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西方历史是伪史，那么像苏格拉底他们一样的人的存在还有意义吗

苏格拉底的影响
苏格拉底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一大批狂热的崇拜者和一大批激烈的反对者.他一生没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哲学史家往往把他作为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分水岭,将他之前的哲学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做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对后世的西方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行为和学说,主要是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和克塞诺芬尼著作中的记载流传下来.关于苏格拉底的生平和学说,由于从古代以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记载和说法,一直是学术界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
　　苏格拉底的哲学是同他的生活实践融为一体的,而他个人的命运同雅典的命运是不可分的.他为了祖国追求善的理想,而他的祖国则用死刑酬答了他的贡献,成全了他的哲学.苏格拉底没有丝毫的激愤、畏惧或是悲哀,而是依旧用他智慧的语调诚挚地奉劝着一切.他明白他是神的使者,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他还有他生命未完成的部分,而死恰恰能给他一个完美的结局.
　　在哲学之前,荷马史诗是希腊最脍炙人口流传最广的文化思想宝库.它把英雄故事和富于人情味的诸神的活动交织一起,表现了希腊人的生活想象和世界观.实际上希腊的神灵多数来自西亚各国和埃及,希腊人从他们那里接受过来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改变,组织在自己的宇宙和人生的画卷之中.而大约和哲学出现的同时流行于希腊各地的奥尔菲神话传说和宗教教义,更以其灵魂转世与净化的基本思想,给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极其深刻巨大的影响.
　　苏格拉底确实主张了一个新神,他是道德善、智慧真的源泉：宇宙理性的神.这个宇宙理性神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追求—－真正的善—－的终极根据,人能有知识,是因为人得到了神的特别关爱,被赋予了神性的一部分,因而有了灵魂,有了爱智的心灵和理智.但是人应当明白,你所具有的那点灵魂同神的智慧是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个新的理性神的观念和关于人当“自知无知”的教导,就成了激发和推动人追求真知与批判不真不善、伪真伪善的强大力量.
　　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是因为他们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靠军事或政治的力量所成就的,而是透过理性,对人的生命作透彻的了解,从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雅典城并没有因为处死苏格拉底而重焕辉煌,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那些法官们在审判后的心路历程.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没办法面对和说服自己的良知了,他们的灵魂,将笼罩在那位老人孤独而顽强的身影下.苏格拉底去了,到他的神那里去了.“哪一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千年的步行者们越走越远,但是谁都无法从他们心中抹去这个虽然虚幻的名字――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圣徒和殉道者,至今,没有哪位哲学家像他那样痴迷于过一种正义的生活.他把一个人的生命充分活了出来,从他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获得启发,体认人生总是会面临各种遭遇,会有得意失意,即使面对不义时,都要坦然接受.更重要的是,人活在世界上,要把关注的重点由外在转向内在.苏格拉底为希腊哲学注入了强心剂,激起了无比汹涌澎湃的浪涛,余波甚至绵延至今.

苏格拉底出生于希腊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其父索佛洛尼斯科斯[4] （Sophroniscus）是雕刻匠，母亲费纳瑞特[4] （Phaenarete）是助产妇。
苏格拉底生就有着狮子鼻，肥厚的嘴唇，凸出的眼睛，矮小的身体。他容貌平凡，语言朴实，却具有神圣的思想。
他出生在希波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刻，成长在伯里克利的盛世，当时正值智者从全希腊各地云集雅典，给民主制度雅典带来了许多新知和自由论辩的新风尚的时期。年轻的苏格拉底曾向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格拉和普罗第柯等人求教，讨论各种重要的社会人事和哲学问题。又曾从女智者狄俄蒂玛受业。自称有“灵迹”伴随，预示以何事不当为。亦受奥尔斐秘教及毕达哥拉斯派的影响。
苏格拉底一生过着艰苦的生活。无论严寒酷暑，他都穿着一件普通的单衣，经常不穿鞋，对吃饭也不讲究。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只是专心致志地做学问。生平事例，成就思想，均由其弟子记录。
青年
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雕刻手艺。后来他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靠自学成了一名很有学问的人。他以传授知识为生，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
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使者，任务就是整天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因此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室外度过的，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
贯穿这些讨论的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
苏格拉底说：“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他还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是神赐给雅典的礼物。神把他赐给雅典的目的，是要用这只牛虻来刺激这个国家，因为雅典好像一匹骏马，但由于肥大懒惰变得迟钝昏睡了，所以很需要有一只牛虻紧紧地叮着它，随时随地责备它、劝说它，使它能从昏睡中惊醒而焕发出精神。
苏格拉底把批评雅典看作神给他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感和由此而来的思考探索，便成为他生活与哲学实践的宗旨。他知道自己这样做会使许多人十分恼怒，要踩死这只牛虻，但神给自己的使命不可违，故冒死不辞。在此意义上，他自称是针砭时弊的神圣牛虻。
中年
40岁左右，他成了雅典的远近闻名的人物。他在雅典和当时的许多智者辩论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被认为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
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他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自己知道自己无知。许多有钱人家和穷人家的子弟常常聚集在他周围，向他请教，苏格拉底却常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他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智慧的，他的答复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者全无价值的，神并不是在说苏格拉底，他仅仅是用我的名字作为说明，像是在说，人们啊，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他以自己的无知而自豪，并认为人人都应承认自己的无知。
作为公民，他曾三次参军作战，当过重装步兵，在战争中表现得顽强勇敢，并不止一次在战斗中救助受了伤的士兵。此外，他还曾在雅典公民大会中担任过陪审官。

苏格拉底之死

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全球同时出现了三个轴心文化。它们的代表分别是：孔子（中国）、释迦摩尼（印度）以及苏格拉底（希腊）。轴心时代，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革命性时代，是哲学思想开始关注人，也是理性发扬光大的年代。

有意思的是，这三位代表不仅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还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他们的寿命都比较长；都没有著书立说，而是由弟子整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关注点都是人等等。至于为什么世界会几乎同时出现三大轴心文化？对于这一问题，至今各家说法不一，也成为一个“未解之谜”。

我们说回苏格拉底。如果你有幸看到苏格拉底的半身像，你会发现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相貌平平。他身材矮小，眼睛模糊，塌鼻子，秃顶大圆脸，显得笨拙而丑陋。但是外在的一切都不能影响他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行为展示了他所教导的一切美德：他是一个具有出色的自制、慷慨、高尚、节俭等品质的人，具有很大的忍耐力，需求极少。他整天“游手好闲”，频频和雅典市民进行交谈，向大家提出数不胜数的问题。苏格拉底说自己所知道的唯一事情，就是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为了使哲学变得真正有意义，他大声疾呼我们要认识自己！他没有著作，但却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苏格拉底对西方哲学史的整个发展产生了不可计算的影响。但是晚年，苏格拉底受到了自己城市的人民谴责，这一虚假的指控认为他宣扬无神论并腐化青年，他被判处死刑并喝下毒酒，终年80岁。

说苏格拉底是哲学的领袖，可能很多人并不十分认同。有人更愿意将这一殊荣给他的学生柏拉图，或者是前智者时期的哲学家，如泰勒斯，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等等。但是，请仔细想想，苏格拉底对于哲学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苏格拉底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并不是要构建一个哲学体系，而是要激发起人们对真理和美德的热爱，帮助人们正确思考，以便人们能够正确地生活。哲学，在苏格拉底早期，属于极少数哲学家的领域，是苏格拉底将哲学带入了人们的生活，是苏格拉底教会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是苏格拉底带领我们真正走进了理性的世界，也是苏格拉底给我们指引了生活的方向。

苏格拉底前期，怀疑论大行其道，没有真正的知识，没有真正的信仰。之前建立的哲学体系，在怀疑论面前轰然倒塌。想要重建哲学的大厦，苏格拉底认为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先要重新正确定义我们所使用的概念，这是一切的地基。然后我们还应当为我们的观点提供理由和证明，要思考而不是去猜测，用事实来证实我们的理论，并进行相应地修和纠正，最后得到一个满意的定义。

苏格拉底不是一个方法论哲学家，但是他在重新定义哲学概念的时候，有自己一套分析工具的，具体可以从一下五个方面辨别：

1，这一方法是怀疑的。这是源于苏格拉底称自己对于一切知识的无知，这也是追求知识不可缺少的第一步。

2，这一方法是谈话式的。这一方式就是通过苏格拉底不断地提问，让回答者自行得出关于真理的答案。苏格拉底坚信，尽管人们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存在着人们都能够赞同的真理，他要做的就是一个理智的助产士，来帮助催生人们的观点。

3，这一方法是关于概念和定义的。

4，这个方法是经验的或者归纳的，因为他是依据具体事例来对别人提出的定义进行批评。

5，这一方法是演绎的，因为该方法是通过引出某一定义含义，推演出它的结果来检验这一定义。这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通过这一方法，苏格拉底得出了很多结论。比如关于善。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美德，知识就是最高的善”“没有人能在缺少节制、勇敢、明智和正义的美德的情况下幸福。”因此要幸福，首先必须具备这些美德的知识。人在真正了解善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还会去选择恶的。等等这些概念的重新定义，为后来柏拉图的哲学体系铺平了道路。

苏格拉底没有自己的著作流传于世，而是由他的弟子柏拉图来整理的对话录。苏格拉底就是运用对话这一简单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激发人们的理性之光。

苏格拉底死后，人们对于他的伦理学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分歧，于是又分成了两大哲学流派，分别是由亚里斯提布斯建立的昔勒尼学派和安提斯泰尼建立的犬儒学派。

昔勒尼学派是一种单纯的量上的享乐主义，他们认为快乐是最高的善的学说后来被伊壁鸠鲁接受并加以修正。而犬儒学派提倡禁欲，并且人们应该回到自然状态中，拒绝文明的不自然，拒绝快乐。他们关于人应为了美德自身而美德的学说后来由斯多葛学派加以发展。

苏格拉底没有建立完整的哲学体系，这并不遗憾。点燃人们的理性之光，是苏格拉底的历史使命，他已经顺利完成。尽管他给后世留下了大量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但他也给我们打好了哲学的根基。接下来，就交给后人吧。作为苏格拉底最重要的学生，柏拉图接过了苏格拉底手中的火炬。他不仅发展了认识论，行为理论和和国家理论，而且还通过建立宇宙论重建了哲学的新体系。

人文主义在狭义上，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一，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民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的天国来否定尘世生活。
人文主义在广义上，是指欧洲开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

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公元前5世纪中叶产生于古希腊的智者运动，是人文精神的发生期；公元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是复兴发展期；17世纪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人文主义思想的成熟期。
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希腊产生的智者学派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观点，这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精神的最初体现和起源。与智者学派同时代的苏格拉底更重视人的伦理道德，追求人生的真谛。这些思想的形成，对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生，有着极重要的影响。
文艺复兴运动，是指欧洲，主要是意大利，从14世纪至16世纪的文化和思想的发展潮流，其特点是复兴被遗忘的古希腊与罗马的古典文化，而实际上是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萌芽，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反对宗教教义和中古时期的经院哲学，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
启蒙运动，是指欧洲资产阶级在17世纪至18世纪掀起的民主文化运动，启发人们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自由和个性发展等。这是人文主义思想的成熟时期，是资本主义萌芽期的一种先进思想，也是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能够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一种社会运动。

为什么中国的哲学探究之花未能结出西方那样的人文精神之果？为什么在17至18世纪欧洲兴起思想启蒙运动让科学和理性的阳光普照之时，中国仍处在封建专制的黑暗之中？
中国古代也具有睿智的哲人，在探索天人关系时，也有不少真知灼见，“道可道，非常道”。如老子、孔子、孟子等等，对人的道德提出了许多主张。象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孔子，就说过：“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作为孔子的孙儿，子思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在《中庸》里提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儒家把智、仁、勇这三种品质称为“君子道者三”，认为是一个品行高尚的君子必须具备的三种美德。5世纪中叶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也曾说过：“美德即智慧”。两者都看到人的美德与智慧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教化人与改善人。这就说明中西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是，由于二者所处的环境上的差异，同时二者的取向也存在差异：苏格拉底是寄期望于具有自觉道德人格和丰富知识技能的新人群的产生，由他们来改造现实秩序的不合理性，这实际上是要建立一种平民政治。而孔子则主张“学而优则仕”，将道德作为万能的政治手段，寄期望于通过对人心理的道德改造，恢复逝去的周王朝时的统治和生活秩序，即必然导致贵族政治。这种差异，预示着中西文化的分道扬镖。
中国自汉武帝至清朝，中国的统治阶级选取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剂以道。即是以儒家思想文饰政治，以法家思想支持政治，以道家思想调剂政治。故此，在17至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进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中国仍是封建专制的固步自封，也才有了“八国联军攻掠圆明园”。

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作用与意义，是在远古人类出于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创造了神和宗教并成为欧洲大地的主宰时，欧洲资产阶级的学者们进行了反思和探索，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和洞察宇宙，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日趋成熟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开始系统性的研究与论证“人”的价值。

我觉得怎么说，你都没有直观的感受，如果是应付考试的话，上面那个很好，如果你想真的了解这个答案的话，你还是去看看现在的欧洲国家，他们对于人的理解，以及对于人文所做的努力。

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三段论的学说。一个三段论就是一个包括
有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个部分的论证。三段论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其中每一种经院
学者都给起了一个名字。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称为“Barbara”①的那一种：
凡人都有死（大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
所以：苏格拉底有死（结论）。
或者：凡人都有死。
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人。
所以：所有的希腊人都有死。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区别上述的这两种形式，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错误。）
其他的形式是：没有一条鱼是有理性的，所有的沙鱼都是鱼，所以没有一条沙鱼是有理
性的。（这就叫做“celarent”②）
凡人都有理性，有些动物是人，所以有些动物是有理性的。（这就是叫做Darii”③）
没有一个希腊人是黑色的，有些人是希腊人，所以有些人不是黑色的。（这就叫做
“Eerio”①）
这四种就构成“第一格”；亚里士多德又增加了第二格和第三格，经院学者又增加
上了第四格。已经证明了后三格可以用各种办法都归结为第一格。
从一个单一的前提里可以做出几种推论来。从“有些人有死”，我们可以推论说
“有些有死的是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也可以从“凡人都有死”里面推论出
来。从：“没有一个神有死”，我们可以推论说“没有一个有死的是神”，但是从“有
些人不是希腊人”并不能得出来“有些希腊人不是人”。
除上述的这些推论而外，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后继者们又认为，一切演绎的推论如果
加以严格地叙述便都是三段论式的。把所有各种有效的三段论都摆出来，并且把提出来
的任何论证都化为三段论的形式，这样就应该可能避免一切的谬误了。
这一体系乃是形式逻辑的开端，并且就此而论则它既是重要的而又是值得赞美的。
但是作为形式逻辑的结局而不是作为形式逻辑的开端来考虑，它就要受到三种批评了：
（1）这一体系本身之内的形式的缺点。
（2）比起演绎论证的其他形式来，对于三段论式估价过高。
（3）对于演绎法之作为一种论证的形式估价过高。
关于这三种批评的每一种，我们都必须说几句话。
（1）形式的缺点让我们从下列的两个陈述开始：“苏格拉底是人”和“所有的希腊
人都是人”。我们有必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别来，这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所不
曾做到的。“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人”这一陈述通常被理解为蕴涵着：有希腊人存在；若
没有这一蕴涵则某些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就要无效了。例如：“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人，
所有的希腊人都是白色的，所以有些人是白色的”。如果有希腊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
则这个三段论便是有效的。但假如我要说：“所有的金山都是山，所有的金山都是金的，
所以有些山是金的”，我的结论就会是错误的了，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前提可以说都
是真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说得明白我们就必须把“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人”这一陈述分为
两个，一个是说“有希腊人存在”，另一个是说“如果有任何东西是一个希腊人，那么
它就是一个人”。后一陈述纯粹是假设的，它并不蕴涵着有希腊人的存在。这样，“所
有的希腊人都是人”这一陈述就比“苏格拉底是人”这一陈述，在形式上更为复杂得多。
“苏格拉底是人”以“苏格拉底”作为它的主词，但是“所有的希腊人是人”并不以
“所有的希腊人”作为它的主词；因为无论是在“有希腊人存在”这一陈述里，还是在
“如果有任何东西是一个希腊人，那么它就是一个人”这一陈述里，都并没有任何有关
“所有的希腊人”的东西。
这种纯形式的错误，是形而上学与认识论中许多错误的一个根源。让我们考察一下，
我们关于下列两个命题的知识的情形：“苏格拉底有死”和“凡人都有死”。为了要知
道“苏格拉底有死”的真实性，我们大多数人都满足于依靠见证；但是如果见证是可靠
的，则它就必然要把我们引回到某一个认得苏格拉底、并亲眼看到他死亡的人那儿去。
这个被人目睹的事实——苏格拉底的尸体——再加上这就叫作“苏格拉底”的那种知识，
便足以向我们保证苏格拉底的死。但是当谈到“所有的人都有死”的时候，情形就不同
了。我们有关这类普遍命题的知识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有时候它们仅仅是
文辞上的：“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人”之为我们所知，乃是因为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为
“一个希腊人”，除非那个东西是一个人。这类的普遍陈述可以从字典里得到肯定；但
它们除了告诉我们怎样用字而外，并没有告诉我们有关世界的任何东西。但是“所有的
人都有死”却并不属于这一类；一个不死的人在逻辑上并没有任何自相矛盾之处。我们
根据归纳法而相信这个命题，是因为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说一个人能活到（比如说）150岁
以上；但是这只能使这个命题成为或然的，而并不能成为确切无疑的。只要当有活人存
在的时候，它就不可能是确切无疑的。
形而上学的错误出自于假设“所有的人”是“所有的人都有死”的主词，与“苏格
拉底”是“苏格拉底有死”的主词，这两者有着同一的意义。它使人可能认为在某种意
义上，“所有的人”所指的与“苏格拉底”所指的是同一类的一种整体。这就使得亚里
士多德说，种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实质。亚里士多德很谨慎地在限定这一陈述，但是
他的弟子们，尤其是蒲尔斐利，却表现得没有这么细心。
由于这一错误亚里士多德便陷入了另一种错误，他以为一个谓语的谓语可以成为原
来主词的谓语。假设我说“苏格拉底是希腊人，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人”；亚里士多德便
以为“人”是“希腊人”的谓语，而“希腊人”又是“苏格拉底”的谓语，于是显然可
见“人”就是“苏格拉底”的谓语。但事实上，“人”并不是“希腊人”的谓语。名字
与谓语之间的区别，或者用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说也就是个体与共相之间的区别，就这样
被他抹煞了，这给哲学带来了多灾多难的后果。所造成的混乱之一就是，设想只具有一
个成员的类也就等于那一个成员。这就使人对于一这个数目不可能有一种正确的理论，
并且造成了无穷无尽的有关于“一”的坏形而上学。
（2）对于三段论式估价过高三段论式仅仅是演绎论证中的一种。数学完全是演绎的，
但在数学里面三段论几乎从来也不曾出现过。当然我们有可能把数学论证重行写成三段
论的形式，但是那就会成为非常矫揉造作的了，而且也并不会使之更能令人信服。以算
学为例：假设我买了价值四元六角三分钱的东西，付出了一张五元的钞票，那么应该找
给我多少钱呢？把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字写成三段论的形式便会是荒谬绝伦的了，而且还
会掩蔽了这一论证的真实性质。此外，在逻辑里面也有非三段论式的推论，例如：“马
是一种动物，所以马的头是一种动物的头”。事实上，有效的三段论仅只是有效的演绎
法的一部分，它对于其他的部分并没有逻辑的优先权。想赋予演绎法中的三段论以首要
地位的这种试图，就在有关数学推理的性质这个问题上把哲学家们引入了歧途。康德看
出了数学并不是三段论式的，便推论说数学使用了超逻辑的原则；然而他却认为超逻辑
的原则和逻辑的原则是同样确实可靠的。康德也象他的前人一样，由于尊崇亚里士多德
而被引入了歧途，尽管是在另一条不同的道路上。
（3）对于演绎法估计过高对于作为知识来源的演绎法，希腊人一般说来要比近代哲
学家赋给了它以更大的重要性。在这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要比柏拉图错误得更少一些；
他一再承认归纳法的重要性，并且他也相当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是怎样知道演绎法所必
须据之以出发的最初前提的？可是他也和其他的希腊人一样，在他的认识论里给予了演
绎法以不适当的重要地位。我们可以同意（比如说）史密斯先生是有死的，并且我们可
以很粗疏地说，我们之知道这一点乃是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有死。但是我们实际所
知道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死”；我们所知道的倒不如说是象“所有生于一百五十年
之前的人都有死，并且几乎所有生于一百年之前的人也都有死”这样的东西。这就是我
们认为史密斯先生也要死的理由。但是这种论证乃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归纳法不
象演绎法那样确切可信，它只提供了或然性而没有确切性；但是另一方面它却给了我们
以演绎法所不能给我们的新.知识。除了逻辑与纯粹数学而外，一切重要的推论全都是归
纳的而非演绎的；仅有的例外便是法律和神学，这两者的最初原则都得自于一种不许疑
问的条文，即法典或者圣书。除了探讨三段论式的《分析前篇》而外，亚里士多德另有
一些著作在哲学史上也有相当的重要性。其中之一就是《范畴篇》那个短期著作。新柏
拉图主义者蒲尔斐利给这部书写过一片注释，这片注释对于中世纪的哲学有很显著的影
响；但是目前还是让我们撇开蒲尔斐利而只限于谈亚里士多德。
“范畴”这个字——无论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还是在康德与黑格尔的著作里
——其确切涵意究竟指的是什么，我必须坦白承认我始终都不能理解。我自己并不相信
在哲学里面“范畴”这一名词是有用的，可以表示任何明确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有
十种范畴：即，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对
于“范畴”这一名词所提到的唯一定义就是：“每一个不是复合的用”——接着就是上
述的一串名单。这似乎是指凡是其意义并不是由别的字的意义所结合而成的每一个字，
都代表着一种实体或一种数量等等。但是并没有提到编排这十种范畴的名单所根据的是
一种什么原则。
“实体”首先就是既不能用以叙说主词而且也不出现于主词的东西。当一个事物尽
管不是主词的一部分，但没有主词就不能存在时，我们就说它是“出现于主词”。这里
所举的例子是出现于人心之中的一些文法知识，以及可以出现于物体的某一种白色。实
体，在上述的主要意义上，便是一个个体的物或人或动物。但是在次要的意义上，则一
个种或一个类——例如“人”或者“动物”——也可以叫作一个实体。这种次要的意义
似乎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到了后代作家们的手里，更为许多坏的形而上学大开方便之门。
《分析后期》大体上是探讨一个曾使得每一种演绎的理论都感到棘手的问题，那就
是：最初的前提是怎样得到的？既然演绎法必须从某个地点出发，我们就必须从某种未
经证明的东西而开始，而这种东西又必须是以证明以外的其他方式而为我们所知的。我
不准备详细阐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因为它有赖于本质这个概念。他说，一个定义就是
对于一件事物的本质性质的陈述。本质这一概念是自从亚里士多德以后直迄近代的各家
哲学里的一个核心部分。但是我的意见则认为它是一种糊涂不堪的概念，然而它的历史
重要性却需要我们对它谈几句话。
一件事物的“本质”看来就是指“它的那样一些性质，这些性质一经变化就不能不
丧失事物自身的同一性”。苏格拉底可以有时候愉悦，有时候悲哀；有时候健康，有时
候生病。既然他可以变化这些性质而又不失颇为苏格拉底，所以这些就不属于他的本质。
但是苏格拉底是人则应该认为是苏格拉底的本质的东西，尽管一个信仰灵魂轮回的毕达
哥拉斯派不会承认这一点。事实上，“本质”的问题乃是一个如何用字的问题。我们在
不同的情况下对于多少有所不同的事件使用了同一的名字，我们把它们认为是一个单一
的“事物”或“人”的许多不同的表现。然而事实上，这只是口头上的方便。因而苏格
拉底的“本质”就是由这样一些性质所组成的，缺乏了这些性质我们就不会使用“苏格
拉底”这个名字。这个问题纯粹是个语言学的问题：一个字可以有本质，但是一件事物
则不能有本质。
“实体”的概念也象“本质”的概念一样，是把纯属语言学上方便的东西转移到形
而上学上面来了。我们在描述世界的时候发现把某一些事情描写为“苏格拉底”一生中
的事件，把某一些其他的事情描写为“史密斯先生”一生中的事件，是很方便的事。这
就使我们想到“苏格拉底”或者“史密斯先生”是指某种经历了若干年代而持久不变的
东西，并且在某种方式下要比对他所发生的那些事件更为“坚固”、更为“真实”。如
果苏格拉底有病，我们就想苏格拉底在别的时候是健康的，所以苏格拉底的存在与他的
疾病无关；可是另一方面，疾病也必需某个人有病。但是虽然苏格拉底并不必须有病，
然而却必须有着某种东西出现于他，假如他要被人认为是存在的话。所以他实际上并不
比对他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更为“坚固”。“实体”若是认真加以考虑的话，实在是个不
可能避免种种困难的概念。实体被认为是某些性质的主体，而且又是某种与它自身的一
切性质都迥然不同的东西。但是当我们抽掉了这些性质而试图想象实体本身的时候，我
们就发现剩下来的便什么也没有了。再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个问题：区别一种实体与
另一种实体的是什么呢？那并不是性质的不同，因为按照关于实体的那种逻辑来说，性
质的不同要先假定有关的两种实体之间有着数目的差异。所以两种实体必须刚好是二，
而其本身又不能以任何方式加以区别。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发现它们是二呢？
事实上，“实体”仅仅是把事件聚集成堆的一种方便的方式而已。我们关于史密斯
先生能知道什么呢？当我们看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套颜色；当我们听他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听到一串声音。我们相信他也象我们一样地有思想和感情。但是离开了这些事件
而外，史密斯先生又是什么呢？那只是纯粹想象中的一个钩子罢了，各个事件就都被想
象为是挂在那上面的。但事实上它们并不需要有一个钩子，就象大地并不需要驮在一个
大象的背上一样。用地理区域做一个类比的话，任何人都能看出象（比如说）“法兰西”
这样一个字仅不过是语言学上的方便，在它的各个部分之外与之上并没有另一个东西是
叫做“法兰西”的。“史密斯先生”也是如此；它是一堆事件的一个集合名字。如果我
们把它当作是任何更多的东西，那么它就是指某种完全不可知的东西了，因此对于表现
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来说就并不是必需的。
“实体”一言以蔽之，就是由于把由主词和谓语所构成的语句结构转用到世界结构
上面来，而形成的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我的结论是：我们在这一章里所探讨过的亚里
士多德的学说乃是完全错误的，只有三段论式的形式理论是例外，而那又是无关重要的。
今天任何一个想学逻辑的人，假如要去念亚里士多德或者是他的哪一个弟子的话，那就
简直是在浪费时间了。可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还是表现了伟大的能力的，并且是
会对人类有用的，假如这些著作能在一个知识创造力仍然旺盛的时代里出世的话。然而
不幸的是，它们正是在希腊思想创造期的结束时才出世的，因而便被人当作是权威而接
受了下来。等到逻辑的创造性复兴起来的时候，两千年的统治地位已经使得亚里士多德
很难于推翻了。实际上在全部的近代史上，科学、逻辑与哲学每进一步都是冒着亚里士
多德弟子们的反对而争取来的。

我的理解，这里所有人都有死的主词应该是人，而不能包括所有，因为所有是对其进行限定的全称词，这一点从前面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人必须预设有希腊人存在可以看出来。
所有人都有死与苏格拉底有死不同。苏格拉底是个体，前文说到证明他死了必须有见证者，作为个体的死是可以被见证的，然而对于所有人这个称谓而言，它包括了活着的人，因为活着，所以不能被见证，这样，所有人都有死就不能被绝对肯定，所以这二者不是同一的，如果认为这二者是同一的，那么就是意味着承认了所有人与苏格拉底所指的是同一类的同一整体，也就导致了后面的问题。
就像后面说的，名字与谓语的区别，就形而上的语言说就是个体与共相的区别，苏格拉底是个体，而希腊人是共相，但是，人也是共相，而希腊人并不是个体，所以人不是希腊人的谓语。
以上只是我自己的理解。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ωκράτης，前469年—前399年）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他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

公元前399年6月的一个傍晚，雅典监狱中一位年届七旬的老人就要被处决了。只见他衣衫褴褛，散发赤足，而面容却镇定自若。打发走妻子、家属后，他与几个朋友侃侃而谈，似乎忘记了就要到来的处决。直到狱卒端了一杯毒汁进来，他才收住“话匣子”，接过杯子，一饮而尽。之后，他躺下来，微笑着对前来告别的朋友说，他曾吃过邻人的一只鸡，还没给钱，请替他偿还。说完，老人安详地闭上双眼，睡去了。这位老人就是大哲学家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Socrates, 前470—前399年），既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又是一位个性鲜明、从古至今被人毁誉不一的著名历史人物。他的父亲是石匠和雕刻匠，母亲是接生婆。

青少年时代，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手艺，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靠自学成了一名很有学问的人。他以传授知识为生，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许多有钱人家和穷人家的子弟常常聚集在他周围，跟他学习，向他请教。苏格拉底却常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室外度过的。他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战争、政治、友谊、艺术，伦理道德等等。他曾三次参战，当过重装步兵，不止一次在战斗中救助受了伤的士兵。40岁左右，他成了雅典的远近闻名的人物。

苏格拉底一生过着艰苦的生活。无论严寒酷署，他都穿着一件普通的单衣，经常不穿鞋，对吃饭也不讲究。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只是专心致志地做学问。

苏格拉底的学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他反对研究自然界，认为那是亵渎神灵的。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他的哲学主要研究探讨的是伦理道德问题。

苏格拉底经常和人辩论。辩论中他通过问答形式使对方纠正、放弃原来的错误观念并帮助人产生新思想。他从个别抽象出普遍的东西，采取讥讽、助产术、归纳、定义四个步骤。“讥讽”即通过不断追问，使对方自相矛盾，承认对此问题无知；“助产术”即帮助对方抛弃谬见，找到正确、普遍的东西，即帮助真理问世；“归纳”即从个别事物中找出共性，通过对个别的分析比较来寻找一般规律；“定义”即把单一的概念归到一般中去。

苏格拉底教学生也从不给他们现成的答案，而是用反问和反驳的方法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的思想影响。请看一个他和学生问答的有趣的例子。

学生：苏格拉底，请问什么是善行？

苏格拉底：盗窃、欺骗、把人当奴隶贩卖，这几种行为是善行还是恶行？

学生：是恶行。

苏格拉底：欺骗敌人是恶行吗？把俘虏来的敌人卖作奴隶是恶行吗？

学生：这是善行。不过，我说的是朋友而不是敌人。苏格拉底：照你说，盗窃对朋友是恶行。但是，如果朋友要自杀，你盗窃了他准备用来自杀的工具，这是恶行吗？学生：是善行。

苏格拉底：你说对朋友行骗是恶行，可是，在战争中，军队的统帅为了鼓舞士气，对士兵说，援军就要到了。但实际上并无援军，这种欺骗是恶行吗？

学生：这是善行。

这种教学方法有其可取之处，它可以启发人的思想，使人主动地去分析、思考问题、他用辩证的方法证明真理是具体的，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这一认识论在欧洲思想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

苏格拉底主张专家治国论，他认为各行各业，乃至国家政权都应该让经过训练，有知识才干的人来管理，而反对以抽签选举法实行的民主。他说：管理者不是那些握有权柄、以势欺人的入，不是那些由民众选举的人，而应该是那些懂得怎样管理的人。比方，一条船，应由熟悉航海的人驾驶；纺羊毛时，妇女应管理男子，因为她们精于此道，而男子则不懂。他还说，最优秀的人是能够胜任自己工作的人。精于农耕便是一个好农夫；精通医术的便是一个良医；精通政治的便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三十僭主的统治取代了民主政体。”三十僭主的头目克利提阿斯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据说，一次克利提阿斯把苏格拉底叫去，命令他带领四个人去逮捕一个富人，要霸占他的财产。苏格拉底拒不从命，拂袖而去。他不但敢于抵制克利提阿斯的非法命令，而且公开谴责其暴行。克利提阿斯恼怒地把他叫去，不准他再接近青年，警告他说：“你小心点，不要叫我们不得不再减少羊群中的一只羊。”苏格拉底对他根本就不予理睬，依旧我行我素。

后来，“三十僭王”的统治被推翻了，民主派重掌政权。有人控告他与克利提阿斯关系密切，反对民主政治，用邪说毒害青年。苏格拉底因此被捕入狱。按照雅典的法律，在法庭对被告叛决以前，被告有权提出一种不同于原告所要求的刑罚，以便法庭二者选其一。苏格拉底借此机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自称无罪，认为自己的言行不仅无罪可言，而且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结果，他被叛了死刑。在监狱关押期间，他的朋友们拚命劝他逃走，并买通了狱卒，制定了越狱计划，但他宁可死，也不肯违背自己的信仰。就这样，这位70岁的老人平静地离开了人间。

苏格拉底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一大批狂热的崇拜者和一大批激烈的反对者。他一生没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哲学史家往往把他作为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分水岭，将他之前的哲学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做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对后世的西方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苏格拉底名言警句录

认识你自己（know yourself）

我们的需要是越少，我们越近似上帝。

神灵为自己保留了那对于最为重要的东西的认识

想左右天下的人，须先能左右自己。

认识自己，方能认识人生。

美是难的

德性就是知识 或：美德即知识，愚昧是罪恶之源

无知即罪恶

别人为食而生存，我为生存而食。

智慧意味着自知无知

我平生只知道一件事，我为什么是那么无知。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快乐的猪，一种是痛苦的人。做痛苦的人，不做快乐的猪。

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去选择，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那一份。

男人活着全靠健忘，女人活着全靠牢记。

唯有理智最为可贵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并没有智慧，不论大的还是小的都没有。

教育是把我们的内心勾引出来的工具和方法

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不是告诉人们答案，而是向他们提问。

要想向我学知识，你必须先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就像你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一样。

思想应当诞生在学生的心里，教师仅仅应当像助产士那样办事。

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主要是如何让它发光。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

问题是接生婆，它能帮助新思想的诞生。

最优秀的人就是你自己

知道的越多，才知知道的越少。

我知道自己的无知，我知我无知。

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毫无价值的 或：一种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在多人之前，吾舌尤健。

暗恋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爱情

不要靠馈赠来获得一个朋友

告诉我你的朋友，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阳光、空气、水和笑容，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过得更幸福，唯有神知道。

我到处走动，没有做别的，只是要求你们，不分老少，不要只顾你们的肉体，而要保护你们的灵魂。

对哲学家来说，死是最后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它打开了通向真正知识的门。灵魂从肉体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终于实现了光明的天国的视觉境界。

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凡是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也算是懒！

人可以犯错，但是不可犯同一个错。

在你发怒的时候，要紧闭你的嘴，免得增加你的怒气。

如果我能忍受了自己的老婆，也就能忍受任何人了!

好的婚姻仅给你带来幸福，不好的婚姻则可使你成为一位哲学家。

没有人因为知道了善而不向善的

任何确实的实验都说明，任何一种生理或心理的疾病都能靠吃素和喝纯水而减轻病情。

我不只是雅典的公民，我也是世界的公民。

想起来，我还欠某人一只雄鸡未还。

苏格拉底具有朴实的语言和平凡的容貌，生就扁平的鼻子，肥厚的嘴唇，凸出的眼睛，笨拙而矮小的身体和神圣的思想。他在雅典大街上高谈阔论，到处向人们提出一些问题，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这样提问题的目的，苏格拉底说：“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

苏格拉底自己呢，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象一只猎犬一样追寻真理的足迹。”为了追求真理，苏格拉底不顾自己的利益、职业和家庭，他是个哲学的殉道者。他曾自问：什么是哲学？他自答： “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之死

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文明，这是一个星罗棋布于地中海地域的繁荣的希腊世界。古希腊精神，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自由。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民族匍匐在暴君专制的淫威下惶恐不安之时，古希腊人已经走上了自主自治因而自由的道路。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爱琴海周围，好似那中天歌唱的小鸟。古希腊文明的一个精品，是以万神之王宙斯的女儿智慧女神雅典娜之名命名，并尊其为城市保护神的雅典城邦。关于雅典城邦的故事记载，可谓是汗牛充栋。在雅典城建立后的数百年间，这座以智慧、勇敢和民主体制著称的城邦经历了无数的刀兵和天灾，却在智慧女神和说理女神的荫护下，始终屹立不倒。然而，在公元前399年，雅典城却开始走向了衰落了，而且是从精神上被彻底打败了，对手是一位年届七旬的老人，一位被称为“西方孔子”的哲人----苏格拉底，因为一场审判。

在雅典的荒烟蔓草里仿佛游荡着一个光辉的身影，苏格拉底，这个不死的灵魂在永不疲惫地捎带着神的圣谕，不住地向来去匆匆的人们发送着理性的光环。他是一个出身于雅典中产之家的公民，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婆。他出生在希波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刻，成长在伯里克利的盛世，当时正值智者从全希腊各地云集雅典，给民主制度雅典带来了许多新知和自由论辩的新风尚的时期。年轻的苏格拉底向著名的智者普罗泰哥拉和普罗第柯等人求教，讨论各种重要的社会人事和哲学的问题。他以一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通过他的教诲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产生了犬儒派等新学派，并通过他们一直影响到希腊化罗马时代。他貌不出众，但言谈话语富有魅力，他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公元前399年，他被人控告有罪，罪名主要是两项：不敬城邦所敬的诸神而引进了新神，并败坏了青年，结果被判刑。朋友们打算营救他逃离雅典，但他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必须遵守雅典的法律，因为他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他不能违背。苏格拉底认为虽然如果城邦的法律是不公正的，你就不必遵从它们，但是如果你违反了城邦的法律，你仍然必须服从惩罚。苏格拉底就正是丝毫不差地这样做的，他感到有一种服从城邦的合法权威和城邦法律的义务，所以他十分自觉地接受了死刑，在临终前仍同朋友们讨论哲学问题。在时间到来时，他安详地喝下了毒酒，用自己的生命和哲学报答了祖国城邦，终年69岁。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

苏格拉底的哲学是同他的生活实践融为一体的，而他个人的命运同雅典的命运是不可分的。他为了祖国追求善的理想，而他的祖国则用死刑酬答了他的贡献，成全了他的哲学。苏格拉底没有丝毫的激愤、畏惧或是悲哀，而是依旧用他智慧的语调诚挚地奉劝着一切。他明白他是神的使者，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他还有他生命未完成的部分，而死恰恰能给他一个完美的结局。

在古希腊,法律被视做城邦安全的基础，具有女神般的尊严，可以说是城邦真正的保护神。在此神灵的保护下，古希腊的城邦按法律治理，任何人的地位都不得高于法律。苏格拉底认为城邦的法律是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应该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只有遵守法律,才能使人民同心协力,使城邦强大无比，严守法律是人民幸福、城邦强大的根本保证,他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生命。

苏格拉底还认为，法律同城邦一样，都来源于神，是神定的原则。法律最初体现为自然法，自然法也就是自然规律，它纯粹是一种神的意志或神有意的安排。后来城邦颁布的法律称为人定法。虽然人定法不像自然法那样具有普遍性，而具有易变性，但是，由于人定法来源于自然法，人们接受和服从人定法的指导就意味着人们接受和服从自然法的约束，也就是服从神的意志。一个城邦的理想状态必须是人人从内心守法的状态,这既是苏格拉底一生的理想和信仰，也是他最后慷慨以身殉法的内在动力。

苏格拉底在被自己同胞不公正地判处死刑之时仍大谈“遵道德、重公义、法律至宝、法制为贵”，认为人生价值莫过于此，真算得上自由精神洋溢了。苏格拉底是位英雄，他意识到道德理想的力量，并自觉、自愿去实现它，即使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的死是个悲剧，悲剧在于冲突双方都有存在的理由，又不可调和。于是苏格拉底用自己的身躯托负起这个伟大的冲突，托负起自由人格的责任与使命。对苏格拉底而言，他的事业就是他的精神，自觉，自愿，自律从而自由的精神，通过他得到了光大。

苏格拉底热爱雅典城邦，他更不容许最神圣的理想有丝毫的被亵渎，因此，他毅然选择死亡。他并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更注重自己的灵魂，他相信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万事万物都是神有意识有目的的巧妙的安排。他没有背叛神，既然如此，死亡也就是神对他的召唤，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也许人们笑他，笑他天真，笑他顽固，执迷不悟，但是惟有那些真正洞察了他内心世界的人，才会为他的智慧与忠诚所折服:智慧是他看到并一直紧紧关注着的众人未曾察觉的美德，忠诚的是于他自己热爱的城邦，于他一生遵从的法律，于他永恒不变的理想追求。

《申辩篇》描绘了一幅明晰的图画：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头脑高超而不介意于世俗的成败，相信自己是为一个神圣的声音所引导，并且深信清明的思想乃是正确生活的最重要的条件。似乎没有任何疑问，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确是宣称自己被神论或者命运之神所引导的。那究竟是不是象基督徒所称之为良心的声音，还是那对苏格拉底来说乃是一个真正的声音，我们就无从知道了。

在哲学之前，荷马史诗是希腊最脍炙人口流传最广的文化思想宝库。它把英雄故事和富于人情味的诸神的活动交织一起，表现了希腊人的生活想象和世界观。实际上希腊的神灵多数来自西亚各国和埃及，希腊人从他们那里接受过来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改变，组织在自己的宇宙和人生的画卷之中。而大约和哲学出现的同时流行于希腊各地的奥尔菲神话传说和宗教教义，更以其灵魂转世与净化的基本思想，给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极其深刻巨大的影响。

苏格拉底的学说的确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他反对研究自然界，认为那是亵渎神灵的。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他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自己知道自己无知。他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智慧的，他的答复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者全无价值的，神并不是在说苏格拉底，他仅仅是用我的名字作为说明，像是在说，人们啊，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他以自己的无知而自豪，并认为人人都应承认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使者，任务就是整天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自己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贯穿这些讨论的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他还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是神赐给雅典的礼物。神把他赐给雅典的目的，是要用这只牛虻来刺激这个国家，因为雅典好象一匹骏马，但由于肥大懒惰变得迟钝昏睡了，所以很需要有一只牛虻紧紧地叮着它，随时随地责备它、劝说它，使它能从昏睡中惊醒而焕发出精神。苏格拉底把批评雅典看作神给他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感和由此而来的思考探索，便成为他生活与哲学实践的宗旨。他知道自己这样做会使许多人十分恼怒，要踩死这只牛虻，但神给自己的使命不可违，故冒死不辞。

苏格拉底确实主张了一个新神，他是道德善、智慧真的源泉：宇宙理性的神。这个宇宙理性神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追求—－真正的善—－的终极根据，人能有知识，是因为人得到了神的特别关爱，被赋予了神性的一部分，因而有了灵魂，有了爱智的心灵和理智。但是人应当明白，你所具有的那点灵魂同神的智慧是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个新的理性神的观念和关于人当“自知无知”的教导，就成了激发和推动人追求真知与批判不真不善、伪真伪善的强大力量。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最高的存在本体就是神，就是善，他的这个说法也是来自苏格拉底的。神的观念一直是希腊哲学的起源地和归宿，而希腊哲学在其发展中也不断改变和净化了人们原先的神观念，两方面是彼此互动的。作为一位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从敬畏神吸取了他变革哲学的智慧和力量。他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只牛虻，一个肩负着神的使命助人从善爱智的使者。这是他对神的敬畏虔诚，也是他对人的热爱鞭策。只有联系到他的神观念，我们才能认识他所主张的“自知无知”命题的深刻含义。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文化史上意义深远的事件,仿佛一则寓言,一个谜。他策划了自己的死亡方式，以一场浩大的审判，以法律正义的名义判处自己死刑，把自己生命的余烬，凝成一个死亡之谜，给后人留下了一道人文学科的“歌德巴赫猜想”。苏格拉底好像在为自己申辩,可是他又有意在死亡之中觅求真理,他的死仿佛是道德与法律的合谋。

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是因为他们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靠军事或政治的力量所成就的，而是透过理性，对人的生命作透彻的了解，从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雅典城并没有因为处死苏格拉底而重焕辉煌，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那些法官们在审判后的心路历程。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没办法面对和说服自己的良知了，他们的灵魂，将笼罩在那位老人孤独而顽强的身影下。苏格拉底去了，到他的神那里去了。“哪一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千年的步行者们越走越远，但是谁都无法从他们心中抹去这个虽然虚幻的名字――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圣徒和殉道者，至今，没有哪位哲学家像他那样痴迷于过一种正义的生活。他把一个人的生命充分活了出来，从他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获得启发，体认人生总是会面临各种遭遇，会有得意失意，即使面对不义时，都要坦然接受。更重要的是，人活在世界上，要把关注的重点由外在转向内在。苏格拉底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一大批狂热的崇拜者和一大批激烈的反对者。做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一生没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他为希腊哲学注入了强心剂，激起了无比汹涌澎湃的浪涛，余波甚至绵延至今。

苏格拉底的法律意识的确值得我们感动，曾经看过英国学者哈特的一些书籍，他把守法的动机分为两种，一种是出于自愿去接受和维护法律，并以法律规则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导，一种是通过观察或实践发现如果不遵守法律可能会受到惩罚，因而被迫服从法律。显然，持有前一种动机的人守法心态很坚决，即使面临困难或诱惑也会战胜之，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代价。而持有后一种动机的人，如果眼前能获得的非法利益远大于以后可能遭受的惩罚，他就会铤而走险去违反法律。

我们不难发现，多数中国人的守法动机属于第二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无需责怪中国人的素质低下，因为这是由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和历史造成的。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中，法律没有权威可言，有权威的是执掌法律的人。人们绝不敢天真地认为只要自己遵守法律就会一生平安。因此，在中国百姓的心中，法律也就不可能成为他们的行为规范，也就不可能形成哈特所说的第一种守法动机。中国人的很多法律心理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例如中国人认为法不责众，言外之意就是如果很多人都违法，我跟着违法，肯定不会受惩罚，但他不认为自己违法是错事。中国人也不把遵守法律看成是一件很光荣和很高尚的事，反而认为会钻法律的空子是聪明的表现。遇到讼案，就会有人通过私人关系寻求法官的帮助，希望赢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寄希望于法律的公正。所以在今天把“守法”作为我国公民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提出来，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能够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才能增强民众的守法意识，这将更加有利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我国加入WTO而带来的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的法律制度也越来越健全，公民的法律意识愈来愈增强，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对外交往更需要遵循法治的原则等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应当抓住机遇，通过一系列扎扎实实的工作，使守法切实成为人民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
两个苏格拉底
一：希腊苏格拉底，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出身于雅典城不远的一个石匠兼雕刻匠家庭，曾经自幼随父学艺，后来，当过兵，曾经三次参战。大约在40岁左右苏格拉底出了名，并进人五百人会议。大约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且宣传其他的新神，败坏青年”的罪名被判有死罪。在收监期间，他的朋友买通了狱卒，劝他逃走，但他决心服从国家的法律，拒不逃走。后来在狱中服毒受死终年7O岁。

苏格拉底一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性的著作，但他的影响却非常巨大。苏格拉底的学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上和地上的事物，它们的生存和毁灭，都是神特意安排的，因此研究自然界是渎神的，所以他本人集中精力研究论理道德问题。

苏格拉底倡导“知德合一”学说，他认为正确的行为来自正确的思想，美德基于知识，源于知识，没有知识便不能为善，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他认为，从怀疑自己的知识开始的自我认识是认识美德的来源。他常常爱说“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但是，在肯定理性认识的同时，他却否定感性认识的作用。苏格拉底在研究学问上有他自己的新方法，他通过问答的形式使对方纠正、放弃原来的错误观念并帮助他产生新思想。他善于从个别的东西中抽象出普遍的东西，他这种应用辩证方法证明真理的方法是具体的，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对欧洲的思想史有着极大的影响。在政治上，苏格拉底主张各行各业乃至国家政权都应该由经过训练，有知识有才干的人来管理，反对以抽签选举法实行的民主。

苏格拉底是生活于公元前469至前399年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靠教授学生知识和道德为生。他激烈反对唯物论哲学家研究客观世界发现其规律的做法，说这样做不能认识真理。认为事物所以这样是神有目的地安排，人只有从自己心里认识神才能认识真理。他不承认一般是从特殊中抽象而来，而把一般看成是先于而且高于特殊的东西。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的观点，从其寻求“一般”的方法出发，认为不但许多特殊之外有一般存在，而且对于任何一类特殊的东西来说也都有它的“一般”，他把这个一般叫做“理念”。据此他认为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理念的即永恒不变的真实世界，一个是我们所处的现实的变化无常的不真实世界，理念世界高于并且先于现实世界。这样，普遍的概念就变成了客观独立存在的“理念”，具体事物就成了不真实的理念的摹本和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