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听了“日月重开大宋天”会不会恼羞成怒，深感受辱，暴起杀人，将其拖出去剥皮

李善长（1314-1390），字百室，安徽定远人，大明开国功臣。在元朝末年天下逐鹿中，李善跟随朱元璋，以其才智获得了朱元璋的信任和重用，为明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李善长的功绩

元朝末年，统治者昏庸腐朽，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至正十一年，韩山童、刘福通首举义旗， 拉开了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的序幕。当各地起义风起云涌之 时，李善长为避乱而隐于滁州东山之下，他时刻关注天下形 势，以期投靠明主。

朱元璋率领的军队是众多起义军中的一支。与其它义军相比，这支军队作战勇猛、军纪严明、深受百姓拥护。朱元璋告诫诸将：“克城以武，戡乱以任”，每攻下一座城池，他都严禁将士劫掠财物烧毁房屋。除了严明军纪外，他以“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为口号，采取笼络地主阶级的措施，争取汉人的支持。他广招贤能之士，以礼相待、委以重任。李善长于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打滁州时来投，被命为掌书记。

朱元璋向李善长询问平定天下的计策时，李善长答道：“秦乱，汉高祖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 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 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长的这番话为朱元璋实现霸业指明了方向。朱元璋从此视李善长为左膀右臂，对其委以重任，让其参与决策制定。

李善长对朱元璋的辅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调和诸将、严明军纪。

朱元璋曾对李善长说：“方今群雄并争，非有智者不可与谋议。吾观群雄中持案牍及谋事者，多毁左右将士，将士弗得效其能，以至于败。其羽翼既去， 主者安得独存，故亦相继而亡。汝宜鉴其失，务协调将以成功，毋效彼所为也！”李善长深以为然。对于归降的将士，李善长能够辨别贤愚，调和诸将，使将士消除疑虑，安心跟随朱元璋。李善长还严于整顿军纪，每攻下一座城池，便四处张贴禁令，以此禁止将士侵扰百姓。

2、留守后方、供应军需。

朱元璋得以扫除强敌登上帝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朱元璋每次外出征战，都让李善长留守后方，由他统筹全局，转运粮草，供应前方军需。同时，李善长还加强后方军事防务，发展后方经济，保证后方秩序稳定、减轻人民负担。在李善长的管理下，朱元璋的后方百姓安居乐业、将士和睦，“前后自将征讨，皆命居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转调兵饷无乏”。李善长在后方的管理，为朱元璋在前线作战争取最后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3、发展经济、革除积弊。

李善长注重发展经济，减轻人民经济负担，以此来缓解阶级矛盾。他整顿盐法、钱法、茶法、铁冶及鱼税等税收，革除积弊，发展经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积极推广实践朱元璋的屯田垦荒思想，在各地实行屯田制度，发展水利事业，使许多荒地变为良田，起到了“国用益饶，而民不困”的积极作用。

在建立新王朝的共同奋斗中，朱元璋和李善长维系在一起，建立了一种君对臣信任、臣对主 忠心的关系模式。李善长使朱元璋的部下和睦，军需供应充足，为朱元璋取得前线作战的胜利提供了保证。所以，朱元璋开创大明王朝，李善长功不可没。

二、朱元璋对李善长的信任

1368 年，朱元璋登基称帝，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封李善长为左相国，让他改革元朝旧制，制定新的礼制，作《郊社宗庙仪》，并重新改定官制，明确各部责任，使新建立的国家机器得以正常有序运转。李善长还负责监修国史，在他的主持下，明朝很快修成《元史》一书。李善长定礼制、改官制、修史书，为明朝初年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封六公、二十八侯，李善长居六公之首。朱元璋评价说：“善长虽 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升李善长为太师中书左丞相，受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还被赐予丹书铁卷。

洪武四年，李善长“以疾致仕”，回安徽凤阳老家休养。恰好朱元璋准备在凤阳兴建中都城，决定将这个工程交由赋闲在家的李善长负责。李善长受命后，凡事亲力亲为，使得营建工作迅速展开。李善长的表现，让朱元璋很是满意。李善长还对迁徙到凤阳地区的十四万江南民户负责安置，监督其垦种。几年之后，这 一地区出现了桑榆相望、粮仓充实的景象。朱元璋不仅亲赐物品给李善长，还提升其弟李存义为太仆寺丞，两年后又将大公主嫁于其子李祺，结成了儿女亲家。至此，李善长的荣耀和光彩达到了顶点。

李善长荣宠至极，自然会招来其他臣子的嫉妒和排挤。洪武二年，杨宪与李善长发生了夺相矛盾。杨宪串通自己的好友高见贤等人向朱元璋进谗言，表示李善长没有为相的才能，并弹劾李善长排挤大臣，放肆为奸等事，朱元璋听后不为所动。之后，李善长揭发杨宪诬陷中书省汪广洋等不法事。最终结果是杨宪治罪被杀。由此可见，洪武初年的李善长深得朱元璋的宠信，朱元璋对他比非常宽容。

三、朱元璋对李善长的诛杀

明初百废待兴，不仅需要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还要完成国家统一事业，扫荡蒙元残余势力。因此，在洪武十三年以前，朱元璋十分倚重功臣。但是在经过明朝初年的努力后，洪武中期社会逐渐繁荣，政治也比较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从这时起，朱元璋对李善长等功臣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信任逐渐转向了猜忌，最后转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屠戮。

从客观上说，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功臣贵极而骄，越礼违规、胡作非为，失去了为官应有的谨慎。李善长以其智谋，得到了朱元璋的信任和倚重。但李善长有心计却没有远见，在得宠的同时逐渐失去了为官的谨 慎。李善长表面不与人争，但如果有人侵犯他的权利，他便会想方设法实施报复。与朱元璋成儿女 亲家后，李善长更加有恃无恐，以至曾被朱元璋削减俸禄，以示警告。

李善长在致仕之后，仍参与朝政事务，在中央和地方拥有很大的势力，是淮西功臣集团的核心领导。这个集团多是贫苦农民出身，明朝建立后，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的封建地主阶级，他们日益骄奢、专横跋扈，逐渐沉溺争权夺势之中。甚至他们的仆从和家人也无视法度，倚仗权势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俨然成为一霸。淮西功臣逐渐退变为挖封建统治墙角的破坏力量，这是朱元璋不能忍受的。

从主观上说，朱元璋为了维护朱家天下长治久安，对功臣的疑忌心也逐日加重。为了巩固朱 家天下，朱元璋必须强化皇权，消除来自各方面的威胁，而淮西功臣集团正是他最大的威胁。朱元璋对功臣提防之心的加重，是功臣悲剧命运的开始。

朱元璋的太子朱标生性文弱，朱元璋一直担心自己死后，朱标无法驾驭这些文臣武将，所以， 他要先替儿子“拔钉子”，来解除身后之患。这种“居安思危”的意识，使朱元璋逐渐疏远功臣，猜忌心理日益加重，功臣的才智、名望，在他眼里都变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这必然导致他对李善长等功臣的态度由信任转向疏远，最后不惜大开杀戒。

洪武十三年，宰相胡惟庸因为谋反和通倭被杀。胡惟庸是李善长的亲信，又与他有亲戚关系，朱元璋便想借此案来打压李善长。终于在十年之后，借胡惟庸曾劝过李善长一同谋反之事，作为诛杀李善长的借口。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被赐死，全家七十余口被杀，仅一个当了驸马的儿子留住了性命。朱元璋还将李善长的罪行作《昭示奸党录》，公布天下。

四、李善长之死分析

追溯李善长的人生轨迹，从开国功臣到走上人生末 路，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李善长心胸狭隘，不能容人；二是李善长结党营私，为朱元璋所不容。

1、据《明史》载，李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忮刻”为嫉妒刻薄之义，是心胸自私狭隘的同义语。如他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因贪污被治罪，时任御史中丞的刘基负责调查此事。李善长竟置国家法度于不顾，从一己私利出发，多次为李彬开脱罪责，为刘基的调查设置障碍。无奈之下，刘基只得奏准朱元璋，由朱元璋下令将李彬处死。为此，李善长常耿耿于怀，常暗中加害刘基，逼得刘基只好回家避祸。

李善长的心胸狭隘还表现在他素有居功自傲与贪赃纳贿的毛病。 《明史》载，大明立国后，“（太祖）浸厌善长，故有易相之议”，从中看出朱元璋对李善长的不满，也透露出朱元璋对李善长身居丞相位心存疑忌。就丞相人选问题，朱元璋曾问计于刘基。刘基既肯定了李善长的优点，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他的性格缺陷，即“志大量小，后事难料”，事实果如刘基所言。

《明史》还记载李善长“贵富极，意稍骄，有心计而无远识”，这都说明了他 的自私狭隘。这使得他对别人容易产生刻薄忌恨之心，容不下别人，从而树敌过多。这都为李善长日后走上末路植下了祸根，成为他与朱元璋矛盾加剧的诱因。

2、结党营私，为朱元璋所不容。李善长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串通淮西籍人员，与他们拉 帮结派，成为淮西集团的核心人物。李善长为培植淮西集团势力不遗余力，在执政方面处处以集团利益为出发点与归宿。淮西集团成员在疯狂追求财富的同时，排斥异己， 对淮西籍以外的人员极力打击。淮西集团势力疯狂滋长，触犯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必为他所不能容忍。

胡惟庸案东窗事发后，朱元璋深刻认识到，淮西集团势力的过度膨胀不仅加剧了当时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已日益威胁到皇权的稳固，有导致自己大权旁落的危险。鉴于当时形势的严峻性，朱元璋自然千方百计地遏制这一势力做强做大，“胡蓝之狱”便拉开了帷幕。朱元璋本人虽发迹于淮西集团，但一旦大权在握，这个羽翼丰满的政治集团即刻成为他背部的芒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更朱元璋虽口头上说李善长功劳堪比汉代萧何，但背地里对李善长防范有加。胡惟庸案正好成了朱元璋日后清洗以李善长为核心的淮西集团的一个重要借口。

李善长倾尽一生之力辅佐朱元璋，在达到人生荣誉的顶峰后，迎来的却是全家人被杀戮的悲剧命运。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高度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之下，皇帝主宰一切，操纵着生杀予夺之权。在打天下时，朱元璋能礼遇重用臣子；得天下后，为了维护朱家天下长治久安，他要把任何威胁都扼杀在摇篮之中。“胡案”、“蓝案”、空印案、郭桓案，前后被杀者达十几万人。大量功臣良将的被杀，使朝中无良将可 调，无谋臣可议。“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能够顺利夺取皇位，与朱元璋大杀功臣有着一定的关系。

古代君主为了维护“家天下”统治，会扫除一切威胁皇权的因素；臣子为了扩大政治、经济权利，必然会有损于封建政权统治。朱元璋与李善长关系的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缩影。

朱元璋：老子重来没有说过重开大宋天，那是两百年后的钱谦益说的。
周清原《西湖二集》“山河奄有中华地　日月重开一统天。
明《秘阁元龟政要》“乾坤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统天
徐学聚《国朝典汇》"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统天

朱元璋说的原话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统天”。出自明太祖朱元璋的《谕中原檄》。

悠悠几千年华夏史，出身最底层而得天下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出身汉族贫苦农民，做过和尚，要过饭，十七岁时，淮北大旱，父母、兄长和一个侄子染病身亡。他先入皇觉寺为僧，后参加郭子兴的义军，逐渐成为这支义军的最高统帅，最终统一天下，建立了封建社会最后一个 *** 王朝。 一直以来，很多传说和故事都把朱元璋描述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朱元璋喜怒无常，上朝时他的玉带如果高高的贴在胸前，那就是好脾气，不会杀太多人要是把玉带放在肚皮底下，这便要杀人了，文武百官上朝之前先和妻子诀别，如果活着回家，便大小互相祝贺，算是又多活一天了。 客观来说，明朝的部分刑罚确实很残忍。如凌迟，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有刷洗，把犯人光身子放在铁床上，浇开水，铁刷刷去皮肉；有称杆，犯人绑缚在杆子上，另一头挂石头对称；有惆怅，挂在杆上，把肠子抽出来；有剥皮，贪官污吏的皮剥下来，用稻草撑起来，放在衙门公座上，用以警醒。 贪官污吏闻风丧胆的剥皮庙 又传说朱元璋因做过和尚，僧这个字很不喜欢，接着生这个字也不喜欢，"光"和"秃"这类词更加犯他忌讳，据说杭州教授（管学生科举教育的官）表有"光之天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读了大怒：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骂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骂我做过贼！立刻带来杀了。 其实，以上的这些说法和故事，大多没有严肃确凿的史料可以证实，而大多出自《朝野异闻录》、《翦胜野闻》、《闲中今古录摘抄》、《古穰杂录》等书籍。一看名字便知，这些大多是一些休闲娱乐、捕风捉影的小道刊物，类似于今天盛行于火车上的某某会杂志一样，专好耸人听闻，吸引眼球。 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明朝的书籍出版政策比较宽松，终明一朝，没有皇帝颁布过任何限制民间出版的圣旨或者诏书，也没有设置任何负责书籍出版前检查的 *** 机构。相反《明会要》卷二十六记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也就是说，在明朝，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出书，想出什么书就出什么书，导致明朝书籍泛滥，良莠混杂，各种野史新闻层出不穷。 其次，朱元璋的刑罚虽然严酷，但主要是针对官员的，对于老百姓来说，明朝的刑罚可以说是比较人性化了。如宋朝规定，老百姓贩运私盐者斩，明朝就规定，如果老百姓生计无着而贩运私盐，在其背得动的范围内，免于刑罚。这可以说是历史上对于老百姓最友好的刑法了。 针对官员来说，朱元璋严要求高标准，他亲自接见每一位即将赴任的知县，摆着手指头和他们算，你一个县令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几百户中农的收入，这还不满足吗？他规定，官员贪污超过六十两，就要剥皮实草，还立了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规矩：老百姓如果发现官员贪污，可以直接扭送京城，沿途官员、驻兵不得阻拦，否则灭族。正因如此，掌握笔杆子的官员和文人对于朱元璋既怕且恨，只有在书籍中大发牢骚，对朱元璋人身攻击。而他们既然掌握了话语权，那么流传下来的故事，都是黑朱元璋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亡之后，大批东林党人投降满清，他们在编辑明史的时候，为了推卸亡国的责任，肆无忌惮的抹黑明朝，从明太祖朱元璋到崇祯帝朱由检，处心积虑的从各个角度黑了一遍，把明朝描写成了一个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以此来表现满清立国的正当性。 其实，真正的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物力维艰和农民的辛苦，非常体恤民情，力戒奢侈，躬行节俭，没有大建台榭苑宥，多次下令减免赋役，遇到灾情，则赈济粮食、布、钞，帮助农民度过灾荒。 朱元璋推翻暴元，光复华夏，整肃吏治，轻徭薄赋，崇文尊礼，制定了一整套制度，为明朝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保障，明朝才有了276年的国祚，仅次于289年的唐朝。从这点来说，朱元璋无愧于一代雄主，至于那些 *** 小人的抹黑和攻击，不过是蚍蜉撼树，正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中国历史上的布衣皇帝还真是屈指可数，而其中最有作为的就首推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了。刘邦曾经做过泗水亭长这种下级官吏，但最终却开创了强大汉朝，朱元璋在起兵之初就开始以老乡刘邦为楷模，希望能够“奄有中华地，重开大宋天”，于是他几乎是将刘邦走过的路，重新走了一遍。

朱元璋起事之初，曾经向谋士李善长请教，自己怎么做才能平定天下，李善长回答：“汉高祖刘邦起自布衣，尽管他‘好酒及色’并且喜欢骂人，但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所以仅仅用了五年的时间便成就帝业。您和汉高祖算是老乡，为何不向他学习呢？”朱元璋感觉他说得很有道理，便开始处处模仿刘邦。

后来他也曾经对孔克仁说过：“秦朝施行苛政、暴政，但是汉高祖却宽容大度，与人约法三章，从而深得民心。现在的情形可秦末非常类似，但是我的竞争对手却都不懂得修明法度，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同时也是我的机会。”

在起义取得成功之后，朱元璋依然在向刘邦学习，下面就是国史君（国史通论）总结的几个例子：

第一、修皇宫。 刘邦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宫殿时，责备萧何在百废待兴之时滥用民力，萧何却说“不重则不威”。而朱元璋在定都金陵之后，就把皇宫修建得极其壮丽，一眼望去，满是皇家威严。

第二、迁富户。 其实迁富户之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一个政权为了拱卫京师，往往需要将豪门大族迁往都城附近。刘邦曾经听取刘敬的意见，将齐国、楚国的豪门十余万户迁往关中，朱元璋建国之后，就曾迁江南富户十四万充实金陵。

第三、封诸子。 刘邦建国后继续采取周朝的“分封制”，先是分封功臣为异姓诸侯王，后来在“白马之盟”中规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汉朝的诸侯王渐渐都成了姓刘的。朱元璋称帝之后也效仿刘邦的行为，将朱姓宗室分封全国，建立一个庞大的网络。

但是这一招学成了，也没学成——因为刘邦死后汉朝爆发了“七国之乱”，朱元璋死后明朝发生了“靖难之役”。

第四、杀功臣。 刘邦称帝后彭越、韩信、臧荼、英布等人先后被杀，将皇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而朱元璋坐稳江山之后，也制造了“明初四大案”，手段比刘邦更加残忍，十余万人在这场大清洗中丧命。

除了这些，刘邦和朱元璋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却留下了“大风起兮云飞扬”、“日月重开大宋天”等豪言壮语。并且，他们开创的朝代都空前强大，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成为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