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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统叩开现代的大门 | 王道与霸道：当代中国外交何去何从？

时间: 2021-12-04 12:31:36 | 作者：空凡超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7次

当传统叩开现代的大门 | 王道与霸道：当代中国外交何去何从？

目录：1.引子：当代中国外交的背景2.王霸之辩3.王道与霸道：大国的抉择4.在新时代外交舞台上的务实主义王道

一、引子：当代中国外交的背景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我们也迈入了一个五千年来未有过的历史新阶段中。

中国的崛起将是本世纪的历史主旋律。尤其是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中国证明了几十年来道路选择的正确性，在几个世纪的西方中心论下第一次给出了一条可行的不同答案。未来各国的势力对比将进一步改变，我们将见证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所谓的五千年未有之新阶段，有三重含义。

其一，自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从未像今天这样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从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走向消亡，世世代代以来的乡土社会也随着土崩瓦解，互联网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

其二，伴随着上述这些物质条件的飞速改变，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思想的传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再由儒释道的传统观念占完全统治地位。

新的社会思潮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将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几千年来相对稳定的很多思想概念都被重新提出、讨论和界定，吸收了外来因素的全新中华文化正在孕育——十月怀胎，这个过程注定不是简单轻松、一蹴而就的，可能要伴随漫长的积累和沉淀，以及痛苦和挣扎。

其三，中华民族第一次在世界瞩目中崛起，并在逐渐摸索一套合适的与其他文明相处之道。

虽然说我们长久以来各项指标都曾是历史上的世界第一，但彼时的世界是割裂的，中国偏安一隅，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西北的戈壁荒漠阻隔了大部分来自西方的影响。囿于科技水平，中华文明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外族文化的巨大冲击：我们有过分裂割据，但文明和文化一直维持稳定和统一，没有分崩离析、变异或消亡；我们也有过所谓外族建立的朝代（如元、清），但如冯友兰老先生言“他们只是在政治上统治中国，而中国在文化上统治他们”。这也是中华各族人民理所当然地把这些朝代视为正统朝代之一的原因，没有什么特殊的。

因此中国以往所谓的世界第一强国之称号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不需要花太多心思处理太多强国身份带来的外交问题。朝贡体系下，外国人都是“蛮夷”，他们自己毫无文化可言，或者说即使有也无足轻重，需要接受中土天朝的开化——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

为什么把鸦片战争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自列强的枪炮轰开中国大门起，中国人固有的世界观崩塌了。我们不得不接受世界上也存在许多其他与我们平等存在的“蛮夷”的事实，他们的文明不输给我们，甚至在当时要胜于我们。

因此以往中国所谓的“外交”，其实完完全全只是内政的外延，以俯视的姿态对待同文化背景的他者。而今天中国要做的外交，则是真真正正内政的补充，不能再居高临下地看问题了，要对待的也是来自各个其他文化背景的他者。

这便是当代中国外交的背景状况。如何处理好这一时期的外交，用一种怎样的思路去处理，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当我们找到合适的答案后，必将是载入史册的创举。

二、王霸之辩

王霸之辩，自古有之。最早提出这两个概念的是孟子：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

后来中国的哲学家、政治家都一贯坚持王霸之别。孟子对王霸之别的界定在于“以德行仁”和“以力假仁”，即崇尚“仁”或“力”是其分别之关键。

孟子（图源百度）

而荀子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荀子·王霸》）

荀子认为王道崇尚“义”，而霸道崇尚“信”。荀子所谓的“义”，与孔孟的“仁”有相通之处，是崇高的道德规范，我们今天也把“仁义”二字搭配使用。而荀子所谓的“信”，则指诚信，是言出必行的态度。荀子称，行霸道之国虽然“德未至，义未济”，但“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以达到“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的境界。

荀子（图源百度）

因此在情感态度上，孟、荀二人也是有分歧的：孟子坚决反对霸道，而荀子虽然也不把霸道作为最优解，但肯定了其部分可取之处。

当然，中国古代也不乏霸道的支持者。一般认为法家就是霸道的坚定拥护者。韩非子认为慎到的“势”（权威权力）、商鞅的“法”（法律法规）、申不害的“术”（政治手腕）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这是对霸道的另一种角度的解读。

由此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对王霸之辩的概念界定和观点倾向都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在讨论“对于当代中国外交更应行王道还是行霸道”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界定王霸之辩到底区别在哪，应如何分类。

王霸之别反映的是从内政到外交的一整套系统性理念，在国家的对内政策、对外方针的各个方面均有体现。我认为这是一种战略性的价值取向。

而且我们发现，无论按谁的定义，奉行王道之国有时也有霸道的一面，而奉行霸道之国有时也有王道的一面。

例如中国自古以来因为独尊儒术的影响，多数时候更推崇王道，善待友邦，以致万国来朝，但偶尔也会行霸道——如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主动出击匈奴，夺取河西走廊、封狼居胥，这个手段明显是主动武力出击的方式，西域也正是在汉代纳入我国版图的，其最初的过程不是像中原地带的自然而然的同化拓展，而是武力征服。

图源百度

而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和国际规范的领导者，面对它所认为的敌人时毫不手软，也不怕落人口实，堂而皇之地对苏曼莱尼将军实施斩首行动，并公然宣布是总统的命令，符合其一贯霸道作风——崇尚力量，也“守信”，即敢做敢当；然而面对盟友时，它则表现出极其王道的精神，和西方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冲突，也互不干涉内政。

苏曼莱尼（图源百度）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外交方针一分为王霸两个方面，要看到政治战略受各方因素的叠加影响，有其复杂性。

综上，我认为可以将自古以来讨论的王霸之别分为四种：理想主义王道、务实主义王道、理性主义霸道、强权主义霸道。

理想主义王道的特点是单纯性，很多时候甚至带有一厢情愿的浪漫主义色彩。理想主义王道完全以弘扬道德精神为主旨目标和全部考虑，本国的实力存在和切身利益均是次要的甚至无关紧要的，在与道德精神的践行冲突时是要让位于后者的。

务实主义王道虽然也是以弘扬道德精神为主要价值取向，但带有前提条件和底线，同时也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具体的外交措施。务实主义王道是立足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强调本国的实力存在和利益是必须保障的基础，在此之上尽可能地推行王道。

理性主义霸道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崇尚力量，强者为尊，但同时在此基础上尽量讲信修睦，使别国畏惧而纷纷甘愿臣服。理性主义霸道在具体行事风格中的典型特点就是双重标准：对待盟国和属国威严而重信，对待敌国则蛮横而斥诸武力。

强权主义霸道则是纯粹奉行实力的极端主义者，完全枉顾任何道义规范。强权主义霸道的全部考虑就是增强实力，并用实力回应任何国际问题。

理想主义王道与强权主义霸道是王霸的两个极端，而务实主义王道和理性主义霸道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相互吸收了对方可取之处的产物。

三、王道还是霸道：大国的抉择

凡崛起的大国，无论是主观意愿上还是客观需要上，都必须承担引领国际规范、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上述四种王霸之道都是为此服务的，最终目标都是成为合格的国际社会的领导者，只不过选择的道路不同。

纵观历史，四种价值取向都有例证。

理想主义王道的代表人物是宋襄公。他继位前，曾表示愿让位于庶兄，有推位让国的君子之德；齐桓公死后，他想接替其盟主之位，有称王称霸的帝王之心。这两点都符合王道的要求。他最典型的一次理想主义王道表现是在泓水之战：摆开阵势迎敌，子鱼建议他趁楚军半度泓水而击之，他不听，说“君子不困人于厄，岂可诡计而破敌乎？”；待楚军过了河，子鱼又建议趁他们在排兵布阵、锐气未振时击之，他也不听，说“君子用兵，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何必行诡计？”

图源百度

因此，倘若与道义相悖，理想主义王道是不屑于追求利益的。它的立足点是人性善，相信推行绝对意义的王道能感化万邦，最终构建和谐的人类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以君子之腹面对别国的小人之心也毫不动摇。我们今天称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也表明了从评价角度对理想主义王道的些许肯定。

但事实证明，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观点不能立足于险恶的国际社会。当年面对的是同文化背景下的诸侯国尚且行不通，今天面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他者更是寸步难行。因此历史上真正如宋襄公般奉行理想主义王道的领导人也是少之又少。

强权主义霸道的典例是一战前的英国。英国长期奉行实力准则，采取殖民主义扩张手段，对外政策不讲诚信，只考虑自己的利益。1896年，英国公开承认其 “光荣孤立政策”（Splendid Isolation）就是为了在任何情况下可按自己的意愿采取行动。英国还曾屡屡违背自己签署的条约和给出的承诺。一战前夕，英国告诉德国驻英大使，英国与法、俄没有同盟关系，不受任何义务约束，并在大战前两天表态说将保持中立不卷入战争。由于英国背叛朋友是司空见惯的，德国就相信了英国背叛协约国的表态。不到一个月后英国转而表态要参战，德皇威廉二世对英国的欺骗行为破口大骂。

可见，强权主义霸道的一切考虑仅仅在于本国利益，能够说服他们的逻辑唯有实力。当强国奉行强权主义霸道的观点时，会引领其极其功利化的国际潮流。在大英帝国领导世界秩序时，其武力拓展殖民地的行为被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爆发了大量争夺殖民地、侵占他国领土的战争，也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其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作风也风靡一时，甚至成为国际惯例。例如1914年7月28日一战爆发，意大利作为德奥意同盟的核心成员，8月3日就背弃盟约，宣布中立。

如上所述，这种强权主义霸道带动的风气使得人们之间毫无信任可言，每个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利于构建人类和谐社会，不值得我们推崇。

理性主义霸道的典例是二战后的美国。美国作为冷战以来的世界主导国，在崇尚实力的方面与英国一脉相承，但其霸道原则又有所发展：

对待敌对阵营国家时，依旧保留英国的方针，用拳头说话。与苏联全面斗争，对新时代崛起的中国全面封杀、大打贸易战，对弱国为所欲为，唯利是图；

而对待己方阵营的国家，则比当年的英国更注重讲信修睦。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当然是在于对抗苏联阵营，但对盟友的帮助也是真真切切。北约在军事领域基本步调一致，没有出现重大分歧或冲突，像以往随意背叛和违约的行为销声匿迹。

究其根本，美国这种态度的分别还是源于利益的考量，其行动也是依托强大实力的。最终呈现出来的表象，即为双重标准，其实其背后的逻辑内核，仍是霸道思想。

务实主义王道则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奉行的原则。前文所举的汉武帝主动出击匈奴、开疆拓土之事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奉行道德精神，不代表我们会一位退让、任人宰割。汉、唐、明等中国历史上长时期的盛世，都奉行这样的精神，外化于行给人的观感就是外柔内刚、先礼后兵。

四、新时代外交舞台上的务实主义王道

对于当今时代崛起的中国，四种价值取向中，两个极端皆不可取，剩下唯有在务实主义王道和理性主义霸道间做抉择。

我认为务实主义王道是更适合当今中国外交政策方针的。

首先要明确，中国崛起直至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秩序引领者是必然的，虽然我们不在外交语境下这么说，但这一点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当然，我们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也确实可以不用走，因为新航路开辟以来到全球化至今，“国强必霸”是西方社会奉行的霸道原则的必然结果。

所以美国将是我们崛起过程中最大的竞争对手和阻力来源。而美国奉行的理性主义霸道表现出来的双重标准正是我们猛烈抨击的一点，这一点也确实使我们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从这个角度上，我们确实离不开王道，这是外因使然。

中美博弈（图源百度）

再看内因。中国自古以来便是文明之邦，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是非常重视道德理念的。要推行理性主义霸道，我们恐怕没有足够的土壤。

不难发现，务实主义王道也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事实上当今我们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新时代，也确实体现了务实主义王道的精神。我们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论意识形态、不论种族地广泛交朋友，积极协商解决和邻国的边界问题；对于南海争端，我们还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无不是务实主义王道的实践案例。

当今国际形势，和当年春秋战国有不少相似性，也有很多不同点。

相似之处在于，几乎都是无政府领导下的秩序。东周时代，礼乐崩坏的原因就在于周王室衰落。诸侯们都不把王室放在眼里，甚至“八佾舞于庭”，形成了实质上的分裂割据局面。当今国际社会的根本特点也是无政府领导的，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内这样的特点不会改变。

因此在那个时代提出的王霸之辩类比到今天，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参考价值的。

而不同点在于，东周时期各国无论怎么相互外交，都是同一文化圈的人。而当今世界，各大文明相遇在十字路口，每一个都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积淀，思维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古代我们轻视蛮夷，近代我们仰视列强，如何用平视的姿态与其他文明共处和对话，是几千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因此在那个时代提出的王霸之辩类比到今天，是需要做一定程度的发展的。所以我对其进行了四方面的分类界定，并提出了务实主义王道最优解的论断。

然而无论怎么发展，其逻辑内核都是不变的。孟子当年提出的王道，是基于“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的结果：我们通过“恻隐之心”发展“仁爱之心”，通过“不忍人之心”发展“不忍人之政”，从此“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因此王道不是别的，只是实行忠恕、“善推其所为”的结果，具有相当高的可行性和操作性，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弘扬和推行的。关于忠恕之道，本系列另有一篇文章专门做了分析，欢迎阅读关注！

这个系列的文章都是我的一己拙见，如有任何不妥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讨论交流！

参考资料：[1].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3]. 阎学通.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J].国际政治科学,2021(1):1-28.
文章标题: 当传统叩开现代的大门 | 王道与霸道：当代中国外交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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