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杜为什么留在大陆

他的儿子胡祖望在美国学完机械工程就在美国发展了。子孙后代也都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学习、生活、工作现在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胡适我们上小学时就开始学习他的文章。胡适先生为新中国的白话文的发展和运用做出来巨大的贡献。还领导了比较就有进步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革新了人们的觉悟。也是当时大背景下必然的产物，带动了新中国的进步。

胡适先生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等方面都有造诣。也正是因为他的学识渊博，才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思想然后运用到我们自己的文化建设方面。我们的胡适先生虽然是知识渊博的新青年，受西方思想影响较大。但是他的妻子还是经过父母的媒妁之言。从这也可以看出我们的胡适先生虽然博学多识，但还是非常的孝顺的。大部分受到新思想熏陶的年轻人都是主张自由恋爱、婚姻自由的。

胡适的小儿子学习不太优秀。后来由于批判斗争他还写文章与父亲胡适划清界限，发文章批判他的父亲，后来卷入了批判的斗争中，最后胡思杜的结局是比较不好的。胡适先生的大儿子胡祖望，他是比较优秀的人，从小就学习成绩优秀，后来在中国大学就没读完，就去美国学机械工程。毕业后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定居美国，加入美国国籍。

胡适1917年在安徽与江冬秀完婚，两年后长子出生，取名“祖望”（又名“思祖”）是为了纪念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又一年，女儿素斐出生（有说为纪念昔日恋人陈衡哲，陈昵称莎菲），翌年，幼子思杜，出生在1921年12月17日，这天正好也是胡适的生日，取名“思杜”是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激之情。
胡适为国家奔忙，长子思祖经常跟在身边，幼子思杜经常跟在江冬秀身边，但是一般父母都喜爱最小的孩子，胡适也一样。在保存下来的胡适给胡思杜的信中就有许多父爱的语言，而且几乎每封信都有他催促儿子给自己写信的内容。
胡适“看见小三走路有点摇头摆耳的神气”，于是赶紧嘱咐妻子“叫他自己留心，不要养成这种不好看的样子”，又让她多给孩子钱，“买书的钱，是值得花的”。但他不是溺爱，他是为了儿子的全面发展：
不要单读旧书，英文要用功读；我盼望你好好的用功，也许我能接你出来上学。要用功学英文。要保重身体；你是有心学社会科学的，我看国外的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未必比清华、北大好。所以我劝你今年夏天早早去昆明，跟着舅舅（即数学家江泽涵）预备考清华、北大…… 但思杜并没有去西南联大，后来他也到美国读书了。思祖在美国读书，这时弟弟也想来，作为父亲的胡适当仁不让地为他们做牛马，“大儿子现在进了大学，每年要一千二百美金。我明年要是走了，我就得想法子去到什么用金子的地方，教一年书，替大儿子挣两年学费”。此外就是尽量减少开支，让思杜去了生活水平较低的美国中部。
胡思杜少年时候患有肺病，时读时辍，所以胡适专门请家教辅导两兄弟，其中有一个家庭教师,就是胡适的弟子，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罗尔纲。
罗尔纲当过小学教师，对付小孩子有一手，把两兄弟管教得服服帖帖的，其它老师教不了多久就要走人，罗尔纲一直教了五年，所以他对胡家也比较了解。在罗尔纲晚年著的《胡适琐记》中，有一章提到了胡思杜，说他从小就有进步思想，比较爱国热爱鲁迅等等，这是他在有意替胡思杜澄冤，有政治上的企图。当时的胡思杜只是小孩子，不可能有这么丰富的想法，他的举动应该归因于他生性比较活泼。胡思杜的堂兄胡恒立回忆他少年时，说他脸圆圆的，异常的活泼搞怪，常常妙语如珠，是大家的开心果。
胡思杜不怎么好读书，“善交朋友，好玩乐。”抗战开始后，胡适赴美任驻美大使，1939年胡祖望赴美到胡适母校康乃尔大学就读。胡思杜则随母亲避难上海，胡适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这位竹姓朋友写信给胡适：“小二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赶快注意。”
胡适青年时在上海堕落过一段时期，他怕幼子蹈他复辙，于是在1941年5月安排思杜赴美，进教会学校海勿浮学院就读。胡思杜在美国一直呆到1948年夏，他回国的原因据罗尔纲说是在美国染上了吃喝的恶习，被学校驱逐。胡适当时对这个儿子有一点恼火，所以胡思杜回国后，胡适的许多朋友替他介绍工作，都被胡适以不可胜任为理由而拒绝。后来胡适安排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里面也含有要他多读书长学问的用意。
胡适的家庭教育是相当开放的。“你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堂堂正正”除了人格独立，就是他从美国学来的个性主义，包括生活、思想、择业等等的完全自主。于是，择业，思祖学了航空机械，思杜学了社会科学，胡适都没有干预。
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胡适的两个儿子从小懂得礼节，生活俭朴。罗尔纲先生曾是胡思杜的家教，在他眼里，思杜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少年：论举止行为，对老保姆杨妈、在他家做杂役的小二，亲如家人，一点也没有阔少的架子；论天资，两天能看完《水浒传》，又唱得一口郝寿臣的好戏；论思想觉悟，小小年纪就“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是非分明”。
胡思杜于抗战胜利后返国，据说是被美国驱逐回来的。傅斯年后来读了胡思杜批判父亲的文章，气愤之余发表声明说他：“因失学之故，养成不读书的习惯，对于求学一事无任何兴趣，且心理上亦不无影响。然其为人，据我所知，尚属天性醇厚。后来适之先生在美期间，彼曾赴美就学，连续两个大学，均未毕业，并于适之先生回国后染上吃喝之习惯，遂于1948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 且说回国后，胡思杜被父亲安排在北平图书馆工作，那是读书的地方，他果然埋头读书。又过了些年，北大校长胡适随国民党出逃，也是他走得太匆忙，把思杜留下了（一说思杜坚持不走，要留下来迎接解放）。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开展“抢救运动”，用飞机空运出陷在北京的专家学者。胡适作为国际名人知名学者，排在被“抢救”的第一批。但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具体原因不明，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夫妇没法，留下一箱细软，乘傅作义安排的飞机飞南京，后赴美国，1958年定居台湾。直至老死，没能再见上幼子一面。 北京解放后，胡思杜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部学习。胡适当时被称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作为胡适的儿子，胡思杜背负着与生俱来的罪孽。但他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会，想要被新的政权肯定。于是他主动上交了胡适留下的一箱财物，并顺应要求，努力“改造”自已的思想，表现十分积极。他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叛》，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这一举动得到了上层的赞赏，使他得以在毕业后能够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历史。
胡思杜的文章说：胡适“对反动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做了‘白华’,他还盛赞‘白俄居留异土精神之可佩’”。“从阶级分析上”看，胡适是 “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并开列了这位“战犯”的种种罪状，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结合”、“甘心为美国服务”等。自然，胡适也不相信这是儿子的真心话，他只是平静地将剪报贴进日记中。胡适批注道：“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国青年》等刊物上转载，以此为契机，大陆方面兴起了第一轮胡适批判高潮。其间许多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如汤用彤、金岳霖、马大猷、朱光潜、梁思成等等，都写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场。
1954年，两个“小人物”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因为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到11月份风潮又向胡适卷来，当时文艺界的两个旗手周扬和郭沫若，秉承旨意，号召发动“马列共产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打倒“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当代孔子”胡适。
胡思杜以为与胡适划清界线，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无所扯绊的投入新社会去了。他显然低估了胡适影响力，也低估了新政府的决心。新政府认为他是有罪的，那么这个罪至死方休。
这场批判风潮持续了十个月，范围广力度大，彻底的把胡适批透了，以至于“胡适话题”变得不新鲜，在文革里人们也懒得抓这根辫子。胡思杜是“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压力可知。
胡思杜生命最后几年唯一的亲人是他远房堂兄胡思孟，其他亲戚如堂兄胡恒立，舅父江泽涵等，身份都是党员干部。胡思杜怕连累他们，不常往来，而胡思孟是个工人，目不识丁，没什么好怕的（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为“黑帮分子”）。
因为成分不好，胡思杜一直没交上女朋友，三十好几的人单身度日，他一直努力工作，尽量乐观，以为会得到新社会的容纳，但却一直是二等公民。 他一直想入共产党，到了1957年，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认为贡献的机会来了，就积极主动的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没想到这只是“引蛇出洞”，一昔风去突变，他被打成了“右派”。他终于承受不了打击，在1957年9月21日，这一天夜晚，绝望中他上吊自杀了。
留下一封遗书给胡思孟，满纸辛酸：“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引胡思孟口述）
胡思孟赶到他所在单位的时候，看见大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批他的，也有批胡适的。胡思孟把胡思杜埋在郊外空地上，立了个小木牌，如今已经找不到了。
他遗有一封遗书，是给堂兄的，上面写有“工作，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等，看来是嘱咐其堂兄的。那年他不过36岁，而且还是单身。
1958年3月，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他从“泛亚社”香港来电获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5月，当胡适正在台湾作完关于五四的广播时，在5月4日这一天，也是从“泛亚社”香港来电传出思杜“去年八月自缢身死”的消息。
对此，胡适将信将疑；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遽死。
胡适、江冬秀至死也都不愿相信思杜已死，在胡适的葬礼上，江冬秀问思祖：“思杜儿也知道你父亲的死讯吗？”思祖想了想，对母亲说：“他已先于父亲离世了。”江冬秀大吃一惊，问思祖消息出处，思祖答是从美国听中国内地来人讲的，他怕父母伤心，一直也没有报告给他们。江冬秀听到噩耗，昏了过去。
1980年11月，也就是胡思杜死后23年后，他被组织上重新审查，以错划为右派平反昭雪——一个时代的悲剧，应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