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的这句话看的不是太明白，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黄仁宇

黄仁宇的读本以新的视角引导我们回望中国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些深受国家历史教材影响的人来讲，无疑是旱地甘霖。起码把我们的历史知识梳理成了“逻辑合理”的格式。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列举了从春秋战国到元顺帝北撤约2000年历史中的几十个重要人物，细致入微的分析了中国历史进程因果。

黄的这几本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笔调，尽管分析透彻而新颖，但是通过这文字，我们仍能嗅到一股强烈而熟悉的气息。仔细品来，不难发现，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唯物史观的笃信者：“经济决定论”是贯穿着他的所有这些历史著作的一根主线。所不同的是，黄没有把任何农民造反领袖视为历史进程的推进者，而是把皇帝视为真正的农民领袖，而把皇朝视为农民组织。

那些鼓吹“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推进力量”的人们总是回避解释：中国历史上成功了的农民起义领袖无一例外地都作了皇帝，陈胜、刘邦、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如果皇帝张三换成皇帝李四可以视为历史进步的话，历史就成了月份牌，今天就是昨天的革命，现在势必在革刚才的命。

黄的历史观中突出地表现了人的作用：重要个人对历史的直接影响。并很强调这些个人的性格与才能的完美与历史进程的关系。突出表现在对王安石变法的遗憾，在《万历十五年》中，直指王安石“有其心无其才”，是造成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黄认为王安石变法在当时技术上尚不成熟，实质上，纵观北宋时代的中国历史，如果社会能够继续稳定100年，王安石的改革将毫无问题地走向成功，而技术问题毕竟是小问题。只是，中国的地理历史环境容不得这个社会出现过大的波澜，定居在长江黄河冲击平原上的农业文明与强悍的高原的游牧文明长期对峙，其势力平衡稍一打破，立即会引发社会的动乱。白山黑水之间一个新兴的游牧民族正虎视中原，此时的北宋王朝恰应是全民皆兵的时代，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当完颜氏的战马突出在燕山山口的时候，宋人还在铺展他们的清明上河图景。大厦倾覆的时候，王的苦心孤诣也即难免付之一炬了，汉人的最后一线思想灵光至此熄灭。

知识的优美在于逻辑，历史更是如此，只是由于各种非历史本身的原因，加之作史者的个人色彩，很多史书都难免前后矛盾，破绽百出；让人读着难受。黄仁宇的有关历史题材的书籍恰恰注重逻辑和分析，强调前因后果，很大限度回避了个人好恶。
《赫》、《万》无疑是难得的好书！

黄仁宇以其深厚的历史功底、独特的视角以及流畅的运笔，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主要有《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历史》以及《放宽历史的，视界》等。他的书内容丰富，有趣味，少说教，可读性强，尤其是他所阐述的大历史观，让许多读者感到新鲜并受到启示。
为什么称为“大历史”?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这样写道：“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面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到何种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 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 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 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 除了用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黄仁宇的思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在目前注重实用的教育体制中，历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从学以致用的角度讲，是否真的有必要事无巨细、通盘接受?这样做的效果又如何呢?我想，学习历史的目的并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是对学者思维方法的训练与养成。
对于“大历史观”，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思，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作次要。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尤其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历史应当或不应当如何展开，因为它一经展开就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无须人们从主观上加以想象或构造，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如是展开。以“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正是黄仁宇“大历史”所提倡的学习方法。那么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凡有一件重要事件的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存在就一定合理么?这是否又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套路?对此，黄仁宇的解答是：“大历史着重大众的集体智慧、勇敢和道德，……目的是勾画一个历史的大纲，着重东西的汇合。”其实“大历史”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新的视角，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如何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加以掌握和运用。就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一样，它们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能究其一点而不及其他。
黄仁宇曾在《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文中述及“写历史的人也像游山水的一样，要是溯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过程，回顾上游的山脉形势，则对其组织结构，更多了解。”历史上很多事情的意义，都要多年之后静眼冷观方看得明白。如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和增税的认识。由于封建国家向全部编户齐民提出财政上的要求，基于这种财政上的考虑，中央政府就竭尽其力扶植无数的小自耕农。一到土地兼并盛行，政府的财源被阻塞，就引起政局不稳甚至朝代倾覆，而小自耕农更是入不敷出，痛苦万状。增税也总是让百姓怨声载道。因此，从古至今，反对兼并和增税之声，不绝于耳，均视其为祸源。降低税收、与民休息也总是作为历史上治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有了数千年历史的纵深，黄仁宇指出：“既不兼并由私人组织，又不增税让政府组织，只好让所有服务性质的事业都没有人做。其平等的悲剧，也就是长时期有系统地在历史上制造全面贫困。”这个见解显然有其独到之处。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就把我们的研究带入了新的境界。对于其“大历史”，黄仁宇还有这样一个比喻：我们长日坐在地球上，就觉得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是动的，地是静的。“大历史”有似天文学家之望远镜，用之观测其他星球之相对位置才能体会到我们自身运转之程度与速率。用“大历史”的望远镜来观察历史，需要把历史的基点推后一个时期，只有这样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与历史的发展过于接近，反而不容易了解它变动的真谛。也因此，他研究的对象，动辄牵扯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那么，研究的跨度稍短一点如何?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economic)。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可见，作者自身很清楚其“大历史”的定位。不论宏观和微观都是研究的不同领域和侧面，强调一点并不等于另一点可以废弃不顾。黄之“大历史观”在当前学术界普遍重视微观研究和繁琐考据的风气下，为历史研究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注入了新鲜空气。历史研究者看清历史之大，也能更加客观， 摒弃狭隘观念，用事实发掘真正的关系。这样，“大历史”就不仅代表着一种治史的眼界，也提倡着一种历史研究者应当具有的胸怀。
黄仁宇研究历史，用的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重综合而不重分析。他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使历史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史料的庞杂与晦涩，因此，他笔下的通史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不同。在注重历史发展逻辑之余，各朝代已不再是可以拿来互相比较的单位，而是前后一贯，具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与写作对于初学者以及非专业人士的历史常识普及均有很大的益处，也对史学工作者以新视角整体把握历史，提纲挈领，并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提供借鉴。当然，归纳和综合也是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可贵之处在于他运用了开阔的视野，从而言人所未言，实践了他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大历史”还有突出一点即是强调地理因素对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在其《中国大历史》中指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又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也因此造成了“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民连亘了两千多年的斗争记录”。我们在说他们是安定生活的迫害者时也应当看到他们同时是自然环境的受害者。这些都是在“大历史”视野下研究长期历史因果关系的典范。至于“十五英寸的同雨量线”，“数目字管理”，“潜水艇夹面包型的社会结构”等新名词以及他对某些历史现象的重新定位和解释，则为我们在“大历史”下如何研究提供了借鉴。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空气。同时也应当看到，它只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也有其侧重和局限，只有恰当驾驭这一工具方能促进史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1982年中华书局推出《万历十五年》，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大历史不会萎缩》。20多年里，黄仁宇的书连续出版，一再被人阅读、谈论、重温，实在是不多见一段当代中国阅读史。论及原由，有人说是因为黄仁宇乃史学边缘人物，治史路数仿佛“野狐禅”，因此反倒别开生面；有人说黄仁宇文笔灵动而通俗，天生具备畅销的品性；还有人说这是因为“大历史”一说确实有魅力，所以能够经久不衰之余，累积了越来越多的“信众”。

所谓“大历史”，历史学上的解释，大致上是把历史演变放置在一个总体性的坐标上，观察其流向，而偶然性事件则相对忽略；哲学上的解释，大致上是相信存在着“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由于“逻辑性之现实多时超逾人身经验”（黑格尔语），所以惟有大视野才能见到大历史；在经济学方面解释，则是黄仁宇的自家体会：整个中国的历史自先秦至明清，可以连贯的用财政税收解释——钱怎么来、怎么用等等。而“大历史”的总体含义，无非是说，历史的演变是有原因的，而历史的整体意志，并非个人可以完全掌控的。

“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乃黄仁宇“大历史”观中的一个枢纽性概念。黄仁宇区别现代化与非现代化，就看是不是“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

我以为在黄仁宇“大历史”观中，还一个值得留意的观点是，黄仁宇颇为赞同“西体中用”。他说，“在我看来，体是组织结构，对一个国家来讲，包括政府行政系统，及于修宪与选举、军备与预算等等。”在这个方面，黄仁宇认为，事实上现在已经是西学为体了，甚至在我们的文化方面，也很不同于过去。黄仁宇说：“然则中国传统之长处、宗教思想、伦理观念、做人处世的宗旨应当放在什么地方？我的建议：在答复这问题之前，先将中国历史参照西方历史政治思想、经济原理，作整面目的全幅修订，看清中国受过西方冲击，百年奋斗后实现现代化之由来。此中结论，必会表现一个新国家之形貌。有了新制度之轮廓，才能决定发扬传统精神之出路。”这些话是黄仁宇的清醒处和高明处。

不过，由于坐标宏大，大历史很容易被梳理得清清楚楚，这就像在天上望河流，虽然看见九曲十八弯，仍然知道它自有要去的方向，但如果回到小历史的角度，何以解释为什么会有许多夹缠不清、曲折往复？西方有史学家宽慰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并非全错，黄仁宇则有一点我们的近现代史全对的意味，这大概是过于见林不见木的结果

万历十五年

中国话不存在对不对的问题，好不好，美不美，妙不妙而已。孔孟之间有很多大家，有子，曾子，子夏，子思等等。尤其曾子，子思，影响极其广泛。但确实没有孟子的五行说，性善说，贵戚之臣可以废君说，更加发扬传统。至于是经是子，只是朝廷的事。形影相随的修辞还可以，但似乎不符合国人习惯。如子贡说，孔子犹日月，不可及也。至于外国人没谁切实理解孔孟传统，其原句如何也不必找，但形影相随是汉语独有的描述，是译者的选择。总之，生硬。

1）用法不对，因为孔子对孟子的关系和孟子对孔子的关系是明显不同的。
2）从历史上说，孟子一直到宋明儒学的时代地位才陡然提高，原来没有那么重要。

对，这句话是《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里的原话，用法是对的。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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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作者：黄仁宇

豆瓣评分：8.1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份：1997-4

页数：215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黄仁宇先生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的33篇文字，发表的时间自1987年年初至1989年夏天。所包括的内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点则在表彰中国历史有它的特色，经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前后连贯。各篇虽大致以人物传记之体裁为主，所叙事之影响，已远逾当时人之人身经验。本书和黄仁宇的其他作品一样也较好地体现作者深厚的知识底蕴及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领悟。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