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袁崇焕评传》怎么招来如此骂声

楼主很抱歉，网上似乎找不到这本书的在线阅读包括下载了，不过还是查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书有别名《阳关一曲山河动》《幽灵浪子》，作者上官鼎（不是金庸）。
找到一个有关的网址http://tieba.baidu.com/f?kz=145072997
http://www.2books.com.tw/2hbs/popup_image.php?pID=557834

希望帮到你！

对不起，请弄清楚，金先生只写过十五部小说，你说的可能是伪作

好像是专门写袁崇焕的书，
不属于小说
是讲历史的
是叫《袁崇焕评传》吧？

金庸有写过《江湖恩怨》这本书么？
我只听说过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
还有一个短篇小说
越女剑

金庸写过什么《江湖恩怨》吗？只是在《碧血剑》后面附了一篇《袁崇焕评传》，阐发金庸对袁崇焕,崇祯，皇太极，多尔衮等人的认识，说明即便皇太极不使反间计，崇祯一样会杀袁崇焕。你看看《碧血剑》就知道了。个人认为这篇评传比《碧血剑》还要精彩，足见金庸在历史上下的功夫。

早期作品，金庸比较用心，想写碧血三部曲呢，可是读者不买账

五 袁崇焕对自己的下场，并非一无所知。自从他投笔从戎以来，他所担心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于谗言。在奏疏中，反反复复说的也是这种担心。他对天启皇帝是这么说：“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唯圣明与廷臣终始之。”他对崇祯皇帝也是这么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用人当任而无二，信而勿疑。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当我们今天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只觉得字字是血，句句是泪，对于自己的死于敌人的反间，死于朝廷的猜忌，袁崇焕早已预见到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良臣择主而适”，不明哲保身退隐山林，反而舍身报国，明知是死路一条，却偏偏去赴汤蹈火？因为人民在受难，民族在沦亡，热血男儿责无旁贷，不敢偷生惜死！ “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边中送别》）他的投笔从戎，不是为了封万户侯，而是以收复失地，解辽东人民于倒悬为己任。在崇祯与袁崇焕那场著名的平台对策中，崇祯曾把袁崇焕叫到跟前，对他说：“愿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苍生之困。”这不过是一句套话，袁崇焕竟然大为感动，举手加额：“皇上念及四海苍生，此一语，皇天后土，实式临之。臣所学何事，所做何官，敢不仰体皇上，早结此局。”（《石匮书后集》）为崇祯念及百姓，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与皇太极议和，也是把归还被占领土，放回被俘官民男妇作为首要的谈判条件，毫不让步：“今若修好，则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 既然把民族利益放到了首位，也就只好不顾个人安危，抛弃家庭幸福了：“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余大成《剖肝录》）心甘情愿当一个以国为家的亡命之徒，此乃袁崇焕之所以为民族英雄，袁督师之所以为“千古军人之楷模”（梁启超语）。然而这样一个亡命之徒，却惨死于本族人之手，一个屠杀本民族英雄的民族，真是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 六 金庸认为，当时的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主张杀他，根据的是当时余大成的说法。其实余大成在后面还有一句：那同情袁崇焕的十之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温体仁）与栋（梁廷栋），未敢救。”大概不过是余大成为了救袁崇焕的虚张声势，不足为凭。当时敢于公开为袁崇焕鸣冤的朝臣极少，大学士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永光曾上疏解救，祖大寿以官阶赠荫请赎，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御使罗万涛为袁申辩，削职下狱。此外就是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剖肝录》的余大成了。而袁崇焕所将的辽兵，当然都知道自己主帅的冤枉，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天天有关外将吏士民到督辅孙承宗的府第号哭鸣冤，愿以身代，而孙承宗竟不敢向崇祯报告。前面提到的那位布衣程本直，胆识与朝臣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仅写了一篇《漩声记》为袁辨冤，而且四次诣阙抗疏，无效，愤而请与袁俱死：“予非为私情死，不过为公义死尔。愿死之后，有好事者瘗其骨于袁公墓侧，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则目瞑九泉矣。”崇祯成全了他，顺手把他杀了。 更多的人，都觉得袁崇焕该死，即使觉得袁不该死的，也只是觉得袁爷功大，并不知其中另有冤情。逃归太监，对袁崇焕之通敌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 虽然崇祯对此事也许并未加以声张，但当时的人都知道有两个太监对于挖出袁崇焕这个大汉奸起了关键作用（《石匮书后集》）。在这种形势下，敢于为袁鸣冤的人需要承担多大的压力，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也多亏了这些勇士的鸣冤叫屈而留下的第一手的史料，我们今天才能对这个冤狱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这几声微弱的不平之声，很快便被淹没了。到了南明，士大夫们，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是博学鸿儒还是无耻之徒，居然都异口同声谩骂袁崇焕是祸国殃民的大汉奸，并且有声有色地编造起袁崇焕如何与清兵暗中勾结的故事来了。就算有几个见识不凡的学者觉得内有隐情，也不敢为袁崇焕辩护，金庸的先祖查继佐编写的《罪惟录》这部明史巨著，提到这桩攸关大明命运的大案，竟然只有“下狱，伏法”这四个字。难怪现代明史专家孟森愤慨而言：“此则明统一日不绝，崇焕功罪一日不明！”而今日竟还有些学者根据明末的这些“记载”，认定袁氏通敌胁和的说法并非无稽，读史之人，能不慎乎！ 既然皇帝是如此昏庸，朝臣是如此忌恨，百姓是如此愚昧，一向以“心苦后人知”自慰的袁崇焕便只有期待着历史公正无私的审判了（《入狱》）： 执法人难恕，招尤我自知。 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 然而这一天来得实在太晚了，一直要等到乾隆年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的“袁崇焕传”，世人才知道，原来那两位太监是清兵有意放回，他们所偷听到的机密也是清兵有意让他们听到的，而这一切，都是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亲自导演的一出“蒋干盗书”。袁崇焕之冤至此大白于天下，然而这时候大明王朝已经灰飞烟灭一百年，大明遗老也都死得干干净净了。 七 金庸的《袁崇焕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不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而是两个人的性格冲突。他的理由是，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立时醒悟，而袁崇焕从下狱到被杀，长达八个多月，崇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蒋干盗书”，之所以还是要杀袁崇焕，是为了掩饰自己当初的愚蠢，不肯认错。曹操中反间，不过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即使真有此事，则老奸巨猾、足智多谋的曹操能够醒悟，二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崇祯则未必有这样的本事。 但是我也认为敌人的反间不是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它不过是擒捕袁崇焕的锁链的最后的一环，而这一条锁链，早已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共同铸就了。 袁案是中国历史上关系最重大的一桩冤案。一提起大冤案，大家马上会想起岳飞、于谦。但南宋之初，名将辈出，岳飞之外，还有韩世忠、张俊等人在，是以南宋还能苟延残喘一百多年。于谦死于功成之后，对明朝的国运并无直接的影响。但是袁崇焕之死，却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明朝的最后灭亡。他死后，明廷再也找不到一个象样的督师，边事无人，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是让明军将士因此对朝廷寒透了心。以前明军与满兵交战，虽然屡战屡败，但将士或者战死，或者逃跑，还很少有向满兵投降的。袁死后，才开始有整个部队向满兵投诚的：“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他死后的第二年，投降的明朝将士给满兵送去了红夷大炮，从此明军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第三，袁崇焕一死，各路勤王兵军心大乱，山西和陕西两路军马溃回家乡后竟然沦为流寇，流寇从此成为大明王朝的又一大威胁，并最终把它埋葬。 袁崇焕死后的十五年，崇祯吊死煤山。明亡，亡得一点也不冤枉。崇祯死前还自称“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至死不误，带着花岗岩脑袋，向与他一样残忍却更有知人之明的朱元璋报到去了。 天启二年，另一位民族英雄、抗后金名将熊廷弼被朝廷冤杀，传首九边。当时还未成名的袁崇焕兔死狐悲，作诗哀悼。这两首诗，拿来哀悼袁崇焕本人，倒也相当合适。诗曰：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教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 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 家贫资罄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 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 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场善用兵。

两个字: 随缘.

金庸家学渊源，书香门第，他当初学法律还被家里人视为不务正业呢，文字功底应该是有天赋的。
博览群书也是一大原因，集众家之长写出自己的风格。
创办明报，也是为了增加报纸的受众吧，开始连载小说。连载很激发创作的潜力吧，毕竟每期都会刊载，要赶稿子，比起有充裕时间写作往往更加出彩。
以上。若是有兴趣可以去找找对金庸先生的访谈节目

1948年金庸先生进入《大公报》，做编辑和收听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当翻译。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南下到香港。在香港他遇见了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当时梁羽生写了《龙虎斗京华》是为“新派”武侠小说之源头伊始。
当时梁羽生鼓励金庸，也希望他来撰写武侠，1955年金庸开写《书剑恩仇录》，1972年金庸先生在写完《鹿鼎记》后宣布封笔，前后一共十五部作品。金庸的作品是把历史敷衍成小说，他为了研究佛经，甚至学习了印度的梵文。
以上只是简要介绍，具体可以看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26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32.htm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使他声名远播，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掀起了一股“金庸热”，然而他却不满足与此。从高调入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到招收博士研究生,从纷纷扰扰的辞职事件到去英国读博士，从平静攻读到如今回应作家步非烟，金庸一次次受到高度关注，一次次成为新闻人物，一次次遭受非议。“横看成岭侧成峰”，金庸作为武侠小说家“峰”的一面，已被无数人认识了解，笔者曾在浙大人文学院学习近三年，对金庸及金庸现象有所思考，试图换个角度来看一看金庸。

当实质博导是个错误选择

1999年初，笔者报考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5月初复试时金庸已经上任，成为了人文学院的院长。请名人当院长，提高学校和学科的知名度，大家都能理解，也是现在许多学校已经或正在做的，而存在争议的是金庸是否应该当博导，而且是实质意义上的博导。

时间还要上溯到2000年，我们从校园网上发现，金庸作为博士生导师出现在招生目录当中，而且方向还是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方向。周围的老师和同学纷纷议论，不是开玩笑吧，喜欢历史与研究历史毕竟不是一回事，再看参考书目中明确的有《马可波罗游记》和《袁崇焕评传》，他到底要考什么没有人知道。与此同时，金庸在不同场合都表示，招博士要求很高，需要懂两门外语，最好要懂拉丁文。当初，我们同学议论时的一致意见就是金庸也许只有博导的名头，而并不会真正招弟子，可能也不会有人把这当成真事。

事实上，没有像大多数人想的那样，也没有像许多报道中说的那样，“从2001年开始，金庸连续两年未招博士生”，而是招了没有录取。尽管金庸先生开出的条件有些吓人，还是有不少人到浙大咨询相关事宜，笔者在徐州师大的一位老师就勇敢地报考了，因为她恰好懂英语和意大利两门外语，在北大读研究生时还选修过拉丁文，出版过专著，也有若干的论文发表。在浙大，经过笔试后，在面试时也见了金庸一面，听说考得还可以，最后也不了了之。这些更加坚定了我们的猜测。

真没想到，我毕业后，金庸并不是仅仅把博士生导师当作一种荣誉，他还真招了博士！“金庸当实质博导是个错误！”浙大的许多老师同学这样认为。说金庸不应该当实质的博导，是因为金庸对内地大学培养博士的体制很不了解，对内地学生的情况也缺乏了解，如浙江大学规定文科博士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两篇论文方能毕业，什么是核心期刊，对于文科来说（按浙大规定）就是《中国社会科学》、《文史》、《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一类的刊物，许多博导一年能在这些刊物上发表1、2篇就算很不错的了，何况是普通学生。再看金庸的个人经历，他自己都没有这样的论文发表，就更谈不上什么指导，仅这一点，他也应该明智地选择不当实质性的博导。

正如有关媒体所说的“金庸虽然是导师，但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这样的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笔者在这里多提一句，报考金庸的博士，在浙大没有出现其他学科那样“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现象，报考的基本上都是浙大以外的人，这也说明，大家都心知肚明，金庸对于浙大，广告效应要远远大于实际效果。

解不开的历史情结

就像当初乔丹离开自己擅长的篮球而改打棒球一样不被理解，金庸为什么对历史情有独钟、孜孜以求，引来国内学者众多学者的非议。

其实，这是一个大众期待与自身修养相冲突的问题，大家希望金庸是一个武侠小说家，金庸作为武侠小说家是他自己不愿意的事实，他多次谈到，写小说基本都是为了报纸的发行量计，他说自己崇拜苏轼，欣赏沈从文，可以说他的行为有商业行为，但内心深处还是属于中华几千年积淀下的文人观念，文人情结始终放不下、解不开，他自身希望成为一名学者。

这种情结始终在他脑海里盘旋，于是在写武侠小说之余，就有了副产品的出现，《袁崇焕评传》就是其代表作。在这部不到10万字可以说是金庸用较为翔实的历史资料，以小说家的生动笔调，把三百五十年前对敌英勇作战、遇事敢作敢为、一身系国家安危、功高而被冤杀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重现于读者面前。袁崇焕的事迹，除正史之外，还广稽野史志乘，材料丰富，信实有征。该文有不少创见，如论袁崇焕死于与崇祯性格冲突，较令人信服。读这部书时，我想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两部作品有诸多共同点：写作都是关于明代的人和事，都是基于原始资料的阐发，其间都夹杂着个人合理的推断，都很好看等等，尽管从写作年代不同，黄的作品要晚于金。

唐朝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中认为作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和“史识”三长，而尤以史识为最重要。凭着金庸的《袁崇焕评传》，可以看出在史识方面的确有独到和过人之处，他所欠缺是的增长史才和认真研究史学的时间，从他多次讲座和《袁崇焕评传》中出现的若干史实性的错误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平心而论，金庸如果没有武侠小说家的名头，没有声名所累，当一个知名学者是绰绰有余，甚至有望成为知名的历史学家。

今年1月22日，《文汇报》乘着金庸回家过年的机会，采访了他在剑桥读书的情况，名为《金庸剑桥“论剑”》（文章附后），看来金庸铁了心要圆梦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庸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能力对金庸作出什么全面的评价，但我曾经是浙大人文学院的学子，也一直关注着中国文化走向的“杞人”，我还想多说几句。

近来，我又回顾了当初媒体上报道金庸辞职的事，其中有关金庸与浙大历史系之间恩怨的描述有点过，但也并非空穴来风。笔者认为，两者见解的不同，不是某几个人之间的是非，而是学术道路、学术思想之间的迥异。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主体是由原杭州大学文、史、哲等学科组成，其中历史系以宋史研究而著名，著名宋史专家徐规先生是陈乐素的得意弟子，而陈乐素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长于考据的陈垣先生的儿子，重考据就不用说了，同时徐规先生又是著名才子人称“梁启超第二”的张荫麟先生的学生，张荫麟先生的文采和学术成果受到过梁启超的赞誉，所以，徐规先生一生追求学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当初，《外滩画报》采访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就是徐先生的弟子，现在杭州乃至全国许多地方从事宋史研究的学者教授都是徐先生的弟子，他们大多数人都秉承了徐先生的治学风格。

再看金庸，他花在学术上的时间确实不多，金庸自己也多次在不同场合承认这一点。金庸的学术著作少，而且确实不符合目前国内的学术规范，作为一种新思维，的确给国内学术界吹来了新风，但作用也只能到此为止。我也注意到对金庸作出高度评价的人文学院副院长徐岱，他无论上课办公都是在浙大玉泉校区，而不是在文科集中的西溪校区，据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先生的弟子透露，他是王先生的高足，在杭大期间和王先生发生了矛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做学问的思路不同引起的。笔者读徐岱的文章，文情并貌，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来形容就是有侠风，的确与王先生的缜密严谨是两种不同道路。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笔者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综观古今，学术界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古代就有百家争鸣、今古文学派的争论，近代又有中西学之争，现在还有雅俗文化之争。我坚信，真理越辩越明，也希望金庸能如愿以尝，完成学业，继续向中国学术界吹来更多的新风。

因为他是写武侠小说的 肯定是武侠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