巡视的汉儒告诉记者，两年前的夏天皇帝召见，就如何选拔贤才要听取他的意见。“我当时上奏说，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途径不只一条，但汉、唐、宋、金盛行的科举取仕，远胜一切。而如今若想恢复科举，应注重德行、经术，其次是文辞，这样才能招揽到有真才实学的贤士。”对于第一届科举名额不足的原因，李孟私下透露，并不是汉人、南人缺乏合格者，实际上参加乡试的汉人、南人总数要比蒙古人、色目人多几倍；但因蒙古人、色目人考生中难以选满150个举人名额和50个进士名额，所以就将汉人和南人的乡试会试名额同数空缺，以维持四等人入选数量的均衡，以免汉人、南人在科举中占优势。据一些汉族读书人反映，元朝科举存有不平等现象，例如乡试和会试的程序规定：蒙古人、色目人第一场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四书”内出题考经义，再根据时事出题考对策；汉人和南人除了这些内容外，还须加考赋与杂文各一篇。待遇方面，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题难度较低，考试也少一场，但授官级别却比汉人、南人进士高。而且蒙古人、色目人如愿参加与汉人、南人同样难度的考试，中选后更加一等授官。殿试结果分右、左两榜公布；元朝以右为尊，蒙古人、色目人因此名列右榜，汉人、南人列左榜。名义上两榜的第一名都算状元，但只有右榜状元才算真有资格为官，左榜状元不受重视。一些汉人考生投诉，这和寻求优秀人才的原意相违背。不过朝中一名文官透露了实际的情况。他说：“皇帝是有心对汉民、南人以平等相待的，无奈朝政受他母后（答己）和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把持，我看他是有心无力。”

元朝并不是不举行科举考试。只是初期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停息。初期，元朝不偏重开科取仕，灭宋后二度不举行科举，至元仁宗延佑二年才再次创办。 但是早在1306年，元朝为了体现中华民族一统化的决心，也为了向汉族人证明蒙元皇权尊敬孔子等圣人，元成宗命在大都北京建设祭祀孔子的圣庙，诏封孔子先圣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董仲舒和朱熹等人也得以谥封。1313年，元朝承接宋朝科举方法，并首次以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为科举版本，也就是要求参加科举人员发人员必须以朱熹的注释去理解圣人言论，这样，就压抑了许多学生自己对经典的理解，朱熹的思想文化开始占据了科举的重要位置，程朱理学就是这样借助科举而登上中国思想文化神坛的。四股文经过元朝和明朝的不断发展，到了明朝弘治九年，也就是1496年，在该年的会试题目《责难于君谓之恭》的作文要求中，八股文正式完善于世。 元代的科举制度大部分相沿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科举分为地方的乡试，与在都门举行的会试及殿试。元代科举只考二科，但分成上下榜。右榜供蒙昔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需求相对较简略。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3场，需求相对较严酷。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派。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死亡止，科举时办时废，共举行过16次，取士二千余人。但元科举所选人材通常并没有受到充足的器重，在元政府中孕育发生的影响也不大。 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你好：
科举考试最终废除是在清朝光绪年间，不是在元朝。但是在元朝的确被废除过。
在元朝被废除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蒙古族不是很接受汉文化，希望通过废除科举这样的措施打压汉文化。他们把人分为四等，南人（主要指原来的宋朝百姓）是最低等，而恰恰是这批南人最信奉汉文化，蒙古族的态度可见一斑。
知识小补充：科举制度是创立于隋朝的，完善于唐宋，鼎盛于明（在明朝演变成八股文，个人认为这种鼎盛有些变质了）。清末废除。清朝的科举考试分类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的其他回答。

以上是我的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905年9月2日，随着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一纸清帝谕令，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最终画上了句号。关于科举的功过是非，历来是雾里看花，莫衷一是。唐太宗李世民赞叹科举收罗了四海英才，“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近代西方人则把科举称为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孙中山考察的结果是：“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相反的责难却更多，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中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康有为怒斥：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全是八股考试惹的祸！李光耀更直言：科举使中国被摒弃于西方伟大科学工艺发明和工业革命的门外……百年后的今天，把科举放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也许可以更理智地审视这一特殊的考试制度。9月2日，科举制度废除整整100年。今天的人们，到底该怎样认识和解读科举，记者特意走访了长期从事科举研究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主任李国荣研究员。袁世凯等一批封疆大吏奏请雷厉风行废科举李国荣：自隋、唐开科考试，历经宋、元、明、清，在这漫长的1300多年里，对科举考试，特别是对八股考试，一直存有激烈的争论。北宋年间的王安石时代，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间，朝野上下都曾有过大的讨论，康熙时还真的停了两次八股考试。到了晚清年间，争论更为激烈，1898年春，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在圆明园面见光绪皇帝时，就曾力陈八股考试的罪过，指出学八股者“不考地球各国之事”，造就出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庸才，当国难临头的时候毫无用处，“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一句话，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全是八股考试惹的祸！正因这样，1898年的戊戌变法，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废除八股考试。可是，慈禧发动的政变，使103天的新政成为泡影，八股遂又得以苟延残喘。三年后的1901年，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中，为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慈禧搞了一番新政，宣布停止八股文。但是，这时的点滴改革已无济于事，朝野上下有关兴学校、办学堂、废科举呼声越来越高。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等一批高官，联名上奏朝廷，明确提出：国家危迫情形，一刻千金，“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言辞激烈地请求“雷厉风行”“停罢科举”。面对这些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的联合奏请，朝廷已不能等闲视之，就在9月2日的当天，便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下谕旨，向全天下宣布：“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这一上谕的发布，宣告了古代中国科举制度的终结。 千年科举走进死胡同.

公元1234年，大蒙古国（1271年忽必烈建元朝）灭金，废科举；
1279年灭南宋；
1315年恢复科举，三年一次，开设七科（进士科，明经科等等）；
1333年，废两科；
1342年，被废的两科恢复，并增至九科。

这是我在中国选举制度课上的笔记。好吧，后悔没有好好听讲做笔记，不是很详细……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他留给后人的印象就像他的王朝一样，奇特、陌生且短暂。人们记得的只是，1368年，明王朝的军队高歌猛进，由南到北彻底终结了蒙古人在汉地的统治，而元顺帝作为其王朝谢幕时的末代君主，逃往草原的背影是那么的落寞。

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成王败寇”事件的又一次重演，胜者一手开创了延续两百多年的明王朝，败者虽然狼狈北逃，但其代表的蒙古势力却似鬼魅一样始终缠绕着明王朝，挥散不去。历史的复杂，促使我们思考着，所谓“胜负”的反复和纠葛，所谓“正义”或“邪恶”人物身上的多面性。如此，让我们以元顺帝为切口，一探元朝后期的风云际会，这或许会增加我们对这一番改朝换代的了解。

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

一、政治斗争不容“昏君”

因为背负着亡国的名声，以及在设计领域的杰出表现，元顺帝长期被冠以“昏君”的名号。当然，在他执政的中后期，他确实逐渐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一副“亡国之君”的样子。但部分不能遮蔽全部，考察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简单的将其脸谱化。一个明了的事实是，蒙元政权从世祖即位（1260年）到顺帝北遁（1368年）共一百零九年，传五世十一帝，而元顺帝在其中独占三十六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元代皇帝。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一个果真昏庸无能的君主是怎么在惨烈的权力斗争中幸存并掌权如此之久的？在元世祖忽必烈和元顺帝之间的三十余年却换了九位皇帝，元朝的宫廷真的如平静湖水，任由昏君玩耍吗？

元世祖忽必烈剧照

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是元明宗的长子，元宁宗的长兄。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十七日生于察合台汗国境内，其父元明宗即位后，被迎回元朝，但不久元文宗毒死元明宗，妥懽帖睦尔也就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先后被流放到高丽和广西。然而命运却仿佛在开一个天大的玩笑，元文宗、元宁宗相继去世后，皇位虚置，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和妥协中他最终被选为继承人，由太后卜答失里下令迎回，并在至顺四年（1333年）六月初八即位于上都。

元顺帝即位时，只有十三岁，面对错综复杂的朝局，他不得不学会妥协。比如，答应已被尊为太皇太后的卜答失里，以后传位给她的儿子。比如，接受明宗旧臣的进言，重用伯颜，元王朝由此进入伯颜专权的时代。而顺帝本人只好深居宫中，韬光养晦。

幼年元顺帝

伯颜虽是位专断权臣，不过他还是试图有所作为的。比如，建议改元“至元”，意在重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那种盛世；比如，减少宫廷支出，减轻赋役税收，增加对各地的赈济。但也是他，禁止汉人参政，取消科举，禁止汉人学习蒙古语。伯颜对汉人政策的激进，不仅加深了民族矛盾，也使得顺帝对他更加不满。

终于，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元顺帝和他的亲信大臣脱脱抓住了伯颜出猎的机会，果断发动了政变，伯颜被罢黜免官。自此以后，专断权臣的势力得到清理，元顺帝真正开始掌握大权。在罢黜伯颜的过程中，顺帝亲自发号施令，进行决策，开始展露出他的帝王才能。罢黜伯颜之后，顺帝还对文宗的势力加以整肃，比如，将太皇太后迁往别地，以削弱其影响力。这些举措都充分加强了顺帝的权力，为他接下来的一系列作为奠定了基础。

二、改革和新政：不是没有努力过

至元六年十月，在罢黜伯颜过程中颇为得力的脱脱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顺帝宣布改元“至正”，“以至元七年为至正元年，与天下更始”。十九岁的元顺帝和二十六岁左右的脱脱，两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锐意改革，推行新政，史称“脱脱更化”。

至正通宝

首先，脱脱恢复了科举制度，重开取士之门，在他的主持下还先后修撰成辽、宋、金三部正史，儒治之风一时兴起，这有利于缓和元朝政权与汉族的矛盾。其次，脱脱还整顿腐坏的吏治，并努力吸取隐藏民间的人才进入政权，这对整肃政权内部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脱脱重视农业发展，他下令颁行用于指导农业生产的农书《农桑辑要》，并且减轻赋税，促进农业生产。正是在元顺帝和脱脱的共同努力下，岌岌可危的元朝政权得到了喘息的时间。

但好景不长，就在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渐展开和深化的至正四年（1344年），脱脱却以身体多病的理由请求离职。宗教神秘的预言让脱脱意愿更坚，遂接连十七次上奏请求辞官，顺帝同意了。虽然脱脱离场，但在之后五年中，顺帝也并没有失去进取之心，他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了庞大帝国的基层代理人——官员上，官员的贪或廉、贤或昏往往影响着政权的信誉和政策的执行程度，这也是蒙元政权的软肋。元顺帝很重视任用地方守令，他明白这些人在帝国机制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然而，遣官派令的政策固然出于好心，在已经腐化的体制中推行反而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另外，至正四年（1344年）之后，中国进入了灾害多发期，华北平原尤为严重。天灾不断，灾异频频，人民难以生存，纷纷流亡，甚至一度影响到了大都。

脱脱

等到至正九年（1349）闰七月，脱脱再次被起用为中书右丞相时，他们所要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在天灾和人害的摧残下岌岌可危的国家了，他们所能做的似乎就是充当“救火队长”了。脱脱先后被派去治河和出征平叛，在这个过程中，昔日锐意图治的伙伴也因为种种原因而渐渐分道扬镳。至正十五年（1355）底，脱脱最终被政敌毒死，只是不知道是否出于顺帝的意思，但他确早已失去了顺帝的信任。

三、在信仰和爱好中沉沦

脱脱一死，元王朝彻底滑向深渊，再无转机，直至倾覆。面对四处蜂起的起义军和政府财政的困顿局面，元顺帝无力也无法应对，他逐渐醉心于他的信仰和爱好之中，与王朝共沉沦。

至正中叶以后，元顺帝逐渐怠政，他所宠信的佞臣哈麻将神秘的藏传佛教密宗带进了他的生活，使他一心研修藏传佛教的密宗仪式，沉湎于“房中运气之术”，逐渐失去了最初的那种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在虚幻神秘的宗教仪式的环绕下，他如痴如醉，像个信徒而非皇帝一样，卸下了作为天下主宰的责任和担当。

元大都宫殿

元顺帝在建筑工艺、机械工程等方面很有天赋，建造宫殿时，顺帝亲自画成建筑图样，又亲自制作模型，让工匠依照他的图纸开工。在处置脱脱的这一年，《元史· 顺帝纪》还记录了他的几件“闲事”。

比如，他亲制图案，设计了龙船。龙船前后长达一百二十尺，宽达二十尺，前有帘棚暖阁，后有殿阁楼台，且都用五彩金妆，十分奢华。龙船上有二十四名水手，身穿紫衣，皆戴头巾，分列船两侧，甚是瞩目。龙船建成后，顺帝还亲自坐船体验游戏，据说船行驶时，龙头的眼和口，还有龙身上的爪和尾巴都会活动起来，很是巧妙。

龙船

再比如，他还自己制作了宫漏，高约六七尺，宽大约是其一半。宫漏结构复杂，有一木箱，藏于其中，靠水力运动，而木箱上则设置西方三圣殿，箱腰则有捧着时刻筹的玉女，只待时间一到，便浮水而上。宫漏左右有持钟、持钲二位金甲神人，在夜晚按时击打，不差毫秒。当钟钲鸣叫时，在侧的狮凤皆翔舞以贺，甚是壮观。木箱西东有日月宫殿，有六个飞仙立于其前，等到子时或午时，飞仙则会通过仙桥到达三圣殿，之后又退回如初。宫漏的设计可以说是精巧绝妙，令人赞叹。

以上相关描述文字，实在是勾勒出了顺帝建筑和设计领域的天才一面，细细品读，确实精妙。这在中国古代皇帝中大概只有爱做木匠活的明天启帝才能与之媲美吧，“鲁班天子”的戏称自然也是名不虚传的。

明军攻入大都时，曾经缴获元顺帝自制的宫漏，作为战利品献给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看了后说：“废万几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亡灭？”命左右将其捣毁。确实，把过多的精力花费在他的信仰和爱好上，不仅颓化了他的生活，更消磨掉了他的意志。如此下去，当然是北遁草原的命运在等待着他。多说一句，“顺帝”这个尊号，正是朱元璋为他上的，意指其顺应时代变化，自己跑回了草原。

因为元顺帝虽然励精图治，但难以挽救元帝国江河日下之颓势，元末各地民变频发，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他最后心灰意冷，只能放纵自我。

那是因为刚开始，觉得国家需要励精图治，到了后来，觉得天下太平，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也需要进行适当的享乐，所以就放纵自我。

因为他发现元朝每况愈下，实在难以扭转大局。

元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中书令耶律楚材建议以科举选士，被采纳。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角鲁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诏书称：“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张开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与各住达鲁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宜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人仕，续听朝命。”第二年（元太宗十年戊戌，1238），“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路长官同署公事”。得士凡四千三十人，称戊戌选。按当初耶律楚材的设想，是以此为开端，逐渐恢复科举选士制度。戊戌选合格者便取得了进一步参加“精选”的资格，而再辟举场，则可取其中精英人仕。戊戌选是精选的初试或预试。但这次的选举安排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因“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由耶律楚材建议的恢复科举取士的尝试竟以失败告终。中选的四千余人中可考者约二十人。其中杨奂试于东平，赋、论皆为第一名，授官河南路征收课税使，兼廉访使；赵良弼授赵州教授；许楫为中书省架阁库勾当，兼承发司事；雷膺被史天泽任为万户府掌书记；张文谦试于大名，中选后得复本户徭役。

此后，科举取士停废多年，不曾被提及。直至元世祖即位后，在积极推行汉法的同时，也曾反复多次议论恢复科举。

至元初年，丞相史天泽提出恢复科举，但未予施行。

四年（1267）九月，翰林学士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科举取士为当时切务。世祖诏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议立程式，似有意恢复，后又因“有司难之，事遂寝”。但有关恢复科举的问题看来一直是在议论和筹备中。七至八年间（1270-1271），礼部拟定以词赋、经义二科取士，尚书省拟罢词赋，用经义、明经等科，举子需由品官保举方许入试。

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请实行贡举。因知世祖对佛教的态度是重教而轻禅，为迎合帝意，竟将儒与佛教相提并论，称“科举类教，道学类禅”。殊不知忽必烈看重的是治国之术，对儒生“日为词赋空文”深怀不满。于是，他召宰臣廷辩，并对符宝郎董文忠说：“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董文忠素不善诗，也不必求通过科举入仕，故回答说：“陛下每言：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谓道学！而俗儒守亡国之习，欲行其说，故以是上惑圣听，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国之意也。”

参加这场廷辩的还有姚枢、许衡。因科举实行几代后，其本身的流弊也逐渐暴露，读书应试者死守章句，专心于场屋程文，不通世务，难成治国之才，科举选拔人才的实际作用已大大减弱。当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甚至有人把金朝的亡国归咎于崇儒。故在当时拥有很高威望的许衡也并不热心科举而主张大兴学校以培养、造就人才。元世祖需要的是务实治国之才，也认为“科举虚诞”。对许衡、董文忠等的意见和倾向自然容易接受，因而对科举一直缺乏热情。

蒙元时期有大量宗室、勋臣和怯薛子弟入仕为官，又接收了金朝的降臣、降将，汉人世侯也各自辟置了官属和幕僚，元廷没有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迫切需要。但呼吁恢复科举者显然也大有人在，因而长期以来，关于恢复科举的议论和筹备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

十年（1273），又有诏行科举，命翰林老臣等拟定程式。

十一年十一月，翰林院上奏所拟科举程式于太子真金。“奉令旨，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参酌时宜，以立制度”。

十二年正月，又议。参加者有窦默、姚枢和刚剐奉召入京的杨恭懿。恭懿言：“明诏有谓：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曰为赋诗空文。斯言诚万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举有行检、通经史之士，使无投牒自售，试以经义、论策。夫既从事实学，则士风还淳，民俗趋厚，国家得才矣”。看来，这次讨论的结果可能是确定了以经义、策论两科取士。苏天爵说，“条目之详，具载于策书”。科举的准备工作看来也已经完成，但最后还是未能付诸实行。

至元二十一年，中书右丞相和礼霍孙再一次建言设科举，再诏中书省议。不久，“和礼霍孙罢，事遂寝”。

在官僚队伍的补充和更新方面，由于不能以科举选士，则不得不开辟新途径。而某些低级官员出现空缺时，也常常以吏员升职，久而久之，吏员出职逐渐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科举停废造成的人才短缺现象。灭宋后，又搜罗了一些南宋儒生，世祖后期，多以儒臣任监察和词苑职务，通过他们掌握舆情和整顿吏治，也能大体上维持元朝社会关系的平衡。元世祖时期这种用人政策的实施使科举选士的重要性降低，科举已不再是选士的重要途径。成宗、武宗的经历又是以领兵镇守漠北为主，与儒生接触甚少，对科举取士更形隔膜。因而，历世祖、成宗、武宗三朝，恢复科举虽然曾多次被提及，到仁宗即位前，却一直是议而不行。

就最高统治者对科举的态度讲，仁宗的情况与前几位皇帝显然不同，他自幼生长于汉地，一直有儒臣相伴，特别是名儒李孟，“仁宗在宫中，孟曰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在怀州四年间，他也始终随侍身边，“诚节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李孟依然坚持“汉、唐、宋、金；科目得人为盛”；柏铁木儿也特别提出“先朝尝欲举行而未果”。时故老凋零，吏员人仕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明显而且严重，仁宗在潜邸时已“深见吏弊，欲痛划除之”。久居汉地的蒙古、色目贵族的汉文化索养也有了一定提高，恢复科举的条件终于成熟。

皇庆二年（1313）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已治人之道，……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于是，十一月，下诏行科举，诏称：“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议论了半个世纪的科举问题，终于有了结果。

元朝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

乡试科目，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至正时减为三条，另增本经义一道。第二场试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也于四书内出题，并以己意结，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做一榜，汉人、南人做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各行省、宣慰司、直隶省部按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分配名额。全国乡试中选合格者三百名，送大都会试。会试科目与乡试同，于三百人中录取一百，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人。一月后，于翰林院参加殿试。

殿试蒙古、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题目由儒臣草拟四首进呈，皇帝选定其二。监试官与读卷官以所对第其高下，分两榜公布。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由于右榜取数常不满，故元代每科所取多不满百人。

元统元年癸酉（1333）科，取士百人，“左、右榜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余赐出身有差。科举取士，于斯为盛”。

但是科举恢复后，进展并不顺利，英宗即位时，出现了一些周折；泰定即位时，几乎又被停废。“周旋扶护而潜弥之，一、二人是赖。盖设科以来，列圣首诏。必有因而摇动者”。到元顺帝元统三年（十一月改至元，1335）十一月，艰难推行的科举还是被权臣伯颜所废。

古代风景画鉴赏元统二年三月有诏称“科举取士，国子学积分、鳝学钱粮，儒人免役，悉依累朝旧制”。重申旧制，看来正是旧制面临危机的反映，不过，可能是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或争论，支持科举者取得了暂时的优势，旧制被重新确认，元统三年的乡试得以照常于八月举行。但很快，形势便急转直下，十月，监察御史吕思诚等19人弹劾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而彻里帖木儿在权臣伯颜的支持下，视事如故，台臣却多被迫辞职。由于台臣多由科举人仕，对权臣的为所欲为多有牵制，早已成为伯颜的政治敌手和擅权的最大障碍，自然也为他所嫉恨。而今伯颜的同党又为御史所劾，自然迁怒于科举，所谓“彻里帖木儿挟私憾，奏罢进士科”，实则不过是秉承伯颜的意志行事罢了。废罢科举也就成了他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他既希望利用废罢科举打击儒臣，也想以此换取反对科举诸社会势力的好感，于是科举首当其冲，成了元朝后期社会各政治派别斗争的牺牲品。在废科诏书草就而未用玺印之际，参知政事、知经筵事许有壬向伯颜力争，却终不能挽回。十一月，废科诏书下。

但是，儒臣为保卫科举也可算不遗余力。罢科举的诏书颁下仅三个月，该年闰十二月，御吏台再以指斥武宗和取内侄女为己女冒领珠袍事弹劾彻里帖木儿，彻里帖木儿被流放于安南。于是他们又开始为恢复科举奔走呼吁了。其不知彻里帖木儿的去留对科举并无决定性影响，伯颜不去，科举实不可能恢复。因此，直至脱脱配合顺帝除去伯颜后，科举才得以重新进行。

元朝科举虽取人有限，却依然是广大士人阶层的希望和利益所在，废科之举激起了士人普遍不满，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给元政权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反对科举的政治势力也没有从中得到更多好处。伯颜试图以废科举排斥打击政敌的结是加速了自己的垮台。

至元六年（1340）初，伯颜被贬死。年底，顺帝下诏恢复斗举。至正元年（1341），科举再兴。

有元一代，共开科试十六次。由科举人仕者，包括国子监应贡会试中选者共计一千二百名。占仕途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三。“这个比率，大致上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同时，曲科举入仕者，只许有壬一人得进相位。“复科后五十四年间，可以确定是以科举进身的参相者有九人。把他们各自人相的年数相加，一共只有二十七个年头，占同时期中参相官员各自在职年数总和的3%强。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进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的约二十多人，做到行省宰臣及路总管的也不过二三十人，在同级官僚总人数中的比率自然都低得惊人。”

因此，进士出身的官员，无论就数量还是就地位而言，在官僚队伍中，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对有元一代宿卫出职皆居当道要津、品官来源多自掾吏人流的用人格局，基本上没有什么触动。”故时人认为“元有科目，名有而实不副”。

但是，有限的科举取士对元朝乃至后世依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国传统的封建国家法制，实际上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以儒家学说为标准考试取士虽然有各种弊端，但从根本上说，它在意识形态方面保证了入选官僚在素质上与其所维护的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意味着国家在保障地主对农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方面的责能，而且意味着它作为各对立阶级之间的调节器，必须用儒家思想来约束统治阶级自身的过度行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减缓统治阶级的腐化速度以及对抗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激化趋势。封建国家机器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调节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取决于掌握这个机器的官僚的素质”。元代科举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内，官僚队伍中涌入大量“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熏习教冶的胥吏令史”，“损害了官僚素质与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和谐，破坏了封建国家机器所具有的某种调节作用，结果，既加速了吏治的腐败，也加剧了整个社会状况的恶化”。而科举的有限保留，自然也就有限地发挥了它的调节作用。

科举的实行，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儒家思想文化在汉地得以继承和传播，同时，也带动和提高了边疆后进地区文化的发展和普及。全国各行省自岭北至海南、云南，从陕西、甘肃到辽东都按所定数额选举子人试，再辅以学校的建立，则使先进的汉文化得以向边疆地区推广，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尤其是西北地区，色目人中出现了不少汉文化修养很高的知识分子，这无疑是以各少数民族汉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为基础的。

自元仁宗恢复科举，试题多以朱熹及其门人弟子对四书、五经的注疏为准，《春秋》许用左氏、公羊、谷梁三传，《礼记》仍用古注疏。这种专以理学取士的制度，自元朝开始，为明、清所袭，维持了近六百年，对理学，尤其是小学的普及与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带入了更多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