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什么要抑商，他们不知道把土地分给三分之一的人，其他人从事工商业这样对国家好处更大吗

事实上，重农抑商是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变法之前并无重农抑商之说，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商朝，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商业最繁荣的王朝之一，商人之所以叫商人，就是因为商朝，商人之所以是商人，就是因为商业。要想了解古代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就得从商鞅变法开始了解。

商鞅变法的很多内容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比如郡县制，比如军功爵位制，再比如重农抑商，商鞅变法的目的是让秦国变成强国，强国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武力强，二是经济好。而抑商重农就属于经济方面的改革，秦国的强大成在商鞅，其实也败在商鞅，商鞅的变法对于秦国成为强国有着莫大直接而粗暴的作用，同时也有大量的副作用，比如说重农抑商。

商鞅所谓重农抑商的做法就是鼓励农民开荒种地，生产粮食，奖励耕地和织布，可以免除农民的赋税，而对商人征收重税，大力打压。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大力生产粮食和衣物，因为：民以食为天，民以衣为地。

军功爵位制极大的激发了秦军打仗的积极性，这是软实力；奖励耕地和织布极大的保证了战争的后勤供应，这是硬实力；打仗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和衣物，没有粮食和衣食就不能进行战争，商鞅就靠这把秦国打造成一部残酷的战争机器，甚至所有变法内容都是围绕着如何把秦国这部战争机器延续下去。

在商鞅那个时代，生产力极度低下，为了让农民能够安心种地，商鞅规定了百姓不能随意迁移，为了让农民除了种地不干别的，商鞅大力打击商人，为了农民增收粮食产量，商鞅规定百姓成家后必须分家，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粮食。

在商鞅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阶层只有四个阶层，分别是：士、农、工、商，商人是排在社会低层的，士是统治阶层，包括各类诸侯王、卿大夫、士，农就是农民，工是小手工业者，比如铁匠，工匠，商就是商人。

四个阶层中，商人是不产生任何价值的，商人也是不生产任何产品的，他们只是利用产品的差价而赚取大量的金钱，相对于农民来说，商人所从事的工作要轻松得多，如果政府不人为控制和打压商业的话，那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业生产就没有人来干，没人种地和织布，就不会有粮食和衣物供应，战争就无法进行。

这也是古代之所以抑商重农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古代数千年封建社会中，大多都继承了商鞅变法中关于重农抑商的思想，古代生产力极其低下，任何商品都是极度短缺的，尤其是粮食和衣物，在以物易物的年代，钱的作用是远远不如实物重要。

钱只有在流通才能产生价值，钱（货币）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实物价值，充当以物易物的媒介，但是在政府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钱的流通是不容易的，或者是钱的流通是受压的。钱一旦受到打压，就比较难流通，没有流通就买不到实物，甚至大多数时候，尤其是粮食短缺的时候，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因为粮食是生产出来的，而且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产量极其不稳定，而钱的生产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只要有金属就能生产。

学过经济学就会知道，物以稀为贵，如果把钱购买粮食当成一种交易，就能发现，粮食产量会时高时低，而且还会颗粒无收，但钱不会，钱永远都比生产粮食稳定，而且也不会短缺，这样的话，粮食就会以稀少而珍贵，反之，钱的价值甚至不如实物。

说的简单点，意思就是有钱也难买到粮食。钱是个好东西，但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东西，必须得强制一部分从事生产，生产出各种东西和实物，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物资极其丰富之后，钱的作用就成几何级数的增加，不过那已经是重农不抑商的社会了，比如说唐朝和宋朝。

中国重农抑商的国策从秦朝时就确立了，而确立重农抑商国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重农”十分好理解，毕竟没有人种地，国家就没有粮食吃。那为为什么要“抑商”呢？原因就是为了“重农”跟“重战”。如果一个国家的商业过于发达，那么百姓就会都去搞商业，农民和士兵就没有人愿意去干。如果一个国家商业氛围过浓，那么百姓就会不听朝廷号令，商业寡头就会跟国家争权夺利。

《商君书》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

上面这段话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世上最苦的工作是当农民，最危险的工作是当士兵。要让百姓去做最苦的工作，干最危险的事，国家就要讲求策略。人的本性是这样的，活着就要追求利益，死了则考虑身后名声。人民的名利从何而来，国家必须要好好思考。利益从种地而来，那么百姓争当农民；名誉从战功而来，那么百姓人人都是敢死之士。

秦国变法后，以“农战”为中心，全国围绕着农耕与战争转，为此专门颁布了《垦草令》、《农耕爵》、《军功爵》等法律。俗说话“惩恶才能扬善”，为了确保人民人人都志心于农耕和作战，就需要打压五类社会蛀虫。一方面提高农民、士兵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另一方面打击以商人为主的蛀虫，双管齐下自然能更好的推行农战国策。

《商君书》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

上面一段话翻译今天的话来说：使用儒家的空谈游说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轻视君主。重用那些隐逸之士，那么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重用勇士侠客，民众就会争强好胜不守法。手工业者被任用，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赢利，那么民众就会依靠他们而议论君主。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选用，那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

由此可见古代为了保证百姓专心于农业和军争，就必须打压商人，否则百姓就不会去干最辛苦的事（务农），做最危险的工作（打仗）。那么重农与重商可否同时发展了，商鞅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不能！

《商君书》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国必削至亡。金一两生于竟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内，金一两死于竟外。国好生金于竟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

上面的话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重农则不能重商，重商那么农业必定不兴旺。农业艰辛，从事农业的的人多，买粮食的人少，那么农农就会吃亏，商人就会赚农民的血汗钱，长此以往国家必定穷弱至灭亡。国内发展商业一成，那么农业就会削弱十二成；国内发展十二成农业，那么可以从国外赚一成商业回来。如果一个国家喜欢发展商业，那么商业、农业两败，国家穷弱至亡。如果一个国家喜欢发展农业，那么国内商业、农业两兴，国家必定强大。

韩非子更是直接尖锐的指出：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也就是说：国家富靠农民，国家强靠士兵，但是国君平时看重儒生，冷待农战之士，豢养门客侠士。如此作法，想将国家治理得强大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厚待儒士侠客，国家有难时派农民、士兵上阵，平时获得利益的人在战时没用处，战时上阵的却在平时却没有获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