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韩国的民主进程 有何借鉴意义

韩国政坛显赫的明星，如前总统卢武铉、现任总统文在寅，以及自杀死的首尔市长朴元淳，都是亲华派。

韩国政坛的这三个亲华派，都是上个世纪韩国轰轰烈烈争取民主与自由学生运动的亲历者与参与者。但这些学生又受着韩国思想界导师李泳禧的影响，李泳禧却是中国文学界鲁迅的信徒。

二战之后韩国脱离了日本殖民统治，先是经历了独裁统治的阶段，尤其是朴正熙独裁统治二十年了。直到1980年，在韩国518光州人民起义内，掀起了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活动，韩国也就由此走向了民主的进程。

韩国民主运动的兴起，与思想导师李泳禧是分不开的。（李泳禧）

李泳禧是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与知识分子，也是民主变革运动的思想导师。在1972-1995，在韩国汉阳大学执教期间，著作了许多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著作，高举民主、自由、社会正义的旗帜，给予韩国亲美法西斯体制沉重的打击。李泳禧也充分利用自己在讲坛上执教影响了韩国的青年学生，对韩国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李泳禧的学生中，不凡有现在民主正义运动的实践者。但李泳禧认为，自己的思想来源是中国的大文豪鲁迅。鲁迅被“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可不是浪得虚名，对韩国思想文化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

如1995年，李泳禧在《吾师鲁迅》中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社会活动时写道：

“如果说我的著作和我的思想、我对人生的态度对当代青年们起到了这样的影响，那么这个荣誉应该归于现代中国作家、思想家鲁迅。在过去近40年的岁月中，我以抵制韩国现实社会的态度写了相当分量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思想上与鲁迅相通，当然也在文笔上与鲁迅相通。因此，如果说我对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产生了某种影响的话，那只不过是间接地传达了鲁迅的精神和文章而已。我亲自担当了这一角色，并以此为满足。”

看来，李泳禧把鲁迅看作自己的恩师，从鲁迅的著作中，寻找解决韩国社会问题的方法。他认为，鲁迅对中国的剖析也同样适合于韩国。在军人法西斯统治下的韩国国民，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写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社会)一样，使人窒息，让人绝望。”

李泳禧就在迷茫的时候，接触到了鲁迅的著作。在他在韩国汉阳大学任教期间，一直认为过去五十年，韩国把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视为模范，单纯发展经济却造成了社会贫富悬殊，单纯把物质主义捧为神，却使美好人性堕落，以及社会伦理受到很大破坏。如当时韩国社会就出现为了领取价额并不高的保险金，甚至发生过一些父母杀害子女或子女杀害父母的事件。

为了寻找到解决韩国社会问题的良药，在1970年代初，李泳禧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以及同时代的中国。关注于鲁迅的小说，杂文，已探索解决韩国社会问题的良药。

李泳禧的著作对韩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影响了卢武铉与文在寅两任总统，以及前自杀的首尔市长朴元淳。

明白这些，我们也自然知道韩国为什么这么多重量级亲华派的存在，也自然理解鲁迅的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

实际上，二十世纪的鲁迅有着很强烈的使命感，力求抨击旧中国社会的黑暗，探索建立更好为国民谋福利的中国。卢武铉、文在寅、朴元淳这些韩国政坛人士，也同样继承者鲁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舍弃个人享受，终身为建立一个更好的韩国奋斗。

 

韩国政坛的这三个亲华派，都是上个世纪韩国轰轰烈烈争取民主与自由学生运动的亲历者与参与者，这些学生受韩国思想界导师李泳禧的影响，李泳禧又是中国文学界鲁迅的信徒，所以韩国亲华派和鲁迅有渊源。李泳禧把鲁迅看作自己的恩师，从鲁迅的著作中，寻找解决韩国社会问题的方法，他认为鲁迅对中国的剖析也同样适合于韩国。

渊源还是很大的，主要是这些人非常崇拜鲁迅先生，就比如说李永熙，妥妥的亲华派，在日记里说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很大。

1995年，李永熙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中写道，说自己的思想受到了鲁迅的影响，鲁迅是他的恩师，他会用鲁迅精神指导人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盟国协议以朝鲜国土上北纬38°线作为苏、美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
此后美国逐步把它的民主观和制度渗透到韩国。以下是一遍有关50年代以后韩国的民主发展资料，供你参考。

美国对韩国政治的刷新
发表于：2021-07-22 01:34:14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亚及东南亚各国饱受日本的殖民统治，所以造成上述各国经济的发展是畸形和扭曲的，特别是随着二战的全面展开，各国经济惨遭破坏，因此，二战结束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就韩国而言，韩国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人口众多，是世界人口稠密地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韩国被日本侵占，是日本的殖民地，经济畸型发展，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粮食、原料供应基地，工矿业十分落后。战后，日本工程技术人员撤走，韩国的工矿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再加上通货膨胀、物品短缺，国民经济进一步陷入混乱。直到50年代末期，韩国经济一直没有明显的发展。然而，让人惊讶的是：60年代以后，韩国开始推行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开发战略，实行宏观调控发展计划，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及时调整发展战略、经济政策、部门结构、产业布局等，经济取得迅速发展。结果，长期属于落后农业国之一的韩国，一跃成为与新加坡、台湾、香港并列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韩国从1962年开始实施经济发展计划以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以上。1962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3亿美元，到1991年增至2808亿美元；按目前物价水平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增至1991年的6498美元。韩国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962年的37%降至1990年的9.1%。同一时期，制造业部门所占的比例，则从14.4%增至29.6%。服务部门在1962年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1%，但到1990年增至61.3%。对外贸易从1962年的5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1283亿美元。国内储蓄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62年的3.3%增至1990年的35.3%。通货膨胀率自1982年以后也被控制在百分数一位之内。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韩国经济重新崛起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韩国的崛起与美国对它的改造有没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本文先就美国对韩国政治的刷新做些探讨。
战后，美国扶持了从李承晚经由张勉再到朴正熙的政权更替，在这二十余年中，美国在韩国稳步地推行了民主进程。其手段有暗中规劝和外交抗议等方式阻止韩国统治者的独裁脚步，同时，着手帮助韩国发展教育事业。1947年至1956年，韩国初中学生总数由227,400人上升到733,185人，高中学生总数由10,300人上升到90,104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韩国政治家、商人、记者和知识分子开始要求政府保证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扩大政治参与并促进经济发展。李承晚政权倒台后，韩国依照西欧议会制修改了宪法，建立了责任内阁制，取消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美国决定公开发展同韩国军事政变集团的关系并敦促其尽快“归还民政”。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1963年10—11月，朴正熙军政府正式“归还民政”，建立了第三共和国。第三共和国宪法确立了带有集权意味的总统中心制，因而朴正熙政权仍具有“半威权”性质。经历了“4.19运动”和“5.16军事政变”等一系列危机以后，美国对韩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趋势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意识到一时难以将韩国推上民主化进程的轨道。正因为如此，1965年“美国对韩国国家政策文件”才放弃了促使韩国建立自由的代议制政府的目。
从李承晚政权的专制政体、朴正熙政权的政府主导型改革、“维新体制”到金泳三的“文民政府”再到金大中的民主政府，大韩民国在民主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民主梦想的践行经过了漫漫长夜，在广大民众的奋力争取、政治精英的奔走呼号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施加的强大的压力下，民主政治的实现终于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韩国现代政治的发展历程就是民主不断推进的历程。而在战后这二十余年里，美国对韩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向韩国民众灌输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传授参与选举活动的基本知识，支持韩国建立“三权分立”制度并在某些情况下逼迫韩国政府依照民主原则行事；其次，反对共产主义，排斥民族主义，促使反共主义成为韩国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简言之，美国既促进了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又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韩国威权（半威权）政权保护人的角色。这种双重作用与美国在韩国的政治目标有关。按照优先性降次排列，美国在韩国的政治目标依次为推动反共、维持稳定和促进民主。抑或是说，虽然美国希望促进韩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但前提必须是不损害“自由世界的亚洲反共大业”和韩国的社会稳定。
美国所以对韩国的政治刷新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首先是基于对现代韩国文化的要素的正确分析。文化的形成、绵延和演绎虽有自身内在的逻辑和独特的规律，但它不能不受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等外在因素的强烈影响。在一定的历史- 社会- 文化条件下，文化显现出一定的继承性、延续性，更具有适应性、综合性和时代性的特点。时代性和绵延性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活力的象征。朝鲜民族据称有5000多年的灿烂文化，对人类的文明进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影响，这主要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对韩国文化进行追根溯源地探求。而从文化发展学的角度来说，任何文化都是变动不居的，都是在对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相应地回应基础上获得了生存空间和发展动力；同时它也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看到，在大韩民国立国后，韩国现代化的启动有着重要的背景：在国际上，两极体制的对立，谋求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和重大的政治影响力是其立国的基础。美国的军事支持、经济援助直到今天仍然是韩国的政治精英决策的重要筹码。这种背景不仅为美国的文化介入提供了合法的渠道，同时也为其政治变迁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而韩国现代化的开启，不能不带着历史的负荷和深重的传统印记：从文化的角度观之，主要是日本殖民文化的遗产和深厚的儒教传统的积淀。所以分析韩国的现代文化不能不考虑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儒教伦理和日本的殖民文化这三者在韩国的复合互补。这些因素为韩国的经济腾飞、政治转型提供了文化动力，但同时也使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步履维艰。基于这样的分析，在对韩国政治进行现代改造之时，美国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西方价值观的涌入、冲击。这里主要是美国对韩国的影响。美在韩国光复后通过军政统治和对政府成立工作的参与，以及以后的三年战争和随之开始的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大规模的援助，美国的作用和影响已渗透到韩国社会的各个领。由于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对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同美国的结盟是韩国的外交基轴。尽管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对韩的作用有所减弱，但青瓦台的新主人金大中仍然认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构筑了韩国安保体系的核心，强调“（韩国）新政府将继续坚持和加强韩美之间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关系”。美韩安保体系的存在使美能对韩国军队产生广泛的影响。事实上，韩国军队受美国的影响很大：它是由美国训练出来的、由美元装备起来的。军事渠道是西方科学、管理技术和文化价值观念输入韩国的三大渠道之一（另两个渠道是教育和行政管理）。整个韩国军队都按照美国的标准来组织、塑造和训练。这些为美国控制韩国提供了新的合法手段和正式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军人政治是韩国政治的重要特征：在韩国不足50年的政治史上，竟有32年之久是由军人掌权。尽管军人政权的统治在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其影响和余威依然存在，不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韩国在民主化道路上有那么多流血冲突、金钱政治。这样，受美国价值观念影响的军人政府就不能不深刻地影响着韩国社会；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西方的个人自由和自主、机会均等和竞争以及物质的富裕和勤勉等价值观念竟相涌入，冲撞着传统的韩国社会。通过这两种方式，“西方的个人主义、讲求平等、实用主义的文化骤然涌进习惯于传统文化的世界观、思想意向和价值观的正统理学的韩国，实不啻把整个国家深深抛进了思想混乱、情感危机和道德无序中”3 黄秉泰先生是从消极的意义上谈西方的价值观念对韩国的冲击，但这也正说明了它对韩国的重大影响。
其次，在政府构架上，美国向韩国引入结构分离与权力制衡思想。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机构的分立、权力的分化，变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为相互独立、彼此监督的各个机构。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对权力运行的不信任，要求对权力的运行进行制衡。从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是最好的统治者”到洛克的“有限政府”、卢梭的“人民主权”再到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无不体现着这种传统。韩国光复后在美国的军事管制下成立了议会、建立了党派，尽管带有浓厚的宗派主义、权力争夺的性质，但毕竟在韩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张勉的第二共和国广泛地扩大了国民的民主权利，大幅度地调整了国家的权力结构，向西欧式的民主政治体制迈进了一大步；尽管最终导致了共和国的崩溃，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民主政治体制的失败，而只说明没有同本国国情相一致的简单的制度移植只能归于失败。在美国积极的政治干预和强大的思想渗透下，韩国的民主进程得到推进：释放了反对党领袖金大中，强化了国会的权力，缩小了总统的权限范围，增强了最高法院的独立性，恢复了地方自治制度，金泳三“文民政治”和金大中的“小而强的政府”正说明了真正的三权分立体制在韩国正在逐步确立。
最后，美国在韩国扩大了一般民众的政治参与，同时促使了市民意识的兴起。美方认为：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具体地，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全方位渗透以及市场经济的启动，人们的参政意识、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参政能力、参政水平大幅度提高。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参与竞争、奔走呼号，力图对政治输入施加自己的影响。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大与市民意识的兴起呈正相关关系：市民意识的形成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包括政治参与扩大在内的政治现代化的必要前提。随着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60美元一举跃至1995年的1 万美元。韩国中产阶级的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60% ，中产阶级已成为韩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除了由这种经济发展所推动的市民意识的成熟外，韩国的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规模的扩大也影响着政治参与水平和规模。韩国每年投入巨额的资金来发展教育，为韩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1990年韩国的教育经费占政府预算的20% ，占GNP的10. 7%.韩国人被喻为世界上最崇尚教育的民族。12这与儒教的尚贤和重教传统有关。韩国的经济企划院就是由一大批的专业学者所组成的决策咨询机构。专家治国提高了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韩国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其背后的推手是美国——可以说，美国不仅刷新了韩国政治，还一举将其从亚洲最传统的国家转型为真正自由经济的现代国家。这是亚洲的幸运，也是韩国的幸运——当我们将这种幸运和现在朝鲜的不幸做一个对比，或许更能看出其中的意义。

我个人认为美国和西方在冷战时期为了制衡中国和苏联，在亚洲大力扶持日本和韩国是使它们迅速掘起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以民主制度以内部的改制也是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还认为民主制度并不能自然地迅速地使一个国家走向富强与和谐，但它却是一个最稳定的方式。如果没有像日本和韩国遇到当时美国和本方的支持，以及后来中国在改革开放对日韩经济的依赖与支持，它们也不会发展的那么快。也就是说民主的制度是好的，但却一定要有一个孵化的好的环境。就拿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来说，虽然西方希望出现一个民主制的俄罗斯，但西方并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所以在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经济复苏的早期，西方都做了大量的援助，但当看到普京的强力和有可能会使俄罗斯迅速掘起的时候，于是美国和西方就立刻采取了扼制的做法。中国也面临着与俄国相同的问题，只是中国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在与周边邻国上采取强硬的让西方无法接受的行动，也就为自己发展经济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中国要想真正不受扼制的发展成为一个大国，所要做的很多很多，简单说，首先要成为一个民主制度国家；其次要提高民众的参政议政思想和能力；其次要搞好与其它国家的外交关系；最后就是利用外部时机搞好内部发展建设。比如现在美国和西方都在制裁俄罗斯对我们来说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方面俄罗斯要依赖我们，另一面西方也希望获得我们的支持，这样就会放松对我们的制约，甚至还有可能帮助我们一些核心技术。同时如果我们能利用互联网这样的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的契机就很有可能掘起，甚至超过美国。如果果真如此，但是我们的制度没有改变，那么暂时强大的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长久富强的伟大的中国。

以下是我在网易上的一个回贴，简要说明了民主的好处，粘在这里也供你参考。
一个靠领导人的勤政的政权，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里让他的人民生活的确实很幸福，但这种没有制度做保证的盛世是无法持续的。另外，很重要的是，领袖的强势会弱化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自觉性，老百姓只是期盼超级伟人的出现，而不是寻找制度上的完善，导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家庭也是这样的，你的父亲勤劳、强势，可以让你们全家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却让你们失去话语权和参与意识，有一天他老了，你们的幸福就结束了。而观察很多父母特别弱的家庭，孩子都很有出息，这就是民主的力量。

　　我国对外国法律制度的借鉴是有传统的，早在80年代初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上，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主要奠基人彭真就要求中国的法学工作者“研究法学必须吸收古今中外的有益的经验……法学会要研究古今中外的法律，不管进步的、中间的、反动的，不管是奴隶主的、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要研究，取其有用的精华，去其糟粕和毒素。”我国借鉴外国法律制度主要体现为四种形式：一是与立法政策有关的借鉴，即对某一类立法或某一项立法带有指导性，或对其他立法有直接影响的规则；二是了解研究外国有关法律中的若干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以启发思路；三是法律结构和法律技术上的采纳；四是吸收某些具体规定和具体做法，以增加某一立法或制度的客观适用性。无论哪种借鉴，都要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以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尚不完善的环节为重点，把是否符合我国实际和人民的利益作为法律移植的评判标准。实践中，外国经济商务领域的法律和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借鉴的直接可能性较大，而有关人、婚姻、家庭、财产、劳动关系等领域的法律，由于基于根本不同的价值观念的，直接借鉴非常困难，更多的是理念或技术层面的借鉴。
　　回归主题，个人认为，以下外国法律制度对我国当前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一定借鉴启示的意义：
　　1、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制度：如低保。德国于1957年颁布的《农民老年救济法》标志着德国逐步建成了独立的、全面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有效应对了欧洲一体化推进加剧农业领域的竞争压力与德国农业人员较低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此外，日本的低保制度相对完善，在法律层面上具有相当可操作性，也算得上是日本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成功建成的重要经验之一，其具有的显著特色和基本经验对构建与完善我国农村低保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
　　2、地方立法程序方面的法律制度：一些国家（尤其是联邦制国家）在地方立法程序建设上颇有心得，以美国规章制定程序为例，其关于非正式程序、正式程序、例外程序、混合程序、协商程序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对我省地方政府立法有一定的启示。如在改革地方规章制定程序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法制理念要由重实体转向重程序，由重扩权转向重约权；修改规章制定规定，要增加公众参与的有关程序等。
　　3、基层自治方面的法律制度：以城市社区自治为例。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订了城市社区自治的法律法规，在经历过一定时期的社区治理后，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居民主导型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的行政主导型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型模式和以我国香港地区为代表的服务导向型模式。探讨和比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区自治立法、总结其立法规律，对于当前修改《居组法》、完善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法律制度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4、电子政务方面的法律制度：美国、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电子政务法规体系建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电子政务组织法，包括电子政务的主管部门及其职权职责，以及电子政务的设置及其法律地位；信息公开法，指政府在面向公众进行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法规；电子政务安全法；电子签名法；电子政务财政法，主要调整电子政务财政资金的来源、预算、使用及其监督等事项；电子政务监督法。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提供了参考来源。
　　5、农地征收补偿方面的法律制度：美国的农地征收制度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其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积累的法治经验是人类优秀文明共同的成果，对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行新一轮的农地征收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我国可以参考其农地征收的宪法准则、农地管制性征收和补偿机制，并借鉴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法制框架下的农地征收经验，对中国当前农地征收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建议。
　　6、公民申诉（信访）方面的法律制度：在国外，与我国信访制度相类似或相近似的制度统称为公民申诉制度.信访制度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存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普遍存在于民主法制发达的国家。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法制的健全而完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外公民申诉制度在法制化建设的程度与水平上具有一定的领先经验，为我国建设改革和完善信访法规提供启示和借鉴。
　　7、反腐败方面的法律制度：国外的监督监察机构和反腐败组织已经形成了比较严密的体系。以《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为例，该法的公布实施，使俄罗斯联邦实现了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从“分散反腐”向“系统反腐”的转变。了解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及其特点，分析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主要内容，对我国反腐败法治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也十分值得借鉴。
　　8、计划控制方面的法律：以预算为例。美国预算法律制度体系已有二百多年的构建历史，深深地烙印着美国权力制衡、预算法定、程序规范和顺势而变的特征。学习其在理顺预算管理职责分工，建立健全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相互制约等方面的法律机制，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预算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和透明度，严格政府债务管理，控制和防范财政风险。
　　9、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以反恐为例。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反恐立法尚处于发展阶段，法律法规的专门规定稀疏零散且可操作性不强，反恐立法进程任重而道远。鉴于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反恐斗争的特殊性，以及反恐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反恐立法并非易事。我国应在借鉴俄罗斯、德国、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基础上，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立法之路。
　　10、教育方面的法律制度：依法治教是一个国家对教育实施较为成熟管理的标志。20世纪中后期以来，各国更加关注教育法制的健全和完善，把其视为对教育进行宏观控制和管理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国外教育法制发展，成文教育法日益占据主体地位，教育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执行、监督制度日趋成熟，教育司法制度比较健全。我国应在广泛借鉴的基础上建立对教育法律法规适时的立、改、废制度，在国家法制统一原则前提下，扩大地方教育立法权限，健全并完善教育执法与监督机制，加强教育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教育法制实践。
　　11、环境方面的法律制度：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我国环境法律的覆盖面已经相当广泛，几乎所有已知的重大环境问题都处在环境法律的覆盖之下，就环境法律的覆盖面而言，我国环境法律已经比较完备。在全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新要求下，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面临下一步的战略突破口，学习国外相关法律制度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如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对美国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型和行政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大推动作用，深入研究该法将有助于我们确定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