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近代中国的传教士

如果传教士是传授善的一面，有何不可？如果传教士传授是邪恶的，你可以拒绝，甚至赶他回老家。

在适当的，国家认可的地点进行传播就不是犯法行为。

首先，我们要记住，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个人也好，民族也罢，不能活在过去，更不能活在仇恨当中，否则，不但伤害别人，更加伤害自己。十二因缘明生死由来，有爱就有取，有取就有有，有有就有生，有生就有灭，憎爱之心不灭，轮回没有休止。行忍辱之人，现在心尚不可得，不为凡愚所惑，不为众怨所挠，不为魔外所诳，知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缘起性空，实不可得。故何可以过去梦幻因缘而自缠绕，自生烦恼，自堕生死。

其次，佛法明因果，除幻术所现，一切世间事，无非是因果。部分传教士自行堕落，为侵略服务，其必恶有恶报。而据其前因，无非我国之众生，有负于彼，所谓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既明乎此，我们就不能有仇恨之心，否则冤冤相报，互相残杀，何时得了。有智之人，当行仁恕，不念旧恶，有智国君，当以德治国，教化天下。

再次，我们虽然不可仇恨，但不等于我们要将这个历史抹杀。如楞严经所|”忆忘如一“。如古人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个历史提醒我们，要奋发图强，要经济,文化，道德建设两手抓，自立于天下。同时发展弘扬佛教等优秀传统文化，增强自我免疫能力，则无国可欺，无国可惑矣。一些邪教、外道之所以可以诳惑部分群众，与我们缺乏正信的教育，正法弘扬不力也是不无关系的。心怀天下苍生福祉的有志者，当于此举国上下共建和谐，中央提出以法治国，且以法治国以”以德治国“为本，”以德治国"需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伟大的时代，奋发有为，无为而无不为，为国为民，不惜身命，始不忘佛在楞严经中的教导“头目脑髓，与众生共，不将如来不了义说，回为己解，以误初学”，也不忘佛在华严经中的教导"欲为诸佛之龙象，先为众生之马牛“

最后，我们对于传教士之协助侵略行为，似也不能视为全部传教士所为，或也有个别只是宗教行为（此为个人观点，无历史资料证明）。佛法中道，不触左，不触右，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不片面不极端，不一刀切。然而我们要记住，正如佛要求我们要自依止，法依止，不异依止。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必须自己强大，才能立于民族之林。同时， 我们要以史为鉴，以经为师，牢记楞严经开示的，对一类”诈现良善，内怀奸欺“的邪恶行径，要始终保持警惕，这样才是防非止恶，慈悲自他，自度度他。

事物都是两个方面的，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也是如此。
早在唐代就有基督教（以景教的形式）传入中国，但是传播的范围和信众有限。直至在18世纪以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都是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下进行的。
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北京，开始研习儒家文明，并穿起士大夫服饰，向中国人介绍记忆术、地图、天文等西方技术，开始一场天主教“华化”尝试。此举引发了传教史上“中国礼仪之争”。结果招致清政府严厉限制传教士活动。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传教士随着船坚炮利的军事入侵扩大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势力,并力图渗透到中国的政治、司法、军事和文化等领域。以往论者多认为西方传教士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在政治上制造分裂,实为推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一支重要方面军。
但是,单就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文化活动而论,应该说客观上有利于中西文化的交流的。西方文明的成果最初也是随着传教活动进入中国，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文化交流的窗户。
早几年我在秦岭深山的一个偏僻小村落中，竟然看见了一个古老的天主教堂，在那个年代一个西方传教士，背井离乡来到中国政治文化遗忘的小角落，开办了一所类似幼儿园和小学的“启婴堂”，为孩子们传授当时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启蒙知识，为山民们打开了通往文明的小窗户。在他的传教生涯中并没有勾结官府、强制入会、强买土地等种种“恶行”，他为了践行自己的信仰、传播文明的火种，把自己的半生奉献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坳里，最终长眠在这里，伫立在他的墓地（当地山民自发的给他修的）前，你只可能有一种情绪，那就是感动。

第一，传教士带来的也是一些新鲜的东西，正当的宗教传播无可厚非，不要反人类反社会
第二，有信仰是好事
第三，人类进步与宗教关系密切
第四，统治者需要就是好的

传教士在早期中国的历史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例如在新航路开辟时期，也就是中国明清时期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近代科学制品，还有大量的近代地理知识，《万国坤舆图》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清末民国创立之前，传教士为中国的反封建做出了贡献，比如为中国维新派民主人士提供避难所，康有为和梁启超就受到了他们的恩惠，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发展。但是，后期传教士也带来了弊端，例如在鸦片战争中，他们成为了列强的探子，利用特殊身份进行间谍活动，并强行推行基督教，与中国百姓发生冲突，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精神鸦片！侵略的帮凶。刺探军情。