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1-07-17 17:26:18 | 作者:朴万昌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7次
4.行者百里半九十(三)挨个点名(一)林丹汗 袁可立中招,孙承宗滚蛋,伪大的“民族英雄”袁崇焕在偷袭耀州和宁远“大捷”先是“力湾狂澜”,后是“独卧孤城”,狠狠出了一把风头。 皇帝捏着鼻子“深嘉清野坚壁之伟伐酬报于前,而姑免失粮弃岛之深求策励于后”。
本来,铲除东林党,组织确实伤了元气。 万历年间,东林党从一嘴炮党发展成庞然大物,组织动用的资源不在少数。说弄倒就弄倒,也确实是迫不得已。 不过一场宁远“大捷”,一大帮相关人员被提拔,安排进重要岗位。 袁崇焕就是其中的一位。 这一位,当上了辽东巡抚。 然后,组织对一个个危险人物挨个点名。 袁可立,辞职。 孙承宗,辞职。 高第,辞职。 毛文龙……暂时还没弄倒。 林丹汗……怎么还有个蒙古革达子? 好吧,先把毛文龙放一边,先说一下林丹汗这个蒙古革达子。 林丹汗(1592年-1634年),孛儿只斤氏,名林丹巴图尔(注:巴特尔、巴图尔在蒙语里是一回事,意思是“英雄”),汗号为呼图克图汗(注:蒙语“呼图克图”意思是“活佛”,明方史料将此汗号音译为“虎敦兔”,简称“虎酋”,有时干脆简称“虎”),是蒙古帝国第35任大汗(1604年-1634年在位),一般认为是蒙古末代大汗,而明方文件档案里称他为“插酋”、“插”、“虎敦兔”、“虎酋”、“虎”。
这位蒙古末代大汗一心想恢复蒙古的统一,成为当代的成吉思汗,就其志向而言,和崇祯差不多。 只是蒙古的部族模式本身就松散,即便是成吉思汗时代都有无数缺陷,几百年下来,蒙古各部族早已人心涣散,林丹汗也没有成吉思汗那本事,加上采取了将门模式的后金虽说经济一塌糊涂,但军队战力远在蒙古部族之上,所以无论野猪皮还是黄台吉,都是一直压着林丹汗打。
只不过,游牧民族有个天赋技能,根本不需要固定的根据地,只要有水草,他们就能快速恢复元气。这个天赋技能被转化成一种令所有敌人非常头疼的天赋战术——蘑菇战术。 没错,三年解放战争,彭德怀用的也是这种战术,以两万没有多少重武器的PLA,拖着胡宗南的23万精锐国军在黄土高原上到处乱跑,时不时回过头来狠狠咬一口,每次六七千,而且一次比一次狠,最狠的一次宜川战役,干掉国军两万多近三万。 林丹汗没彭德怀回过头来狠狠咬一口的本事,其实绝大多数游牧民族首领都没这本事,回头咬一口看似简单,实际上需要军队和政权建设上的严密架构,首先是强有力的基层震权才能有效地组织坚壁清野,其次是准确而快速的情报支持,外加极高的军队机动力才能使得军队及时获得情报并迅速部署伏击,别说林丹汗做不到这些,和本朝同时代的蒋校长的国民震斧都做不到。 但游牧民族的天赋战略已经足够用了,他们不需要坚壁清野,贫瘠的蒙古草原有的只是沙土和水草,水草嘛,那是牲口吃的,人吃不了。所以,追击他们的敌军就算没被时不时的咬上一口,数量庞大的军队每天消耗的粮食就是个天文数字,缓慢的后勤运输速度使得农耕民族的敌军根本跟不上不需要后勤,只需要水草地的游牧民族。即便敌军勉强追击,通常用不了几个月就得断粮。 也正是因为这个天赋战略,将门模式的后金强盗集团即便战力强过林丹汗的牧民集团,却始终拿林丹汗没办法——没办法,后金根本不是某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吹嘘的“游牧民族”,所以,每次讨伐林丹汗,后金都能“大获全胜”——其实也就是把林丹汗赶得满地乱跑,林丹汗虽说没后金那么穷,可也富得极其有限,后金每次战胜林丹汗,其实都是得不偿失——和之前农耕民族占优势时一模一样。 所以,林丹汗虽说不可能把后金弄死,却总能把野猪皮黄台吉恶心死,你追杀他,他满地乱跑,你退兵了,他又跑回来继续折腾你。就象明初蒙古残军把朱元璋、朱棣恶心死那样。要知道,明军曾经追着蒙古残军打到捕鱼儿海(贝加尔湖),可那又如何,根本呆不下去,只能灰溜溜撤回来,如抽刀断水。 所以,农耕民族尽管多数时候都能把游牧民族撵出富饶的中原大地,赶回贫瘠的蒙古草原重操旧业,但他们就是没办法将这些死对头赶尽杀绝。游牧民族只要拖着占据了全面优势的敌军在草原上兜若干个圈子,就能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所以,农耕民族只能捏着鼻子采取守势——在农耕的区域和放牧区域的交界处,修一道长城,而长城的作用,也不是作为防御堡垒,事实上那么长的防线摆多少军队都不够用。长城的第一个作用,实际上是一系列暸望哨加烽火台,既然没法将游牧民族赶尽杀绝,只好采取守势,在长城沿线布置若干哨兵,发现游牧民族跑来抢劫了,就点起烽火报警,让内地军队有足够的时间采取应对措施。 所以,我犬清康麻子对长城的贬低,根本是无耻的污蔑。 再然后,中原王朝就采取外交措施,又拉又打,听话的,互相贸易,甚至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不听话的,联合听话的部族出兵剿灭,让他们没有足够的劲头跑到农耕区域捣蛋。 眼下,尽管林丹汗和明王朝关系不怎样,明王朝也从来没把林丹汗当自己人,往来文件里直接称其为“插酋”,更是把蒙古草原上的各蒙古部族称为“西虏”、“西达子”,但这些“西达子”闹得再凶,了不起也就是突破长城跑来抢劫。 相比之下,反倒是已经将门化,建立了政权的后金对明王朝威胁更大,和抢一把就走的“西达子”不同,后金不仅抢钱抢粮抢人口,更是直接抢土地,建立奴化统治,所以,后金的威胁,明显比那些“西达子”大得多。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化贞一面派出毛文龙去鸭绿江附近打游击,一面花钱支持林丹汗和一帮西达子恶心后金。所以,尽管王化贞指挥的辽西明军在广宁惨败,但东江镇、西达子却始终在发挥作用,将后金占领区折腾得鸡飞狗跳。 在明白了这些事情之后,“天启六年后,插赏既停,已觧者多为官吏侵私”这段话,就不能仅仅理解为简单的明王朝官僚瘫钨斧拜,很可能停插赏的真正原因,是辽饷利益集团在养寇自肥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比如让后金打通跟张家口之间的商路,所以放水让后金缓过一口气,故意削弱林丹汗和后金周边的西达子,和他们“移镇”、派出天才间谍徐敷奏策反东江镇辽兵辽民等等根本就是同一个战略下的配套行动。 插赏被停,发出去的插赏多为官吏瘫钨,但是,还有不少“在户兵两部者若为无主朽物”,朽个头啊,银子又不会发霉腐烂,只会在仓库里头落灰。再加上崇祯上台后,重新启动插赏,每年额度是八万两银子,前后加起来,根据王象乾的统计崇祯二年冬,总计四十七万两,也是为数不少的一笔钱。 而袁崇焕买马的银子,是从这笔“插赏”里支走的: “崇祯元年,袁崇焕经略辽东,借以买马,皇上特允所请,敕发四十九万。其时户部所输一十三万八千余金,兵部所输二十七万余金”; “明年插款既成,崇焕复取兵部八万金,并辽东所贮赏物按季给之”; 最后,周梦尹统计历年留下的插赏,户兵两部只剩下13.6万两,和王象乾统计的47万两差了33.4万两,这笔银子,就是被袁崇焕先后支取去“买马”的。 那么,“抚赏”以林丹汗为代表的一帮蒙古人的政策,是怎么被取消掉的呢? 周梦尹的说法是:“天启六年后,插赏既停”,到底是谁停的,之前网上一直查不到,逼得老六不得不在《明熹宗实录》里来回地翻。 打开《明熹宗实录》文字版,满篇之乎者也,并且没有标点符号,叫老六我怎么找去? 搜索“插赏”,没结果。 搜索“抚赏”,许多记录说西达子靠不住,不能指望用“抚赏”让他们卖力。 不过,也搜索到这么几条记录: 天启六年七月乙亥(初五) 发抚赏银四万两于山海关 天启七年三月癸酉(初六) 兵部覆督师王之臣原题委任督抚抚赏疏: 言抚夷之处, 在关内者: 如滚兔等赏于桃林口,柴狗等赏于宽佃峪,他卜能等赏于黑峪关,长昂等赏于义院口,伯桑户等赏于擦崖子脑,毛大等赏于界岭口,绥素等赏于罗文峪,夷妇大嬖只等夷首毛困等赏于潮河,川赶兔等赏于大水峪,伯牙儿哑拜等赏于喜峰口。 此因各夷近蓟,故市赏必于蓟地, 在关外者: 如暖兔宰赛等赏于开原铁岭,歹青虎墩兔憨、黄台吉、粆花、拱兔等赏于平虏堡、长安堡、广宁镇静堡,小歹青等赏于义州、太康堡,拱兔等又赏于锦州大福堡。 此因各夷近辽。故市赏必于辽地。 自河东失而移广宁,辛酉事也,非广宁额赏也。 广宁又失而移关内,壬戌事也,非关门额赏也。 宁前既复而移宁远,乙丑事也,并非宁远额赏也。 此关内关外抚赏之大较也。 今督臣阎鸣泰、抚臣袁崇焕熟练夷情,均堪任使,但二镇窎远,如用一人,恐长鞭不及, 议令关内者管之关内,关外者归之关外,似亦两便之道。 得旨: 览奏,抚夷行赏,各从地方近便,良是。 该部分析关内外夷人部落,抚赏旧处,历历如指掌。 道路窎阔,委难一人经管。 还著阎鸣泰任关内,袁崇焕任关外,照地方分抚, 以便责成其额赏,清耗剔弊,严核撙节。 度督抚二臣与内镇诸臣,和衷协力,自饶为之,该部知道。 宁远“大捷”后的天启六年七月初五,抚赏银还在发拨,到袁崇焕天启七年三月分得抚赏权之间,管辽东抚赏的,是阎鸣泰。他的上司,是王之臣。 所以,老六起初怀疑:停插赏的,有两个嫌疑人:王之臣和阎鸣泰。 但王之臣在天启七年三月初六的奏疏里,照样把林丹汗列到名单里,没提停插赏的事,说明他不管这些事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阎鸣泰的嫌疑大大增加。但袁、阎这二位,可以说是一体的,所以袁崇焕继续执行了阎鸣泰的政策。 继续搜索“抚赏”,找到这么一条记录: 天启六年十月己酉(初十日) 兵部尚书冯嘉会言:辽东抚臣袁崇焕请发马价。 臣查旧额,辽东马价一十一万余两,缘辽东抚赏钱粮,原出户部。 年来西虏要挟,无岁不增,臣部因那该镇马价以助之。今增至三十六万矣。 抚臣第知问马于马,而不知辽马已变为抚赏,并他镇马亦变为辽赏矣。 今抚臣所报之马二万八百余匹,臣查其数: 在中前以至宁远五大住城者,一万一千余匹; 在铁场以至长岭二十一边堡者,一千七百余匹; 在前锋联络,分布于中左连山高桥诸处者,八千余匹。 论总结之数,似多而散布于三十余城堡,方存乎见少矣。 抚臣赤心素手,宜听其便宜。 臣部不敢遥断,伏乞敕下,辽抚自酌马数,以资买补。 而买补之费,则听该衙门有加派,或径行加给,或将抚赏改正使。 臣部即以原那抚赏之马价改给,庶国计日清,而边防亦固矣。 得旨:辽镇马价那(挪)借抚赏数多,著抚臣自酌马数,以资买补,其银或取足加派,或改正抚赏,两部确议回奏。 从这份奏疏里,老六发现自己冤枉阎鸣泰了,事实是:袁崇焕向潮廷打报告说要买马,然后兵部尚书冯嘉会叙述了历年来的买马银子已经变成了“抚赏”,并且明王朝拆东墙补西墙,九边其他镇的马价银子也被挪用来作为“抚赏”,雇佣林丹汗和一大帮蒙古部族充当雇佣军牵制后金。 然后,冯嘉会告黑状,说“年来西虏要挟,无岁不增”,这一句话,就把给蒙古各部族的“抚赏”给定了性,然后告诉皇帝数额“今增至三十六万矣”。
冯嘉会只是向皇帝告状说蒙古人“要挟”,但蒙古人怎么个“要挟”,冯嘉会没说。 要知道,“要挟”分好多种。 如果,蒙古人要挟说:“你给抚赏,我就帮你牵制后金,你不给抚赏,我就不牵制后金。” 这简直就不是要挟。 当时长城以北的蒙古人,人家不是老朱家皇帝的子民,人家帮明王朝牵制后金是人情,不帮明王朝牵制后金是本分,只要人家不帮着后金打明军,人家就没对不起老朱家皇帝。人家充当雇佣军,赚的是卖命钱,拿钱打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如果蒙古人要挟说:“你给抚赏,我就帮你牵制后金,你不给抚赏,我就投靠后金,和你开战。” 这才是真正的要挟,这种要挟才是真正不能满足的——不给钱就投靠后金,就意味着他们对明王朝有着严重的敌意,那么,就算你给钱,他们也不会好好干活。 而冯嘉会只说“西虏要挟”,却没说蒙古人怎么个要挟,这种情况下,听的人很容易被误导,做出错误的判断。 袁崇焕的奏疏原文老六没见过,不知道冯嘉会这么说是不是被袁崇焕的奏疏误导,反正冯嘉会误导皇帝是跑不掉的。 那么,到底是冯嘉会向天启告黑状,还是袁崇焕告黑状,然后冯嘉会受其影响后再向天启告黑状呢?搜索“崇焕”二字一路找过去,一直找到袁崇焕当宁前兵备道为止,都没找到袁崇焕请发马价的奏疏。 不甘心,把关键词换成“马价”重新搜索,倒是找到了这么一条记录: 天启六年八月庚申(二十一日) 户部覆山海经略王之臣、总督阎鸣泰等请给马价及犒赏银两, 言旧年阁部清汰兵马,而后计关外实在马三万三千八百五十二匹,臣部料豆马乾俱照此数给发。 今疏称关外马见在只二万八百八十四匹,较原额少一万九百六十八匹,今年十个月该剩折乾银一十四万七千八百三十五两,该剩料豆一十四万七千八百余石。 平日增不闻曰马少也,而马乾可省发料豆可省支又不报,曰还官,应有若干。 及议战守,则曰马无矣,应买矣,应给价矣,何请马乾之时与请马价之实数马以对不相照应也? 赏罚明,则军令肃,而士气奋,行伍如法之将、射打命中之兵,诚不可以不赏。 惟是,临敌之时,又须元宝一锭,然后用命。则此兵也,似不为平日训练节制之兵,而为临时贿赂雇请之兵,无论国家无如许金钱,恐亦非司马法也。 况犒赏银两,除钦赏外,犹有枢辅经略积存银十万,又新库发银三万。今疏中只言钦赏十万,而不言此项,将此项归于何处?作为何用? 且钦赏银十万,解赴宁城者,仅止四万,其余又解到何处?犒发何人? 乞敕下督抚诸臣逐一查出还官,以为犒赏、买马之需,庶钱粮不至侵渔,而兵饷不苦凑处矣。 上是部议 乍一看这条记录,又气又好笑。早就知道辽西走廊是个斧拜窝,兵额、马匹额和实际兵马数有很大的缺口,以便吃空饷和马料缺额。 没想到啊没想到,到了买马或招兵的时候,他们会把真实的兵、马数量给报上去,理直气壮地告诉户部缺多少马(或者多少兵),也就是说,仅仅根据他们上报的奏疏,就能查出他们瘫钨斧拜的具体帐目——这也忒猖狂了吧。 然后,再和天启六年十月下旬冯嘉会的奏疏联系起来,就能明白: 首先天启六年八月是王之臣、阎鸣泰申请马价,而到了冯嘉会报告天启的时候,却是袁崇焕申请马价。估计是同一件事,王之臣、阎鸣泰上疏一次,袁崇焕之后又上疏一次。 遗憾的是王之臣、阎鸣泰的奏疏,和袁崇焕后来上的奏疏,原文都查不到。 反正可以确定的,先是阎鸣泰拉上王之臣,阎王跳出来申请买马,然后过两个月,袁崇焕再申请买马,提出变通办法,不要户部出银子了。 这时候,袁崇焕刚刚在宁远“独卧孤城”,是宁远“大捷”的“大功臣”,所以兵部和潮廷不能太不给面子,于是政策就这么跑下来了——改抚赏银为马价银。 所以,不得不再一次承认,袁崇焕或者其背后的黑暗组织办事简直滴水不漏。他们先让阎鸣泰(这事王之臣有份,不确定王是被骗去敲边鼓,还是他也是组织的人)直接把要买马事情告诉皇帝,算准了潮廷没钱,户部肯定不会批,给袁崇焕之后的奏疏做铺垫的。 当然,万一真能骗到钱更好,反正皇帝人傻钱多,然后“大功臣”袁崇焕换个理由骗取政策就是。反正“大功臣”的面子潮廷必须给。 更恶心的,是你明明知道这事是袁崇焕做的,并且后果非常糟糕,可你偏偏没法追究袁崇焕的责任——这事,是兵部尚书冯嘉会报上去的,是皇帝同意的。 你有意见?找冯嘉会去,找皇帝去。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林丹汗和其他蒙古大小部族的抚赏就泡汤了,一帮蒙古达子被坑死了。 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即便抚赏被停,变成了“马价”银,明末马政废弛,要买马,还得找蒙古人,绕不过林丹汗以及炒花三十六家这帮大小“西达子”部族。 但结果是,林丹汗饿急了眼,抢完炒花等各部族后西迁,去抢卜石兔的市赏份额。 那就只能说明,袁崇焕根本没用“马价”银找林丹汗这个最大的马匹卖主买马。 如果,袁崇焕是找炒花三十六家那些小部族买马,只要钱花出去了,之后林丹汗抢炒花三十六家时多少能抢到一些,他也犯不着狗急跳墙,西迁攻打卜石兔,去抢卜石兔的市赏份额。 也就是说,这笔原本由“抚赏”变成的“马价”银,根本就没找蒙古人买过马。 因此,崇祯年周梦尹才会揭发说:“已觧者多为官吏侵私”。当然,当时袁崇焕还不敢做得太过分,潮廷还有相当一笔“马价”银没发出去,“其在户兵两部者若为无主朽物”。 那么,冯嘉会告黑状,说“年来西虏要挟,无岁不增”这件事,袁崇焕扮演的角色就很明显了,定政策,冯嘉会的因素很大,但制定完政策就没冯嘉会什么事了,执行这个政策的,是袁崇焕。 并且在袁崇焕的主导下,“已觧者多为官吏侵私”,蒙古人别说没领到抚赏,连卖马都得不到“市赏”。 并且,袁崇焕宁可让剩下的银子在户兵两部的库房里头落灰也不找蒙古人买马,这就意味着,袁崇焕改“抚赏”为“马价”的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斧拜,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坑死林丹汗为头子的“西达子”。 斧拜是次要目的,坑死西达子才是主要目的。 而坑死西达子,和移镇、派出徐敷奏策反东江镇坑死毛文龙,是同一个战略——养寇自肥的两大组成部分,目的,就是为了给后金松绑,让经济已经崩溃、连年饥荒、粮食卖毒品价的后金缓过一口气。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 天启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袁崇焕被辞职,毕自肃任辽东巡抚。而王之臣也被放出来任蓟辽督师。 到崇祯元年七月,宁远兵变,这段时间,袁崇焕已经没法拆台捣蛋了,为什么抚赏政策不能变回来? 老六的猜测是: 天启七年六月下旬,袁崇焕被病退辞职,刚刚两个月,八月下旬,天启病死。 到十一月,八千女鬼自杀,尸体被毁。 再然后,袁崇焕重新被提拔,被重用。 这一段时期,天启朝兵户两部已经发出去的“抚赏”银,已经被袁崇焕或者其手底下的官吏瘫钨了,剩下的是“马价”银,还放在兵户两部的库房里落灰。 虽然袁崇焕已经滚蛋了,但是,王之臣和毕自肃手里没银子。就算他们向潮廷打报告要银子,也没用,天启刚刚病死,崇祯忙着收拾八千女鬼,然后忙着对潮廷各部门进行大换血,人事变动得厉害,各部门旧官僚忙着和八千女鬼划清界限,新换上来的官僚还不熟悉业务…… 还有一点——明王朝当时的舆论环境对这些“西达子”非常不利。那年头可不比现在,讲究“民族团结”,要知道,蒙古人从南宋末年起就跟汉族有着血海深仇,蒙元帝国的铁蹄所过之处可不仅仅是象托尔斯泰说的那样“留下一地马粪”,而是留下一片尸山血海,中华大地也是蒙元帝国侵略和屠戮的重灾区。 而到了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蒙元帝国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残余势力依旧在明王朝的北方给明廷制造了不少麻烦,甚至还俘虏了明王朝的一个皇帝。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尽管到了明末,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各部族早已四分五裂,早已不再是威胁了,并且许多蒙古部族是给钱就干活,但明王朝对这个曾经横行欧亚大陆的民族依然很敌视,张口闭口骂人家“西虏”、“西达子”,林丹汗作为最大的一股蒙古部族势力的头子,则被称为“虎酋”、“插酋”。 民国时代,杜月笙骂校长把他当夜壶,有用的时候拿起来用,用完就扔一边。而明王朝利用蒙古人,则是有用的时候拿起来用,用完直接望窗户外一丢,砸烂了也无所谓——就是这种恶劣态度。 所以,对待这些“西达子”,喊打喊杀是政治正确,而就算在需要利用他们的时候,旁人喊打汉杀照样不会有任何不良后果。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偏偏又极其倒霉地碰上这段朝局剧烈动荡的时期,王之臣和毕自肃不仅自己手头没银子,他们就算向潮廷打报告,也要不到银子。更何况,袁崇焕虽然滚蛋了,但无论辽西还是潮廷,都有辽饷党的人,让这些人明着违抗王之臣和毕自肃他们未必会做得太明显,但搞点小动作让王之臣和毕自肃办不成事还是做得到的。 等到抚赏蒙古人的事重新提上日程,已经是袁崇焕复出后的事了,这时,王之臣已经出局,至于毕自肃,刚好在袁崇焕到达辽西之前被自杀,连巡抚衙门里的档案,也在兵变时被毁,马价银的具体帐目,更是连影子都没有了。
4.行者百里半九十(三)挨个点名(二)蒙古人写的文言文 而林丹汗走投无路下抢完炒花等各部族后西迁,去抢卜石兔的市赏份额,造成的后果,就是后金的西边蒙古各部族压力大减,部分蒙古部族被林丹汗征服后带走,部分投靠明王朝,而更多的,则投靠了后金。 目前存世的明兵部档案中还保留了同一天的一篇兵部塘报,不太常见,摘录如下: “塘报为夷情事。 二月二十四日, 据山海平辽镇总兵官赵率教塘报, 据中后所参将窦承功禀, 据高台堡备御叶天赋报称: 有束卜的差来夷使那莫赛、张吉太恰等四十名到关,赖授束酋夷票一纸。 内称: 束卜的都领(索诺木杜棱、史料里也有叫“都令”的)都督、握约什、古路什等跪禀大太师袁台座,叩首禀安。 原额我俩家一家。至今,我因与长汉儿结下仇。有长汉儿相(象)犬一样,好歹不知。他与天下达子为下大仇。 我与他真假不便。我搬在里边关上住牧,日里料山,夜里听静,保守边疆。有我来里边住牧,牲畜不伏水草,今种地在耳。有我搬在岭外边旧住处暖太那木城住。报知太师。 我恐有小人讨好说,我往外搬,我要有二心。离我本地方,肯(疑似“垦”)住二年。 有东夷与我会议,不为别事。我恨恼长汉儿不过,我与东夷于旧岁九月内剿杀长汉儿报仇。 我夷官实意,为天朝报效。有我祖父,我如今,得过皇爷恩典无数,又多蒙太师恩典,又发买卖市口通行。 我买吃二年。望乞太师天恩,我往外搬,差人乞讨送行礼物,又讨盘缠、各样的种。常有里头外头话语,各自规矩一样。我达子家,两家住在一处,搬住场,会议吃笼席。我有心与太师会议。 今我不得便见太师金面,有太师不凭信,我把五城头、千把总出来看我住场,修理房舍,跟我住一两个月才知道,我实心。 东夷事情差人禀知。有里边太师洪福,也大把宁前二卫,并五城头都填实人烟。又锦义二卫,又填实人烟,又往前填实广宁。 有我将长汉儿赶散了,相太师里边一样,我旧地方住去。有前旧岁十月内,差通事好人盟,心有金言,替我上本讨新旧额赏。 原当不过二月。如今,我们比不的先时,又无吃的,又无庄稼。望乞天恩,新旧赏速速发给。 相里边朝廷大事,袁太师张主,我外边大事我主张,别相的小官张主大事。今差通事投赴太师,宽恩上栽。为此理合跪禀。 这份蒙古人写的文言文,是袁崇焕吧的袁粉提供的。文言文阅读起来本就别扭,蒙古人写的文言文,比跟蝗军说中国话还要别扭,为方便阅读,不得不将其翻译成白话文,袁崇焕吧的大吧天涯流星1翻译过一次,在此基础上老六再翻译一遍,懂蒙古语的朋友帮忙看一下老六翻译得对不对: …… 内称: 束不的部族首领索诺木杜棱(史料里也有叫“都令”的)、握约什、古路什等跪地禀告大太师袁台座(袁崇焕),磕头请安。 原本,我们和明朝是一家人。如今,我因为和察哈尔林丹汗结仇,那个察哈尔林丹汗(长汉儿)象狗一样不知道好歹,他和天下达子(当时的蒙古人对明朝官员自称“达子”)结下大仇。 我和他没办法处(势力不如人家,惹不起,跑到明朝疆域内躲避),我就搬到长城内边关上放牧,白天修理大山,晚上放哨保卫明朝的边疆。我在长城内放牧,可是牲畜吃不惯当地的水草,现在只好种地(只会放牧的蒙古人种地,确实有够蛋疼的),所以我要搬迁到我以前关外原先放牧的地方“暖太那木城”去住,我把这件事报告太师(袁崇焕)了。 我担心有小人讨好说,我往外搬,我要有二心,离开我本来驻扎的地方。我在这里开垦驻扎二年。 有东夷(后金)使者和我商议,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我仇恨察哈尔林丹汗(长汉儿)不过,所以我与后金于去年九月内剿杀察哈尔林丹汗(长汉儿)报仇。 我们这些少数民族的土官是真心实意报效天朝的,我祖父,我如今(不提他父亲歹青杜棱,因为他父亲就是被明王朝杀掉的)得过皇爷恩典无数,又多蒙太师(袁崇焕,可能还有王之臣,天启七年索诺木杜棱部投靠明王朝这事是王之臣处理的)恩典,又开边市通行、互相贸易。 我两年来在这里买吃的(蒙古人写的文言文,而且没有明确说时间,这话同样可以理解为“崇祯二年,我在高台堡买了足够吃二年的粮食”),望乞太师(袁崇焕)天恩(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别人都是乞皇上天恩),我要搬到(长城)外边去,派人(向袁崇焕)乞讨送行的礼物,又讨要路费之类各种各样的赏钱(这位索诺木杜棱文言文说得要多别扭有多别扭,但讨钱的时候一点丢不含糊)。 俗话说各家有各家的规矩,我们达子家,许多家一起搬放牧住场,要聚会吃笼席,我有心要和太师(袁崇焕)见面,现在却没办法见到太师(袁崇焕)金面。 如果太师不相信,我让五城头、千(千户所)把总来看我住场,修理房舍,跟我住一个多月了,知道我的真心。后金的事情,我也派人禀知。托太师洪福,我把宁、前二卫“填实人烟”,后来又在锦、义二卫也“填实人烟”,然后又前往“填实”广宁(那里是后金控制区,去那里“填实人烟”?!) 我将察哈尔林丹汗(长汉儿)部赶散了(联合后金等一起做的),象以前住在太师里边的驻地一样,我现在去以前的地方(水草地)去住(放牧)。从前年十月开始,差通事“好人盟”(估计是蒙古名字译音)替我讨要新旧额赏(可见至少从天启七年起,明朝就拖欠蒙古人的额赏), 如今,我们比不的以前了,没有吃的,又没有庄稼,已经熬不过二月份了,望乞天恩,把新旧赏快点发给我们,想朝廷的大事太师可以作主,外面的事情我做主,别的小官是做不了主的。现在派通事去见太师,因此理合跪禀。 注:天启二年广宁惨败,明王朝放弃辽西走廊,百姓要么逃亡关内,要么被后金掳走,辽西成了一片白地,原本的耕地抛荒,自然野草乱长,于是蒙古人就跑到辽西来放牧。然后孙承宗主持辽西大开发,带着辽民去辽西屯垦。索诺木杜所说的“填实人烟”,可能是蒙古人在辽西一带游牧甚至和辽西汉民做生意。 这个索诺木杜棱是什么的干活?搜索了一下,百度百科词条里说: 索诺木杜棱(?-1644年),清朝蒙古敖汉部人,博尔济吉特氏。图鲁博罗特玄孙,纳密克曾孙,贝玛土谢图之孙,岱青杜楞之子。 1627年,归附后金,赐号济农,皇太极把姐姐莽古济嫁给他。1628年,随征察哈尔。1634年,从征明朝,从得胜堡由大同至朔州。1636年,随征朝鲜,再征瓦尔喀。1641年,攻打明朝锦州、松山,因功受赏。1644年索诺木杜棱去世,1648年,追封多罗郡王。 就这么多,没了。 先看看他父亲岱青杜棱是什么的干活: 由于蒙古人的名字多是译音,岱青杜楞有多个译音,诸如歹青杜棱、小歹青之类。关键是,这人是天启四年被明军杀的,天启六年二月,高第和王之臣在上报抚赏方案的奏疏里提到了岱青杜棱被杀经过: “适其台吉歹青,以领赏假道于白塔峪,乘醉需索,夷人尝(常)态,我兵与格斗,遂毙歹青,并杀四夷。夷语台吉即中国称宗室也,歹青系墩兔之至亲,夷俗惟在阵斩杀不计,非两相战杀,俱索偿命……” 从《明熹宗实录》的这条记载来看,岱青杜棱被杀这事,责任在明方,所以明王朝只好和被害人的部族再三“讲詟”(谈判),谈判结果是:“许其偿命银春秋两季,共一万三千四百两”。 而《满文老档》记载是,由于岱青杜棱被明朝守将杀害,索諾木杜棱因为父亲被杀对明朝深为不满,认为明朝不可信赖。 实际上,天启五年九月,孙承宗发动的偷袭耀州失败后,索諾木杜棱掌管的部族就以其父被杀为由搞事。当时的记载是:“都令挟杀父之讎,索偿命钱”。 索諾木杜棱这次“索偿命钱”发动得正是时候,“昨日奴衅已开,目前报讎,都令欲逞”,刚好是孙承宗把山海关以内的明军调到锦右一线发动“巡河”之战,并且莫名其妙地惨败之后。 于是,明王朝下了软蛋,明王朝支付“偿命银春秋两季,共一万三千四百两”,岱青杜棱被杀就这么揭过。 从史料上看,岱青杜棱被杀,是酒后冲突被杀,属于误杀性质。 但是,这真是“冲突被杀”么? 要知道,林丹汗派来“讲詟”的使者贵英恰,也是“冲突被杀”: 崇祯元年六月初一 先是,插部百骑入新平堡讲詟。堡人歼之,头目贵英恰死焉。至是,屯兵宣大边外,以头目入讲赏,继拥群众入边。于是,陕西道御史李柄言:日者新平堡斩获,岂真有攻掠之實哉?不过讲詟,语言不逊,一时边将迫于义愤,遂闭之瓮城庙内,收其马匹弓矢,举火杀之耳,而边衅自此开矣…… 贵英恰“百骑入新平堡讲詟”,态度非常的不友好,“语言不逊”。 然后,“一时边将迫于义愤,遂闭之瓮城庙内,收其马匹弓矢,举火杀之耳” 蒙古人都那么野蛮、粗野、愚蠢?一个是“乘醉需索,夷人尝(常)态”,另一个是“语言不逊”,全都是冲突被杀——见鬼了,真要跑来挑衅,就只带这么点人?岱青杜棱和贵英恰显然没有兰博或者鳌拜那样惊人的个人武力,却跑到明王朝的地盘上挑起冲突,然后被杀? 真要搞事,起码也得象董山、李满柱那样带领大队人马跑来打砸抢那才叫挑起冲突吧。 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和毛文龙被杀一样,留下的说法,全都是对杀人者有利,全是被杀者存在各种各样的过错,至于被杀者是不是跑到杀人者控制的场合“乘醉需索”或者“语言不逊”,只有杀人者自己知道。 反正索諾木杜棱肯定会觉得明王朝很贱,之前他爹岱青杜棱也算是明王朝的“友邦人士”,莫名其妙地被杀,而他趁着明军“巡河”惨败之机武力“索偿命钱”,然后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反倒还成功勒索,哦不,申请了一万三千四百两的国家赔偿……“偿命银”。 ——贱。 林丹汗也会有这种感觉,之前察哈尔部被明王朝连续经济制裁两年,不得不西迁去抢卜石兔的“市赏”份额,林丹汗灭掉卜石兔后派贵英恰来“讲詟”,结果贵英恰被杀,然后林丹汗率领大军在明王朝境内大肆烧杀抢劫,造成明朝数万边民的死伤,还差点攻破大同,于是明王朝恢复“市赏”。 ——贱。 蒙古人只能形成这种印象。但是,根据这些事件进行深度挖掘,就会发现这里头水非常深。 没错:蒙古人和明王朝联合起来对付后金,符合老朱家皇帝的利益,却不符合斧拜官僚集团的利益——真把后金玩死了,大家还怎么个瓜分辽饷?——更有一伙躲在暗处的人说:眼下通往后金的商路都没打通,后金的银子还没赚到,无论如何不能让那帮白痴把后金玩死。 所以,眼看着后金连年饥荒,就得不停地搞出点事情来,削弱和后金敌对的各方力量,让后金缓过一口气,岱青杜棱“冲突”被杀,贵英恰“冲突”被杀,一次是偶然,两次也是偶然? ——反正死的是明王朝的边民,买单的是老朱家的皇帝,斧拜官僚不仅利益没有受损,反倒狠狠地捞了一把。 列宁讽刺说:“只要我能捞一把,哪管他寸草不生。” ——无论沙俄还是明帝国,甚至若干年搞垮苏修的叶利钦以及他背后的俄罗斯寡头势力,无论古今,斧拜官僚,从来如此。
4.行者百里半九十(三)挨个点名(三)蒙古版“攘外必先安内”注:由于雪山大京巴的原因,本章节许多字眼都成了敏感字,不得不大量使用错别字代替,比如“喇叭”、“鞑癞”之类,反正大家都能看懂。 野猪皮“铅球中毒”八个月后病死,袁崇焕向皇帝请示他要对后金“用间”,皇帝批准他“用间”后,他就派出喇嘛李锁南去后金那里吊孝议和,给皇帝的理由是李锁南是去后金那里刺探情报的“间谍”。 这种理由,只是用来搪塞天启和魏忠贤,蒙古人才不吃这一套。在他们眼里,你明王朝作为老大要灭掉后金,才拉我们这帮蒙古小弟帮忙打仗,现在你这当老大的自己议和,撇下我们这帮小弟来承担后金的打击——掉哪妈! 更缺德的是,还停了我们的抚赏,对我们进行经济制裁。 林丹汗就不用说了,停了两年,不得不西迁去抢卜石兔的“市赏”份额。 而索諾木杜棱显然也没有得到“市赏”,他写给明王朝那封文理不通的信里也说明了这一点: “有前旧岁十月内,差通事好人盟,心有金言,替我上本讨新旧额赏”,并且他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如今,我们比不的先时,又无吃的,又无庄稼。望乞天恩,新旧赏速速发给。” 索諾木杜棱作为一个蒙古人,文言文说得异常别扭,而袁崇焕同进士出身,他的奏疏说得就异常明确:“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各夷共谓:室如悬磬……”。 也就是说,从天启六年袁崇焕以“用间”名义和后金议和开始,蒙古人就一直被经济制裁,并且在崇祯二年落到“室如悬磬”的地步。 东江镇同样也是在天启六年出现饥荒,崇祯元年下半年至崇祯二年闰四月再次被断粮,巧不巧? 所以,袁崇焕以“用间”为名和后金议和之后,蒙古各部族的愤怒也就可想而知。王之臣在给天启的告状信上揭发:“近日通官过都令处,夷鞭其背云:‘你汉人全没脑子,终日只说我们不助兵,你自家驮载许多金帛,着哈喇替他吊孝求和,反教别人与他为仇,我们也不如投顺也罢了。’” 这段史料里的“都令”,正是索諾木杜棱。 之后就是黄台吉和袁崇焕演的双簧。就在袁崇焕打着“用间”旗号派出的议和使者到达后金那里吊孝议和的前一天,黄台吉派出大军去“抢西达子”。 从天启六年开始,“抚赏”就陆续停发,一开始,“抚赏”还没正式停止,但是,“抚赏”被官僚以各种名义瘫钨得厉害,王之臣上任后揭发说: 天启七年二月 原任辽东督师王之臣言:辽东抚赏诸弊,有弊在官商收货滥恶虚冒者,有弊在委官给散丛窦侵欺者,有弊在监守、抵换那移、那移支剩不还、希图乾没者,臣自去年八月,接管一季额外撙节银一万九千六百七十八两有奇,额内查出应还官银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余两…… 这是天启六年八月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个季度,抚赏就被斧拜官僚以各种手段瘫钨了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余两,这还是已经查出来的。 蒙古人能领到的“抚赏”能有多少,也就可想而知。 之后,阎鸣泰、王之臣和袁崇焕各自上疏要买马,之后在兵部尚书冯嘉会的运作下,“抚赏”重新变成了马价,这一下,原本已经派发的抚赏更是被大肆瘫钨,而剩下没派发出去的“抚赏”更是在京城仓库里落灰,无论是申请“买马”的袁崇焕,还是袁崇焕倒台后的继任者,都没再从仓库里提银子“买马”过。 于是,无论林丹汗还是哈喇慎诸部,都被经济制裁了两年以上。 一开始笔者还以为辽饷利益集团对这帮西达子的削弱与陷害,是从袁崇焕“改抚赏为马价”开始的,后来才发现,没那么简单,早在天启三四年间袁可立被弹劾的时候,削弱林丹汗的行动就已经开始了。 崇祯元年七月十日(己巳),王之臣在给崇祯的一份奏疏上是这样描述林丹汗和哈喇慎三十六家的关系的: 督师尚书王之臣疏言: 虎墩兔乃元人的派,所居地名曰察罕儿,即插汉也。部落最广,世雄漠北。 …… 其住牧在广宁直北,去边千余里,部落有炒花、宰赛两部,合为一家,总名曰哈喇。 哈家驻牧在广宁边外大小黑山、黄泥?穴???东北直至开原、庆云,地方皆是其最。 …… 之强盛者三十六家,皆其部落。所驻牧地自宣府独石边外起,至辽东中后所边外止。 其宣府、新平以西,山西保河路地方则顺义王卜失兔(也译作“卜石兔”,今译作“普实图”)驻牧之地也。 虎罕自祖父以来,为诸部长,诸部尽皆纳贡其祖。父死,虎年幼,沉溺酒色,诸部各自称雄,献贡遂绝,虎心衘之久矣。 蓟门、辽东各有虎款赏,其宣府张家口乃虎贸易之地,虎酋差夷往来张家口,卖马买货,哈喇慎家往往截夺其货物而杀之。赴喜峰口领赏贸易,三十六家截劫亦如之。 虎使人讲说,各部傲然不理。虎每云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我当先处里,后处外。连年缮甲厉兵,先加兵于哈喇慎,不自意遂成破竹之势,攻白言、卜石兔而走之。 于是心胆侈大,遂垂涎各部之赏,以兵挟之,拔帐而西,惧好儿趁等之捣其虚也。 …… 看了原始史料,里头王之臣说得很清楚:林丹汗和哈喇慎三十六家关系恶化的原因,显然是哈喇慎三十六家不仅不肯对林丹汗纳贡,而且在林丹汗在宣府张家口和明王朝做生意的时候“往往截夺其货物而杀之”,不仅如此,“赴喜峰口领赏贸易,三十六家截劫亦如之”,更恶劣的是,“虎使人讲说,各部傲然不理”。 按照王之臣的说法,也正是因为哈喇慎三十六家在林丹汗和明王朝做生意的时候“截夺其货物而杀之”,林丹汗才气急败坏地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我当先处里,后处外。”。 我们再搜索一下百度百科的相关词条,里头说: 面临来自蒙古内部的危机,林丹汗顾不得与后金的交恶,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常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我当先处里,后处外。”[15] 然后再看一下史料出处: 15、《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己巳条。 ——掉哪妈,跟老六我引用的根本就是同一条记录,只不过把事情的起因给阉割了。 也就是说,百度百科的林丹汗词条将王之臣的奏疏断章取义,阉割了哈喇慎三十六家“截夺其货物而杀之”这个关键内容,只把林丹汗在被抢劫若干次,并且多次找哈喇慎三十六家谈判,“各部傲然不理”后做出的决定单独罗列出来,断章取义,然后给林丹汗扣上一顶“攘外必先安内”的帽子。 字面上,“攘外必先安内”确实很符合林丹汗说的话,而且,众所周知,“攘外必先安内”是全面炕战爆发前校长常凯申说的一句臭名昭著的千古名言。 蒙古各部族内战的关键原因被无良文人这么一隐瞒,不顾外敌打内战的罪名,就被无良文人栽到林丹汗头上。于是,林丹汗成了一个和校长一样不顾大局,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毒财者。 现在,许多事情已经一目了然了: 林丹汗攻打哈喇慎三十六家的真正原因,根本不是他个人野心膨胀,妄想成为当代“成吉思汗”,而是他和明王朝贸易的时候货物多次被哈喇慎三十六家抢劫,这给林丹汗的部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危机,迫使林丹汗顾不得与后金的交恶这种被动局面,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解决蒙古各部族的内部问题。 要想弄清楚这些事的前因后果,就必须了解一下当时,蒙古高原的情况: 头一个要了解的事,就是当时的蒙古高原,到处都是“汗”、“台吉”。 那么多的“汗”、“台吉”都是哪冒出来的? 答案是:黄教的喇叭们胡乱封的。 再问:黄教的喇叭们哪来那么大势力? 这事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得从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开始说起。 蒙古人起初是信仰萨满教,铁木真的汗号“成吉思汗”就是当时蒙古萨满教领袖阔阔出·帖卜·腾格里为铁木真量身定做的。 要知道,“腾格里”翻译成汉语,就是“长生天”,在萨满教的宗教体系里,腾格里(长生天)是世界与人类的主宰,而大神棍阔阔出的姓竟然是“腾格里”,那就意味着他至少是长生天的后代,是长生天的代言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社会进入末法时代,人们对牛鬼蛇神就没有了敬畏,鬼神时代的人们对牛鬼蛇神的敬畏,是末法时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生在那个时代,铁木真也很无奈,即便是他这种能力极强、威望极高的部族首领,同样需要找个在蒙古影响巨大的神职人员(也就是神棍)玩“君权神授”,才能真正得到所有蒙古人的认同,名正言顺地获得最高权力。 嗯,在隔壁阿三国,还是人分四等,最高等的是“婆罗门”,也就是神棍,地位比掌权的贵族“萨帝利”还高。这么说吧,铁木真手下那帮军事贵族相当于阿三国的“萨帝利”,而阔阔出·帖卜·腾格里相当于阿三国的“婆罗门”。 宗教集团膨胀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向着政教合一的方向发展。 萨满教也不能免俗。 当时的萨满教一家独大,阔阔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结果是,阔阔出经常假借“长生天”(腾格里)的名义,挑拨成吉思汗兄弟感情,不料后被成吉思汗察觉,借口“天不爱他”将其处死。 铁木真作为一代枭雄,同一个问题不会犯第二次错误。从此蒙古帝国扩张到哪里,铁木真就把当地的宗教绑上自己的战车,于是蒙古人信什么的都有,萨满教、喇叭教、回教、全真教…… 而各地的宗教,实际上都是各地贵族、士绅的利益代言人,蒙古帝国的要扩张,军队不可能再象以往那样毫无后勤,驱赶马群行军,马匹饿了吃草,人饿了吃马奶,他们必然需要大量的钱粮物资,喇叭教、全真教之类的宗教,背后正是各地贵族、士绅,正是这些势力对早期的蒙古帝国进行了各种投资,使得蒙古帝国的财政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于是,谁投入多,谁支持的宗教话语权就大。 全真教自不必说,背后肯定是汉族的官僚士绅,而喇叭教,其背后未必就是西藏人,有个地方叫五台山,山上也有一帮喇叭,其背后,是一群山西商人,而在中国,商人的地位不高,他们往往也还是代言人,他们的背后,是官僚士绅。 各地贵族、官僚士绅→商人→喇叭教(全真教、回教……) 有些东西,不说穿,外行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说穿了,其实一钱不值。 蒙古帝国的发源地蒙古高原穷山恶水,在那里生长起来的萨满教经济基础自然不怎样,更糟糕的是,随着帝国的扩张,蒙古高原的丁壮被大量抽调出去到各地作战、驻扎,蒙古高原的人口都被稀释,在这种竞争之下,萨满教逐渐败下阵来。 等到红巾军大起义,朱元璋的明帝国北伐推翻蒙元帝国的统治,早已改变了信仰的蒙古人被赶回蒙古高原后,这片土地上的蒙古人,信啥的都有。 若干年下来,就有了这么个传说:据说蒙古萨满教有一本叫《呼和苏德尔》的经书,但是有个名叫郝伯格泰的巫师破坏了经书上的戒律,结果经书被弥勒佛给收回去了。 说起来也好笑,萨满教虽说在蒙古高原影响力巨大,却没有自己的宗教典籍。佛教有一堆佛经,鸡毒教有《圣经》,回教有《古兰经》……惟独萨满教没有自己的典籍。 原因很简单,蒙古人自己都没有文字,萨满教哪来的宗教典籍?蒙古文还是铁木真照搬回鹘文炮制出来的,等到蒙古文相对成熟的时候,萨满教在蒙古帝国已经不吃香了。
有趣的是,喇叭教在蒙古高原上一家独大,许多喇叭教的典籍都被翻译成蒙古文。 喇叭教兴旺了,自然要狠狠踩萨满教一脚。 于是,萨满教的典籍,被喇叭教的佛爷给没收了,赫赫。 所以,全真教长春真人丘处机跟随蒙古大军一路西行,写出一本《长春真人西游记》可不是一次简单的宗教活动。到蒙古帝国完蛋的时候,全真教末代掌教完颜德明组织教众拼死护卫元顺帝逃亡,究其原因,无非是全真教和蒙古帝国的利益关联实在太深了。 嘉靖年间,信仰喇叭教的俺答汗(又译作阿勒坦汗、阿拉坦汗)在蒙古高原上一家独大。 从俺答汗信仰喇叭教这一条反推回去,就知道他背后是什么人在暗中支持他——没错,正是一帮子晋商,晋商的背后——无非就是一帮山西籍的官僚士绅——暂时称他们为晋党。 被赶回蒙古高原的蒙古人,不仅经济落后,而且经济结构单一,除了畜牧业啥都没有,铁器、布匹、粮食都严重依赖进口。 问题是蒙古人和中原王朝几百年结下的仇恨真不是一般的深,所以从嘉靖十三年到二十九年,俺答汗数十次向明廷遣使求贡,但都遭到了拒绝。其中,在嘉靖二十一年,俺答汗派遣石天爵等人前往明廷求贡,不但没有成功,石天爵也被明廷处死。 而且,和赵宋王朝不同,明王朝的皇帝是出了名的又臭又硬,明明打不过,嘴巴上就是不服软。即便将明王朝击败,甚至将老朱家皇帝俘虏,都无法迫使他们象赵宋王朝那样妥协。 更糟糕的是抢劫也没法完全解决问题,蒙古人不是没有跑到明王朝的统治区去抢劫,问题是,开战不仅要死人,即便胜利了,抢到各种物资是没错,却也把天花之类的传染病给抢了回去。 那年头卫生防疫水平本来就不怎样,蒙古高原上的卫生防疫水平就更不怎样。而天花这样的烈性传染病,别说著名的蒙古大夫摆不平,汉族的医生手段也不多。 所以俺答汗率军打到北京城下后,依旧不敢提出啥“岁币”之类的侮辱性要求,而是打出旗号“求贡”,“进贡”马匹牲畜逼迫明王朝“抚赏”。 此时的明王朝,建国初期的卫所军早已退化,军队底气不足,外交上也变得非常狡猾,俺答汗兵临城下了,皇帝就含糊其词,默许“抚赏”。 马市开始后,明廷只要马匹,不要牛羊,而且价格上谈不拢,蒙古人是谈不拢就动刀子,大规模入掠没有,小规模入掠时有发生。 明廷“抚赏”原本就心不甘情不愿,这下更抓住了把柄,俺答汗退兵仅一年,明廷便借口“虏欲无厌,难以满足”停止边贸。 俺答汗:你不“抚赏”我就来抢! 嘉靖:你来抢我就偏不“抚赏”! …… 一直折腾到隆庆年间,在山西籍官僚王崇古等人推动下,隆庆和议成功,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 “俺答封贡”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明王朝得了面子,一帮西达子上杆子跑来“朝贡”,明王朝“抚赏”回去(变相贸易),北境多年来军事威胁大幅度降低。 蒙古人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而一帮山西商人和他们背后的官僚士绅赚大了。 从此,喇叭教,尤其是黄教,在蒙古高原蓬勃发展,三世鞑癞喇叭索南嘉措在那里大出风头,这一位也是老谋深算,他说他死后“转世灵童在阿勒坦汗家族中”,意思说他要去俺答汗家投胎。万历十七年,俺答汗之孙松布尔彻辰楚库古尔台吉生了个儿子,于是这一位被当作索南嘉措的转世灵童,获得确认后,法名云丹嘉措,当上四世鞑癞喇叭。 也正是这段时期,喇叭教在蒙古高原上一家独大。 想想不奇怪,政治上,有俺答汗这一家子支持,经济上有一大帮西帮商人暗中帮衬,又有钱又有权。 然后,蒙古高原上到处都是汗、台吉。 ——正是黄教干的好事。 要知道,此时的蒙古高原,黄金家族控制力很有限,明王朝更管不了这片土地,蒙古各部族,手里有点势力的,自己称汗、台吉,名不正言不顺,刚好喇叭们手里有神权,部族首领们只要给点好处,喇叭们就来个君权神授,封他为汗、台吉。 如此一来,喇叭教在蒙古高原上势力更为庞大,本身就在贵族圈里有很大影响力,经济上有人暗中支持,封了无数个汗、台吉,跟这些新贵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 这么搞,对黄教肯定有好处,可对晋党有什么好处呢? 参考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为了分散手下几个王的权力,封了几千个王,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有个“王”的头衔,而与之相对应,清妖那边也封了无数个“总兵”,反正有枪就是草头王。 表面上看,是宗教势力是一有规模就想搞政教合一,实际上,这么搞的目的是分化蒙古贵族圈子。 之前,明王朝不肯和蒙古人做边贸,所以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蒙古势力用刀子做老朱家和明王朝的思想工作,如今目的达到了,所以山西官僚觉得蒙古人抱团太厉害,做生意的时候自己吃亏,把蒙古人搞成一盘散沙,做生意的时候方便压价。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就是手段。 所以,到林丹汗时期,蒙古高原上的汗、台吉满地跑,林丹汗说的话象放屁。林丹汗急眼了,他知道跟一帮黄教喇叭尿不进一个壶,便改信红教(查了一下,实际上是花教,挂在红教名下)。 只是这时候,事过境迁,晋党此时已经是辽饷党的商路派,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和一帮西达子贸易,而是把目标转向了后金。 到天启三、四年间,后金的局势已经日益危险。弩尔哈齐对辽东汉民的奴化和伪化已经失败,不仅汉民大量逃亡,连八旗诸申也大量逃亡,朝鲜人赵庆男在《乱中杂录》中记载“真鞑降者,都督资给优厚,以此降者络绎,其数千余,而散处各岛者,亦近千人,皆勇猛精壮,人言前后降鞑甚多” 在这种情况下,养寇自肥、让连年饥荒,粮食卖毒品价的后金缓过一口气,就成了辽饷利益集团养寇派的战略,这同样符合隐藏在暗处的商路派的利益,毕竟后金一旦崩溃,还怎么向后金走私? 所以,天启三年开始,袁可立就被一个阉党带着一帮东林党轮番弹劾,而巧合的是,林丹汗和明王朝贸易所得的货物也频繁被抢。 对付袁可立,还有痕迹可寻,毕竟阉党和东林党勾结起来对付袁可立不是什么人都能办到的,事实上,阉党和东林党勾结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幕后黑手的真实身份。 而一帮乱七八糟的汗、台吉抢劫林丹汗的货物,则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一般都认为这是蒙古人一盘散沙造成的偶然事件——就算幕后黑手要操纵,他们靠什么操纵蒙古人? 直到老夫审核袁崇焕派喇叭吊孝议和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再次看到喇叭这个字眼,突然明白过来——幕后黑手,就是通过喇叭,在哈喇慎各部暗中操纵的。 喇叭,原本就是晋党最早掌握的暗中势力之一。 早在俺答汗,甚至达延汗时期,晋党就通过晋商遥控喇叭,再通过喇叭和蒙古贵族勾结,毕竟,商人地位低,商人的话,人家不听,而直接派官员和蒙古贵族联络,则容易被政敌抓住把柄,而派喇叭,喇叭掌握神权,在蒙古贵族圈子里放个屁都是香的,而在明王朝官僚眼里,这是宗教行为——敬鬼神而远之,不容易引起注意,更没法抓住把柄。 所以,袁崇焕借口“间之”吊孝议和时派出的喇叭,本身就是幕后黑手最亲信的人员,李锁南木座喇叭在组织内部的可靠程度,甚至超过袁崇焕。 那么,林丹汗和明王朝贸易得来的货物被抢,明显也是幕后黑手通过喇叭遥控哈喇慎各部干的,削弱林丹汗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和弄倒袁可立相配套的一整套战略部署。 也就是说,削弱林丹汗,早在天启三四年间就已经开始。 而到了天启六、七年间,后金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天启六年,王之臣在给天启的奏疏上说“年来奴每求和于西虏而虏不从;欲屈服潮癣而潮癣不受”,说的就是黄台吉让索诺木杜棱等人拉皮条跟林丹汗和谈,被林丹汗拒绝。 在这个时间段,针对林丹汗和蒙古各部族,发生了什么? 首先,是袁崇焕的“改抚赏为马价”,林丹汗和蒙古各部族被经济制裁。 与此同时,袁崇焕以“间之”为名派喇嘛吊孝议和,明王朝作为反后金统一战线的老大带头议和,一旦议和成功朝鲜、蒙古各部族就将面临后金的打击报复,等于是把朝鲜、蒙古给卖了。 与之配套的,是针对东江镇的“移镇”、一招不成,换一招,勾结王永光搞“以辽人守辽土”,派出徐敷奏到东江镇引诱粮食供应被切断,濒临饿死的辽兵和强壮辽民两万多人抢夺船只逃亡到宁远,导致东江镇的军力被严重削弱。 现在,大家该明白了吧,蒙古各部族的内战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林丹汗个人野心膨胀,也不是哈喇慎三十六家豺狼本性,到处抢劫。真正的原因,是明王朝内部的斧拜利益集团在搞养寇自肥,与此同时,躲在暗处的商路派官僚默许纵容袁崇焕和他背后的势力故意把蒙古各部往死里坑,为了让连年饥荒的后金缓过一口气,进而打通后金到张家口之间的商路。 各种势力共同作用的后果,就是和后金敌对的蒙古各部族被故意削弱,明王朝对蒙古各部族的贸易被大规模压缩。各路斧拜利益集团对蒙古各部族的经济制裁,使得蒙古各部族的经济受到巨大的打击,互相火并起来也就更加激烈。 在各路斧拜利益集团故意放水之下,后金很默契地抓住机会连续两次攻打内喀尔喀各部族,而林丹汗也不再顾及同族情分,在后金攻打内喀尔喀各部族的时候趁火打劫。 1626年(天启六年)春,后金第二次讨伐内喀尔喀,内喀尔喀战败,首领卓里克图败走西拉木伦河时,林丹汗吞并了他的余部,至此内喀尔喀五部之一的炒花部(乌齐叶特)不复存在。 1626年八月,野猪皮病死,黄台吉继位,当年十月,黄台吉第三次讨伐内喀尔喀。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黄台吉这次出兵攻打内喀尔喀之后一天,也就是天启六年十月十七日(丙辰),袁崇焕派出喇嘛李锁南吊孝议和,搪塞天启的理由是“用间”,对于后金出兵“抢西达子”这事,当时袁崇焕屁都不放一个,天启七年正月二十六日(甲午)才报告皇帝“辽东巡抚袁崇焕言:夷使方金纳九人特来讲话,随诘来夷何故起兵,彼云前来打围,乘便抢西达子,断不敢擅入宁前……” 毫无悬念内喀尔喀兵败,然后,林丹汗再度趁火打劫,吞并内喀尔喀残部,《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初九日 有逋逃自喀尔喀蒙古来告:察哈尔汗出兵,尽掠我喀尔喀,从者养之,拒者杀之。扎鲁特部逃往科尔沁部等语。 干掉炒花之后,黄台吉接着就派阿敏攻打实力被严重削弱的东江镇,打了毛文龙一个措手不及,要不是不知从哪冒出一条“黑龙”作怪,破坏云从岛和陆地之间的冰层,使得后金军无法通过冰面登上云从岛,毛文龙当时就得当俘虏。 没能干掉毛文龙,后金调头打朝鲜,朝鲜投降,后金回军时被毛文龙频繁袭击,没能抢到足够的粮食,黄台吉便调头抢劫辽西,“奴营沙锅中率存漕米饭,此人之所共知也”。 缓解了“一金斗粮价银八两”的危险局势后,在袁崇焕被辞职,天启病死、崇祯登基,客魏完蛋这段时期,后金也没闲着,而是联合奈曼(乃蛮)、敖汉、哈喇慎各部打林丹汗。 哈喇慎各部原本就不服林丹汗,在林丹汗的“攘外必先安内”之下,剩下的哈喇慎诸家不得不在林丹汗、明王朝和后金之间选边站队。此刻的明王朝,因为辽饷党故意压缩明蒙贸易规模,而且袁崇焕正在和后金议和,这么一来,哈喇慎诸家大部分选择联合后金先打败林丹汗再说。 原本是明王朝、朝鲜、东江镇组成一个反后金统一战线,如今是辽饷党、后金、奈曼、敖汉、哈喇慎各部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反林丹汗统一战线。 林丹汗肯定招架不住,只好西迁。 后金这一连串动作下来,干净利落,把有限的军队利用到了极至,黄台吉是把一支部队当几支部队用,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时间安排之合理,军队的利用率之高,作战指挥之巧妙,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反正,老夫所知道的古今军队的战例当中,只有PLA粟裕大将的苏中“七战七捷”可以与之媲美,这种仗,被林×称为“神仙仗”。 这种“神仙仗”,不仅对军事指挥上有着极高的要求,作战部署极端周密巧妙、不能出一丝一毫差错,而且需要敌方阵营里有人提供情报上甚至指挥上的配合。 所以,理论上讲,这种“神仙仗”是不可能出现的。 偏偏历史上出现了。 明末自不必说,而国军阵营里实际上也早就被我党渗透成了筛子,想想郭汝瑰、刘斐、沈安娜……等一个个名字,就会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个“神仙仗”。 至此,反后金统一战线的蒙古部分基本完蛋。 之后的事情,王之臣的说法是 不自意遂成破竹之势,攻白言、卜石兔而走之。于是心胆侈大,遂垂涎各部之赏,以兵挟之,拔帐而西,惧好儿趁(科尔沁)等之捣其虚也。 袁崇焕的说法详细些: 炒(炒花)失而都与之邻矣,外畏强邻,内惧虎(林丹汗),求内徒为两避。臣在事时,将许之,臣去而都令降矣(索诺木杜棱一度投降明王朝,当时是王之臣安排都令、色令二部族的安置事宜的)。 都既降,虎恐其部为都续,遂吞并乃蛮、黑石炭等,一概收之,惟余拱兔一家,拱居宁远边,最恭顺,今春亦为攻去。 虎辅车既失,独与强邻,虎自揣非敌,西避而修怨于卜(卜失兔),欲据卜地,得卜赏,因以远患,遂住牧宣大。 卜又非虎敌,亦西窜矣。 三十六家本卜部落,流离失食,我之边人不肯为存恤,故东附,且欲借力抗虎,此今日边情大概也。 今西部无存,东患我独当之。 袁崇焕轻飘飘的一句“我之边人不肯为存恤”,就把斧拜集团压缩明蒙贸易规模的诸多手段含糊过去,反正最终的局势是,剩下的哈喇慎诸部为了抵抗林丹汗的吞并,倒向了后金。 这就是崇祯二年二月前蒙古诸部族的基本情况。
4.行者百里半九十(三)挨个点名(四)曲线报明军 整理一下: 1、抚赏银的使用,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斧拜,按王之臣的说法,到天启六年,一个季度就查出斧拜官僚应退还近一万六千两银子。 2、天启六年十月,也就是袁崇焕以“用间”为名骗取皇帝许可后吊孝议和的那个月,黄台吉攻打内喀尔喀,同月,辽东原本的“抚赏”被改回“马价”,之前已经送达辽西的“抚赏”大多被瘫钨,在京城里没派发出去的,堆在户部、兵部仓库里落灰,明蒙贸易的规模被大幅度压缩。 3、天启七年,林丹汗的掌握的两个部族奈曼、敖汉部被后金渗透,想在林丹汗和后金之间充当调停角色,让林丹汗和后金议和。 要知道,在天启六年袁崇焕议和之后的十二月,王之臣就向天启告状,说“年来奴每求和于西虏而虏不从,欲屈服朝鲜而朝鲜不受……我若顿忘国贼与之议和,彼必离心,是敺鱼爵于渊丛,而益敌以自孤也”。 这下好了,袁崇焕带头议和,奈曼、敖汉部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在林丹汗和后金之间调停。 百度百科的说法是林丹汗“不但没有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反而讨伐奈曼、敖汉”,实际上就是王之臣所说的“年来奴每求和于西虏而虏不从”,看样子,林丹汗反后金的决心还挺坚决。 于是,这一年的六月,敖汉部和奈曼部投降后金。索诺木杜棱就是敖汉部的首领,而且,索诺木杜棱本人,正是在这一年嫁给了黄台吉同父异母的寡居姐姐哈达公主莽古济,成了黄台吉的姐夫。 4、注意奈曼、敖汉部投降后金的时间:天启七年六月,这是个什么时间段?天启七年,正是黄台吉“一金斗粮价银八两”的时期,这一年五六月间,黄台吉倒是刚从辽西抢了一批粮食,但是,奈曼、敖汉部偏偏这个时候投降后金,凭空多出那么多张嘴巴,黄台吉表示异常蛋疼。 5、于是,最为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就在袁崇焕被辞职没多久,已经成为黄台吉姐夫的索诺木杜棱,和色令一起,带着自己的部族,投降了明王朝@_@ 都、色部投降时,明朝安置他们的负责人,是王之臣。 《三朝辽事实录》里有这么几条记载: (天启七年)九月 督师王之臣题: 职于七月内未出都门即闻西虏都令、色令等携带部夷二万余人投顺东奴,心甚虑之。幸奴子不即收纳,致令徘徊河上,而部夷穷饿,多鸟惊兽散,此其必致之势也。初,都令等闻虎酋之欲谋己也,忿激离巢,其投足未定之时,诸头目愿向天朝。 (天启七年)八月 户部题: 都、色部落投降,督师(王之臣)疏称弱者自为食,则以阵亡缺伍之粮养一千七百之精壮而有余,无烦另措矣。至于发银米余以养十万居民,则祖宗以来无赐田租之诏。臣部即欲措发而无从。前锦州被围,连呼颗粒皆无,迨虏败之后锦州尚余米三万数千,而奴营沙锅中率存漕米饭,此人之所共知也。督师习知臣部之苦,必明以入告,庶中外相成,兵食两足矣。 话说,老朱家就是阔气,辽西的钱粮供应很充裕,用王之臣的话说,就是关宁“铁骑”“阵亡缺伍之粮”养蒙古部族里的一千七百之精壮足足有余,至于蒙古人中的老弱,让他们自己去去解决,放牧种田随便他们。 于是,出现了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局面: 敖汉部一帮子蒙古人在饥荒之下投降了明王朝,他们的身份是明王朝的仆从军,虽说不打明朝,却也不打后金,而是和后金联合起来专门打林丹汗…… ——类似于炕战时期的“曲线救国军”,他们既不打国军,也不打蝗军,而是和蝗军联合起来专门打和国军处在同一条“捅一战线”上的某某档。 《满文老档》记载: 天聪二年,也就是崇祯元年,这一年九月, 天聪汗将征蒙古察哈尔部,遣人命西北归服外蒙古科尔沁部诸贝勒、喀喇沁部之塔布囊、敖汉、奈曼部诸贝勒、喀尔喀部诸贝勒,各率所部兵,来会集於所约之地。汗亲率诸贝勒大臣及其大军,九月初六日起和西行。 初八日 至都尔鼻地方,敖汉部济浓色臣卓里克图,奈曼部达尔汉洪巴图鲁,各率兵来会。 初九日 大军抵辽阳,喀尔喀部诸贝勒各率兵来会。 十二日 抵约科尔沁部会兵之地。於绰洛郭勒地方驻营。 十三日 扎鲁特部贝勒喀巴海率兵来会…… 历史惊人地相似,炕战时期,校长给这些“曲线救国军”发军饷。 曾经有一个叫赵保原的国军长官,校长给了他的部队一个番号:“暂编十二师”,蝗军也给了他的部队一个番号:“反珙第七路军”。于是,赵保原部国军的臂章两面都有字,向百姓抓丁派款的时候,把臂章翻到“暂编十二师”那一面,联合蝗军扫荡某某档的时候将臂章翻过来,就成了“反珙第七路军”。 而在明末,明王朝给这些“曲线报明”的西达子发粮饷。 也就是说,明王朝出钱粮,帮后金养了一支专门收拾林丹汗的“曲线报明军”。而这个索诺木杜棱,如今已经是诸多“曲线报明军”里的一位司令官。 嗯,炕战时代,校长即便再讨厌某某档,也不敢公开说某某档是和蝗军一样的敌人。而在明末,反洞官僚却敢于把林丹汗、东江镇说得比后金还坏。 前文引用的史料里,索诺木杜棱说的“有长汉儿相(象)犬一样,好歹不知。他与天下达子为下大仇……”说的,就是这段时期的事情。 只不过,真是林丹汗“相(象)犬一样”么?袁崇焕和他背后的邪恶势力“相(象)犬一样”倒是差不多。
虽说“曲线救国”和“曲线报明”都是“曲线”的干活,不过赵保原和索诺木杜棱是有区别的。 炕战时期的战局,虽说被中国军民拖入相持阶段,但大曰本蝗军显然没混到粮食卖毒品价那份上,“曲线救国军”的出现,也并不是因为国民震斧里的斧拜集团想要养寇自肥,而是因为某某档势力逐渐壮大,而敌后国军却难以在蝗军的压力下生存,所以校长不得不默许这些敌后国军“曲线救国”,以黄鞋军身份联合蝗军压制某某档.。 赵保原就是在这种局势下成为“曲线救国军”的,而且,校长也确实没有亏待他,蝗军投降后,赵保原被任命为山东第一作战区司令兼暂编第十二师师长,在鲁东接受蝗军投降并统一指挥收编胶东的黄鞋军。他的部队原本被山东的炕日军民打得只剩下六百多人,龟缩在即墨王村南地区,趁着受降蝗军加收编黄鞋军的机会,他的部队一下子扩大到七千人。 1946年6月8日,赵保原被某某档击毙,死后被国民震斧追赠中将军衔,直到今天,网上的果粉还在给赵保原洗地,认为他始终是“国军”。 而在明末,蒙古的那帮“曲线报明军”却是这样形成的: 和蝗军身份差不多的后金,在当时经济崩溃,“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盗贼蜂起,偷牛窃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明王朝内部的斧拜利益集团是为了养寇自肥,故意削弱明王朝的盟军蒙古部族,压缩和蒙古的贸易份额,削弱蒙古人,导致蒙古各部族经济恶化,互相抢掠吞并。 结果是那些蒙古部族,在后金、明王朝和林丹汗之间里外不是人: 想继续为明王朝效力,贸易规模被严重压缩; 想投降后金,黄台吉还没粮食养活他们。 于是他们干脆“曲线报明”,帮着后金打林丹汗的同时,还拿明王朝的粮饷。 从天启四年之前明王朝的仆从军,变成天启七年明王朝的“曲线报明军”,此时的索诺木杜棱,能对明王朝有半分好感么? 当然,按照索诺木杜棱的说法:“有长汉儿相(象)犬一样,好歹不知,他与天下达子为下大仇”,哪怕明王朝一个铜板都不出,这些“曲线报明”军也会和林丹汗不共戴天,如果有一天后金完蛋了,他们肯定会象赵保原死拼某某档那样去死拼林丹汗。 可后金会不会完蛋,那是将来的事,眼下的局势,是后金没完蛋,不仅没完蛋,反倒是林丹汗干掉卜石兔后,卜石兔的余部也投降了后金,后金控制了长城以北大部分地方,长城以北的这些蒙古部族,要么直接投降后金,有些就算如索诺木杜棱一般“曲线报明”,也是只打林丹汗不打后金。 在此局势下,再来看看袁崇焕的奏疏: 《明清史料》 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 兵部为夷情事,职方登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帅尚书袁题请:准兵部咨该本部题前事等因。 奉圣旨: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钦此。钦遵。 抄出到部,备咨到臣。 臣会同蓟辽总督俞,查得哈刺慎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 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 且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 臣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 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与高台堡外,历历也。 臣亲出谕之,见其穷迫所为,若绝其活命之方,则立毙之也。夷肯坐而待毙乎?即饥之窘之可空其类乎?不可空则不必府怨而驱其与奴合。 况我天启二年败回,关内外告饥,督抚王象乾行臣抚三十六家,令其粮来市卖,每日百车而数十车,军民利之。 我歉曾因其食,彼歉而我屯其膏,于义未惬。不如因而树德,存数种于外,他夷入犯,我得藉其藩篱。总能驾驭有法,若能去其暴而柔其心,彼将为我用之,宁有他心? 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此夷受抚多年,一向相信,即今一冬以来未尝生事。此时我兵马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 且驱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何敢以虏遗君父而贻畔封疆也? 事属军情,不敢发抄,合词奏闻等因。 奉圣旨: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该部知道,钦此,钦遵。 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行为就此一咨。 顺天巡抚合咨前去,烦为遵照明旨内事理,钦遵查照施行。 崇祯二年三月 郎中方孔照抄出。
“查得哈刺慎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 不得不承认,文人笔法就是厉害。 哈刺慎三十六家和后金本来就不接壤,他们和那些与后金矛盾尖锐的炒花各部性质完全不同,反倒多次抢劫林丹汗的货物,可以说对明王朝原本就没多少帮助,如今干脆联合后金打林丹汗,但只要他们没有正式和明王朝开战,在袁崇焕笔下,就成了“仇于虎而未与奴通”。 “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 这屎盆子扣的,天启六年十月后金“抢西达子”,攻打炒花的时候,你袁崇焕管过没?根本没管,当时袁崇焕还派喇嘛李锁南吊孝议和,唯一的措施,就是天启六年十二月后金使者方吉纳来议和的时候 “随诘来夷何故起兵” 方吉纳搪塞说“前来打围,乘便抢西达子,断不敢擅入宁前……”之后就没见袁崇焕有任何动作了。 也就是说,造成哈刺慎各部“依奴而自固”的原因,根本不是“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而是因为后金“前来打围,乘便抢西达子”的时候袁崇焕打着“用间”的旗号吊孝议和。 “且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 说来好笑,天启年,明王朝的官僚,谴责蒙古各部族不积极攻打后金,估计以此为由压缩贸易规模,所以索诺木杜棱大骂“你汉人全没脑子,终日只说我们不助兵,你自家驮载许多金帛,着哈喇替他吊孝求和……”现在,却不得不出钱粮,养着这帮“曲线报明”军,不求他们出兵打后金,只求他们千万别充当向导,“通奴入犯”。 袁崇焕狡猾就狡猾在这里了,明明别有用心,借口却是为了明王朝着想,似乎只有当冤大头花钱把这些“曲线报明军”当祖宗供着,才能买他们别“通奴入犯”,有这么混蛋的逻辑么? 没错,长城以北的蒙古高原,哈刺慎各部确实是地头蛇,他们要是充当带路党“通奴入犯”,后果确实会象袁崇焕说的那样“祸有不可知者”。 但是,生存于长城以北蒙古高原上的,却不仅仅是哈刺慎各部,还存在着一支比哈刺慎各部加一块还要强大的势力——林丹汗掌握的察哈尔部,单凭哈刺慎各部,根本打不过察哈尔部,他们必须依附后金,让后金出兵,才能将林丹汗赶走。 “抚赏”长城以北蒙古高原上的各部族的时候,故意遗漏了势力最大的、不肯和后金妥协的察哈尔部,却要收买早就和后金结盟攻打林丹汗的哈刺慎各部,明王朝怎么就这么贱?! 如果真要防止后金在这些“曲线报明军”带路下绕过辽西,突破长城,首先要做的,根本不是收买哈刺慎各部,而是赶快恢复插赏,修复和林丹汗的关系,让察哈尔部赶快恢复元气,通过林丹汗来压制那些所谓的“曲线报明军”。 只要林丹汗依旧活蹦乱跳,那些“曲线报明军”就必然会受到威胁,也就没那闲工夫充当带路党“通奴入犯”,就算后金敢于孤注一掷发动己巳之变,恢复了元气的林丹汗也随时有可能断后金的后路。这时候,后金在长城以北要想有一条安全的攻明线路,就必须先联合哈刺慎各部先干掉林丹汗再说。 一边,是坚决不和后金妥协的林丹汗,另一边,是早就和后金结盟攻打林丹汗的哈刺慎各家,并且哈刺慎能做到的,最多只能是不带路,指望他们和后金敌对——想都别想! 如果真要防止后金绕过辽西突破长城,作为前线指挥官,你应该选择援助谁? 答案非常明显,只能选择林丹汗。只有先帮林丹汗恢复元气,才能真正防范已经和后金结盟的哈刺慎各部充当带路党“通奴入犯”。 所以,关于袁崇焕及其背后的黑暗组织的“市米资盗”问题,真正恶劣的地方有两点:首先,天启年,故意压缩明蒙贸易规模,导致蒙古各部经济崩溃,互相抢掠吞并,其次,借口防止哈刺慎各部充当后金的带路党而卖粮食,却偏偏不和林丹汗贸易,正相反,在明王朝“插款既成”的时候,“崇焕复取兵部八万金”以“买马”为借口把明王朝“抚赏”林丹汗的银子给挪走。 没错,长城以北,局势很危险,要想扭转这种局势,适当的发放粮食,收买蒙古人——即便这些蒙古人和后金有勾结,也勉强能说得通。 但是,故意漏掉蒙古各部当中最大的一股势力——察哈尔部,不仅不对林丹汗进行经济援助使其恢复元气以牵制后金,还将国家已经调拨出来的八万两银子给挪用,其动机,就根本不是防范哈刺慎各部当带路党“通奴入犯”,而是在给后金发动己巳之变创造条件。
4.行者百里半九十(三)挨个点名(五)反林丹汗统一战线 现在,再来看看百度百科林丹汗词条是什么时候被修改的。 打开该词条的历史版本,一条一条找过去: https://baike.baidu.com/historylist/林丹汗/5970961 发现早期的版本根本没有林丹汗“攘外必先安内”的说法,最早出现这个说法的版本是2021年7月29日更改的,更改者叫“韩蒙太极不丹龙”: https://baike.baidu.com/history/林丹汗/82639369 这一位最初是这样修改的: 面对来自蒙古内部的危机,林丹汗顾不得与后金的交恶,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常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13] 13.《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己巳条。 之后这一位又连续修改了八九次,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 面临来自蒙古内部的危机,林丹汗顾不得与后金的交恶,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常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我当先处里,后处外。”[15] 15、《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己巳条。 看得出来,这为历史修改者对林丹汗“攘外必先安内”的说法仍旧不满意,所以在后面又补上“我当先处里,后处外”,当然,他把不符合他要求的事情的起因“虎酋差夷往来张家口,卖马买货,哈喇慎家往往截夺其货物而杀之。赴喜峰口领赏贸易,三十六家截劫亦如之。虎使人讲说,各部傲然不理”给阉割了。 这位“韩蒙太极不丹龙”,从2021年7月28日凌晨五点多开始,一直修改到2021年7月30日下午五点多,不到三天时间,他修改了9次,提交了九个版本,其修改历史的积极态度令人吃惊,而百度官方对他的配合程度也令人吃惊,老六也编辑过百度词条,官方的响应速度可没这么快。 算下时间,2021年7月差不多就是本吧几位道友对袁崇焕和他背后的黑暗组织产生怀疑,怀疑他们在天启六年停插赏导致明蒙贸易受到极大破坏,不得不互相劫掠乃至互相吞并的时间段,这太巧了点,严重怀疑某些人发现这事后马上来百度百科篡改历史(后来才发现削弱林丹汗天启三四年间就已经开始)。不仅百度百科的林丹汗词条被篡改,互动百科的林丹汗词条也被篡改了——要知道袁黑毕竟不是什么都知道一些的万金油,对蒙古的历史不可能了解得太深入,通常都是先搜索百度词条进行最初的了解。 于是,林丹汗成了一个不顾抵抗后金大局、不顾民族大义,个人野心膨胀,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比校长常凯申更常凯申的毒财者,并且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当前版本的百度百科的林丹汗词条里说: 败亡青海: 林丹汗西迁以来,虽然取得一些军事胜利,但却得罪了大多数蒙古封建主,使他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离统一蒙古的梦想也越来越遥远。当时漠西和漠北原本就不臣服林丹汗,漠南诸部则在林丹汗的打击下纷纷东投后金。林丹汗虽获得富庶的右翼故地,但因为战争,“畜牧匮乏”[23] ,各部流离失所。加上“塞外霜早, 颗粒无收兼厉疫盛行”[24] ,蒙古诸部几入绝境。而各部的抵抗也大大削弱了察哈尔部本身的力量:“插(察哈尔部)之疲甚、饿甚、穷甚”[25] ,其兵员严重减耗,“插有马约备仅收四万,插众不满五万”。[25] 23、《崇祯长编》卷14,崇祯元年十月壬辰条。 24、《崇祯长编》卷20,崇祯二年三月甲午条。 25、《崇祯长编》卷27,崇祯二年十月己卯条。 由于这位“韩蒙太极不丹龙”有阉割史料的不良记录,所以老六对其引用的史料不相信,找到《崇祯长编》逐个对照。 所谓的“‘畜牧匮乏’[23] ”, 崇祯元年十月壬辰条是有,内容是这样的: 崇祯元年十月五日壬辰 督师袁崇焕言:宁远三面临边,必战必守之地也,其逼处于我为患切肤者,哈喇慎三十六家也。督臣王象乾知大计,令番僧王喇嘛、游击张定往致三十六家,三十六家如约,令祖大寿致拱兔,朱梅致都令,亦如约。虎见各部内附亦孤而求款,其时诸部俱受戎索,有警炒花先来报臣,臣得为备,愤炒泄其谋,遂移攻炒。炒卒其部宰赛等西迯而依于虎,虎利炒之人畜,遂并之。自虎并炒而虎之部八大营俱不安,内都令、色令素不善于虎,居炒之西,虎之南,我亦倚以为藩也。炒失而都与之邻矣,外畏强邻,内惧虎,求内徒为两避。臣在事时,将许之,臣去而都令降矣。都既降,虎恐其部为都续,遂吞并乃蛮、黑石炭等,一概收之,惟余拱兔一家,拱居宁远边,最恭顺,今春亦为攻去。虎辅车既失,独与强邻,虎自揣非敌,西避而修怨于卜,欲据卜地,得卜赏,因以远患,遂住牧宣大。卜又非虎敌,亦西窜矣。三十六家本卜部落,流离失食,我之边人不肯为存恤,故东附,且欲借力抗虎,此今日边情大概也。今西部无存,东患我独当之。若东若三十六家道于卜与素什兔等穿连辽、蓟、宣、大沿边一带,以东之悍于战,藉西马为用,人人皆兵,兼喇之饭食,寝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祸更烈,臣窃忧之。于本月十九日调三十六家至边,臣同道臣郭广亲谕之,彼亦直认不得已之故,窘于无食之穷、凌弱之虎,故求为与。为今之计,急修我备,务诱致之。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无令逼处,自贻伊戚。业令总兵祖大寿查炒五大营与虎之八大营零部有存者收置锦州口外边堡,以其赏物为其粮饷,我更益之兵,佐之战守,从中界断令东无得与西合。大抵边情多变,兵事难期,即臣在京时与到关时去今无几,而敌情已传变如此矣。然万变不离于尝,惟在精兵壮马、坚甲利兵,以能战之力量为守。今关内外不乏战士,惟乏壮骑,即万分匮乏,亦不宜省万匹之马价,强弱成败,机悬于此。帝是之。 从头到尾都在这里,只有“今关内外不乏战士,惟乏壮骑,即万分匮乏”,说的根本不是林丹汗,里头也压根没有“畜牧匮乏”四字。 而“‘塞外霜早, 颗粒无收兼厉疫盛行’[24] ”倒是有的,不过不是《崇祯长编》卷20,崇祯二年三月甲午条,而是崇祯二年十月己卯条,意思倒是和原文差不多,原文是: 崇祯二年十月(己卯) 大同巡抚张宗衡疏言: 臣为陛下守此一块土,五载于兹。 自有插氛以来,无如臣在事之久者。 夫插非可款之人,款有无穷之害,人人之所知也。 即目前之款局论之,在我纵欲终款而其势不得不至于失约;在插纵欲坚款而其势不得不至于败盟者。 何以明其然也?三季辽赏,王牧民立番汉合同,许以正月尽给矣,不知此项能如约办付否? 明岁辽东之全赏,不知能照数发给否? 八万一千之新赏,并食用之杂费,几九万计(崇祯元年、二年的插赏被袁崇焕挪用,这事张宗衡故意不说),如折马之镇可出其半,如不折,则此项又从何出?计臣、枢臣果肯一一应手给发,则臣愚诚为过虑;若犹未也,以旧督臣之威名、各赏之稠迭尚不能邀插一日之欢,而况乎许而不与,与而不及期乎?臣所谓不得不失约、不得不败盟者,此也。 转盻正月,衅隙不遥,思患预防,为时已晚。臣愚妄度庙堂诸臣未必不愤插之无状,独念插方横,难与力争,大小文武将吏谁能应声办此?是用姑从羁糜以纾下急耳。 噫!臣昼夜思此,烂熟矣。插有十四可图,而我所以图之者亦如之,臣请尽言无隐,可乎? 插不仁、永哈、祆士毛等部三面皆敌,不报不休,一可图也。 插精壮头目半歼于新平,半为永等所杀,止靠□□写气吴刁儿计等出入讲折,肝肺已见空虚无人,二可图也。 插吞匿诸赏,沿边旧人俱空手,回怨入骨,三可图也。(原插赏被袁崇焕、冯嘉会等人改成“马价”,崇祯年插赏原本是和卜失兔的贸易额度) 容岁五月二十九日,大得意去,竟无一人一骑相送迎,我祸诚惨,插志弥骄,四可图也。 故奔桑阿赛兵骨肉相猜,人人自危,五可图也。 闹索辽赏,头触元戎悍悖已甚,目无人焉,六可图也。 插左右多仇,仇妙粆花儿子宰赛,无不私欲甘心者,七可图也。 两年来,内地未试一炮,我可以尽逞我长技,八可图也。 东奔西驰,无地无之,有黩玩如是而能善其终者乎?九可图也。 插故巢美水草,称乐土焉,一旦畏逼西迁,虽得卜哨地,犹石田耳,寄生之草可一刬尽,十可图也。 塞外霜早,颗粒无收,暴骨如莽,道路枕籍,兼疠疫盛行,插众亦多就殒,天实亡之,不取何待?十一可图也。 插以马上为家,插有马十万匹,马挟不返者一万,被士□盗去一万,毙于永手者二万,辽马不惯宣云之水草,陆续倒死者不下二万,今约备仅四万耳,插失所恃,我炮益多,其十二可图也。 插使动辄以大事为口实,与不与,只说一句便了。不曰王子来边则曰堤防作歹,住口恐喝全无所略,彼中势力不言可知,十三可图也。 插谋虽叵测,苦仇插牵掣,不敢决,又垂涎栈豆,不无恋恋心,狐疑多端,十四可图也。 然则我以图之,插众不满五万,所以忽彼忽此,不可方物者,盖两镇沿边九千五百里,插散无常,我分派有定,插无所不可入,我无所不为守故耳。 兹每镇挑选精骑一万,共二万八千,为四路,侦其所往,乘夜掩击,时而得胜,时而独石,时而杀虎口,时而张家口,分道错发,使插不测。 插昔之无所不可入者我反无所不可出矣,我昔之无所不为守者插反无所不为守矣,此变主为客之策也。 …… 我之审局也贵定,勿矜小捷,毋讶小失,毋以二三之说轻为进止,确凭入告之先资,徐责躬行之实效,此独断成功之策也。乃其要尤在于不中制,假以便宜,宽以文网,中外恊和,无滋枘凿,斯有又阃以外将军制之之大权,非外吏所敢闻也。 …… 前交攻彼,我互应附插之背而捣其虚,彼直以为从天降耳。或曰钱粮如之何?三镇不有抚赏及召买银乎?不足请以铸钱息佐之,不敢求增一名兵,不敢求添一分饷,俟臣言稍验后另图所以犄角三韩,被海外五十万又焉用之? 此疏一出,笑臣者以为空谈;怜臣者以为呆气;即一二谅臣者或亦以为心苦未必切于事情,不知皆真语也,皆稳着也,皆从实地上做去,皆情势之所必至而兵法中所备列无遗者也。 帝是其言,令与枢臣密计以行。 大同巡抚张宗衡的奏疏里,倒确实有“塞外霜早,颗粒无收,暴骨如莽,道路枕籍,兼疠疫盛行,插众亦多就殒,天实亡之,不取何待?十一可图也”这么一句。没错,此时的林丹汗,确实混得很惨。 但是,这位“韩蒙太极不丹龙”却只字不提大同巡抚张宗衡这份奏疏的主题,是鼓动崇祯干掉林丹汗,他在奏疏一开头就说“夫插非可款之人,款有无穷之害”,而且还是“人人之所知也”。 没错,林丹汗混得很惨,可人家一直不肯跟后金妥协,此时是元气大伤,打不过后金只好西迁,这种蒙古部族,是应当有力支援,而不是趁火打劫将其干掉。 更加需要注意的,是这份奏疏是崇祯二年十月上的,离己巳之变爆发,已经没几天了,而大同巡抚张宗衡依旧在算计林丹汗,现在老六可以肯定,这位大同巡抚张宗衡,也是辽饷利益集团的人,只是不知道他是当权派还是少壮派,因为两派都有搞死林丹汗的动机。 最后的“‘插有马约备仅收四万,插众不满五万’。[25] ”倒是有的,只不过是几句话拼在一块,分别是“今约备仅四万耳”、“插众不满五万”、意思倒没什么变化。 至于“‘插(察哈尔部)之疲甚、饿甚、穷甚’ [25] ”,则是崇祯二年四月四日(己丑)的记载,也是张宗衡上的奏疏,全文意思也和崇祯二年十月的奏疏差不多,鼓吹“抚插何如抚军?资插何如剿插?”。 张宗衡奏疏的全文是: 崇祯二年四月四日(己丑) 大同宣抚张宗衡疏言: 兹见插赏新者八万一千,大同两年二十四万、山西两年十万、宣府十八万、辽东两年四十万,总计共百万矣。 念国家当三空四尽之时,各边京运每次或三万,或二万,望者眼穿,发者心碎,盖措处若斯之难也。 今突举百万以款插也,何故谓不款之能患我耶? 自臣抵云以来,九阅月矣,插驻归化城,去大同不三百里,屡屡传言索礼,臣但置若罔闻,未尝讲一款字,插亦未敢近大同一步。 然则不款亦何害于大同哉?谓借款方可修备耶? 大同合火药、造炮铳、演习军士、整理器械、葺补边垣,何尝一日不修备?插亦何能禁我之不修耶? 以插之疲甚、饿甚、穷甚,臣方恨灾患并至之地,不克为所欲,为请炮、请马、请金钱,百呼百不应,而忽睹此累累百万如流水之去而不返,漏卮之盈永无期,臣焉得不痛愤无已乎?抚插何如抚军?资插何如剿插? 臣私揣时势机会,断应如是做去,而时局断难听臣,乞赐罢斥。 得旨:乘款修备,张宗衡不得请告卸责。所司知之。 看明白了没有?在后金蠢蠢欲动的时候,袁崇焕卖米支援联合后金打林丹汗的哈剌慎各部,大同这边,大同巡抚张宗衡磨刀霍霍,鼓吹“抚插何如抚军?资插何如剿插?”,后金、哈剌慎各部、蓟辽督师袁崇焕、大同巡抚张宗衡团结一致,形成了一个围剿林丹汗的统一战线。 更必须注意的是,被调到大同来担任大同总兵,专门用来对付林丹汗的,可不是一般的菜鸟弱鸡,而是大明王朝唯一一个敢于跟后金军打野战,并且没吃过一直没吃过什么大亏的猛将——满桂。 要知道,这种仗连毛文龙都不敢打。 而这个满桂,之前被袁崇焕排挤,赶出关外圈子,然后王之臣觉得人才难得,把满桂笼络过去让他担任山海关总兵。 等到王之臣被清除出局,满桂更成了丧家狗。然后,斧拜集团来个废物利用,把这个在辽西军体系里不断制造麻烦的讨厌鬼打发到大同——专门对付林丹汗——掉哪妈! 也就是说,要是哪天被切断了粮食供应的毛文龙要真敢造反,被调去震压毛文龙的急先锋,肯定也是满桂! 一开始,我还只是以为只有袁崇焕和背后的黑暗组织从天启六年开始故意压缩明王朝和林丹汗的贸易规模,导致蒙古内讧,没想到,早在天启三年就已经在布局,此刻从蓟辽到宣大是一整个体系都在坑林丹汗,宣大是以王象乾为头子,大同巡抚张宗衡出面,形成了一整个反林丹汗统一战线。 所以,王象乾非常可疑,他不点头,那八万多两插赏银袁崇焕根本挪不走。不仅如此,如果没有王象乾的默许,大同巡抚张宗衡也没必要如此主战。 崇祯二年八月,《崇祯长编》有这么一条记载说林丹汗再次开战: 崇祯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癸酉 延绥总兵吴自勉塘报:插部二十万挟赏不遂,拥众入犯,官军堵御,斩五十余级。 兵部尚书王洽疏言:插部二十万入犯,侦探之,口原多不,实拥众要挟,理或有之。斩五十余级是否真插,应勘明议叙。 帝言:款插原以安边,督臣王象乾、袁崇焕屡奏插部悔过恭顺,量从给赏。今勒索五年,明系要挟,延镇屡报犯边,未明真伪,文武将吏图维如何?尔部即行督臣察明,果诚以求款,着相机操纵,若要挟如故,一意严饬战备,不得再言移赏。倘守御疏虞,自有国法。 但是,造成的后果几乎没有,吴自勉的报告是“官军堵御,斩五十余级”,这种规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大的可能是察哈尔部蒙古人“挟赏不遂”,穷得走投无路跑来抢劫,未必是林丹汗的授意。 和貌合神离的反后金统一战线不同,这个剿林丹汗统一战线从建立之日起就配合默契,先是从天启三年前后暗中遥控黄教喇叭挑拨哈喇慎各部抢劫林丹汗的货物,之后干脆让袁崇焕出面“改抚赏为马价”,经济制裁,把林丹汗整得死去活来,正如咱们这位“韩蒙太极不丹龙”从《崇祯长编》搜索出来的史料所描绘的那样,林丹汗已经混到“塞外霜早,颗粒无收,暴骨如莽,道路枕籍,兼疠疫盛行,插众亦多就殒,天实亡之”份上了,巧合的是,东江镇此时同样也是“白骨如莽”,林丹汗和毛文龙,是一对难兄难弟。 而今天冲林丹汗泼脏水的,和把袁崇焕捧为“民族英雄”、冲毛文龙泼脏水的,是同一伙人。 再然后,正如袁崇焕自己说的那样: “若东若三十六家道于卜与素什兔等穿连辽、蓟、宣、大沿边一带,以东之悍于战,藉西马为用,人人皆兵,兼喇之饭食,寝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祸更烈……” 后金在袁崇焕及其背后势力的暗中放水之下,搞垮了林丹汗和各路西达子,甚至招降了卜石兔残余势力,从此,长城以北,再没有足够的蒙古各部族牵制后金,长城沿线,到处都是窟窿。
4.行者百里半九十(三)挨个点名(六)该毛文龙倒霉了
在翻了一通和蒙古各部族有关的史料后,老六发现,以往我们对蒙古各部族剧烈内讧的前因后果分析得太少,坑死蒙古人计划和谋杀毛文龙计划一样,都是引后金进二环的关键步骤。
袁可立…… 孙承宗…… 蒙古各部族…… 东江镇……
Carlsas007补了句: 还剩下一个潮癣!
007这么一提醒,老六突然反应过来:确实,对潮癣肯定也用了什么手段,如果说,对蒙古各部族剧烈内讧的前因后果是分析得太少,那么,对潮癣方面才是真正的空白。
会不会是断毛文龙粮饷,迫使毛文龙和潮癣当地势力矛盾激化? 要知道,丁卯之战,毛文龙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给后金带路的,正是潮癣人。
难怪袁崇焕和他背后的势力要搞移镇,就是要使劲折腾毛文龙。 潮癣北部多山,耕地本来就不多,前后涌进百多万辽民,辽民和当地潮癣各方势力肯定要磕磕碰碰,彼此矛盾不断,从天启六年开始,东江镇多次被组织切断粮食供应。
天启四年,野猪皮杀“无粮人”,天启五年十月,也就是孙承宗偷袭耀州被辽饷利益集团搅黄后一个多月,为解决内部隐患,野猪皮对辽东汉民进行无差别的涂杀。 辽东汉民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就算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抵抗,好歹也知道逃亡,结果就是大量汉民逃亡到东江镇,从天启四年开始就没停过。 这时候压缩乃至切断东江镇的粮食供应,是要死人的。
但是,辽饷党做这种断子绝孙的干活,其目的,决不仅仅是饿死那些逃亡到东江镇的辽东汉民。
看一下压缩乃至切断东江镇的粮食供应后的连锁反应: 首先,辽民被饿死无数,《东江疏揭塘报节抄》记载了毛文龙的控诉: ……至(天启)六年分,参臣谤臣者纷纷不一,半年以来,粮饷观望,商货断绝。直至科院两使臣详阅复命,方得催粮出海,而各岛沟中白骨磷磷,谣言惑乱,逃窜纷纷。本年收过京登饷银二十万七千一百二十两有余,津登杂粮一十九万九千八百四十五石有余,给济死剩南北官兵十三万二千八百余员名。臣时痛怜辽人投生而反投死,商人图利而反羁本,忧心如焚矣……
“各岛沟中白骨磷磷,谣言惑乱,逃窜纷纷。” “辽人投生而反投死,商人图利而反羁本”。 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残忍、血腥、歹毒。
一群人,到了濒临饿死的绝境,会发生什么事? 明末农民战争给人们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大头目有这些,早期的还有王嘉胤、紫金梁、不沾泥、点灯子……小头目更多如牛毛,什么过天星、混十万、整十万、扫地王、张妙手……印象里头好象还有个叫“丫头子”的,他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群群饥民,“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在中原大地辗转求生……
最后一个不小心,一个叫李自成的下岗驿卒带了十来万“奋臂螳螂”到北京城讨薪,一个不小心北京城的城门被一帮二五仔从内部打开——这可不是李自成从外头攻破的,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找了棵歪脖子树把自己挂了上去。
辽东汉民虽说没象高迎祥、李自成他们那样把天捅出一个大窟窿,但和当地潮癣人的摩擦,那是不会少的。 这是辽饷党想要的。
当地潮癣人和辽东汉民关系恶化,激烈摩擦,潮癣官僚体系里的亲后金朝奸势力必定会非常活跃,丁卯之战,给后金带路的,正是一群朝奸。 这也是辽饷党想要的。
潮癣人和辽东汉民矛盾加重,他们就算不投靠后金当朝奸,对毛文龙、东江镇也不会再有什么好感。 这同样也是辽饷党想要的。
毛文龙被杀后,《仁祖大王实录》有这么一段记载: 备局启曰: 毛将被诛,事机大变,宁远所送将官,不久当到云。若一反毛将所为,尽撤诸岛屯兵移镇他所,则诚幸矣。不然,而留兵欲为联络控制之计,则本国受弊之患,犹未艾也。且袁帅办得大举措之后,必欲知我国物情。今于使臣过宁远时,使之详细呈文,且陈“毛将从前拥兵岛中,以自封殖,贻我国难堪之弊,而上瞒朝廷,枉费许多钱粮,糜弊天下,其害切于我国。今督帅奋发英断,为天下除此巨害,海外苍生,莫不拭目为督帅耸贺”之意,则彼必乐闻,而因可为我国陈弊之张本。令承文院更为撰出,盛陈彼之功业,以为前头结欢之地。 上允之。
“毛将从前拥兵岛中,以自封殖,贻我国难堪之弊,而上瞒朝廷,枉费许多钱粮,糜弊天下,其害切于我国……”这些话把毛文龙骂得狗血淋头,被袁粉引用,贴得到处都是,用来证明毛文龙怎么怎么坏。
没错,东江镇和潮癣当地势力的关系实在不怎样,只不过,联系一下前因后果,就会明白东江镇和潮癣的关系是怎样恶化的。辽饷利益集团压缩乃至切断东江镇的粮食供应,倒霉的,可不仅仅是东江镇,潮癣的日子,同样不会好过。
明王朝这边还有人倒打一耙,说辽人有“曰本之心”,存心把人望死里逼。 思路一出来,具体操作在本吧道友你一言我一语之下浮出水面: Carlsas007接着提出: 丁卯,明朝这边一兵不发,李如松看到不得吐血,当年抗日援朝的很多人还活着呢。
其实,不止丁卯,天启六年就开始了,故意断粮,让辽民和潮癣争夺生存空间。 实际上,坑毛文龙至少是从天启四年就开始了。 毛文龙申请军费和财政补助失败,那边野猪皮继续倒行逆施,辽东难民继续一拨一拨汹涌而来,面对辽民百多万张嘴巴,毛文龙头都大了: 天启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塘报 据来乡徐孤臣等报称:奴贼自上年以来,与最亲信的李伯龙,今更名李茂隆,并李永芳、黄建极、刘冕之、石国柱等终日商量,说东江人马最多,粮草不继,军民相食,人都饿死,可速令沿边老寨即建州地方、东山即抚顺、宽甸、清河等处,并南卫即金、复、海、盖四卫一带人民,收进辽阳,只此压边……看得人心当初聚之时,则安插为难;将士当云集之时,则粮饷为艰。令欲以数万红朽之粟,赡数十万枵腹之众,何异于杯水而救燎原。……且奴弃南卫、东山、老寨一千余里,以辽阳为界,出据遐荒,非常之见。其意使我进无裹粮,守无所掠,钓我以饵,甘心一击,情形实实可据者……
天启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塘报 …… 但职原所报兵丁七万六千有余,今且民归日众,增兵日多,共计兵丁十七万有余,此固往来客商之共见,天使亲临之目击者,均取给于天津二十万石之粮,山东二十万之饷。且二十万饷银之内,江淮、旅顺等营分去十三万有奇;再添入南北二游营,又分三万有奇。止遗三万有奇之饷,给十七万有余之辽兵,毋论月糜不得一两五钱,即以一岁计之,一人不过二钱耳。况津运分派于山东十万石者,尚未知何日督发到岛,以救此张颐待哺之兵丁……
后金那边,野猪皮制造无人区,让毛文龙的游击战是“进无裹粮,守无所掠”,汹涌而来的难民潮让东江镇“粮草不继,军民相食,人都饿死”、“以数万红朽之粟,赡数十万枵腹之众,何异于杯水而救燎原”, “三万有奇之饷,给十七万有余之辽兵,毋论月糜不得一两五钱,即以一岁计之,一人不过二钱耳”。
毛文龙拼命向皇帝要钱,要着要着,就开始到处得罪人: 天启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具奏 …… 臣已访之的矣。奴自陷辽至今,已历五载,有花费而无出产,其最不足用布疋、绵花、绸缎、杂货,臣即奉旨招商,原为赡辽人以实军需,以我有余,禁彼不足,坐困贼奴,已得窘之之策.奈马骢托守汎地之名,竟与往来,私相贸市,贪一匹布卖银五两,一匹绸卖银五十两,不顾中朝泄气。总之,金、旅之事,权不归臣,致使神奸得以乘间逍遥,泄我机关,败我大事也。伏乞敕下该部将马骢等严加究问,将金、旅地方,仍属臣调度,他人不得混扰,庶军国之元气得葆,海上之事权归一,其于剿复,特易易耳。然臣更有诉焉,使奸恶荷处分矣,金、旅有专属矣,不发帑库钱粮,则无米之炊,终为无益。并乞敕下会议,那借银两,大为接济。于天津、登莱新设之兵,奴断不能舍骑登舟,不如尽为撤去㈡,以其饷实于东边,每岁定以一百万之额,及时解运到鲜。臣二年之间,有不平辽灭奴㈢,复三韩旧业,抒皇上东顾之忧,即治臣以欺君诳上之罪。臣甘之如饴矣。
本来,早在天启四年,野猪皮就因为大饥荒开始杀“无粮人”,经济崩溃,陷入绝境,而此刻离天启五年十月,也就是野猪皮无差别屠戮辽东汉民事件没几个月了,因此毛文龙向朝廷提出要求撤去“天津、登莱新设之兵”,“以其饷实于东边,每岁定以一百万之额,及时解运到鲜”,那么“臣二年之间,有不平辽灭奴,复三韩旧业,抒皇上东顾之忧,即治臣以欺君诳上之罪”……
这就是毛文龙所谓“二年复辽”的出处。实际上,这种时候期如果东江镇得到加强,以后金当时的熊样,“二年复辽”是有可能的。
很可惜,毛文龙在政治上的短板使得他不知道,这个计划是注定要搁浅的: 真把后金玩死了,朝中那些斧拜官僚还怎么收购后金抢来的贼赃,怎么个养寇自肥? 毛文龙还狠狠踩了武之望一脚,控告武之望在金、旅的代言人马骢“托守汎地之名,竟与往来,私相贸市,贪一匹布卖银五两,一匹绸卖银五十两,不顾中朝泄气”…… 其实这事是毛文龙错误估计形势,这种掉脑袋的买卖,光凭武之望一个登莱巡抚能摆平么?朝堂上的大佬们才是黑后台。
然后,毛文龙要朝廷撤掉“天津、登莱新设之兵”,理由是“于天津、登莱新设之兵,奴断不能舍骑登舟,不如尽为撤去”,把这笔钱拨给他,“以其饷实于东边,每岁定以一百万之额,及时解运到鲜”。
先告登莱巡抚在金州、旅顺的代言人马骢向后金倒卖物资,还要撤登莱巡抚管的兵,把登莱巡抚管的军费要走……
老六都用不着再去翻其他史料了,光这条塘报,老六就能猜到当时的登莱巡抚武之望,以及他背后的斧拜集团会痛恨毛文龙到什么程度。
登莱巡抚武之望这关,毛文龙就过不去,更别说上头还有户部,天启和魏忠贤就算想帮忙都帮不上。所以,毛文龙的“二年平辽”计划就此搁浅,还被今天的袁粉嘲笑,有个老资格袁粉注册了一个马甲,马甲名——“二年复辽毛文龙”。
要钱要不到,复辽计划搁浅,没几个月,野猪皮将辽东汉民无差别屠戮,几乎斩尽杀绝。 而东江镇这边的辽民,也过着比在粮食卖毒品价的辽东强不了多少的生活。
毛文龙时不时向上头打报告要钱,不仅是做无用功,还被组织望死里折腾,先是“移镇”,然后被徐敷奏拐走大量强壮辽民,毛文龙只能对着一大帮老弱妇孺干瞪眼。
从天启六年二月开始,王永光、阎鸣泰、袁崇焕、薛国观之流发动“移镇”: 兵部尚书王永光覆袁崇焕疏,言毛帅与朝鲜近,与奴酋远,姑留以为虚声。所请各项军需如铅子、火药银五万两,急需也,宜半与之。操赏工犒银十万两则内外衙门助军者可动支也,马匹银二十万两,此为操具,然关门费马多矣,率多市骨,俟守事大定再议与之。李秉诚逃而且贪,法应提问,再行经略巡关速将宁远守城文武官兵功次勘报以凭速叙。上是之。——《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袁崇焕自己赤膊上阵,鼓吹把东江镇的粮饷物资砍掉一半。
然后,辽饷利益集团的水军薛国观,就是在天启死后狂捧袁崇焕的那位,此刻,拿了五美分,在朝廷上造谣说毛文龙“至奴犯宁远已经三月,毛文龙竟不知觉,何云牵制?据所住须弥岛去奴寨二千余里,去宁远亦如之,远不相及……”
看这句“据所住须弥岛去奴寨二千余里”,这是个什么概念?本吧道友“千里转进关宁军”讽刺说:去找张中国地图来,以后金地盘最靠近皮岛的地方为起点,以两千里,也就是1000公里为半径,可以把毛文龙的老家杭州划进去。
宁远“大捷”后的这场“移镇”闹剧,相关人员:王永光、袁崇焕、阎鸣泰、薛国观……,既有封疆大吏,也有天子近臣,势力不是一般的大。毛文龙远在海外,此时一点风声都听不到,好在朝廷里还有个侯爷多管闲事,豊城候李承祚坚决反对移镇:
豊城侯李承祚言:近阅邸报,见有毛帅移镇之议。但铁山一移驻,则朝鲜孤弱,为奴所逼,势必兼并,奴愈无顾忌矣。况铁山民兵共集七八十万,安居既久,一旦议移,恐奸民召乱,祸生不测,安可不长虑也?既谓在铁徒费粮饷,则移之盖旅,亦岂能空腹战乎?是则在控驭有法,不在多一番移镇,反多一番摇动也。惟祈皇上敕命一风力重臣往助文龙,监其军饷,督其进兵,报仇复地,相机而行可耳。疏下兵部看议。——《明熹宗实录》,天启七年五月十二日。
在李承祚这个自干伍拆台捣蛋之下,毛文龙总算躲过一劫,只不过,反洞官僚借口“移镇”故意拖延东江镇粮食供应,饿死辽兵辽民无数:
“参臣谤臣者纷纷不一,半年以来,粮饷观望,商货断绝。直至科院两使臣详阅复命,方得催粮出海,而各岛沟中白骨磷磷,谣言惑乱,逃窜纷纷。本年收过京登饷银二十万七千一百二十两有余,津登杂粮一十九万九千八百四十五石有余,给济死剩南北官兵十三万二千八百余员名。臣时痛怜辽人投生而反投死,商人图利而反羁本,忧心如焚矣”
一股移镇歪风吹过之后,原本经济状况就极其糟糕的东江镇平添无数饿殍。
这一切,毛文龙看在眼里,不住地冲皇帝发牢骚,诉说辽民“今顾使之食不充腹,衣不遮身,空拳赤足,冒死生于锋镝之下,掘鼠杀马,食人之肌,凄楚万状,闻见伤心……”
捎带还踩了辽西军一脚:“较之内地逍遥,坐享厚饷,不遇一敌,不出一阵者,其安乐与苦楚孰分?”
跟着就攻击辽西军仗打得少,粮饷拿得多:“均为疆场效死力,宜粮饷均,饩廪同。闻在宁远,月饷兵钱一两五钱,内丁二两四钱,加以食米五斗……”然后骂皇帝“皇上恩赏不一”(天启苦笑:这能怪我吗?我死得比你还早)。 天启七年七月初十日具奏 为七年苦楚,百战勤劳,备陈颠末等事。谚云:物平不鸣,人平不语。 臣幸叨圣明眷宠,自拟马革裹尸,乃有不平之鸣,郁郁此衷,不得不直喷心血,叩阍而哀告也。 当臣之克复镇江也,义旗一树,豪杰景从,招抚辽民,日以千万,精壮入营伍,老弱入屯种,曾不费太仓一粒,内帑一文,竟提一旅之师,以抗强虏㈡。今顾使之食不充腹,衣不遮身,空拳赤足,冒死生于锋镝之下,掘鼠杀马,食人之肌,凄楚万状,闻见伤心。较之内地逍遥,坐享厚饷,不遇一敌,不出一阵者,其安乐与苦楚孰分?其不平一也。 均为疆场效死力,宜粮饷均,饩廪同。闻在宁远,月饷兵钱一两五钱,内丁二两四钱,加以食米五斗,皇上恩赏不一。乃海外南官七年以来,未徼半年之俸,赤身跣足,未沐挟鑛之仁。数百万兵民,取给于天津、登莱二十万石之米,其中多有漂失而浥烂者;山东二十万两之银,其中又侵克而沉没者。以海外七年通计之,可当宁远二三月之粮饷否?其不平二也。 旅顺、石城一带,为天津门户,奴贼所必争之地。设将严防,尚有前车之覆。往宁远会哨都司徐敷奏之来,煽惑军心。旅顺参将李鑛则先烧皇粮,投沉器械,抢夺船只,强逼壮士,与兄李钺逃矣。继而石城岛游击高万重、都司高应诏、宽奠营游击郑继魁与弟郑继武等,亦闻风而遁。臣想此时大敌当前,退缩者必立斩以殉。乃无事先逃者,反市姑息之恩,不曰法所当诛,而曰情有可原;不褫夺其魄,而且复用其官,纪法之谓何?其不平三也…… ……臣更有说焉,自今春正月以至六月,无一日不对敌厮杀,弓矢、盔甲、器械,俱以丢坏,火药俱已用完,且兵士无一丝蔽体,赤身跣足,四内臣所目击者。皇上自为封疆生灵计,当早发粮饷、器械、弓矢、船只而来,臣血枯力竭,尽鸡肋之力,或可转败为功,以收残破之局。不然者,恐转眼风高,冰澌一结,东江遂成绝地。无论将成之局,不可收拾,而天下事未可知也。 臣老病极,阴雨之后,箭痕痛入骨髓,兼以睹此疮痍之状,向隅之悲,安得不哽咽悲鸣,与将士相向而哭也。
这条塘报还涉及袁崇焕的亲信徐敷奏,这一位堪称天才间谍,丫跑东江镇上演了一出策反东江军的谍战大片,将许多官兵策反挖走,这事更让毛文龙气急败坏。
徐敷奏,什么的干活?袁崇焕被做成生鱼片后,崇祯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说徐敷奏“系京师小唱,夤缘崇焕之门,为加衔裨将。奉差私带难民,为毛文龙所参,奉旨处斩。时敷奏适在宁远围城中,崇焕以城守名色,抗旨宥而用之,而敷奏恨文龙入骨矣……” “小唱”又是什么的干活?小唱是指从事小唱曲艺的艺人。明沈德符《野获编·兵部·武臣好文》:“今年至都,在黄贞甫礼部坐中,见二三小唱,窄袖急装若远游者,来叩首,云谢别。”明汤显祖《邯郸记·骄宴》:“﹝外甥﹞是当今第一名小唱。”
封建时代,艺人地位不高,嗯,确切地说地位是非常低,不象现在军队中演员有可能混个少将衔。 但是,今天的演员军衔再高,也不是指战员,而这位徐敷奏,经过袁崇焕的提拔,却是真正有了军职,算是正儿八经的军官了。他做了件事“奉差私带难民”,元清吧的理论家东晋殷浩(就是那个说“黑袁的本质是黑清”、“黑清的本质是挑拨民族矛盾”的那位,元清吧、袁吧的人见了他一口一个“曾老师”)说:“徐的罪状竟然是私携难民为毛文龙所奏,所以应该见到难民见死不救”。
本吧道友“千里转进关宁军”对此事做了专门的研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我就不专门码字了,能朝尽量抄,局部地方改动一下: 原贴地址:http://tieba.baidu.com/p/4183539846
事件一:徐敷奏前往东江各地煽动军队逃亡关宁,诱惑的条件非常让人心动——“带舡五十余号,各岛停泊,执旗谣称奉旨接渡辽众,以就大粮大饷。愿去关上者,即现给与银米,官去加升,兵去厚赏。” 对于吃不饱穿不暖又要和敌人浴血奋战的东江难民武装来说,这简直就是天堂般的日子。所以很多人跟着这位善心大发的徐敷奏大善人跑了:“苦极枵兵,久知关上粮饷按月给发,又不见敌;非比海外缺粮乏饷,冒险冲锋,一闻其说,谁不愿往……”
事件二:军队私自逃跑去其他军镇,这可是逆天的大罪,不用想,领头的肯定是死啦死啦地。旅顺参将李鑛率部逃往辽西后,毛文龙上疏指责巡抚袁崇焕的议和,同时要求处死李鑛,严肃军纪。袁崇焕则上疏力救李鑛,天启皇帝最终支持了毛文龙,下旨将李鑛“即行枭首,以肃军律”。可笑的是,男一号徐敷奏并没有死,是袁崇焕抗旨保护了他,而他很可能是最终手刃毛文龙的人。
事件三:东江部分军队私自逃亡关宁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后金很巧的大举进攻毛文龙。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几件事。 首先,谈谈对毛文龙的影响。可以说,对毛文龙伤害极大。 1.给毛文龙的物资和人员造成很大的损失,光是李矿一个人就带走了四千人,而且都是挑选过的精壮——这可不仅仅是曾老师所谓的“私带难民”。不要以为东江难民多,精壮就多。一方面是因为古代精壮男子比例低。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朝廷给的支持很有限,物质匮乏,能供养的精壮也少。所以,毛文龙能维持的军队也就两三万人左右。再加上其他将领逃跑裹挟的士兵。这一下毛文龙就损失了几分之一的兵力。 2.对军心的打击也很大。这次的事件对毛文龙的另一个打击体现在动摇了东江军的军心。徐敷奏这个“大粮大饷,不见敌”实在是太要命了。相当于在三天没吃饭的人面前晃悠肉包子。东江常年缺粮少饷,还要深入敌后九死一生的作战。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得起这种考验的。
其次,谈谈对后金的影响。这就简单了,老子刚要去打你,你自己就乱了。天大的利好啊!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件事的男一号,徐敷奏。这个人冒着杀头的危险去东江挖墙脚,难道真是为了让素昧平生的东江军过上好日子吗?嘿嘿,估计没人信这种解释。那就只有一个解释了,有人派他去的,并且保证过什么,否则他一个小小都司也不敢干这种惊天大案啊。这个站在徐敷奏背后的人是谁呢?相比聪明的朋友已经想到了,袁崇焕嘛。证据也很简单,看后面袁崇焕的表现,居然抗旨保下这么小角色。
对了,不得不提一下袁大人,袁大人在李矿叛逃事件发生后上疏皇帝,意思是报告皇帝,李矿这些人逃到了关宁。由于袁大人的奏疏先到了皇帝面前,毛文龙的后到,袁崇焕又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所以皇帝很自然的命令袁崇焕去查查这件事。大家看,搞笑不搞笑,皇帝让事件的主谋去查查这件事。可以说,袁大人这官场学问真是炉火纯青!
所以,综上所述,可以下个定论了,整个事件联系起来看就是,袁崇焕和皇太极前后夹击毛文龙。虽然时间上隔了几个月,但是考虑到古代的通讯手段和信息传递能力。这个前后夹击已经很完美了。
限于篇幅,原贴罗列的资料老六就不抄过来了,再次贴出地址,有兴趣的自己去看:http://tieba.baidu.com/p/4183539846
刚帮了炒花五大营这帮蒙古革达子,辽西将门就折腾出移镇,移镇被天启否决,辽西将门就派出谍战天才徐敷奏在东江镇策反人民——这是毛文龙用来对付大曰本蝗军……嗯,八旗太君的招数——谁敢说袁崇焕不会发动群众打倒反洞统治者?反洞军官毛文龙就被袁崇焕折腾了一个灰头土脸。
好在反洞军官毛文龙没象野猪皮把辽民杀绝那样把东江镇的辽民杀干净,而是拼命向天启告状,从天启六年开始告起,告到天启七年,硬是拿谍战天才徐敷奏没招。
有道是“时来天地同借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此刻的毛文龙,铁了心要“二年复辽”消灭后金,算是“开历史的倒车”、“逆天行事”。所以,一帮斧拜利益集团铁了心要“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所以,跟袁可立翻脸、赶走沈有容之后,毛文龙才发现新来的妇科学术权威武之望更难侍侯,他非但不反思一下自己政治上的不成熟,反倒更加怀念当年提拔自己的王化贞。可惜毛文龙不可能想得到,当初的王化贞也是被人阴死的。和当初不一样,如今后金局势更危险,此刻王化贞是无论如何不会被放到登莱巡抚这个位置上支持他平辽的。
然后,毛文龙才发现,“历史的倒车”不是那么容易开的,除了武之望,还有一大帮更加可怕的事情在等着他。
Carlsas007感叹曰: 瓦解抗金联盟啊,太贱了,这么说天启六年组织就在谋划着引后金进二环了? 老六认为,是有这个可能,移镇、改抚赏为马价,全是天启六年开始的。真正部署周密,环环相扣,有些部署,一件事能起到多重作用,比如移镇断粮饷,既削弱东江镇,又迫使辽民和潮癣人矛盾激化。 所以,现在看来,还真不能怪潮癣、蒙古人打击后金不给力,在明末,人家没对不起明王朝。
关于这点,Carlsas007的看法是:人家也懂,明朝是他们的靠山,明朝在对他们只有好处。泰山四维之势。
接着,Carlsas007把王之臣天启六年袁崇焕议和之后给天启上的奏疏给翻了出来: …… 一绝和议以杜衅端。 年来奴每求和于西虏而虏不从;欲屈服潮癣而潮癣不受。彼盖以天朝之大有泰山四维之势,可恃以无恐耳。 我若顿忘国贼,与之议和,彼必离心,是敺鱼爵于渊丛而益敌以自孤也。 臣款款之愚,必不敢强同一时,终贻后悔,惟度我力,能战则战,不能则守,观变待时,虏自瓦解,何必曲为之和以酿无穷之衅乎? 又见抚臣袁崇焕回奏,遣使东虏,叙将命反命事,与各官报臣,绝不相同。至喇嘛东去,臣绝不知,知而止之,则行已远矣。 臣曾不可其事而抚臣称会同具疏,反覆至此,臣不敢自欺并备陈以俟天鉴。 ……
然后,Carlsas007说:王之臣这个奏疏被组织扔垃圾桶里去了,天启也没有重视,天启六年十二月,这时候停止议和还来得及。 只不过在当时,蒙古、潮癣、东江不完蛋,恶劣后果没显现出来,可能天启和大明官僚们都认为他们的作用是理所当然,只有等到他们先后完蛋了,人们才会切身感受到没有他们天都得塌下来,这时候大家才会想起王之臣当年的一片苦心。
当然,这个“人们”肯定不包括袁崇焕和他背后的组织,坑蒙古人、潮癣、东江镇的计划,就是他们制订的,会有什么后果,他们一清二楚,他们就是要坑死蒙古、东江镇、潮癣,削弱乃至摧毁反后金联盟,实现他们的养寇自肥计划,让后金缓过一口气。
袁崇焕的具体操作: “抚臣称会同具疏” 袁崇焕假传上级命令早有前科 最终假传最高命令,皇帝圣旨
除了王之臣,其他人全被拖下水——包括天启和魏忠贤,以后出了事,就赖给一万九千岁。 王之臣拒绝被袁崇焕戴表,就成了自绝于人民。
Carlsas007:其他人政治嗅觉不灵敏,被袁嘟嘟拉下水了还不知道,和为旁着,假议和真(对明朝)用间真是个锦囊妙计,皇帝发现被骗了也是哑巴吃黄连,和为旁着你自己下旨批准的,全国人民都知道,想耍赖?一开始我以为和为旁着,假议和真用间,其实是假用间真议和,后来发现我太小看袁崇焕了,这是假议和真对明朝用间!
组织借天启之手铲除妨碍议和的王之臣,如此一来,反对议和的袁可立等人就显得非常刺眼。
Carlsas007:王之臣上面这个反对议和奏疏上了的第二个月,御史一份奏疏,他就从辽东被赶走了,搞倒王之臣就这么容易? 一万九千岁利令智昏,还想着议和能实现平辽,所以嫌王之臣等人碍事,直接搬开。 Carlsas007:而且理由非常恰当,因为王之臣对蒙古比较熟,所以去搞蒙古去。阎鸣泰跟袁崇焕是莫逆之交,所以阎鸣泰去坐王之臣的位置,看似平级调动,实际上王之臣被调离关键岗位。莫逆之交更加应该回避才对,官员不能有私交,有的应该公事上无交集。 然后,阎鸣泰和袁崇焕一起给魏忠贤修生祠塑冕旒金像,合伙把魏忠贤拖下水。 Carlsas007:私下有交情的公事不能有交集,公事有交集的私下不能有交情,这才是符合逻辑的,让莫逆之交搭档辽东,不互相包庇才怪,明朝法律也有规定回避原则的,这时候居然公然违背回避原则。 第一步,让王之臣和袁崇焕分别管关内关外,这样袁崇焕50%脱离王之臣控制; 第二步,让王之臣阎鸣泰互换,这样袁崇焕90%脱离王之臣限制,逐渐登上辽东一把手的位置。 天启六年正月还是宁前道,天启七年正月飞到辽东一把手,一年时间从一所长飞到分厂厂长。
Carlsas007:天启年间的赶走是平级调动,至少外人看来,平级调动,在组织看来,把王之臣弄到干涉不到的地方就行。都是文明人,不是非得动刀子的。天启一开始痴心妄想,在做议和的白日梦呢。后来宁锦之战爆发,才如梦初醒,这时候再把王之臣调回来,想亡羊补牢。 王在晋天启二年从辽东经略变成南京兵部尚书,品级上也是平级调动,都是正二品。 就这样,袁崇焕当上辽东巡抚。
然后,两件事马上提上议事日程,一是“移镇”折腾东江镇,不仅造成投奔东江镇“各岛沟中白骨磷磷,谣言惑乱,逃窜纷纷”、“辽人投生而反投死,商人图利而反羁本”,辽东汉民被大量饿死,而且造成东江镇和潮癣关系恶化。 二是改“抚赏”为“马价”,压缩和蒙古各部族的市赏份额,故意挑起蒙古各部族互相抢夺、仇杀,最后林丹汗“西迁”抢夺卜失兔的“市赏”份额,三十六家在被林丹汗“先处里,后处外”之后“曲线报明”。
于是,林丹汗、哈喇慎三十六家、东江镇、潮癣各方,统统被算计进去,各自倒了大霉。 以上,就是林丹汗、哈喇慎三十六家、东江镇、潮癣各方被算计进去的先后经过。
可以说,古今中外就没法找出相似的诈骗案例。诸多诈骗设计得丝丝入扣,令人眼花缭乱,这绝不是袁崇焕一个人能设计得出来的,这时,有一群人就特别可疑——厂卫。 这群人专门做特务的干活,既对付各级官僚,也对付各种江湖人物,无论是官场手段,还是江湖诈骗,这些人接触的案例最多,他们手头就有无数相关档案,设计各种诈骗手段那才是最专业的。所以,严重怀疑,袁崇焕玩出来的诸多诈骗手段,根本就是厂卫手笔。
也就是说,原本应该为皇权设计防火墙,防止皇帝上当受骗的厂卫体系,不仅没能履行自己的职责,相反,他们还起了反作用,帮助辽饷利益集团设计骗局对皇帝进行无数次诈骗。 想一想,设计杀毒软件、防火墙的的电脑公司,自己设计制造病毒,会在网络上造成什么样的局面? 事实上,这种事情,在现代并不是没有,许多设计杀毒软件的电脑公司,本身就是各种病毒的制造者,他们自己设计病毒,然后再把自己设计的软件卖出去杀毒。
袁崇焕和他背后的黑暗组织,就是这些“反病毒软件”的祖师爷。 官僚无耻,士绅无耻,商人无耻,官僚、士绅和商人勾结起来,是世界上最大,最令人绝望的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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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我等袁黑看穿袁崇焕和他背后的各种斧拜集团周密部署的过程,实在是艰难,走了许多弯路。 当年的灰熊猫只知道袁崇焕谋杀毛文龙肯定违法,认为袁议和仅仅是赌徒心里,成功了大富大贵,失败了国家买单。 十多年下来,这种怀疑和分析在逐渐积累,从杀毛文龙为切入点,进而怀疑袁可能是辽西将门的头子。 然后老六提出袁仅仅是辽西将门的利益代言人,进而挖出辽饷利益集团。 老六写此文时,原本的计划是花上几个月时间,将袁黑几年来的成果搜集整理,然后形成一篇普及性较高的文章,让刚刚开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网民能够快速掌握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 之后的几年,老六终于不再是可耻的伸手党,而是有了自己的重要成果:首先是结合我党我军炕战时期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了后金伪化汉民进程失败的前因后果,发现东江镇及其支持下的辽东汉民在反后金敌后作战的作用,比一般人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可以说他们才是抵抗异族强盗的中流砥柱,而被所谓的“历史学家”们捧上了天的袁崇焕、熊廷弼之流……我呸! 二是发现有关蒙古人在明末的这段历史里,许多相当关键的事情被掩盖,尤其是林丹汗的失败、蒙古各部火并、哈喇慎各部投降后金,本身就是袁崇焕和他背后的斧拜集团故意坑害造成的。 这时候才发现:杀毛文龙、坑蒙古人是一整套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养寇自肥。 之后在分析袁崇焕进京擒王时发现,袁是被辽饷党内部的少壮派利用、然后故意坑死的。当时,老六根据结果反推,认为这很可能是辽饷党内部分裂,少壮派黑吃黑,夺取瓜分辽饷的主导权。 直到2021年老六在分析黄台吉崇祯五年追杀林丹汗时,老六和吧友们才在探讨中才发现,辽饷党背后隐藏得更深的“辽饷党少壮派”的真正面目——就是这伙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黑吃黑主导瓜分辽饷,更是拿袁崇焕和辽饷党当工具,帮助自己打通从张家口到后金的走私路线,坑死蒙古人、谋杀毛文龙同样是打通商路收贼赃销赃计划的一部分。 正如本吧Carlsas007所说,袁崇焕和他背后的组织做的许多坏事都极其隐蔽,外行人很难发现,惟独谋杀毛文龙是无论如何掩盖不住的,是分析袁崇焕和他背后组织诸多罪行的最佳切入点。
从灰熊猫、杜车别开始到今天,差不多已经十几年了,这进度,实在不怎样,可见袁黑毕竟不是职业官僚,袁崇焕和他背后的利益集团也就几年甚至几个月的部署,我们分析起来,用了十多年时间…… ——这要在官场上,我等袁黑分分钟就会被袁崇焕、周延儒、冯铨之流玩死。 ——想想不到17岁就登基,被一个又一个的斧拜官僚团耍了17年的崇祯,丫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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