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的新诗创作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蜕变

解放区文学，又叫延安文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创作的作品的总称。解放区崭新的生活给陈旧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活力，解放区文学与其他地区文学相比，有如下特点:一是作家与人民大众的结合，带来了作品题材、主题的鲜明变化。知识分子带着个人空虚感情的浅斟低吟几乎绝迹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斗争的描绘，开始在整个文学创作中占了优势；而这种描绘，又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和饱含了作者自己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革命感情。以《人民文艺丛书》所收的177篇作品为例，据周扬统计，其中“写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包括群众的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与人民军队(军队作风、军民关系等)的，有101篇。写农村土地斗争及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包括减租、复仇清算、土地改革，以及反对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由等)的，41篇。写工业农业生产的，16篇。写历史题材(主要是陕北土地革命时期故事)的，7篇。其他(如写干部作风等)，12篇”。许多作品通过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以及劳动生产题材的描写，真切生动地反映了解放区各个方面的变化，表现出人民群众的新的生活风貌。其中出现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优秀长篇。有些作家的创作还浸透着来自农民的朴实、亲切、幽默、乐观的气息(如赵树理的小说)。另有一些作家的创作则洋溢着真正从群众生活和斗争中得来的诗情画意(如孙犁、康濯的一些作品)。解放区文学内容上的这些特色，都是过去的作品里所没有的。其次，就人物形象来说，人民群众在作品中如同在实际生活中一样真正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毛泽东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曾经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颠倒”，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它“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小二黑和李有才，喜儿和刘胡兰，王贵和李香香，这些主人公无不是劳动人民。作品对他们的刻画，确实达到了异常真实的程度，根本扭转了过去那种“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状况。这些人物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他们不再是过去作家笔下的那种单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即便是白毛女这样一个受尽地主压迫和摧残的人物，也表现了劳动人民坚决的斗争精神。他们真正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出现在文学中。作品有力地表明了这些在旧社会被压在底层的小人物，一旦获得了解放，其智慧、才能、性格就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辉。自然，他们不是“神”，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人，是在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来自群众，又代表群众。一般地说，作家们对这一点掌握得比较好，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有的虽然表现了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更多的还是遵循了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因此，作品的主人公大多可信可亲。

解放区文学在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大众化的语言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缘关系。作家们从民间流行的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像秧歌、戏曲、民歌、小调、快板等)吸取养分。比如新秧歌就是学习边区民歌和民间秧歌的结果。新歌剧《白毛女》也是在群众秧歌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形式的歌剧，它取材于晋察冀边区的民间传说，采用北方农民朴素生动的口语和富有民族风味的唱词，吸收民族戏曲和民歌的曲调，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更是直接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创作的，两句一组，音节自然和谐，用语质朴，清新流畅，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形象性。小说方面，有些作品直接用了人民群众熟练的章回体形式。赵树理小说虽不用章回体，但作品语言通俗，情节曲折，故事有头有尾，人物描写生动自然，也都吸取了古典小说和民间说书艺术的传统特点，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至于作品语言的大众化，赵树理更是优秀代表。周扬说:“赵树理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和中国固有的小说传统的深刻联系；他在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但是他所创造出来的绝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语言是群众的活的语言。他在文学创作上，不是墨守成规者，而是革新家，创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