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北岛《很多年》想表达什么

《走吧》这首诗很简短，不仅篇幅短，诗句也短，而且整首诗的结构非常整齐匀称，用数学公式来表示便是“3*5”，即一共有5节，每节有3行。

照理说，这样的诗读起来应该非常明快，犹如哼着短促轻快的小调使人心情愉快朗，但事实并不是如此。这首诗的旋律低沉，感情颓废，令人想起[破旧的老车站，生锈的栏杆，破败的断墙，空旷压抑悲。

全诗5小节，都以“走吧”起始，“走”便成为全诗的主旋律。走，一种动作，一种进行着的动作，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只是不断地机械式地重复着，迷惘孤寂且无所获的开空虚，但依然是进行着的，给人一种“悲剧英雄”的感觉。

虽然迷惘困惑空虚却仍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不愿放弃，像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伴随5个“走吧”是五个不同的画面，诗人以蒙太奇的方式进行时空的转换，拉长了整首诗时空的长度，有了一种厚度一种浓缩感。

同时也使“走”这个动作得到了延伸，是淋漓尽致地表现诗人果敢和不甘沉沦的求索精神。但是诗人在寻找什么呢？是什么使诗人如此地坚定固执地找寻呢?正如《赤壁赋》中的“客”所说的“寄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天地如此广博，哪里才是“我”的安身之地呢？

“暮色”，又是一个灰暗的意象，“天空”和“暮色”在这里是一种并置的对立关系，是超越性的追求及对这种追求的有效性的怀疑，展现了一种“分裂悖论”的情境。

这些冷色调的意象密集且自由随机地使用，使整首诗具有某种空灵感，也显示了诗人的迷惘、寂寞、凄凉并带有了一种悲壮的色彩。

扩展资料

北岛诗歌的创作特点

北岛是文革后期兴起的朦胧诗派的重要代表，他最著名的诗歌如《回答》、《一切》、《宣告》、《结局或开始》等，曾经震撼了无数国人，表达了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信仰失落后的批判与否定、怀疑与茫然。

北岛的诗歌冷峻、思辨，有很强的批判性和思想能量，总是在悖论与断裂中探寻乃至拷问着人类、时代乃至自我的真理与价值。北岛曾说过：“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动乱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

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

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北岛

按大陆的标准，北岛的家显然算不上宽敞。狭长的客厅，摆着书架、餐桌、沙发、茶几和电视机，像一首意象过于密集的诗。诗人身材高大，再加上两位记者，房间就显得有些局促。拉开窗帘，诗境才开阔起来，墨色的海水带着香港的万家灯火一齐涌入，让人猝不及防。北岛招呼我们坐下，然后去厨房打开一瓶红酒。

妻子甘琦加班还没回家，5岁的儿子却已睡熟。北岛轻轻带上门，回到我们身边。

他显然对品酒颇有研究：斟，看颜色，晃杯子，闻，这才抿上一口。他家里存着不少好酒，那是多年漂泊养成的习惯。按他的说法，漂泊海外，酒是他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头疼两天——开个玩笑而已。他向我们讲述在欧洲4年，换7个国家，搬迁15次的故事。在北欧的那些年，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诗和酒，陪他度过漫漫长夜。
20年前，北岛开始了漂泊之旅。他先在欧洲呆了4年，然后定居美国。那时，他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也并不稳定。他做过许多工作，在纽约与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甚至给BMW汽车写过颂词。北岛说，现在想起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反倒成了人生的财富。
2008年，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聘请，定居香港。20年了，此刻他离故土最近。然而香港之于北岛，未必不是“他乡的天空”。去年夏天我去香港采访，在书展的讲座上看到北岛。他夹在两位滔滔不绝的香港学者中间沉默不语，像误入粤语大气层的飞鸟。我坐在下面，看他的面容，想到他一本诗集的名字：归来的陌生人。 

北岛曾说，如果中国是一幅画，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他自己则是留白处无意洒落的一滴墨。只是绝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这滴墨曾经点染出一个时代的轮廓。

也许，现在他依然不太适应香港的环境。他没有车，因为摸不清错综复杂的路况。在出租车上，他和工作人员说“香港诗歌之夜”的筹备情况，因交流困难，只好用英语。

北岛一次次饮尽杯中酒。他的声音浑厚而平静，有一种娓娓道来的节奏。1970年代他第一次见到多多，两人就是以歌手身份互相认识的。那时他才不过20出头，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还在后头。

在文章中，北岛曾回忆那个年代。那个可以为了一本书跑遍全城，可以为了一个想法争得面红耳赤的年代。曾经，《今天》编辑部人来人往，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在这里“吵得脸红脖子粗”，却结成了终生的友谊。

对于1970年代，北岛不仅仅有怀念。他正在主编《七十年代》的第二辑，打算把作者群扩大到更广的阶层，甚至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它肯定是一种争论，有人这样叙述，有人那样叙述，”北岛说，“正是因为各种声音加入，整个声音才更浑厚有力。”
前不久他获得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一份迟到的荣誉，而且还无法亲自领取。在获奖感言中，北岛写到自己的“缺席”——“正因为缺席，才会领悟我们所拥有的空间；正因为缺席，才会探知这镀金时代的痛点；正因为缺席，才会让命名万物的词发出叫喊。”
这么多年来，他早已习惯了缺席，但对这个时代，他的批评一直不曾缺席。就像萨义德在《知识分子》里说的，“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

进入1990年代，物质主义逐渐挤占过去意识形态统治的地带。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让北岛感到，民族文化在不断衰退，知识分子不再是时代的牛虻，反而成为了迎合者。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北岛真诚地说，“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应起到主力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