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区出土的时代最早的文物是什么样的

天津地区拥有大量春秋战国时期遗址，具体内容可以参见1983年的论文《春秋战国时期天津地区沿革考》。简单地说，春秋时期，天津宝坻区以南分布着大量洼地（据说《水经·鲍水注》里提到的有九十九淀的雍奴薮就在津南平原上），黄河此时正好从这里入海，并且入海路线在这片洼地之间来回滚动，几乎不存在人类长期生存的条件。春秋时期天津南部出土的都是西周时期鬲的残片。我个人以为是古代来此进行渔业生产的渔民留下的，但是他们应该没有拖家带口地在这里长期定居。反观宝坻区以北，春秋时期甚至更往前都是有人类遗址存在的。这里早期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燕南型部族活动区，在蓟县张家园，围坊都有其遗址。在西周建立以后，周人文化渗透到这里，蓟县，宝坻都有遗址作证。

等到了战国时期，天津北部主要控制在燕国手中，而广大的天津南部地区，主要是齐国人活动的地带，这里出土的文物经常带有的“区釜”字样就是齐国“豆，区，釜，锺”度量衡制度的体现。而且根据史料记载，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齐国多次大规模讨伐燕国，战争前线有时就在蓟县，宝坻的泃河一带。此时燕国处于被动，应当无力向天津南方开疆拓土。反过来，宝坻以南对齐国应该属于战争后方。据专家考证，静海的西钓台汉代遗址附近积压的就有战国时期齐国徐州或者后来的平舒城遗址。

津南区八里台镇巨葛庄出土区釜戳记

战国中晚期，燕昭王励精图治，派乐毅伐齐，最终占领天津全境，以及河北沧州部分地区。而后燕国大规模开发利用天津南部平原，并留下大量遗迹。此时燕国遗址几乎遍布除塘沽，汉沽外天津全境。从西钓台出土的燕国刀币也都属于中晚期类型。

最后在秦国统一中国前十几年，赵国向东扩张至渤海湾。虽然不能确定是否囊括了静海的平舒城，但是考虑到此时距离秦大一统只有十几年，可以看作这时是天津被划归秦地的发端时期。此外，大港区的沙井子村出土过赵国的铜钱，铜戈，和赵国形制陶器随葬品。可以想见，此时天津南部，至少大港一带可能发生了燕赵易土的情况，或者至少已经有大量赵人来此定居生活。

最终秦朝统一后，将蓟县划入右北平郡；宝坻，武清，宁河，及市区属于渔阳郡；海河以南属于巨鹿郡。

总结，春秋时期，天津南部无大规模人类生存痕迹，北方被燕族和燕国统治。战国早期，天津北方依然是燕国的势力范围，但是宝坻以南主要为齐人占据。至战国中晚期，燕昭王使乐毅伐齐后，燕国占领天津全境。秦统一前，赵国可能短暂染指天津南部至沿海地区十几年。最终秦国完成大一统后，天津从北到南分属于右北平，渔阳，巨鹿三郡。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收藏我国古代传世文物，天津地区考古发掘品，历代艺术品，以及中国近、现代文献、文物资料共10万多件，其中一级文物400余件，藏书10余万册，其中甲骨、邮品、中国历代钱币、玉器等藏品数量较多，而且较为系统、完整。 该馆藏书近15万册，主要收藏历史社科类图书，有丰富的旧期刊和历史照片，其中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编辑的《校风》、《敬业》、《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馆藏的北洋时期文献资料尤为突出。该馆已出版的《五·四运动在天津》、《周恩来同志“五·四”前后诗文选》、《天津近代图志》等书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研究资料。
发展特点 该馆编辑出版有《五四运动在天津》、《周恩来同志五四前后诗文集》，《秘笈录存》、《津门考古》、《吴景濂函电存稿》等。此外，不定期地出版《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刊》。

隋唐洛阳城是宇文恺设计建造的，宇文恺将隋唐洛阳城的规划设计完美的和洛阳的山川地貌结合在了一起，真正的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规划理念。宇文恺果断地改变了中国传统方式左右对称的城市布局，使这座城市别具风韵，把城市的各部分与天子联系在一起。以洛水的流水喻天上的天汉银河，把京城看成天帝的皇居“紫微宫”，架在洛水上的最大的桥和宫城的南边正门相连，叫“天津桥”，天津意思是天上疆界上的港，在这儿停、发驶往银河的船：“引洛水贯都，以象天汉（银河），横桥南渡（天津桥），以法牵牛”。而洛阳的定鼎门大街，连接宫城正门和郭城正南门“定鼎门”的御道，宽110米。“天街”有天子之街的意思，对应于天上的“天街”星座。
隋唐洛阳城的皇城中轴最南正对龙门伊阙，使宫城、皇城的正南门，与龙门、伊阙相对，将宫城布置在都城地势最高的西北，象征居于天之中央的北极星，故而隋唐洛阳城宫城又被称为“紫微宫”。隋唐洛阳城中轴建筑群是中国古代最华丽的中轴线
天津桥是隋唐时期洛阳城南北交通的要冲，旧说它在今洛阳桥东不远处，民国年间在附近建一碑亭，伫立于洛河中央。在今洛阳桥西100米处的洛河河床发现桥基遗址，此系隋唐时期的天津桥真址。
天津桥始建于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最初，它是一座浮桥，由铁锁钩连大船而成，跨水长130步（一步为六尺，一尺合今0.296米）。这是我国关于铁链联结船只架成浮桥的首次记载。古人把洛水誉为“天汉”，即天河（银河），而洛阳就是天帝的居所“紫微宫”，天津即天河的渡口，故名“天津桥”。桥的南北两端，还修建了对称的四所重楼，为日月表胜之象。隋末天津桥被李密起义军焚毁。
唐朝建立后，不断加以改建。贞观十四年（640），官府组织石工累方石为脚，改建成为石础桥。
永徽六年（655）、永淳元年（682）、神龙二年（706）、开元十八年（730），都有天津桥被冲坏的记载，见于《旧唐书》高宗、中宗和玄宗的本纪。
洛河流经天津桥地带，为了加以疏通，曾开渠分作三股，因而分设三桥，天津桥居中，北边是黄道桥，南边是皇津桥。皇津的说法系依据《旧唐书·玄宗纪》、《唐会要》卷86《桥梁》条，而《唐两京城坊考》卷5及所附地图作星津，《樊川诗集注》卷3注引《大业杂记》作重津。皇、星、重三字形似，未知孰是。开元二十年（732）四月，拆除皇津桥，与天津桥合为一桥。但天津桥没能因此而安然无恙，开元二十九年（741）又有了毁于洪水的记载，不过时坏时修罢了 。
天津桥北与皇城正门——端门相应，南与隋唐洛阳城南北主干道——定鼎门大街相接，桥上原有四角亭、栏杆、表柱，两端有酒楼、市集，行人车马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拂晓，漫步桥上，举首可见一轮弯月垂挂天幕，俯首河面波光粼粼，偶尔又传来洪亮悠扬的钟声，这就是号称“洛阳八景”之一的“天津晓月”。可惜自宋以后，战火连绵，建筑物大多被毁，天津桥亦未幸免。 学者对天津桥的具体位置有争议。在我市出版的诸多历史学刊中，学者们对天津桥的位置一直争论不休：一种说法为，天津桥在洛阳桥东；还有一种说法为，天津桥在洛阳桥西。许多出版物中认为，天津桥紧靠洛阳桥东，站在洛阳桥上往东看，有9个残存的桥墩和一个孤耸的桥亭，那下面就是天津桥的遗址。此说在上世纪考古研究中占上风，但不少学者表示怀疑，理由是《唐两京城坊考》记载：“皇城端门之南，渡天津桥，至定鼎门，南北大街曰定鼎街，亦曰天门街，又曰天津街，或曰天街。”端门为皇城的正南门，与天津桥相连。天津桥应在洛阳桥偏西的中轴线上，由是推断天津桥在洛阳桥西边不远处。但这种推断一直没有出土实物作为佐证。
直到2000年，我市考古工作者在市区洛河南北两岸向下挖掘，终于在洛阳桥西侧200米处河床下，发掘出了唐宋时期的洛河石堰与桥墩。石堰绵延数公里，桥墩下垫有枕木，上铺方石，联以铁腰，于是考古工作者断定此处便是天津桥的位置所在。当时参与发掘工作的我市青年学者霍宏伟，向记者证实了这种推断。他说：天津桥初建于隋，但隋时天津桥用木船相接，实为一座浮桥，多次被毁，不会留下实物。而唐改浮桥为石柱桥，是东都城内连接洛河南北的主要桥梁，如今发现的石堰与桥墩即天津桥之实证。

单从世袭制朝代来说，已出土最早的是第一个朝代夏朝的文物，但包括原始文化部落的文物，远古化石等。

夏朝（约前2070~前1600）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

在河南省西部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一直未能出土类似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文字记载。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斟鄩（河南洛阳偃师夏都二里头遗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是夏朝都城的遗迹。

扩展资料：

更早的历史遗址：

1、河姆渡遗址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新石器时代遗址。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2、半坡遗址

有6000－67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浐河东岸，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发现有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座、窖穴200多个，陶窖遗址6座，墓葬250多座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1万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历史朝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夏朝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半坡遗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河姆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