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运粮为何不走海运

道光己亥年（1839年）五月二十日的夜晚，辞官南归的诗人龚自珍，路过淮安大运河畔，看到夜幕下一艘艘北上而去的运粮漕船。那硕大的船身在拥挤的河道上逆水而行，岸上一队队汗流浃背的纤夫，赤裸着上身，高喊着号子，声音响彻夜空。

这艰难而又雄壮的劳动场景，打动了诗人的内心，他想起在京中为官的日子，官俸禄米中的一颗一粒，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泪如雨下的诗人，挥毫写下了一首诗：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上图_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号定庵

自隋唐以后，随着江南的开发，雨水充沛的东南地区逐渐成为我国主要的产粮区域，而我国的政治中心处于北方，在京师有着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文武百官还有上百万计的市井小民等着吃饭，故而朝廷十分迫切地需要把南方的粮食运输到北方，这就是所谓的“漕运”。

为了漕运，历代统治者修建了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的开挖和维护都是相当繁重的工程，运河需要贯通长江、淮河、黄河，各河流水文条件不同。为使运河贯通，需修筑复杂的水利设施。特别是黄河，黄河是一条地上悬河，要让运河通过，必须要将运河河道垫高。黄河泥沙众多，时常淤积运河，还时常耗费人工物力常疏浚。黄河一旦决口，一溃千里，运河也被迫阻断，之后又必须投入巨大人财资源开挖。

明代为保漕运，引淮刷黄，束水攻沙，不断人为抬高淮河水位，通过运河冲击黄河，结果最后导致淮河水位太高，漫过河堤，把著名的泗州城连带朱元璋祖坟一起给淹了。

上图_ 明清时期天津兴旺的运河漕运

运河修建维护不易，运输过程也十分耗时费力。如文章开头所描述的那样，运河不少河段水浅，大漕船逆流而上，需要养着数万的民夫漕工拉纤，人力漕船行船缓慢，江南漕米运到京师，发霉变质有之。

既然河运漕粮不是件轻松事儿，那为什么不采用海运呢？

唐宋时候，都城在内陆，无法海运，这自不必说。但是明清的北京城离海并不远。我们大可以在杭州、太仓等南方港口把稻米装上海船航向天津。在天津下船的粮食，百里就到达京师。宋代我国的海船就频繁与南洋中东往来，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船帆远行万里。技术上海路运粮自然不成问题，为什么一门心思非搞大运河不可?为搞清原委，我们先从元代一统中原说起。

上图_ 元代行省 图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了中国。元初的北方，历经多年战乱，一片残破萧条，急需南方向北方输血。“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与江南”故，元廷在统一之后就着手准备漕运。

元代开始借鉴前代的经验，采用的方法也是开凿大运河。忽必烈任用著名的水利学家郭守敬主持修筑运河，疏浚原先废弃淤积的运河古道，开挖新河道。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修成了南迄杭州，北达大都，全长三千余里的大运河。

大运河的开辟，促进了南北的交通，给北方提供了大量的粮食物资，但在运河还在修筑的过程中，漕粮运输中间不得不要经过陆路中转，耗费巨大，效率极低，“初，朝廷粮运仰江南。。。。。。劳废不成。”“民不胜其悴”。

于是，元朝就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始试行海运，“运粮四万六千余石，由海道入京。”经过几次实验，终于于至元二十八年，合并海运四府为都漕运府，形成稳固的海运漕粮制度。

上图_ 元朝大运河与漕运

元代海运漕粮，开始时航路是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顺长江而下，之后沿海岸线北上，开入今天津大沽口。但因为主要经过浅海，水浅滩多，行船缓慢，半年才能完成航程。于是1293年开辟了新海线，出了长江口后，继续东行，直入外海“黑水大洋”到威海成山岛后，再向西航向大沽口。“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只要十余天，比历经数月的河运要快捷得多。

海运漕粮不仅快捷，而且运粮巨大，安全性较高，在成熟阶段，一年运输的粮食有330万石，总共运输47次，运输82917406石，中间损耗只有158258石，损失率只有0.19%。

于是，快捷方便的海运就和河运一道成为了元代漕运的主要方式，而且是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后来中原江淮爆发了红巾军起义，运河彻底阻断，运输全部靠海，元朝廷赶紧不惜代价招安张士诚，方国珍，保障海路安全。张、方代理海路运输，从中捞取了不少好处，后来张士诚、方国珍被朱元璋收拾掉。元朝也差不多寿终正寝了。

上图_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明朝初年漕运方式延续了元代河海并行的模式。但由于都城在南京，所以北运漕粮主要是供给北方戍边的军队使用的，而且朱元璋就搞军屯制度，让军队自己种地生产粮食，所以海运漕粮的规模大大减少，一年只有40-80万石左右，只有元代的规模的一小部分。

到了永乐年间，皇帝计划迁都北京，对于漕运的需求量急剧上升，朱元璋留下的那几条海船根本不够用。永乐九年（1411年），山东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书，疏浚拥塞的运河故道会通河：“浚而通之，非唯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对于开惠通河的建议，整个山东的官员，都积极地推动，因为这样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拉高GDP好几个点。

在一片高涨的呼声下，永乐皇帝批准了工程立项，1412年会通河通航。朝廷发现运河通畅可以绰绰有余地解决北京粮食供应问题，于是就在1415年宣布停止海运漕粮，全部采用河运。

上图_ 朱棣（1360－1424），即明成祖，永乐皇帝

自此以后到晚清400多年的时间里，河运彻底替代了海运，但在河运进行过程中，各种弊端逐渐显现出来：成本高，运输慢，受洪涝灾害影响。故而断地有人提出来恢复海运。如明孝宗时的丘濬，就认为河运不仅耗费人丁物力，而且是系全国咽喉命脉于区区一条运河，元代的经验已经成功证明了海运又便宜又安全又可靠。但是他的建议被众多言官以海运危险，风险不可控制的理由反对而不能通过。

到了明穆宗隆庆年间，因为运河年年都修，屡修屡坏，又有王宗沐等人提议搞海运，于是在内阁首辅的支持下，顶住满朝“海运天波难防”的压力，于隆庆六年（1572年）开始了一次海运试运行，可惜运气不佳，试运的海运船队，在山东福岛等处遭到飓风，损失船只十艘，损失粮食五千石。攻击者又占了上风，说：“河道可靠经常”而海道是“畏途”。

正好这时，高拱被张居正排挤下台，海运没有了后台支持。而张居正任用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治河，河运的环境好了很多，海运很快就下马，河运的地位又得到了巩固。

上图_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

清朝延续了明朝的河运一支独大的漕运方法，但河运的中的种种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清政府，康熙皇帝上朝时候，在大殿里就立着三块大牌匾，写着三件最要紧的事“削藩”、“治河”，还有就是“治漕”

由于河运积弊甚多，清代康熙到嘉庆的两百年间，也有不少人提出搞海运，皇帝也时常下诏讨论海运。但受反对者甚多，主要理由如嘉庆时两江总督靳保在奏疏《海运不可行十二事》中所说的，海运要造大船，耗费大量国家钱财，海路极其艰险，路上容易遭遇不测，海运需要派海军护航，兴师动众；海运以后，几十万内河漕兵的生计无法保证。在一众舆论的反对下，皇帝也只好作罢海运。

上图_ 道光皇帝，根据关乔昌先生的一幅水彩肖像画绘制，取自拉葛兰先生的收藏

到了道光五年（1825年），运河又堵了，被治河搞得心力交瘁的道光皇帝终于下定决心要搞海运了，这时朝中反对声音也不少。但这次，优柔寡断的道光皇帝居然乾纲独断了一回，令江苏巡抚陶澍租用商船试用海运。

终于在道光六年，完成了163万石漕粮的运输。海运速度快，成本低，朝廷尝到了海运的甜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海运漕粮成为常例。进入近代后，海上有了蒸汽大轮船，内陆又通了铁路，南北物流变得便捷，不需要如原来那样搞大规模漕运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停办漕运，中国千年的漕运史就此结束。

上图_ 古代的漕运景象

我们从明清群臣对海运的一片反对声中看出端倪：

首先，是大陆农耕文明对于海洋的敬畏。

我国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儒家思想又不断地强调以农为本，人民要好好种地，老实本分。封建统治者又把农民深深地给束缚在土地上，排斥商业。

大家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海洋是充满危险的，是不安全的，以海洋为生的渔民海商，多半是贼，是海盗，会影响封建统治秩序，瓦解农业社会。所以尽管元代海运成功说明了海运安全可靠，但是明清的士大夫依然认为海运危险异常。

.

上图_ 明朝《倭寇图》中的明军和倭寇 形象

另外，明清两朝也确实存在着来自海上的不稳定因素。

明朝海上倭寇肆虐，明末开始又有西方殖民者虎视眈眈，清初郑氏集团盘踞台湾，海上又有反清复明的势力。这些政治因素，使得朝廷不敢把漕运这一国家命脉交给茫茫大海。

河运的相关利益集团也阻碍着海运的进行。

朝中有大量的河道官，疏浚运河对他们来说既是升官的政绩，又是从中贪污腐败捞银子的机会。运河漕运养活了数以万计的漕兵，也带动了运河两岸经济的发展，靠河吃饭的人不计其数。如果河运萧条，不知会砸了多少人的饭碗，给社会带来多大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海运的不兴，其实和海禁一样，体现的是封建统治者，面对新机遇和挑战时，求稳求安的退缩思想的体系。这种保守的思想不仅影响着漕运，而且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社会进程。

文：大型狮子

参考资料：

【1】《元史》、《明史纪事本末》

【2】《论明代漕粮海运、河运之争》.王丹妮.辽宁师范大学 2021

【3】《道光初年漕粮海运研究》.倪玉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2000

【4】《从海洋走向运河:明代漕运方式的嬗变》.李德楠.（聊城大学学报） 2021.1

【5】《元明时期的海运与海禁》.朱子彦.（济南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21.1

【6】《“河运”还是“海运”——明代漕运方式的嬗变及思考》.付海月.（黑龙江史志） 2021.4.15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运河漕运，常因天旱水浅，河道淤塞不通，致使漕船不能如期到达。为了克服河运的困难和补助河运的不足，元朝统治者便对另一条漕运干线——海道，给予更大的重视。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政府命罗璧、朱清、张瑄等监造海船六十艘，招募漕丁漕夫，开辟海道运输。朱清、张瑄都是海盗出身，曾替元朝从海道运送过宋朝库藏的图书到直沽，对现在上海天津间的海道线路比较熟悉。他们所招募的漕丁漕夫也大都熟悉海运情况。元政府为鼓励他们的积极性，每人按每户五口计算，发给口粮。这样一来，海道粮运便逐年增加，由至元十九年的四万六千石上升到二十七年的一百五十九万石；到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增加为二百四十六万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更增加到三百五十二万石。

实行海道运粮后，便利了江南地区粮食的北运；漕船返回时，又将北方的豆、谷和土特产品（梨、枣等）载运到南方，这对当时南北物资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对海上气候的变化还不能有效地掌握，海道线路的情况也不够熟悉，因此，海道运输是十分艰险的。在风、雾和海盗的袭击下，每年都有大量的漕丁漕夫葬身海底，运粮船只大量沉没；粮食损失，平均每年以十多万石计。

为了寻找经济、安全的海运线路，从至元十九年至三十年（128—1293年）的十二年内，海道漕运线路一共变更了三次。第三次的线路是：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入海至崇明岛的三沙进入深海，北去经成山角折而西北行，经刘家岛、沙门岛过莱州湾抵达直沽海口。这一条新线路比较以前的线路短些，快些，顺风时十几天就可以到达。

此外，为了克服海道运输的困难，元朝海运机关曾在至大四年（1311年）接受船民苏显的建议，在西暗沙咀设置航标船，竖立标旗，指挥长江入海口的船只进出。延祐元年（1314年）又接受船民袁源的建议，在江阴的夏港、需沟等九处，设置标旗指引行船。延祐四年（1317年）十二月，又在龙山庙前高筑土堆，土堆四周用石块砌垒；土堆上从每年四月十五日开始（春季漕运开始于四月十五日），白天高悬布旛，夜间悬点灯火，以指挥船只行驶。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